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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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金融生态;生态风险评价;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能值分析

Abstract:Aimed to deepen the study on the financial ecology,we set definition of the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ical risk according to the ecology theory about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ERA)for the first time,analyz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t and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risk and also the financial ecology assessment,and discuss its assessment principle and methods. With the hope of decrease in its description difficulty,we further establish the simplified assessment framework and corresponding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dices and employ advanced emergy analysis theory from the ecology to depict total development quality of the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y and to boost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nancial practice.

Key Words:financial ecology,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ERA),the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ical risk,assessment indices,emergy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3-0018-05

开展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是对区域金融生态乃至金融生态的深化研究,是金融生态观念在金融发展实践应用层面的必然要求。解决了金融生态风险评价问题,才能更好地指导人们如何理解、使用和评价金融生态思维模式与管理模式。本文提出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概念,并借助生态风险评价(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ERA)理论,通过对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界定,探讨其评价方法。

一、文献综述

从白钦先2001年首先提出“金融生态环境”,到周小川2004年提出“金融生态”,国内金融理论界和金融实业界普遍开展了金融生态本质、金融生态环境评价、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以金融生态为理念的金融发展模式。其中,徐诺金(2005),苏宁(2005),林永军(2005),谢太峰(2006),曾建中(2007)等分别多角度阐述了独到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认为,金融生态是影响金融发展的、由金融内外环境共同构成又相互作用、具有生态特征(依存性、竞争性、进化性、动态平衡性)的大金融环境,从而形成了金融生态的广义概念。

不难发现,金融生态具有宏观层面的涵义,有利于金融业的宏观调控、整体进步以及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毕竟各地区、各领域发展千差万别,这时,如果笼统提及金融生态,难免空洞、缺乏可操作性。为此,区域金融生态概念应运而生,它在继承金融生态总体特征的基础上,较多地突出了区域发展的特殊性。张智峰、陈鑫(2005)阐述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基础,证明金融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环境金融的协调发展是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汪祖杰、吴江区(2006)提出了区域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及其计量模型的构建方法。刘煜辉(2007),李扬、王国刚、刘煜辉(2005)等根据城市的经济基础、企业诚信、金融发展、司法环境、政府诚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中介服务发展、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构成一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以这些方面为投入,以城市金融生态现实表征为产出,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得到了对50个大中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6)等也各自根据特定区域的实际提出了评价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方法。

然而,还要看到,与金融生态有关的风险即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还没有进入人们研究的重点范围,它和传统的金融风险以及金融生态评价有何联系,以及如何评价,相应的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目标将主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展开。

二、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界定

(一)区域生态风险及其评估

1. 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ER)指一个种群、生态系统或整个景观的正常功能受外界胁迫,从而在目前和将来减小该系统健康、生产力、遗传结构、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一种状况。二十世纪9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Joshua Lipton等提出了一套规范化的生态评估框架,被普遍接受。因为它把生态风险的最终受体不仅定义为人类自己,而且包括生命系统的各个组建水平(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乃至景观),并且考虑了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组建水平的生态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即风险级联)。

同样,可比照生态风险与生态风险评估的定义来描述区域生态风险与区域生态风险评估,只不过要注意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所涉及的风险源以及评价受体等都在区域内具有空间异质性(即参与评价的风险源和其危害的作用结果在区域内的不同地点可能是不同的),因而比一般生态风险评价更复杂。

2. 生态风险评估(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ERA)指受一个或多个胁迫因素影响后,对不利的生态后果出现的可能性进行的评估。美国环保局(EPA)在1992年对生态风险评价作了定义,即生态风险评价是评估由于一种或多种外界因素导致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不利生态影响的过程。其目的是帮助环境管理部门了解和预测外界生态影响因素和生态后果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环境决策的制定。生态风险评价被认为能够用来预测未来的生态不利影响或评估因过去某种因素导致生态变化的可能性。生态风险评价基于两种因素:后果特征以及暴露特征。主要进行三个阶段的风险评价:问题的提出、问题分析和风险表征。

(二)区域金融生态风险

根据生态学对生态风险的界定,可将区域金融生态风险定义如下:

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是考虑区域范围内,由于外部干扰或内部变化而导致的金融生态平衡被破坏所带来的金融机构、金融头寸的损失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环境的恶性变化。它同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以及金融生态评价有着联系和区别。

同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相比有如下共同特征:

1. 不确定性,即人们事先难以准确预料危害性事件是否会发生以及发生的时间、地点、强度和范围,最多具有这些事件先前发生的概率信息,从而根据这些信息去推断和预测区域金融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风险类型和大小。

2. 危害性,即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所关注的事件是灾害性事件,而危害性是指这些事件发生后的作用效果对风险承受者(这里指生态系统及其组分)具有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将有可能导致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伤,区域金融生态系统内个体多样性的减少、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及其机制的改变等。

3. 客观性,即区域金融生态系统不是封闭的和静止不变的,它必然会受诸多具有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因素的影响,也就必然存在风险。

(三)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独特性

区域金融生态风险与传统意义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不同点。金融风险只强调某个金融机构或某个金融头寸的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而生态风险则通盘考虑了各个组建水平(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乃至景观),并且考虑了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组建水平的生态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对整个生态系统受到危害或损失的衡量。具体体现为:

首先,区域金融生态风险强调区域金融生态平衡被破坏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宽泛的,既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营安全甚至区域金融体系的安全和金融头寸的损失,又包括与金融生态平衡相比较而显现出来的金融环境的恶性变化,如信用环境恶化、金融法律制度弱化、金融市场体制和机制出现短期不适应、所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由此表现出来的非良性变化,等等。总之,和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相比,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既考虑了可直接货币化的价值损失,又考虑了与金融生态平衡相关的一切方面。这就要求理解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既要了解通常“风险”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又要了解其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性,即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的目的是评价具有危害和不确定性事件对生态系统及其组分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分析和表征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时应体现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变化和功能移位。

这一点与通常经济学意义上的风险评价不同。在经济学意义上,通常将风险用经济损失来表示,但针对区域金融生态系统所作的风险评价是不可以将风险值用简单的物质或经济损失来表示的。由于金融环境的恶化而带来了具有某种功能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甚至是社会信用水平的缺失,由此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因此,分析和表征区域金融生态风险一定要与生态系统自身的结构和功能相结合,以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变化为主要依据。这也就决定了区域金融生态风险不可能完全实现定量化分析。

其次,区域金融生态风险发生的因素即风险源来自与外部和内部,或者兼而有之。外部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法律法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力等方面的变化,内部因素主要有金融体系突发事件、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自身变化等。

最后,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受体即风险承受者不一定是区域内的金融体系。比如,由于区域内信用环境恶化,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多,进而又影响金融机构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创。显然,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能够从整体上把握金融生态系统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从风险衡量和控制角度来看,存在系统筹划和优化问题,即为了降低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总量,要在系统内部之间进行收益和损失的权衡,所以,借助一些科学的分析方法,如区域生态经济学理论和方法、金融生态的系统论方法,并可进一步利用生态学处理生态风险时的线性规划。

(四)同金融生态评价的比较

现有金融生态评价大多数采用层次分析方法来研究金融生态的结构与质量,得到的结论主要体现为表征金融生态质量的系数或分值,是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层级评价,从而判断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但是,这种评价方法只是定性分析,并没有指出金融生态环境的风险值或者损失。而在这里提出的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是一个定量指标,是从价值角度来考虑的。它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种定量分析区域金融生态价值损失的思路和估计方法,因而具有较高的适用性。

三、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评价

(一)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评价原则

由于同传统金融风险相比,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度量范围和方法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评价方法也将发生相应变动。概括起来,这些变动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强调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定性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金融生态涉及金融运营的内外各方面,单纯用数据是不能直接和完全来描述这些方面的变化的。比如,不像经济总量可用数据直观表示那样,金融生态的内部调节机制、外部适应机制等质量就不能完全靠数据来表示其好坏的程度。

2. 除了继续使用概率论、随机过程等描述方法外,还要借助于其它技术和方法来完善。在衡量传统金融风险时,概率论、随机过程知识较好地描述了未来收益不确定性和动态变化过程,但从金融生态的复杂性来看,仍需要其它学科知识来补充和完善。这时,系统论可以很好地揭示金融生态内部各子系统及其之间的运动规律和相互作用与联系,从而从深层次衡量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优劣和价值损益;规划理论则在要求金融生态系统、某子系统、某组分满足一定约束的情况下,寻求达到金融生态发展的最优目标,充分体现出运筹学的优势。

3. 考虑到在区域尺度内,金融生态的风险源以及评价受体具有空间异质性,因而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风险评价的难度。这时,应该采取一定方法来克服这种复杂性。

(二)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评价方法

可参照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论基础,对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进行相应的刻画。

一般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基于风险度量的基本公式:

(1)式中,R为灾难或事故的风险,P为灾难或事故发生的概率,D为灾难或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

因此,对于一个特定的灾害或事故x,它的风险可以表示为:

对于一组灾害或事故,风险可表示为:

在有些情况下,灾害或事故可能被认为是连续的作用,它的概率和影响都随x而变化,则这种风险是一种积分形式,可表示为:

在(2)―(4)式中,x为一定类型的灾害或事故,P(x)为灾害或事故发生的概率,D(x)为灾害或事故造成的损失。

在这里,考虑到区域金融生态的结构复杂性和空间异质性,需要对公式(4)进行修正,以使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能够充分反映这些特性,这时有:

(5)式中,系数表示区域金融生态的结构复杂性,显然,不会小于1,具体取值情况可依据实践经验决定,这时需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关的信息和数据资料,掌握各种干扰对风险受体的作用机理,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同时,也要考虑综合效应,即不同的干扰及其影响之间的相关性,有时这些干扰及其影响之间会呈现出不同的作用关系,或者相互抵消,或者相互增强; 表示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空间异质性,其取值应具体分析所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结构及其特殊性,依对风险的抗冲击强度而定。一般来讲,若某地区对风险的抗冲击强度越大,则取值就越小。

就理论而言,利用公式(5)就可较完整地刻画和衡量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大小。但是,也要注意到,在公式(5)中,往往不知道未来将有多少金融灾害或事故发生,并且,其发生的概率也不容易确定,因此,直接利用公式(5)计算区域金融生态风险就非常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尤其是在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前景不明朗、社会信用环境较差等情况下。

鉴于此,需要简化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评价方法并建立相应的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以便降低评价难度。

(三)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的简化框架―指标体系

主要从区域金融生态的构成角度来分析,并针对金融体系内部风险、金融体系与外部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区域金融生态整体发展质量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 金融体系内部风险评价指标。可参照传统金融风险的衡量方法,采用波动率、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VaR(Value at Risk)等分析某个金融头寸或某个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并且这几种衡量方法各自存在发挥优势的场合。如,VaR的出现不仅被各种金融机构总裁、公司财务主管和基金经理们广泛地应用,而且,来自金融监管机构的要求也促使VaR得到更进一步地推广。

2. 金融体系与外部相互作用关系―均衡发展状态的风险评价指标。由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不仅受到内部各子系统及其相互之间作用关系的影响,而且来自外部诸如社会、经济及其部门(政府、企业、个人)等其它方面的变化也将十分重要地影响金融体系的发展,这也是金融生态的本质要求。

对于这部分评价指标,应着重体现金融体系与外部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均衡关系及其动态变化,并反映这种变化的程度和状态。可用以参考的指标应选择相互关系、依存度与和谐性、稳定性、适应性等两方面的可量化或可定性分析的指标,以及相应的评判原则和方法。甚至,还可以利用目前比较流行的连接函数(copula)技术来分析金融体系与外部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变化形态。

3.区域金融生态整体发展质量的风险评价指标。可借助于生态学中的能值分析理论。能值(Emergy)是研究生态系统自组织过程的重要目标函数,通过对生态系统能量―价值过程的分析,为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在应用上从不同的角度表现生态系统功能,两者的互补关系受到了生态学家的关注,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

能值分析法认为,地球上的各种能量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太阳能,任何资源都包含着一定的太阳能,因此可将一个区域(如国家、地区、企业等)内不同种类、不同量纲的资源统一转换为太阳能值进行比较分析。这需要以太阳能值转换率为中介,计算区域内各种资源的能值及总能值。计算公式为:

(6)式中, 、分别为第i种资源的总能量和能值, 为第i种资源的太阳能值转换率(以单位资源的能量中所含的太阳能值确定),为区域内各种资源的总能值。

基于上面能值分析理论,金融生态的能值分析就是以能值为基准,把金融生态系统中不同种类、不可比较的能量转换成同一标准的能值来衡量和分析,从中评价其在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综合分析系统中各种金融生态流(能物流、货币流、信息流等),得出一系列能值综合指标(Emergy Indices),定量分析系统的结构功能特征与生态经济效益。那么,进一步基于金融生态系统能值的变化(如波动率),可设计出金融生态整体发展质量的风险评价指标。

四、结论

本文借鉴生态学关于生态风险的评价理论,提出了区域金融生态风险的定义,探讨了评价原则和方法,并建立了简化的评价框架和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进一步利用生态学前沿研究成果―能值分析理论,评估区域金融生态整体发展质量。区域金融生态风险方法主要侧重基于价值损失的定量分析,并同传统的金融风险概念以及金融生态评价方法存在着联系和区别。但是,这种方法仍存在着一定局限性,如基于自然学和经济学的实质区别,以能值分析为基础的评价方法存在较多问题,需要在完善区域金融生态风险评价的能值理论和各种反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指标的能值计算技术方面下功夫。尽管如此,该方法的提出仍具有理论意义,并且上述问题的突破性解决,将进一步促进该评价方法的深入研究,并将成为下步研究的方向和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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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生态风险评价；水源地；生态风险因子；黄河新城桥段

中图分类号：FX8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078-04

生态风险是指生态系统及其组分所承受的风险。是一个种群、生态系统或整个景观的正常功能受外界胁迫，从而在目前和将来减少该系统内部某些要素或其本身的健康、生产力、遗传结构、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可能性[1，2]。生态风险评价在20世纪80年代由安全风险和健康风险评价发展而来，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3-5]，被视为环境决策的重要基础[6]。我国目前的环境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危险化学品的突发事故上，对生态风险评价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6-8]。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也多侧重于重金属污染、难降解有机毒物方面[9-11 ]。对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危害分析和综合评价都建立在生态脆弱性和生态损失度的基础上，对城市水源地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关注较少[12-14]。

水源地是一个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供水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引入环境风险管理，对城市水源地进行生态风险评价成为城市水源地保护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6]。本文参考依据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分布的生态风险评价导则提出的城市水源地生态风险评价的基本框架对兰州市水源地――黄河兰州新城桥段进行生态风险评价，以期为当地政府选择城市水源地或加强水源地的保护提供相关依据。

一、城市水源地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US EPA将生态风险评价的基本内容分为问题的形成、分析过程、风险表征及风险管理等部分。国内学者按照该原则提出为以研究区的界定与分析、受体分析、风险源分析、暴露与危害分析及生态风险综合评价为主要步骤的城市水源地生态风险评价的基本框架[6]。

（一）研究区的界定与分析

进行生态风险评价首先要确定拟评价的区域，即评价的范围，同时要对拟评价的区域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根据水源地类型的不同，研究区域的界定方法也有差别：地下水水源地以地下水的补给范围来界定，以水文地质单元来划分，重点考虑地面环境因素（如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堆场等）对地下水的影响；湖泊以湖泊主体及小流域来确定；河流以流域范围来确定[15]。

（二）受体分析

1.受体

“受体”即风险承担着，在风险评价中指生态系统中可能受到来自险源的不利作用的组成部分，它可能是生物体，也可能是非生物体；通常是生态系统中对外部风险压力最敏感的因子[10]。

2.评价终点

区域生态风险评价中的评价终点是指在具有不确定性风险源的作用下，风险受体可能受到的损害，以及由此发生的区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损伤。评价终点的选择主要基于生态相关性，对胁迫因子（污染物）的易感性，以及管理目标的相关性[16]。

（三）风险源分析

“风险源分析”是指对区域中可能对生态系统或其组分产生不利作用的干扰进行识别、分析和度量[6]。这一过程又可分为风险识别和风险源描述两部分。根据评价目的找出具有风险的因素，即进行风险识别。水源地区域的基本风险源见表1。风险源描述是对研究区域内各种风险源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确定风险发生的概率、强度、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四）暴露与危害分析

“暴露分析”是研究各风险源在评价区域中的分布、流动及其与风险受体之间的接触暴露关系[10]。各风险源对水源地的胁迫作用都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如通过水量及水质的变化趋势、富营养化状态等进行分析[6]。

危害分析是确定风险源对生态系统及其风险受体的损害程度。风险源产生的压力会影响或降低生态环境因子的质量和功能，危及经济的正常发展。水源地的风险危害主要是造成供水企业的经济损失、城市居民生活缺水、当地经济发展受限以及饮用不合格水而带来的人体健康危害等[17]。“危害分析”是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重要部分，其目的是确定风险源对生态系统及其风险受体的损害程度。

（五）生态风险综合评价

风险评价是前述各评价部分的综合阶段，它将暴露分析和危害分析的结果结合起来，并考虑综合效应，将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其他组分有机结合起来，得出区域范围内的综合生态风险值[18]。

二、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区的界定与分析

兰州市水源地类型为河流，因此以流域范围来进行界定。黄河兰州新城桥段是兰州市主要的水源地，穿行于峡谷与川地之间，由于深居内陆，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所以成雨机会较少，大部分地区十年九旱，气候干燥，多年平均降水量在200～400mm之间，水量很不稳定，91%的降水集中在夏秋雨季（5～10月），11月至次年4月为枯水季节。

（二）受体分析

1.受体

新城桥水源地属于黄河兰州段的一部分，在对新城桥进行生态风险评价时，选择水生生态系统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的受体。

2.评价终点

评价终点可以在任意组织水平上被确认，包括个体水平、种群水平、群落水平，以及生态系统水平与景观层次上确认[19]。新城桥水域目前最重要的功能为城市水源地功能，因此以水质变化作为评价终点。

（三）风险源分析

1.风险识别

兰州新城桥段分布着大量工厂，而大多数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河水中，造成点源污染。同时，上游的大面积农田以渠道灌溉为主，大量的残留农药、化肥随河水流入水源地造成直接的面源污染。综合表1分析后，确定新城桥水域的主要生态风险源为：点源污染、面源污染和内污染。

2.风险源描述

（1）点源污染

点源污染是指工业废水与城市生活污水在小范围内的大量集中排放。甘肃兰州市自来水厂的安全直接受其上游甘肃刘化集团、兰州新西部维尼纶有限责任公司排污的影响，国家和甘肃省环保局都非常重视，已将其列为治理的重点。

（2）面源污染

面源污染是指分散的小企业和分散的居民在大面积上的少量分散排放，如夹带着化肥、农药的农田径流，无序排放的农村废弃物，水土流失等；另外，还包括大量乡镇企业就地无序排放的废水，畜禽养殖业排放的废水、废物以及农户生活污水等。

流域内大量的化肥、农药随雨水或灌溉流入排水沟后汇入黄河，成为重要的面源污染。此外，畜禽粪便的还田率只有30%多，大部分未被利用或处理就直接通过排水沟汇入黄河。流域内土壤疏松，水土流失严重，随暴雨径流进入河流的泥沙，往往携带大量氮、磷元素，影响河流水质。在农业方面，不合理的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畜禽养殖、秸秆腐烂等污染随水土流失和农田退水进入水体，增加了水体中COD和TN、TP的污染物总量，成为影响水质的重要因素。

（3）内污染

内污染又称二次污染，是指江河湖库水体内部由于长期污染的积累产生的污染再次排放，黄河干支流与水库中的沉积物以及水库的养殖场，是主要的内污染源。

（四）暴露分析

从新城桥水域的水质变化方面对其进行暴露分析。根据黄河兰州段污染物监测中的22项主要指标的统计结果[20]分析，各暴露因子的权重层次排序中挥发酚和石油类在前两位，粪大肠杆菌群和总大肠杆菌群所占权重居第二，重金属汞居第三，pH指标在层次总排序中较为靠后，总硬度和水温所占权重最小。

（五）危害分析

兰州黄河上游流域内排放的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等不利风险因素对黄河的累积作用，可能会引发大的污染事件，水质下降，导致完全丧失其特有功能，如饮用水源地功能；更为重要的是，一旦黄河水源地遭到严重污染，则兰州市上百万居民的生活用水无法保障，兰州市的经济将会迅速衰退，城市的发展将会遇到瓶颈，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制约，带来严重的社会影响。保证黄河的水源地功能，就要控制分析黄河水各污染物指标，提早做出预防和处理，防止水质进一步恶化。

（六）生态风险综合评价

通过以上分析，确定理化指标、营养盐及有机污染综合指标、无机阴离子、金属及其化合物、有机污染物和生物指标6大类指标作为兰州黄河新桥段城市水源地生态风险评价的指标。

由于各主要风险源对风险受体的作用强度是不同的，对形成区域性生态风险的作用大小也有差异，因此，我们采取层次分析法对新城桥段水域进行生态风险综合评价，确定各风险指数的权重[21]，据此进行综合评价。

将新城桥段主要生态风险源两两相互比较，按比较重要性大小根据表2进行仿数量化，得到的数量值构成一个判断矩阵，并且通过一致性检验。从而获得黄河兰州新城桥段水源地生态风险的权重分别为理化指标0.054、营养盐及有机污染0.217、无机阴离子0.078、金属及其化合物0.217、有机污染物0.246、生物指标0.187（表3）。

三、讨论

暴露分析结果显示各暴露因子权重大小为挥发酚和石油类>粪大肠杆菌群和总大肠杆菌群>重金属汞居第三>pH指标>总硬度和水温所。说明其上游甘肃刘化集团、兰州新西部维尼纶有限责任公司等化工企业排污引起的点源污染主要的风险暴露因子，其次是农业和畜牧业养殖引起的生物性及化学性面源污染。

生态风险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水质综合评价6类大指标所占权重有机污染物>营养盐及有机污染综合指标和金属及其化合物>生物指标>无机阴离子>理化指标，说明有机污染物对水质影响最大，也就是说有机污染物对水源地生态风险的贡献率最大，营养盐及有机污染综合指标和重金属污染物指次之，而只是影响感官的理化指标贡献率最小。说明各种点源污染、面源污染及内污染是兰州市水源地主要的生态风险因子。而由化工企业排污及农业施肥、污灌等引起的有机物污染及重金属污染是重点控制对象。

四、结论

1.识别出新城桥水源地的主要生态风险源为：电源污染、面源污染和内污染。

2.位于该水域上游的化工企业排污引起的点源污染和由农业和畜牧业养殖引起的生物性及化学性面源污染是主要的生态风险暴露因子。

3.在地表水水质综合评价体系6类大的指标中，有机污染物对兰州市水源地生态风险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营养盐及有机物然综合指标和重金属污染物指标，是风险管理的重点控制对象。

4.兰州黄河新城桥段处于污染和水土流失严重的的黄河流域，多种污染源及不同污染物的复合污染的胁迫下，水质恶化不断加剧，对居民的用水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为保障兰州市居民用水安全，必须将生态风险评价及管理引入到对水源地的保护中，加强对水源地复合风险、多种污染的协同作用、累积作用的研究，制定出针对各种污染源及污染物的综合、宏观的水源地管理和保护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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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随着高新科技的不断发展，化工业、建筑业等得到了飞速的进步，取得了很多技术上的突破，但是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化学品带来的爆炸、泄露、辐射等时间不断的侵扰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生存环境的污染等产生了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成为当代各个国家重点治理项目之一。因此对存在风险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工程风险评价显得尤为重要，成为了人类安全及生态循环得以保障的最为急切的需要。通过对历史事例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对建设项目进行前期飞风险评价，如可能突发事故原因与概率分析并对后果危害进行预测，提出能够避免或减少的对策，这样能够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降低损失到最低。

2环境工程的风险评价的问题分析

2.1选择风险评价终点

对于人体健康的风险评价终点一般为一个物种，受体是人，无需选择。生态系统风险评价终点却不一样，不仅仅一个，因此需要进行终点的选择，这个选择也决定了风险评价过程。终点选择问题存在于所有的环境组织中，选择的原则根据生态系统及污染物的特性进行选择，了解越多选择越准确。鉴于生态环境的复杂情况以及评价员的主观性，因此选择的终点不尽相同，对此现在缺乏一个统一的选择方法与标准对评价终点进行选择。

2.2优化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是环境风险评价不可缺少的部分。环境风险评价的目的是对人为活动造成环境影响的可能性进行预测，而该过程是通过对已有资料分析预测可能发生的后果，其中涉及到大量数学计量模型的使用。因此数学模型质量的好坏对整个风险评价的准确性起到关键性作用。主要涉及模型有：污染物的环境转归模型及时空分布模型、外推模型、暴露模型、风险计算模型等。风险评价是多种模型的有机组合，并通过计算机进行连接组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风险评价变得日益复杂，准确性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因此对数学模型的完善与优化是风险评价研究重点工作。

2.3暴露评价

对人体风险评价过程中暴露评价主要是指预测人体的暴露值、暴露时间、频率、途径，表征为受到暴露群体。而进行生态风险评价过程中，生态暴露评价比人体暴露评价要有难度，特别是暴露群体表征的确定，主要原因是不同的物种拥有不同的栖息地环境，且该环境差异大，如陆生环境、水生环境等。生态的暴露评价属于风险评价中基本组成部分，且因为暴露系统具有极为复杂的特性，因此当前仍缺乏一个可以适用于全部生态风险评价的暴露描述。对生态暴露评价方法与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成为当前本行研究工作者研究重点项目。

2.4处理不确定性风险

处理不确定性风险作为风险评价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其不确定性来自于多种外推的结果，如，非同级生物之间的外推、实验室对野外状况的外推等。对不确定性风险进行定量化的处理，是当前风险评价需要解决的重要技术问题，需要研究与发展多种外推的理论，并建立科学外推的模型。

3风险评价的应用

风险评价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应用的目的是有效科学的对整个环境影响评价质量进行提高。环境风险评价首先就工程进行分析，从中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并对项目原有风险开展调查，调查内容有工艺、包装、运输、原料及燃料用量、贮存等。其次在确定了风险源后，根据选择的模式进行风险评价，最终确定该项目风险的级别，同时对事故造成进一步污染后果进行预测。

4结论

篇(4)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方法SSD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一种生态风险评价新方法[13]。该理论认为：不同门类的生物由于生活史、生理构造、行为特征和地理分布等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性，其在毒理学上反映为不同的物种对污染物有不同的剂量-效应响应关系，即在结构复杂的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物种对某一胁迫因素（如有毒化学品)的敏感程度服从一定的（累积）概率分布[14-16]。SSD的用法一般分为正向（Forwarduse）和反向（Inverseuse）2种[17]。正向方法主要用于生态风险评价，即已知污染物浓度水平，通过SSD曲线计算潜在影响比例（Potentialaffectedfraction,PAF），用以表征生态系统或者不同类别生物的生态风险；而反向方法通过确定保护一个生态系统中大部分物种的污染物浓度水平来制定环境质量基准，一般使用5%危害浓度（HazardousCon-centration5%,HC5），指影响不超过5%的物种，即可以保护95%以上的物种时对应的急性浓度/慢性浓度。

1.2浓度数据来源DEHP的质量浓度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公园水体、第二松花江、黄河兰州段、黄河中下游支流、黄河中下游干流、长江重庆段、三峡库区、海河流域、长江武汉段、浙江饮用水河流、浙江湖库、南京玄武湖等地表水的文献报道（见表1）[18-27]。由表1可见，我国不同区域水体的DEHP质量浓度差异较大，南京玄武湖、第二松花江中DEHP的平均质量浓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DEHP的浓度水平；与国外水体中DEHP质量浓度相比较而言[28-34]，除南京玄武湖、第二松花江和南非的质量浓度范围相当外，西班牙EhroRiver中DEHP质量浓度最小，仅为0.7μg•L-1，其他几个国家的浓度水平和国内多数水体中DEHP的质量浓度水平相当。数据选取的遵循以下4点原则：一是尽量选择近年的报道数据；二是尽量选择地表水体；三是计算时采用平均值；四是分析监测方法基本一致。

1.3毒理数据获取SSD的构建可以使用LC5（0或EC50）或NOEC值等急性或慢性数据，本研究使用急性毒性数据构建SSD。利用美国环境保护署ECOTOX数据库（epa.gov/ecotox/）和相关文献，搜集DEHP对水生生物的毒理数据。根据Dubouding等[35]的研究，毒理数据筛选标准如表2。由于DEHP的毒性数据量较少，在分析时仅按照2种情况考虑：（1）全部物种不进行细分；（2）把全部物种细分为藻类（Algae）、无脊椎动物（Invertebrates）和脊椎动物（Vertebrates）3类；其

1.4SSD拟合将毒理数据（浓度值）进行对数变换，然后利用参数方法或非参数方法进行拟合，就可以得到SSD曲线。参数拟合形式主要有波尔Ⅲ模型（BurrTypeⅢ）、逻辑斯蒂累积密度模型（LogisticCDF）、对数正态累积密度模型（LognormalCDF）、韦布尔累积密度模型（WeibullCDF）、蒙特卡罗模型（MonteCarlo）、高斯模型（Gaussian）、龚珀资模型（Gompertz）、指数增长模型（ExponentialGrowth）和S型模型（Sigmoid）等[10]。目前，还没有理论研究证明SSD属于某一特定曲线形式，因此可选择不同的拟合方法[11]。本研究尝试多种模型拟合后，最终认为采用BurrIII型分布作为SSD的拟合曲线拟合效果比较好。BurrIII型分布是一种灵活的分布函数，对物种敏感性数据拟合特性较好，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环境风险评价和环境质量标准制定中被推荐使用[12]。BurrIII型函数的参数方程为：

1.5数据处理本研究将从生态系统的不同层次研究DEHP污染对淡水生物种内、种间以及整个群落的影响。对于同一物种有多个数据的情况，采用其所有浓度数据的几何均值。SSD对于毒理数据数量的最小要求没有统一的规定，OECD于1992年以及澳大利亚于2000年发表的水质标准中推荐的最小数量为5个[12]。本研究采用Bootstrap非参数方法对小样本进行统计模拟，从而获得未知分布和未知参数的统计估计[36]。

1.6HC5和PAF计算在SSD拟合曲线上对应5%累积概率的污染物质量浓度为HC5。应用BurrIII分布计算HC(q)的公式为：

2结果与分析

2.1参数计算结果表4是使用BurrIII分布模型计算得到SSD曲线的拟合参数结果。从表4可知，BurrIII分布模型拟合度，除了藻类为0.96之外，其余均大于0.99，拟合效果较好。

2.2不同物种对DEHP的敏感性不同物种对DEHP的耐受范围和HC5如表5。从图1和表5可以看出，不同物种的耐受范围存在差异。从小到大依次为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藻类，这可能与各物种的组别多样性有关，同时还与生物体内的脂肪含量相关。不同的耐受范围可间接看出该物种抵抗DEHP污染的能力，耐受范围越大，表示随着浓度增加，风险增大的趋势较缓慢。DEHP对不同物种的HC5从小到大依次为藻类<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其HC5值分别为41.01、1980.90、5441.17μg•L-1其中藻类最敏感。HC5是该物种存在生态风险的阈值，HC5越小，也是保护该物种95%的生物组别的DEHP浓度水平越低，说明DEHP对该物种的生态风险越大。从研究的数据上看，藻类、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3类物种的几何均值分别为5555.15、5230.34、15210.71。尽管从总体上看，DEHP保护95%水生物系统生物安全的HC5为4521.46μg•L-1，但对于DEHP而言，虽然藻类在淡水生态系统中毒性耐受范围较宽，但总体毒性水平较低。由于藻类是淡水生态系统中是不可或缺的生物要素，并且DEHP具有脂溶性，经食物链逐级传递，极易造成整个淡水生态系统的生态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

2.3中国不同区域DEHP的水生生态风险评估根据北京公园水体、第二松花江、黄河兰州段、黄河中下游支流、黄河中下游干流、长江重庆段、三峡库区、海河流域、长江武汉段、浙江饮用水河流、浙江湖库、南京玄武湖等不同地区DEHP的平均质量浓度监测值[18-27]与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规定DEHP限值为8μg•L-1相比，则黄河中下游支流、长江武汉段、黄河中下游干流、海河流域、黄河兰州段、第二松花江、南京玄武湖等水域超标约0.5~90倍之间，分别超标0.5、0.8、1.1、1.7、3.6、45.3、90.4倍，但第二松花江水域已检测出的DEHP最大质量浓度值超标达218倍。然而，我国目前尚未公开过污染物的水生态基准值，现有的地表水质标准并未明确规定保护对象如水生态系统（aquaticecosystem）、人体健康（humanhealth）等，所以DEHP对我国水生生态系统的生态风险有待进一步评估。本文根据上述拟合的SDD分布模型，对我国不同地区水体进行水生生态风险评估。尽管收集到的DEHP对水生生物的生态毒性参数并非全部为本土生物，但多数为代表性物种，因此这些资料可用于对本案例的初步估评。利用公式（3）计算了我国不同地区水体中和5种假设情形的不同DEHP暴露浓度下的PAF值，如表6。表6显示了不同浓度值得出的PAF值的大小，反映不同类别生物的损害程度。从表6可知，在质量浓度为1000μg•L-1以下，全部物种的PAF值几乎为0；在质量浓度为1000μg•L-1时，藻类和无脊椎动物的PAF值分别为35.23%和0.56%，生态风险逐步显露；在质量浓度为10000μg•L-1时，藻类、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的PAF值分别为61.85%、88.04%和22.65%，由于藻类和无脊椎动物占全部物种的绝大多数，因此全部物种的PAF值达到了64.34%。从SDD分布模型分析水生生态风险的结果来看，DEHP对中国各地区的水体的水生生态风险总体上影响不大。浙江湖库、三峡库区、浙江饮用水河流、长江重庆段、北京公园水体、黄河中下游支流、长江武汉段、黄河中下游干流、海河流域、黄河兰州段DEHP对大部分物种没有影响，对藻类有影响均低于5%。第二松花江和南京玄武湖中DEHP对藻类的影响比较明显，PAF值分别为23.37%和31.39%；对无脊椎和脊椎动物的影响微弱。第二松花江水体中DEHP监测浓度最大值计算PAF结果看：该浓度的DEHP对藻类的影响相对比较大，其PAF值为42.13%；无脊椎的影响其次，PAF值分别为3.41%；脊椎动物的影响微弱。从以上综合分析表明，我国部分河流或湖库水域中DEHP的对水生生物的风险主要是藻类、无脊椎和脊椎动物的影响非常小。

篇(5)

关键词：环境风险评价识别

环境风险管理

应急预案

环境风险是指由自发的自然原因和人类活动对自然或社会)引起的，通过环境介质传播，能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产生破坏、损害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良效果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而环境风险评价和管理就是指人类的各种开发活动或面临的危害(包括自然灾害等)对人体健康、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等所引起的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进行评估，并由此进行管理和抉策的过程。目前，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件的高发期，认识和重视环境风险评价和环境风险管理对开展好现阶段的环境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风险评价。

1.环境风险评价的基本分类。

按照环境风险事件分类,可分为突发性环境事故风险评价和非突发性环境风险评价;从其评价范围而言可分成三个等级,即微观风险评价、系统风险评价和全国(或宏观)风险评价;若按环境风险评价的应用领域,则可分为自然灾害的危险评价、有毒有害化学品的生态风险评价、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价。

2.环境风险评价的具体步骤

（1）环境风险识别

环境风险识别是在环境影响识别和工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辨识风险影响因素。它包括两个层次:项目筛选和风险因子识别。项目筛选法一是利用核查表筛选，二是应用概率风险评价方法筛选，如德尔斐法等，对一些新的、复杂的、蕴含风险因素的项目进行筛选。经筛选后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进行影响识别，确定有那些是可能引发重大后果的风险因子以及引发的原因。识别项目风险影响是在该项目的一般环境影响识别和工程分析的基础上，对识别出来的影响因子进一步筛选。

（2）环境风险预计

随着科学的发展，目前已有多种预测方法:如初步危险分析法、故障树和事件树分析方法等，这些风险预计的方法都可用于环境风险评价事故的计算，目前通常采用故障树法和事件树法，它们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能够使评价的安全性问题更加系统、准确事件树分析法是一种逻辑的演绎法，它在给定一个初因事件的情况下，分析事件可能导致的各种序列的结果，从而定性、定量地评价系统的特性，并帮助分析人员正确决策。

（3）环境风险评价

环境评价的目的是确定什么样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可以说环境风险评价是评判环境风险概率及其后果可接受性的过程，事故性风险概率分析的最终结果可以两种形式表述，即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

二、环境风险管理。

1.环境风险管理的目的

环境风险管理的目的是建立于环境风险基础之上,在行动方案效益与其实际或潜在的风险以及降低的代价之间谋求平衡,以选择较佳的管理方案。决策的过程必须在潜在风险和现实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2.环境风险管理主要内容

显然，环境风险管理属于政府同时也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职责，而风险管理是建立在风险评价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首先政府应该研究制订相关的法规条例及环境风险评价的技术规定和理论方法，为合理有效开展环境风险评价提供指导和依据。其次，政府的决策者应根据评价出来的风险和可能的代价，以及预防和减少风险措施进行决策，在效益和损失面前进行权衡，同时在决策过程中要考虑公众的可接受性，让公众积极参与进来。最后是政府监督落实各种防范和预防应急处理措施的落实，形成政府监督、企业具体落实、公众参与的管理格局。

三、建议。

1.加强环境风险评价的研究，在吸收、借鉴国外环境风险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环境风险评价的模型、方法个系统，研究制定环境风险评价的法律程序、相关政策．为在我国科学开展环境风险评价和环境风险管理提供保障。

2.将环境风险管理纳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和政绩考核体系，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各地政府提高认识，促进监管力度的提高。促进各地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从源头降低环境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风险意识。对存在环境风险的企业加强风险防范意识教育，要加强环境事故隐患教育，通过定期的应急处置预案的模拟演练，提高事故的应急处置的科学性、有效性，健全环境风险事件处置的应急机制。对居民开展必要的环境事故应急处置和防范知识的教育培训，培养风险意识和应急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

4.加强法制建设，制订有关法律、法规或条例，对潜在的环境风险源隐患的环境风险应急管理工作加强法律监督，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环境安全保障。

5.利用科技手段，建设信息化的环境风险管理与应急系统。利用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建立环境风险源数据库，环境质量与污染源在线数据平台，构建环境风险防范系统，为事故的应急处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总之，随着环境风险评价和环境风险管理研究的深入以及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必然会促进环境风险评价和环境风险管理的新发展，为我们更好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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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作物;转基因技术;风险评价

自转基因技术诞生之日起，人们对它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如此，各国的科研人员仍然致力于它的研究与开发。农业是转基因技术应用最广泛的领域之一，各种抗虫、抗除草剂或抗病毒的转基因农作物已经被大量研究出来，但是，如同许多新兴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也存在许多潜在风险。

一、对转基因农作物的风险分析

我国的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进步迅速，直到2009年底，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就已经达到了1.34亿平方千米，转基因作物种类也有120多种。根据相关数据，到2010年为止，我国国家进口的转基因玉米绝对不少于150万吨。在长期发展中，我国的转基因作物也从大豆、烟草、蔬菜、棉花、水果等扩展到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转基因大豆油等相关副产品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这些转基因产品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风险呢？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呢？

1、转基因作物有可能使我们丧失粮食的

“粮、油、棉”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粮食概念，但是近几年来，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我国的农作物生产遭受了很大的冲击。例如，在我国种植量和产量均居于世界第4位的大豆，年需求量约为5000万吨，大豆不仅用来食用，也用来制造豆油、豆粕等豆产品，我国也被称为大豆的故乡，因此，在我国国内就有5万人依靠大豆加工企业就职。但是由于各种豆类产品的需求，在2003年，我国特意降低关税，取消配给，开放了大豆进口。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很快就占据了中国市场，进口大豆出油率比我国普通大豆高15%左右，再加上这种进口转基因大豆的价格较低，因此就对我国的大豆造成了严重威胁，国内大豆消费的80%以上都是来自于进口。这就造成我国一些大豆制造企业倒闭，一些中国劳工也面临失业的危险。

2、转基因作物带来食用安全风险

因为目前转基因农作物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年，发展尚且不稳定，所以他们的食用安全性仍然备受争议。目前世界上主要运用Bt毒蛋白和抗除草剂这两大类进行转基因，但是他们仍然存在着不可估摸的风险。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在人类食用含有Bt毒蛋白的食品后，这种杀虫蛋白会在肠道碱性条件下水解成为具有杀虫活性的毒性多肽分子，毒性多肽分子与肠道受体蛋白结合后，又会形成肠道穿孔，再加上一些研究认为人体的整个消化系统几乎都是碱性，完全可以满足毒蛋白溶解和发挥生物化学作用的条件，蛋白质与细胞融合，也不一定需要受体，就只需要在细胞吸附的作用下就可以完成。类似于这种无法确定的基因仍然存在很多，所以转基因食物往往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恐慌。有些人也往往会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怀疑：转基因食品会产生毒素或者增加毒素含量;转基因食品会导致营养成分减少或流失;也有可能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等。

3、转基因作物带来环境安全风险

大量的基因转移到农作物上，会引起物种的减少、退化甚至灭绝，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物种的改变都可能引起原有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改变甚至破坏。在对农作物进行转基因之后，一些杀虫剂或病毒的抗性基因就很有可能通过花粉的杂交等途径传到同种或近缘物种上，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难以消灭的超级杂草或超级害虫，对其他农作物造成极大威胁，也给农民带来很大的麻烦。目前据报道，由于转基因的影响，在加拿大甚至出现了杂草化油菜植株，美国也因为种植转基因植物出现了不下十种“超级杂草”的报道。所以，转基因作物为人类带来恐慌，转基因一旦被人类放到生物中，就很难被控制。

二、对农业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评价

对于转基因农业产品的各种潜在风险，社会各界都高度重视，尤其是转基因产品是否会对生态环境、人类身体健康等方面产生影响。目前对农作物基因技术的风险评价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生态安全评价，就是主要针对自然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整体评估;另一方面是食用安全性评价，就是主要针对转基因农作物及其相关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分析评估。

目前，社会各国对转基因农业产品的评价已经有一段历史了。早在1996年，国际球根花卉中心和国际生命科学学会对转基因食品做出安全评价，他们采用决策树的方法，根据各种研究数据，再通过成立“致敏性安全评价”这一个决策平台，来对转基因食品做出安全评价。在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也加强了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检测，他们组建了一个“致敏性安全评价”系统，用来专门对该平台的内容进行评价。在2006年，为了对转基因的环境进行安全评价，欧洲研究组织采用树形结构组建了一种分层评价体系，建立了转基因植物对非靶标生物风险的分层评价体系。面对其他国家组织机构的风险评价体系的相继出台，我国也充分借鉴国际上现已流行发展的研究方法，在转基因农作物的风险评价理论当中也逐渐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为了保证农作物转基因技术风险评价的准确性、科学性、合理性与客观性，对农作物转基因技术进行风险评价时要注意根据结构清晰、目标明确、简单合理的原则。在对我国的转基因农作物进行风险评价时，要从生态风险、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四个方面进行。

1、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主要指农作物转基因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会带来生态系统杂草化、对靶标生物的抗性问题、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新病毒与超级病毒的产生、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物种灭绝的影响、意想不到的生物的产生、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影响等。转基因技术造成的生态风险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这些基因一旦进入自然生态系统中，他们就可以任意繁衍，人类将对此失去控制。

2、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是指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主要指在人类食用转基因食品后，这些转基因食品被分解后的物质在人类体内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营养问题、毒性问题、过敏反应、对抗生素的抗性问题等。尤其是一些转基因可能会在人类体内产生不可想象的影响。

3、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是指转基因农作物在社会中可能会带来的经济问题、贸易问题等，在转基因食品出现后，由于他带来的利润比较大，许多人都抓住这个商机，加大了一些转基因食品的进口，同时，由于转基因食品对市场的强大占有力，使得一些国内产品出售率低导致很多工厂倒闭，一部分工人失业。

4、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主要是指转基因农作物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现代社会带来的冲击，主要包括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冲击和因知识产权缺失导致的社会不稳定等。

三、针对转基因农作物风险的策略和管理机制

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转基因技术解决三农问题，可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由转基因技术而引发的各种风险和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也不由得让人需要仔细思考，并且要冷静反思出相应的对策。

1、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

因为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我们在运用转基因技术时，要建立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尤其要加大对其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以及人体健康安全、生态环境等的不利影响进行安全性评估与检测，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发达国家，应当采取一定的预防机制。在2001年6月4日签署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协定书》中，就有明确规定，提出必须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安全检测，在转基因食品跨境进出口时，也都要进行严密的检测之后，才能在市场上进行售卖。建立健全预防原则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2、加强对转基因作物研究与发展的监督

在进行转基因作物种植时，要将转基因作物与普通物种进行隔离，谨慎发展种植技术，大量采用安全转基因技术，例如安全基因标记、外源基因删除技术等方法，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要根据我国民众的需要来进行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种植，多培养一些抗干旱、抗高温、抗洪涝、抗盐碱、抗病毒的优良作物品种，虽然我国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抗虫、抗除草剂等方面，但是我们应当开创新局面，打破国外转基因技术的垄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加大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不能“先发展后治理”，坚持自主创新，提高产业技术。

3、建立公众参与和理解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的各类沟通机制

转基因农作物作为一项新兴技术，民众不能接受它的原因主要还是缺乏对它的了解，再加上某些媒体机构对其风险性的炒作，致使人们对转基因技术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为了保证转基因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首先就要建立适当的理解沟通机制，提高公众意识，同时也应该利用媒体的力量，引导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正确认识，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四、总结

转基因技术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能量，我们要充分发挥转基因技术的优势，帮助人类解决正在面临的粮食危机、环境恶化、能源问题和贫困饥饿问题，同时，采取各种措施，解决转基因技术面临的危机，并且加强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李建平，肖琴，周振亚等.中国农作物转基因技术风险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价[J].农业技术经济，2013.5.35-43.

[2] 石建芳.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的三重价值分析[J].农业与技术，2013.6.11-11.

[3] 杨宝山.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分析[J].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2014.11.418-418.

篇(7)

【关键词】检验检疫 有害生物 集装箱 风险评估

一、前言

先进的交通工具、现代国际贸易和交流，为外来有害生物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原本局限于某一地域的有害生物突破地域限制，引起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外来有害生物对生态系统或物种构成不同程度的威胁，可引起生态系统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下降，甚至是物种的灭绝。外来有害生物的范围很广，可以是植物、动物或其他各种有机体；且这一范围正随着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而不断拓宽。

二、外来有害生物危害

外来有害生物是指由于人为或自然因素被引入新生态环境，并对新生态系统、物种及人类健康带来威胁的外来物种。它威胁本地的生物多样性，引起物种的消失和灭绝，破坏生态系统功能。外来物种通过种种渠道传入我国，并且已有数百种外来有害生物在我国定殖，给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危害。外来有害生物给生态环境、农业生产、人类健康带来的影响和造成的经济损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三、进行外来有害生物风险评估重要性

外来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是评价其传入（包括进入、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潜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等各项指标的风险大小，对传入过程中的不确定事件进行识别、预测、处理，使各种风险减小到最低程度的评价措施。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是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陆路口岸集装箱进行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既是了解进出境集装箱携带有害生物可能产生的危险性水平，以及这一危险性水平是否可以被接受，并根据需要为降低这一危险性可以采取的措施，以达到降低外来有害生物传入风险的目的。

陆路口岸检验检疫机构通过对入出境集装箱实施检疫查验，截获杂草、昆虫、病原菌、软体动物等外来有害生物，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内列出的检疫性有害生物，还有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以及具有潜在重要性的有害生物。但是，检验检疫机构人员、技术在现有的检疫查验机制下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因此，对陆路口岸集装箱进行有害生物风险评估，为植物检疫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已成为检验检疫部门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四、外来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方法

陆路口岸集装箱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指导性原则和标准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风险评估方法还有一定的不足之处，迫切需要建立科学合理、可行性强、准确性高的风险识别、评估方法对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风险进行预测。

应用外来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方法，将定性与定量评估相结合，应用计算机软件和建立各种评估模型作为陆路口岸集装箱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的有效手段，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陆路口岸集装箱截获有害生物数据收集分析阶段

将近年来陆路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在入出境集装箱中截获有害生物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一是将有害生物按照名称、分类地位、形态描述、启运国家或地区等信息进行归类；二是确定有害生物济环保重要性，判断其是限定的有害生物还是非限定的有害生物，如为限定的有害生物再区分为检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

（二）建立陆路口岸集装箱有害生物相关因素指标体系阶段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以有害生物经济环保重要性为依据，按照启运国家或地区、感染情况、季节更替、有害生物状态、传入风险、定殖风险、扩散风险、潜在经济重要性等确定评估因素，然后确定每个评估因素的标准，并确定各因素的权重，每个具体指标可以划分为多个等级，确定所有指标后即形成陆路口岸检疫查验相关因素的指标体系。

（三）建立陆路口岸集装箱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机制阶段

根据对陆路口岸集装箱截获有害生物相关评估因素综合评价结果，按照一定规则对各个评估因素的评价值进行综合评估得出最终评价，进行综合评价的规则，可以是各种数理统计方法（算术平均、集合平均、取极值、取众数等），建立起陆路口岸运输工具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机制。

五、结语

通过在陆路口岸开展集装箱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机制的研究工作，解决当前对集装箱检疫查验过程中人员和业务量迅猛增长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在对集装箱实施检疫查验时突出重点，并满足现代物流对陆路口岸进出境货物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要求，同时降低外来有害生物，特别是检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及扩散的风险，将定性与定量评估相结合，在陆路口岸建立科学的、系统的、操作性强的运输工具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评估手段，预测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的大小。

参考文献

[1]王春林.植物检疫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2]杨昌举，宋国军，胡洁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欧盟经验对中国的启示[M].法律出版社，2003.

[3]徐海根，王健民，强胜.生物多样性公约[J].热点研究：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安全、遗传资源，2004.

[4]赵月琴，卢剑波.浙江省主要外来入侵种的现状及控制对策分析[J].科技通报，2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