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1-0113-02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产物，其形成与发展会对其所在区域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群兴起，而在每个城市群发展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

1、城市群概念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以来，’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城市群体组织。我国学者姚士谋认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纯属于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崔功豪等认为：城市密集区是城市低级阶段，当城市密集区的城镇密度以及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阶段，出现一体化发展的状态时，城市，密集区便实现了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跨越，成为城市群。城市地区的空间序列的演化发展过程为：一般城市一都市区一城市密集区一都市圈与城市群一大都市圈一都市连绵区一都市带。由此可见都市群是城市地区发展过程的一种状态，它是由一个连续的空间范围内的若干不同等级的城镇，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下形成，并具有便捷的内部及对外交通运输系统，社会经济联系密切，产业分工协调的一种复杂城镇体系。

2、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促进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城市群作为一种复杂的巨系统，每个城市群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1)集聚效应

在工业化的初、中期，一些铁矿、煤炭、石油等资源蕴藏量丰富的区域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发展重化TT业和能源工业，伴随着区域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同时发展了其上、下游产业及相应的服务性产业；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不同等级规模的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大量集聚，区内城镇之间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产业关联或其他方式逐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形成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如德国的鲁尔区域城市群，我国的辽中南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

(2)扩散效应

随着技术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城市规模不断膨胀，产业迅速集中，并进一步促发了人口的大量集中，从而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城市产业扩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产业扩散的结果是在一个城市周围，形成联系若干个中小城镇，这些城镇之间由于存在着密切的产业联系(或劳动地域分工联系)而联系紧密，最终以这一特大(大)城市为核心形成城市群(或都市圈)。

(3)区域网络化组织发展

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包括由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物质性线路组成的物质性网络和由市场中各种要素资源流动形成的非物质性网络两种。

物质性网络组织对城市群形成的促进作用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在一些交通运输业发达的港口城市，凭借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发展如石油、化工、钢铁工业等相应的传统产业，大量的不同规模的产业包括其配套产业、前后相关联产业和服务产业受集聚效应的作用而在某一区域集聚，导致了区域大批城镇的迅速发展，这些城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最终形成城市群。

另外一种情形是相互邻近的城镇之间，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由铁路、公路、管道、通讯线路、电力等各种线路形成的物质性网络组织，借助现代化的网络组织各城市之间既可以沿相应的轴线进行产业布局又可以开展分工合作，增加区域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

3、呼包鄂城市群概况分析

3.1　区域背景分析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西部的核心区，是内蒙古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工业中心。其形成与发展是内蒙古近几年取得飞速发展的最强动力，而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与内蒙古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明显加快。2000年至2008年，内蒙古经济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17.6％，增速快于同期全国水平7.4个百分点，并连续7年增速居全国第一。2008年。全区完成生产总值7761.8亿元，位于全国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截至2008年底，全区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2214元，按2008年年平均汇率折算，为4638美元，居全国第八位，连续6年保持西部第一位。2008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431元，位于全国第九位，西部第一位。2008年末全区城镇人口1248.26万人，城市化率达到51.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并且城市化水平仍在稳步增长。

3.2　呼包鄂城市群发展现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部，由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个地级市组成，下辖9个市区、2个矿区、15个旗县、81个建制镇、223个乡镇苏木。三市总面积13.2万km2，总人口670万(20D8年)，域市化率达到67.2％(2008年)。2009年，呼包鄂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呼包鄂经济发展水平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3项指标来看，呼包鄂大部分已经达到或接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水平；从衡量现代化主要标志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三组指标来看，无论是三市GDP、恩格尔系数还是人均居住面积都已经达到或接近基本现代化的水平。

4、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城市群在起步阶段对自然因素的依赖较强，因此城市群往往形成于自然条件良好、地理位置优越、资源富集的地区。而在城市群的发展壮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地位，产业分工协作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将不断加强。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国家方针政策，城市化水平等社会因素也是重要的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城市群的形成离不开大量人口的集聚，而国家政策如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引导等对城市群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动力机制的共同影响，而同一机制在不同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有不同的外在表现。

4.1　自然因素

4.1.1　区位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中部，是连接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重要节点，也是我国西部开发出海通道。与京津塘和关中城市群相邻，靠近西北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北部与蒙古国接壤，有方便的对外贸易口岸。位于众多城市群和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是呼包鄂城市群最大的区位优势，与周边经济实体的相互作用也必将加快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速度，并提升呼包鄂城市群在区域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

4.1.2　资源条件

呼包鄂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探明煤炭储量为1592亿吨。占自治区已探明储量的70％，拥有东胜、准格尔等我国著名的大型煤田。天然气总资源量4.57万亿m3，探明储量为7000亿m3，其中苏里格天然气探明储量已达6026亿m3，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气整装气田。稀土储量居世界首位，白云鄂博稀土总储量就达1亿吨。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50％以上，占全国储量的800以上。已探明铁矿保有储量17亿吨，占自治区保有储量的70％，其中以自云鄂博大型铁矿最为著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蕴藏极为丰富。主要非金属矿产储量为，天然碱6000万吨、芒硝70亿吨、高岭土65亿吨、石膏35亿吨、方沸石5000万吨，并且匹配条件好，靠近煤源、靠近黄河水源、靠近电网。黄河贯穿“金三角”腹地近千里，多年平均径流量250-350亿m3，土默川平原是优质富水区，相对充足的水源为呼包鄂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

4.2　经济因素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呼包鄂城市群依托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9年，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无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相比，但在人均水平上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呼包鄂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城市群起步阶段的原始积累，为城市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4.2.1　产业结构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演进到4.0：52.1：43.9，形成了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形式，按照C，克拉克和A.G.B，费希尔的区域产业机构理论的描述，呼包鄂城市群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三市主导产业各有偏重，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首府城市，是自治区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艺术、文化中心，第三产业较其他两市更为发达。包头则是偏重工业的传统工业城市。鄂尔多斯偏重于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呼包鄂三市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产业趋同，重复建设的现象，而是形成了优势互补、分工写作的良好局面。

4.2.2　特色产业

呼包鄂能源化工产业，在产业链方面不断延伸和拓展，在科技含量上不断提高创新。正逐步成为我国现在化能源基地。此外，畜产品加工业在全国处于领先行列，呼和浩特作为我国乳都，拥有伊利、蒙牛等乳制品行业的领军企业，在乳制品加工制作方面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鄂尔多斯的羊绒制品加工行业在国内处于先进行列。包头拥有世界第一的稀土储量，稀土产业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外，呼包鄂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以蒙古族风情及草原文化作为特色的生态旅游，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4.3　社会政治因素

4.3.1　人口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广人稀，截止2008年，三市总人口达到690万人，其中呼和浩特260万人、包头251万人、鄂尔多斯159万人。三市总面积13.2万km2，城市化率达到67.2％。虽然人口规模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处于劣势，但在人均经济指标上已经达到国内发达城市水平。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素质相对较高，三市集中了全区60％以上的科研开发机构，75％的科技人员和大部分自治区重点高校。人口分布方面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其中，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为160万人，包头市区人口为180万人，鄂尔多斯市区人口为60万人。旗县人口分布较少，人口密度偏低。

4.3.2　政策条件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一系列优惠政策及大量资金的投入，在加快呼包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的同时也加快了呼包鄂城市化的进程。呼包鄂城市群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结合自身优势，在短短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4.4　交通条件

呼包鄂城市通联系主要以公路铁路为主。公路方面，有G110、G109、G210、G209等交通干线与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地区及蒙古、俄罗斯等国相通。三市之间基本形成了便捷的高速公路环网，城市群内部实现了三小时内互通。铁路方面，京包、包兰线横穿呼和浩特和包头，包神线(包两线)、纵贯包头和鄂尔多斯。另外还有丰准线，集二线，集通线等铁路与自治区内其他盟市连通。航空客运方面，三市各有机场一座，分别有呼和浩特的白塔国际机场、包头的二里半机场和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机场，其中呼和浩特的自塔国际机场是首都机场的最大备用机场，开通国内国际70多条航线，可通达国内各主要城市和欧洲、亚洲主要城市。

5、总结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已成为内蒙古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西部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板块和全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之一。呼包鄂地区虽然发展较快，但是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呼包鄂城市群总体实力还不强，与长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市群内的中小城镇发展相对滞后，还未形成完善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另外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低水平的同构发展、恶性竞争现象却相对严重。

与国内其他大型城市群相比，呼包鄂城市群人口总数较少，且分布不均。约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旗县人口数量少、人口密度低、发展动力不足。城市群首位度较高，城市群内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应着力发展人口较多，经济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加强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劳动就业岗位，加快中心镇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将条件好的中心镇发展为县级市，并逐渐发展为城市群次中心，再利用次中心带动周边旗县发展，最终完善呼包鄂城市群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

在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可以将中心市区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周边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镇，以带动中心市区周边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加大对于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投入，一方面积极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为承接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条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岗位，提高流动人口数量，加快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另外还应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引进，提升能源产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产业附加值，拓展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

在呼包鄂城市通网络建设中，应加强城市群内支网建设，提高城市群网络密度，为城市群内各旗县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高速条路的时机，建设连通包头至西安、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高速铁路，形成京津唐城市群一呼包鄂城市群一关中城市群发展轴线，缩短三个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与自治区内周边各盟市的交通联系，形成网络结构，为呼包鄂城市群发挥区域带动作用提供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姚士谋，中国的城市群[M]，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2]崔功豪等，当代区域规划导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3]刘静玉，王发曾，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J]，开发研究，2004(6).

篇(2)

Abstract: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ICE industry is the premise to realiz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MICE. Basing on the analysis of dynamic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rive model of MICE industry was built. It affords theory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CE.

关键词：会展产业；转型升级；驱动模型

Key words: MICE industry；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drive model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3-0104-02

0引言

随着会展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地位的确立，许多地区把会展产业列为支柱或重点发展产业，大力发展会展项目，加大会展经济发展力度，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当前，我国会展产业经济已经驶入新的结构性调整阶段，一个新产业增长动力结构即将形成。在这个产业转型升级当口，如何把握会展产业规律，积极应对产业转型升级，是对处于“成长期”的我国会展产业的一次严峻考验。因此探讨会展产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培育会展经济发展动力因素，对会展产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促进各地区会展产业跨越发展，都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1会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主体和动力机制

1.1 动力主体内部动力主体――会展产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机构或行业机构、会展项目主办者、参展商、专业观众、会展项目供应商等。这些系统成员之间既存在整体同一性，又存在个体差异性。在整个会展产业中，整体同一性表现为协同，个体差异性表现为竞争。会展产业运行的动力，归根到底来自产业内部不同利益主体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三个主体包括：会展项目主办者、参展商和专业观众。这三大主体互相依存，其中会展项目主办者在内部动力主体中扮演核心和纽带作用。这三者在会展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资源不同，提供的服务类型不同，所获利益也不同，处在一种非平等的竞争格局中。外部动力主体――会展产业的外部动力主体，表现为政府部门或行业机构、会展城市和第三部门，为会展产业链提供外部的支撑。政府在外部主体中承担主导角色，引导第三部门发挥协调力，对会展产业政策宽的容度促进会展城市氛围的营造和发展。

1.2 动力机制会展产业的内部动力机制包括：由会展产业需求激发产业内部利益主体（会展主办者、参展商）的利润驱动机制；会展主办者与参展商合作开发会展产品的驱动机制；各主体的竞争驱动机制与产业链驱动机制。

1.2.1 内部动力机制利润驱动――根据“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参展商需求的多样化对会展产业的发展将产生巨大推动力。多样化的市场消费需求使参展商产生参展动机，进而推动需求的产生。在新产业形成初期，参展商对会展项目产品的需求凸现，会展项目产品供不应求。从事会展产业经营和服务的部门除了获得正常的经营利润之外，还可以获得由于会展项目产品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超额利润。会展主办者为获得超额利润，形成来自利润驱动的拉力。在推、拉动力的双重作用下，通过会展产业内部系统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引向会展产业。竞争驱动――在会展产业中，不同档次和规模的会展项目出现，使得参展商对会展主办企业的要求提高。这样便加剧了会展主办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会展主办企业寻找和选择差异化的会展产品，力争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优秀的会展主办者选择有特色会展项目，提供创新会展产品和服务，才能够在竞争中胜出。而参展商户正是会展产业动力作用模型中的不断提高要求的“消费主体”，他们对于会展项目的需求、对会展产业的转型和消费升级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是会展产业中的竞争驱动机制，如图1所示。产业链驱动――会展产业是由一连串横向联系的企业和相关主体构成的产业链。这种横向产业链和其他产业的纵向产业链意义完全不同，纵向产业链只有其头部生产成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横向产业链则是整个产业链条直接面对消费市场，一起组装一件“产品”，会展产业链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整条产业链的协调极大地影响着会展产业的发展。产业链其他环节的协调发展，会带动会展产业整体提升，这便是产业链驱动机制。

1.2.2 外部动力机制会展产业的外部动力机制包括两个部分：政府驱动机制和机会驱动机制。这两个机制相辅相承，在会展产业系统外部为其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政府驱动――政府虽然属于外部动力范畴，但其对动力作用模型中的每个要素都会产生重要影响。针对具有跨地域性和综合性的会展产业特点，需要政府对会展项目生产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协调，这也是世界会展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而会展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起步和发展的关键还在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动。机会驱动――机会驱动机制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首先“会展经济的是城市的面包”，会展中心城市的建设目标往往给一个会展经济的发展带来机会。会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与会展规划要求相契合，会展城市建设的指标管理、会展基础设施建设、会展项目、政策保障等在会展城市规划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其次，第三部门（如行业协会、高校等）的发展往往也给会展产业带来机会。高校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对会展产业的系统研究，找到发展的突破口和制约瓶颈问题等，从而促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同时，会展行业协会等组织，也可以通过其自身的优势，发挥着政府和会展企业间的纽带作用。第三，信息网络的技术的发展推动会展产业系统的发展。在网络时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层面经济活动和过程功能的融合。网络融合带来会展项目交易成本的降低，信息技术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节约。会展主办者、政府管理部门利用网络环境平台，为参展商、专业观众提供全方位、多元化、个性化信息服务，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会展项目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的会展需求。第四，会展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区域、城市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有利机遇。会展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绿色低碳高效的会展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适宜的城市环境。

2会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模型构建

篇(3)

关键词：苏南地区；城市化进程；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1－0045-06

一、问题的提出

苏南地区是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全面、最和谐、最迅速的地区之一。2005年，苏南地区生产总值高达11 417.34亿元，比2004年增长19％，而全国GDP增速仅为10.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突破50 000元，并以不到江苏省1/3的人口创造出超过全省2/3的地区生产总值。2005年，苏南地区进出口总额达到2 092.59亿美元，占江苏省进出口总额的91.8%。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2000年底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6∶55∶39）相比，2005年底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60∶37①。

“苏南”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库滋涅茨、钱纳里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决定城市化，同时城市化又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②。《2006年江苏城市发展问题与前瞻报告》的研究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城市化率超过60％，远远高于全省城市化的平均水平50.5％。

“苏南”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最具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的地区，其独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以及“新苏南模式”。在当前阶段，研究“苏南”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苏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以及推广苏南经验，加快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苏南城市化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人民在发展自身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开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并非是独立割裂的，新苏南模式是苏南模式的继承、突破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苏南”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过渡。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苏南”的城市化进程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苏南”的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划分。洪银兴、陈雯（2000）把江苏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城镇化；二是城镇城市化；三是城市现代化[1]。笔者认为，从城市化发展动力方面来讲，苏南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二是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

1. 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党的之后，在苏南乡镇政府的积极介入和大力扶持下，苏南的乡镇企业办得红红火火，这主要归结于苏南地区独特的历史人文传统和现实经济资源禀赋，苏南地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当地人民勤劳俭朴，农业生产率相对较高，在明、清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基础，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自古以来该地区就商贾云集，形成了许多小有规模的集镇。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同时产生了以“实业救国”为核心的思想。实行后，苏南地区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这就促使人们产生了创办工业企业的冲动，而当时短缺经济和解放思想的大环境将人们这种冲动变为了现实。由于当时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痕迹，经济资源大多掌握在乡镇政府手中，因此乡镇政府便代表人们行使企业家职能进行筹资，组织生产资源，鼓励农民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等。

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大量小城镇的涌现和繁荣。因为乡镇企业兴办工业要求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聚集各类生产要素来组织生产。这就使得原先衰落的那些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比较便利的小城镇成为人们的首选，因此许多乡镇企业都依傍小城镇建厂。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在当时城乡劳动力还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都纷纷涌向了乡镇企业，这就产生许多“通勤工人”，为了降低“通勤成本”，这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乡镇工业部门的人们开始搬到距离乡镇企业很近的小城镇居住，随着大量乡镇企业在小城镇周围集聚，转移到小城镇居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小城镇的成长与繁荣。大量小城镇的兴起，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载体，带动了苏南经济的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南小城镇的发展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是规模小，分布散，不利于经济能量的集聚和城市化的进程。季小立（2004）概括出当时苏南地区小城镇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集聚效应弱，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专业化程度低导致分工协作困难；二是废水、废气、废渣等排放分散，不利于集中处理，增加了环保部门监控和治理污染的难度；三是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实行保护政策，批租廉价土地给乡镇企业，导致耕地浪费严重，使得人多地少矛盾加剧[2]。

2. 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苏南城市化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基本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90年代初中期，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出现了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乡镇企业经营效益的下滑和小城镇的“处处点火”、“户户冒烟”所导致的资源浪费，这就迫切需要对乡镇企业现有的产权体制进行改制和城镇城市化。而乡镇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经营亏损、资产流失的情况，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摆脱相关责任也积极支持和推进乡镇企业产权改制，这样乡镇政府便逐步从乡镇企业产权中退出。

改制后的乡镇企业被推向了市场，为了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苏南”的乡镇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减员增效和重新定位。裁减企业冗员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导致苏南地区的小城镇人口出现负增长。

在乡镇企业改制的同时，外资开始进驻“苏南”，苏南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随之发生调整，从积极兴办乡镇工业转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突出表现为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引进外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涌现。截至2005年，仅江苏无锡就有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5个省级开发区，苏州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也相当多，比如苏州高新区、新加坡工业园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等。开发区、工业园区良好的基础设施、便捷的配套、优惠的政策条件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加速了乡镇企业的产权体制改革，理性的地方政府更愿意扶持外资企业的发展。这样大量的外资企业都纷纷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聚集，而被推向市场的原先像“一盘散沙”分布的乡镇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也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聚。在“与狼共舞”的环境下，一些乡镇企业开始寻求与外资合作，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此2000年之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又开始出现复苏的势头。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繁荣又为城镇城市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外资的大量引入不但吸收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对城市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现代经济中，城市是市场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城市化不但是“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现代化，比如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投资服务环境的改善、教育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文教科卫事业费高达159.36亿元，国际互联网用户共计219.31万户，私人汽车拥有量达77.17万辆，城镇恩格尔系数为0.37。

三、苏南城市化动力机制

理论界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比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托达罗则认为城市工业部门较高的工资收入期望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此外，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如Henderson（1974）、Tolley，Gardner， and Graves（1979）、Ades and Glaeser（1995）以及Fujita、Krugman（2000）等，他们大多认为城市化的发生与发展受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崛起这三大力量的推动和引导。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学所认为的城市化三大动力因素分别对应着苏南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小城镇化时期，主要推动力是农业的发展和工业化，到了城镇城市化时期，起推动作用的则主要是工业化，而城市现代化时期，第三产业的崛起则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是一些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时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国蛟（2004）认为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应该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3]。吴伯均等（2006）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主要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推动模式，自上而下推动模式包括中心城市的扩散、大型建设项目的带动和引进外资兴办开发区三种类型；而自下而上推动模式则主要通过民间筹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城镇区或具有区位优势的地点兴办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配套设施，推动乡村城镇化进程”[4]。而笔者认为，苏南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应该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内在机制主要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三大因素，而外在机制则是政府的行政推动。

1. 工业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同时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的，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发展载体。钱纳里和赛尔奎认为在城市化初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而当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同处于13％左右后，城市化开始加速并反过来促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工业化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就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彻底改变了农业的技术基础，为农业提供了许多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为城市发展聚集了人气，扩大了城市规模，同时也优化了产业结构。（2）工业化与城市化一样也具有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工业化要求生产走向集中，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许多工业企业为了充分利用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会在空间上从分散走向集中，企业的集中会导致人口、消费、科技、文化、信息等现代城市要素的集中，从而促进了城市化进程。（3）工业化的扩散效应使得现代城市经济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农村，密切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从而加速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农村的现代化又为城市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从理论上讲，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的初期，劳动人口分散在农村，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这一时期城市化也处于萌芽期。正如前文所描述的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的城市化，小城镇作为一种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产物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重要的量变时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这种小城镇的弊端开始显现，小城镇已经容纳不下工业的迅速发展，这时的工业企业遭遇到了劳动力和市场瓶颈，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工业密集区聚集，城市规模开始扩大，数量开始增加，城市功能也进一步完善，这一过程又叫做城市化的质变过程。苏南地区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印证了工业化是城市化根本动力的论断。

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的量化测度，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钱纳里标准，另一种是IU比和NU比标准。I表示劳动力工业化率，用工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U表示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度量，N表示非农化率，用二三产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之比（I/U）、非农化率于城镇化率之比（N/U）可以考察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如果I/U、N/U大于1，则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反之则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这三者间协调发展时，I/U和N/U的国际标准值分别是0.5和1.2。

许多经济学家在对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库兹涅兹指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以及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分别是22.9%~32%、36%~65.8%、68.2%。

2. 要素集聚。城市化的另一个动因就是要素集聚，其实质就是因为集聚经济的存在。集聚经济本义是指“一批厂商因为彼此位于邻近而可能产生的经济效果或费用减少”[5]。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集聚经济的内涵被放大，它通常被认为是因企业、居民的空间集中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成本的节约[6]。

集聚经济的产生应归因于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外部经济效应。分工与专业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费用的减少。规模经济也是产生集聚的一个重要源泉。外部经济效应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对于生产企业而言，外部经济的存在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这就导致相关企业在空间上集中起来分享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外部经济会增加消费者的效用，促使消费者的集聚，这就从宏观上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布局和经济发展。

空间经济学将集聚经济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内部规模经济、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这三个层次上的集聚经济本质上就是指企业的效益、行业的规模效益和城市的规模效益。而集聚经济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正好反映了要素集聚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

总而言之，要素集聚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劳动力的集聚为城市化提供了发展主体，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则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现代化。

3. 制度变迁。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泛指协调人们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在现代经济中，制度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制度因素已经由既定的外生变量演化成为现代文明关键性的内生变量。

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根植于社会文化，深受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制度变迁是城市化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资本投资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技术由传统农业技术向先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技术提升，技术提升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人力资本重新配置的过程。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党的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而乡镇政府参与企业产权的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内确确实实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推动了小城镇的兴起。当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20世纪90年代初期左右，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弊端日益显现，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安排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了，于是迫使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城市化道路进行转变。随着外资经济在一系列促进其发展的制度安排下发展起来后，城市化开始呈现新的发展模式，即以外资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城市化模式。同时，苏南城市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市容、市貌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变迁是苏南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动因。

4. 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在中国，城市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在动力机制――政府的行政推动，它不同于上面所分析的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政府行政推动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政府“强势”地位决定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掌控了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政府对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影响相当重大。

洪银兴等（2003）分析了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是传统体制的影响刺激政府对城市进行建设投资；其二是大部分建设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相关法律的欠缺[7]。笔者认为，政府主导城市化是在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必然结果。

如果我们把城市化内在动力机制看成是“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引导就是推动城市化的“看得见的手”。正如西方经济学中提到的，市场和政府都是影响资源配置的两大力量一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内在动力机制应该起主导作用，外在动力机制则起辅助作用。在内在动力机制失灵或不起作用的领域，外在动力机制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政府制定规划科学引导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空间布局、政府颁布政策完善各类要素市场加快要素的自由流动等等。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苏南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多数都是乡镇政府出面利用原有的资本积累或贷款兴办的。由于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与乡镇企业的效益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在当时的政绩考核体制下，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当地地方官员提升的重要途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政府更多地是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相去甚远。为了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政府采取了多种倾斜措施，比如财政补贴、地方保护等等。同时，在乡镇企业催生人口转移和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为大力发展小城镇。但是随着乡镇企业自身发展的后劲不足和小城镇弊端的日益显现，从90年代初开始，苏南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即外资的进入和乡镇企业改制。这一时期，外资的发展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地方政府开始纷纷转而吸引外资的进驻，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建设就是这一时期吸引外资的重要特征。为了解决小城镇发展“小而散”的问题，政府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撤乡并镇，随着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改变作用范围，弱化经济建设职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而政绩考核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地方政府更好、更科学地推动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激励。

上文我们分别从内在、外在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正如前面所说，在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中内在机制始终是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外在机制――政府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它可以加速或减缓城市化进程，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强政府”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从改革开放将近30年来苏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中就可以明显体会到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政府的作用与苏南城市化是“形影相随”的。

而对于内在机制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笔者认为其实质是要素的不断高级化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不论是工业化、要素集聚还是制度变迁，实际上都是要素高级化的过程。工业化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成城市劳动力，农业资本转变成工业资本，传统的农业技术提升为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工业技术等等；要素集聚使得单个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发挥出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单个生产要素产生了质的飞跃；制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不断创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说要

素的高级化才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它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城市化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见图1）。

四、结论

综观苏南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在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政府推进等动因的推动下，苏南的城市化经历了小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目前苏南中心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经济能量急剧增加，中心城市化开始发挥其辐射功能，带动二三级城市的发展，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

笔者认为目前苏南地区城市化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苏南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国城市化历史轨迹研究后发现，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并呈现一条平滑的“S”型曲线，当城市化率达到30％之后，城市化速度开始明显加快，而当城市化率到达70％之后，城市化速度又开始趋于平稳上升。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的整体城市化率已经突破60％，因此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二是苏南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很多学者在应用IU之比、NU之比指标、钱纳里发展模型、库滋涅茨工业化、城市化比较指标等方法对苏南城市化进行实证分析后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苏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转变不同步，当然还有一些制度方面的因素，比如户籍制度等等。

虽然近几年来，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速度都非常迅速，但是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城市之间相互竞争，竞相打造“中心城市”，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杨小凯认为不可能所有城市都成为大城市，在整个城市体系应该呈现层级发展的特点。不同的城市处于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功能体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定位不准以及政府激励的不合理。另外，苏南城市化片面追求速度，缺乏对城市质量的提高，正如前文所说，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更是城市质量提升的过程。还有，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性和科学性，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较低，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些现实问题还有待于在发展中进一步得以解决和完善。

注释：

①库滋涅茨提出的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标准比重为12.7∶37.8∶49.5，三次产业从业人数的标准比例为15.9:36.8∶47.3。

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滋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认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三者是密切联系的。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雯.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以江苏为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0，（12）：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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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国蛟.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2004.

［4］吴伯均，钱世超，等.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302-303.

［5］Alan W. Evans.城市经济学［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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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聊城市；县域城市化；动力机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09.006

Abstract：Researching the urbanization problem is beneficial to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Liaocheng city is a big agricultural city， urbanization level is not high， it exists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such as low level of urbanization， low pulling power，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unharmoniou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 on. Liaocheng city urbanization mechanism is composed of economic， people， policies， and other elements compose， is a complex system. 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Liaocheng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aocheng .

Key words：Liaocheng； urbanization in county areas； dynamics mechanism； countermeasures

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较快，特别是发达地区，然而县域作为广大农村载体，其发展状况与城市地区有明显差距。中国实现城市化的基础与关键是县域城市化，只有县域城市化得到发展，国家城市化水平才能得到整体提高。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是县域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它决定着城市化的道路和发展对策选择，是城市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本研究通过对聊城市县域城市化进程的探究，合理构筑和不断优化聊城市城市化发展的动力系统，以期对区域城市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撑。

1 相关概念

县域指的是区域的一种特定的形式，是县的行政区划内的地域和空间。它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处于农村和城市的中间地带，在景观构成和职能上都兼具城乡特色[1]。本文所研究的县域包括县、县级市和市辖区。聊城市包括一区一市六县：东昌府区、临清市、高唐县、茌平县、东阿县、阳谷县、莘县、冠县。

城市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镇用地的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不断扩散的过程。城市化不仅是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它还包括人们的道德意识、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向城市的逐渐转变。县域城市化，是指用县域一盘棋的思想，用城市的理念来统领整个县域的建设和发展，对城市和农村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分工、有序建设，促进社会资源和要素在县域范围内充分自由地流动，逐步使农业像工商业一样兴旺发达，使农村像城市一样文明进步，使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富裕。

2 聊城市城市化发展历程及动力机制

2.1 聊城市城市化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了各项政策促进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也有所提高。聊城市由1979年初的26.11万人增至1998年底的83.04万人，1998年末县域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5.07%。1997年聊城的撤县设市更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一年内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9.5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上升了将近4个百分点。2004―2005年，非农人口从139.91万人增加到16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4个百分点。2006―2007年，非农人口从161.54万人增加到213.1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8.5个百分点。2008年聊城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全市非农人口为208.2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6%。2009年聊城非农业人口为170.18万人，比1999年增长379.65万人，占县域总人口的比重由16.34%提高到28.8%，10年间上升了12.46个百分点，城市化发展将进入稳定而良性的发展时期。2012年，聊城市的城市化率为33.3%，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根据诺萨姆的城市化曲线，聊城市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图1）。

2.2 聊城市城市化动力机制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是由单一要素构成的，而是通过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相互促进形成的[2]。在聊城市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着多种动力机制，从过去的政府单一力量主导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的共同推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落差逐步缩小，城市化地区发展由不均衡向均衡不断演进，城市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由弱变强。

2.2.1 自然环境因素 聊城市位于山东省西部，是历史文化名城，地处鲁、冀、豫交界，京杭运河与黄河的境内交错，在35°47′～37°02′N和115°16′～116°32′E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总面积8 715 km2，总人口578.99万人。耕地面积553 183 hm2，人均耕地面积993.3 m2。随着京九、济邯铁路和济聊高速公路的开通，该区域的经济区位优势日益得到提升[3]。聊城市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区，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和季风气候特征。总的来说，聊城市的农业气候资源比较丰富，适合多种农作物的种植。适宜的气候条件对于聊城的农业发展、生产生活等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2.2.2 经济因素 农业发展是聊城市城市化的基础动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聊城市城市化出现的前提。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9年聊城市农作物种植面积与2008年相比变化不大。其中，粮食作物72.083万hm2，增长0.7%；棉花7.345万hm2，减少0.7%；瓜菜18.921万hm2，减少2.3%。但从总体上看，聊城农业发展方式还比较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较低，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不强，基础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薄弱[4]。要实现聊城的城乡一体化，必须调整农业发展方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

工业化是聊城市城市化的主要动力。2009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达到2 229个，比年初增加182个。实现工业增加值809.84亿元，比去年增长15.9%。从表2中可以看出，聊城市生产总值呈上升趋势，2009年高达1 378.37亿元，与2008年相比上升10.24%；第一产业198.63亿元，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产业808.45亿元，所占比重最大，占生产总值的58.65%；第三产业371.29亿元，作为后续动力稳中有升。

2.2.3 人口因素 人口是城市化进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在农业经济时代，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影响聊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科技的进步，劳动者的体力支出越来越多地为脑力支出所取代，如各种农业机械的出现，减轻了农民的体力劳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从表3中可看出，2009年聊城市总人口高达590.89万人，比2008年略有上升；乡村总人口482.31万人，有所下降；乡村实有劳动力也有所下降，城市人口有所上升。此外，聊城市还通过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而就地解决和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

3 聊城市县域城市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 聊城市县域城市化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化水平低。聊城市从1998年至今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由1998年的16%提高到了2009年的35.03%，但与山东其他城市相比，聊城市城市化水平仍比较低，城市化拉动力不足、农业产业化程度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也不强。聊城市包括一区一市六县，各县市的城市化水平不一样，东昌府区和临清市的城市化水平较高，莘县和冠县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

3.2 聊城市县域城市化发展对策

3.2.1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对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必须围绕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市场需求，优化种植业与林、牧渔业的比例，力争在畜牧、水产、果品和蔬菜四大农业内部支柱产业上有新的突破[5]。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打造生态农业及农产品深加工基地为目标，制定和实施农业结构调整振兴规划。同时，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转变农民的落后观念，促进经济的发展。

3.2.2 加快构建综合交通系统，推进县域城市一体化 加快聊城城市化进程，是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举措。推进聊城市城市化进程，要从市情出发，立足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顺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规律，做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完善规划，加大投入，抓好中心村、镇的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城乡结合。

3.2.3 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产业升级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6]。政府要发挥职能，利用先进的技术帮助农民发展好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做大做强优势企业，积极培育新型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从聊城的实际出发，抢抓机遇，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全市各项事业平稳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怀岳.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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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凌云.聊城市农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宁夏农林科技，2011，52（1）：35-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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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会展业与旅游业合作的大背景中探讨秦皇岛会展经济的发展 中部六省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和合作模式研究 会展合作的形式与趋势 校企合作的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 关于校企合作模式与机制的研究 校企合作：理念、机制与模式的叠加 校企合作模式与机制探析 城市会展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评估 高职“四个合作”模式下的校企合作与利益机制 流域旅游合作开发与管理机制设计 辽西区域旅游合作机制与实施途径探讨 基于校企合作的中职旅游专业教学浅论 浅论 世界新型合作安全机制的构建 独立学院会展与展示设计专业(方向)构建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新模式的探索 京津冀旅游合作的依据分析与机制构建 会展专业与企业合作探讨 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的机制建设 也论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 会展业和旅游业合作动因 精英与大众的合作机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4]北京旅游法规新调整[N].中国旅游报，2004-09-27，（5）.

[5]王洋.春秋国旅会展旅游初现端倪[N].中国旅游报，2002-1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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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甬港经济合作论坛-2008甬港会展业合作与发展论坛将于9月25日在宁波举行[OE/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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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动力机制

一、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动力机制：内涵与作用

“集团化”最初源自经济学领域，是规模经营的意思。其具体含义是指将经济领域中分散的、生产规模比较小的实体以集团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规模较大的经济运行实体，并以规模优势实现企业经营中的规模效益。因此，职业教育集团化的基本内涵可以归纳为：通过各种形式、多元主体的联盟，借助规模效应、资源优化、品牌效应和对口效应，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和集约化、集团实力的提升，同时使得联盟各方利益共赢，共同发展。

按照运行机制划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主要有：紧密型、松散型和紧密与松散相结合三种类型。紧密型的职业教育集团是指职业院校、企业或其他实体以联合办学的形式成立职业教育集团，这种联合是一种实质性的合并，集团的成员其人财物整体并入集团主体，成为主体学校的一部分。松散型的职业教育集团，其联合加入的成员保持原有的法人资格，该职业教育集团由主体学校为核心，联合其他成员组建而成的。紧密与松散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是前两种运行机制的综合，它有效地结合了紧密型运行机制和松散型运行机制的优点，避免了各自单独运行时的弊端。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包括了以上三种类型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

“动力”在《现代汉语辞海》(1994版)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使机械做功的各种作用力；二是比喻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和发展的力量。“机制”在《辞海》(1979版)中的解释是：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因此，“动力机制”是指能够推动事物演进的发生、发展动因及其构成。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动力机制则是指推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动力关系以及维持和改善行业企业和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组织制度、体系结构等构成的功能体系。

动力机制是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动力来源和作用方式。一般看来，动力机制、管理机制和评价机制一起构成职教集团化办学机制。其中动力机制是系统运行中被管理者追求管理者回报的积极性的激发，其核心是激励机制；它是各种管理机制相互支持、补充、衔接和制约的耦合，是对职教集团化办学积极性的强化与整合；它是作用于职教集团的内外部权力、责任、利益的优化配置，使系统运行的效率最大化，它关注的是投入与产出。由此可见，动力机制的核心是激励机制，其作用在于强化并整合职教集团化办学的积极性，以提高职教系统的运行效率。

美国学者Mark S. Schwartz(2003)指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来源于三方面的动力：经济动力、制度动力与道德动力。经济动力是指获得利润。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经济动力包括直接经济动力和间接经济动力。直接经济动力主要指企业履行教育责任所带来的直接收益。可分为：(1)劳动力交易成本降低。企业通过参与职业教育获得高素质、与企业匹配的技能人才，提高生产效益；(2)职业教育投资增值。多元化投资获利动机，使得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可能会投资于职业教育领域。间接经济动力则是指企业可以通过履行教育责任树立良好的形象。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为企业赢得更多的消费者的肯定，从而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道德动力是指企业教育责任意识教育、企业履行教育责任的媒体关注度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的取向。制度动力是指企业必须遵循制度要求的动力。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政策制定者提供的政策是制度的内涵。这三个动力根据自身不同强度，相互交叉组合作用，形成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复杂的动力机制。

二、国外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典型模式与动力机制

从办学主体所发挥的作用看，目前国外典型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有政府主导型、行业企业主导型、院校主导型。从Mark S. Schwartz的理论框架来看，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

（一）政府主导型职教集团办学的主要动力

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目的是通过特定人才培养的计划或方案来解决或缓解当时该国或地区所遇到的相关教育和社会问题。根据其目的不同，该模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横向贯通和纵向衔接为核心目的的校际联盟；二是以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为核心目的的校企联盟；三是以增强综合实力为核心目的的区域联盟。这类集团化办学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基于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政府通过多种措施促成各实体间的联盟。显而易见，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支持时间直接决定了职教集团的生命力和成功度。该模式的主要动力类型为制度动力与经济动力。

1．制度动力。各国的学徒培训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形式。例如，美国的青年学徒制就是在《经济机会法案》、《劳动力投资法案》的颁布以及《工作培训伙伴法》和《瓦格纳法》的修订中实施起来的。根据这些法案，美国政府资助贫困青年参加工作训练项目。除法律之外，美国地方政府还设有青年委员会，帮助青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为集团化办学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德国的《职业教育法》（2005）是德国最重要的职业教育法律，对企业履行职业教育责任有着很强的约束和推动作用。内容包括了培训合同的签订、培训企业的义务、培训企业和教育人员的资质、考试和考试委员会、主管机构、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和罚款规则。

2．经济动力。欧盟许多国家所采取的一项主要政策是为雇用和培训青年工人的公司提供经济补贴，即签订所谓的“青年合同”。这种青年合同占意大利所有就业青年合同的近25%，希腊占20%，在90年代中期的法国和西班牙，这一比例为12%。这种做法大大激发了雇主雇用和培训青年人的热情。

英国为失业6个月以上的年轻人提供培训和就业政策，这些失业青年有4种选择：雇主提供的有补贴的工作；雇主每周获得60英镑的补贴；环境工作组织提供的为期6个月的工作；自愿性组织的雇主提供的为期6个月的工作或接受全日制教育或培训，以最终获得一个经认可的资格证书。每一个工作选择都包括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接受教育培训：该方案同时还通过就业服务局顾问为年轻人提供许多求职机会和指导。雇主可以通过补贴的形式获得参与职教集团化办学的经济回报。

按照德国法律规定，无论培训和非培训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都须交纳培训基金，通常按企业员工工资总额的一定百分比提取，比例一般介于0.6%-9.2%之间。然后，国家统一分配和发放这部分资金，但是只有培训企业才有资格获得这笔培训资助。一般情况下，企业可获得其培训费用的50%-80%的补助。如果所培训的职业前景看好，企业可获得100%的资助。因此，德国的培训企业通过参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可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

中国台湾地区的区域产学合作中心，是台湾教育行政部门于2002年整合了大专院校教学资源形成的。其目的是避免区域内的恶性竞争，促进资源优化和共享，帮助中小企业研发产品，同时平衡各区域发展。区域产学合作中心初期经费全由台湾补助，补助科目包括人事费、设备费、业务费等，时间跨度为5年(2002-2006年)，补助经费视各中心运作情况逐年调整，5年后费用由各中心自理。各个中心均建立配套措施筹措财源。同时还制定了严格的补助绩效考核制度。每年期中、期末以报告会议的形式审查，然后进行年度实地访评。考核结果直接作为以后年度补助经费增减的参考。

综上所述，以政府为主导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为激发企业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提供了来自法律和专业机构的制度动力和经济动力。在国际上，政府主导型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数量上最多，在模式上最丰富，是集团化办学的重要（主要）形式。

（二）行业企业主导型职教集团办学的主要动力

行业企业主导型职业教育集团办学模式的目的是培养企业或行业所需要的相关职业人才或技术人才，兼具教育和培训的双重功能。按照办学目的和机构性质的不同可再分为四种类型：以服务地区经济为核心目的的教育机构；以提供行业人力资源为核心目的的培训机构；以提升集团综合实力为核心目的的一体化教育培训研究机构和以拓展品牌影响力为核心目的的连锁化办学机构。该模式的治理结构中，企业和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主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和途径介入职业教育。比如，通过市场化运作探索职业教育的人才标准，促进职业教育与企业的深度合作，进而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正因为此，该类模式中企业行业的核心动力是市场驱动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动力。

德国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简称BA)，是由巴登符腾堡州的三家大型企业罗伯特·博施有限公司、戴米勒-奔驰股份公司、洛伦茨标准电气设备股份公司和斯图加特行政与经济学院共同合作创建的一所校企联合办学的新型高等学校。一般认为，这所学校诞生的主要缘由是因为当时的教育培养的人才不符合本地区的企业的需求。企业认为自己采用“双元制”模式来培训高层次实践型、应用型人才更能符合企业自身的实际需求。然而实际上，除了对实践型、应用型人才的渴求这一直接的动力外，企业参与办学还有其背后隐藏的理由，即是由人力资本带来的巨大的集团经济利益。因此，经济动力才是其发展运行的真实动力。

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的阿波罗教育集团，它可以说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营利性高等教育的代名词。该集团在1972年初创时，只是一个小小的面向成人高等教育的私人组织，后来在与旧金山大学的合作过程中转变为一个营利性的教育公司。经过30余年的发展，阿波罗教育集团为美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独特的成人教育理念与模式也逐渐赢得了政府与公众的认可。现在，阿波罗教育集团以极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位居美国7大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之首，而且是全美拥有在校生人数最多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它的凤凰城大学教育模式，即UOP模式，已经被公认为理想的成人教育模式。阿波罗教育集团之所以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创始人斯柏林运用经济学理论，以企业化的管理模式运作阿波罗教育集团，在提供客户满意服务的同时也力求实现集团利润的最大化。作为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典范，阿波罗教育集团具有企业的典型性质——利润最大化。因此，它的动力也是来自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当然，在行业企业主导型职教集团的发展中，制度力量与道德力量也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作用。

企业和行业组织主导型的职教集团化办学模式是企业行业参与积极性最高、参与主动性最强、参与程度最大的一种模式，也是生命力最为旺盛的一种模式。

（三）院校主导型职教集团办学的主要动力

院校主导型的集团化办学模式中，主导的院校一般具有相当的实力，其选择的联盟对象是不同类型或层次的院校、企业和行业。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城市技术学院(City Technology College简称CTC)。英国CTC也采用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但是它不同于行业企业主导的职教集团化办学模式。因为从办学主体上来看，CTC是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出资兴办的公立学校，隶属于国家教育部。实际上，它成为一种国家特许下的“多方经营”，是有别于私立公助的公立私助学校。

第一所支持肯舍斯特城市技术学院的公司为这所学院出资1，000，00英镑。在英国城市技术学院的教师可以得到底薪之外的红利，教师们这些额外收入也是得益于Lucas企业集团的资助。此外，英国的CTC从企业得到的资助不仅仅是资金上的，还有设备、仪器等；最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还派遣行政人员支持学院的开办，指导和参与学院的管理。学院从筹建、管理、运行和监督无不渗透着市场的意识和企业的参与，他们与学校共同承担招生计划，进行技术开发，安排学生学习，录用毕业生，向学校提供教学帮助和直接向学校提供资金等。

篇(7)

关键词：旅游城市化；研究综述；中国

旅游城市化起源于福特制（fordism）时期的高工资和大众消费，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即后福特制（postfordism）时期的大众享乐消费（massconsumptionofpleasure）的兴起[1]。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城市环境的全面改进及城市各种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在原有经济、文化、交通、政治等功能之外，旅游功能日趋完善。可以说旅游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旅游业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

一、旅游城市化的概念界定

“旅游城市化”（tourismurbanization）是Mullins最早提出的，他认为，旅游城市化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基于后现代主义消费观和城市观（注重享乐，pleasure）的一种城市形态，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1]。国内已有学者对中国的旅游城市化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旅游城市化概念进行了界定。黄震方将旅游城市化定义为：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旅游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在人们的旅游活动中作用逐渐增大的现象[2]。王冬萍认为，旅游城市化是以旅游的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积聚和扩散，从而带动城市地域的不断推进和延伸的过程，它包括使城市规模扩大和使城市质量提高两方面内容[3]。在黄震方等人定义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旅游城市化还包括旅游景区景点的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4]。陆林从城市化角度，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引导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从消费的角度看，旅游城市化是指为满足人们由传统的日用型消费向现代享乐型消费转移，提升城市功能的过程。旅游作为现代享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的城市化过程是一种新的城市化模式[5]。朱竑界定的旅游城市化不仅仅是旅游业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结果，更主要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趋势和演变过程。包括：（1）旅游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旅游向城市集中、城市的旅游功能日益增强和城市旅游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2）旅游城市化是城市旅游角色的变化，是城市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综合体转化的过程；（3）旅游城市化也是旅游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动态过程[6]。李璐芳则在王冬萍所定义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础之上，进一步对旅游城市化的含义作了如下描述：将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来建设，以更好地发挥城市的旅游功能，促进城市建设，繁荣城市经济[7]。安传燕将旅游城市化定义为：把旅游作为一种推动人类社会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和文化重构的动力来促进区域城市化的一种过程和现象。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城市的景区化和景区的城市化[8]。

二、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

黄震方将旅游城市化的形成机制总结为以下几点：（1）城市化进程的带动；（2）城市本身的载体作用；（3）旅游者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行为；（4）政策机制；（5）旅游业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完善[2]。从内在拉动力和外在驱动力两个方面对旅游城市化动力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活动在本质上符合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和规律，具体来说，旅游需求拉动旅游城市化，旅游供给推动旅游城市化。一系列旅游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也促进了旅游城市化进程。此外，与旅游相关的活动以及旅游行业本身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丁娟以九华山为例，对当地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城市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产生。除了城市化进程的带动因素外，旅游城市化形成的动力机制还包括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者的行为规律和偏好、政策制度以及区位交通等因素[9]。吴国清认为，城市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旅游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城市的食宿、娱乐、休闲、通讯、购物等设施比较发达，为旅游活动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受闲暇时间、经济支付能力、交通等因素影响，多数城市居民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仍将目标锁定在城市或城市近郊[10]。

三、旅游城市化模式及特征

将中国的旅游城市化模式总结为黄山模式、曲阜模式和以武陵源为代表的旅游景区景点城市化现象。他认为，黄山作为一个由旅游催生的城市，代表了为旅游活动提供支持的一类城市，其旅游城市化进程极具典型性。曲阜的旅游城市化与黄山模式不同，从时间上看，曲阜旅游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从空间上看，在曲阜城市就是旅游地，旅游地即城市，景区景点则分布在城市（旅游区）内部，曲阜旅游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他还从武陵源这一景区景点城市化现象的典型例子中，概括出了这一现象产生的一般原因：包括经济利益驱动，景区景点行政管理条块分割，行政支配旅游经济，景区景点与居民村落连为一体，以及当地居民对景区景点的依附关系[4]。

吴国清将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模式总结为多核心+网络化模式，作为中国城市化发育最快的地区，长三角已初步形成了由多城市区连绵而成的多核心城市密集地域系统。同时，一个网络化的经济环境和地方政府间关系正在逐步形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国内区域性合作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长三角区域旅游必然会形成区域内城市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态势，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亦使得区域内的旅游经济中心趋于分散化[10]。

四、旅游城市化实证研究

王冬萍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现象在吐鲁番城市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旅游城市化可以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质量提高。旅游城市化使吐鲁番城市地域扩大并延伸，推动了吐鲁番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促进了吐鲁番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和城市特色的鲜明化[3]。

朱竑以桂林为例，指出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化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认为城市旅游化是城市旅游供给方面为迎合旅游需求做出的适应性举措。随着大众旅游逐渐向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享受城市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文化休闲娱乐设施以及完善的综合服务配套，人们的这种需求带动了旅游城市化的进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的到来，在服务设施的使用上，市民与游客发生了冲突，城市原有的比较优势弱化。因此，城市就需要进行旅游化建设，为旅游发展做好必要的改进和完善（如在城市的标示系统、城市的人性化服务设施配套、城市的风貌保护等方面），提升城市的旅游功能，优化城市的旅游形象。同样，旅游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城市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接待地和旅游目的地转变的过程，而城市的旅游化建设则是城市为了树立和强化旅游目的地形象而采取的必然措施。桂林的旅游“城市化”正是桂林城市“旅游化”的必然结果。而桂林在完成了城市的旅游化建设之后，随着城市形象的极大改观，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旅游的城市化[6]。

焦华富以九华山为例，分别从经济影响、社会生活影响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对旅游城市化的居民感知进行了研究，指出九华山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经济方面的正、负影响都有明显的感知，主要包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个人收入，提高房地产价格，导致物价上涨。在社会生活影响方面，当地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感知强烈，而对其负面影响感知相对较弱，多数居民认为旅游城市化对其生活设施、教育环境、医疗条件以及娱乐活动设施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促进居民思想观念的改变，只有少数居民认为旅游城市化破坏了当地的淳朴民风，甚至导致犯罪率上升。在环境影响方面，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的正面环境影响感知较弱，但对其负面影响感知强烈，尤其是对人文环境的感知更强于对自然环境的感知[11]。

李璐芳对大连市旅游城市化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旅游已成为大连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与此同时，大连旅游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城市化的推进使大连本地人不断被边缘化；城市化的推进使大连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城市规划存在不合理因素等[7]。

吴国清认为，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趋势是以城市为依托，实现沪宁杭旅游互动是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旅游城市化将成为必然[10]。

葛敬炳对丽江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与传统的工业城市化相比，丽江旅游城市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1）在城市性质和功能上，丽江由工商业城镇逐步向旅游城市转变；（2）在城市空间结构上，丽江城区逐步演变成以大研古城为重心呈“扇”形发展；（3）在城市建设用地上，旅游业用地增长迅速，大量城市绿地被侵占；（4）旅游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丽江人口城市化过程，旅游业成为丽江市居民就业的主要渠道；（5）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丽江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超常规发展。丽江旅游城市化机制包括：资源比较优势、地方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参与以及旅游消费。葛敬炳认为丽江的旅游城市化是一种典型的资源驱动型旅游城市化现象[12]。

五、旅游城市化的影响

朱竑指出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已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旅游与城市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6]。李璐芳认为，旅游城市化可以改善城市环境和功能，优化城市的文化氛围，并且是城市再生的重要动力[7]。

李芸分析了旅游城市化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开发和保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旅游城市化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旅游资源的破坏；城市用地剧增，不断蚕食和破坏风景名胜区；城市环境质量下降，旅游环境和景区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现代城市景观与旅游整体环境意境不协调[13]。

黄振方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问题，例如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淡化，以城市开发代替旅游开发，建设性破坏比较严重；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开发利用不合理，缺乏整体协调机制；不当的游客行为和旅游活动使旅游资源与环境质量下降；景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系统失调；旅游资源与环境管理和保护力度不大等[14]。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