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法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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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主要变化可以概括为“四个统一”。这“四个统一”包括：

(一)统一纳税义务人的纳税义务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内资、外资税法差异进行了整合。新税法施行后，中国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均适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新企业所得税法不再按照以往内资企业所得税以独立核算为条件判定纳税人标准的做法，而以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使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纳税人认定标准完全统一。

(二)统一税率为25%

改变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均为33%，同时对一些特殊区域的外资企业实行24%、15%的优惠税率政策。而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确保了内外资企业纳税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不仅保持了我国税制的竞争力。同时，也进一步促进和吸引外商投资。

(三)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

新旧企业所得税在税前扣除标准主要变化如下表所示：

(四)统一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将区域优惠为主的格局，调整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的税收优惠格局。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下企业纳税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对企业税收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企业以往惯用的纳税筹划手段提出了挑战。根据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研究，本人认为，企业执行新企业所得税法时可行的纳税筹划手段如下：

(一)企业成立前

1.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筹划

这是针对新企业所得税法适用范围、税款缴纳方式变化的相应调整。新税法将纳税人以“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改为法人组织，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只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制企业与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在税负上实行差别税制。

2.注册地选择的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资企业的股息、利息等收入适用于20%的预提税率，而过去税法中外资的这部分红利收入是免税的。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外国企业分红收入均应就其收入全额征收预提所得税。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变更控股公司的注册地以节约预提所得税。

(二)企业经营过程中

1.纳税人认定上的税收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行法人税制，即企业纳税人身份的确定为“在中国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组织”。实施法人税制后，企业统一实行总、分机构汇总纳税。于是，企业集团中如果存在亏损的子公司，可以通过工商变更，将子公司变更为分公司，汇总缴纳所得税，从而可以互相抵减，降低所得税税负。

2.充分利用好五年“过渡期”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10章附则中明确：“本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的企业，依照当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优惠的，在本法实施后五年内逐步过渡到本法规定的税率。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本法实施后可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优惠的优惠期从本法实施年度起计算。”由此，企业可利用利润再投资，充分利用好五年的过渡期获取税收优惠。

3.最大限度地享受税额抵免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作用。利用税法中规定的优惠政策进行税务筹划，是最常规也是最合法的筹划方法，具有很大的筹划空间。因此，纳税人应认真研究企业所得税的各种优惠政策，以达到最大的节税收益。

(1)积极进行创业投资企业或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享受税收优惠照顾

新税法不仅增加了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规定，还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15%的低优惠税率，并且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因此，企业应充分把握新税法实施细则中对创业投资企业或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及时进行相关调整，从而享受税收优惠照顾，实现纳税筹划。

(2)合理安排用于环保节能的专用设备购置时间

例如，新税法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按一定比例抵免税额。假如设备投资的抵免办法不变，每年度投资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可从该企业当年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中抵免，当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未予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后年度企业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但抵免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从而合理安排企业纳税额和纳税时间。

4.税收基础的筹划

新税法在税前扣除政策上，取消了计税工资、工资附加费、利息、业务招待费等扣除标准，改按实际发生额税前扣除，并提高了捐赠、研发费用及广告费税前扣除标准，企业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因此企业可在新税法限额内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在规定范围内充分列支工资、捐赠、研发费用及广告费等；此外，新税法把捐赠扣除的计算基数由原来的应纳税所得额改为利润总额，鉴于利润属于会计概念，企业可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充分扩大利润总额，从而使扣除数额增大。

总之，新企业所得税法为企业自身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企业只有吃透新的税法，充分利用新税法的各种优惠政策，合理进行纳税筹划，最大化节税收益，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史耀斌.新税法解读.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07，(5).

[2]赵治纲.新税法对内、外资企业影响.新理财，2007，(5).

篇(2)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会计与税务差异困扰着许多企业财务税务人员,特别是收入的确认问题。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所反映的企业实际经营成果不一定是企业所得税所要求的计算口径,纳税调整事项增多又需要更多的税法专业知识,完全按照税法口径确认企业的经营成果,又不符合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上市公司。因此,尽可能弱化会计与税法处理差异也就成为企业财务人员非常关注的一个梦想,本文对收入准则和企业所得税关于收入的确认差异方面进行分析。 

一、在收入确认条件方面的差异 

(1)是会计收入更注重实质重于形式和谨慎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以及收入的实质性的实现。 

(2)是所得税法则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更注重收入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在《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对所得税收入确认条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从应纳税所得额的基本原则、收入的形式、内容以及确认收入实现的时间标准等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所得税收入与会计收入的确认条件有差异。现以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条件作为参照来进行分析。 

二、在收入确认范围上,会计收入小于所得税法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是会计收入的范围只涉及企业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2条指出,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根据这一定义,会计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可以看出,会计收入的范围只涉及企业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而将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作为利得加以确认,如企业接受的捐赠收入、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等。因此,会计准则中“收入”是“狭义”上的收入。只是在计算会计利润时,应从广义的角度考虑收入,则要将“直接计人当期利润的利得”纳入计算的范围。在基本会计准则第37条也规定,会计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人当期利润的利得或损失等。 

(2)是所得税收入的范围涉及所有经营活动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在《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虽然未对所得税收入做出明确的定义,但规定了应纳税所得额的基本原则、收入的形式、内容等。《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5条中指出,所得税收入还包括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由此可见,所得税法中收入的范围大于会计收入,除包括会计收入外,还包括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和利得。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和其他收入中的“已作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则形成会计收入与所得税法收入之间的永久性差异项目。 

(3)是国家出于鼓励纳税人的某种经营行为或者避免因征税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等目的,在所得税法中规定了免税的会计收入。所得税法第26条规定:免税收入包括国债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等。上述免税收入是纳税人应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国家为了实现某些经济和社会目标,在特定时期或对特定项目取得的经济利益给予的税收优惠照顾,而在一定时期又有可能恢复征税的收入范围。上述收入属于会计收入中的“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所以上述免税收入项目形成新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准则在收入确认范围上的暂时性差异项目。 

三、在收入确认时间上的差异 

会计准则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来确定收入的入账时间。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条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但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在收入确认时间上,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一致。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二者对收入确认时间的规定相同,但也有例外。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确认时间上。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中规定,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企业取得股权投资后,在被投资单位实现损益及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均要按照投资单位应享受或分担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7条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一般情况下按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由此可见,所得税法上对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确认已偏离了权责发生制原则,更接近于收付实现制,但又不是纯粹的收付实现制。即税法上不确认会计上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 

四、在收入确认金额上的差异 

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分别遵循不同的原则,必然导致会计收入与所得税收入之间的差异。按照会计准则计算的会计收入与按税法计算的所得税应税收入结果不一定相同。针对会计收入与所得税收入的差异,企业在会计核算时,应当按照会计准则确认收入,在计算交纳所得税时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以会计收入为基础进行纳税调整。 

五、结束语 

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对于收入确认金额的规定大致相同。为了防止偷税、漏税,企业所得税法针对关联方交易提出了特别纳税调整的方法。按照规定,如果关联方交易中违背了独立交易原则,使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法定的方法核定计税依据,而不以会计收入为依据,这也会产生会计收入和所得税计税收入的差异。 

参考文献: 

[1]财政部税政司.2007.新企业所得税法导读.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篇(3)

【论文关键词】资本弱化反资本弱化企业所得税

【论文摘要】采用资本弱化形式进行避税,已成为内资和外资企业避税的新动向,并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利用。本文结合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从会计处理的角度深入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本弱化税制,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内经济平衡发展。

一、资本弱化及其理论基础

(一)资本弱化的概念

企业资本包括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两部分。债务资本是企业从资本市场、银行、关联企业的融资及正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短期债务等;权益资本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所用资金中,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比率的大小,反映了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劣状况。这种比率如果合理,债务资本适当,可以保证企业生产经营和防范市场风险的资金需求,并获得财务上的良性效应,即资本结构的优化;如果债务资本超过权益资本过多,比例失调,就会造成资本弱化。

正常情况下,企业从降低财务风险的角度会提高权益资本的比重,降低债务资本的比重。但是,有时企业出于减轻税收负担的动机,就有可能操纵融资方式,提高债务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这就形成资本弱化。因为债务人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属于财务费用,可以在税前扣除,而为股份资本支付的股息一般不得税前扣除。企业为了加大税前扣除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在筹资时多采用借贷款而不是募集股份的方式,以此来达到避税的目的。此外,许多国家对非居民企业获得的利息征收的预提所得税税率,通常比对股息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采用债务投资比采用股权投资的税收负担低。

资本弱化,是指企业和企业的投资者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或其它目的,在融资和投资方式的选择上,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贷款的比重而造成的企业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的比率超过一定限额的现象。根据经济合作组织解释,企业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应为1∶1,当权益资本小于债务资本时,即为资本弱化。而税收资本弱化,是指税收干扰公司筹资融资的方式选择,歧视所有者的资本投入,而偏向于各种形式借款,鼓励负债经营,从而引起资本金在企业资本结构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的一种现象。由于目前在各国税制中,利息负担一般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从而使借款利息具有一种“税收挡板”效应。

(二)资本弱化的理论基础

195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和默顿·米勒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目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标志着现代资本结构研究的开始。他们的理论被称作MM定理。主要内容是:

1.无公司税情况下,企业的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即负债企业的价值(VL)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VU)。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如果有更多的债务,企业的价值(息税前利润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之比)并不会增加,因为债务较多的成本,会引起风险的增加,从而使权益成本增加而抵销。他们认为企业的价值和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不会因其资本结构而变化。

2.有公司税情况下,债务会增加企业的价值。原因是利息是纳税可抵扣费用,因此更多的经营收益流到了投资者手中。1963年,他们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加入了公司税存在的条件。他们认为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杠杆的利得即VL=VU+TD。杠杆的利得为纳税节省价值,又称税盾效应(Taxshield),即公司税率(T)与债务额(D)的乘积。由于(1-T)小于1,公司税所引起的股本成本上升的速度会低于杠杆增长的速度。税率会减少债务的实际成本,从而企业的价值会随着杠杆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二、资本弱化规则的利弊

依据以上分析,设立资本弱化规则,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可以防止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制止了资本弱化对税基的侵蚀效应,维护了国家的税收利益,从而捍卫了国家权益。其次,抑制了跨国公司对税盾效应的滥用,使他们把投资决策的重点放在对市场的选择、效益的合理评估从而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上,而不是投机取巧,把收益建立在对国家税收利益的争夺上。

但资本弱化过重就会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表现在:一是资本弱化规则会限制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资本具有天然的趋利性,资本弱化规则的确立显然会给跨国公司的投资导向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全球性合理分配,这与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发展方向不一致。二是虽然资本弱化法规会限制跨国公司从资本流入国转移利润,增加了所在国的税收收入,但这却可能使本国企业信贷资金注入不足,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这种现象很普遍的话,就会给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三是资本弱化规定主要是限制本国的企业从境外关联企业借入资金,但资本弱化规则导致企业不能从国外关联企业得到更优惠的贷款资金,企业就可能被迫从其它企业借入利率较高的资金,使企业被迫付出更高的成本来实现融资目的,这会给企业的经营效益带来不利影响。

三、反资本弱化的主要方法

应当说资本弱化是一把双刃剑,但它往往被跨国公司所滥用,并严重削弱了被投资国的国家税基。因此,利用资本弱化避税问题,已引起各国税务当局的密切关注,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特殊的反避税规定。各国有关这方面的法规尚不统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倡采用两种方法对付资本弱化:

一是正常交易方法。在确定贷款或募股资金的特征时,要看关联方的贷款条件是否与非关联方的贷款条件相同。如果不同,则关联方的贷款可能被视为隐蔽的募股,要按有关法规对利息征税。

二是固定比率方法。如果公司资本结构比率超过特定的债务/股份率,则超过的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至于这部分利息不予列支怎么办,有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并不变更利息的性质,仍按利息征收预提所得税;有的国家如美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卢森堡等国,则规定属于股息性质,应改按股息征收预提所得税;还有些国家如瑞士等国,除征收股息预提所得税外,还要征收财产净值税。

目前发达国家税务当局在实践中采用的方法与OECD提倡的这两种方法一致。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等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固定比率法,且各国对负债与资本法定比率的规定彼此各异。美国、法国的比率为1.5∶1,加拿大、新西兰、日本、韩国为3∶1,澳大利亚为2∶1,而德国为9∶1。英国等少数发达国家采用正常交易法。

四、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反资本弱化的措施

我国是吸引外资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动力。然而,由于资本的趋利性特征,国外跨国公司同样在中国会运用其资本弱化手段来减少在中国的纳税义务,以貌似合法的手段争夺中国的税收利益。

我国目前没有非常系统的手段来对付这种资本弱化,甚至在官方文件中并没有提及“资本弱化”的概念。但是在很多方面,我国已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资本弱化对我国税基的侵蚀。虽然没有像国外“资本弱化规则”那样的专门名称,但这些规定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资本弱化的效果。这些规定和措施包括:

(一)选定固定比率法作为我国资本弱化规则的基本方法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既然采用固定比率法,那么制定债务/股本比率就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比率越低,资本弱化规则越严格。严格的资本弱化规则虽然有利于抑制税前的利息扣除从而增加税收收入,但同时也可能抑制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影响跨国公司对本国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从而给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造成损害。因此,我国资本弱化规则采取了从宽的政策,即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的比率为3∶1是恰当的。

(二)对关联方的规定

因为不仅外商在我国投资时会运用资本弱化避税,国内纳税人在投资时也会采用资本弱化避税。为了体现公平的原则,我国借鉴英国、美国的经验,对居民和非居民投资者采用同样的标准。在确定是否控制方时,参照美国、新西兰的标准,将控制比例设定在50%,具体来说,“控制,包括:(1)居民企业或者中国居民直接或者间接单一持有外国企业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且由其共同持有该外国企业50%以上股份;(2)居民企业,或者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持股比例没有达到第(1)项规定的标准,但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对该外国企业构成实质控制”。(三)对负债利息的相关规定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

(四)对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对避税处罚的立法一直是我国税法的空白,这使得纳税人在我国避税不承担任何风险和任何经济制裁。为提高反避税制度的法律约束力,强化反避税措施,有利于税务机关加强国际税收管理工作,税法借鉴了国际通行的做法,在新税法中增加了特别纳税调整的法律责任。税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依照本章规定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

五、资本弱化规则下的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

下面通过案例来分析资本弱化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例1】甲企业向外国乙企业(均为非金融企业)投资200万元,占乙企业股权的40%。假定两国的企业所得税率均为25%。甲企业预计2008年实现利润300万元,乙企业预计实现利润100万元,假定均无其他纳税调整。按照规定,甲企业当年应缴纳所得税75万元(300×25%)。由于乙企业没有从我国获得所得,不必向我国缴纳企业所得税。

【例2】假定,在上例中,乙企业于2008年1月1日向甲企业发行长期公司债券1000万元,每年按银行利率7%支付利息。在资本弱化的情况下,甲企业2008年缴纳所得税=(300-70)×25%=57.5万元。乙企业应获得利息收入70万元,按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缴纳所得税7万元(70×10%)。甲乙两企业实际在中国缴纳所得税总额为64.5万元,少缴所得税10.5万元(75-64.5)。可以看出,甲乙两企业通过资本弱化方法实现了避税目的。

【例3】如果例1和例2的资料不变,债务/股本比率为2∶1,甲乙两企业的所得税计算如下:

由于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1000÷200=5,大于2∶1标准,甲企业准予扣除的利息=200×2×7%=28万元,纳税调整的利息=70-28=42万元。

甲企业2008年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300-70+42)×25%=68(万元)

乙企业应缴纳的预提企业所得税=70×10%=7(万元)

甲乙两企业合计应缴纳所得税=68+7=75(万元),与例1缴纳所得税相等,恰好弥补例2少交所得税10.5万元。

【例4】假定例1、例2和例3的资料不变,债务/股本比率为3∶1,又将如何?

由于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1000÷200=5,大于规定的3∶1标准,甲企业准予扣除的利息=200×3×7%=42万元,纳税调整的利息=70-42=28万元。

甲企业2008年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300-70+28)×25%=64.5(万元)

乙企业应缴纳的预提企业所得税=70×10%=7(万元)

甲乙两企业合计应缴纳所得税=64.5+7=71.5(万元),比例1和例3少缴纳所得税3.5万元,比例2多交所得税7万元。

可以看出,债务/股本比率越低,说明资本弱化规则越严格。严格的资本弱化法规虽然有利于抑制税前的利息扣除从而增加税收收入,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如抑制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影响跨国公司对本国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给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已经明显得到增强,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让需要引进大量外资继续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在制定资本弱化法规时应采取适度政策。2008年9月19日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的财税[2008]121号文件《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规定比例(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2∶1)及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的比率为2∶1是恰当的。

【参考文献】

[1]财政部税务司.新企业所得税法导读[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149-151.

[2]奚卫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操作指南[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23-125.

[3]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连载[DB/OL].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政策解读.

[4]苏筱华.资本弱化的负面影响各国对策及启示[J].涉外税务,2005(7).

篇(4)

(一)税制的选择。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国际上采用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一是分类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税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分项计征所得税。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全年的各种所得汇总求和,统一扣除费用后,就其余额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计征的基础上计征所得税。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混合所得税制,系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一种结合。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即指将收入根据不同的来源进行分类,对某些收入项目分类单独征收所得税,而对某些项目进行合并,适用累进税率征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可以对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区别,而且能够广泛采用源泉扣缴法,便于稽征税款,但是这种税制无法综合收入和费用,难以按纳税人全面的税收负担能力征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可以全面考察纳税人所得,能够较好地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更具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税制对纳税申报有很强的依赖性,要真正实施起来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纳税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建立有健全的税收征管制度、完备的税务制度等;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能够区别对待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兼顾纳税人全面的支付能力,但对税收管理仍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属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该模式实行税源扣缴并根据不同所得分别规定了按年、月综合计算和按次单项计算。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制度是导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方面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分类课征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这与“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这一所得课税奉行的公平准则是相悖的。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容易造成对一些纳税人的不合理征税;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纳税人合法避税,导致税源流失。因为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分多次或多月取得收入的纳税人可能不必缴税或少缴税,导致税负不公。同时,纳税人可以采用故意减少当月实际所得,在月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对一次所得改变发放时间或改一次性发放为多次发放等办法合理合法地避税。因此,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通过分散取得、化整为零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税率过杂、档次过多,不便征管和缴纳,并使税收的社会成本提高。

我国当时选择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主要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很不发达,很多个人收入的往来和现金的支付都游离在银行系统之外,如果实行综合课征制度的话,在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很难控制这个人所得的来源渠道,而分类课征制度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进行源泉控管。因此,分类课征制度虽然在调节高收入方面远不及综合课征制度,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眼下我国还不宜急于实行综合课征制度,否则即使实行了恐怕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近期内分类课征制度可能还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应选择的基本模式,但也可以考虑选择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新模式,如果维持前者的话,需要对现行的分类课征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可以考虑通过扩大超额累进税率的应用范围来增强个人所得税纵向调节的力度;通过调整费用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来体现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综合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即能分类源泉扣缴防止偷漏税,又能综合全部所得累进课征,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所得税制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如果选择实行这一制度的话,在完善现行分类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强化对总所得的累进征收,因为它是对一定数目的高收入的人征收的。波斯纳认为,尽管(累进税的)“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但是,“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4〕

(二)税法构成要素的检讨。1.扣除标准。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要使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符合横向公平的要求,关键是合理地进行税前费用扣除,费用扣除实质性地最终决定税制的公平程度。各国在设计费用扣除标准时,一般都遵循如下两项原则:一是纯收益原则,即扣除纳税人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二是纳税能力原则,即纳税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应予扣除。除上述基本扣除外,不少国家还允许特殊扣除,以照顾纳税人的特别开支需求,实现真正对纯收益征税的目的。这些做法正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价值观。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扣除标准的设定上,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由于我们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各项所得没有统一的扣除规定,只是分类单项就一个层次进行扣除,不能准确地反映负担能力的综合应纳税所得额,不可能对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作准确的估计;扣除额外充分考虑纳税人享受相同数量所得的能力的差别,如扶养人口多寡;扣除额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税收公平不仅仅是形式公平。

2.税率。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的核心之一,税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和征管的难易程度。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在税率结构上,税率种类过多,既有比例税率,又有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还辅之以减征、加成征收,比较复杂;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适用不强,尤其是对工资、薪金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收实践表明,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结构会使劳动越多、收入越多或投资越多的人税负越重,而且高税率会诱发纳税人的逃税欲望;同时,工资、薪金的勤劳所得与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等非勤劳所得相比,勤劳所得征税偏高,引起税负不公,也有违税法的公平价值。在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度后,可以继续沿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对综合所得则按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款,但是应当减少累进税率的档次级数,以4-5级为宜;对于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劳动所得以及劳务报酬所得均采用统一累进税率征收,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

3.免征额。从理论上来讲,要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不均、贫富悬殊方面发挥作用,则其征税对象应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的自然人,而不能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许多国家的税收实践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提高扣除标准,即免征额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从实践看,我国许多地方已经调整了工资薪金的免征额,北京是1000元,上海为1200元,广州是1260元,深圳为1500元。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悬殊很大,若在全国划定统一标准显然不妥,可以考虑规定一个幅度,由各地区在此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免征额。

二、个人所得税法所体现的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这一术语的涵义因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第一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目的价值”;第二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第三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此种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可称之为法的“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和“形式价值”意义上的“法的价值”,都是以“目的价值”意义上“法的价值”为基础和原点的,如果离开了“法的目的价值”,无论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还是“法的形式价值”都不可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变成“中性”的东西了,根本就没有了“价值”的意味。本文所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正是在“法的目的价值”这种使用方式上而言的。

税法追求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公平是第一位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也促进效率发展。个人所得税法是税法中最能体现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法,是追求公平的法。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至于从根本上损害效率。税收是通过再分配调节初次分配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税法作为第二次调节的工具来调节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公平,而非效率。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1〕。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2〕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

一般认为,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3〕从本义上看,税收公平包括两层含义,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横向公平要从实质上来看,即要避免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现象,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不仅仅是对所得而言,还应考虑纳税人的其它相关情况,如果两个家庭收入相同,但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有多有少,则在计征所得税时若对两家同等征税,就不公平;纵向公平可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的例子加以说明,累进税率可以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格局;而比例税率却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可见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税法的基本价值是公平,税法公平价值体系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正义(税法的起源)。而现实是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法的价值没有实现,并没对社会的公平指数有何改进,反而恶化。

个人财富积聚的速度差距在迅速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只看到财富积累的自然规则、丛林规则在起作用,而不见法律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在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核心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但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失败的个人所得税法。在最需要法律的地方,法律缺席了,法学家缺席了。法律控制的失败,法的价值的不能实现需要检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法的实施。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个人所得税法律价值实现的障碍的讨论。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检讨

要发挥法的作用,就必须使法在生活中真正实现。法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使已制定的法律规范在生活中得到实现,把应然变成实然。如果法的规定不能在人们及其组织的活动中实现,那就是一纸空文,不会带来现实意义,也不能实现法的价值。税法的公平价值除了需要一定的制度体现和支撑之外,重要的是应在税法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

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是税收领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有效税制实施的前提是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过去我国税制改革对税收征管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导致税收征管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法的实施与物质条件,与人和物及当时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发展相关。税收征管的现实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税制的选择,税制不能超越税收征管水平,否则,税制的超前性和征管的落后性的矛盾会使既定的税制目标因不易操作而落空,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

因此,在税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由于个人所得税社会经济目标的多元性和自身特点,目前国际上公认个人所得税比其他税种对征管的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如果个人所得税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较之其他税种更大。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税制设计与征管能力不相协调,使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低下,税收流失严重。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偏差影响后果表现为:一是税收收入流失,税收制度的弹性减小;二是税法与现实的偏差损害了税制的公平。

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的保证程度受到税务部门自身的能力和外部纳税环境的双重影响,就两者关系来讲,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是内在因素,它的强弱决定了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的保证制度,前提条件是税收制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管能力发展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水平的变化是税收征管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外部动因和条件。

所得税征管的控制系统包括个人收入申报系统单位代扣代缴控制系统、税务检查系统低效率运行,原因多种多样,对策也多种多样,但是,笔者认为,来自于主观方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务部门的敬业意识,当然,各种技术手段的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著,郭晓慧等译.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517.

〔2〕金子宏.日本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65.

〔3〕杨秀琴.国家税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69

篇(5)

摘要：一个国家企业所进行的税收筹划是其所在国家税收环境的外在表现，税制改制对于企业的盈利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可谓是我国税收政策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的税制建设又提高了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在新的税法环境下，企业应当进行怎样的税收筹划，这已成为我国企业当前所要进行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就新税法下的企业税收筹划问题展开论述。文章主要从企业投资决策方式方面、企业组织形式方面、企业纳税方式方面、税基型企业、税率型企业等五个方面对企业的税收筹划问题进行了策略探讨，以期能够为我国当前广大企业的税收筹划问题提供一点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新税法企业税收筹划策略

一个国家税收环境的外在表现集中体现在这个国家企业所进行的税收筹划上，税制改制对于企业的盈利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可谓是我国税收政策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的税制建设又提高了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在新的税法环境下，企业应当进行怎样的税收筹划，这已成为我国企业当前所要进行的一项重大课题。笔者认为新税法下的企业税收筹划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1税收筹划在企业投资决策方式方面的策略

新企业所得税法中明确规定：国债利息收入以及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免税收入。依据这一规定，企业可以在使用企业内部闲置资产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决策时，优先选择购买股票或者购买债券等形式的投资，但是应当以购买国债以及符合相关政策所规定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为进行投资决策所要考虑的重点。在综合考虑投资风险以及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同其他形式的债券以及股利而言，企业进行针对于免税收入项目的投资应当看作是一个比较优质的投资决策。

除此之外，为了促使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国政府在修订新税法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关于鼓励或者限制某些行业领域发展的有关规定。基于这一方面的改变，企业在进行投资时也应当选择那些政府鼓励发展而有一定税收优惠政策的领域进行投资。

2税收筹划在企业组织形式方面的策略

每一个企业在设立之初都会面临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可供新成立的企业进行选择的组织形式种类很多，但是不同的组织形式就会对应着不同的税收负担。因此，新设立的企业应当依据自身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税收负担比较轻的组织形式。

例如，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同合伙经营这一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有限责任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既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又要在进行股利分配的时候由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合伙经营这一组织形式下的业主或者合伙人则只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新企业所得税法还对汇总纳税的企业进行了有关规定：“在我国境内设立不具备法人资格营业机构的居民企业，应当汇总纳税。”这一规定表明：总分支机构形式的企业组织可以将税款进行合并缴纳，而母子公司形式的企业组织就要将各自的企业所得进行分别核算缴纳税款。

3企业纳税方式方面的税收筹划策略

新企业所得税法中明确规定，企业所得税以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组织为纳税人。当一个企业组织由分公司与总公司组成时，应当是采用汇总缴纳的方式进行企业所得税的上缴工作，所以，当企业在进行下属公司的设立时，是选择设立子公司还是选择设立分公司，这就会对企业所需要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带来不同的影响。在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中，子公司是一个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独立法人，子公司所取得的企业利润不能并入母公司的企业利润中进行税款的合并缴纳，而是应当依照规定以独立法人的角色进行企业所得税的单独缴纳。如果子公司的经营所在地所执行的税率低于母公司所在地的税率时，子公司就可以依照较低税率进行所得税款的缴纳，从而降低整个企业组织的税收负担。但是，分公司却不是独立的法人，分公司需要将自己的企业利润同母公司的企业利润进行汇总后一同进行企业所得税的缴纳工作。所以说，不管分公司所在地的税率是高还是低，都不会对企业组织的税收负担产生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企业可以根据总分公司与母子公司在纳税方面的不同规定进行企业组织形式的科学安排，以达到降低企业组织整体税负水平的目的。

4税基型企业的税收筹划策略

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调整。

4.1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计税工资标准，企业均可以按照工资以及相应的职工福利费的实际支出据实扣除，从而缩小了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当然，新企业所得税法同时也规定，工资支出应当真正具备真实性以及合理性，否则税务机关就有权调整工资的扣除数。

4.2新企业所得税法放宽了广告费用的列支标准、捐赠扣除标准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条件。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公益性捐赠的扣除限额放宽为年会计利润的12%，这一规定不仅使企业费用的计算更加简便，而且使企业捐赠公益事业越多，获得的税收优惠也越多，这无疑也会提高企业捐赠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5税率型的企业税收筹划

由于2008年实施的新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同以前相比，名义税率会下降8%，因此企业应合理调整经营方案。新企业所得税法虽然对不同档次的税率进行了整合，但仍然保留了对小型微利企业实行较低的税率，因此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的预测，在权衡之下，可将有限的盈利水平控制在限额以下，以期适用较低的税率。如处于小型微利企业临界点的企业应尽量往小型微利企业界定标准靠拢，以适用20%的低税率；对于现有将高新技术仅作为部门核算的公司，应将高新技术业务剥离出来，成立独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以适用15%的税率。对于有分支机构的企业而言，如果总分支机构都有盈利，且分支机构的盈利水平较低，可考虑将分支机构设为子公司，以争取较低的税率，降低集团总体的税负。

篇(6)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 税收筹划 企业所得税法

在“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税制改革思路下，探索新的税收筹划方法，及时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支持，有效地控制经营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本论文将基于国内外学者在税收筹划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时代背景下，从企业的组织形式、税率、税基、优惠政策等方面进行的税收筹划方法的研究，并结合具体案例对新税法下税收筹划方法进行探索，为纳税人进行合法节约纳税支出和经营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为推动税收筹划的研究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税收筹划的定义

什么是税收筹划？“税收筹划”一词来源于英文的“Tax planing”。“Tax planing”可以译成中文的“税收计划”或“税收筹划”。如果所阐述的具体内容是税务机关对税收方案或目标进行预测、设计或安排，则可译为 “税收计划”；如果所阐述的内容是纳税人对纳税方案或目标进行比较和选择，则可译为“税收筹划”。本文所述税收筹划特指后一种情形。在中国现阶段企业是纳税人的主体，税收筹划更多的是企业的需要。

二、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方法策略

（一）企业组织方式选择中的所得税税收筹划。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了我国对公司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实行不同税制。税法规定，合伙企业及个人独资企业则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只对其业主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与合伙经营相比，公司制企业的营业利润在企业课税环节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以股息的形式分配给投资者，投资者又得将其分得的税收利润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存在重复征税，税负必然加重。如果单从纳税负担的角度出发，在新组建企业时可以选择设立为合伙制或独资企业。

（二）基于税基的所得税税收筹划。计税依据的确定较复杂，其筹划空间较大，也是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重点。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是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因此，企业所得税计税依据的筹划又可以分为收入的筹划、扣除的筹划。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所得税税收筹划。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同，核算出来的结果会有不同，对纳税人的税负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税法规定范围内有很多可供企业选择的核算方法。

（四）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所得税税收筹划。税收优惠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税收方面给予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的各种优待，是政府调控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最主要也是运用最多的方法。

三、新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一）强化企业税收筹划意识，依法筹划。企业所得税的筹划必须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不得与税法规定相抵触。新税制实施以来，税收对纳税人的要求越来越高，税务部门的执法力度越来越大，企业因违反税法而受到严肃查处的案例不胜枚举。因此，企业要消除对税收筹划认知上的片面性，并要强化税收筹划意识，明确税收筹划对于企业理财的积极影响，制定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系统性的税收筹划机制，确保纳税筹划的效果，从而掌握税收筹划的主动权。

（二）事先筹划。税收筹划必须在涉税经济活动发生之前，预先对其进行计划、决策，以达到减少税赋、获取节税利益的目的。由于纳税行为相对于经济行为而言，具有滞后性，如企业实现利润要计算应纳所得税时，才想方设法采取措施规避和减轻纳税义务，就为时已晚了。

篇(7)

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之间的差异因它们服务对象、遵循原则的不同必然存在。但是过大的差异导致许多企业在这种这空白地带寻求更多的利益。企业尊崇开源节流，寻求合理避税可以说是每个企业努力的动向。企业想通过复杂的会计处理来少计或者不计收入并多列支出费用；而税务机关则总想依税法的严格控制来增加税收收入，二者博弈的结果是会计结果依据税收规定来调整缴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11我国的温州危机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是企业内部会计问题是不能忽视的，会税差异亟需协调。

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的差异产生于客观经济环境，其存在和发展有着自身规律，不能强行消除，应当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但是，过度的差异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比如会不必要地增加企业纳税成本，加大税务机关的征收难度，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等等。我们以资产方面的“差异”为例，希望通过对企业会计的调查以及对税务部门的采访，了解到这些与“会税”差异相关人士对这些差异的看法，再从我们——大学生的视角展望未来“会税”差异的变化趋势。

二、“会税”差异在资产方面的表现

通过对资料的归纳和总结我们发现，资产的差异在存货、无形资产、生物资产这些方面表现明显。

（1）存货

在税法中存货的计税基础是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准则则是公允价；会计在发出存货的工程中计提跌价准备，但是税法不能计提等

（2）生物资产

我国会计准则将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三大类。生物资产处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初始计量和折旧方法的选择上，“会税”具体差异特点如表1所示。

表1生物资产差异分析表

初始计量折旧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按相关规定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应当按期计提折旧，并根据用途分别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当期费用，可采用多种折旧方法

企业所得税法公允价值企业应当自生产性生物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停止使用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应当自停止使用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只能用直线法

（3）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会计上通常将无形资产理解为专利权、商标权等。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对无形资产处理的差异体现在折旧时间和折旧方法上，它们的差异如表2所示。

表2无形资产的处理差异表

折旧时间折旧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摊销金额应当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摊销，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应摊销。同时，企业摊销无形资产，应当自无形资产可供使用时起，至不再作为无形资产确认时止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企业预期消耗该项无形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方式。无法可靠确定消耗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

企业所得税法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少于10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无形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摊销费用

三、问卷分析

（一） 对“会税”差异的认识的程度

1.对“会税”差异的了解程度

超过70%的人对“会税”差异的了解还是不够的，样本中，很了解的只有26人，占总数的26.80%，不太了解的最多占62.89%。

企业会计对“会税”差异认识仍需加强，可见企业在工作中对这方面的重视不够。

2. “会税”差异对工作造成的干扰程度和调整的必要性程度

通过调查可知，大多数人（约99%）认为“会税”差异会对工作造成影响，其中认为干扰不大，可以克服的占78.76%，认为没有干扰的只有1.01%。由图3可见认为“会税”差异有调节必要的占72.03%

为了让企业工作更好的发展，调节“会税”差异具有一定的必要性，虽然受企业规模及业务的限制，工作中涉及“会税”差异也许不多，产生的影响不大，但是从企业未来的发展来看，“会税”差异需要调节。

3. 政府和企业对“会税”差异重视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政府和企业对“会税”差异非常重视的占2.25%，比较重视的占43.21%，占总数的一半左右。总体来看政府和企业对“会税差异”的重视程度不算高。

通过对企业会计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目前“会税”差异对会计人员工作影响不大，但是大多数人依然认为“会税”差异需要进行调节，同时，政府和企业对“会税”差异的重视程度不高。

四、差异对资产税务处理的影响

（一） 固定资产

1.差异调整的难易程度

在固定资产的会税差异的主要科目中，认为在减值准备的计提差异方面的调整最难的占到了47.42%（46人），其次在预计净残值方面的差异为34.02%。这两个方面的差异进行纳税调整时最让会计人员头疼。

如果能减少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和预计净残值的计算方面的“会税”差异，会计人员在进行纳税调整时的工作量将大大减少。

2.方法的选择

在众多受访者中，大家一致偏向改进会计准则，在97人中占到了54.64%。其次是认为两者都要调整的，占样本总量的36.08%。

由此可见对于“会税”差异的调整方向，大多数会计人员倾向会计准则，认为二者均需调整的占一部分。

3“会税”差异对会计人员工作的影响程度

由图8和图9可以看出，在接受采访的97名会计人员中，认为这些差异带来的影响有一点的占到了53.61%，为52人，其次是认为影响程度为一般，为25人，占25.77%。

4.会计人员认为需要“会税”差异需要改进的方面

73.96%的会计人员认为初始计量需要改进。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是核算计税的基础，可是初始计量上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存在的差异较大，不利于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和核算成本。

通过对企业会计人员的调查，我们发现在固定资产方面最难处理的表现在减值准备和预计净残值的计算方法上，会计人员认为需要改进的方面表现在初始计量方面，且总体上看，他们认为改进的方向倾向于税法向会计准则靠近，或者二者都要改进已达到协调。

（二） 生物资产

1. 差异因素中初始计量和资产折旧在纳税调整时的处理难度情况

对生物资产进行纳税调整处理时，70%的人认为资产折旧方面的处理难度最大，其原因大致是由于资产折旧方法相对初始计量较为复杂，变动时影响因素较多，所需花费的时间，人力，物力都相对较多，同时资产折旧相对于初始计量而言，其本身的案例和事项较多，容易发生特殊状况，更难以在会税差异的基础上加以处理。

2.面对差异会计人员倾向的处理方法

通过调查，83.33%企业会计人员更倾向于会计准则的处理方法。通过访谈调查，会计准则的发展更为成熟，具有特有的权威性和普遍性，所以在工作处理上大多数会计人员偏向与会计准则的处理方法。

3.会税差异对纳税调整的影响程度

对于生物资产而言，大部分相关人员都因此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4.5%的人认为影响十分严重，没有影响的只有5.16%，可见对会税差异的调整亟待解决。

小结：在生物资产在纳税调整中，会税差异造成困扰需要重视，资产折旧方面的处理难度最大，面对差异大多数会计人员更倾向选择会计准则的处理方法。

（三）无形资产

1. 差异因素中初始计量和资产折旧在纳税调整时的处理难度情况

就无形资产方面而言，会税差异在纳税调整时所带来的主要难度来源于资产折旧，在初始计量方面，虽然在会税方面有着一系列的差异，但其初始计量处理方法，原理和公式基本固定统一，所以即使在会税上出现一定的差异，其在纳税调整时的调整也不是十分困难和麻烦，而对于资产折旧方面而言，其涉及到更多的计量方式和处理办法，所以每当会税差异导致纳税需要调整时，往往需要进行全方面的分析和调整。总而言之，资产折旧在有用会税差异导致纳税需要调整时的难度相对更大一些。

2.“会税”差异中需要改进方面

根据在前次统计分析中所得，93%的人认为无形资产初始计量的方法差异给纳税调整带来的难度较大，亟需改进。

（四）存货

1. 在纳税调整时最难处理的“会税”差异及需要需要改进的方面

受访者中认为存货最难处理的“会税”差异是计提跌价准备，占到了98.75%。而初始计量所占比例比较小。而94.26%的人认为初始计量需要改进。

在存货的纳税调整方面，会计人员认为最难处理的是存货跌价准备方面的差异，面对差异，会计人员更倾向的是会计准则的处理方法。

五、总结及建议

通过对会计人员的问卷调查，我们知道企业对“会税”差异的重视程度不高，“会税”差异虽然对会计人员的工作影响不大，但是却不能忽视。在固定资产方面，最难处理的差异表现为减值准备和预计净残值的计算方法选择上；在生物资产方面，最难处理的差异表现为资产折旧方面；在无形资产方面，最难处理的差异表现在初始计量计算方法选择上；在存货方面最难处理的则为跌价准备的计提。总体来看，面对差异，会计人员倾向于选择会计准则的方法。通过对企业财务经理的访问和对税务局的采访我们了解到，他们认为“会税”差异存在的必要性不大，并且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著的（加大企业和税务部门的财务成本）。

我们建议“会税”差异带来的差异需要尽快解决，处理方式向会计准则靠近，但是我们相信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企业所得税法，在不断改变的国际大环境下，都需要进行合理长足的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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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学芬，章道云.浅析建立税务会计体系的必要性[J].财会月刊，2001，（8）

[3]李孝章，所得税会计方法探析[J].特区财会，2002，（3）.

[4]盖地，刘慧凤.所得税会计准则：理论与实务角度的思考[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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