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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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高收入国家；分工理论；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这些国家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左右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该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③。该报告还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

（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既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对“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一些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会继续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另一个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

卢曼的分化理论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⑦。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例子如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⑨。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⑩。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未尽的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分化式”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须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盲目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迈入了世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参见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数据参见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单位“元”为1990年国际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说明，“元”均指1990年国际元。根据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8127国际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汇率法）的收入门槛。他们指出，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指数（世界银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较高（沙特除外），而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因此，一国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必须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反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制度建设上有良好的表现。

④参见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页；刘世锦等：《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73号（总第4670号）。

⑤杨小凯曾用一个“私人建房”的生动例子来比较中国和美国分工水平的明显差距。在美国，私人修建别墅中“复杂灵活的推土机”“现场水泥浇灌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使用，与其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虽然由计划调配而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同样也会产生政府部门、企业等主体之间因互相协调产生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往往会高于市场调节下的交易成本。参见张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转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7―518页。

⑦⑧参见G. Kneer， A.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第148页，第181页。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机构，教师或科研人员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级别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报，由此导致科研的专业化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⑩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B11参见何炳棣：《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B12参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B13例如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制度、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等。

B14参见：《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B15唐文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立场应该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参见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美]弗鲁博顿，[德]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3]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J].经济学（季刊），2009，Vol8，（2）：743-768.

篇(2)

以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总体要求，以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为基本任务，以保障群众安居乐业、提高群众安全感为目标，以解决影响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扎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安防控、综治基层基础、公共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努力实现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绩效的新提升。

二、工作目标

1、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系列平安创建覆盖率达100%，深化基层基础建设，综治工作各项机制不断完善，各项措施有效落实，各项指标全面完成。

2、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进一步完善，治安、刑事案件发案率不断下降；治安重点地区得到有效整治，居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明显提升，确保群众安全感92%以上。

三、重点工作

（一）完善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提升维护稳定工作水平。

一是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制度。严格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切实做到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二是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全面实施重大决策、政策、项目和活动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加强稳评工作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建设，向村（场）、社区延伸，不断加强评估结果的应用工作，从源头上预防矛盾发生。

三是完善大调解组织网络。扎实推进镇调处中心平台规范化建设和实体化运行，确保人员、经费、制度、办公场所和设施落实到位，强化调解员队伍建设。

四是健全大调解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和相互融合的工作机制。整合专业调解和社会调解资源，推进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推动大调解与工会、妇联、劳动、法律援助、仲裁、民政等社会资源有效对接。

五是着力解决进京非正常上访。积极参与依法治理进京非正常上访专项治理，大力推行“阳光”，全面落实工作责任制、积案终结制，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依法做好劝返接回工作，依法规范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行为，坚决压降进京非正常上访。

（二）解决影响和谐稳定突出问题，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水平。

一是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推进流动人口居住区建设，按照“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和社区化管理模式，在工业园区高标准建立新市民服务管理站，落实新市民社会化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对出租屋的管理和“群租”现象的专项治理。建立对社区、企业、物业、中介、学校、旅馆等全覆盖的流动人口信息采集体系，切实掌握流动人口落脚点动态。

二是创新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机制。抓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深化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创建活动，切实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加强和改进吸毒人员社会化管控工作，配好禁毒社工，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达80%以上，戒毒康复人员安置就业率达70%以上。建立精神病人定期排查机制，实行分级管理，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率达80%以上。

三是构建公共安全监管工作机制。深入实施交通安全生命保障工作，推进以“四个文明交通建设”为抓手的交通安全进社区工作，加强道路交通智能化、社会化、精细化管理。推进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加大火灾隐患整治力度。大力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行动，今年要按照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的要求，对集镇交通秩序实行挂牌整治，突出抓好校园周边地区的整顿，完善安全隐患“群防、群控、群治”社会动员机制。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提高监管水平，杜绝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四是创新鲜明正确舆论导向机制。抓好平安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禁毒、反、交通安全、防火防盗等治安防范宣传教育，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平安建设成就和治安防范举措。加强网络虚拟社会服务管理机制建设，强化基础信息工作，正确引导舆论导向。深化“两新”组织服务管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三）紧紧围绕提高群众安全感目标，提升平安建设水平。

一是开展专业化打击违法犯罪行动。组织开展打黑除恶、治爆缉枪、打击“两抢一盗”、打击电信诈骗等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多发财犯罪和涉众涉稳型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深入开展反专项工作，大力推进“无地区”创建活动。

二是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快推进“感知安保3.20”和家庭技防建设，60%以上的城市老小区和安置房小区达到城市安防标准，积极推进“平安E家”等安防项目，提高居民户、商铺等技防设施覆盖率。加强专业巡防队伍常态化巡防，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巡防，大力弘扬见义勇为行为。

三是开展常态化治安重点地区整治。以治安复杂、案件高发的地区和部位为重点，坚持属地管理、条块结合原则，发挥综治部门牵头作用，组织和动员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开展排查整治，健全滚动排查整治、包干问责、巡防管控、联合整治等长效机制，落实长效管理。

四是深化系列化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平安村（社区）等平安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平安企业、平安学校、平安医院、平安家庭、平安交通、平安工地、平安娱乐场所等系列平安创建活动。

（四）强化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工作，提升服务群众工作水平。

深化镇政法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统一指挥、集中办公、整合资源、处理实务的工作机制。加强村（场）、社区综治办规范化建设，各村（场）、社区落实1名主管综治工作的干部，实现综治办、治保会、警备室、调委会“运作一体化、运转实体化、流程规范化”，使之成为化解矛盾、畅通民意、治安服务、重点帮教的基层综治工作平台，提升服务水平。

四、工作措施

一是落实责任。强化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责任意识，严格履行综治和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与个人责任制，通过定目标、定任务、定责任等办法，健全并严格落实综治和平安建设的责任机制，做到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做、责任有人负，确保年度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的圆满实现。

二是强化保障。切实落实综治和平安建设各项工作保障，确保组织健全、人员落实、资金保障，为综治和平安建设有序开展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健全完善综治和平安建设各项机制制度，并切实加以落实，不断提升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全面提升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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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高校专业化获得长足的发展。高校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其职业的专业化受到了普遍的关注。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是当前高等教育对新时期辅导员要求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直接反应了高校对基层思想工作者业务、管理以及素质的基本要求。随着现代社会专业化趋势的快速发展，高等院校对于辅导员职业能力愈加注重，对辅导员职业能力培育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关键词 ：专业化；辅导员；职业能力

在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下，高校辅导员的职业能力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高校辅导员在职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专业教育缺陷，从业思想松懈、职业能力较低，职业道德素养较差等方面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辅导员职业化的发展。基于这些现实问题，辅导员的专业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既符合了高校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满足当下的现实需求。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问题其主要限制瓶颈在于辅导员的培训机制方面，培训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制约着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深化。因此在加大培训力度方面，重视高校辅导员的基地培训和校本研修，加深和巩固辅导员职业化发展。

一、专业教育

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教育涉及诸多方面，既需要机制的保障，也需要辅导员自身的提高。从机制保障上来说辅导员的专业化必须提供相应的行业标准。客观、科学地衡量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至关重要，是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当前，最重要的是：按照辅导员不同工作岗位的实际要求和辅导的具体类别，制订相应的专业标准；以是否达到一定的专业标准，作为评判或衡量辅导员队伍专业化程度和辅导员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客观依据，引导和促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虽然国家提出了相应辅导员专业化标准，但各高校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每个高校根据国家标准应建立符合本高校的专业化标准体系。

首先，根据辅导员职业准入的基本要求（学历标准、岗前培训和职业资格）和辅导员岗位职责的具体要求，严格区分辅导员职务层级和人员类别，并按照不同的职务层级和人员类别制订相应的辅导员专业标准。通过入职准入机制严格把守从职辅导员的质量水准，在对现有辅导员进行职务和类别上进行严格的区分，根据其现实工作的绩效，进行职务上的安排。

其次，在职务层级上，把辅导员分为见习辅导员、初级辅导员、中级辅导员、高级辅导员。制定职务层级标准，和确立相应的待遇水平，鼓励辅导员积极从事其职业，既可以达到维护职业的稳定性，又可以促进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确保辅导员服务机制的完善，为高校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提供保障机制。根据现实需要，把辅导员职业岗位进行类别上的划分，其可以分为政治辅导员、心理辅导员、生活辅导员、职业规划辅导员、学术辅导员等。

第三，在专业标准方面，注意区分不同人员类别辅导员所需知识的专业领域及其职务层级，制订相应的专业资格和综合业务能力量化指标体系。根据不同的事务划分不同的专业领域，诸如政治辅导员，其职业领域就是政治教育相关的专业，既了解政治理论，又可以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辅导员还需要实力相应的资格标准、专业资格的认定和综合业务能力测评体系的构建。在岗位职责方面，应规定辅导员在日常教育管理、专业培训与考核、辅导员各专业领域学术研究等几个主要技术参数上的考核标准和具体要求。

辅导员专业化在有机制的保障上，还需要对辅导员自身进行专业化的教育。辅导员职业化要求辅导员必须具备基础的知识储备，包括理论、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这些知识的掌握是辅导员从事其工作的基本素养。除此之外，辅导员还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根据国家制定的标准，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本理论方法；中国化相关理论及知识体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务相关知识；党的创新理论教育相关知识；大学生党团、班级建设的相关知识；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相关知识；校园文化建设、网络、社会实践等学生日常知识；危机事件、突发事件应对与管控的相关知识；法律法规知识等。这些专业知识的学习必须要求辅导员自身的努力学习，同时也需要对辅导员进行教育。事实上对辅导员的专业化知识内容做出了相应的要求，但是大部分辅导员并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这既是由于辅导员入职门槛较低，也是因为入职后对辅导员的专业教育不够重视的结果，单纯依靠辅导员自身的学习是达不到这一要求，辅导员从事的工作内容不明确，杂务繁多，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来进行学习，因此有必要对辅导员的职业进行专业化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

实现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应从增强高校辅导员职业吸引力开始，坚持以职业化建设为必要前提，把辅导员引导到专业化发展的兴奋点，帮助他们找准专业化发展的切入点与契合点，促进辅导员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①

二、基地培训

辅导员职业专业化的提高在机制保障以及对辅导员的职业标准、职业资格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明确要求下，最主要的在于对辅导员的专业基地培训。

首先，在基地培训中做好岗前培训的工作，在入职前期对新进的每一位从事辅导员职业的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在岗前培训中注意辅导员学科背景的复杂性。大部分新入职的辅导员并不具备当辅导员的基础技能，因此，在岗前培训中对辅导员要进行基本技能的培训。包括专业知识与基本素质培训，并要对培训考核严格把关，达到培训的效果。

其次，完善培训机制，增加培训基地。培训基地建设要考虑到每一位辅导员都能进行职业性的训练，培训基地不仅仅依靠校级培训，省级培训，更多还需要依靠国家级培训。国家培训基地的建设是辅导员职业化培训的最高水平，也是辅导员培训能达到高素质执业的重要保证。省级培训和校级培训是当前辅导员职业化建设培训的主要渠道。但是省级培训和校级培训的培训质量由于各方面原因使得辅导员在培训方面并不能完全掌握辅导员职业所具备的必要的知识和素养。因此，在省校级培训基地建设方面，除了增加培训基地的数量外，还需要提高其培训质量。建立从国家级培训基地到省级培训基地再到校级培训基地的完整体制，确保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培训考核的系统完整，避免出现培训内容重复、方法单一的情况。

第三，完善在职培训、提高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岗前培训仅仅是让辅导员在胜任其职业前奠定一定的基础，掌握从事该职业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辅导员专业化是需要一个长期培训的过程，在入职后的培训是辅导员专业化形成的关键。在基地培训过程对辅导员的岗前和在职培训必须进行区分，在职培训是为提高辅导员的专业能力而进行的培训，因此，在在职培训方面，培训的内容应更多关注于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在培训方法上应更加注重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培训机制上应稍加延长培训时间，在考核机制上必须严格考核程序，做到科学合理，能有效反映出培训效果。②

三、校本研修

校本培训是高校辅导员职业专业化培训的主要模式。在高校辅导员职业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下，校本培训就成为了高校辅导员职业专业化培养的主要方式。校本研修在高校辅导员培训中显得尤为重要。它立足于学校、服务于学校和辅导员的发展。培训针对性强，是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保证学校和辅导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培训方式。

1.校本培训主要内容

校本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与技能，根据辅导员工作性质，辅导员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事务管理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由此校本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学生事务管理方面的知识。根据国家教育部2014年3月份颁布的文件，辅导员职业的专业化需要掌握职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职业基础知识除专业培训所必须的内容外，还外加了对本地的风土人情的了解。专业化的知识内容为主，分为两类：一是职业思想道德与法律法规；二是职业能力应用，主要体现在管理学生工作的具体内容方面。可见，高校辅导员既要掌握基础性的知识，又要在此基础上掌握专业性的知识，通过校本培训熟练掌握这些知识，辅导员才能提高其专业化水平。

2.高校辅导员校本培训的模式

⑴对培训辅导员的学科背景和学校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校本培训即包括职前培训也包括在职培训。在进行职前培训必须对辅导员的学科背景和学历背景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分析，了解清楚培训人员的构成成分以及其兴趣、爱好、特点和需求，在培训过程中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既让他们掌握基本知识，又要对那些有能力的辅导员让其深化学习了解其职业专业化的研究和动态。同时充分了解学校的现实需要、教育发展及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对学校的组织机构、设备现状以及培训师资的知识、经验、能力等进行认真分析。这样才能正确确定辅导员培训目标，进而设计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和课程，提高培训成效。③

⑵设定培训目标。根据对参与培训的辅导员具体情况结合学校战略发展、现实需求进行分析，然后制定相应的培训目标，培训目标制定的科学和合理有利于学校辅导员专业化的发展。同时，设定基于实际需求基础上的培训目标，可以指导培训方案的制定，这就出现不了目标和实际培训操作不一致的情况。

⑶制订培训方案。依据培训目标、学校的现实条件，选择培训方式，选聘名师，设计培训课程，做好组织保障等。学校的现实条件是指学校对培训计划在人、财、物等方面投入的力度，培训方式主要根据辅导员是职前培训还是在职培训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在师资的选聘上必须根据辅导员的工作性质，以及教师的专业水平确定。对课程安排需要科学合理，培训不是在短时期就能完成的，因此在课程设计上需要考虑培训人员的接受能力。在培训过程中做好组织保障以利于培训的顺利进行。④

⑷执行培训方案。根据培训方案落实培训计划，在执行培训计划过程中，确保培训人员按时参与培训。在培训期间内做好考察记录，避免出现培训的形式化，同时，要获得部门支持、人员配合，确保在时间、经费、场地、物质上的保障，严格培训管理。

⑸培训考核和评价。在培训过程中采取不同的考核标准，了解培训的实际效果，一般采取的是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从培训内容、培训要求、以及辅导员的培训心得等方面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的结果进行总结，及时对培训做出调整和改进。

通过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系统培训，实现辅导员职业专业化的生成。生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将专业化培训的内容应用在具体的学生管理工作上。高校辅导员在通过其职业的专业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后具备了作为辅导员的工作能力，但是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主要还在于其工作中积累经验、思考、反思、研究才能逐步提高。

引文注释

①林娜.学者论点：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N].中国教育报，2008.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Z].2006.

③杨凯，张建平.高校辅导员校本培训模式构建探析[J].学园，2011.

篇(4)

1.1治理资金缺口大，设施建设不到位在城乡二元环保体制下，尽管城乡一体化水平不断在提高，但农村环境治理历史欠账多，资金供给成为首要难题，现有资金供给规模与渠道难以满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需求，尤其是分散式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加上农村自然村落分散，集中处理困难，造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覆盖不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不高。

1.2行政管理主体与权责不清晰，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管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建设、管理分别有住建、环保、水利三个部门，这种多头管理模式势必会造成以下问题：一是缺乏统一的规划、设计和管理，资金使用过于分散，污水处理设施工艺复杂多样、质量参差不齐，治理效果不明显；二是部门分工不明确，设施建设、运行、监管相互脱节，设施运行不足、停用闲置问题突出；三是省、市、县主管部门不同，难以对地方管理进行有效的指导，地方部门工作业绩无法得到上级的肯定，缺少行政激励和持续性。

1.3处理工程运维与监管体制建设滞后，运行资金缺乏，设施运转率不高在管理理念上，受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供应、运营等传统思路的制约，大部分设施有镇（村）自行运行维护。但由于人力及技术上的限制，以及运维资金得不到保证，设施运行情况及效果不容乐观。特别是经济薄弱村，受村级经济影响，不愿承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及维护费用，运维费用成为的包袱，开开停停，有的甚至弃之不管，造成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闲置、“晒太阳”。

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对策及建议

2.1统筹规划，健全制度，强化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的领导一是科学合理编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原则，环境保护、城镇体系、镇村布局、国土整治等规划相结合，明确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的空间布局与建设时序，并结合实际明确对应的主管部门；二是注重管理的规范化、长效化，制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制度，明确部门职能及运营主体，协同分工，保障运营经费来源及使用，优化运行标准及监管方式、考核办法。

2.2科学分配污水处理资金，拓宽政府和社会资金来源一是要改变农村居民缴纳污水处理费用却不能享受污水治理权利的状况，按照城镇污水处理系统未覆盖人口比例，从居民生活用水费中抽去污水处理费用，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分散处理设施的运营、维护和监管；二是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重点资助分散处理设施建设，适当的政策倾斜，鼓励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公益事业；三是要考虑农村生活污水设施运行监督管理的经常性支出，用于管理人员聘用、水质监测、主管部门行政监督等支出，做到“政策到位、监督到位、资金到位”，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正常开展。

篇(5)

[关键词]地方高师院校教师　分类　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3—0134—04

[作者简介]曾茂林，湛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广东湛江　524048)

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亨利·罗索夫斯基认为：“保持和提高学校声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教师队伍的质量。”而改善地方高师院校教师质量的关键，则是围绕凸显师范本色和特色建设需要，分类开展教师专业化工作。

一、分类专业化的必要性

“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在整个专业生涯中，通过终身专业训练，习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实施专业自主，具有专业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从教素质，成为一个良好的教育专业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这一权威界定突出了教师专业化的终身性、自主性和教育专业性，但是还没有涉及高校教师学科专业的高水平特征。实际上，高校教师的专业化是以高水平的学科专业化为前提的。

(一)高校教师专业化的需要

相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提升学科专业水平和教学技能是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能，高水平的学科研究能力则是其区别于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最大特点。一方面，高校教师专业化要求高师教师付出较为持久的学习和研究时间，才能达到扎牢本门学科基础的目标，这就需要采取按学科分类的专业化路径。另一方面，地方高师的师范本色决定了必须强化教师的教学专业化。即通过教育类理论、技能和实践课程的学习，获得“如何教”的知识、技能。高师教师专业实践性强，除了需要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等教师专业化知识外，更关键的还要具备相应行业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达到“教学做”合一的专业化(指教师教学的专业化、指导学生学习的专业化、引领学生操作的专业化)教学水平。从高师教师学科专业化的高水平特性及其对应的行业生产和教学实践经验形成的长期性可知，其不可能像小学教师那样凭借过硬的教学专业化水平，就能在多门学科中熟练地开展教学工作，成为教学多面手。高师教师需要专深的学科专业知识与教学专业化的有机结合，这不仅需要高校教师付出大量的心血和劳动，而且还需要地方高师院校提供其对口实践的基地和教学岗位、科研平台等条件。因此，高师教师的专业化，需要根据教师学科基础、背景经验，结合学校岗位实践分类实施。

(二)地方高师目标定位和特色发展的需要

地方高师院校发展目标的定位，主要是为当地培养中小学教师和其他应用型人才。因此，师范院校首先必须抓好师范本色建设，这就需要大量的教育理论研究者和高师课堂教学能手，同时还需要一支专业化的大学生指导教师队伍。在当今高校扩招、就业压力巨大的办学环境下，地方高师院校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针对师范特色强化教师教学的专业化，更需要围绕学校特色专业建设，实现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模式更新的有机结合，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的实践路径。地方高师院校的特色建设，一是在优势专业中打造出特色学科。如高师院校的教育、心理、音乐、美术等专业，就具有理工科院校所没有的优势。抓住其中一两个学科，从科研和教学的高水平专业化人手，集中力量打造一批“科研一教学”一体化的名师，就相对容易建成特色学科。二是地方文化造成的研究特色，如四川师大的巴蜀文化研究。但地方师范院校特色的形成，还需要在对比国内外师范院校特色之后，根据本校资源优势找准自身立足之“本”和特色创新点，再以特色创新愿景为指南，围绕特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分类设立有助于教师发挥专业技术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研究机构和相应的实践岗位。这不仅有助于教师分类专业化的成长，汇聚特色建设所需的研究人才，组成项目攻坚和新课程开发团队，而且还有利于学校争得国家一级的大项目，实现硕士、博士学位点的建设目标。形成了这样分类明确、学科特色显著的专业化教师队伍，课堂教学的专业化水平也会因此大大提高，从而确保对学生知识教育、技能训练和指导管理的专业化，并最终以专业质量过硬的毕业生凸显服务地方定位目标的实现。

(三)现有岗位设置的需要

一般讲，地方高师所设立的研究机构和岗位主要体现服务地方、注重应用理论研究的特点。就我国地方高师院校看，设立的教育类机构主要有：担负中小教师培训任务的继续教育学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现代教育技术研发中心、相关师范类二级学院等，其特色主要集中在教育理论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上。即使是理论创新也多限于地方文化与民族特色的创新，这是由其物质和人力资源、实践条件局限导致的。就教师个体而言，工作岗位不仅是其展示教师专业水平的舞台，更是其专业化发展的现实条件，这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就目前地方高师岗位设置看，主要有侧重于学科教学的教师岗位，侧重于学生管理的政工和辅导岗位，侧重于实践操作的学科实验和教育实习指导岗位，还有少量的侧重于学术和资源开发的科研岗位，教育硕士校外兼职导师岗位等。这些岗位是根据各类人员的教育功能和担负的责任设置的，其考核标准也是按照岗位职责而定的，相关岗位人员必须围绕其岗位考核目标，发展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样的专职教师、科研人员、兼职教育硕士导师、教辅人员的岗位划分，不仅为地方高师教师分类专业化提供了现实条件，而且决定了其专业化发展必须采取与岗位划分基本对应的分类实施路径。

二、分类专业化的努力方向

首先，地方高师院校需要教学和学生指导两支专业化的师资队伍，确保师范本色得以彰显。其次，围绕特色建设需要，组建项目研发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两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有了这四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从四个方向实现专业化发展，地方高师院校本色加特色的打造也就有了师资保障。

(一)分类专业化的共性素质要求

高师教师分类专业化中，除了需要具备教师专业化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教学组织和语言文字表达、板书等专业技能，开展教学实践的条件性知识等教师专业化共性素质外，作为高校教师还需要具有学术更新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在高师教师的专业化结构要素中，学科专业水平是其所具有的某一学科专业领域内专业化程度的标志。地方高师院校教师，运用其专业化的学科理论来解决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所表现出的是其作为“应用性专家”的专业化水平。而当其将自己研发或新技术运用中创新的教育资源用到人才培养过程中，以课程或教学模式创新所展示出的智能体系，则构成了其教学专业化的要素。这样，地方高师院校教师既要担负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推动当地社会的进步和科技发展的重任，又要具有教育创新的精神，善于将知识和技术创新转化为学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技术的创新。可见“学术性、教育性、社会性和创新性是高校教师专业化的状态特征”，也是地方高师教师专业化共同追求的理想要素。

(二)凸显师范本色的教师专业化努力方向

从高校教师教育实践的角度看，在高校教师专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学科研究成为硬基点，而教育教学技能水平则成为软基点，这样的偏差在地方高师中必须予以纠正。因为地方高师的价值取向，要求教学专业化及其相关教育理论的研发应居于中心地位，而且学科研究也应跟教学专业化相一致。在地方高师院校中，教育理论研究和教师专业化的实践本身就是其学科研究的核心所在，是衡量其师范本色是否突出的关键。在地方高师院校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教育类专业和学科具有相对优势。在这类优势专业和特色学科建设上，教师学术水平的提升与教学专业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将教育科研成果直接用于课堂教学实践的“一体化”。从事这类专业教学的教师，应围绕教学的专业化开展学科研究，即以教育理论研发和教学专业化实践技能的形成为其专业化的核心。这就需要其获得相应的中小学教学经验，形成对中小学教育深入系统的认识和体验，最好具有两门以上中小学学科教学和班主任管理经验，才能做到以基础教育行业为依托，形成相应的实习指导和职业规划指导的专业化背景知识。而要真正全面、深入、系统地掌握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岗位经验、职业素养和发展阶段特征，就需要高师教师长期深入到中小学及其教学之中，一是向着将教育理论研究与中小学教学实践有机结合的“双师型”教师专业化方向发展，二是向着中小学教师职业发展实践的研究方向努力，形成高师职业指导师的专业化知识背景。

(三)凸显特色建设的教师专业化努力方向

地方高师院校要凸显特色，需要针对教师的“学术性”进行创新型师资队伍建设。地方高师院校为了成功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就需要一批既有深厚理论基础，又有较强实践能力和特长的专业化教师队伍，以科研创新的方式实现其专业化特色建设。这就需要“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有使命感、责任心和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特色建设攻坚队伍。在这类教师专业化中，又可以分为项目创新和人才培养模式开拓两个专业化发展方向。以创新研究项目为核心类型的教师专业化，侧重于学科研究的学术水平。但作为地方高师教师，还担负着传播最新研究成果的责任，因此向院内师生和当地服务对象演示、讲授其最新研究成果，让他们更好地接受其新知识和技术，就成了其教师专业化需要兼顾的内容。以新的研究成果和地方特色资源为依托，开发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专业化，则不仅需要对教育资源进行搜集、组织、编排的开拓创新，而且还需要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实施等方面围绕特色人才培养，进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研究。这类教师是地方高师教师专业化的重点所在，也是凸显其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得以实现的关键。从学科特色打造和人才培养规律考察，还需要有应用型技术专家的加盟。尤其是具有教育硕士授权点的地方高师院校，为了让教育硕士形成学科专业化的实践技能，就需要组建一支具有硕士导师专业化水准的校外兼职教师队伍。这样的导师队伍首先必须是行业名师，他们在中小学教学上技艺超群，有自己的教学风格或模式，训练方法上具有不断创新的特征。其专业化的关键在于，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不断加深对研究生教育特征的认识，形成具有大学教师研究特性的专业意识、专业素养。

三、分类实施专业化的有效路径

(一)建立分类专业化的平台与机制

首先，应根据办学定位分类制定教师专业化建设规划。地方高师院校应根据当前教师状况，明确教师专业化的指导思想，制定出师资建设的发展目标，从数量、质量和结构优化等方面予以具体化。同时，创新管理体制，创造出有利于学科特色建设的岗位群，以建立机构和管理机制方式将学院特色建设与教师专业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学科建设一研究机构一岗位设置”的有形链条，不仅明确专任教师学科教学专业化的责任，增强其研究与教学专业化的动力，而且制定出配套的评价、管理制度，强力推进教师学术和教学双维专业的发展。在建立相应类别教师的考评指标体系中，对负责特色建设及人才培养模式开发的教师，需相对侧重研发和创新成果的应用考评，其创新数量要有一个基本的规定。由于这部分教师较少而且多是精英，其劳动的创造力要求高，因此主要采取鼓励性评价机制。只要达到底线就给予全部工资、津贴，达到底线后实行多劳多得的奖励制度，以激发更多具有创新潜力的教师加盟。对于以教学和学生指导专业化为己任的教师，则应对其担负的工作数量和质量有相对明确的规定，重视其课堂教学、学生管理、实践教学等相关方面专业化的态度与质量的考评。为了强化高师院校教师学术与教学双维专业“一体化”，地方高师院校对各类教师的考评，还应在项目研究与教学改革的结合上有所侧重，以便借助“一体化”的评价手段，实现学科理论研究与教学专业化的有机结合。

(二)立足师范本色的“双师”专业化路径

根据现有地方高师重学历和理论研究水平、轻实践操作能力的现状，应在中小学教学和行业实践技能形成的专业化上狠下功夫。一是建立专业教师定期下中小学(企业)的培训制度，组织教师去中小学跟师学艺，到行业、企业脱产集中培训。同时，让教师带着课题到教学或生产一线培训，将中小学、企业的实际问题带回高师研究，用中小学教学或生产中的研究成果充实高师课堂教学，提高教师的专业教学水平。二是职业指导师队伍的专业化。以政工和管理、辅导人员为主体组成的学生管理辅导队伍，已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教育心理学知识，最重要的是弥补青少年感兴趣的新兴文化知识，真正做到心理上与学生同步，教育方式上达到专业化的水准，把自己打造成为学生职业素质发展和求职服务的专业化职业指导师。这就需要这类教师深入相关行业，体会业内人士的言行和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让自己先成为业内人，再开展大学生职业规划指导工作。有了这支专业化的职业指导师队伍，学生的职业素养和技能发展才有依托，对在校生的心理健康和职业发展指导才能走上专业化的轨道。要解决职业指导师队伍的专业化，还需要师范大学设置立足学科的“职业指导师教育专业”，针对行业特征培养出具有专业化指导师知识和技能的毕业生。此外，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上也应增加“职业指导师”系列。

(三)立足特色建设的教师专业化路径

一流研发教师的打造。由于高师特色项目建设需要理论、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两类教师的协同努力，因此在这两类教师专业化发展中需要有所侧重。对于立足理论和技术创新研究的少数人员，重在学术水平的提升，必须具备学科领域专家的理论基础，专业化的研究方式和知识创造技能。对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教师，如新课程开发、教学模式创新类教师的专业化，则需要具有工程专家的素养和技能，形成应用项目研发的专业化生产方式，不断地具有体系性成果出现。这两类教师的专业化都需要注意以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为依托，培育自身跨学科综合素质，形成将创新项目与学科整体发展结合、与教学结合的“一体化”专业发展路径。地方高师教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强化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理论创新与教学实践创新的有机结合。经常以新增课程和特色课程建设方式消化理论创新，强化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以此拓展学生知识深度和广度。不断促进学生形成别的同类学校学生所没有的技能，最终实现以毕业生的特色彰显专业办学特色目标。因此，这类教师的专业化尤其需要重视利用特色专业科研平台，培养专业教师的特色教学能力，通过与中小学(企业)的合作，形成应用研究类特色和优势。

行业名师的专业化。为了强化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开发，高师院校需要与当地中小学、企业密切合作，从中选聘出实践技术过硬的行家里手，将其聘为高师院校的兼职教师。地方高师院校通过中小学教学名师和企业技师团队等，可以打造出地方高师校企联姻品牌、特色实习基地，并开发出系列富有地方和行业特色的精品课程。在精品课程建设中，让行业名师与院内对口专业教师合作，以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为切入点，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作为精品课程和教师专业化的突破口。行业名师不仅具有本行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创新技术，而且还应具有高师教师专业化教学的水准。为此，需要对其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结合的高师教师专业教学技能训练，形成师院内部教学能手与行业名师结对子的交流机制，让行业名师参与高师院校的科技和教学模式创新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行业名师的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增强地方高师教师实践能力；而且有助于合作打造学校专业品牌，实现行业名师的高师教学专业化发展。

总之，高师教师学术与教学专业化的二维性，既要求其走一体化专业发展之路，成为教育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创新有机结合的专业化教师；义需要其借助分类的岗位实践富有实效地实现自身的专业化成长。对高师院校而言，除了依靠院内教师分类的岗位实践，造就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开发、课堂教学、大学生职业指导师四类专业化教师队伍外，还需要充分利用校外行业名师，打造出一支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专业化技术训练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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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畜牧业产业地位不断提升，供给变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

畜牧业产业地位不断提升，供给变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2012年全国畜牧业总产值达到27189.4亿元，占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30.4%。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畜产品消费不断增长，并已由副食品变为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消费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实现畜产品均衡供给的要求更加严苛，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对畜产品供给更加敏感，供给不足和过剩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当前畜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牛羊肉价格不断攀升，猪肉鸡肉价格持续低迷。

（二）产量持续增加，生产波动明显加剧

畜牧业生产和价格也出现过若干次较大的波动，生猪生产先后出现了6次较大波动。受近年来禽流感疫情的影响，家禽生产也出现了大幅波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价格在一定幅度范围内的正常波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也有助于产业调整。但如果超出了正常的市场可控范围，就会对产业发展和市场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我国生猪价格在2007年5月和8月，出现了急剧上升的势头，当前生猪和家禽价格又持续低迷，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严重困扰了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畜产品质量不断改善，动物疫病危害仍然复杂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推动下，饲料及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2007年，“瘦肉精”拉网检测的检出率为0.51%，饲料中违禁药品抽样检测合格率达98.9%;2012年，全国畜禽产品的兽药残留检测合格率为99.91%。2006年下半年，在部分生猪主产省暴发的猪蓝耳病疫情和仔猪流行性腹泻，直接导致这些地区仔猪供应紧张、育肥猪出栏量大幅降低，饲养户恐慌的影响远胜于猪死亡影响。据测算，2013和2014年的H7N9流感疫情给国内家禽业造成的损失高达1200亿元。

（四）生产效率明显提升，生产粗放、环境恶化的局面仍未遏制

我国平均每头生猪胴体由1985年的69.31公斤增加到2013年的76.76公斤，出栏率由78%提高到150%。我国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八五”时期（1991-1995年）为45.5%，“九五”期末稳定在45%，目前已达到55%左右。但品种低产低效、饲养方式落后、养殖规模狭小、粗放管理，依然是制约我国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的重大制约因素。畜牧业产生的粪便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草原退化没有根本改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尽快加以解决。

（五）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受外部因素的制约有所加强

近年来，规模化养殖、养殖小区等现代养殖方式已成为生猪业发展的一个亮点，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但受外部因素的制约有所加强，如石油等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攀升，推动了畜牧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刘易斯拐点到来，散养户不断退出。农民就业结构多元化，务工工资普遍提高，而养殖行业比较效益低，养猪不如打工，造成散养户空栏或转产。外国饲料、品种、产品和资本不断进入。2013年，我国大豆进口6340万吨，进口DDGS 400多万吨，进口牧草79.84万吨，奶粉、牛羊肉和猪肉进口不断增加。

加快我国现代畜牧业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一）发展思路

我国现代畜牧业建设要全面兼顾数量安全、质量安全、产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主要畜产品基本自给为目标，大力实施“调整、转变、升级、创新”四大战略，加快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进程。

1.实施畜牧业结构调整战略。一要调整品种结构。建设现代良种繁育和推广体系，加大良种补贴力度，不断提高畜禽良种比重，尽快形成品种和质量优势，增强畜牧业的生产能力。二要调整畜种结构。尽快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经济、社会状况，选择有比较优势和市场潜力的畜种作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专业化生产，逐步形成特色鲜明、规模适度、优势突出、效益良好的畜种结构。当前要重点加大草食家畜奶牛、肉牛和肉羊的发展，强力遏制牛羊肉价格不断上升的趋势。三要调整畜群结构。要根据不同畜种的繁育特性，合理确定畜群内部基础母畜、后备母畜和种公畜比例，尽快形成母畜比重高、出栏扩大、周转快速、持续发展的畜群结构。

2.实施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战略。一要转变养殖方式。尽快转变将传统的散混养殖方式转变为现代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方式，加快畜牧业规模化、专业化建设步伐。二要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尽快转变传统耗粮耗草型畜牧业，积极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畜牧业，实现畜牧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三要转变驱动方式。尽快使传统数量型畜牧业增长方式向数量、质量和效益并重的方向转变，最终形成以科技进步为主的内涵式增长模式。

3.实施畜牧业产业升级战略。一要促进产业规模升级。不断提高畜牧业生产能力，有效解决国家食物安全问题。二要促进产业水平升级。积极推进畜牧业适度规模化生产，提高畜禽疫病防控能力和畜产品质量水平，提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三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强化加工、流通环节为重点，强化畜产品加工业，完善流通业和服务业，延长产业链条。四要促进产业技术升级。要加大畜牧业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力度，尽快建立优质高产高效的现代养殖体系，提高重大动物疫病控制能力，促进畜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

4.实施畜牧业全面创新战略。一要进行观念创新。要转变畜牧业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畜牧业工作全局，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畜牧业发展，用市场化的理念促进畜产品流通。二要加强科技创新。加强自主创新，重点突出现代畜牧业和高新技术在畜牧业中的应用。三要进行管理创新。积极推进畜牧行政管理创新，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注重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四要进行组织创新。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探索企业与农牧民之间更加紧密、合理的利益联结方式，帮助农牧民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增强畜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争取到2020年，畜牧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和畜产品加工业发展到更高水平，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实现一体化发展，规模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畜产品加工业比较发达，畜产品产后加工增值比重明显提高;畜牧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畜禽良种繁育体系、饲料生产体系、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畜产品市场组织体系、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等现代畜牧业支持体系不断完善;现代化畜牧业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二）主要对策

1.大力发展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加快推进畜牧业养殖方式转变。为广大散养户提供优质的社会化服务，积极引导散养户向规模化方向发展。规范畜牧小区，提升标准化水平，鼓励养殖小区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引导规模养殖场户创新经营管理制度，用先进技术和现代设施装备畜禽养殖业，提升畜牧业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生产水平。对专业户和大型养殖场“强制”推行畜禽标准化生产，把专业户的标准化生产作为畜牧业生产标准化的工作重点，强化畜禽粪便污染治理，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规程，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尽量减少规模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着力培育适应市场的新型主体，加快推进畜牧业经营方式转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突破口，以品牌建设为核心，重点扶持一批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生产经营水平高的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继续发展和规范以大型批发市场为龙头以现代的营销体系提升畜牧业的产业化水平。通过合同签约或股份制方式，把分散的养殖场户、营销体系和龙头企业有机衔接，依靠龙头，带动和科技进步，将产前、产中、产后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引导企业建立现代经营管理机制，立足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提升综合竞争能力。

3.引导和规范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加快推进畜牧业组织方式转变。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通过依托畜禽专业大户、经营能人、基层畜牧兽医站、龙头加工企业、批发市场等优势，大力发展服务型、流通性专业合作组织，鼓励畜牧专业合作社进入加工领域，不断拓展和规范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功能。明确专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规范专业合作组织运作模式，不断增强行业自律作用，提升产业服务水平。建立健全专业合作社内部民主管理和利益联结机制。

4.构建完善公共监管体系和机制，加快推进畜牧业管理方式转变。加快畜牧业质量监管机构改革，构建一体化质量监管体制。不断完善畜禽品种选育和改良，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监督，动物卫生与疫情防治，废物处理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标准和法律。坚持全程化监管的原则，突出机制完善和设施建设，完善畜产品质量监控和追溯机制。加强畜种、饲料、畜产品进出口贸易以及外资进入畜牧业监管，强化畜牧业产业安全管理。引导建立“安全、营养、健康”消费新观念，促进安全、健康畜产品的流通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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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独立学院、行政人员、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G4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9-0009-02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民办高等教育机构间的竞争越发激烈，独立学院作为具有独特办学模式的教育机构，更需通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行政效率来增强竞争力。

一、高校行政人员专业发展的背景

独立学院作为一种独特的办学模式，既因接受母体学校的管理在部分程度上维持着共享权威的形态，又因董事会的运作机制在行政决策上呈现相对灵活的特点。

二、专业化高校行政人员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高校中，除教师、教辅系列人员和工勤系列人员外，一般从事行政管理和党群工作的管理者属行政人员。

1.决策指挥能力。行政人员担负着决策的责任，且职位越高，决策的权力相对越大。即使是一线行政人员，由于目前高校中的工作常为一人一岗，与其岗位相关的工作大多由本岗行政人员决策、统筹，因此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磨炼以尽快提高资源统筹等决策能力。

2.执行控制能力。执行是对各项政策、方案的贯彻和实施的能力，控制是对方案进行理解、组织实施、进行危险监管及预判的能力，体现在工作上就是如何把实际情况与预定的标准相对应，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针对偏差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保证学校目标圆满实现。

3.文字语言能力。行政人员在工作中常常涉及书写请示、报函、通知、项目规划方案、年终总结报告等，因此需要具备优秀的公文写作及语言表达能力，熟悉公文写作的基本知识和写作规范，表达准确、行文流畅、言简意赅。

4.学习研究能力。在知识经济下，为了保持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动力，行政人员应注重学习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对我国高校行政工作的发展历史、现况进行深入学习研究，也要对国外高校的发展趋势有所了解和把握，因此要不断学习本领域的相关知识和技巧。

三、行政人员专业发展的困境

通过对校内职能处室部分行政人员进行随机抽选并访谈，发现行政人员认为在生涯发展方面的困境主要有如下方面。

1.公众认同度低。高校常需向上级教育管理机构报备、提交规划、方案、自评报告等文件，此类工作繁琐费时、但常被认为是简单的资料汇总，使得行政人员的社会地位与尊严逐渐丧失，导致此类工作乏人问津；而在职行政人员长期疲于处理事务性工作产生工作倦怠，导致人员流失；行政人员的流失又导致职能处室进行工作调整，使人员不易积累丰富的岗位经验、缺乏职务历练；由此循环往复，导致学校行政工作品质低下，社会大众、学生家长不认同学校的行政职能部门是一个专业性的组织。

2.工资待遇低。通过对比作者所在高校的中层行政人员、中层以下职务行政人员、教学单位行政人员近三年的平均工资可知，其差距呈扩大趋势。在学校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权利下放到教学单位”等政策指引下，教学单位的行政人员在参与学院管理、项目研究等方面机会相对较多，待遇也随学院的发展不断提升；在激励性绩效工资等政策引导下，中层行政管理人员工资调整提升，可支配的资源范围扩大；但职能处室普通行政人员的工Y、福利依然处于不变的状态，与学校发展带来的工作量增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导致近几年职能处室人员流失严重，工作满意度低下，工作状态低迷。

3.培训机会少、专业发展途径不畅。从每年的专业发展培训通知数量和行政人员获取的信息数量对比中发现，职能处室担任一般职务的普通行政人员较之处级、科级的行政人员获取培训信息的途径较为闭塞，少有机会出外参加培训学习，导致其专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即使有外出学习机会，也因忙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不得脱身而放弃，或因培训内容的质量低下而收获不大。

4.资源整合能力得不到锻炼。身处高校的一线行政人员较少有机会接触到资源整合等管理思维方面的学习与培训。一般获得职级上升的行政管理人员往往凭经验进行资源整合，而大部分普通行政人员因资源整合能力不强而无力实现向上流动，不利于自我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优秀行政管理干部的储备和行政队伍的整体水平。

四、提高行政人员专业化水平的措施及建议

高校往往在教师的专业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但少有为改善普通行政人员工作状况或专门针对行政人员专业化水平提升开展培训。为了全面提升高校的综合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益，就提高行政人员的专业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1.建立适合独立学院的“教育职员制度”。2000年开始，教育部以部份高校为试点启动了教育职员制度的试点工作，目前，此制度在大多公办院校中已经建立并得到不断完善，但在独立学院中并未进行全面实施。即使部份独立学院在行政人员入职时对其进行了定级，但行政人员本身并未被告知详细情况，即相应的制度不够公开透明，行政人员在自身发展中无据可循。

2.健全人事考核制度，实行优劳优酬。考核是对员工在现任职务中的表现情况及担任更高一级职务的潜力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其工作积极性和个人潜能，提升学校整体效益。因此，人事考核制度应坚持“以人为本”、“岗位目标导向”的原则，着眼于考评目标为引导，让行政职员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和任务；制定客观为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考核指标体系，并与晋升机制、薪酬体制相结合，做到优劳优酬；同时在考核过程中，应强调透明度，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起到激励和警示作用。

3.加专业能力培训。专业能力培训可以从基本培训、专业知识培训和专业发展培训三方面入手。（1）基本培训是为了帮助新入职人员尽快熟悉工作环境和相关业务而进行的培训，通常包括介绍学校基本情况和发展愿景等；其次是介绍学校的各种常用办公系统。（2）专业知识培训。由于大部分行政人员未经过专业的教育理论学习，较少接触教育管理领域的专业知识，因此有必要就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本常识，教育科学、管理科学等基本理论，和教育实务管理常识以及常用方式方法等进行系统培训。教育实务管理相关理论和知识可以通过邀请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本校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等通过课程进行针对性培训。如：“沟通协调能力”可学习人际关系学、心理学等理论知识；“决策指挥能力”可开设组织行为学、行为科学等课程；“执行控制能力”可通过对政策解读、校务业务熟识的管理骨干进行讲解传授；“文字语言能力”可通过学习公文写作等实务技巧来提高业务能力。（3）专业发展培训。主要包括学历培训、专业资格培训和进修培训。其中学历培训，是鼓励行政人员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专业资格培训通常包括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网上继续教育培训。进修培训是为了了解、把握自身岗位领域最新的发展动向、提高专业素养，高校行政人员需要走出去到外校甚至到国外进修学习。（4）个人进取心的调动。如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等关于分析、调动组织成员积极性的理论为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具体方法。

五、结语

促进高校行政人员的专业发展，不仅是整个人类社会分工细化和职业专门化的要求，也是高校深化内部治理和推动高校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学校进入“内涵式”发展，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现代化大学制度的关键时期，应加大对行政人员专业发展的重视，出台相关制度和政策支持，大力推动高校行政人员的专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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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文花.高校基层行政人员生存状态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