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服务分析精品(七篇)
时间：2023-11-01 10:08:45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城市服务分析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服务业;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180-03
一、引言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GDP一直保持在9%左右的增速｡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落后于其他经济领域,同时也落后于其他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服务业不能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成比例发展,并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究其原因,既有体制观念方面的因素,行业垄断以及城市化落后方面的原因,当然也有被低估的情况[1]｡2005年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对服务业增加值进行了调整,服务业增加值被低估的情况有所缓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观念体制政策障碍､行业垄断等逐步解决,因而城市化发展水平落后成为服务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国内外学者对于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少研究｡Singelmann(1978)首次明确了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2],Daniels等通过计量分析检验了美国大中小城市区域的服务业成长｡研究认为城市形成的区域市场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是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扩张[3]｡Harris就城市在印度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城市是流通商品的主要中心,发挥着巨大的网络效应,是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核心[4]｡李江帆(1994)较早地从服务需求影响因素角度探讨了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因素｡他认为影响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服务产品的输出状况[5]｡江小涓等(2004)则认为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6]｡俞国琴(2004)认为城市化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前提,它与服务业的发展存在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7]｡Chang等(2006)则认为城市化能够刺激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的增加[8]｡
学者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也有人认为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的相关性不强(李健英,2002)[9]｡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之间是不是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程度如何有必要进行实证分析｡国内已有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而2005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对服务业的基础数据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其中服务业的增加值调增了2.13万亿元,调整幅度超过30%;而服务业的从业人数调整后减少了近8 000万人,调整幅度也为30%｡因此,利用最新调整后的服务业调查数据,对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确定城市化对中国服务业增长的推进作用尤为重要｡
本文在对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通过1978―2006年的时序数据,利用动态计量分析方法: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建模
综合人们对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两个变量之间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许多实证分析在分析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的相关性时,研究基本上是从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没有排除人口因素的影响,故而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偏离实际情况｡本文将采用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来表示服务业增长,减少了人口因素的影响,从而能有效分析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
结合人们对城市化与服务业增长的研究,参考式(2-1),本文认为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率两个变量之间的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
三 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采集
反映服务业增长的指标有人用服务业增加值GDP3c或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GDP3c则包含人口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人均服务业增加值PGDP3c(单位:元/人)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用以表示服务业增长比较合理｡同时为了剔除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利用服务业GDP指数将服务业人均GDP转换以1978年为基期的服务业人均GDP即PGDP3c｡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测度城市化水平的指标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本文也采用这一定义,即城市化水平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称为城市化率｡
本文选择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主要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2004年度的全国经济普查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其中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以1978年为基期｡
(二)参数估计
对公式(2-2)采用广义差分法进行回归后的模型为:
LnPGDP3c=-2.0112+2.533?LnURBAN(3-1)
t (-6.822) (29.222)
R2=0.996,调整后R2的=0.995,F=1879.822,D-W=2.171.
经检验,模型拟合优度､方程显著性和变量显著性均良好,并且不存在序列相关和异方差｡
(三)模型处理
1.单整检验
协整理论主要用于寻找两个或多个非平稳变量间的均衡关系,如果某两个或多个同阶时间序列向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可以得到一个平稳的误差序列,表示这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具有协整性｡只有相同单整阶数的变量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而协整分析前要检验变量的单整阶数｡
在模型中,各差分项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部分是长期均衡｡根据模型的参数估计量,短期城市化率的变化将引起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相同方向的变化,如果城市化率变化1%,引起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变化1.3026%;而上期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变化,也引起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相同方向的变化,弹性为0.5019,反映了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惯性的延续｡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估计值(-0.4932)看,调整力度较大｡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揭示变量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格兰杰因果检验则可以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数据,对和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取最大滞后阶数为6,得到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受篇幅限制只列前两期):
表 2中检验结果表明:滞后1―5期的不是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小于35%,其中滞后1期时不是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5.37%,我国城市化对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效应在滞后1年时最为明显,城市化率是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格兰杰原因｡而滞后1―6期的不是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在55%以上,说明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对城市化率的推动效应不明显｡
四 模型的经济分析
根据1978―2006年时序数据,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对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正向作用明显强于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对城市化的反向作用｡具体结论有:
1.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当,两者之间发展均衡｡
2.从误差修正模型来看,城市化水平短期内每变动1个百分点,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将同向变动1.3026个百分点,说明城市化对人均服务业增长的带动作用极大;同时误差修正模型城市化的系数比长期协整回归方程中城市化的系数2.533要小,说明城市化对人均服务业增长的长期影响更为显著｡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结构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并不会立即带来人均服务业增长｡但长期来说,城市化促成的经济结构效应显现,促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动,有利于区位集聚及产生集聚效应,从而促进人均服务业增长｡
3.我国城市化对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正向作用明显强于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对城市化的反向影响｡滞后1―5期的城市化是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格兰杰原因,而滞后1―6期的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不是城市化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在55%以上｡说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服务业占GDP比重偏低,因而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对城市化水平的反向作用较弱｡
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上述结论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吻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引起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规模扩大､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提高,聚集经济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使服务业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人均服务业增长｡但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和体制因素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影响了服务业与城市化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在不断提高,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比较低,服务业对城市化水平的反向效应还未充分体现,使得城市化对人均服务业增长的作用必然强于人均服务业增长对城市化的影响｡反观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则表现得非常明显｡城市化为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需求基础,推动服务业新行业的形成和传统行业的发展,并且服务业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增强,并最终超过了第二产业｡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以市场机制为驱动器,产业结构演变是一个自然均衡的过程,是与人的消费需求顺序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相一致,政府主要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中国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全,结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推动和体制约束的双重影响,导致我国人均服务业增长对城市化的反向作用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
[1] 许宪春.中国服务业核算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4,(3).
[2] Singelmann, J.,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1920-1970[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8,83(5):p.1224-l234.
[3] Daniels P W,O＇Connor K,Huton T A, The planning response to urban service sector growth: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Growth and Change,1991:p3-26.
[4] Harris, N., Bombay In a global economy-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role of cities[J].Cities,1995,12(3):p.175-184.
[5] 李江帆.第三产业性质､评估依据和衡量指标[J].南方经济,1994,(10).
[6] 江小涓,李辉.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J].经济研究,2004,(1).
[7] 俞国琴.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J].上海经济研究,2004,(12).
篇(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3731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JL057；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3JJD790010；吉林省高校优秀青年科研人才“春苗培育计划”，项目编号：2012QY093；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2011QY035，2011QG027。
摘要：本文采用传统C2R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分别计算了中国31个省际地区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两种模型下的测度结果都显示2005-2010年间中国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总体呈现明显区域特征，其中华北、东北和西部部分地区城市医院的医疗服务效率相对较低，而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及中部地区的医疗服务效率相对较高。对比两类模型测度效率结果，同全国平均水平下的传统医疗服务效率相比，考虑患者支出因素的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相对更高；但个别如华北、东北和西北等地区，考虑成本因素后医疗服务效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说明这些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过度医疗问题。
关键词：成本约束；非合意产出；医疗服务效率；过度医疗
中图分类号：F273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新医改方案尽管于2009年就已经公布并付诸了实施，但“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患关系紧张”等现象依然存在，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及成本仍然是医改目前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由于医疗卫生资源在中国城乡呈“二元化”分布格局，公平性和可及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就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问题研究而言，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卫生总费用的相关研究上。分析卫生总费用的支出结构、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问题涉及到供给方的投入和需求方的支出。对于服务供给方的医疗机构而言，低成本意味着有限的医疗资源投入能够生产出更多的标准化服务，体现了医疗机构自身的运营效率。从供给成本角度研究医疗机构服务效率的相关研究并不少见，这些研究大多采用非参数DEA方法，基于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产出来研究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但是，医疗服务成本问题不能仅从供给的角度来考虑。对于医疗服务需求方患者而言，低成本意味着购买同样的诊疗或住院服务，患者医疗费用的支出却相对较少，由此产生相对更高的服务满意度。因此，在测算医疗机构服务效率的研究中还应该综合考虑医疗服务需求方的成本因素。从目前医疗服务效率测度相关文献看，还未曾将患者医疗费用支出因素考虑进去，尤其在我国“过度医疗”问题普遍存在，卫生总费用个人支出比例相对较高的背景下，不能简单地以提供更多诊疗和住院服务人次作为医疗机构服务效率的唯一评测标准，还应该关注到患者在购买医疗服务过程中的支出乃至服务满意度。为此，本文将综合考虑医疗服务供给和需求双方的成本因素，在非参数DEA效率测度框架下，将患者人均医疗费用支出视为非合意产出因素，纳入地区医疗机构服务效率评价模型，并与传统不考虑患者医疗费用支出情形下的医疗服务效率进行对比，揭示并剖析其中的差异之所在。
二、考虑非合意产出因素的非参数绩效测度研究方法论
本文拟考虑患者医疗费用支出这一约束条件，选择非参数DEA方法测度中国地区医疗机构服务效率问题。具体拟借鉴环境DEA技术（Fre and Grosskopf， 2004） [1]，在弱可处置参考技术（weak disposable reference technology）条件下，将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诊疗服务和住院服务视为“好”（合意）产出，而将患者人均医疗费用支出视为“坏”（非合意）产出因素，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DDF）测度效率方法，测度成本约束下的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效率。
（一）同时包含“好”产出和“坏”产出的模型技术
假设一个决策评价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使用x∈RN+种投入，生产y∈RM+种“好”产出和b∈RI+种“坏”产出。P（x）是给定投入向量x的可行产出集，这样产出集技术可以描述成：
这里“好”产出和“坏”产出是“零零关联”（null-joint）的，即如果没有坏的产出，那么好的产出也无法生产出来。定义如下：
对于本文而言，提供医疗服务并收取医疗费用二者之间符合“零零关联”这一假定。除此之外，“好”产出和“坏”产出总的来说就是弱可处置的：
公式（3）表明了减少非合意产出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必将转移生产合意产出的资源，使得给定投入下的合意产出减少。对于本文来说，如果减少患者支付的医疗费用，则医疗机构所提供服务的内容和质量会下降，尤其在医疗机构非公益运行机制主导下更是如此。
假设对每一个时期t=1，…，T，有k = 1，…，K个观测单元的投入和产出 （xk，t，yk，t，bk，t）。 满足公式 （1）、（2）和（3）的产出技术可以构造如下产出集：
公式（4）中的ztk是构建生产可行前沿时，每一个观测单元的强度变量或者权重。合意产出ytm， m = 1， …， M的不等式约束以及非合意产出bti， i=1， …， I的等式约束分别体现了“好”产出和“坏”产出的强与弱可处置性。总的来说，“好”产出和“坏”产出是弱可处置的，即它们可以同比例减少，满足公式（3）。公式（4）当中投入变量的不等式约束表明投入是强可处置的，可以定义为（5）式，意味着如果投入增加，产出不会减少。
如果x≥x′，则P（x）P（x′）（5）
强度变量ztk，k=1，…，K的约束仅仅是非负的，说明生产技术是规模收益不变的（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RS）。除此之外，（6）和（7）式说明每一个“坏”产出都会被一些决策评价单元k生产，同时每个决策评价单元k都至少生产一种非合意产出。
（二）方向性距离函数
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谢泼德（Shephard）产出距离函数这样来描述技术，定义：
对于观测单元k′，第t期的距离函数可以通过下面的线性规划问题求解得到。
可以看出，Shephard产出距离函数能同比例扩张“好”产出与“坏”产出，并不因为观测单元减少“坏”产出而给予其更高的绩效评价。与Shephard产出距离函数不同，方向性距离函数能在“好”产出增加的同时降低“坏”产出，并以此作为相对较高绩效观测单元的评价准则。通过产出方向向量g=（y，-b）来刻画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定义如下：
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效率方法，不仅在给定方向上同时优化产出（合意产出增加同时非合意产出减少），而且其求解规划是线性的，其计算结果可以通过求解如下线性规划问题得到。三、考虑患者医疗费用支出的地区医疗服务效率评估
（一）投入产出变量选择及其描述性统计①
本文拟将中国31个省际地区的医疗服务系统作为决策评价单元，具体采用2005-2010年各地区医院运营的投入产出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虑到非参数DEA方法测度效率的前提是要求所有决策评价单元都处于相同或类似的外部环境，即不同DMU的投入要素禀赋和产出质量不应该具有异质性。基于此，本文的投入产出变量选择说明如下：
首先，从投入上看，本文拟选择中国省际地区城市医院卫生从业人员数量（X1）和固定资产存量（X2）作为投入变量。对于投入变量X1而言，尽管各地区医院卫生从业人员素质会有所差异，但是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综合医院，而城市综合医院对卫生从业人员资质有相应的规定及考核机制，因此不同地区间投入变量X1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固定资产存量（X2）体现了医疗设施及设备的投入规模和质量。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会导致不同地区城市医院的医疗设施及设备的先进性存在差距，然而这种差距已经体现在经货币化计量的固定资产X2之中。
其次，从产出上看，门诊和住院服务是医院能够提供的主要服务项目。对于诊疗服务而言，各地区城市医院所提供的门诊医疗服务内容差别并不大，诊疗人次能够反映各地区医院门诊服务情况，因此本文选择地区医院的诊疗人次（Y1）作为产出变量之一。对于住院服务而言，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等级的医院对患者提供的住院服务内容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住院服务人次并不能真实反映不同地区医院的住院服务能力，但是医院的住院收入这一指标却能够反映出住院服务的内容和质量，因此本文选择医院住院服务收入（Y2）作为另一产出变量。
最后，我们在测度地区医院医疗服务效率时拟考虑患者的就医成本，故选择各地区医院患者的人均诊疗费用B1和人均住院费用B2作为非合意产出变量。
具体投入产出变量列示如下。投入变量X1：各地区医院的从业人员数（单位：人）；投入变量X2：各地区医院的固定资产存量（单位：万元）；合意产出变量Y1：各地区医院的诊疗服务人次（单位：人次）；合意产出变量Y2：各地区医院的住院服务收入（单位：万元）；非合意产出变量B1：各地区综合医院诊疗患者人均费用（单位：元）；非合意产出变量B2：各地区综合医院住院患者人均费用（单位：元）。
各地区医院的投入产出变量X1、X2、Y1、Y2、B1和B2的均值及增长率（单位：%）情况如表1所示。
从投入产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情况来看，在十一五期间，全国城市医院医务从业人员数量平均年增长为57个百分点，远远低于固定资产存量209%的增幅。从产出来看，诊疗人次年均增长8个百分点，而同期医院住院服务收入增长却达到了134%。从患者医疗成本角度看，十一五期间全国各地城市医院人均诊疗费用年均增长达到了68个百分点，人均住院费用年均增长为73个百分点，联系医院住院服务收入134%的增长指标，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间医院住院患者人数出现了大幅增长。
（二）成本约束下各地区医院医疗服务效率的测度对比
传统仅从医疗机构运营效率视角评价医疗服务效率，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关于降低成本的宗旨，医疗服务效率评价既应该考虑医疗机构的运营效率，还应该考虑患者支出因素。只有综合考虑医疗服务供给和需求双方的成本，才能够避免“过度医疗”问题，真正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基于此本文首先根据效率测度模型（11），计算了考虑非合意产出因素的中国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接下来，为了与不考虑患者支出因素的传统医疗服务效率进行对比分析，我们也计算了传统C2R模型效率。在C2R模型效率的计算过程中，将所有产出均视为合意产出进行处理。由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的效率值小于1，而基于产出传统C2R模型测度的效率值大于1，为了使两类模型计算的效率具有可比性，本文这里采用了chung（1997）[2]提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传统谢泼德距离函数之间的换算方法，公式如下：
数据来源说明：数据来自于2006-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其中变量X2只有地区医疗机构固定资产存量的总量数据，因此本文依据中国各地区城市医院床位数占全部公共卫生医疗机构床位数的比例进行了相应计算调整。此外，产出变量Y2的数据来自于住院人数与人均住院费用乘积获得。
基于产出的传统C2R模型测得的效率值是距离函数的倒数，据此通过（12）式将传统C2R模型测得的效率进行了换算，换算后的CCR效率值和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得的DDF效率值已经具有可比性，且效率值越接近于零，说明医疗服务效率相对更有效。基于两类模型计算的不同省区医疗服务效率对比结果如表2所示。
可以看出，无论是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还是基于传统C2R模型，中国地区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2005-2010年间中国医疗服务效率相对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云南、陕西、甘肃和新疆11个省区，而其他地区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则相对较好，大多数时间处于投入产出的前沿面。
从两类模型测得的全国平均效率对比情况来看，除了2005年和2007年以外，在十一五期间的大多数年份里，和全国平均水平下的传统医疗服务效率相比，考虑患者支出因素的中国地区医院医疗服务效率相对更高，但是具体从各个地区的逐年对比来看，还是出现了许多例外情况，即和不考虑非合意产出因素的传统C2R模型测度的医疗服务效率相比，考虑患者支出成本的医疗服务效率相对较低。由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在计算效率时考虑了患者支出成本因素，这种情形下医疗服务效率较低意味着该地区患者医疗费用平均支出相对较高，或者说这些地区存在着“过度医疗”的可能。以2006年的天津市为例，该地区传统医疗服务效率CCR值处在全国的前沿面上，但是考虑到患者支出因素后，该地区就失去了有效前沿的位置，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2005年的甘肃，2006和2007年的青海，以及2007年的。传统医疗服务效率等于零说明该地区处于投入产出前沿面，意味着其在同样的医疗卫生资源投入水平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诊疗和住院服务，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些更多的医疗服务可能是以患者人均费用支出增加为代价的。除了上述这些地区以外，2005-2008年的内蒙古，2008-2010年的江西，2010年的新疆地区，也出现了成本约束下医疗服务效率相对较低的结果。
尽管如此，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除了江西省以外，近年来中国城市医院医疗服务过程中的“过度医疗”问题已经大大改善。这一方面说明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的增加和运营管理能力的改善，城市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确实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近年来随着“基本药物制度”等为患者减负的诸多医改政策的推进，患者的支出成本相对下降。
四、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尝试将患者医疗费用支出纳入到医疗机构效率评估研究，具体采用两类不同的非参数DEA模型，分别计算了中国31个省际地区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测度结果表明，首先，无论基于哪一类模型，2005-2010年间，中国地区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总体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华北、东北和西部部分地区城市医院的医疗服务效率相对较低，而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及中部地区的医疗服务效率相对较高。其次，从两类模型测度效率结果的对比来看，和全国平均水平下的传统医疗服务效率相比，考虑患者支出因素的中国地区医院医疗服务效率相对更高，从整体上说明近年来随着我国医改进程的推进，城市医院医疗服务过程中的“过度医疗”问题已经有所改善。尽管如此，个别地区如中国华北、东北和西北等地，考虑患者支出因素后医疗服务效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说明这些地区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过度医疗问题。
同时我们也发现，以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为例，存在过度医疗的地区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的经济相对不够发达，一个重要特征是医疗服务供给和需求双方信息存在着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医疗机构掌握着绝对主动信息，在医疗服务市场化的大环境下，有些城市医院经常违反从业规范甚至褪变成了“盈利性”组织，卫生部门对其监管也流于形式，有些甚至与城市大医院形成“隐性”的利益共同体。从医疗服务的需求方患者来看，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患者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享受“特权”的公费医疗阶层，另一类是对医疗改革具体政策和信息缺乏足够了解的普通民众。在购买医疗服务过程中，这两类患者都容易被医疗机构“过度医疗”，只不过前者主动而后者被动而已。
降低患者支出负担，提高有限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我国医改面临的核心问题之所在。现阶段，除了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监管以外，最重要的措施是消除医疗服务对象的身份差别，实行全民统一的基本医保体系。社会地位的差别不应该体现在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不同上，为此必须坚决取缔以老干部为主的公费医疗特权，消除省、市医保以及新农合参保人员个人医药费支出比例的差异，同时推进医疗改革政策信息的解读和知识普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如此才能真正降低患者支出负担，同时提高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在解决医改关注的成本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公平问题。
注释：
①本文认为医疗服务提供的主体集中在城市医院而非农村乡镇卫生院，大病及疑难杂症患者，往往会选择京、津、沪等发达地区的三甲医院或专科医院；和城市医院相比，农村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从业人员素质相对不高，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能力有限。故本文仅选择各地区城市医院作为研究样本。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 东北地区 资源型城市 服务外包
引言
东北地区是我国资源型城市最为集中的地区。资源型城市是指依托资源发展，并以资源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但随着可供开发的后备矿产资源日趋减少，资源型城市相继陷入了经济困境。
服务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是现代服务业的一种新业态,即企业将信息服务、管理、商务流程等业务外包给企业外部服务提供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把资源型产业中勘探、设计、开采、加工流程等知识、技术依赖性强的高增值链条分离出来，开展服务外包业务。例如石油之城大庆依托石油石化的产业技术和管理优势，发展以石油勘探开发和石化生产数据采集处理、地质制图、实时数据库分析等为重点的石油石化服务外包业务。
1.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承接服务外包的现实意义
目前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时期，在资源和环境双项约束下，发挥资源型城市在生产、管理和技术等方面优势，承接国内外资源勘探开发、流程管理和技术服务等生产外包业务，实现优势再造。
1.1有利于资源城市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
资源型城市发展相关资源产业服务外包可以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提升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规模，优化产业结构，缓解资源日益枯竭和资源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
1.2有利于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外包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先导产业，代表着服务业乃至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资源型城市承接服务外包，必将带动信息服务、管理服务等活动的开展，从而促进东北现代服务业发展。
1.3有利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
国家继续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尤其是对为国家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的资源型城市。这些资源型城市可以利用本身的资源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外包，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带动经济的再次发展，有利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现。
2.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承接服务外包的现实条件
2.1资源型城市承接服务外包的条件分析
2.1.1可利用已存在的沉淀设备成本。在资源开采过程中，设备、钻井、洞室等资产约占固定资产总量的35%，资源性固定资产具有很高的技术利用锁定性，不能完全回收利用，很少能转作它用，形成沉淀成本。换句话说，资源型城市可以利用大量沉淀成本来承接资源勘测、开发设计、资源数据处理等相关的服务业务。
2.1.2人才集聚优势。在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对人才需求，使得相关类学校及教育机构在此集聚。各大资源、能源企业也有众多尖端人才、高技术人才。而服务外包企业主要是从事技术和知识密集的头脑型企业,需要大量的中高层次人才。
2.1.3较强的技术支撑。资源型产业技术专用性强，所以资源型城市有较强的技术支撑。拿大庆来说，工程设计、工业控制系统方面有大量的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和实验基地，研发实力雄厚，已形成完善配套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体系。其中金桥公司、澎汇公司的石油石化专用软件在石油石化行业获得广泛应用。
2.1.4资源产业集聚优势。资源产业集聚是指为充分利用地区的某种资源优势而形成的企业群体，如辽宁的煤炭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使资源型城市有比较强的生产技术基础、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和科技人员队伍，资源产业基础设施也较好。
2.2资源型城市发展服务外包的机遇分析
2.2.1国家人力资源政策的实施。2012年1月10日国家服务外包人力资源研究院东北院成立于长春，力争把世界最顶级的企业引到东北院来，把世界最顶级的服务人才吸引到东北院来。这为今后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发展服务外包提供顶级人才支持。
2.2.2东北地区同俄远东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俄远东地区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林业资源。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俄远东与后贝加尔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2013年联邦专项规划的确立，为东北亚地区资源型城市承接服务外包提供了新机遇。例如鸡西煤矿设计院承接了俄罗斯库页岛60万吨级煤矿矿井的设计业务。
2.2.3东北老工业基地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为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3. 资源型城市发展服务外包的对策建议
资源型城市应当挖掘潜在优势资源实现优势再造，即从资源状况、区位条件、技术条件等方面重新认识和确认新的优势，将服务外包产业和资源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3.1地方政府应给予重视和相关支持
商务部颁布“千百十工程”，表明了国家想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决心。各个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取措施，积极引导服务外包业的发展。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接包企业发展，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3.2积极进行服务人才的培养
具有熟练技能的专业人才是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服务外包发展成功的国家和城市均注重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所以资源城市除依托本地区的企业专业人才外，还应积极进行服务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有一定项目管理经验的高端人才的培养，从而为服务外包产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3.3发挥资源优势、科学定位
各个资源城市依托自己的资源产业优势，合理选择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石油资源型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化产业发展石油石化数据处理、地质制图、数据分析、地震解释、勘测开发、实时数据库分析等服务型应用软件的服务外包业务。煤炭资源城市可以定位于矿业勘测数据处理、煤炭开发流程全过程控制。林业科利用遥感、遥测、地理信息系统，承揽林业管护、防火防虫及资源统计数据处理。
3.4建设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园区
建设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园区是服务外包先进地区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印度的班加罗尔、爱尔兰的都柏林都建立了众多高水平的产业园。我国的北京、上海和广州也先后建立了一批产业集聚园区，对服务外包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加快资源型城市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园区建设具有必要性。
总之，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应抓住机遇，依托资源产业优势大力发展资源性产业服务外包，盯住市场潜力巨大的俄罗斯、印尼等国际市场，从而实现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赵德海,李燕.资源型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创新发展研究(C) 第五届中国中部商业经济论坛论文集 2011,(10).
[2] 孙晓春,张宇丽.大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市场,2011(06).
篇(4)
【关键词】旅游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滨海城市旅游
一、烟台市旅游发展的现状分析
（1）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良好的发展势头。烟台本身具有独具一格的山海自然环境，和以葡萄酒文化，钟表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仙旅祈福文化为代表的浓厚的人文背景。但烟台整体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与一线旅游城市还有相当的差距，常年夹在青岛和大连两个著名的国际滨海旅游城市之间，容易被游客忽略。
（2）优良的政策环境。 烟台市政府充分重视烟台旅游业的发展，努力使旅游业成为烟台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因而烟台旅游业的发展得到了政策的扶持，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旅游资源得到较为科学合理规划和战略部署。缺点是多而杂，与其他地方的旅游产品多有雷同，缺乏主打产品；缺乏有核心竞争力的旅游产品；缺乏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的旅游产品；也没有解决淡旺季的实质性对策。
（3）小，散，弱的烟台旅游企业目前状况。整个烟台旅行社大大小小几百家，行业却缺乏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龙头企业，参与质量国际标准认证率低。烟台旅游企业主要各自为政，分散作战，对参与国际竞争准备不足，因而思想僵化，经营方式过于陈旧，战略选择缺乏灵活性，市场活力低，抗风险能力差，与国际大旅游企业集团化经营、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鲜明的对比，明显处于竞争劣势。
（4）差强人意的旅游从业者。烟台旅游从业人员存在波动较大和发展停滞的问题；在烟高校，仅两所院校开设旅游专业，毕业生就业却一直不尽如人意。这凸显了烟台旅游业进人门槛太低，因而专业人才并无就业优势的尴尬现状；旅游人才层次不高，职业高中毕业生占据多数旅游企业的重要管理岗位，奇缺旅游规划、旅游产品设计、形象设计等相关领域的高端人才。
（5）缺乏国际化管理体系。旅游相关行业管理还需要上升，还存在旅游资源各自为战，自定霸王条款，随意定价等低劣竞争行为。旅游资源亟待整合，行业急需引进国际普遍认可的管理和定价体系，法律，法规，政策环境，行业管理要与世界接轨。旅游市场运作要符合WTO规则，旅游信息应该透明化，不能内外有别，要对国家旅游企业敞开大门，鼓励外资进入，不能设置行业壁垒。
（6）旅游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低。烟台当前还没有一个集推广，咨询服务，旅游线路预订，客房预订，投诉，景区预警，导航，游客集散，调度等功能的数字化信息支持平台，也还没有充分利用蓬勃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没有开发针对烟台旅游攻略的移动终端应用。各景区没有大型免费WIFI网，无法满足当今旅游个全球化，个性化，高质化的大趋势。
（7）旅游相关产业组织松散。烟台旅游配套链松散成为制约烟台旅游国际化发展的因素，以烟台的交通为例，烟台位于胶东半岛的东北角，游客进出主要依赖一条铁路，并且需要在兰村中转；船运主要面向东北三省的游客；烟台机场规模小，国际航线只开通到韩国和日本两条，国外游客进出烟台主要通过北京、青岛等大城市中转，极为不便。同时，酒店，餐饮，商业区等也亟待与国际接轨，需要政府的统筹规划，政策引导，集约管理，避免重复建设。
二、应对策略
（1）搞好区域旅游国际化。烟台市要实现国际化旅游城市的目标，搞好区域旅游国际化是必经的途径。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旅游绝对不能走向国际化。烟台旅游要本着走出去，引进来的科学发展观，加强与环黄海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业交流，加强与区域旅游组织的合作。
（2）全面升级营销策略，全力打造精品化旅游城市品牌。旅游宣传处于分散作战，各自为政，政府要运用非均衡发展理论选准突破口，培养主导产业，扶持旅游龙头企业，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增强重点旅游品牌的投入。针对不同海外主要客源市场需求，确定不同的宣传促销主题。
（3）处理好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烟台要发展成为国际滨海旅游强市，首先要向中国其他滨海旅游大市，深圳，海南三亚，青岛等学习先进发展经验，但是也不能重蹈覆辙，只能另辟蹊径，要有自己的特色。
（4）开展针对烟台旅游国际竞争力的专项研究。旅游国际化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烟台市政府应联合政府研究机构，驻烟高校的力量，建立或委托专业的团队加强对政策，法规，行业规律，基础设施，碳税，危机预警，对目的地的影响，文化差异，人才培养等旅游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借鉴国际上对旅游国际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研究，科学记录旅游贸易的相关数据，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学的评估体系，将其应用于衡量烟台国际化发展水平并应用于区域间的横向比较上。
（5）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培养旅游产业集群。旅游业单靠企业和市场的力量难以得到常足的发展，会因为短期的利益采取短视的行为，政府应当积极转变职能，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改善调控能力和协作水平，妥善处理旅游企业和和相关配套企业的关系；并且整合烟台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统筹规划，努力培养层次分明，各负其能，各具特色的生态型、可持续发展型烟台产业集群。进一步完善旅游道路等旅游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并且加大旅游相关基础建设的投入，积极改善烟台交通，餐饮酒店、通信等方面的落后面貌。
篇(5)
课程标准对本节的要求是联系城市地域结构的有关理论,说明不同规模城市服务功能的差异。教材根据课标要求,设置多个栏目,优化组织结构,优选教学内容,呈现多样学习资源。在“城市等级与服务功能”一课时中,内容的编排体现出其内在的逻辑性。首先介绍城市有不同等级及划分标准,第25页的“阅读”是对城市等级划分的现实说明;接着阐述城市服务范围的界定方法,通过第25页的“活动”探究,得出不同等级城市提供的服务种类和服务范围有一定差异;最后以“案例”形式进一步论述城市等级提升的条件。
二、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了解城市等级的划分依据,结合实例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等级划分标准的差异;理解城市服务范围的含义;结合实例,理清城市等级与服务功能的关系;结合实例分析城市等级提升的条件,建构城市区位分析的模型,并对常州市的未来发展进行功能定位。
过程与方法:通过图表阅读及问题引导,实现读图、析图能力的提升;通过探究文字资料——“QQ对话”和“留学前的准备”,培养合作探究能力;通过绘制上海市和常州市的服务范围,培养探究性学习意识;通过文字资料探讨城市等级提升的条件,培养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对常州市的未来发展进行功能定位,培养知识迁移能力及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能运用图上演示和说明的方法与手段,表达思考成果并与教师、同学交流;通过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学习生活有用的地理,培养地理学习兴趣。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不同等级城市服务功能的差异;城市区位分析模型的构建。
难点:了解不同城市的划分标准;联系城市地域结构的有关理论,说明不同规模城市服务功能的差异。
四、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交互式电子白板上呈现重新编辑过的“京沪高铁线路图”,指导学生观察其在江苏省的站点,引出探究学习任务——用恰当大小的圆圈表示常州站,激发学生探究动机。
设计意图:以时下最新的交通发展事件导入,既可激发学生探究兴趣,又能凸显本课学习重点。
教师承转:圆圈的大小表示城市的等级,城市等级是如何划分的?
模块一:城市的不同等级
自主学习:阅读教材第25页第一段文字和阅读材料,了解城市等级划分的方法。
资料展示:结合乡土地理资料,借助网络平台(cztjj.gov.cn),调出2010年底常州市人口统计数据。
教师设问:根据我国城市等级划分的标准,常州市应属于哪一类城市?
表格展示:中国和美国的国土面积、人口数、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的相关资料。
教师设问:你认为美国城市等级的划分方法是否与中国一致?为什么?
设计意图:这部分内容较为简单,且学生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因此直接设计两道测试题让学生解答,理清基本概念,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
模块二:城市等级与服务功能
教师承转:通过第一板块的学习,大家了解到城市等级的划分方法。城市等级不同,如上海市和常州市,提供的服务也是有差别的。
资料展示:资料1、2、3。
资料1:两组QQ对话(图1)。
■
教师设问:阅读以上两位销售员间的对话,思考城市等级与其提供的服务有怎样的相关性?
学生思考:城市的等级不同,提供的服务也会有所差异。
资料2:留学前的准备。
本校高三(3)班的李梅同学住在新闸镇,一个月后将去法国留学,她做了一个简单的行前准备安排表。你认为她该怎样选择服务地(表1)?
(1)买拖鞋、针线包、厨具(锅、碗、瓢、盆)。
(2)买电脑、手机、礼服。
(3)法语强化训练、办签证(法国领事馆)。
■
学生思考:任务(3)只能选择在上海市,任务(2)可以选择在常州市和上海市,任务(1)选择在以上3个服务地都可以。
教师点拔:城市等级越高,提供的服务种类越多,服务级别越高。
资料3:图片展示“长三角各城市区域示意图”(图2)。
教师设问:请两位同学在图上画出上海市和常州市的服务范围。
分组探究:以上两位同学绘制的城市服务范围图,你比较赞同哪一位,为什么?从以上两位同学所画的图中,你能受到哪些启发?
学生总结:城市的服务范围是不确定的;城市等级越高,服务范围越大。
教师点评:以表格的形式总结城市等级与服务功能的关系(表2)。
■
设计意图:不同规模城市服务功能的差异是课标要求内容,也是本节课重点所在,教材用“枣强镇附近居民寻求的服务地”活动来表达城市等级与服务功能的关系,考虑到教材“活动”内容离学生的现实生活较远,且对城市服务范围的界定较为抽象,因此设计了三个贴近现实生活的案例推进课堂的教学活动,一方面可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参与度;另一方面能增强学生主体意识,通过学生自主讨论、探究,获得对知识的主观体验,加深对知识的印象,建构“城市服务范围、服务功能与城市等级的联系图”。
模块三:城市等级的提升与城市区位
教师承转:城市的等级并非一成不变,且不同城市等级提升速度也会有所差异。那么,城市等级的提升需要哪些支撑条件?
教师设问:阅读教材案例2,讨论上海成为“上海”的理由。
学生回答: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东南端和太湖流域的下游,地势平坦开阔;上海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以及长江的出海口,能够实现江海联运,使得上海有充足的原材料、劳动力、农产品和巨大的市场。
教师点拔:显而易见,城市等级的提升需要一定背景条件,即城市的发展受到很多区位因素影响,影响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有哪些?
分组探究:讨论影响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构建城市区位分析模式图(图3)。
设计意图:“区位”是人文地理的核心,区位分析是必修2学习的重点,也是难点。人教版教材重点介绍了农业、工业的区位选择以及交通运输线路的布局问题,对于城市的区位选择,没有独立的篇章进行介绍,但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因此增加城市区位因素的分析,为后续学习做铺垫。另外,人文地理知识理解起来虽不难,但内容分散,不易抓住重点,故教学中应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指导学生构建正确的区位分析思维模式,掌握区位问题的分析方法。
教师承转:现在大家来观看一段常州市的对外宣传视频,分析影响常州市发展的主要区位因素。
资料4:播放剪切过的“常州市城市形象对外宣传片”视频,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
分组探究:常州市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地势平坦开阔;地处江苏省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热资源丰富,农业生产发达;常州水陆空交通便利,市内有便捷的快速公交,并形成了全城高架道路网络;常州是科教名城,培养了大批的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旅游资源丰富,有国家5A级景区“环球恐龙城”及国际动漫产业体验博览园“环球动漫嬉戏谷”;工商业发展历史悠久,经济发达。
教师设问: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常州市的区位优势明显。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常州市经济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苏南地区的苏州、无锡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未来在长三角地区,应该如何定位常州市,以促进其更好发展?
课后活动:从城市等级差异的角度观察和预测常州市的未来发展,撰写小论文“我看常州的未来”,字数2 000字左右。
篇(6)
关键词: 城市化;城中村;金融服务
一、城中村的定义与分类
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范围以内,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从广义上讲,城中村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一)A类城中村
A类城中村虽然仍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但由于城市的发展已征用村中农民原先生存的基础―土地,因此村中农民已没有土地从事第一产业。这类城中村散布于大中城市的主城区,与城市建设用地相互交错,其中居住的农民也已被城市生活逐渐同化,贴近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年青一代,大多数已接受良好的教育,易于接受城市文明。
A类城中村的建筑景观,大多已通过商业化运作手法改造,以多层与低层为主,与城市相融度较高,但就周边环境而言,土地利用价值利用并不充分,因此面临着二次改造的问题。
(二)B类城中村
B类城中村仍有少量的农用地,多处于城乡结合部或城市近期建设将要影响的地区。由于具有一定数量的农用地,因此少数居民仍从事农业,而多数人尤其是青壮年都外出务工。
这类城中村的建筑景观较差,新旧建筑都有,且多以低矮为主,没有经过统一规划,建筑布局混乱,市政基础设施严重短缺。
(三)C类城中村
C类城中村主要分布在城市绕城公路之外,其建筑、人口和景观仍保留着浓重的乡村形态。
城中村是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城市包围了农村但没有及时消化吸收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城市建起了高楼大厦,但其周边却存在着破旧的居民区。这使得城中村逐渐成为城市中的一座座“孤岛”,在建筑景观、人口构成、经济特征、行政管理、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社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二、城中村对金融服务需求的特征分析
(一)城中村居民的生活、就业、创业需要金融支持
首先,城中村聚集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一般属于人口的高密度区,例如深圳城中村人口高达560万,占深圳总人口的一半。这大量的外来人口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存取款以及汇款等金融服务需求。
其次,A类和B类城中村的村民相对富庶,村民的征地补偿款、房屋租金加上进城务工收入十分可观,因而其理财需求较为迫切。
最后,城中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批依托低地租等特殊优势成长起来的集体企业,这些企业在创业期、成长期以及成熟期都存在着资金需求。例如典型的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深圳石碑电脑城等,在创业期都是从当地农村信用联社取得融资支持,并与农信系统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当然随着这些集体企业的发展成熟,其资金需求量越来越大。
(二)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存在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城中村的出现及存在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方面影响了城市总体布局规划,影响了城市形象,另一方面制约了城市发展的步伐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目前许多城市都在进行城中村的改造。然而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包括对村民的拆迁补助资金、改造重建资金等等,可以说这巨额的资金需求仅仅依靠政府和开发商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手段,组织动员各种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参与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并创建一个保证参与各方利益的多赢机制。在这一机制中,银行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银行可以为拆迁、重建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这种资金支持一般都是巨额贷款,例如,石家庄市的城中村改造,仅2009年以来,就从中国农业银行取得300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支持;从中国银行取得在未来3年内提供500亿元的贷款的承诺。
另外,在拆迁补偿过程中,不少城中村的村民可以获得数额不少的拆迁补偿费,以杭州机场路一带为例,一个五口之家(两老人、两夫妻、独生子女)可以按照周边平均房价获得近400万补偿。这突然而来的巨额资金必然会带来理财的需求,以寻求合适的收益率。
(三)城中村改造之后居民生活与金融服务更是密不可分。
首先,在城中村改造完成后,农村成为城区,农民身份成为城市市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开始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这些改变使得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例如水电费的代收代缴,以及居民消费观念改变,开始采用信用卡提前消费等。其次,城中村经改造后,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本地以及外来的投资创业必定增多,这更需要金融的配套服务,包括资金的借贷、存取、汇兑等等。
三、农村信用社在城中村的业务拓展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改造前的还是改造中和改造后的城中村,都存在数目不小的金融服务需求,涵盖个人、企业和一些大型改造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中村最终是要走向消亡,但是金融需求是不会消失的,反而会慢慢变大。因此,处于变革中的城中村其实蕴藏着一股潜在的金融需求,这股金融需求或许可以使作为国家扶持“三农”重要窗口的农村信用社有所作为。但是,随着城中村改造的逐步推进,许多城中村在改造后成为环境舒适、交通便利、设施完备的现代住宅小区,这使得其他商业银行逐渐将触角伸到这些他们原本遗忘或是不重视的城市角落,从而使得农村信用社面临的竞争加剧。
与商业银行相比,农村信用社网点在经营机制、业务品种、资产质量等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在金融工具和中间业务方面,仍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因此,为守住阵地,提高效益,也为更好地为城中村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农村信用社必须在以下方面积极拓展:
(一)完善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理念,作为国家扶持“三农”的重要窗口,农村信用社一直是以“服务农业、服务农村、服务农民”为经营理念,在新形势下,面对城中村这种特殊形态,农村信用社可以将经营理念完善为服务“城市农村、城市农业、城市农民”。在此理念的引导下,农村信用社必定能够与时俱进、为城中村量体裁衣,打造出适合城中村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一方面满足城中村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提升自身的收益。
(二)针对城中村人口集中、金融服务需求量大、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不足的特点,农村信用社可以在城中村设置数量适宜的营业网点。城中村人口主要是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其金融服务需求一般比较单一,主要是存取款和汇款。因此,一般的营业网点足可满足这些金融需求,并不需要复杂的金融工具和业务品种,农信社可以保持较低的运营成本。另外,农村信用社通过提供这种便利、优质的服务,可以加强与当地政府、居民的联系,提高客户忠诚度,从而在以后该地区金融需求上升时,能够更容易获取业务,提高效益。
(三)针对政府对城中村的改造提供金融服务。
首先,农村信用社可以参与城中村改造、重建的信贷服务。在拆迁、改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信用社可以在合适的项目中提供贷款,一方面缓解政府压力,另一方面获取收益。
其次,积极配合政府完成补偿给予农户的拆迁、安置资金。政府补偿给农户的拆迁、安置资金,按片区汇入农信社的指定账户,农信社应根据社区提供的补偿、安置资金的明细,通过自身的业务系统存入农户存折上,以使补偿金及时、准确、安全分配到每一位农户手中。
最后,农村信用社可以为居民提供回迁时的住房、商铺按揭贷款服务。在房地产开发商所开发的城中村房地产项目取得《房屋预售许可证》的前提条件下,农村信用社可以按照国家有关住房按揭信贷政策的规定开办回迁户的住户、商铺按揭贷款,信用社可以办理按揭贷款的各个品种来满足居民的各种贷款需要。
(四)针对改造后的城中村提供金融服务。城中村在改造后金融服务的需求激增,但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面临的竞争也加剧。因此,农信社更应完善经营机制、创新服务手段、大力拓展市场。
首先,应推出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回迁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金融需求。城中村改造完成后,居民身份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信用社的金融服务必须与时俱进,包括及时推出代收代缴水电费的服务;也包括提供小额贷款满足年轻人提前消费的需要。
其次,加强对回迁居民自主创业以及外来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城中村改造后,居民一般需要重新就业或是自主创业;另外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外来投资的企业增加。这些创业或投资在初期一般都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信用社应把握机遇,对市场准入的企业,要积极主动搞好服务,对符合贷款标准的企业应提供信贷支持。
最后,应对企业日常经营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信用社要提供快速、便捷的结算服务,开通各种税费代扣、代缴业务,与税务部门签订代扣、代缴业务协议,为企业日常经营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马明,刘建欣.“城中村”,都市里的特殊风景[J].农村.农业.农民(B版), 2008,(12)
[2]王新.解读温州“城中村”现象[J].温州大学学报, 2005,(01)
[3]史新伟.管理“城中村”土地难在哪儿[J]].中国土地, 2009,(02)
[4]陈小兵,郑晓亮.临邑县“城中村”成片开发激活城市建设发展潜力[J].山东国土资源, 2009,(03)
[5]郭斌,杨洋. 关于城中村改造资金筹措模式的探讨[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04)
[6]宋波,郭斌.开发性金融对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的启示[J].建筑经济, 2009,(04)
篇(7)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规模；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结构；灰色关联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052-04
引言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任务。城市化对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起着推动作用，城市化的发展会带来人口的集聚，进而带来需求的增加、产业的集聚和服务业的壮大。城市的规模化是实现城市规模效应，从而提升城市吸引力和辐射能力的重要因素，服务业结构和产出效率也会因城市规模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通过探讨不同城市化水平、不同城市规模下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结构，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推进广东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参考。
一、研究回顾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关系已经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研究大多表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Signalman（1978）认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他通过对工业化国家1920―1970年的劳动力转移情况的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化是促进一个国家从农业型经济向服务业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Daniels等（1991）对美国大中小城市区域服务业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研究认为，服务业的发展要以城市形成的区域性市场为基础，城市化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服务业的扩张。Black和Henderson（1999）对城市化程度较高国家的城市规模和城市产业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城市规模、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城市化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城市规模越大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而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制造业较发达。因此，达到一定规模后，服务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Abdel-Rahman&Anas（2004）的研究指出，在一个由不同规模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中，城市产业结构随着城市规模而变化，并且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经济效率的差异。江小娟等（2004）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是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张树林（2007）利用1995―2005年数据进行定量测算，发现我国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城市化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支持，而服务业发展及升级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柯善咨等（2014）研究表明，生产业―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赵维良等（2015）利用我国地级市数据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关系进行检验，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率越高，服务业比重越大。
二、基于城市规模差异的广东省服务业发展研究
（一）数据和变量选择
研究对象为广东省21个地级市，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及《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城市化率的指标选取上，文中除对广东省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采取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外，其余部分城市化水平用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城市规模也采用市辖区人口来衡量，对于城市规模的划分主要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 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 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采取服务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相关数据采取市辖区数）；服务业结构指标主要是服务业内各行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计算。此外，本文的服务业结构按照功能和作用，划分为生产业和消费业两类。其中生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消费业主要包括：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二）实证分析
1.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分析
（1）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广东省城市化水平（UR）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服务业贡献率（SCR）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总值的比重表达。1980―2013年广东省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贡献率的情况（如下图所示）。由下图可以看出，1980―2013年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2002年，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服务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城市建设的脚步，通过对广东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这一阶段二者呈现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43；2003―2013年，SCR曲线与UR曲线走势背离，城市化发展迅速，而服务业增长水平开始减缓，2003―2012年广东省服务业的贡献率都低于2002年水平，到2013年服务业贡献率才超过2002年水平。与此同时，近年来，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由2002年的36.2%上升到53.7%，通过对广东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这一阶段二者相关性不明显，相关系数为0.329，这表明近年来广东省城市化的发展背离了科学的轨迹。
（2）城市化、城市规模与服务业发展的空间结构分析。按照城市规模的划分方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按不同的规模进行分类，采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对同一类别内的城市化水平进行计算，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2013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特大城市2个，Ⅰ型大城市2个，Ⅱ型大城市10个，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2个；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两个指标，基本按照城市规模的不同呈递减趋势。采用相关分析法检验不同规模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正相关性较为明显，相关系数为0.816，这表明广东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化率方面，不同规模城市的平均城市化率相差较大，标准差为0.41，不同城市规模服务业贡献率相差不大，其标准差仅为0.06，这表明，广东省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化发展的差异程度大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未能跟上城市化发展的脚步。
2.城市化、城市规模与服务业内部结构相关性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模型深入分析2013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内在关联，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规模对关联度矩阵进行整理，探讨不同城市规模下的服务业结构。
（1）研究方法。灰色关联分析主要是利用灰色关联度来衡量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和相异程度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统计数列的几何关系或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系统中各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如曲线越接近，则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就越小。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可以知道，关联度越接近1，关联程度越大。一般认为，0≤γi≤0.4，关联程度低；0.4≤γi≤0.6关联程度中等；0.6≤γi≤0.8关联程度较强；0.8≤γi≤1关联程度极强。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城市化率与服务业14个细分行业的分析得到的关联度系数，实际反映出来的是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的协调程度，关联度系数并不会因为城市规模大而高，也不会因为城市规模小而低。通过对关联度系数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比较21个地市级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总体协调程度。清远、惠州和揭阳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发展的关联度最高，2013年三市的市区人口分别为134.2万、138.8万和205.1万，属于Ⅱ型大城市，此外，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在30%～40.5%之间，城市化率较低；关联度较低的三个城市分别为汕头、佛山和中山，2013年三市的市区人口分别为532.5万人、381.6万人和154.1万人，此外，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都比较高，佛山和中山为100%、汕头为98.6%，这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都非常高，但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较低，佛山、中山仍然是以制造业发展为主的城市，城市化率的提高，并未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按城市规模比较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规模对关联度矩阵进行整理。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650、0.5287、0.6559、0.6791和0.6356，关联程度属于中等。具体观察不同规模城市，按服务业类型区分的话，协调程度也相差不大。其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与生产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759、0.5612、0.6338、0.6753和0.6099；与消费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504、0.4853、0.6530、0.6399和0.6698。
第三，按照服务业结构，具体分析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总体而言，按照服务业14个细分行业划分，各行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联度系数在0.5265和0.7347之间，关联程度中等以上。最高为房地产业、其次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关联度系数分别为0.7347、0.7119和0.7085；关联度低的分别为卫生、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金融业，关联度分别为0.5265、0.5277和0.5529。如果按照生产业和消费业比较来看，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关联度为0.6493，消费业的关联度为0.6245，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关联度略高。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服务业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加速，但时间序列的分析显示，近年来二者相关性越来越不明显，广东省城市化的发展背离了科学的轨迹；城市化率和服务业占GDP比重，与城市规模存在相关性，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越高；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不同城市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存在不均衡性，在按照城市规模划分的前提下，二者协调程度相差不大；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协调程度略高于消费业。
（一）正确处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精细分工和周密协作的基础上，人口必须相对集中，以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和运输，必须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同步实现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又带动了服务业发展，实现了服务业水平的跃升。同时服务业内部结构与城市规模结构有很大的关系，高附加值的、为生产服务和新兴的服务业，往往是和城市规模联系在一起的。正确处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化发展的差异程度大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未能跟上城市化发展的脚步的问题。首先，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重视城市化水平的量，更要注重质的提高，不能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发展模式，不能不顾实际地通过增加城市数量和扩大城市规模发展服务业，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有关的产业政策，不断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应该进一步补充城市化的发展，实现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实现与城市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促进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大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高，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高服务业比重，将生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嵌入城市发展的等级结构中。中小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低，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业，促进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三）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通过大城市服务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整个广东省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城市的服务业发展速度和总量在中等规模和小规模城市前面，因此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能更好地促进整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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