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危机的途径方法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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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经济危机;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92-05

2010年4月27―28日“第十二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经济学家》、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新闻出版机构共61家单位的92位专家学者就“经济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一、经济危机的成因研究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

西南财经大学蒋少龙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的危机,虽然表现形式新,但其本质未变:生产过剩源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源于消费下降,消费下降源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

东北财经大学邓春玲通过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认为马克思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基因决定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而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停滞只不过是其具体表现而已。

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解释世界经济危机。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归,从根本上看这次经济危机是全球化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资本的逐利本性、全球化经济的无序竞争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缺失是其深层根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晓华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外,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最后,资本主义制度会加剧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

台州大学张明龙从对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依存条件和固有要求的分析入手,得出结论:经济危机不是竞争作用的结果,而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在两者与经济危机关系上他认为竞争加剧经济危机,而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经济危机。

(二)西方经济学的解释

与前者不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主要解释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此这一理论对2008年经济危机成因的针对性较弱,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几点猜想:(1)经济危机直接成因在于生产与消费互为前提从而均衡脆弱;(2)经济危机成因是多因素的;(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及与经验脱离;(4)金融市场的波动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成因。基于以上分析,他认为政府面对经济危机应同时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在利用金融市场时注意防范风险。

清华大学赵准从危机后“效率市场假说”之争入手,引出对该假说及其相关模型的理论内涵、政策寓意、经验验证和预测功能,揭示了它们给宏观经济调控及金融业带来的危害。通过剖析该假说所期望的金融市场稳定过程,指出它所假设的市场稳定因素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精明的投资者”实际上正是泡沫的“助推者”而非“戳破者”,因此金融市场出现危机是难免的。

二、经济危机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危机与经济增长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等首先分析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即先境外后境内、先沿海后内地、先外资企业后内资企业、先竞争性企业后垄断企业,指出政府应当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发展,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抑制落后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从五个方面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即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二)经济危机与产业结构调整

河北经贸大学母爱英等结合京津冀现实情况和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的走向,分析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现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出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

陕西师范大学许军等指出,中国加工贸易对外依存度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高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产品多于高附加值产品;外部环境不利于我国加工业持续增长。受经济周期规律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加工贸易完成了一波陡降陡升的反转,这一方面证明了我国加工业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产业调整形成了倒逼机制,我国加工业应该利用这次调整完成转型升级。

江西财经大学万道琴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周期性敏感产业以及耐用消费类产业的不良影响,以及金融危机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指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需要得到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优化外资利用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应伴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孙宇晖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我国市场化、开放度的加深,尤其对美国贸易依存度的增强,必然深受其害。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当遵循“应对目前危机与图谋长远发展兼顾;促进内部增长与扩大外部市场并举;社会财富生产与居民消费水平同增;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双赢”的原则,实施宏观调控,以达到既将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又实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调整好内部积累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及进出口市场结构,为经济起飞打下基础。

(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中央民族大学张春敏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形态发展到国际金融资本时代,以虚拟资本为存在方式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在货币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制度设计构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金融自由化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流动的纽带,使得全世界的经济循环流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循环圈,国际金融危机不过是这一体系出现问题的必然结果。

上海财经大学包亚钧从分析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进而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从而在理论上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进行探究。

西南财经大学朱博从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论述入手,指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之母,虚拟经济发源于实体经济,两者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他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金融危机根源在于虚拟经济发展超过实体经济承受限度,因此我国应当科学把握两者关系,在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的同时,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可能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危害降到最低。

(四)经济危机与金融监管

清华大学陆铭利用海曼・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解读“次贷危机”。与马克思关注消费与经济危机、凯恩斯关注投资与经济萧条不同,海曼・明斯基则基于三种融资方式的安全性角度,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其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是内生的、固有的。在典型的经济周期中,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与投机性融资泡沫内生于金融市场自身。金融不稳定性观点非常重视资本资产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的融资方式,如果投机―庞氏融资所占比重越大,经济将无法维持均衡的系统,很有可能成为畸形放大的体系。对此,我们应该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保持适度审慎,正确把握创新金融工具的特点,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防治创新金融工具被误用、滥用,重蹈覆辙。

(五)经济危机与就业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梦龙通过对深圳市工商登记数据的经验研究,解释投入要素组合与金融危机的就业冲击效应关系。他认为企业对投入要素组合方式的选择会通过信贷条件的变动放大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通过研究深圳市工商数据和宏观数据,从而得出结论: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企业的信贷条件而引发就业冲击效应,即由于企业偏好选择高资本密集度的生产要素组合,一旦信贷条件恶化,企业正常经营将难以为继,随之会带来显著的就业冲击效应。

三、经济危机与宏观调控

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就我国目前为解决经济危机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三点反思:(1)投资的工具化:投资作为增加社会需求、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在规模安排上是否有限度?过去计划经济讲三大平衡,现在市场经济讲需求管理,那么在使用社会需求这一宏观调控的稀缺资源时就应当小心珍惜:在不同发展阶段(较高和较低)宏观调控对社会资源(社会需求)的利用也不同。(2)消费工具化:消费是经济目的还是经济手段?(3)GDP为什么要高增长?收入是流量,财富是存量,从长期看人民富裕在于财富(存量)多少而非收入(流量)单纯的增加,破坏旧财富,创造新财富,只求流量不求存量,为增长而增长,无益于人民福利的实际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树青从七种市场经济国家面对危机作出共同的选择――政府救市入手,认为政府救市对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常态现象。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府本身作为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政府掌握、调配资源,要求其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发挥不可或缺的统领作用,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指出,从表面看美国消费不足是暂时的,而我国现状是消费不足,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长久看来解决金融危机还是要以消费为主,宏观政策应避免南辕北辙。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在研究了危机视角下的房市调控政策后指出,由于政府职能定位的混乱(职能越位――干预银行)切断甚至打击房地产开发商为社会做贡献的途径,所以要职能归位:以计划经济方式来实现对低收入群体住房的保障功能,其他人依靠市场体系解决之,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法定的资金转移供给体制,从而实现两者良性循环。

四、经济危机的治理思路

清华大学张珂从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关于消费的重要性入手,指出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而我国内需以投资为主,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增长缺乏持久动力,对此一方面应该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应该实现合理税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财政支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首都师范大学韩学丽认为,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是目前摆脱金融危机困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而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低迷,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强,对此,应当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税制改革步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从集体谈判制度角度提出治理经济危机的思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财富分配扭曲,而治理危机途径则是变革收入分配制度,她认为集体谈判制度的缺失是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新旧机制的交替,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从认识到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集体谈判主体资格不到位,集体谈判机制欠完善,集体谈判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所以完善我国集体谈判制度,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证劳动者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得到更大的份额,使社会财富分配趋于合理,防止经济危机爆发。

五、应对危机的经验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熊俊以收入分配为切入点,分析美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危机的作用机理,认为从功能收入分配格局(利于资本)到规模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差距)这一格局变化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投资银行、贷款公司、两房次贷危机反复相互作用导致危机越来越大,危机到来时消费和投资下降,在全球化背景下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和恶化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对中国的启示是政府应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合理干预、大力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这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十分重要。

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基于经济长波、货币供给与国际竞争的视角探析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及其影响:他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为满足长波扩张对巨额货币供给的需要,美国进行了金融创新,但随着长波的演进,实体经济对新增货币的吸纳能力减弱,由此金融创新深化所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就只能转向“次贷”和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产品。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又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

华南师范大学范方志对美国次贷危机不断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为注资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而降息因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而效果不佳,因此,应该让那些资不抵债、问题极其严重的银行尽快破产,同时,剥离不良资产,进行资产重组,更换管理层。

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通过对拉美国家近60多年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富悬殊问题的研究,得出若干启示:发展经济不能本末倒置,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不能陶醉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就之中;应该大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避免贫富悬殊和社会群体的严重分化;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积极有序地推进城镇化,高度重视农村发展。

六、可持续发展

天津商业大学王树春等基于全球化视野思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制度约束。当前国际社会主流制度约束条件造成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过分强调行为决策过程中的利己原则,而忽视利他原则,导致利他原则稀缺,使众多世界性问题因陷入囚徒困境而难以解决,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主流制度约束条件,使利他行为得到普遍培养,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程世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资本制约型”转变为“土地制约型”。土地价格的扭曲是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基础性因素。由于地价的传导效应比资本利率和工资率更强,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对土地差异化的垄断低价和垄断高价实现实体资本投资和虚拟资本投资的双重扩张。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完善土地制度及价格机制实现土地的供需均衡和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

江西财经大学肖文海指出,随着工业化推进,资源和环境质量成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本,打破资源环境无价的传统观念,建立反映其稀缺程度的价格制度,是循环经济长效发展的关键。他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源开采、产品制造、资源回收、污染物排放等环节分析资源环境价格的实现,构建“政府调控(创设)市场,价格促进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结合我国国情,以前端减量化优先为原则,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以建立生态修复和补偿为核心,推进开采环节的环境定价;(2)以能源税制改革为核心,促进节能减排;(3)多管齐下,建立清洁生产的价格激励。

信阳师范学院蒋国平、徐永新认为,构建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农民务农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二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构建农民务工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三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体制保障机制;四是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构建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政策保障机制;五是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有利于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社会保障机制。

七、其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指出,经济危机源于经济学的危机:后危机时代到来,要求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认识上从以下几方面实现创新:(1)市场价格:维护刚性原则是经济运行稳定的需要;(2)金融监管:重点在于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3)政府干预需要理性化、全面化、规范化和常态化;(4)宏观调控必须实现虚实一体化的转折与创新。

清华大学蔡继明等认为,2009年中国的GDP虽然保持了8.7%的增长,但是由于货币流动性过剩,社会公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通货膨胀的全面形成,国际市场上一些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也会促使国内发生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有可能破裂,从而导致经济衰退。政府应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国内消费。为此,建议国家释放1万亿美元甚至更多的外汇储备,将之转化为国内消费资金。同时,要高度重视金融不良资产问题,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资产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

江西财经大学伍世安从探讨市场经济和绿色经济关系入手,指出绿色经济能否与市场经济接轨且统一起来,取决于绿色经济的产业链与其价值链的匹配和耦合,而绿色经济价值链的形成,取决于通过广义价格形式及其机制将外部性内在化。所谓广义价格即物品产权的货币表现和交易过程所需支付的代价条件,而不是狭义的“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绿色经济背景下,通过对初始投入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和消费回收环节等四个环节的价格安排的分析,细化出十几种具体的价格形式,并提出运用“试错”方法和市场方法来形成这些价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巧玲通过对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产品创新理论以及产业生命循环理论的分析,探究影响和制约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原因,分析主导其发展演化的根本矛盾,从而找出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规律:周期性发挥作用的产品创新导致以蜂聚形式出现的新兴产业部门的生命循环,从而进入长波的上升期;随着这些部门生命循环由成长进入成熟,宏观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从而进入长波的下降期。目前,国际范围内初始产品的创新往往集中于发达国家,而扩散到我国的技术大多来源于生命循环后期的部门,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利。对此,我们应当发挥我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提高基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力,逐渐改变世界范围内基础技术的创新格局。

Economic Cri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Runfeng

(Business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篇(2)

习惯了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企业，在经历了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可能又开始走上快速发展之路，并渐渐忘记前两年的短期阵痛。如果是这样，那真是中国企业的悲哀。

在历史上，经济危机在破坏经济体的同时，常常还会留下一些有益的遗产。从市场营销的视角看，营销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是经济危机之后的副产品。为促进中国企业长期发展能力的提高，后经济危机时代的中国企业该如何寻求营销创新?

经济危机与营销理论创新

现代市场营销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对危机的思考及反应。市场营销理论诞生于上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当时的美国为了解决农产品的运输问题，逐渐发展起营销这一扩大消费市场的知识体系。之后，由于供给与需求之间产生的巨大矛盾，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企业不得不前所未有地积极推销产品，这种做法促成了销售策略与部门的发展。到了二战后的50年代，由于战争创伤导致全球经济不景气，无论内需还是国际市场都受到重创，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崭新的现代营销观念。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则推进了国际营销和社会营销的大发展。

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新的营销创新机遇。随着企业的供应能力越来越强，而市场需求并没有同期跟进，所以，当代企业需要研究如何寻求更有价值和更为准确的营销机会。

经济危机的本质从宏观层面来讲是有效需求的不足，比如投资需求受到抑制、消费需求出现疲软，以及出口需求严重受阻。从微观层面看则是投资和消费信心的不足，比如，宏观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信心，收入预期不稳定影响消费信心。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危机影响的是消费者的消费信心而不是消费能力，所以，如何在危机之后让消费者重拾信心是取得营销成功的关键。

经济危机正在消退，但也许新的危机还在孕育。经历过经济危机的中国企业应当如何重新寻找新的总体营销机会，如何寻求新的营销突破之道?一言以蔽之，应当把重点放到顾客价值创新和重构价值定位方面。具体途径有三条：一是推进战略创新，谋求市场转换；二是探索模式创新，突破成长极限；三是策划技巧创新，实行精益营销。

顾客价值创新

古语有云：“吹尽黄沙始见金。”沃伦・巴菲特也曾说过：“只有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在我们看来，中国企业之前获得的收益增长常常只是一种表象，我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掩盖了很多企业的战略缺陷。如果企业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其市场营销就必须引入顾客价值创新的观念。

当中国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几乎每一个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企业很少会去思考到底我这个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公司在产业链中的定位在哪里?另外，中国市场竞争不充分，常常给不少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不劳而获的机遇，得到了所谓的战略利益。这些企业很可能只是在营销策略上做了一点表面文章，并以此为它的战略收益赋予了社会伦理的光环。中国电信业和航空服务业就是这样的情况。同时，中国消费社会的来临，让任何庸俗的营销战略都可能取得不俗的业绩(如电视直销等)，看看脑白金的成功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以上所讲的三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企业对市场、产业机会的看法，从而导致很多企业以为在营销战略上不需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能力储备，只要有机会就行。

经历经济危机后，我们的企业最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自己能够给予客户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认为应该“咬定青山不放松”――中国企业营销必须坚持顾客价值导向，对这一观点的理解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顾客导向不等于顾客价值导向。很多企业把顾客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但其对顾客关于价值的理解却是有偏差的。比如，自从CDMA被中国电信接手之后，不少顾客明显感觉到的变化就是备受短信骚扰，每天都收到不少于4条的垃圾短信。这种做法貌似从客户需求出发，却没意识到每个客户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需要分别对待。对某人有价值的信息，对其他人而言可能就是垃圾。

顾客价值不等于概念价值。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我国不少企业把顾客价值通过概念价值表达出来，而这个概念价值的背后或多或少装的是企业的利益。我们知道蒙牛是概念营销的成功实践者之一，它推出了“草原奶”概念，创造了常温奶销量超过鲜奶的销售神话。不过它也遇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困境，这就是“OMP事件”。前两年蒙牛号称自行研发了OMP优质牛奶蛋白成长因子，并以此导入了高端牛奶品牌――特仑苏。但一些专家发现，根据蒙牛对OMP成分的描述，这种成长因子可能含有致癌成分。于是，蒙牛辩解说特仑苏中并不含有OMP，而是另外一种从新西兰进口的成分。蒙牛管理层给出的最新说法是，这个的确是管理上出现的漏洞。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企业营销的一个突出问题，即企业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通过概念价值把顾客给绑架了。

价值创造不等于价值传递。这就是说企业创造的价值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传递给客户。上海有一位经理人推出了一种“阳光助老服务”，可以在紧急状况下帮助老年人。这一业务通过短信和电话等手段进行运营，顾客每个月交很少一点钱，很方便。但是，到目前为止用户规模根本不够维持运营开支。虽然他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寻求政府的支持，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没有为其服务找到一个合适的价值传递手段，也许整合性、捆绑型的营销方法比较适合这一项目。

价值传递不等于价值感知。这也是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的一些实践给予我们的启示。因为农村消费者对于汽车、电视的品质要求跟城市消费者可能存在不同，所以常常出现企业提供的好产品不受欢迎，而企业认为不太合适的产品反而受追捧的局面。

所以，在后经济危机时代企业需要思考怎样做好价值创新的工作，包括价值重塑与价值回归，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要解决好所谓弹性营销的问题。在经济危机时代首先被压缩掉的产品价值常常是需求弹性比较大的那部分。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企业需要研究他们不同的弹性需求，从而给出相应的价值组合，这样才能适应经历经济危机之后的顾客的多样化需求。为此，企业需要处理好三个问题的平衡或取舍：是强调质量为本还是营销为本?是追求核心价值还是延伸价值?是注重功能价值还是情感价值?从总体上来看，危机时代，应该多去掉泡沫、弹性的成分，回归到以产品质量为本的核心价值层面，尤其不能以营销手法掩盖质量问题。在后危机时代，企业要考虑多样化营销，注意大众市场与小众市场的区别，即在面对大众市场的时候需要偏向质量为本、核心价值和功能价值，在面对小众市场的时候则更需注重

营销手法、延伸价值和情感价值。

总之，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企业营销必须坚持精益营销的观点，套用古语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精益营销包含四个方面：一是精准营销，寻求更适当的顾客；二是精耕营销，寻求更深度的顾客互动；三是精心营销，寻求更细致的管理，这是一种强调人性化的营销管理模式；四是精益营销，寻求更卓越的效率。

营销实践创新

我们认为，营销创新可以分为营销战略创新(Strategic innovation)、营销模式创新(Schemainnovation)和营销技巧创新(Skill innovation)三种途径(统称为“3s创新”)，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的营销正需要从这三个方面的创新着手。

营销战略创新

在我们看来，营销战略创新是指发现市场价值缺口，并通过创造和传递价值以弥补这一缺口的创意及其行动。

在经历过这次经济危机之后，我国企业应当尝试发现市场价值缺口的重要方向：一是在逆境中寻求机会，重点是分析和挖掘市场潜在的刚性需求。即使在最为困难的危机时刻，市场也存在相当大的刚性需求，比如对基本消费品、工业品的质量需求，这是企业营销创新与发展的基础。为此，企业应当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组合，从满足顾客的次级需求过渡为满足顾客的初级需求。另外，由于市场的有效需求总是不平衡的，因此会出现危机中孕育机会的可能。比如，休闲娱乐产业常常在经济低迷时出现反周期的增长现象。例如，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麦当劳餐厅的数量应声激增，服务业指数也随之提升。

二是要学会通过价值链的重组创造价值增长机会。经济危机常常带来价值链的重组或变化，因此，通过产业链纵向上下游的移动可以开发企业新的业务战略或竞争优势。比如，宝钢、中铝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后向一体化战略表明了这一机会的存在。另外，经济危机也告诉中国企业，当前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升级也迫在眉睫。如何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通过制造业向服务转型来实现价值提升，是这些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战略路径。

营销模式创新

当前，市场营销学界已经形成了对未来营销逻辑走势的总体判断，那就是传统的以产品为导向的营销逻辑日渐式微，而现代的以服务为导向的营销模式日益兴盛；以有形资产、价值嵌入为方式的交换将被以无形资产、价值互动创造为方式的新型交换所替代。总的来说一句话：产品营销的时代即将过去，服务营销的时代已经到来。

具体来看，到底如何实现营销模式的创新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反思关于顾客价值主张的定位。其次，要寻求盈利模式的创新，包括价值转型。比如，用服务替代产品，变一次易为多次、分期的付款，或通过价值分拆、价值再造来提升原有产品与服务的价值等。再次，要对关键资源和关键流程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比如，在经济危机之后，上海东方商厦经过分析毅然决定由传统零售转向关系零售，主要依赖会员制等顾客忠诚计划带动营销业绩的增长，取得了很大成效。为什么?因为传统零售很难保证顾客的持续光顾。于是，东方商厦根据自身业务结构的特征，即50％以上的收益来自于固定的几千个人的现状，成立了大客户管理部门，并持续开发专门针对大客户的营销活动。这种有针对性的营销模式可以减少营销成本以让利消费者，提高产品价值，最重要的是可以提升顾客的忠诚度。

营销技巧的创新

关于营销技巧的创新，我们向大家推荐奎尔奇和约兹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衰退时期的营销之变》一文。该文洞察了经济危机导致的衰退心理，并指出与家庭有关的营销理念是今天最值得推崇的，因为当下人们所需要的正是家庭所给予的温馨和安全感。文章指出要管理企业的营销投资，准则是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少，可以节约的钱则一定要捂紧钱袋。其中，该花的钱就是与营销直接相关的部分以及必要的广告投入。在奎尔奇看来，广告费用是绝对不能省的，因为它是连接产品与客户的重要纽带。他们指出了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采用的三大营销策略，即精简产品组合、改进产品定价以及加强信任，其中加强信任是客户关系的核心。

我们认为，营销技巧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产品、市场、品牌和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在经济危机时期，企业常常遇到的问题是产品与服务不能两全齐美的矛盾。究竟是卖“阳春面”还是“盖浇面”，是追求经济型还是奢华型，是鼓励客户DIY还是提供集成化方案?也许经济危机之后，企业就需要给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价值组合，这是营销技巧创新的总体方向。

关于市场创新，中远置业(博鳌)公司的实践很有启示价值。该公司经营的酒店本来主要是依靠如“博鳌论坛”等会议来生存与发展的，是典型的B2B营销模式。但在经济危机时期，很多公司都尽力压缩会议开支，把普通会议改成电话会议、网络会议等。同时，也恰恰因为经济危机，很多顾客赋闲在家，需要通过旅游舒缓心情。因此，中远置业公司及时决定从B2B的市场转向B2C市场，并积极与旅行社联系，实现市场转化，尽力减少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了收益的稳定增长。

篇(3)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112-02

一、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带来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黄金发展,西方社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人类生存发展环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以保护生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为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主题的生态运动的深入发展,西方社会逐渐兴起了一股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社会思潮,它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符合生态发展规律的新型社会。到20世纪70年代,这股思潮同社会主义相结合,逐渐形成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观点是:

1.人与自然是辩证和谐统一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坚持以“人类尺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自然只有在与人类的共同存在以及相互转化中才具有意义;人与自然是通过人的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活动而形成的整体性存在,人与自然在相互交往中走向统一;人类在自然界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标志的;劳动是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统一的现实途径。

2.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也才能确保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3.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由消费异化导致的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者应该根据新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修正已经过时了的的危机理论。

4.关于“稳态经济”模式。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将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改进上来,从而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后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则反对“稳态”经济,认为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既与生态环境的要求相兼容,又有利于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5.在社会变革的途径上,提倡非暴力革命与改良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生态社会主义者坚信非暴力革命与改良主义是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钥匙”。通过“教育”、“示范生活”,为人们展现崭新的绿色生活,逐步地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影响

1.拓展了大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大学生认清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得到了缓解。但是,这种矛盾的缓解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性自然资源,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贫困、少数人的富裕为基础的。这些思想和观点不仅拓展了大学生的视野,使大学生认清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速发展及其国内的“和谐安定”并非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优越性,而是依靠传统的剥削和掠夺;同时也使大学生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大学生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认识。

2.有助于大学生深刻认识和理解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失调的忧患意识,对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的深切关注,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和发展的重要逻辑前提。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经济增长必须考虑环境代价,将生态成本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参数,并以系统论为指导提出了新的社会发展观。这与我国当前所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相似之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注重生态环境建设,致力于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使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以有效地解决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需求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供给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促进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及其二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3.导致部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缺乏信心。部分大学生简单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现实发展模式的失败的借鉴,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发展模式的选择正是在全面借鉴和学习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模式和实践上是一脉相承的。既然社会主义发展从理论、模式到实践上都存在问题,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也必然存在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以失败而告终,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就前景堪忧。因此,他们借用生态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致部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缺乏信心。

篇(4)

（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这种积累，只有通过产业资本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上的循环运动过程来实现。产业资本不断地将劳动力这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置于资本的支配之下，不仅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商品和新的剩余价值，“还要生产并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则是要把上一轮产业资本循环运动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再投入到新一轮产业资本循环运动中去。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必然带来一种结果，即“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这种社会再生产过程越是循环反复地进行，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就不得不与劳动资料相分离，转化为以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的“虚构商品”。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越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生产与需求的同一关系就会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转化为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要进行下去，就必须不断地在商品资本通过市场交换转变为货币进而转变为扩大的货币资本的环节上，实现“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使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暂时地得以解决。不经过这一“飞跃”，则商品价值，进而剩余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剩余价值若不能实现，也就无从转化为资本，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就无法持续下去。因此决定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环节是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论是古典危机还是当代危机）本质上都是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外在表现。

（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商品价值由商品体到货币体的“惊险的跳跃”的过程，在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并不必然会发生。这种“跳跃”发生的几率甚至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反复而趋于减小。商品价值规律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使得“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努力如果单纯依靠资本投入的扩张，就会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导致劳动力价格过快上升到“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程度。对于资本来说，率先采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新生产方法，从而使所生产的每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就可以暂时地取得额外的剩余价值，同时淘汰其他竞争者。个别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越是激烈，增进劳动生产力就越是成为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实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越有必要。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时，资本有机构成的单向变化就成为一种常态：不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增加，可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减少。资本有机构成的这种变化必然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方式发生不可逆的改变：“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收工人……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这种排斥，必定以人口相对过剩的常态化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为结果，进而成为资本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有力武器。一方面是资本驱使下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导致的消费需求萎靡。生产与需求的这种对立积累到一定程度，剩余价值就会因为商品交换活动的停滞和萎缩而无法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突然中断，以商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二、透支消费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暂时缓解

（一）透支消费的目的与实质客观地讲，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下近乎停滞的社会生产来说，资本支配下的社会生产在并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日趋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正是这种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支配的资本蓄积规则及财富分配规则相冲突的结果。如果不能依靠压缩生产能力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冲突，就只能依靠刺激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寻求缓和。突破“量入为出”的观念，决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部调整的必然产物。“透支消费”的观念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恰是日趋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本蓄积的过程，资本蓄积越快则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也就越尖锐化。资本蓄积正是通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才能得到完成。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产业资本，生产能力的扩张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却会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所具有的消费购买能力相对地变弱。要缓解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必须改变一部分社会劳动生产物的性质和用途，使生产与需求暂时达到耦合状态，使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从商品交换中得到实现。作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物质载体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已经补偿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资料或劳动力，所以其性质和用途不能再作改变。唯一还可以改变用途的劳动生产物，就是那些补偿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力和劳动资料耗费之后剩余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部分剩余生产物的价值形态即是剩余价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透支消费（无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人消费透支，还是宏观层面的国家财政透支）本质上都是将剩余价值的用途暂作改变，在抑制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尽可能扩大有效需求，最大程度地让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得以成功实现。

（二）透支消费的必然性与局限性利用透支消费来缓解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方法，可以归纳为：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这种使资本可以继续行使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和对剩余生产物的索取权的方法，在资本主义体系刚刚形成并初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必须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使剩余价值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日臻完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越来越遭到全体劳动者的抵制和反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快，实行这种“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方法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相对于危机爆发时销毁过剩商品并消灭生产能力的那些危机应对办法，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可以在尽可能小地破坏生产力的前提下，尽量地缓和因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将社会储蓄基金部分转变为社会消费基金，暂时减缓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速度，以破坏相对较小的方式抑制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另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资本牺牲的是对已实现的部分剩余价值的直接支配权，换取的是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平稳运行，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以“高福利、高消费”著称的福利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正是因为福利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全社会范围内多层次的透支消费，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提供了一种毋需废除资本对生产支配权力的应对办法。实行透支消费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注定了透支消费只能暂时缓解社会再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并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

三、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激化与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

（一）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向金融资本转变当资本家以“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办法来缓解被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时，资本不会放弃对转变了用途的这部分剩余价值的最终支配权。透支消费暂时转变剩余价值用途的过程，只是通过信贷或公债的方式，将作为这部分剩余价值物质载体的剩余生产物的使用权暂时让渡给消费者或政府。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的财富分配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资本家对已实现剩余价值的即时索取权转变为对已实现和将要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长期索取权。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虽然没有转化为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中完整循环的产业资本，却转化为金融资本：通过到期还本付息的规则，不仅将过去已实现的剩余价值收回，还额外地从因这些剩余价值的垫付而得以实现的新的剩余价值中以利息的形式支取出一部分来。这些游离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外的金融资本，表面上看只是当作商品的货币，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P383）。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盛行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并不是资本给劳动者的无偿馈赠，也不意味着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发生了改变；实行透支消费的目的只是为了资本可以更好地实现剩余价值，并将资本对劳动者以及对社会生产的支配进一步深化。

（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金融化与货币过剩常态化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越是盛行，越来越大比例的剩余价值会转化为金融资本，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这种形式的转化非但不可能使业已存在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得到彻底解决，反倒会使这种矛盾关系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导引作用使产业资本周转效率提高，单位时间内生产既定剩余价值所需的产业资本预付量减少了。这一改变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资本蓄积的速度不是减慢了而是加快了。资本蓄积速度的加快推动生产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加速变化，不变资本比重进一步上升，可变资本比重则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速了劳动者购买力弱化的过程，实现剩余价值的目标使社会对金融资本的需求快速放大。这表现在扩大的透支消费使得对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债权关系和信用关系作杠杆，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成倍放大。金融资本借由透支消费取得的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支配作用，使得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不再直接表现为商品过剩，而是表现为常态化的货币过剩。金融资本流向哪个产业部门，哪个产业部门就会在供需两旺的形势下迅速膨胀；反之，金融资本一旦撤出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会因需求的萎缩而迅速衰落。对商品的需求往往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无关，也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无关。在这种形势下，不仅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金融资本，甚至在实体经济部门中循环周转的职能资本也有向金融部门流动的趋势。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日益膨胀，经济加速金融化。最近20年美国经济发生的一些变化，就很能说明这一趋势。从衡量货币发行量的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94年美国该指数为62.16%，但到2012年已达89.92%；再从衡量资产证券化的股票市场交易额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88年时美国该指数仅为33.97%，在1997年达到123.73%，在2000年时则达到321.88%，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450.19%。①

（三）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和货币过剩的常态化，非但没有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反倒将这种对立发展到了更深的程度，社会生产的无序性在各种金融衍生品的遮蔽下悄然生发。以引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为例，次级抵押贷款本是面向信用程度差和还债能力弱的借款人的一种高风险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却将这些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打包成债券出售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利用担保债务凭证等工具面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为购买这些债券融资。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因为有各种方法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以劳动者为主的消费群体购买力越是随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而相对弱化，金融资本为实现剩余价值而鼓励透支消费的动机就越强烈，手段就越翻新。金融资本对透支消费的支持，扰乱了价格信号反映并协调生产与需求关系的过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信用货币的高度不稳定性，成为频繁引发以货币过剩为特征的当代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不同于金属货币，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具有高度的可伸缩性。当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较容易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而极力延长信用链条，大量的信用货币被创造出来，并带动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加速。但当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实现新的剩余价值而让渡出去的剩余价值就表现为个人和政府债务的累积；一旦债务无法清偿，信用链条的崩溃会使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急速萎缩，并加剧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信用货币的不稳定性，正是金融资本对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控制没有消除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的外在表现。扩大再生产越是加速进行，劳动者购买力越是萎缩，与透支消费相联系的信用货币过剩也就越严重。当过度扩张的信用也无法帮助资本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出来时，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就引发现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从商品过剩向以货币过剩的经济危机形态转变，是金融资本通过透支消费取得对社会再生产过程支配权的必然结果。通过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转化为金融资本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导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但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起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金融资本既然不能改变资本在社会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也就不可能真正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只能使这种对立激化导致的经济危机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

四、危机形态转变的经济后果

（一）劳动者地位的弱势化建立在全社会范围内透支消费基础之上的福利资本主义，曾给人以一种幻觉：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而提高，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可以保证劳动者不再依附于资本。但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表明，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并没有丝毫改变，并且随着危机形态的转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有明显的弱势化的倾向。一方面，在金融资本引导下不断加快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使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被制造业部门所排斥，劳动者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几乎成为一种常态。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在遭遇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还出现了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表明，美国平民失业率自1974年1月突破5%，1982年曾一度攀升至10.8%，直到1997年5月初才首次降到5%以下水平。②另一方面，劳动者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劳动者的个人生产力趋于贫乏。在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67.23%上升到2011年的73.0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比重从1980年的65.7%上升到2010年的81.2%。③相对于非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劳动者的财富创造能力增长更为缓慢。劳动者经济地位弱势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与需求对立加深、经济危机频发的直接原因，又因新形态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加剧。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导致金融资本失去支持透支消费的能力，转而要求政府和个人清偿因透支消费而累积起来的债务，以便将垫付出去的资本回收。政府和个人债务危机的集中爆发，不仅导致福利资本主义破产，还将劳动者推至更加弱势的地位。

（二）消费者行为的虚荣化消费者的一切消费行为，原本都应当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的。劳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条件，人的劳动的目的和消费的目的应当是一致的，即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劳动，也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消费。金融资本对社会生产的支配使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更加深化，与危机形态转变相伴生的货币过剩也使消费者迷失其行为的目的，陷入消费目的虚荣化的境地。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将需求的范围限定在人的衣食、生殖、居住、装饰等动物机能上。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透支消费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较低层次的人的动物机能方面的需求，却不能满足更高层次的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全社会透支消费培养起来的“消费至上”的观念，无助于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的满足，也就不能达到再生产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使消费者出现“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倾向，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相对于动物机能方面需求的满足也是过剩的。金融资本提供的各种透支消费的机会，使消费者可以仅仅是为了虚荣而非为了需要进行消费。名牌箱包等奢侈品在使用价值上与一般商品并无差异，但是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故让众多消费者哪怕背上债务也要购买。消费者行为普遍虚荣化既是经济危机形态转变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形态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消费者出于虚荣心而做出的消费决策，使生产者误以为商品供不应求是可以持续的状况，从而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加剧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使这种虚荣消费失去财富支撑，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就显现出来。普遍的虚荣消费越是与透支消费紧密结合，金融资本的无序流动就越是容易造成货币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

五、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篇(5)

关键词：资产阶级 经济危机 马克思批判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始终关心社会舆论及社会上各种学说的发展，针对危机理论的研究也不例外，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克思针对那些学说的辩证对待，以将自己理论明确表达出来，并突出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马克思著作中，专门批判、批评的西方经济危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针对“买卖分离――商品形态转化”解释危机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一些经济学家用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来说明危机，并不具备合理性。买和卖的分离只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元素形式说明危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危机的存在，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1]

马克思在之后章节中又对此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等于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但是，发生危机的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2]

马克思针对商品形态转化会造成危机观点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和经济二重角度的深刻论证。

这种观点，存在循环论证缺陷――当用商品形态变化或者买卖分离来解释危机时，仅仅停留于形式之上，没有内容元素，用形式说明形式，用危机说明危机，解释的一方没有告诉任何有价值内容，形成循环论证的缺陷。

寻找经济危机原因的方向――经济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形式之外的寻找，形式是无法说明危机的。马克思针对此观点的批判，说明了，不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如果用此观点来解释危机，那么其解释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为什么马克思在其有关论述中提到了商品和货币发展时候，谈到可能性和现实行呢？

我们根据马克思的哲学思维观点，马克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述，完全来自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做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论述次序，体现了马克思采取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将相关范畴进行彻底剖析，以挖掘概念范畴内涵和外延，使得不同概念之间联系更加完整。

从事实上可以看出，商品和货币出现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已经存在了，并且在中国的宋朝，经济发展十分繁荣。但是作为早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宋朝，并没有出现过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不恰好证明了马克思批判的正确性么？

二、针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造成危机”的观点的批判

在论述危机形成原因的过程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手段曾经在引发危机中起到作用，在现实中可以和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联系一起，因此一些论述将此作为形成危机的原因。

马克思相关著作中对此作了批判的。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

此论述表明，马克思对货币危机形式的研究仍然属于抽象意义上的，主要指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两大职能，只不过二者抽象程度不同而已 。

但是假如将抽象危机形式来解释危机的原因，那么 这种认识又回到了马克思批判商品形态转化中的循环论证和虚无主义，本身仍然存在问题。因为本身违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精神。所以马克思批评了这种解释危机的方向研究，也批评了一些经济学家用这样方式解释危机，过分关注货币职能，是多余的。

三、针对“比例论”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积累理论中，针对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的论证过程，也兼顾到针对一些错误性危机观点批判，这也包括了“比例论”。

马克思认为：他所研究的不是以生产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即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因为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危机，但危机本身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这种危机连李嘉图等人都承认。[3]

马克思上述观点，说明了其研究经济危机与“比例论”观点危机区别，实际上他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调整引起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区别开了，两者之间有着根本区别。然而，不幸的是，后来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一些者同样在此或者在彼陷入了类似的逻辑推理陷阱。

在考察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生产特点：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占有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

这段论述包含意义十分丰富。马克思首先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同时也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在生产中必然发起剩余价值生产，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目的总是可以达到的。正象马克思认为的：生产对资本家根本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剩余价值能否实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相对，即使某一领域存在生产过剩，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会造成生产过剩，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所有领域同时、均匀地发展，即使理想的社会也很难实现，真正满足需求的，必须要有过剩，但是后面过剩是相对需求而言，而不是相对购买力而言。[4]

该段论述，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不是真正生产相对需求的绝对过剩；一般社会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前提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违背了一般生产目的，它是满足资本家利润为前提的，因此实际上以相对购买力为前提，所以根本不是以满足需求为前提。这从侧面批判了不同形式的消费不足论，正面批判了“比例失调论”。

马克思论述到：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无限制地自由发展；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在上述某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生产过剩的那些领域，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总之，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不会发生生产过剩。[5]

马克思对“比例论”的批判，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危机，体现为资本家总归加大对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剥夺，本身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必然使得生产扩大超过消费的扩大，因为工人阶级群体的分配被限定了，而不是生产中比例的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会发生。

如果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比例失调，那么就会出来两种问题：社会上劳动者贫困现实是合理的了；资本主义在比调整比例下，生产力仍然可以大幅持续提高。针对后一种推论，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持续存在，70年代后期资本经济停滞的态势已经得到了大范围验证，显然比例论观点不服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比例论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否定，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是符合社会规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在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假若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按比例生产，按照社会实际购买力生产，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很快进入停滞和衰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财富绝不是人类社会的最优生产方式。而现实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伴随着扩张殖民地、战争、争夺外部市场等手段，使得解决矛盾的途径超出其经济手段之外，这些恰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事实。如果用庸俗经济学的解释，与事实相比，后者就是狭隘的和罔顾事实的了。

那么，经济学者会提到一个基本问题：那么马克思针对李嘉图积累理论的批判中，所引用的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如何理解呢？显然这是一个好问题。

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他所批判与继承的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些特殊经济规律和普遍性的经济规律。而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恰恰是一个普遍性的生产规律理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比例论”批判可以看出：假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以需求为目的的生产，以消费为目的生产，而且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那么在不存在剥削的情况，进行等价交换的两部类生产仍然要满足或者符合马克思所认识的条件，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所以，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以消费为目的，并且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取得商品所有权并剥夺剩余价值，其首先受到了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限制，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必然造成的经济危机，迥然不同于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的描述的状况。

因此比例论观点，得到马克思的批判。而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两部门生产表式的理论，却是一个普遍性的经济规律，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生产表式理论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制约的规律而起作用。

那么又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呢？

马克思说：在交换中按供求正确比例进行“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6]

马克思对危机的论述有多种观点，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一句话，或一段论述来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必须将之放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整体系统中考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命题。[7]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挖掘根源，从矛盾观点出发，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因为它已经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议，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

而马克思针对危机研究的着眼点，强调了要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去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危机，与以往社会形态相比，以前的社会形态没有出现过，这表明了，资本化主义危机具有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找到了危机原因，这些条件在之前社会形态存在，那么这肯定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有找到了资本主义自身条件，而且之前社会形态没有此类的条件，才能具备成为经济危机原因的可能性。[8]

四、马克思对“工资上涨引起利润率下降”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研究中，针对工资提高影响利润下降的观点，进行了论述。

马克思认为，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工资率的提高在例外的情况下偶然会促使利润率下降；但是用工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是最荒谬。因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而且资本家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弹性改变，使得工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理解了形成利润率的各种关系，就可根据统计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工资率进行实际的分析。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效率降低，而是因为劳动的效率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马克思分析了由于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只要积累减少了，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使得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工资水平必须服务于资本增殖，因此工资水平的提高只能是暂时的。

工资增长的第一种情况下只能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第二种情况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9]

上述马克思论述包含了几个重要观点：

（一）工资提高仅仅是暂时性的，绝不会影响到积累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

（二）即便暂时性的工资提高也是有天花板的，因为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比例已经为工资制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资本家占据统治地位，工人处于被支配地位，由此决定了工资和劳动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四）认为工资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没有坚实的根据，将偶然的事件当成必然的事情。

五、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

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他讲到：“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10]

从马克思论述可以得出：信用的膨胀和收缩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征兆，它不是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微观层次为分配问题，宏观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起到微观作用的主体是企业，社会形态表现为资本主义法权；社会关系表现为契约掩盖下的不等价交换，并以传统形式继承下来；生产目的由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性转变为资本家个人目的。

正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一样，他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主动力量，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人口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将其作为原因时，已经颠倒了因果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六、马克思批判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意义

马克思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意义。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危机理论观点的批判彰显了马克思理论系统与西方的截然不同。

（一）特殊性规律与普遍性规律区别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其他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过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经济危机；所以马克思强调，必须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来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如果从社会形态的一般性上去寻找，那么这种方法和观点本身就违背了特殊性规律和普遍性规律的关系。

将经济危机的观点归于某一普遍性因素，适用于几种社会形态，那么其他社会形态也必然发生这种危机。显然这条逻辑途径是存在问题的，与基本经验事实相矛盾。

商品买卖分离、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信用基本作用、比例关系在其他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也是起作用的规律，具有一般性，所以不可能作为经济危机原因。而工资作为流通领域的符号，不能改变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此引发的流通领域的问题，也成为必然性的；同时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利润的追求着，其对生产组织，绝不会因为工资上涨影响自己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利润的追求，他们可以能动地调整工资和雇佣工人数量，来抵消工资上涨。

（二）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的特殊性

马克思通过研究，梳理资本主义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条件和基础：

1、资本原始积累下的暴力掠夺，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化大生产。

2、资本主义生产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内在目的，外在表现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3、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二者转变为间接的关系，消费成为第二性，从而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中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关系。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定了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工人仅仅得到维持生存的工资，而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利润实现，取得社会化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在社会上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危机。

5、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从而演化出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

以上是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重要区别，而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定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发生的原因。其线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由此衍生资本主义一系列的经济现象。

（三）针对资产阶级几种观点的评论

在西方几种主要经济理论观点：政府干预论的奥地利学派观点、熊彼特的“创新性破坏”学说、金融不稳定假说、流动性不足等观点。综合马克思的批判和资本主义特殊性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从流通领域、信用、货币、政府干预、市场不稳定性、金融不稳定性，去寻求经济危机原因的观点，存在以下严重缺陷：1，紧紧抓住了某一个环节来作为经济危机原因，但是该原因无法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建立起联系；2，从分工角度的“创新性破坏”假说，完全舍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特殊性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3，政府干预的目的与动机没有稳定的规定，从而也无法与周期性危机建立联系；4、流动性不足没有反映剩余与不足的非对称性和错位，仅仅是抽象概述与局部关注。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观点，不但在哲学上存在矛盾，而且在解决问题上存在根本缺陷。

（四）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启发思考

加强经济增长中生产与消费的直接统一性，尊重劳动者产品所有者的原则，实现劳动者产品所有制下的经济组织创新，逐渐缩小和消灭资本雇佣劳动、商品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贯彻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则，将政府职能转变为创造和提供生产资料、消灭租金的监督管理机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尽可能创造物质财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1-582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5-59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7-60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篇(6)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高职英语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7C-0110-03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了世界性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世界各国政府通力合作，纷纷采取措施对市场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各国努力自2009年起收到了效果，危机稍有缓和，世界经济回暖趋势出现，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就是指经济危机爆发后经过调整与缓和，出现了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而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使世界经济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是缓和与未知动荡并存的状态。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就业的特征是总量巨大、变动剧烈、风险集中、复杂多变、社会紧张、全球一体。这无疑对我国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和就业市场产生重要影响，高职人才培养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探讨后金融危机时代高职英语教学（本文为高职公共英语教学）改革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高职教育面临的困境与机遇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给我国高职学生的就业产生了直接与间接两方面的巨大影响。首先，经济萧条导致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84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这也是多年来在第三季度用工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的第一次出现下滑。这带给高职学生就业的直接影响是就业机会不断减少，职业层次不断趋低，岗位稳定周期不断缩短，薪酬水平不断下降，转岗培训成本逐渐加大。其次，企业经济低迷，导致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受到考验。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生存压力，很少企业会更多考虑到维护和拓展校企合作，刚刚建立起来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此外，由于多数企业人才需求缩水，曾经被誉为职业院校应对就业问题的独门法宝——“订单制”，在这场危机面前同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机遇是与挑战并存的。第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将迎来三大新变化：一是在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峻的形势下，产业必须加快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向看齐；二是逐步优化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为产业竞争力提供新支撑；三是制造业将日趋精致化并将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优势。中国产业发展只有告别粗放制造、低价竞争、快速扩张，取而代之以精致制造、“清洁生产”的战略机制、工业素质和企业文化，才能真正形成现代工业文明的精髓。第二，高职生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失业压力，但这仅仅是一种结构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结构性失业突出表现为失业与岗位空缺并存，一方面由于打造科技新城，技术进步和创新、产品结构的调整出现了一大批技术性岗位空缺；另一方面由于大量本地的初级劳动力由于劳动技能的缺失或者技术水平过低，而不能填补现有的岗位空缺。而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基本措施是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即加强教育与培训。

上述一切无疑为高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对高职教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对当前高职英语教学的思考

此次金融危机对高职的就业产生巨大影响和冲击的同时，也促使我们去反思高职教育的教学。当前，高职英语教学有一种倾向：把英语过级率放到了首要位置上，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在实际教学中被忽略。教学中过度强调词汇、语法和阅读的学习，弱化了听、说能力的培养，所学的知识不会应用到实际中去，学生不仅是学习“哑巴英语”，更无法去领会语言中包含的文化韵味和精髓，从而导致高职毕业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毕业生的就业困难凸显了其综合竞争力的不足，其中英语是较为关键的一项。目前高职毕业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总体偏低，应用能力尤其是职场英语交际能力很差。高职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素质现代产业工人的历史重任，英语能力是现代产业工人所必备的一项重要素质，已经成为毕业生参加工作的一项基本技能。第二，具有综合素质的毕业生才更有综合竞争力。高职教育所培养的高素质现代产业工人应是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跨文化意识的人，而不是会用英语的“机器人”、“电脑”。高职英语教学作为培养跨文化能力这一大学生必备素质的最佳途径，应充分考虑语言与能力的结合、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这就对高职英语教学提出了素质教育的要求。在经过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应尽早考虑后金融危机时代高职教育的对策与出路，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高职英语教学改革的思路与措施

高职英语作为高职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改革同样要体现就业导向，应围绕着学生职业生涯的转型以及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要注重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除岗位专业能力之外的基本能力，即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要着眼于学生的全面成长和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满足社会与企业对人才规格的要求。

（一）明确教学目标

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英语的能力为目标，侧重职场环境下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逐步提高用英语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能力。同时使学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策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交际意识，为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必要的基础。

通过多元化教学模式、多途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通过与专业紧密结合的英语教学，培养学生在职场环境下的英语交际能力、职业道德素养和敬业精神。通过多样化的英语语言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自信心、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

篇(7)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

美元资产未来仍具潜力

如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最早由美国而起，可这种情况要持续多久？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认为未来经济的领跑者还是美国。“在美国经济恢复之前，全球经济不会从缓慢增长的萧条状态中完全恢复，奥巴马连任后，他的团队会让这种缓慢增长的时期持续更久。”诚然，美国本土消费能力的恢复才会大大改善全球范围内生产者的盈利能力，“目前看来美国人的消费能力总体上被家庭房屋价值的下跌阻碍了，直到这一问题被解决之前，我们都要面对全球缓慢的增长速度。”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认为，美国经济很可能在一年半至两年内开始一个更为强劲的复苏过程。安东尼·斯卡拉穆奇长期看好美元资产，并给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利用水压裂解页岩气的独门绝技，美国很快就可以实现能源独立。”当美国本土能源价格自主能力越来越强后，通胀压力和社会成本会大大减少，为进一步刺激经济提供空间。“二是随着世界其他地区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乃至逐渐接近西方国家，制造业会重返美国，各种政策的刺激会促进制造业的复兴。”这一点则意味着困扰美国政府多年的就业问题会迎刃而解。“三是美国依然拥有一个富有创造性、适应性和企业家心态的商业文化，这一点可不能低估，正是因此美国经常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成长和发展。”

欧洲地区同样拖累了全球经济，然而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认为欧洲短期内还没法为世界经济恢复产生实质作用，“欧洲将会修复他们的货币问题，并通过更大的财政一体化政策来使其重新整合起来，这将有利于经济恢复，但仍需要一年半到二年的时间。”

关注中国并长期看好

作为对冲基金的管理者，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对于在中国投资十分感兴趣，“我们预计在未来两年内成立中国地区的办公室，同时我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长期看好。”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相信，中国会继续扮演经济超级大国的角色，并预测中国会继续和平崛起。在他看来，对中国来说，在全球范围内与世界其他国家寻求经济依存和合作是最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方针，然而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对于中国地区资本的安全性还存有一定顾虑，“在中国完成人民币国际化之前，这里还不能被当作资本的避风港。但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并且会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积极的影响。”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表示，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暂时放缓，但其长远前景是光明的。中国的经济风险更倾向于“软着陆”，低通胀的增长很可能重新上演。相比之下其他新兴市场将面临较为波动的局面，而中国随着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不断壮大，其金融波动会更为平滑，并最终走出困境。

诚信才是根本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的职业生涯让他深深懂得诚信的成本才是最低的，同时正确的财富观才是真正能改变一个人生命的东西。在他看来，因为有能力就去搞垮别人的做法并不可取；作为职业交易员，用他人的资金下注，采取高杠杆策略对赌而不考虑风险也是不可取的；执掌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只关心自己的所得而非股东、客户以及雇员的福利就更不可取了。

人们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时候反而会得到更多资本，所谓资本并不仅仅是现金、股票和房产，它包括任何可以保存和依靠的资产，比如人力资本，当你和他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双赢关系，你的资本账户就会增加，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但是只有相信不管有没有回报这样做都是值得的，你才能积累起这些资源。”

野心同样是财富的大敌，比如所有希望在股市中暴富的心理。“除非我们能够驾驭个人野心，否则就会失去自我，失去了在不丧失灵魂的前提下寻求财富的能力。我们应该控制住欲望，满足于做我们现有和正在做的事情。”

一边是野心勃勃，贪得无度，甚至不讲原则；一边是克制自我，诚实待人并保持谦虚。如果是你，会选择哪边？

对话安东尼·斯卡拉穆奇：配置广泛而多元化的资产

《钱经》：金融危机会不会再次出现？如果金融危机无法避免，机构和普通人要如何对冲风险？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我们基本不可能再一次面对如同2008年一样的严重危机，现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杠杆更低，大多数商业银行都远离了风险资产和自营交易业务。未来世界会不会去杠杆化很难预测，对人们来说关键之处在于谨慎地管理自己个人或者公司的预算，而最好的对冲未来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方法则是使自己生存在低杠杆或无杠杆的环境中，同时拥有一个广泛而又多元化的资产配置策略。

全球性经济危机免除了很多的个人过错。躲在经济危机的毛毯下，人们可以借口“别责难我，这都是经济危机的错”，这种想法可不是什么好主意。我希望不管你在金融危机时期经历了什么，这些都为你的未来铺好基石，并在恢复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品性。

《钱经》：美联储的QE3政策能否延续？全球各国都在刺激经济，货币超发会不会愈演愈烈？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美联储正在尽其最大努力来帮助经济恢复，但现在的阶段货币政策十分宽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伤害那些穷人和中产阶级，可以说是一种倒行逆施。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使人们的预算被蚕食。而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宽松政策，如同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货币贬值大赛。这种政策带来了货币化的债务，同时又对人们正在下降的生活水平带来负面的影响。

《钱经》：您认为金价未来走势如何？美元和大宗商品呢？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黄金价格对我来说是阴阳难测的，我不理解它作为一种价值储备手段的定位。我一向看错黄金，如果我有关于黄金方面的建议，最好还是反向理解。我认为当全球经济恢复走强时金价将会呈现弱势。至于美元，一方面其仍是全球储备货币，另一方面在全球投资者心中美国国债依然是安全资产的象征，目前看来美元只会谨慎回调，而不是像人们想象中一样大跌。大宗商品价格则会一直伴随着美联储的宽松政策而上涨。

《钱经》：从全球范围来看，您觉得目前可以投资的地区和具体的投资品种、投资行业是什么？全球经济未来的热点话题会是哪里？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股票。全球股市以及股权长期持有的理念对于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来说都应该是资产配置组合的核心。持有股权是实现稳定增值的最佳途径。除了股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富裕人群将会拥有一个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来提供超额回报，并且这种回报可以避免股票波动的风险。天桥资本希望成为提供这些服务的全球顶级供应商之一。

《钱经》：对普通人而言，您能给出一些理财建议吗？

安东尼·斯卡拉穆奇：

像一个真正的投资者一样，把眼光放长远，耐心是十分关键的。与那些只看重每天或每月的策略相比，以一个15年的角度来看问题会带给你更多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