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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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奥运；人文精神

一、引 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诗》、《书》、《礼》、《易》、《论语》、《春秋》等经典著作，向世人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基本理念。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持续繁荣着。而百年奥运，风云变幻，不变的是始终如一的人文精神。自2001年7月13日中国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发源于古希腊的奥运盛会将首次由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主办，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体育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进行对话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学者指出：一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中国在申办的过程中提出了“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口号，其中“人文奥运”被认为是第一位的、最具东方文化特色的一个口号，也是中国申办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人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来表征，中国传统文化是建设“人文奥运”的思想宝库。正因为如此，宣传中国文化，弘扬奥运精神，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人文奥运”，将赋予2008北京奥运别样的意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1．“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

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原因之一即在于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融合力，它吸收了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将之融会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使自身更具生命力。

2．“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以人为本”，即“民本”，这一思想恰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政治价值。中国早在西周就产生了朴素的民本意识，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本、民本和爱民、富民、教民等思想是儒学和墨家的核心价值之一。孔子主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晏子春秋・内问下》和《管子・霸业》中均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表现为天命观、天道观和天理观，无论是天命、天道还是人伦，都是说明天与人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目的是说明人的重要地位，从而为重民奠定理论基础。民本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精神，也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三、“人文奥运”与中国传统文化

1．“人文奥运”理念的内涵。

2005年2月北京市的《人文奥运行动计划实施意见》阐述了“人文奥运”的基本内涵：传播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合作，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与体魄的和谐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明珠，奥运会在中国主办将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当代西方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现代奥运会文化也深深植根于古希腊文化之中，所以它紧密的契合了西方的现代文化。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展示中国文化，推动中西交流是人文奥运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2．中国传统文化与奥运人文思想的联系。

《奥林匹克》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奥林匹克精神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其核心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奥运人文思想强调人的健与美，这种健与美不仅指人的身体强健，而且指精神健全，身心和谐发展，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崇高的体育理念。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的思想是一贯的。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它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以人为中心，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注重现实人生；强调人的社会道德属性而非个人的自由权利，是维系全民族思想的纽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文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二者是何其相似。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与百年奥运的人文思想结合起来，一方面能使奥林匹克运动一贯追求的人文精神得到发扬光大，使奥林匹克精神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能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具现代化的精神。

四、传承奥运人文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1．深化对奥运人文精神的认识。

奥林匹克运动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创造性，奥林匹克运动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活动，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也在不断与现代社会进行调适，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将体育的多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它不仅构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体育景观，以独特的文化魅力愉悦人们的身心，更以强烈的人文精神催人奋进，生生不已。奥运会是全世界的体育盛会，也是人类精神和文明的光辉典范，是人类精神的食粮，是力与美，是文化。

2．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跨越。

正因为对奥运人文精神有了如此之深的认识，我国政府在申奥报告中提出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和“科技奥运”三大理念。这三大理念不仅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上的新贡献，同时也是我国对奥林匹克精神深入研究的结晶与对奥林匹克认识的升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研究奥运文化，弘扬奥运精神，必将引领我们中华民族在新世纪进入一个和谐、秩序、道德、仁爱的文明社会，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新跨越。

[参考文献]

[1] 刘修武．奥林匹克大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

[2] 纪宝成．与时俱进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 任海．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J]．体育文化导刊，2002，(1)．

[4] 孙葆丽．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融合[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4，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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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060-02

核心价值观是特定时代里，在国家、社会及个人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核心价值观能否深入人心、达成共识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核心价值观是否植根于传统文化、体现民族特性；二是核心价值观是否顺应世界潮流、反映本民族的前进方向。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本文将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思考。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何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力量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文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要放置于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框架中进行考虑。建设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自觉、自信，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武器。

（二）实现民族振兴的需要。文化维系着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纽带。抛弃传统文化意味着扔掉民族基因、国家美德，也将扼杀民族的发展。国家崛起不能失去民族的灵魂，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则是民族的灵魂。必须建立起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才能指导实践，坚持中国特色。

（三）融合普世价值的需要。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普世价值成为当今时代的世界性话语。普世价值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公正，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全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目标。融合普世价值，必须坚持“西体中用”，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源头，使核心价值观建设植根于我国的文化土壤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一）尚和合、求大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观。“尚和合、求大同”体现追求国富民强、人民民主、兼容并蓄、和谐共赢的国家价值观。“和合”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彰显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价值理念。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的就是“和合”――一种和谐共赢的国家发展观。这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时要以“协和万邦”为指导，在化解冲突时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原则，在推进交流时以“和而不同”为原则，坚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处、包容发展，在文明、文化的多样性中求取共同之处，实现世界协调发展。“大同”体现着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大同”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洪范》中，但用于代表某种社会理想则见于《礼记・礼运》，描述一个“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现代价值实现融合与接洽，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观提供精神源泉。

（二）崇正义、重民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同志提倡“崇正义、重民本”，从中国传统文化找源泉，可以看到“义”是五千年来人们讨论的重要话题。尧舜时代便有“义”之讨论。《墨子・天志下》说：“义者，正也。”儒家追求“天下为公”，并有“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唯公然后可正天下”之论调。实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必须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则必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来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认为法律要保持稳定性、要刑无等级、要公布于众，把法律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和今天强调的法治思想有之处。实现自由、平等，则必须重民本，就是要以民为本。《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国君只有爱民、利民、取信于民，统治的根基才能牢固。同时，民本思想自由、平等，突出民本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如《尚书・周书・泰誓》中提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明统治者高度重视民意，把民意作为政权稳固的基础。这和强调民意的当代民主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坚持社会公正、以民为本、民主法治，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

（三）讲仁爱、守诚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观。“讲仁爱、守诚信”更多的是从个人道德上提出的约束条件，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观密切相关。“讲仁爱”，就是说要有爱人之心。“仁者，爱人”是儒家的根本思想内核，也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言：“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因此，无论是墨家还是儒家，都强调仁爱精神个人、社会、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培育仁爱和善的价值体系。“守诚信”，强调做人应该守住诚信的底线。“信”指不食其言，“诚”则指“诚其意”、“毋自欺”。诚信乃立身之本、立国之本，所谓“民无信不立”正是其意。《论语》中，孔子38次提到“信”字；《韩非子》一书中，“信”字则出现149次；“信”字在《左传》中则出现216次。其次，道家、墨家、杂家亦对诚信有高度论述。强调“守诚信”，就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汲取力量之源，为诚信社会、的建立提供传统文化支撑，以人人诚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需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然联系内生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途径。2014年2月17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途径，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一）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文化蕴含着人类道德的基因，优秀文化是人类美德的高度凝练和沉淀。孔子的“仁者，爱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孟子的仁政思想都体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的人文精神。这和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相通之处。当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日益多元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侵袭人心，社会信仰缺失，需要大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来消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J威廉姆森，E卡尔沃.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车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商界论坛，2013.3.

［3］王文茹.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J］.人资社科，2015.2.

［4］刘丽.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3.

［5］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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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也包括另一重要方面—认识自己文化中的负面因素或不足的薄弱的方面。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结合》一文中，先生指出，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曾经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特性。这种特殊的心理特性长期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方面，即使今天，它仍然在不少方面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态度。而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状态，它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点所在，也表现了它的缺点所在。优点和缺点是“一体两面”，无法截然分割。先生将传统思想文化归约为以下四个方面:理想主义、人本主义、辩证思维、理性主义;对每一方面都既指出其优点，又指出其内在缺点;如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立在广大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很容易带空想的色彩，从而拖住了社会的前进。我们提倡理想主义当然是对的，但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关于人本主义，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一种道德化的人本主义。它所强调的是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由于过分地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都希望由他们自己来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他们讲“格物”“致知”全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他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样一来，中国的一些思想家们就不大可能去系统地探讨一些抽象的人类终极关切的问题，因而中国哲学没有严密的论证，这样就妨碍了我们民族抽象理论思维的发展。而更成问题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它只是把“人”放在一种相对立的、统治与服从的社会关系来讲一个人应该如何，应该如何负起自己作为特殊地位的“人”的责任，而忽视了人应有的权利。因此，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关系，讲什么“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等等。它要人尽各种各样的义务，而很少能享有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所以，尽管人很重要，但人必须在“五伦”关系中生活，人只能表现在与他相对的关系者的身上，离开这样相对的关系就很难讲人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表面上看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但实际上这种主体性只是在规定了的五伦关系下的主体性;自觉性是在没有认识自己独立人格下的虚假的自觉性，只是在所限定的范围内才有主动性。或者说，人们的这种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是在人没有参与任何社会生活时才有意义，一旦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它就全然失去了意义。所以人如果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人也就没有真正的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也就没有个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这种“人本主义”，从这个方面看甚至是不利于“民主思想”的发生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也许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我们不难看出，只有冲破这种被限定在“五伦关系”(一种特定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中的社会关系，“人”才能得到自由，“人”才能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有一种民主的社会。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是“官”把“民”看成“本”，看成对他们是重要的。这种“民本”思想和真正的“民主”思想是不同的。“民主”是“民”自己做“主”，怎么能是由“官”来做“主”呢?这显然是把关系搞倒了。因此，“民主”思想不仅不是“民本”思想的自然发展，而且它应是对“民本”思想的一种否定。关于辩证思维问题、理性主义的问题，先生也都作了辩正的分析，如指出传统思想往往把人对自身的认识和人的道德价值反射到宇宙中去，比如孟子说的“尽心、知性、知天”，宋儒认为人心本“仁”，因此宇宙本体也是“仁”，“天理”是“至善之表德”等等，这种把人内在的道德加到宇宙上当然是不可取的。它不仅离开了“理性主义”，而且会是新理性主义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主义”了。所以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它应是在“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来讲“天人合一”，或者更有意义。如此等等，为我们如何“文化自觉”，树立了榜样。故停留于宣扬传统，儒学是不可能真正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的。现在国学讲得多了，却很少有辩证的分析。正面的宣扬遮蔽了其负面的因素，但负面的因素并不因此而不存在;相反，它随正面的宣扬而一起潜在地进入人的心灵意识，起着某种负面的作用。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家与民族追求的目标。先生指出，实现“和平共处”要求处理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共同发展”不仅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创建“全球伦理”中应十分注意从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寻可以对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有意义的伦理资源”。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其伦理问题不仅仅是个人伦理，而是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和而不同”原则下寻求最好的“全球伦理”原则。亨廷顿讲“文明冲突”，背离了这一基点，但客观上也反映了文化问题的日益重要性。先生有专文对此回应，这亦为我们树立起“世界观照”的范例。

总之，先生的眼界是广阔的，时时关注着世界，而立足点则在伸张与弘扬自己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使之健康、活泼、发展、复兴，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以全球化的眼光观察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实践先生的这一指示，新哲学的建立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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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许多内容对现代市场营销管理活动有指导意义。企业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营销管理中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要增加品牌的文化含量，随时调整和丰富当代市场营销谋略，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的关系营销。

O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市场营销文化。在我国，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传统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祟尚道德诚信，对当代市场营销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在市场营销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径，在日趋竞争激烈的二十一世纪市场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传统文化精华，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的代表，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现代营销道德必然继承和发展的传统道德，是当代市场营销之根本。首先，树立以“仁”为内核的市场营销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对待顾客，顾客何以仁回报其次，建构以“义”为特征的市场营销准则。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强调先利后义。在营销管理活动中，要“义利合一”。“义利合一”追求的是企业、顾客、社会的和谐发展。重义，即避免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不搞欺诈行为，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来获得。要求在当代市场营销中，既要赚钱又要讲友谊，既重经济交流，又重社会效益。第三，建立以“礼”为基础的市场营销规范。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就不能立身处世。当代商战更应遵守礼，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实现互利双赢。第四，确立以“智”为动力的市场营销策略。儒家伦理认为“智者，才智”、“待物为智”。强调对万物的认识依赖于智。在当代，在制定营销策略、预测市场需求、开拓国际市场、开展人才竞争等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无处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原则。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伦理认为“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也”，“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以诚为本”是塑造企业形象和信誉的基石，是企业获得效益、赢得市场的法宝。市场只青睐货真价实、真诚对顾客服务、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和运营者。鄙视那些不诚信行为：产品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广告虚假、售后服务质量差。

2软营销超越硬营销。在营销中重视品牌的传统文化

以史为鉴，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树立和自身形象的设计。企业刨品牌的途径，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则是增加文化含量。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产品的运用上只是处于一个技术和符号层面以物质为基础的硬营销曾经起过决定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上升到一个心理层面，以文化为基础的软营销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设计上可以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红豆”是江苏红豆集团的服装品牌和企业名称，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着广大消费者。提起它，人们就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绝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乡酒，一句广告词“孔府家酒．让人想家”勾起无数人对家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国外企业也在大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元素充分运用到产品当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当那些外资品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后，反过来在中国市场却深得消费者的青睐。以著名手表企业瑞士国际斯沃琪集团为例，去年他们在中国设计的“狗来福”，首次推出以“生肖”为主题的特别款，迎接“狗年”的到来。这款产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整款设计以红色为基调，红色在中国的新年庆祝中具有特别意义，它象征着财富、繁荣、来年红火。

3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调整与丰富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在当代市场营销活动中，我们应汲取中庸哲学的精华，随时调整与丰富营销观念，获得最佳经营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绿色营销”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现阶段有些企业仍存在“重市场轻生态”的观念，经销一些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产品，因此，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引导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不按规律行事。儒家文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会一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观念与现代“社会营销”思想。儒家文化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第三，儒家“变异”思想与现代“创新营销”观念。营销管理者在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要正确把握企业内外部信息，才能做到“知已知彼”，求“变”创新；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从而“百战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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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 行政文化 传承 革新

一、序言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市场经济的建立，推动着我国整体社会的变迁，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根本体现在于，由原来的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中心、以政府行政权力统摄一切的社会各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形式，转变为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形式。[1]这种领域的分离，造成了政府权力的相对弱化，同时也对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能够在适应社会的变革的基础上，对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性的作用。

行政文化作为具有行政特色、反映行政风格、适应行政人员身心特点的一种文化形态，包含着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从物质形态、活动方式到思维意识的一切文化现象，是一个复合的、多层面的整体组合。[2]与此同时，行政文化也是行政管理的思想的内核，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的有机系统，对行政管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转型时期，政府对其行政行为的调整，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传统行政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二、转型时期传承和变革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行政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变化，对传统的行政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行政文化作为行政管理的内核，又从深层次上影响着政府的行政行为。因此，在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不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行政实践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了其必要性。

传承与革新传统行政文化的其理论意义在于能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融合。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不仅影响着、指导人行为动力，同时也会受到来自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行政文化的研究，不单单只是分析它是怎样对行政行为产生影响的，更重要的是，要将行政文化与各个学科有机的融合起来，跨越学科界限，扩大对行政文化研究的内涵，并且将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运用要行政文化的研究之中。尤其在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只有将行政文化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真正做到研究别的学科的基础上促进文化的研究，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促进文化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在实践意义方面，行政文化作为政府行政行为的潜在支配力量，对影响和支配政府的行政行为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行政文化的研究提高了政府公共行政的效率。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消极和积极之分。积极的行政文化可以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增强行政行为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价值，而消极的文化，则会抑制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进步，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3]在转型时期，通过对行政文化的研究，将其积极地性质发挥于政府的管理之中，才会对整个社会的起到维护，支持，稳定和发展的作用，才有利于政府公共行政效率的提高。其次，从微观层面上，培养具有时代特色的行政文化，可以加强政府内部人员的行政素养。社会变革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无疑会对政府内部的行政行为产生影响，甚至可能造成政府行政价值与目的偏离，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政行为的最终目标而忽视了行政行为的初始目的在于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的构建与对人民福利水平最大化的维持。行政文化的研究，可以为行政人员创造内在的价值检验机制，对其一味的只追求自身利益价值的观念产生冲击，使其行政管理行为的价值核心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

三、传统优秀行政文化的传承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也不例外。从本质上讲，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宗法社会的思想观念贯穿其中，它一方面倡导仁政、亲民，要爱民如子，另一方面又强调权力至上，致使官僚之风盛行；它一方面主张个人的修身养性，号召仕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又推行等级观念，训导人们养成唯上是从的行为习惯。[4]传统行政文化的遗传因素，依然对当下的行政文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纵观历史的发展，由于传统行政文化的封建性、保守性、官僚性等弊端而造成的政府行政行为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基本轨道相偏离的现象已屡见不鲜，然而，不得不承认，传统的行政文化的精髓仍然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并且在转型的时代的背景下对这些优秀的文化进行传承与发扬将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文化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儒家思想精华中促进现代社会发展部分的发扬。

1.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民本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原意是一种统治观，基本思想表现为重民、贵民、安民等。[5]民本思想是行政权力合法化的有力手段，应当说，现代中国行政应加大对民本思想的认识，它对于增强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改进行政管理方法，强化人民的主人翁意识，都必不可少。

2.“德治”思想。传统的行政文化是由“礼制”、“德治”和“法治”组合而成的思想系统。作为实现“礼治”的一种软手段，“德治”思想规劝统治阶级推行“仁政”。实现“德治”的关键是统治者先要有其德，“德治”要求行政人员“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如果说“法治”是行政行为的外在“硬约束力”的话，那么，德治思想就是内在“软约束力”，在社会转型时期加强行政管理人员的内在道德修养，强化其“以德行政”的理念，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促使行政人员树立正确的行政理念，才能培育高尚的行政情操，才能切实的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变易思想。变易思想要求行政人员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能够灵活处理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传统行政行为失灵和失效的问题。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变易思想内容比较丰富： 第一，天地革。告诉人们只有认识和尊重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才能确保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第二， 法与时转。法令为时代服务， 国家才能治理得好； 制度与时代相适宜，治国也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第三，过犹不及。要求人们做事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第四，因地制宜。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五，与时皆行。主张人们主动去认识和适应自然与社会的变动，在变动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正确地处理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社会转型的背景以及行政环境本身的复杂性，对行政人员的变易思想在这一特殊时期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继承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变易思想不仅能够使行政行为能够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及时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之上，促进了行政行为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四、传统行政文化的革新

历史的变迁，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然而，作为开放系统的文化，也必须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我国当代行政文化的革新应该是顺应知识时代的新需求、与政府行政管理的重点和时代进步的特点相吻合的。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文化的革新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官本位思想向民主型思想转变。传统的行政文化中孕育着浓重的官本位思想，“一切为了做官”成为行政人员所追求价值所在，造成了行政管理行为真实价值与目标的异化。在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的关键时期，更应根除官本位的观念，确立行政人员的公仆意识和服务精神。在官本位思想向民主思想的转变过程中要增强行政人员的角色意识教育，强化其民本位的行政理念，加强自我教育与实践，使行政人员明确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其自身的生存依靠人民，为民服务是其职位应有之义，充分实现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真正树立起行政人员是人民公仆的观念，养成奉公为乐，谋私为耻，清廉为荣，利己为羞的从政风范。[6]

2.封闭保守的行政文化向开放多元化的行政文化转变。中国传统的行政文化起始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因此造成了行政文化极大地封闭性与保守性。开放的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与外部的沟通行为，而封闭的不开放行政文化，将会成为制约行政管理行为有效性的瓶颈。在新时期各种来自自身和外部的因素，对行政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势必需要行政文化由封闭保守向开放多元化转变。构建多元的文化体系，在与外界充分交流的基础之上，充分吸收先进行政文化的精髓，克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行政文化的糟粕，发挥多元化的行政文化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建立开放的多元的行政文化，不仅是适应时代的表现，更是是对传统行政文化中变易思想的有效继承。

3.用法治文化取代人治文化。法治型行政文化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树立法制观念，把法律约束变成自身的行为准则，二是行政行为必须要以法律为核心，依法行政。在传统社会中，往往将行政效果寄托于行政主体的人格品质上，“任人唯亲”，因此导致行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行政主体的主观片面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法理型行政文化的上升提供了契机，创造了行政行为的自律性机制，在保存行政行为其合理性的同时，也能得到其他机制的补充，从而使得整套行政体系趋向于法治化的管理。[7]“法治文化”是培育契约精神的土壤，这将逐步唤醒社会公众的独立人格和公民意识，打破对权力的依附习惯，增强法律关系平等的观念。[8]

4.由全能型观念向分化型观念转变。与政府有责任包揽社会中所有的事物，行政人员是全能的，有能力管辖所有的行政事物的全能型的行政观念不同，分化型行政观念强调，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因此政府只需承担一定的行政职责，剩下的大部分职责要由不同性质社会的组织力量来行使。美国行政学者斯塔林认为，尽管很难界定政府的行政责任，但政府责任或星恒责任所涵盖的基本价值在于：回应、弹性、能力与正当程序。市场经济的发展，告诉我们，政府的干预，虽然对经济社会的有序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过多的干预，反而会阻碍经济的有效发展。在全能型背景下，独立人格的缺失使得公民难以从自身的根本利益、权力资格和权力地位出发来对政府性质、地位做出合理的价值评判和要求。所以，也要加大公民权力的行驶，在决策中加强公民参与的力度，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使公民的基本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使全能型行政文化逐步瓦解，限权型行政文化开始形成。在建立分化型政府的同时，还要培养政府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建立有效的责任机制，加强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感。

五、结束语

数千年的文明使得中国行政文化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行政文化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对传统行政文化的传承与革新是不仅是行政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同时其对维护和谐的行政环境、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沈亚平.转型社会中的行政发展[J].南开学报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2]竺乾威.公共行政学[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刘祖云.论影响政府效率的行政文化形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

[4]赵黎明，刘成林，庄明峰.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价值取向[J].河北学刊，2007（3）.

[5]祁志刚.社会转型与传统行政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制度发展[J].人民论坛，2011（2）.

[6]熊小伟.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文化革新与行败防治浅探[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1）.

[7]谢君瑶.试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文化的创新[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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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和为贵的管理方式和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重要影响之一。在旅游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贵民”亦即“重民”的民本思想启迪我们要重视“人”的作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旅游管理置“人”的管理于重要的位置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

（二）以和为贵的管理方式

“以和为贵”的思想源自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以和为贵的管理方式对旅游管理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现代旅游企业管理中，现代旅游企业重“人和”的企业凝聚力恰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重要性。除此之外，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也是“以和为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旅游管理而言，在服务管理上从“条规约束”向“无为而治”的转化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三）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之道”，就是说内有圣人之德，外行王者之政。在这里，圣人的人格魅力起了很大作用。简而言之，就是要做到“以德服人”。旅游企业管理者在进行旅游管理的时候，应注重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培养自身的人格魅力，以道德榜样来影响他人，尊重员工，处处为员工着想，注意树立自己的人格榜样，这样可以赢得员工的信任与支持。

二.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策略

为进一步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促进作用，在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策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下文将逐一进行分析：

（一）科学规划旅游地区的文化

科学规划旅游地区的文化，是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关键。在旅游企业管理中，我国的旅游资源因地域不同而不同，科学规划旅游地区的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在突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础上调整优化老城区，是在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旅游文化的重要举措。所以旅游管理必须在政府主导下，按照科学合理的原则做好旅游地区的规划。

（二）做好文化旅游基础性工作

做好文化旅游基础性工作，是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对旅游管理而言，在文化旅游理念的实施过程中，要广泛开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工作，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知识、价值功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游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提高公众的传统文化意识，做好文化旅游基础性工作，促进文化遗产永续传承。

（三）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也至关重要。传统文化旅游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含量高的旅游形式，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新时期的旅游活动不会局限在观光旅游的初级层次，而是一种多方位多层次的旅游方式，旅游区必须结合我国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开发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旅游新产品，创造和凸显本地旅游的特色，使旅游业的发展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四）丰富传统文化的旅游形式

丰富传统文化的旅游形式，开展多元化、多样性的旅游方式，是现代旅游的必然要求。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发展参与式与体验式的我国传统文化旅游形式来实现。旅游作为需要用心灵感悟的精神文化产品，要求旅游管理者为旅游者提供身心参与的进入方式，在旅游中经历心灵震撼。如红色旅游的兴起，就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有其独特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