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贸易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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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基于联合国HS（REV.04）标准，以海关进出口税则中03章项下的7类鱼类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和韩国渔业产业内贸易现状，并对影响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两国经济规模差距增大、人均收入差距增大和贸易伙伴国较高的贸易开放程度是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的主要推动因素，韩国对华渔业直接投资对中国渔业加工业具有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韩渔业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展。

关键词 ：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李晨（1982-），女，经济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李华（198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836588042@qq.com。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4.12.020

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有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及比较发达的海洋渔业产业，随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的不断推进，中韩在海洋渔业方面的贸易往来不断深化。海洋渔业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改善国际分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提高渔业贸易水平等重要作用。研究我国与韩国渔业产业内贸易现状以及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入了解中韩两国渔业贸易方式，为中韩更好地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调整我国国际分工中的角色、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提供重要参考。

1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领域，其中主要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选择。张宏、从静（2006）把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产品差异化、国际投资、区域经济和地理经济作为中韩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构建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发现中韩经济规模的差距和规模不经济是阻碍中韩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而韩国对华投资和中韩区域合作对中韩产业内贸易具有重要推动作用[1]。赵放，李季（2011）依据SITC 5-8类产品数据，对中日双边产业内贸易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不仅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中日人均GDP差异，市场规模差距也同样对中日产业内贸易有重要推动作用[2]，白霜（2013）则按照HS编码分类规则，对中韩贸易前10种商品进行产业内贸易分析， 发现中韩商品的出口和进口结构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因而在国际市场存在竞争关系，而中韩产业内贸易更多地依赖于比较优势，而不是规模经济和相似需求，因而属于弱产业内贸易[3]；二是针对渔业产品的计量分析。崔茂森（2006）根据TC 指数的变化，胡求光、霍学喜（2007）使用资源禀赋系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竞争优势指数进行分析均得出了我国渔业产品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但是竞争力在不同程度地下降。邵桂兰（2011）使用G-L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对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趋势及各种水产品竞争力进行分析，得出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较低，但产业内贸易指数较为稳定，竞争力方面我国水产品总体处于优势地位，在大多数水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4]。

国外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拓展。Christel Elvestad（2009）比较了智利和挪威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战略以及鲑鱼的市场准入，发现智利相对挪威更为成功，并强调挪威通过FTAs提高市场准入以求更好地与智利竞争。Max Nielsen（2009）又基于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鱼类贸易自由化对国家福利的影响，认为在对可再生资源非最优管理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可能导致过度开采，减少国家福利，并提出应制定合乎实际的管理计划加以监管；二是产业内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Kyoji Fukao， Hikari Ishido，KeikoIto(2003)通过采用日本电子机械产业对东亚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形式及其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亚垂直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5]。P.Guillotreau（2000）对鱼类海产品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回归分析后发现汇率、贸易壁垒和地理距离对鱼类海产品出口有较大的影响。

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提出了影响产业内贸易的众多指标，发展了研究产业内贸易的主流方法，这些成果为深入了解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众多研究中还未有对中国与韩国渔业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做出探究。为此，笔者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韩两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回归检验，分析影响渔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为中国与韩国之间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提供合理建议。

2研究模型与数据

2.1模型构建

在本文中，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衡量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水平[6]，其表达如下：

IITi＝ 1－（ Xi－Mi）／（ Xi ＋ Mi）

其中，Xi和Mi分别代表渔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IITi的取值范围为[0，1]，IITi值越大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IITi= 0时，表示没有产业内贸易；IITi=1时，表明该产业进口与出口平衡。通常认为当IITi＞0.5时，表示此时渔业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反之则表示产业间贸易占主导地位。i表示按照HS编码标准分类03章中0301到0307的7类渔业产品，其中0301-0305类主要是鱼以及以鱼为原料加工生产出的产品，0306-0307类主要是甲壳动物和软体动物为主的渔业产品。

借鉴SWT模型（Sawyer，Sprinkle and Tochkov，2010），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IITi=β0+β1DGDP+β2DPERC+β3NFDIGDP+β4TROPEN +ε（1）

2.2变量说明

现对上述模型中的各变量做如下说明：

（1）经济规模差距（DGDP）表示韩国与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差距。DGDP数值越大，意味着两个经济体规模差距越大，预期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所以DGDP变量的回归系数应为负值。一般来说，两国经济规模越接近，产业内贸易比例越高。预计韩国与中国经济规模差距越大，渔业产业内贸易会越少。此处两国经济规模差距测算，首先计算出权重指标：

ω=GDPK/(GDPK+GDPC)（2）

其中，GDPK代表韩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C代表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利用这个权重指标ε再计算出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的指标DGDP[7]，公式如下：

（2）人均收入水平差距（DPERC），表示韩国与中国人均收入差距。通常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需求和其自身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函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特定产品的消费需求更高，从而提高产品需求差异化。人均收入差距被用来作为衡量对产业内不同品质产品需求的变量，如果收入水平相同或者相似，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需求模式以及消费偏好就相似，则产业内贸易规模就较大，反之产业内贸易规模较小。在韩国与中国人均收入差距指标计算方法上采用与DGDP相同的方式。

（3）外国直接投资（NFDIGDP），表示韩国外国直接投资（FDI）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就是资本的流动，它绕过了关税壁垒，实现了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地域性转移。这是因为被投资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等，节约了生产成本。但从东道国的角度讲，提高了就业率，有效地进行了技术转移，大多数投资者并不愿意将本国的技术引入到所投资的国家，这也跟产品的性质、企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有关[8]。在渔业中，韩国在中国的渔业投资会替代中国基础性渔业产品的出口，但同时也会促进中国中间性渔业产品的出口。

（4）贸易开放程度（TROPEN），表示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TROPEN此处理解为贸易依赖度或对外开放度指标，衡量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开放度。开放程度较高，代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深，从预期上来讲应该与中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系数更高。

2.3数据来源

本文中韩渔业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按照产业分类的四分位数据来计算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指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数据、外国直接投资净流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ADB KEY INDICATORS数据库。结合以上数据，开展如下实证研究。

3实证分析

根据报告期HS编码，03章有7类渔业产品，分别见表1。

3.1G-L指数测算

根据联合国COMTRADE 数据库中2001年——2012年数据，首先核算0301---0307项目下，中国与韩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见表2。

产业内贸易指数是用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数，在0到1之间，指数值越大，代表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一般情况下，当中韩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0.5时，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此时认为两国间产业内贸易为主导，当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小于0.5时，则认为两国间产业间贸易为主导。观察以上表2的数据可得：中韩间0307项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其他项下很少有产业内贸易。

由于中韩间渔业产业内贸易集中在0307项下，于是以下实证分析采用中韩0307项数据为研究对象，做如下分析。

3.2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检验

产业内贸易一般可以细分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这两个指标可以进一步表明中国与韩国在渔业产业内贸易中的分工格局。其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是指贸易品质量相似，只是在产品特性或属性上有所不同，它是基于消费需求多样化和产品生产规模化、专业化而发生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的是贸易品之间通常存在明显质量差异，它是一种基于产业内国际垂直分工的贸易形式。以下运用区分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广泛使用的方GHM法[9]，其计算公式如下：

GHMi= UVx / UVm（4）

其中GHMi 表示第i种渔业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产业内贸易结构指数，UVx和UVm分别表示第i 种渔业产品的单位出口价值和单位进口价值，通常分别用贸易产品的单位出口价格Px和单位进口价格Pm为依据来计算。通常认为，如果0.75≤GHMi≤1.25，则第i 种渔产品属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如果GHMi＜0.75 或GHMi＞1.25，则第i 种渔产品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根据以上方法，将2001—2011年中韩渔业产品贸易0307项目数据代入公式（4）可得到数据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2001年、2007年、2008年中国与韩国两国在渔业0307项存在产业内贸易，而GHM指数均大于1.25，表明中韩两国渔业产业内贸易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2004年、2011年中韩之间渔业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但此时GHM值也比较大，靠近1.25，表明此时中韩渔业间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渔业产业内贸易。这一结果说明中韩两国间渔业产业内贸易的产品存在比较明显质量差异，在整个中韩两国渔业产业中，中国处于产业垂直分工的底层，主要负责高能耗，高劳动力消耗的低端鱼类产品捕捞及简单加工，而韩国则主要负责了高层次鱼类产品的捕捞和深加工，其鱼类产品附加值较高。此外由于中韩两国间居民收入水平差异所引起的，韩国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自古就大大增强了居民对鱼类产品的依赖性，又因韩国消费者收入水平整体较高，于是会偏好高档渔业产品，而我国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韩国偏低，偏好中低档渔业产品。

3.4回归结果及分析

此处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将所得数据依据方程（1）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中日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在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中，LDGDP所代表的经济规模差距和LDPERC所代表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在回归结果中系数为正，说明两国随着经济规模差距越大，渔业产业内贸易会越大，与预期不符，此处主要是由于中国与韩国的居民消费水平整体来说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居民所消费的产品多以低档或者初级产品为主，而韩国居民则对高端消费品的需求较大，随着两国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逐步增大，两国居民消费出现两极化，低档或者初级渔业产品消费集中在了我国，而高档产品消费主要集中在了韩国。LNFDIGDP外国直接投资系数为正，表示韩国对中国的FDI投资对中韩两国渔业产业内贸易有促进作用，这说明韩国对中国的渔业领域投资使得一定程度的渔业产品捕捞加工技术和产业从韩国转移到中国境内，尤其充分利用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我国相对低端的渔业产品进行深加工，使得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再次出口到韩国，增加了中韩两国间渔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值。LTROPEN系数为正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处与预期相符，一国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则贸易便利性提高，其参与渔业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4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及影响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HS编码0307项下的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产品；中韩两国间渔业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辅以一定程度的产业间贸易；中韩两国经济规模差距、中韩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增大和贸易的开放程度的提高将都会促进两国之间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韩国对华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产业内贸易促进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以促进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第一，加大对渔业产品加工业的支持力度。中国现在渔业产品的出口还是以基础性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因此我国政府应当从财政、税收、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上给予渔产品加工企业优惠与辅助，促进我国渔业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创新，生产高附加值的鱼类产品，在参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第二，进一步提高中韩的贸易开放程度，努力构建和完善中日韩自贸区，充分利用自贸区带来的贸易上的政策优惠，尽可能减小中韩渔业贸易上的阻碍，努力提高我国渔业产品质量水平的同时，向韩国争取合理的进口质量检验标准，以提高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的便利性。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韩国对华渔业类投资，带动国内渔业加工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在提高中国高档渔业产品出口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渔业加工产业取得迅猛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宏，从静. 影响中韩产业内贸易发展因素的实证分析[J].东北亚论坛.2006(03)：44-46

[2] 赵放，李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1(5)：47-56

[3] 白霜. 基于HS分类的中日韩产业内贸易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3

[4] 邵桂兰.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与竞争力分析[J].东岳论丛，2011(5)：151-156

[5] Kyoji Fukao，Hikari Ishido，and Keiko Ito.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1): 12-19

[6] 王三兴.基于Probit模型的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差异研究：以中国和东盟产业内贸易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12(2)：72-80

[7] Falvey，Rodney E. Commercial Policy and Intra-Industry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1(2): 23-30

[8] 张应武.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J].国际贸易问题，2007(6)：87-93

篇(2)

关键词自贸区；海上山东；海上粮仓；倒逼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7-0169-08DOI：10.12062/cpre.20170466

在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背景下，山东省政府2014年颁发了《关于推进“海上粮仓”建设的实施意见》，这是继“海上山东”建设规划实施之后，山东省又一次围绕如何培植现代海洋渔业发展新优势所提出的创新设想。其总体思路是“坚持生态优先、以养为主，增殖、捕捞、加工、休闲渔业协同推进，使山东渔业向生态化、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升级，不断增强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供更多绿色、安全、放心的海洋食品”[1]。本文结合当前海水养殖产量大于捕捞产量的基本格局，结合中韩自贸协定签署、中挪自贸协定重开谈判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情势，认为：山东“海上粮仓”建设基于渔业贸易竞争力的比较，要以韩国安全标准确立养殖生产底线，要以挪威生态科技提升养殖品质，在全国先行完成开放型“海上粮仓”示范体系的建设，全面践行可持续健康的渔业资源开发理念，以期为推动我国海水产品生产与加工从量到质的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模式及政策建议。

1文献综述

关于“海上粮仓”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探讨较多，涉及到的内容侧重于“蓝色粮仓”概念的相关阐述，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渔业，尤其是海水养殖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以山东省为主，先后出现了以“藻-虾-贝-鱼-珍品”为主题的五次“蓝色养殖浪潮”。海水养殖技术的成熟发展让人们看到了渔业牧耕化的希望。包建中首次提到了“蓝色农业”的概念，将人类社会利用高科技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定义为“蓝色农业”[2]。唐启升院士倡导“中国蓝色海洋食物计划”，系统性地提出了 “蓝色粮仓”的定义，着重阐述要保障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海洋生物产业由“产量型”向“质量效益型” 的转型[3]。李嘉晓则围绕“蓝色粮仓”的建设基础、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潜力进行了论述[4]。秦宏等着眼于养殖区域规模的保障，指出“蓝色粮仓”建设要健全财政及投融资机制，加大海洋渔业科研投入，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有利于强化“蓝色粮仓”的建设效果[5]。

在相关国际视角的比较研究中，韩立民等着重介绍了日本、美国、韩国、挪威等世界主要沿海国家在增殖放流、海洋牧场、工厂化养殖等领域所采取的主要措施[6]。围绕水产品贸易以及自贸区建设对水产品生产的影响分析，李金明得出目前我国水产品的比较优势为“粗放性的总量优势”，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结论[7]。吴成业着重介绍了主要贸易国家如日本、韩国、欧盟及美国对水产品安全管理的要求[8]。孙琛认为加入WTO后，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并提出了提高水产品品质及安全水平等具体方案[9]。陈伟则提出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的强化，使得我国在水产品生产和贸易发展上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成为制约我国水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外部因素[10]。赵蕾等在对中国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态势进行展望分析后认为，中国水产品出口仍然面临着碜悦骋谆锇楣家对水产品质量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的挑战[11]。蔡春林通过比较水产品进口数量、种类及品质，分析了中国与挪威等国家间的贸易互补性及竞争性，并探讨了中挪等自贸区的建立，将对我国水产品贸易的影响以及我国应当采取的相应策略[12]。冯丽基于中国―挪威“自贸区”建立的可行性视角，对中挪两国水产品贸易结构及中挪自贸区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判定分析[13]。张婧茹和龚新蜀指出韩国国内市场的结构特征是影响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中国相对较低的竞争力以及竞争与结构的交叉效应，是阻碍中国出口韩国贸易稳定增长的主要原因[14]。

综上可见，学术界已经对“海上粮仓”的一般内涵、建设意义，以及国际水产品贸易与自贸区建立等领域进行了探讨。目前，全球正处在海水养殖产量大于捕捞产量的国际生产方式转换时期，在我国自贸区行动积极推进中，以开放的视角探究自贸区的签署对沿海区域发展，比如对“海上粮仓”建设所产生的针对性影响分析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

2开放视角：“海上粮仓”建设内涵的拓展认识

1991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建设“海上山东”，其量化指标主要体现于“海洋产业产值赶上1990年陆地农业产值”，探求海洋产业尤其是海洋渔业的规模化发展。而面对新世纪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海上粮仓”建设是山东本着国家提出的“大粮食”“大食物”的全新构想，及时做出的依托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现代科技和先进生产设施装备，通过人工养殖、增殖、捕捞、后续加工及对外贸易等方式，将渔场开发建设成为能够持续高效适时地提供海洋食物的“粮仓”。目的是凭借资源保护与增殖养殖实现种“粮”于海，凭借海洋捕捞业及水产品贸易实现产“粮”于海，凭借海洋渔业物流业以及水产品贸易实现存“粮”于海，以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高海洋渔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海上粮仓”建设是践行开放式国际合作实践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新模式，展现着山东省深化“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的新路径。

“海上粮仓”建设过程中，围绕着区域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介于体制性、结构性、传统化等因素的影响：海洋科教大省整合优势不明显，科技成果转化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区域海洋资源环境日趋恶化，海洋产业发展呈现不可持续发展诸多问题；传统渔业结构优化态势趋缓，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进展不快；在全国海洋经济大发展的坐标中，山东渔业增速相对减慢。同时，来自于国际经贸环境剧变所面临的挑战更显严峻：中日、中韩渔业协定实施，使山东省失去了50%以上的传统黄金渔场，捕捞业以及相关的修造船、网具、水产品加工、运销等相关产业年损失多达百亿元，还直接、间接地波及渔民转产转业、渔船报废和渔区社区稳定等等方面。尤其在WTO框架下，渔业的生产环境和产品质量标准均亟待提升，海洋渔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迫切需要深度调整。

目前，我国水产品生产标准中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污染物指标与国际标准（CAC标准）及欧盟、美国、日本、韩国基本一致，但由于管理体系不够完善，以及检验方法技术落后、微量成分的检出率少等诸多原因，导致我国的水产品出口频频受阻。比如韩国、日本等为了保护本国水产业免受或者少受市场开放和进口产品增加的冲击，抓住水产品管理难度大、质量不易控制等特性，利用卫生标准和检验检疫等非关税壁垒重重设限。挪威占据独有的地理区位以及拥有优质的鱼类品种，渔业捕捞生产和养殖技术引领全球海洋渔业发展，比较我国传统海洋渔业的竞争优势愈加明显。

因此，伴随着我国与韩国、挪威等国家签署或即将签署自贸协定，在自贸区背景下，若干国家间原有的水产品竞争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将发生变化。自贸区的建成，使得品质标准、技术水平、贸易流动、生产环境等各要素更加统一化，体现出全要素全方位的竞争格局。各国原有的差异，无论在资源的自然布局、生产规模、技术水平、贸易措施，还是在人力资本、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将在“零关税的自由贸易”竞争中重新洗牌和重组。特别强调的是自贸区效应下，海洋渔业在全球水产品养殖大于捕捞的零增长格局中，自贸区的“零关税”效应会被放大更多。“海上粮仓”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

随着全球水产品生产贸易格局将进入“养超过捕”时代，水产养殖产品将成为满足人们未来对水产品需求量增加的主要部分和水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货物载体。而养殖水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更多受制于养殖的海水资源与环境水准，所以，“海上粮仓”建设重在海水生态养殖、加工与贸易中，要全过程地创新渔业科技，生产优质高端水产品，打造赢得全球渔业竞争的底牌。因此，以中韩自贸区协议签署、中挪重开谈判为契机，以自贸区效应“杠杆”式的体系结构设计运用于“海上粮仓”实践之中，积极利用其形成的倒逼机制，充分重视实现海水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迫切性，强化提升渔民的环保意识，提高渔业企业蓝色竞争水平，加快补短板，着眼于渔业养殖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海上蓝色粮仓”建设新坐标，塑造我国现代渔业经济体系的新形象。

3基于中挪韩水产品国际竞争力界定的自贸区效应解构

3.1中挪韩海水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比较

本文对水产品研究范畴的选取，主要参考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国际贸易统计报告》中的所选对象。在国家间贸易竞争力比较及其结构关系分析中，一般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贸易互补指数及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来界定。

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指数是指一国某类产品在该国所有产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与世界贸易中该类产品占所有产品总出口份额的比重的比值，公式为：

其中，Xik表示i国k产品的出口值，Xi表示i国产品出口总值，Wk表示k产品的世界出口值，W表示世界产品出口总值，RCAxik表示i国k产品在i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与世界贸易中k产品占所有产品总出口份额的比重之比值。它通过商品进出口贸易额来间接地测定比较优势。一般认为，如果计算结果大于1，则表示该国此类商品的竞争力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若小于1，则表示竞争力弱，则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测算表明：近十年来，中国与挪威水产品出口贸易均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且挪威具有强比较优势，有逐年递增的趋势。韩国水产品贸易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而中国的水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除2006―2008年之间出现微弱的显性比较优势之外，其余年份比较稳定（见图1）。

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Special Coefficient， TC）是指一国某种产品的净出口额与该类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公式为：

其中，Xik表示ik产品的出口值，Mik表示i国k产品的进口值，TCik表示i国k产品的净出口额与k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TC指数的变化范围在-1和1之间，若为正数，表明该国此类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数值越大表明竞争力越强；若为负数，则表明该国此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出口竞争力较弱，是此类产品的净进口国；若为零，则说明该国此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与国际水平相当，产品进出叉明显，纯属于国际间进行品种交互。

由图2，近十年来，中国与挪威水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测算显示：中挪两国的水产品贸易都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挪威的竞争优势远远强于中国，其TC指数均在0.8以上，且有递增趋势。在中国与韩国水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比较中，中国的水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均为正数，说明中国水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而韩国的水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均为负数，说明韩国水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出口竞争力较弱。

篇(3)

水产养殖业：加快推进标准化健康养殖，科学合理调整拓展养殖空间。加快水产养殖标准化创建，推广应用健康养殖标准和养殖模式。发展与水产养殖业相配套的现代苗种业，加强水产新品种选育，提高水产原良种覆盖率和遗传改良率，不断调整优化养殖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积极推广安全高效人工配合饲料。促进水产养殖向集约化、良种化、设施化、标准化、循环化、信息化发展。稳定池塘养殖面积，进一步挖掘池塘养殖潜力。

海洋养殖业：推进海洋牧场建设。扎实做好海洋牧场和人工鱼礁的规划设计、选址选型、效果评价等基础工作，建立健全海洋牧场建设和管护制度。因地制宜开展增养殖礁、生态礁、资源保护礁和游钓休闲礁等多种类型人工鱼礁建设。促进海洋牧场建设与增殖放流等资源养护措施紧密结合，恢复海底植被，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加大各级财政对海洋牧场建设的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海洋牧场建设，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增殖渔业。

远洋捕捞业：扶持壮大远洋渔业发展。深化渔业多边双边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国际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制定，拓展远洋渔业发展空间。巩固提高过洋性渔业，探索新型合作方式，发展壮大公海大洋性渔业，加强新资源新渔场的探捕和开发利用。积极开展海外基地建设，增强加工、贸易和服务保障能力，延长远洋渔业产业链。提升远洋渔业装备和企业管理水平，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远洋渔业企业和现代化远洋渔业船队。

水产品加工业：促进优化升级，建设现代物流体系，拓展国内外市场空间。培植一批装备先进、管理一流、带动力强的水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积极推进水产品加工园区建设，促进水产品加工业集群式发展。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加大低值水产品和加工副产物的高值化开发利用，提高产品附加值，鼓励加工业向海洋药物、功能食品和海洋化工等领域延伸。加快水产品批发市场和冷链系统建设，实现产地和销地的市场、冷链物流有效对接。增强企业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意识，积极发展消费引导型加工业，努力引领和扩大水产品国内市场消费。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谈判和国际贸易公约的制定，争取水产品国际贸易的主动权，提高应对各类贸易壁垒的能力，保持水产品国际贸易稳定协调发展。

渔业科技：加快科技创新，提升技术推广服务，推进节能减排。加强渔业科技人才培养，构建科技创新平台，重点围绕品种培育、疫病防控、饲料营养、质量安全、资源养护、节能减排、水产品加工和宜渔水域综合开发利用等关键环节开展联合攻关、技术集成，加快成果转化应用。积极构建以国家水产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产学研广泛参与的“一主多元”的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实施水产技术推广人员培养和知识更新工程，加强农村渔业实用人才带头人培养，提升水产技术推广、水生动物疫病防控、水产品质量监管、公共信息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能力。逐步推行渔船标准化改造，推广渔船节能减排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积极引导节水、节能、减排型水产养殖技术和模式的推广应用，大力推广循环水养殖、高效配合饲料、水质调控技术及环保装备。

篇(4)

以“共护海峡渔业资源，增进两岸同胞情谊”为主题，两岸首次共同开展的海峡两岸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在江口海域、海域共计放流大规格乌鲻鱼鱼苗70万尾、大规格鳗鲡2吨，得到了两岸民众、学者和高层的高度赞誉。

渔业博览会共有200多家国内外企业370个标准展位参展，超过历年在举办的1/3以上。渔博会参展客商签约贸易定单达8亿元，其中我市参展的海壹公司在参展期间签约3.25亿元。参观展会的人流量超过8万人次，展馆现场展销营业额达1000多万元。参展商普遍反映这次博览会是我省历届规模最大、成果最好的一次。

我局组织的海峡渔业企业经贸活动，有23家水产企业43个项目上台签约，其中，与签约的项目8项。签约对象涉及等国家和地区，订货金额约31亿元人民币。签约项目涉及一、二、三产业，有水产养殖、远洋渔业、加工流通、休闲渔业及技术对接等。其中我局与水产研究所就恢复流域珍稀物种“胭脂鱼”达成了合作协议；我市元盛食品有限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了10亿元的订货合同，将在一年内完成供货。

篇(5)

“中国是世界渔业大国，但还不是渔业强国。”

当前，中国渔业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全面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

用市场的力量激励渔业改革，包括整个供应链的利益，使渔业达到必要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渔业可持续发展驱动力有三个重要来源，分别为政策的引导、市场的驱动、外部的压力。

“在家吃全球”已经成为现实，但“在家吃四季”仍需继续努力。

生鲜电商对产品物流配送过程中的保鲜具有很高的要求，在供应链的搭建和新产品设计上成本控制尤为关键。

水产市场曾经低价格、低认知的初级竞争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目前品牌产品、精致产业成为主流趋势。

随着春节的临近，很多家庭的年货筹备战已经打响。而春节餐桌上鱼类海鲜的出镜率相当高，因取“年年有余”之意，家家户户多少都会沾些喜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多年前还是“奢侈品”的海鲜也成了寻常家庭餐桌上的常客。素有“海底牛奶”美誉的牡蛎，肉质鲜嫩的石斑鱼，四大海味之首的鲍鱼都是冬季水产市场的宠儿。

人们喜爱水产品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丰富的营养、高含量的蛋白质以及低量的胆固醇都是消费者选择的参考条件。有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直接和间接食用的动物蛋白质中，水产品动物蛋白质约占25%左右。世界上已有32个国家的食用水产品占食品中动物蛋白质的34%以上，水平高的日本占50%左右。另外，水产品还可以为食品工业、医药工业和其他化学工业提供重要原料，如鱼糜制品、鱼肝制品、珍珠制品、甘露醇、藻胶等。人们对水产品本身的了解或许很深，但对其行业发展可能知之甚少。我国水产品行业现状如何？面临哪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希望可以通过本文为大家揭开渔业的面纱。

渔业大国≠渔业强国

作为农业基础行业，我国水产行业的发展历史可谓悠久。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水产行业发生过几次变化。人类早先的渔业，仅限于天然捕捞，后来人们学会了人工饲养鱼类技术，渔业就增加了水产养殖的内容。

目前，我国渔业正处于寻求突破的关键阶段，“中国是世界渔业大国，但还不是渔业强国。”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中国渔业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同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渔业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动物蛋白的需要。就水产品产量来看，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渔业大国，目前，中国水产品产量占到全球水产品总产量的1/3。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水产品产量主要是通过发展水产养殖而得到的，养殖产量占到了水产品总产量的3/4。之所以说中国还不是渔业强国，主要是指远洋渔业方面。我们的远洋渔船普遍小且旧，设施装备还比较落后。在中国6600多万吨水产品中，远洋渔业产量只占1.8%，比例很小。

随着产业发展，我国渔业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单纯追求产量增长，变为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自2002年起，为减缓新的海洋制度实施对我国海洋渔业造成的影响，国家实施了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程，连续三年由中央政府出资对渔民报废渔船实施补贴，引导渔民压减渔船，退出海洋捕捞业。2002年对于我国渔业来讲是重要的年份，水产品的产量、养殖面积、出口量等方面均有所变化。据相关数据显示，2002年，水产品总产量达4565万吨，较上年增长4%，其中海洋捕捞产量1433万吨，比上年下降22%；水产养殖面积达6815千公顷，养殖产量达2907万吨，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达64%，其中名特优水产品的养殖面积和养殖产量明显增加。2002年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总量4576万吨，贸易额6亿美元，其中出口208.5万吨，出口额46.9亿美元，当时，水产品是各地农产品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特别是在养殖水产品出口方面，鳗鲡、对虾、贝类、罗非鱼、大黄鱼、河蟹六大类名优水产品在国际市场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另有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5603.21万吨，比上年增长4.28%。其中，养殖产量4023.26万吨，同比增长5.08%；捕捞产量1579.95万吨，同比增长2.32%。养殖产品和捕捞产品的比重为72：28。中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41.59kg，比上年增加1.52kg、增长3.79%。总产量中海水产品产量2908.05万吨，占总产量的51.90%，同比增长3.95%。其中，海洋捕捞产量为1241.94万吨，同比增长3.19%；远洋渔业产量114.7万吨，同比增长2.81%；淡水产品产量2695.16万吨，占总产量的48.10%，同比增长4.65%。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水产行业发展并不乐观，可能由以下几个原因导致，2014年人民币持续升值、全球资源不断减少、各种贸易壁垒不断出现。这些问题使水产行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其发展进入瓶颈时期。

虽然水产行业发展面临困境，但2016年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企稳回升，我国水产品对主要市场出口量和出口额结束了去年同比均降的疲软状态。根据海关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1-10月我国水产品进出口总量678.68万吨，进出口总额243.5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加3.16%和3.32%。其中，出口量337.36万吨，出口额166.2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加4.47%和2.58%；进口量341.32万吨，进口额77.2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加1.64%和4.96%。贸易顺差89.01亿美元，同比增加0.53亿美元。

于康震表示，中国渔业今后发展的重点将放在提高渔业的质量和效益上，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不再过于追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当前，中国渔业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全面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接下来中国渔业将从四方面发力：一是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大水生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二是安全发展。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渔业安全生产水平和食品安全水平；三是规范有序发展。加快中国渔业发展的法制化进程，依法治渔、从严管理，特别在远洋渔业方面，我们要树立负责任渔业大国的形象；四是开放发展。中国的水产品市场会进一步开放，中国渔业发展国际合作会进一步拓展。

供过于求 捕捞过度 渔业如何可持续发展？

在渔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目前全球渔业面临环境污染和过度捕捞问题，全球化寻求渔业可持续发展。中国水产品产量、消费量、出口量都位居世界第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同样居世界首位。中国渔业目前面临生产力剩余问题，迫切需要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刘新中在2016国际水产品可持续发展大会上表示。

全球渔业捕捞和水产养殖产量持续增加，全球养殖产量增长造成供过于求的现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渔业和水产养殖部副司长贾建三表示，全球捕捞中有65%是远洋捕捞，而过去十年，世界内陆水域渔业资源和捕捞捕捞量增长37%。目前全球评估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捕捞数据缺乏，由于不准确或者不存在，造成产量被严重低估，内陆水域渔业及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需要合适预估。

除了供需不平衡外，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同样面临危机。世界自然基金会日本海洋和水产主任山内爱子表示，全球海洋生命力指数在1970年至2010年间可利用鱼类下降40%。渔业产品人均消费持续增长为19.2克，30%的渔业面临捕捞过度情况，产能过剩问题严重，30%的水草退化。80%的旅游业是在海洋基础上进行发展，海洋发展对人类重要性不言而喻。水产品现状为野生鱼类种群减少，全球鱼类消费持续增加，全球人口和食物的需求持续增加。2050年将达到90亿人口，约30%的鱼种群过度捕捞。全球海洋资源下滑严重，野生鱼类的种类下降，消费量增加。

对于如何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捕捞过度、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专家们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山内爱子表示，进行可持续渔业和海洋保护工作，要基于科学来管理种群，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消费者都应该参与其中。而渔业和养殖业改进包括增强执行过程中的有效性，可分为三步，第一步确定范围，第二步工作计划制定，第三步执行。用市场的力量激励渔业改革，包括整个供应链的利益，使渔业达到必要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驱动力：政策引导、市场驱动、外部压力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常务副会长崔和表示，中国渔业可持续发展驱动力有三个重要来源，分别为政策的引导、市场的驱动、外部的压力。

一是政策的引导，市场的驱动方面包括全球经济放缓，全球水产品贸易扩张乏力；内需进入理性、常态发展；生态结构、产品结构要调整符合市场需求；从追求量变到更注重质变。

其次是市场的驱动。因为针对资源保护与捕捞能力压缩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断完善伏季休渔制度的同时，正在考虑延长休渔期限，缩短捕捞期，资源保护的力度超过历史任何时期。渔业主管部门正在研究和探讨区域渔业一些品种的配额管理制度。

除此之外，更多的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主要是环保和资源的压力。各领域对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与探索逐渐增多，高产已经不是追求目标，水产养殖转向生态、高质量、可持续。工厂化养殖，深水大网箱发展迅速。生态、高效的混养深受生产者追捧，投喂性的鱼类正在退出大江大湖等天然水域。加工领域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与探索包括通过兼并、重组、市场化运作变大变强，更加负责任。加工企业因原料短缺、成本上升、用工短缺、环保等压力制约加工业发展的因素叠加，必须探索发展新途径。

对可持续水产品生产，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模式，但理念是一致的，每个国家应根据资源的禀赋、渔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并完善。生物多样性、消费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直存在。建立渔业生产和生态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是我们共同的出发点。各国之间的渔业合作与交流、管理经验的分享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44000公里，占全世界海岸线总长的25%。而世界最大的14个湖泊中，加拿大就有4个，这使加拿大拥有755000多平方公里的淡水面积，占世界淡水总面积的16%。同时加拿大渔业是世界最有价值的商业渔业之一，每年的渔业价值约为50亿加元，并为加拿大提供了120000多个就业机会。加拿大的捕鱼业主要聚集在3个广阔的地区――大西洋、太平洋和淡水区域。

海洋捕捞一直以来都是日本渔业的主导产业，以产量大小排序，渔获主要品种为金枪鱼、鲣鱼、鲑鳟鱼、沙丁鱼、竹荚鱼、鲭鱼、秋刀鱼、鳕鱼、鲆鲽类、鱿鱼等。海水养殖主要品种为鱼、真鲷、虾夷扇贝、牡蛎、海带、裙带菜、紫菜，以及牙鲆、河、真竹荚鱼、日本对虾以及珍珠母贝等。

澳大利亚政府每年都进行了一系列专项经济研究。带纹旗鱼是新南威尔士重要的比赛鱼种，仅这一品种在休闲渔业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相当于这种鱼在延绳钓业中价值的27倍。

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渔业才会可持续发展。同样，渔业也是世界各国交流与沟通的纽带。

传统渔业要“触电”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逐渐深入人心，许多水产企业瞄准了电商领域。这与人均水产品消费量、膳食结构变化密不可分。

有数据显示，1990-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淡水产品数量分别由3.48kg和0.91kg增至9.13kg和2.88kg，增幅分别为162.36%和216.48%，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7%和5.64%。

另一方面，在人们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的当下，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水产品成了餐桌上的常客，从而促进了水产品消费的增长和结构优化。

而这些元素在触电之后，一切变得妙不可言。顺丰优选、本来生活、京东、一号店、中粮我买网、沱沱工社等电商纷纷瞄准生鲜领域。将线下的菜市场搬到了线上，欣欣向荣的景象简直“不要太美”。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水产生鲜电商存在的一些弊端逐渐显现。

“在家吃全球”已经成为现实，但“在家吃四季”仍需继续努力。水产品受消费者青睐的主要原因便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但传统水产品的季节性和时间周期性导致消费者很难享受到“在家吃四季”的满足感。

消费者关注的另一个方面则是水产品质量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水产品在生产管理方面存在集约化、组织化程度低等特点，环境、气候等不可控因素也成为水产品规范的痛点。有业内人士表示，水产养殖产品以活体为主，相对于经过分级、宰杀、分割、包装等工序的加工产品而言，产品的规格、品质等方面的标准化程度要低，不能更好地与消费者的需求相匹配。

另有业内人士对水产品电商“最后一公里”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生鲜电商对产品物流配送过程中的保鲜具有很高的要求，在供应链的搭建和新产品设计上成本控制尤为关键。再加上中国传统消费习惯对水产品“鲜”的要求很高：追求在烹饪前的“生猛”状态。“活”当然是“鲜”的最好证明，但“活体”运销受制于保活技术手段、运输半径运销过程中伤残死亡带来的耗损费用成本。对于活体或生鲜销售为主的水产电商，其解决配送问题所带来的成本上涨，分摊到个体产品上，可能导致产品价格的飙升而失去市场竞争力，由此面对“最后一公里”难以逾越的管理和成本瓶颈。

机遇还是挑战？不，是革命

一方面是行业的转型，另一方面是消费的升级。这对行业本身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一场革命。

篇(6)

1．1战略定位建设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应围绕丰富的海洋资源优势，发挥国家级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吸附效应，推进两岸渔业产业深度对接，以引进台湾渔业高新科技成果为重点，以两岸渔业产业合作共赢为目标，引导拥有关键渔业技术的台湾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素质渔民到园区创业发展，充分发挥集聚发展、优化产业、典型示范的作用，通过机制创新、科技引领、产业发展、品牌带动、滚动开发、多元招商、合理组织，力争建成海峡两岸渔业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国家级现代渔业科技的示范区、福建现代渔业发展的引领区。

1．2功能定位产业引领功能创业园建设应瞄准世界渔业发展前沿，积极借鉴台湾渔业产业发展经验，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渔业产业体系，优化渔业产业布局，推进渔业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延伸产业链条，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渔业产业，充分发挥渔业产业的龙头带动作用，增强渔业产业拉动经济发展和增加渔民收入的能力。投资创业功能应创造优良的投资创业环境，按照“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积极引导台资渔业企业、台湾渔民大户、台湾渔业行业协会进入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投资特色渔业产业及关联产业领域，促进两岸渔业产业合作共赢。科技合作功能围绕优势渔业产业，引进台湾优质、高效、市场前景广阔的渔业品种和渔业养殖、加工、仓储、营销等高新技术与先进经验，着力提升渔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进渔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吸收与推广应用，提高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渔业综合生产能力。机制创新功能创业园建设应充分利用好中央、省、市对台优惠政策，立足两岸渔业发展，积极探索两岸渔业投资合作的有效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及时总结经验，提升做法，促进两岸渔业合作向深层次推进。辐射带动功能充分发挥好霞浦的地理区位优势，在建设好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的同时，促进台湾渔民创业园功能拓展，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对周边县市的带动作用；积极发挥地处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做强渔业产业，增强产业集聚功能，扩大辐射带动范围。

2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建设的主要内容

2．1建立渔业科技服务综合体以服务台湾渔民创业为主导，以提升霞浦县海洋渔业技术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为核心，搭建服务信息平台、实验示范平台和综合管理平台。实行“政府投资，筑巢引凤”、“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和“政府配合，企业主导”三步走策略，把海洋科技服务综合体建成集科技研发、技术培训、创业服务、专家咨询、营销指导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机构。

2．2打造现代渔业加工产业聚集区以渔业产业化为主线，依托渔业龙头企业，发挥国家级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的集聚功能，加大加工设备、工艺流程的引进吸收和技术改造力度，重点建设和改造一批初级加工项目，扶持和培育一批大型的生产加工企业，着力推进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分离纯化、海洋中药材利用、深海大洋基因资源利用、海洋微藻利用等海洋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以此为突破口带动渔业加工产业整体发展，形成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环保型为特征的新型水产品加工业格局，建设立足宁德、辐射全省、面向全国的现代化渔业加工产业聚集区，打造“中国渔都、海产精品”的地域品牌。

2．3建设海峡两岸渔业物流贸易区发挥三沙港得天独厚的渔港优势与国家级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的集聚效应，面向两地渔民、批发商、商、加工商以及消费者，依托两岸龙头物流贸易企业，发展海洋水产品冷鲜贮运与国际营销，建立一个由水产品交易市场、物流配送中心、冷库仓储中心、检验检疫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综合保税区六大功能分区组成，集运输、仓储、装卸、搬运、配送、价格信息、金融商务和电子交易等功能为一体的具有海西特色的综合性现代渔业物流贸易区，打造福建省最大的对台渔业产品的集散中心及价格中心，争取建成国际渔业物流自由贸易区。

2．4发展低碳渔业生产作业区根据霞浦县渔业资源现状和渔业生产发展需求，坚持科技兴海、利用与养护并举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原则，发展资源养护型捕捞业和环境友好型高效水产养殖业，优化养殖布局和品种结构，逐步退减湾内现有的养殖面积、缩小养殖规模，大力拓展湾外海域养殖空间，加快水域滩涂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合理利用，规范和调整养殖布局，发展高优品种，积极推广“公司＋中介组织＋基地＋渔民”的发展模式，转变渔业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升级，逐步实现养殖集约化、产业园区化、设施现代化、产出高效化，促进渔业产业持续协调发展。

2．5构建海峡休闲渔业文化旅游圈以“渔”和“海”为基调，以发展海峡两岸自然文化旅游圈为统揽，增强霞台休闲渔业合作，引入台湾休闲渔业经营管理理念与台资企业，通过集团化开发、多元化经营的运作模式，加大海岸线资源综合开发力度，培育休闲渔业新兴支柱产业，促进休闲渔业多元化发展，力争把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打造为以观光旅游、海滨休闲度假为主，以科学科普、文化寻踪、宗教访胜、海洋摄影、海上垂钓、海鲜美食为辅的海峡休闲渔业文化旅游城，塑造“梦幻海岸，休闲天堂”的霞浦旅游形象，成为连接长三角和珠三角滨海旅游走廊的休闲度假胜地。

3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建设的保障措施

3．1加强组织实施按照“政府搭台、企业运作、中介参与、渔民受益”的指导思想，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建设，负责创业园建设的日常管理和协调服务等方面工作，包括创业园的总体规划编制、项目审定及科技、信息、人才、资金的引进交流、招商引资等。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责任分工，列入相关单位、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年度重大事项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确保规划目标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3］。全面分析规划实施效果及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形成促进规划落实和加快推进现代渔业发展的合力。为加快项目落地建设，应积极探索成立投资开发建设公司，作为投资开发主体，负责规划区域内的土地成片开发、融资和建设、运营管理公共基础设施［1］。着眼于增强开发公司的融资能力，对开发公司的投资收益全额用于再投资，一定数年不变，促进滚动发展。

3．2加大资金投入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建设需要大量资金，除省、市、县三级在启动资金方面予以倾斜外，应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银行及商业银行对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建设的贷款支持；积极争取中央企业投资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大型深水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探索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基础，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发挥农村合作银行的融资和信贷功能，多渠道筹措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建设资金。设立两岸渔业合作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台湾高新技术引进推广、科技创新、项目技改、品牌建设、专业合作社等县级扶持项目的资金补助和上级各类扶持项目的资金配套。

3．3加强渔民保障根据项目落地以及建设实施进度，按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开展征求移民搬迁，确保霞浦台湾渔民创业园建设的顺利实施。在移民搬迁工作中，健全失海渔民和失地农民的保障机制：一要避免简单的搬迁安置和货币补偿方式，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建立失海渔民和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措施未落实之前，不宜强行先征迁再安置或补偿。二要积极探索失海渔民和失地农民原有的土地（渔场）与其他可盈利资产相置换的可行方式［1］。三要实行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加强失海渔民和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通过建立完善失地农民和失海渔民的保障机制，逐步形成“以土地（渔场）换保障、以保障换就业、以就业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局面。

3．4强化政策扶持加大政策先行先试力度，进一步出台优惠政策措施，积极吸引台湾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入驻创业园投资兴业。对入驻台湾渔民创业园的台资企业在税收方面执行福建省财政厅等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落实支持台资企业发展的若干财税政策的通知》［3］。鼓励和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岸渔业高新技术和产品成果转化项目申请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对引进或合作生产先进适用的台湾农业机械，争取列入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目录；符合省渔业重点项目条件的水产品加工等现代渔业项目，优先申报为渔业重点建设项目。创业园管理机构可直接向省、市有关部门申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项目，对已获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的台资农业企业，优先申报上级项目补助并相应配套安排本级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和贷款贴息项目［5］。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农业企业申请注册地理标志商标和农产品商标，申报品牌农业企业，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标志使用权，争创驰名商标、福建省著名商标和福建省名牌产品，经认定或认证后享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相应的优惠政策。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大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组建力度，逐步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新型金融服务组织互为补充的多元化海洋金融服务体系。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按照“政府引导、财政补贴、渔民参与”的模式，积极拓展海洋渔业保险服务，建立行之有效的海洋渔业保险制度。

篇(7)

一、绿色壁垒的含义和特点

绿色壁垒也称为环境壁垒，指以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保护生态或环境为由而采取的直接或

间接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法律、法规、政策与措施。绿色壁垒的特点：①它是中性壁垒，有合理合法性。意在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减少污染，节约能源。另外WTO达成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虽然是限制绿色壁垒，规定各国所采取的检疫措施只用于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的范围，事实上也支持成员为人类健康安全及生态环境制定相关技术标准法规。②保护性。这点体现在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以保护人们身体健康和环境为借口，制定苛刻的法规和认证标准保护国内市场。③实施范围越来越广。其不仅涉及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初级产品，还包括中间产品和制成品，并深入到对选料、研发、生产加工等每一个过程的监督和评价。

绿色壁垒的实施，使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善待我们生存的环境。然而，现阶段其似乎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口的最好手段，阻碍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违背了WTO的初衷。

二、我国水产品出口遭遇绿色壁垒的主要原因

第一，我国水产品出口增长快，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近几年来，我国水产品总产量大幅度增长，渔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2006年上半年全国水产品产量2132.92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5.14%。产量增长带动出口也加快增长。据国家海关统计，1～6月份，水产品出口数量157.73万吨，同比增长9.86%。（表1）

由于出口量大，目标市场又相对集中，易给上述国家或地区造成大额进口逆差，引起对方强烈关注，针对我国情况采取相应的绿色措施限制我国水产品出口。

第二，各国对贸易和环境的双重保护。绿色壁垒不仅是为了保护一国公民人身健康和国内环境，也意在保护国内市场免受我国水产品的冲击。日韩等发达国家在水海产品检疫、检验程序和手段上设置了重重障碍，制定高指标限制农药残留、有害物含量等，甚至对水海产品的包装也作了限制，必须有代表高质量，多营养，生产和消费处理过程均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标签。1995年美国将HACCP应用于水海产品，要求向美国输入水产品的加工企业经美检验机构评审，必须实施HACCP管理，取得HACCP检验证书。2006年5月29日开始，日本实施针对进口农产品的新规定《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这项制度对所涉及的农产品数量设限增加，标准限量更为严格，检测项目成倍增加。据“肯定列表”制度，新增了51392个限量，涉及264类食品中的734种化学品残留，同时禁用15种农药、兽药。为符合“肯定列表制度”要求，我国输日农产品要经过自检、进口商指定第三方检验和日方进口检验等多重检测，检测费用提高、时间更长，增加了出口成本。

第三，我国水产品质量跟不上发达国家越来越严格的检验标准。水产品质量是顺利出口的第一保证，否则无法通过绿色壁垒。其一，我国水产品加工企业大多还是小规模企业，生产工序和设备达不到先进水平，对水产品开发、技术改造和人员培养投入少。科研开发能力不够，加工层次就上不去，造成粗加工产品多，这样水产品质量就难以跟上越来越严格的标准。其二，也确有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滥用添加剂、色素等污染物。

三、水产品出口如何应对绿色壁垒

面对国际上越来越纷繁复杂的绿色阻碍，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避免被绿色壁垒绊倒。为此，我们应积极研究突破绿色壁垒的有效对策。

第一，提高我国水产品质量，大力推进渔业品牌效应。提高水产品质量是确保我国水产行业外向型发展的基础，也是冲破他国绿色壁垒的必经之路。要求政府与水产养殖业生产者及加工企业相互协作。政府加强对水域、鱼苗、鱼用饲料和鱼药的生产管理和监督，随时监控沿海主要港湾和渔区以及内陆河流的环境卫生情况，及时清理消除区内海河污染，禁止用药物杀害海生物。加工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科学管理，将渔业产品收获储藏运输加工销售等整个过程都纳入质量管理范畴。掌握国际标准，对药物残留，重金属含量和微生物及添加剂严格控制，树立渔业的名牌产品，形成一些有实力的水产企业凭借其品牌，起到龙头带动作用，保住现有市场，也积极地寻找其他可出口市场，为自己创造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第二，坚持“科技兴渔”战略，逐步加大渔业产品开发科技投入。加快数量型渔业向质量型渔业转变，重在加大对渔业的科技投入。在这一过程中，定期及不定期的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对企业的培训尤为重要。完善现有渔业基础设施，建立重点实验室和基地，政府支持渔业从业者，加工企业协作开发新产品，如绿色水产品，无公害水产品和有机水产品及创造新养殖和捕捞方法。还要引进国外先进的加工包装设备和保鲜技术应用于我国水产品，并能随市场变化改进。这样可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整体质量档次，最重要的是要全世界消费者认可我们的产品，从根本上实现“科技兴渔”的战略。

第三，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和检验标准，推进我国水产企业国际标准化认证。目前，有关我国渔业的生态及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已经颁布实施，但仍需要不断根据国际新情况修订、填补空白，逐渐充实完善立法体系，用以规范和引导政府人员和渔业企业。加快渔业质量标准化，在产品安全卫生质量、饲料安全限度、水域环境、农药残留限量等检测技术及方法的制定上下功夫，多与发达国家相关专家交流请教。适当增加水产品检测检疫机构数量，最好使企业能在一个检疫机构接受一次性权威检测，包含所有主要检测项目，给企业节省时间费用。鼓励水产企业取得安全卫生方面的HACCP认证、环保上的ISO14000系列、企业管理方面的ISO9000系列认证。政府可把取得认证作为评定企业获得出口优惠资格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