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风险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宏观经济风险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记得七月份居民价格消费指数1.8%公布的时候，笔者就指出这是“假摔”，不是真跌。果然，8月份CPI又回到“2”时代。

物价回到“2”不仅正常，而且，从未来的趋势看，笔者认为，物价上涨的压力已经凸显。第一，8月份类消费品价格，除了通讯类的价格微跌之外，其余七大类消费品的价格都上涨，特别是随着房地产的持续回暖，未来居住类价格因房租的上涨会更加显著；其次，8月份猪肉价格虽然同比下降18%以上，但从猪肉价格单月的表现看，猪肉价格从7月份已经开始缓慢止跌。监测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全国猪肉价格呈缓慢上涨态势，猪肉价格的回升，将对未来物价上涨形成明显的压力；第三，随着稳增长一系列举措的继续加码，特别是8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加大项目审批的力度，货币政策将在稳健的基调下，继续偏向宽松。预计未来4个月，随着投资力度的加大，货币投放量至少将和上半年持平，全年将在9.5万亿左右，实质上属于稳中趋松的政策；第四，欧元区推行的“无上限收购债”的措施意味着，欧洲将不惜代价通过印钞来走出债务危机，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随时可能出台，这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以及粮食价格下半年重拾升势的概率很大。国际油价在未来一个月已经超过了8%的涨幅，而受美国干旱的影响，国家粮价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心理层面的影响不可小视；第五，考虑到下半年将深化资源价格等深层的改革，深化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这意味着，就影响价格本身的因素而言，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多余拉动价格下跌的因素。

与价格的上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实体经济未来复苏的态势并不明显：其一，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3.5%，较7月份2.9%的降幅放大0.6个百分点，不仅自2012年3月以来已经连续6个月“负增长”，而且创下34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8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2%，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首度跌破50%，创9个月新低，其三，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9%，也是年内的最低，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78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7%，而8月份的发电量仅仅微增2.7%，这一系列的数字意味着，经济下行筑底的过程没有完成，下行的压力和风险依然很大。

这样，宏观经济将面临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一方面，无论是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还是进出口数据等而言，宏观经济需要一系列的刺激政策遏制下滑的态势，另一方面，在很多行业产能过剩，去库存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加大货币的投放来遏制经济下滑，释放出来的新增货币将无法为实体经济所吸收，只能在地面流动，最终推高物价。实体经济停滞，而物价又面临上涨危险的情况下，宏观经济面临的滞涨风险就会越来越大。

篇(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以来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其主线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将成为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主旋律，各类经济政策的实施都不会离开改革这个主线。

突破口是解决结构性问题

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出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

2016年，供给侧改革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2016年国企去杠杆进展良好。下半年重工业去产能加速，部分行业的去产能速度快于计划进度。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已开始通过关闭僵尸企业、不良贷款核销、债转股并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去杠杆。

2017年，将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去产能”方面，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去库存”方面，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去杠杆”方面，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降成本”方面，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补短板”方面，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此外，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亮点是农业。农业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一环。2017年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从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改革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和收储机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全面确定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施力重点。

财政金融政策稳中有进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需求侧想办法，单纯靠投资拉动和增发货币来解决经济问题，但这一传统的调控理念、方式和增长路径已经难以为继，例如，货币发行和实体经济增长率已严重不一致。目前，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而是需要推进相应的制度调整与制度创新。

对于财政政策，必须突出财政支出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这表明，宏观调控政策不仅自足于短期的稳增长，还要照顾到长期的结构改革，在短期的调控政策中贯彻落实长期的改革部署，要弱化短期增长的总量平衡，强化长期增长的结构均衡和升级。

对于货币政策，基调是货币不能过于宽松，“调节好货币闸门”“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大水漫灌可能带来股市、楼市或大宗商品一时的大涨，也可能取得暂时的高增长，但是与长期结构调整的改革精神相违背。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与以往不同，增加了“中性”的说法。事实上，相比以往的“稳健”，“中性”有更强的经济理论支撑，中性特指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言下之意2016年的“脱实向虚”必须遏制，相关的经济风险必须防控。

还要指出的是，稳增长在2017年经济工作中的地位有所下降。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变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调整了改革和扩大需求的顺序。这不仅是改革与增长地位的对调，而且是政策协调性的增强，要在宏调中落实改革。既要做好短期风险防范和应对，更要注重挖掘中长期增长潜力；既要扩大总需求，也要改善供给质量。

金融改革重中之重是防控风险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呈现“债务―投资”驱动模式，央行增发货币、财政发债、地方发债和PPP的债务融资方式明显，并且资金主要流向央企、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国企，投资于铁路、公路等传统的过剩产能行业而非创新型的高科技行业，投资效率低、债务风险累积高。

现阶段的金融业分业监管已无法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目前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已突破20万亿元，其中表外理财超过14万亿元，表外理财等影子银行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很多短期资金成为国内游资，在各金融市场寻找套利机会，险资到处举牌，也成为这一轮股市暴涨暴跌的重要推力。而由于分业监管，很难形成监管合力。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论明确弱化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建立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

篇(3)

自我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市场经济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断加深，导致我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正在面临着严峻的信贷风险。为了获得稳定的发展，抢占市场份额，我国商业银行要革新管理方式，注重风险的防范。要注重宏观经济不确定下的信贷风险分析，完善我国银行业信贷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业信贷配置效率。

[关键词]

宏观经济；商业银行；不确定性；信贷风险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市场经济正在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增长速度放缓对经济下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市场风险、货币政策与经济走势均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主题，商业银行在不确定宏观经济环境下，将面临更多的市场风险。一方面，银行的信贷水平难以保持在较高的水准，贷款质量难以得到较高的评价，尤其是中长期贷款的基础设施类项目中，信贷资金的安全问题备受考验；另一方面，政府的监管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态等等，都对银行的信贷业务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亟需加强对信贷风险的防范，要避免在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受到诸多的影响。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现状

根据稳定运营原则与审核会计原则，商业银行会对风险资产的质量进行全方位的鉴定，并产生贷款的分类，作为衡量资产真实性与坏账准备金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银行信贷体系中，贷款风险的分类由资金监管者进行管理，采取科学化的方式判断贷款的风险级别，并对贷款的质量给予客观的评价。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进程中，针对不良贷款的分类情况，共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94—1997年，在商业化改革时期，商业银行采取四级分类法的方式，将贷款分为呆滞、呆账、逾期及正常四个类别。其中，前三类代表着“不良贷款”。第二个时期是1998—2003年，在延续四级分类法的同时，我国的五级分类法也已经出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内容，贷款分成了“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个类别（见表-1）。第三个时期是2003年至今，就是五级分类法的完善和使用。通过总结和借鉴国际化的贷款风险分类方法，五级分类法纳入了诸多评估风险的综合性因素，有着更真实的贷款风险评价表现。与不断完善的信贷风险评级方法相对应的是，我国在多次的不良资产剥离过程中，也发现了信贷风险逐渐加大的情况。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特点与不足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规律及市场调节机制的重要性。在此期间，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构建信贷风险管理机制，并表现出了明显的特征。在信贷风险方面，我国的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渐渐淡出微观经济领域，让商业银行真正开始自负盈亏，成为市场的自主经营主体。与此同时，深化改革的路径中，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为商业银行的制度革新与体制转换，奠定了良好的支撑基础。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信贷对象以国有企业为主，并有着突出性的问题。综合观察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安全性方面，不合理的信贷结构，是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所存在的特征之一。更多的贷款投向结构存在着趋同性，集中于公共设施领域、商业及服务业、房地产业与制造业，以及水利和环境、交通与物流领域等。与此同时，大量的不良资产渐渐显现出坏账本质，且信息披露的情况并不充分。如图-1所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增量不断攀升，并且大部分属于中长期贷款，其风险性难以预估。尤其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下滑的背景下，更是值得关注“天量”级的货币信贷情况。第二，流动性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存在着流动性差、运转缓慢等特性。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中长期的信贷风险不容易发现，并且在长期的贷款过程中，会阻碍银行的信贷结构调整，导致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集中度风险，也在不断增大。根据《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主要集中于五大行业，且比重达到90%。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存在的不足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我国商业银行由于长时间缺乏公司化的管理，以及存在体制化的深层次问题，导致在信贷风险管理方面，有很多不足之处。第一，粗放式的信贷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依旧存在着地域化的明显贫富差距。在计划经济时代，商业银行的统一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与有效性，忽略了地域性的差别。对于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的信贷效率不高；对于资源相对匮乏区域，商业银行也没能够做到信贷资源的合理配置。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个行业所存在的风险性大小不一，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也略有差别，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够建立针对性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依旧采取“大一统”的粗放式管理办法，则难以发挥信贷风险管理的效用。第二，缺乏独立的信贷风险管理组织。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长期体现为行长责任制与部门分政式。所谓行长责任制，即将银行的业务发展、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等责任，均归结于行长一身，其弊端在于传统体制下，行长同时扮演决策者与责任人，导致其难以发挥监督及权力制衡作用。所谓部门分政式，即各个部门的风险管理政策，均表现为各自为政的情况，缺乏良好的沟通与衔接，没能够统一信贷风险管理制度与政策。第三，并未建立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不仅需要事前的防范与事后的处理，更需要建立风险的预警机制，通过全面的制度建设，构建科学化的预警体系。目前，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还未建立，在遇到不良资产时，往往需要采取极端的事后控制方法来处理，不能完全发挥信贷风险管理的职能。第四，有待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从客观的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着多个层面的不健全情况，难以达到理想的内控效果。类似信用造假、员工监守自盗、内外部勾结转移资金等情况时有发生，不利于预防金融风险，无法满足银监会监管的根本要求。通过观察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内部控制情况，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缺乏良好的内控环境，形式主义盛行，缺乏权力的有效监督与管理，评价与激励机制有待完善；针对信贷风险的评估，在信贷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内部评级方法、信贷风险评估技术以及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等方面都需要有所改善；信息沟通的缺乏，信息化的程度不足，严重信息披露失真等问题有待改善；监督机制还有待改善，各级内审部门的监督职能有待提升。

三、不确定宏观经济中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分析

（一）不确定性的风险所谓不确定性，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代表着不可度量的风险。而“风险”一词在信息经济学中，可以等同于“不确定性”概念。在金融领域，风险就是获得经济活动资金的同时，基于不确定性的情况，同时可能需要面对的经济损失。简单来说，在金融与经济领域，“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客观存在的“风险”，往往也存在着普遍的规律性，根据理性的判断与决策，人们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降低不确定性。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与科技的不断革新，市场经济社会生活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对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存在着明显的影响。以银行信贷业务为例，银行得到企业信息后，需要对照审核信息标准与流程发放贷款，而对于信贷的风险性，银行可以透过专业的人才采取专业的手段，做出预见性的评估。但基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则很可能引发贷款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造成市场秩序的紊乱，引发金融风险。无论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还是从微观经济角度，银行信贷风险的根源，就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

（二）银行危机与信贷风险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信贷业务的利润十分丰厚，但信贷风险也随之而来，成为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类别。时下，我国商业银行正在面临着三重发展危机，即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附加风险以及市场经济的自身运营风险。面对严峻的国际市场挑战，商业银行需要及时构建自身的风险防御力，结合自身发展特色，有针对性地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色，构建科学化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路径中，我国金融业正在不断与国际接轨，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愈加明显。面对一系列的外部风险及内部风险，商业银行能否强化信贷风险的管理与防范，将直接关系到社会金融资本的利用率及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不确定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传导机制作为兼具企业与银行特质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的发展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不管是微观经济要素还是宏观政策要素，都会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产生影响与冲击。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发展路径中，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一直在不断改变，包括经济增速不稳定、通货膨胀及国际金融影响等不确定性问题，也一直在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发展。金融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市场发展的更多种可能。基于不确定宏观经济背景，过度负债与通货紧缩成为了金融风险的传导要素。市场经济的一路上升，不仅仅取决于内在要素，同时也需要外部条件的引导。目前，全球范围内，金本位制度依旧发挥着主要作用，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态，一旦某一个国家出现经济萧条，就会造成金融风险的传导。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典型的案例，这场危机引起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四）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形成机理分析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体制对于信贷风险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对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其信贷风险与社会体制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剖析我国金融市场的信贷风险，主要源自于银行内外两个层面。从内部情况而言，银行自身的体制不健全、产权主体地位缺失等情况，以及执行力不足与人力资源状况不佳等问题，都是引发信贷风险的潜在影响因素；从外部情况来说，我国宏观经济的变量波动，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波动，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与数量，很可能瞬间引发信贷风险。与此同时，有待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也是导致信贷风险出现的根本原因。

四、不确定宏观经济环境下防范信贷风险的策略

（一）注重宏观经济不确定下的信贷风险分析通过对近些年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的观察发现，在我国市场经济处于发展期，人们对于市场前景普遍看好，且商业银行对于信贷项目也有着足够信心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通过采取扩大信贷规模与放宽政策等方式，让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贷款。然而，在显著的顺周期性背景下，这种信贷标准的降低，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情况的发生，而政府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便会采取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增加利率的方式降低企业的投资需求，无形中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与此同时，在不确定宏观经济背景下，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全球经济周期也保持在较强的同步区域，这意味着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均会影响到国内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态势。伴随着我国近些年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市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基于开放经济环境，商业银行不仅要注重国内的政策变化所产生的信贷风险，同时更要提前预判国际经济的不确定动态作用。

（二）完善我国银行业信贷内部控制制度第一，建立多项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做好信贷风险管理工作。例如，建立以分级审批为核心的信贷授权授信制度，建立权责分明的信贷岗位责任制度，建立独立运作且相互制衡的内部管理和控制机制，建立信贷风险的电子化控制制度。通过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强化信贷风险的管理，通过明确责权利的各项要素，并迎合时代的发展，采取电子化的技术制衡内部管理的各个部门，有效避免“人为风险”与“道德风险”，均有益于对信贷风险的控制。第二，在完善制度的同时，更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例如，营造良好内部控制环境，健全法人结构，营造信贷控制环境；强化内部控制力度，推动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授权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完善信贷风险评估体系，全面强化风险管理部门的定位，强化信贷风险的评估技术实力。第三，良好的执行离不开良好的监督。商业银行需要通过构建独立的内部审核监督体系，理顺稽核体制，避免监守自盗的风险的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提高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业信贷配置效率对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配置而言，我国不确定宏观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所以通过提高行业信贷配置效率，强化配置决策，将有利于规避信贷风险。首先，要从行业角度出发，对于贷款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商业银行要有全面性的了解，要洞悉行业发展趋势，通过对行业的全面性考核，辨别行业风险与企业基本风险。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宏观经济周期的规律性，通过合理配置信贷资源，降低行业风险。其次，要根据国内外的宏观经济态势，正确做出风险预警，在借助现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下，深入分析企业的有限信息，深入分析信贷风险，选择成长型优、发展潜力大的行业或企业，作为优质信贷资源配置首选，通过优化配比降低风险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风险存在着波动性与联动性特征，商业银行在行业观察与企业观察过程中，要全面考量上下游企业的具体表现以及关联度较高的行业所存在的风险情况，避免风险的蔓延与传导，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行业信贷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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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淼.我国银行稳健性与宏观经济的冲击影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篇(4)

关键词：滞胀风险；边际滞胀；滞胀治理；人口红利；通货膨胀；通胀预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减税

中图分类号：F123.16；F8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3-0028-07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政策措施挽救经济。然而，由于各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互联网时代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外部性，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在通缩与通胀并存中摇摆复苏（郑良芳，2011），但美、欧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黯淡（金三林，2012）。后危机时代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是扑朔迷离，以至于学界难以作出一致的判断。尽管经济仍然保持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增速呈递减趋势；就业增长依然缓慢；物价水平却一路上扬，大有不可遏制之势。学者们在提出防通胀的同时，又担心陷入增长停滞的两难境地（刘澜飚 等，2011；柳欣，2010）。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正值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准确把握，关系到未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有效实施。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剖析未来阻碍经济快速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意义十分重大。

本文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进行了考察，通过引入社会总生产函数构造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货币经济学理论分析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从劳动力与资本的数量增加和要素效率提高、制度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合理化等方面提出应对滞胀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面临滞胀风险的现实考察

1.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

“滞胀”是指经济停止增长且有通货膨胀的经济状态。本文研究的滞胀是一种边际滞胀，即经济增速趋缓且通货膨胀攀升的经济状态。尽管“滞胀”一度被认为在中国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特征（尹碧波，2007），然而，从下面几项指标来看，现阶段我国经济正面临边际滞胀的风险：

（1）GDP增速下滑，CPI持续高涨。2010年初我国GDP增速达到顶峰11.92%后一路下滑，到2011年末时仅为9.2%；物价指数则从危机时的低迷迅速回升，由2010年初时的2.2%持续上升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4.6%。

（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不乐观。虽然滞后指数仍在回升，但一致指数在震荡中呈下降态势，先行指数也持续下跌，到2011年末两者仅为99.8%和100.2%，发出较强的经济衰退信号。

（3）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在消费者预期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下跌的影响下，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10年初开始下滑，虽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却仍然无法改变持续下滑的态势。这表明消费者对收入预期、就业状况、物价上涨等方面的满意度下降，对未来经济有担忧，意味着消费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少；研究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与失业率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说明失业状况可能趋于严重。

（4）采购经理人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我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2010年初的55.8%下降到2011年末的50.3%，直逼制造业衰退的临界点50%；企业家信心指数也由2010年初的79.5%下降到2011年末的68.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对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信心不足，预示投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2.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主要因素

从理论上讲，若社会总生产函数为Y=F（K，L），劳动力、资本（假设土地总量不变）等要素投入数量和各要素生产效率将影响经济增长。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年龄构成及就业状况等，资本数量取决于资本存量、折旧率、社会总体储蓄率、储蓄—投资的转化率等，劳动效率的高低由劳动者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即积累的人力资本）决定，资本效率的高低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知识和技术通过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则通过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进而决定实际产出能否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可见，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结构、失业率、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投入数量和增长速度、生产技术水平、制度等都将影响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持续上涨。根据货币经济学理论，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从供给角度来看主要是产品成本的上升；从需求角度来看主要是政策因素使货币供给过多，导致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同时，公众过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对实际通货膨胀产生放大的效果，从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现阶段，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因素主要有：

（1）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指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创造的有利条件（蔡昉，2010）。充足的“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然而，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由50.2%上升到63.1%，抚养比例持续下降。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指出，由于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8年左右消失，未来五到十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劳动力资源的约束。此外，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也日益突出。城乡大量失业人口与沿海各地“招工难”、“用工荒”并存，劳动力市场价格看涨；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结构转变，而劳动力供给转变相对滞后；企业需要提高劳动力价格以招募日益稀缺的技术性人才，劳动者则因为日益增加的城市生活成本倒逼工资上涨。总之，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和泡沫经济吞噬了一部分“人口红利”，在一定程度上滞阻了经济增长。

篇(5)

关键词：宏观经济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研发增强发展

2011年在外部环境恶化和国内政策调整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外需增速大幅度回落的带动下出现明显的回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净出口、消费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调,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0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增速为32.7%，比去年同期回落了4.9个百分点。宏观经济开始进入本轮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实际GDP向潜在GDP的快速回归，大幅度缓解了实体层面的过热压力，但由于各种原材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快速提升，中国面临的结构性价格上涨依然严峻。“经济大幅放缓”与“通货膨胀抬头”可能成为自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区间的总体特征。

1）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将成为引导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因素之一，全球经济下滑和全球通货膨胀抬头将使中国在中期阶段面临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挑战；

2）在国内贸易政策调整和世界经济减速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外部需求存在调整过度的威胁，外需的过度回落通过“出口-投资联动机制”不仅会引起内需总量的收缩，而且会导致内需结构的恶化；

3）汇率的调整以及国际资产定价的重构将导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异样变动，投机资本的过度进入可能会加剧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困境；

4）在国际商品价格高涨、国内大宗商品紧平衡以及流动性总体过剩的多重压力下，结构性价格上涨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在中期内必然面对问题，价格上涨的多元性以及国际输入性决定了目前价格治理的战略定位和措施存在巨大的偏差；

5）结构性价格上涨将通过不对称效应打击实际消费的增长，“消费加速”与“消费升级”难以在“实际收入下降”、“经济大幅放缓”与“通货膨胀抬头”的下行区间得以实现。

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处于一种周期性调整中的下行期，它通过市场的中介纽带作用做出灵敏反应，对我们施加影响，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原材料价格结构性上涨的情况下，导致我们所需主要原材料硝酸铵，珍珠岩，木箱等价格大幅上涨，产品成本大幅增加。

2）人工成本上涨，据统计，目前消费品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约7.0%，而且其中的食品类价格水平同比上涨7.8%，这样，我们就要为员工加薪，但增加幅度已远远低于物价上涨幅度，这样就造成了管理工作上出现了新问题，员工与公司的矛盾突显出来，不稳定因素随之而来。

3）我们的主业产品—民爆产品在国内属产能限制范围，而且由于其特殊性，市场竞争激烈，致使其价格上涨幅度远远低于用以生产的原材料及人工成本的上涨幅度，在各种成本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民爆产品价格却没有紧跟步伐调整。价值上投入大产出少，进而企业财富逐渐流出。如果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我们将面临现金流严重短缺的局面。从本质上看，这种影响是很深远的。与原油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的深层次本质功能是一样的，，虽然在表面上属于需求拉动型，但实际上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它在本质上具有在不同社会部门之间的资本再分配的功能。

4）出口形势日益严峻。一是国内2011年密集出台的控制出口过快增长和调整外贸结构的政策效果在2012年进一步明确显现，出口退税率降低，人民币升值步伐有所加快，各方面生产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出口优势减小。二是引领全球经济的美日经济、欧洲债务危机不确定性增大，次级贷款危机引起消费减缓，对我国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已显现。三是由于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惩罚性关税手段方式增多，应诉及相关费用损失巨大。今年我们出口产品总量较去年同期减少522吨，同比下降了55.33%。

5）由于近几年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和调整，我们的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始终处于高位，加大了企业的融资资金成本。

6）由于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抬头，导致财务报表失实，报表同期数据的比较结果会出现较大偏差，如何解析这些数据，是我们企业财务面临的迫切问题。

在面临不利经济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采取以下各种应对措施：

1）针对目前的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结构性持续上涨，我们要加强科研研发力度，采取替代法，在不影响产品正常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用价格低的材料取代价格高的材料，比如我们企业：硝酸铵、硝酸钠、木粉的使用比较普遍，根据客户的实际用途和使用时间，可以适当采用硝酸铵水溶液替代硝酸铵的方法，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应考虑其他环保材料能否经过科研上的改进达到大量使用的可能。

2）最大限度地使用机械自动化生产，提高安全本质化程度，降低人工成本。民爆产品的生产前提是安全第一，以人为本。应加大安全生产费用投入和使用。

当然，这个问题实际应用起来确实有些困难，主要是技术上的问题，目前民爆产品方面的技术人才良莠不齐，能真正带来经济效益的人才太少，这个问题需要企业内部小环境和外部大环境都引起高度重视，加强实用性人才的培养，目前公司已与南京理工大学建立了民爆产品校际实验生产基地，对能真正带来经济效益的人才给予大量优厚政策，吸引人才，鼓励有识之士加盟和技术创新。

3）加大市场调研力度，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国家针对覆梯炸药出台的政策明确表示不准许在国内市场销售，只准许出口外贸。其实这带来的就是产品结构的调整，而对目前原材料价格结构性上涨和通货膨胀抬头的情况，我们如何能保持收入的实际持续增长，主要就是要调整产品结构，用高附加值的产品代替低附加值的产品，比如目前表面硬化炸药、长储存期废火药利用、含能胶质炸药的附加值相对要高一些，我们己经做了相关的尝试，加强市场推广，同时我们加强了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制和衔接，把高效能产品全部或部分应用到市场实际使用中。这样，既可以破解目前大环境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剔除各种比率上升的影响，达到销售收入的实际增长，同时也为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4）在重重包围中寻求出口增加值，针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常用结算货币美元持续走低，签合同时采用欧元、日元等坚挺货币代替美元，减少损失，尽量减少向或通过贸易壁垒国家销售和运输货物，多渠道发展贸易伙伴，当然，这需要外部大环境的支持。

5）在信贷上采取谨慎原则，尽量采取同业或关联业拆借互相担保的办法，比如：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尽量降低融筹资资金成本。

篇(6)

关键词：增长方式转变；风险控制系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7-0018-08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的现状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这一问题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更加明显。中国之所以会受到金融海啸的不利冲击且影响程度逐步加深，除了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目标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早已意识到并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在当前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下，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导致转变步伐十分缓慢，为了加快转变的进程，必须将潜在的风险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之内。在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建立一套能够有效地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潜在风险的风险控制系统。只有如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才能降至最低，转变进程才能升至最快。

一、控制风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

根据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以及对1995年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回顾，有如下基本判断：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城镇登记失业率不高于5％，衡量通胀率的CPI指数不高于5％，对外贸易经常项目中的逆差控制在2％以内并且能够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如果经济增长率不低于9％，失业率不高于4.5％，通胀率不高于4％，贸易逆差控制在1.5％以内并能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仍然可以运行良好。因此，如果将上述指标看做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几个重要风险约束条件，由宏观经济运行能够达到上述目标来确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选择、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显然它们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可以承受的比较宽松的界限，在这些约束条件下，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还可以再快一些。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为何如此缓慢?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第二，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地方官员升迁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为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中央政府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地方官员晋升绩效考核的最重要可量化指标。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形成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晋升锦标赛”。现行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显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重视经济增长数量，轻视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因此，地方官员对于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外，一个地区的失业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关系到政绩，而且较低的失业率本身就直接反映了政绩，较低的失业率还有助于本地区的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也是地方政府官员所追求的目标。地方政府除承担本地区行政事业经费、文教卫生支出和其它支出之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支出，其中前两项支出具有刚性，政府必须解决，而最后一项又直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个人政绩相联系，对政府官员非常重要，因此，地方政府通常格外重视本地区的财政收入。然而，关注经济增长、失业、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却不太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因为：尽管地方政府官员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它需要的时间太长，一届地方官员大概任期4年，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要实现晋升目标，必须进行能带来短期明显政绩效果(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保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恰好能够更容易实现这一点。既然维持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可以维持原有的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财政收入，而在任的短期内“动大手术”则可能带来非常大的风险，那么地方政府自然没有激励去积极落实中央政府的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

缺乏风险分析导致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根源在企业。中国企业粗放程度高，若维持粗放型生产方式，虽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净利润都不高，但至少可以发放工资、计提设备折旧；若粗放型企业迅速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短期内，工人会失业，机器设备会遭到淘汰，甚至企业可能直接关闭。面临来源于企业的微观风险，地方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本地区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地区竞争力减弱以及地方官员政绩在现有绩效考核制度下受到不利影响。面临企业的微观风险演变为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中央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国际竞争力减弱，从而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稳定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担心导致它们在制定和落实试图推动转变步伐的政策时都会试探着进行，企业的担心导致它没有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并且这些试探性的政策往往会由于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多重委托关系而“寸步难行”，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式委托机制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政府与企业的谨慎策略恰说明它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潜在风险的形式和大小不够了解。如果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政府就会更明确地知道促进转变政策应有的力度，而不再是无关痛痒的“试探”。

基于以上的理解，为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步伐，可能的途径有两个：第一，改变绩效考核机制；第二，有效控制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改变绩效考核机制是很多国内学者提出过的政策处方，但其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涉及到经济领域之外的政治情况，超出本文研究范围。基于此，在现行的绩效考核体制下，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就成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为了有效控制风险，须率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不同地区(尤其是各地区中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企业密集的城市)、不同行业(特别是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行业)、不同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分别进行风险溯源；找到风险源头之后，采取定性方法对潜

在的各种风险加以识别；然后，采用定量方法对各种风险的大小进行评估；最终，生成一个蕴含大量信息的风险排序。只有通过这样的风险分析，才能够让中央政府给出更为确切的转变步伐临界值，才可能构建合理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有效控制风险，最终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那么，中国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具有什么特征?

二、黑匣子：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及其局限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工具作用下的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实际上把宏观经济运行系统看做是一个黑匣子(如图1所示)。政府在匣子的一端输入政策变量，在另一端得到运行结果。虽然从政府向黑匣子输入政策变量到得到宏观经济运行结果之间存在不确定性，政府无法判断运行的实际结果，但政府其实有一个预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值，也就是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理想经济增长方式。政府根据输入的政策变量组合(包括政策变量的选择及各变量的取值)与运行结果的变化值，来决定下一次的政策变量组合，即根据反馈结果来调节政策变量，这样就形成一个动态反馈的调节系统。

现行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实际上是反过来进行的：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组合所影响的宏观经济目标超出了政府的期望值，政府就可以改变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以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风险限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因此，政府在实施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时，必然是首先选择一些易于实行的政策，使之影响包括了关键产业和问题突出的地区的整个国民经济黑匣子，然后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当这些政策有效，而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又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政府将在下一个时期加大原有政策的力度或者推出新的政策，再来观察这些政策对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如果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则进一步加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力度；如果用由宏观经济目标衡量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围，则减轻政策力度，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使宏观经济目标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会产生宏观经济风险，但由于这种风险实际上是直接由政府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引起的，而这些政策工具又由中央政府完全控制，因而政府可以通过选择政策的组合和力度来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因此，这是一种根据输出值的反馈来调节输入值的风险控制机制。

虽然现实中的宏观经济目标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目标体系，但由于：(1)这些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例如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关系。(2)政府会根据一定时期宏观经济中急需处理的主要问题而在这些目标之间有所侧重，因此，尽管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多目标的特征，政府仍然能够依据目标之间的联系和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策选择。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增长率目标通常不会低于8％，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率为9.45％(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1992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15％；进入2000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21％，失业率不能超过5％，通货膨胀率不宜超过4％，国际收支很难容忍总体上的逆差，更不可能容忍较长时期的逆差，如果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导致出口大幅减少而进口迅速增加从而形成贸易逆差，则政府也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度和进程。因此，在多个宏观经济目标(即目标体系)的条件下，政府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进行政策选择；即使因为多重目标下的政策选择空间不大，政府也可以通过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来选择政策。此外，对于两个不属于宏观经济目标但又会影响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财政收支状况和金融市场风险，政府也同样有一个心理预期值，当财政收支状况严重恶化、金融市场风险快速提高，超过了政府认为的社会承受值时，以社会稳定为更高目标的中央政府就必然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其风险控制系统与上述完全相同。

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问题是：(1)政策制定有一个时滞，即从政策制定到最终影响各经济变量，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达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所经历的时间，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政策在传导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这一时滞包括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中央政府认识时滞(搜集信息)和行动时滞(制定并执行政策)，而外部时滞是指企业微观决策的时滞和改变生产经营活动的时滞。如果政府根据政策实施后的效果来决定下一时期的政策，本身就会造成宏观经济风险。(2)可能导致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有关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即中央政府在t时按最优化原则制定一项t+n时执行的政策，但这项政策在t+n时已非最优选择，从而影响政策的可信性，使此后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其它政策难以推行。(3)由于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制定的政策很难兼顾到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差异，而我国无论是地区差距还是产业差距都很大，因此，一项缺乏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2006年中央政府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就没有实现；在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之后，相当一部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外资企业纷纷逃离中国，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减少用工，辞退工人。这些情况都说明，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运用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料不到的风险。

三、中央与地方协调：基于风险分析的风险控制系统

由于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文设计了一种新的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对此，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建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基于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体系，在实践中必然会因为时滞而产生预料不到的结果，加大执行政策的风险，引起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而使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或因犹豫不决而坐失良机，或因急躁冒进而酿成恶果。第二，建立一个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可能的。只要在现有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加入决策前的风险分析，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控制，就能避免现有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包括两个相互协调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是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一个是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一)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2所示。这一模式最大的好处是，由于首先进行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在此基础上才选择政策组合、政策力度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这实际是在事前控制了风险，从而可以避免由于政策的时滞，而延误控制风险的最佳时机，避免出现政

策的结果开始在现实中显现出来的时候，宏观经济风险可能已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具体而言，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1　重视政策选择前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中央政府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主要产业以及作为产业空间存在形式的地区，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这些产业和地区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主要产业和主要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和各个地区。

2　政策措施的控制和调节更为精准。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了解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主要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主要产业部门与其它产业部门的关系；了解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了解了由于产业存在于地区而地区依赖着产业所导致的地区与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了解黑匣子的内部构造和联系机制，政府就能够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根据经济中主要部门和主要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分别制定，从而进行精准的控制和调节，避免了“一人得病，大家吃药”的情况。在打开黑匣子后，政府可以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国民经济中主要行业中失业率的影响从而得出对各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失业率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某些重要产品(例如能源和原材料等)价格的影响，从而对价格水平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产生的影响；除了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宏观经济目标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之外，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即金融市场风险。

3　具有多级反馈功能。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对经济中的产业风险和地区风险分别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综合两种风险的交互影响，与可承受的风险进行对比，然后修正自己的政策组合和实施力度，再次对政策的风险进行分析，直到风险在可承受范围内。通过一种风险的细化和可能影响的模拟，建立一种宏观风险的反馈式评估系统。

如果说中央政府缺乏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有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也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地区性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地方政府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更多的担心，因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采取了比较谨慎和消极的态度，只是迫于节能减排目标而选择某些政策。为保证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能够在地区得到落实，除了中央政府在决策时需要考虑各地区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外，地方政府也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二)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职能有所不同。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推动者，而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是被动的接受者；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由于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宏观运行的风险程度来适时调节政策组合及力度，所以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具有很大的可控性，但对于被动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来说，政府政策和宏观经济状况是地方政府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很难改变其外部环境，而是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整自己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同之处是，地方政府并不用过分担心经济的波动(除非这种波动严重影响到经济中的就业)，也不会过分担心价格水平，因为在地区间市场壁垒已经消除的今天，地方政府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来水和城市交通的定价之外，他们的经济行为已经很难影响当地的价格水平。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不用担心对外经济状况，除非本地区是明显的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也不会太在意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产生的金融市场风险，但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非常在意财政收入状况。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中央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整个国家的政策，地方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执行这些政策，所以中央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而对于地方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所影响的市场都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只能在追求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此，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与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最大区别在于：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不同。其次，由中央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而有意识调控的宏观经济，对地方政府来说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3所示。

图3显示，该系统能根据外部环境和中央政策的变化来及时考虑政策种类、政策组合以及政策力度，并通过主要产业分析而及时评估出政策风险，进而调整政策使之保持在可承受的风险水平之内。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已成为既定的外部环境情况下，当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本地区的主要产业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本地区这些产业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本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本地区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

此外，应该加强中央与地方风险控制系统的有机协调。一般认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应该包括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将后者看做是前者的一个子系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观点是对的，但在市场经济和分权体制下这种观点就有了问题：一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二是它们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三是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央政府所不知道的许多信息。基于这三个原因，不能简单地把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看做是中央政府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子系统，而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具有某种独立性，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加强与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协调，努力使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服务，甚至努力建立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否则，就会出现地方政府不积极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情况，

或者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转嫁给中央政府。

四、控风险与促转变的政策思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缓慢的现状，现阶段中国要通过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如下政策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一)注意对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的风险控制

经过多年探索，政府已经逐渐明确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是建设节约型社会，重点是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特别是节能减排。根据这样一个政策思路，可以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风险控制的重点。

首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虽然第一和第三产业都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第二产业中的问题最大，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在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内部的关联度高，由节能减排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政策引起的不确定性极大，因而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产业风险源就是第二产业。而在第二产业中，又须要重点控制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六大行业，因为这六大行业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国总量的70％，无论是目前正在实施的节能减排，还是不久必然推出的能源及其他资源价格改革，首当其冲受到严重影响的就是这六大行业。它们都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特别为制造业提供基本条件，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产业风险会通过六个产业扩散到整个制造业，进而扩散到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控制好六大行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控制了宏观经济中的产业风险。

其次，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地区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业密集的地区。虽然中国各大经济区都存在“两高一资”产业密集的地带，但总的来看还是中部地区这类产业偏多，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注意作为中国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的中部地区所面临的风险。如果不是从大的经济区域或省级行政区，而是从城市层面看，不少城市就属于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和低效益的城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这些城市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政府继续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这些城市中的许多企业就面临关闭的可能，进而为城市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带来极大的压力，这些城市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高风险地区，因而需要高度重视。

(二)全面防范各类宏观经济风险，但重点是防范通货膨胀和失业风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率，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很高，即使采取比较严厉的政策，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仍然是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一，因此，降低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会产生过大的宏观经济风险，至多是由于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带来的其他风险，例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减少，特别是“两高一资”密集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降低出口产品中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但同时也会减缓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总体上看，它对进出口平衡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它有可能加速通货膨胀。这主要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根本的手段是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能源和资源处于投入产业链条的上端，能源和资源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下游一系列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加速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则会使财政补贴的负担不断加大，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继续运用节能减排的行政手段，最终也能够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但资源配置效果不如放开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更有效率。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必然会导致整个经济中失业率的上升，特别是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失业率较大幅度的上升。如果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风险将显著加大，这是政府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但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资源价格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抑制通胀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这不但对我国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使央行被动投入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这是流动性过剩、进而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来源于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热钱流入，出口品中有许多商品的竞争优势源于低成本的价格优势，而低成本又是因为我国人为地压低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很多外汇是通过这种低价格而换取的。因此，理顺能源和资源的相对价格，不仅是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降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通货膨胀风险的有效手段。

篇(7)

关键词：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4-0040-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4.08

压力测试作为一种定量分析方法，是银行发现并控制潜在风险的重要工具。根据关注范围的不同，压力测试可以划分为两大类[1]：一类是微观压力测试，估算“异常但合理”的冲击所导致的单个机构资产组合价值变化，目的在于衡量冲击对金融机构某项业务或者资产组合的潜在影响；另一类是宏观压力测试，估量“异常但合理”的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由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并不等同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方法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工作意义重大。本文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方法，分析了宏观因素异常变化对银行最为关注的风险——信用风险的冲击，以此判断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一、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