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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一、 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要求我们认识到,通过教育传承创新、发展繁荣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
教育既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生成的肥沃土壤、文明传播的主要途径、文明创新繁荣的必然依靠和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周易》说:“物相杂,故曰文。”不同的声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制度而存在文明差异,不仅不是文明交流融合的障碍,反而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活力所在。吸纳世界文明精华,是适应开放性、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教育承担着神圣使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汲取世界文明精华、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当然。眼下的世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国际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有力助推人类文明进程。世界知识与技术大面积普及、深度共享、协同创新,需要我们系统探寻和研究世界知识、技术、文化的根本价值,需要世界各国通过教育传承创新、发展繁荣富有特色的先进文明,深入推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世界意识、世界眼光、世界情怀和世界交流合作能力的公民,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二、 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要求我们认识到,教育国际化是推进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在世界跨国、跨地区流动成为常态,这其中包括教育资源及教育要素在国际上流动,也就是教育资源在世界范围优化配置,由此带来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教育国际化日益活跃。很显然,教育国际化是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在人才培养、文化发展中融入国际元素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面向世界发展本国或地区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教育改革发展有所影响、有所贡献的过程。确实,教育作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事业,承担着造福人类、弘扬文明、推动进步的使命,教育国际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正日益成为各国教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当今时代教育整体特征的表现,它以全球化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为背景,以实现人的国际化为目标,通过具体多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国家或地区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模式互学互鉴,更好地推进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文化发展,助推各国或地区在全球化中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世界各国教育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 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要求我们认识到,教育国际化是解决世界教育领域基本矛盾的重要途径
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不断,商品、资金、人员、技术等跨国跨境流动不绝,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持续提高,使许多教育问题全球化,必须扩大交流与合作,以期更好地解决全球性教育问题。的确,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教育国际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教育国际化为人类跨国界、跨文明交流合作提供了可能,促进各国教育市场、人才资源等共建共享。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本土化与国际化、单一性与多样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等同时并存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改革发展之中,需要解决“本土化”与“全球化”、“传统”与“现代”、“合作”与“竞争”、“知识增长无限”与“人类汲取知识能力有限”等矛盾。而解决这些基本矛盾和问题,应当从“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的高度加以审视,在深入推进教育国际化中逐步达成。
四、 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要求我们认识到,教育国际化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明确教育国际化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定位。时下的中国,亟需通过建立健全教育国际化战略,依据“发展教育,经略世界”的理念,从顶层设计、治理结构等方面系统谋划,加强战略协调,做到教育、文化、外交、贸易、投资、旅游等有机互动;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推进中国教育国际化,既借鉴世界科学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改革发展举措,又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以教育国际化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通过文化与市场途径,支持走向和经略全球教育市场,建设中国国际教育中心,积极应对教育国际竞争。
教育是文化鞒杏肴说姆⒄瓜嗔系的桥梁和纽带。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改革发展背后,都维系着一种精神力量,这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追求。中国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其中的一个使命是通过教育,更好地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增强国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好地培养植根民族文化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公民,提高全民素质;更好地为提升全体中国人的全球意识、国际责任和文明素质奠基,打造人力资源强国。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及人才培养,必须充分展现开放合作、兼容并包的博怀,培育全体受教育者宽阔的国际视野和面向世界的情怀。因为我们的国家要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不仅要成为经济、技术强国,更要成为文化、精神强国;不仅要引导全体受教育者学习和传扬中华优秀文化,更要教育他们在这个现代化、多元化的时代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民族品性,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积蓄力量,走出一条充盈着民族文化、时代精神、全球意识的成功之路。
五、 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要求我们认识到,中国应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全球化不断促进世界投资、贸易、旅游等的增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然,我们也认识到,目前每个国家和每个人在全球化中的受益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国家或每个人的资源禀赋、教育水平、发展基础等都不相同,从全球化中得到的机会和受益也就不可能整齐划一。客观看待和评估全球化带来的利与弊,应推动实现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化,让它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及其人民。
[关键词]民族;民族主义;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6 ― 0030 ― 03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
一如韩寒所拍电影《后会无期》中经典台词所言“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主义”的概念进行界定,依然难以全面阐述“民族主义”的内涵。E・B・哈斯曾用“盲人摸象”的比喻来形容学者们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研究:民族主义是只大象,研究者是个瞎子,每个研究者只摸到“民族主义”大象的一个部分。①
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民族主义”是由“民族”和“主义”两个单语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民族”是“民族主义”的基础,所以,明确“民族”的内涵是理解“民族主义”概念的前提。
在我国的话语体系下探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概念,首先需要清晰认知的是,“民族”是个西方概念。英文用nation一词表示“民族”,源于古希腊文ansci到拉丁文nasci、natio再到英文nation的衍变,在词义上也由“生育”、“生存之物”逐步扩展为“具有同一出生地的居民团体,亦即拥有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类团体”②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观“民族”一词的语义发展过程可知,“民族”一词最初仅具有生物学、社会学和地理学上的意义。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时,nation成为“国家”的同义词,具有了政治色彩。有词典将“民族”解释为:有着相同血缘、生在相同国家、受同一政府庇佑的众多家庭。③韦伯曾言:“在谈到‘民族’这个概念时,我们一再指出它同政治实力的关系。”当“民族”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时,我们就不得不将其与“国家”联系起来。“民族”与“国家”都是政治概念,但是两者关系却错综复杂:有民族无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的国家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下文所要探讨的内容都是以我国的国家形式为逻辑起点的。
正如“民族”没有得到一个普遍的、明确的解释一样,“民族主义”的概念也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将“民族主义”的内涵概括为如下几类:第一,从心理学上分析,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是一种个人忠于国家的心理状态,④是一种情感归属、民族认同的爱国动力;⑤第二,在政治上,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是一种追求民族利益、为民族生存、平等、独立、发展服务的社会实践运动;⑥第三,从理念上分析,民族主义是引起民族主义情绪、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理念原则;⑦第四,民族主义具有多种含义,兼具多种特质。安东尼・史密斯将民族主义的含义总结为:以民族情感为前提的民族的语言或象征、争取民族利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民族信仰和民族意识形态这三者中的一种或多种。⑧笔者认为,民族主义兼具主观与客观双重意义,首先,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就是一种主观上的思想观念,统一的思想观念反映在国家体制上就表现为意识形态。当主观上的思想观念推动政治运动时,民族主义的思想就会成为一种追求利益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观念,同时也是民族主义实践。
根据上述阐述,笔者将民族主义的内涵分为三类:一是表现为强烈民族情感的民族主义,即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强烈认同和归属;二是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即为追求民族平等、民族发展而进行的社会运动;三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即贯穿在国家体制中的基本价值和理念。
二、 我国制定法对民族精神的吸收――表现为民间法的存在
法治进程分为外源型和内发型两种发展模式,我国的法治进程主要采用的是外源型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大规模移植外来法律,短时而快速地建构起了我国的法律体系。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法律的范围主要是指制定法,即由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制定的表现统治者意志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强制性规范。虽然制定法大多是舶来品、缺乏我国传统的法治文化基础,但是却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依据。我国建立起的制定法的法制体系,只是制度层面上的法律的建构,但是法治观念以及法律的基本价值并没有深入人心,因为我国的民族本土文化资源并没有被我国的法律体系所吸收。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认为,民族之所以为民族,不仅包括土地、经济、政治等因素,“民族精神”才是其根本,它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⑨所以,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根本,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时不容忽视的,也是执法者在管理国家过程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德国著名学者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萨维尼指出,法律应表现出民族的个性、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法律的发展动力是民族精神,法律就像艺术和音乐一样是民族文化的自然体现,法律同民族共发展,立法者只能揭示和展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作为法律,立法者绝不能通过立法手段来创建法律。⑩萨维尼以绝对性极端性的观点表达了民族文化这种本土资源对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的关键作用。
法制是指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完善;而法治首先不仅仅表现为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11}主张法律本土资源论的苏力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2}中国本土的法律资源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民间法“。民间法是一个外延极其宽广、内涵极其丰富的包容性概念,具体包括诸如习俗惯例、家族法规、行业规章和村规民约、宗教规则及官方非正式经验等形式。{13}梁治平先生从传统文化角度将民间法概括为地方性知识,谢晖教授以规范法学为视角认为民间法是一种与制定法这种硬制度相对应的软制度;苏力教授从法律来源方面出发将民间法视为一种本土法律资源。不管从何种角度去理解民间法的内涵,可以明确的是,民间法不是官方法、不是制定法。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所起的作用不应该仅仅是靠国家强制力维持的表面上的威慑作用,而应该是深入人心,以自身的合理性来说服人们去遵守它,从而实现对社会秩序的规制目的。从我国的社会现实来看,我国有着浓厚的乡土社会的传统,即我们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是靠风俗、习惯来支撑,所以在我国的法治中必须重视民间法的作用。在立法上,制定法可适当吸收民间法的内容,如我国民法中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就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民间传统的尊重,这就使得我国立法在重视科学立法的基础上兼顾民俗中的“人情”理念,增强了立法的合理性,实现了情理法的融合;在司法中,可适当引入民间法作为裁判规范来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和执行力,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地方法院援引风俗习惯进行裁决的案例,并且收到了极好的司法效果,所以实践证明民间法的司法适用是可行的。
三、 民族平等与政治诉求――表现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斯大林用“四个共同”对“民族”进行阐述:民族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14}这一定义概括出了民族的文化性、地理性、社会性,然而依据这一解释并不能清晰地区分“民族”与“种族”、“部族”等相似概念,因为后者也同样具备社会-文化性。安德森对“民族”作出的解释是: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在本质上有限同时享有的政治共同体。{15}这一定义赋予民族主义强烈的政治色彩,认为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将民族与国家挂钩。民族在社会-文化属性上同种族、部族难以区分,但是民族不同于两者的是,民族具有政治属性,生活在民族中的共同体具有政治诉求,这种政治性诉求在我国即表现为各民族追求民族利益、争取民族平等、民族发展,而并非是各民族均要求建立自己民族的国家。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无法为共同体提供平等的政治诉求。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力、成员的平等。民族主义在观念上形成后,就会缔造出民族,政治诉求随之而来,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就会随之兴起。民族主义不仅仅应当停留在思想上的民族情结、民族认同中,而且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共同体地位上的平等、权利的享有、政治事务的参与等。
我国在确立国家政治体制、构建法律制度时,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地位,本着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授权少数民族根据本民族特殊的风俗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制定自治条例、可变通执行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以此来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诉求。如果我国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所有民族所有区域均整齐划一地实行同一政策,势必造成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文化生活的侵犯,终将导致少数民族对国家法律的不遵守对国家政策的肆意违反。作为政治诉求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对我国法律提出的要求就是:国家法律不能不立足于民族现状而死板地统一硬性调整所有民族和区域,而是要在统一规范的基础上照顾少数民族利益,为少数民族提供平等的法律地位与权利。
四、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的法治观
自由,是一种法律保障下的生存空间,是个人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16}自由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政治实践,还是一种法治观念。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人是理性的,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是理性的个人,与集体主义相对的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认为: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集体的性质和利益都是由个体决定的,集体是为了服务个人利益而存在并发展起来的,离开个人集体将不复存在。{17}建立在个人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用来组织一批人在规则约束下进行有规律活动的理论上的构造和模型。{18}根据自由主义观点,国家在根本上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应当将个人权利放在首位,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视为目的,而国家权力只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手段和方式。但是在我国,由于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家本位思想以及在以后形成了深厚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根源。与自由主义相对,民族主义在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国家和集体意识,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及国家拥有强大的管控权力。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在法治层面就表现为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基本价值的民族主义的法治观,与民族主义法治观相对的是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的自由主义法治观。
民族主义以民族情感为纽带,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主义的推崇有助于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但是从现代法治要求的充分尊重人民法律地位和保障人民权利的角度出发,我国法治的基本价值在注重民族主义理念时,可适当吸收自由主义精神。张君劢在《立国之道》中曾言:“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其一即不能运用自如。个人自由寄托于国家之上,国家全体亦赖于自由而得其巩固之道。此即今后立国之要义。从这观点看,中国民族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19}在张君劢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是将民族国家本位与个人自由本位置于同等地位的。民族主义,以群体归属、集体利益为指向;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为宗旨。如何将两种理念融合,整合进同一个意识形态呢?自由民族主义理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只具有单一理念的意识形态的创新。
五、 结论
上述分析是以民族主义的三种不同内涵为层次展开的,可见民族主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多方面、持续性的。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初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影响我国制定法的内容;在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在和未来,也起着法律精神和基本价值理念的指导作用。所以,我们在审视我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民族主义的作用,同时,也要理性地对待民族主义的内容,兼具吸收自由主义精神的部分理念。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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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 国家认同;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642/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4-0047-04
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培育和增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因而大学生的国家认同问题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生国家认同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现将有关研究综述如下。
一、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内容研究
纵观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文献,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国家认同的内涵
(1)认同的含义和特征 关于“认同”的含义,学者们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了界定。第一,从词源学角度界定“认同”。“认同”一词译自“Identity”及其衍生词“Identification”,指“认同感”和“认同行为”。《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认同”的解释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新切;认可,赞同。”第二,从哲学角度界定“认同”,认为“认同”是指具有“归属感”或“身份感”。认同是一种辨识过程,其目的在于确立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归属”。[1]第三,从社会学角度界定“认同”,认为认同主要描述一种特殊的集体现象,包含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两个层面。第四,从心理学角度界定“认同”。弗洛伊德将“认同”移植到心理学领域后,经埃里克森(Erikson)的发展,认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2]“认同”是人类的基本特性之一,是某种深刻的、基础的、持久的或根本的东西,区别于“自我”表面的、偶然的、易变的内容和表征。[3]综上所述,认同首先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其次,认同是关于“我是谁”、“我们是谁”的回答,与不认同或斥异相对立,是一种归属感和身份感;再次,认同包含个体层面上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层面上的社会认同,且自我认同是社会认同的基础,社会认同是自我认同的表现;最后,认同的客体是丰富的、复杂的,因而认同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又有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等。因此,我们在使用“认同”这一概念时需要做特别的说明,或者是从一般意义上讲,或者是从特殊意义上讲,以免窄化或泛化研究对象。
关于认同的特性,学术界也有一定的研究,如王成兵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特性有四个,即连续性、差异性、整合性、同一性。[4]陈茂荣则将其表述为性、政治性、领土性、阶级性、合法性、波动性。[5]
(2)国家认同的含义 国家认同,主要是民族成员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关于国家认同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第一,国家认同是国民认同,其主体是公民,其客体是民族国家共同体。如贺金瑞认为国家认同即国民认同[6],徐则平提出国家认同是指公民认同并效忠于民族国家。[7]还有学者将国家视为一种政治共同体,认为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国家的政治权力和权威的认同。[8]第二,国家认同是民族成员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认为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和民族(国族)利益的主体意识。[9]可见,已有研究在国家认同的界定上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认同的客体即国家是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不同学者的指认存在差异。二是国家本身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国家认同也随着国家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不同于封建王朝国家认同,而且现代民族国家本身也是复杂多样的,已有的研究对其中的差异关注不够。
(3)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首先,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国家与民族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一方面,国家与民族密切相关。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西欧,后向全球扩展,成为基本的国家形态。而民族国家就是建立在民族对国家认同基础上的国家,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国家。[10]另一方面,国家与民族又有区别。“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不一定必须有共同语言,如多民族国家,而民族则必须有共同语言。”[11]一个国家可以包含不同的民族,同一个民族亦有可能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国家和民族的疆界有时是一致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不一致的。[12]其次,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两者关系论述较为全面的是张宝成发表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一文,他认为两者既有差异又存在一致性。他在该文中分别从认同的客体、认同的基础两方面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从民族、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角度说明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性;两者之间的一致性表现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互为前提,国家认同认可、保护民族认同,并借助民族认同中的血缘和文化传统因素来获得。[13]也有学者从产生的先后顺序和时代背景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认同是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形成的,甚至是在国家形成之后才产生的,因而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是可以选择的。对于不同民族的人们来说,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于国家的认同则不一定是与生俱来的,它可以被强化,也可能被弱化,甚至产生背离。[14]钱雪梅则从认同的基本特性出发,考察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先后顺序、二者价值地位的高低、国家认同是否会削弱民族认同等问题。[15]韩震从发展的角度提出,我们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高于民族(族群)认同的地位,即族群认同不能超越或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国家的文化认同必须大于族群的文化认同。[16]
2.关于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研究
第一,从宏观层面讨论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有学者指出,建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有利于整合和凝聚各种力量,推动边疆地区科学发展;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增强国家软实力。[17]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疆界淡化,超国家认同冲击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国内次国家组织和团体的兴起也冲击着国家认同。因此,我们要加强国家认同建设。[18]第二,从微观层面讨论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如有研究者认为,新疆地区民族认同意识较强,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文化观以及西方霸权文化的渗透、侵蚀,以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使新疆地区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必要性凸显。[19]陈达云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发展、少数民族的发展的重要性凸显。[20]
3.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现状和原因研究
(1)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现状 总体上,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国家认同意识,对国家具有较强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学者从对国家的认识、情感和责任、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各民族大学生之间相处、各民族大学生接受中华文化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等方面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大学生具有明确的国家意识,积极认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己既是本民族的成员,更是中华民族的成员。[21]何峰从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分析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通过调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知的发展,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在逐渐增强。[22]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分析了大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相对于汉族大学生,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较弱。姚学丽对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认为自己承担的公民身份较差,而民族身份最好,且民族身份中存在情绪化的民族情感,这种民族情感可能导致狭隘民族主义,换言之,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强,而国家认同感弱。[23]何慧星等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对“五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认同的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在国家观认同方面,汉族学生高于少数民族学生,且汉族学生的国家观认同与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观认同之间呈显著差异。[24]第二,大学生对国家的内涵缺乏理性认识。吕芳对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部分大学生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认识较肤浅,其爱国主义情感更多指向原初性的情感联系、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原初的民族特征,而不是指向未来的公共文化、政治价值,即事实性认同多于建构性认同。[25]
(2)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问题的原因 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问题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些共识。第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大学生的国家认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的矛头对准我国,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其中,对我国大学生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输入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动摇其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26]第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还不尽完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拉大,削弱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极端主义等思潮蔓延,给大学生国家认同带来严重冲击。[27]第三,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体系不健全,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高校国家认同教育的实效性欠佳,影响了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培育。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性未引起有关部门和高校的足够重视,且全社会关心、支持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一些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实效性不强,认同教育存在偏重课程体系、偏重知识传授的倾向,不利于大学生形成较强的国家认同。[28]此外,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以国家认同教育为核心的公民意识教育体系,有关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规定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29]第四,大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思维能力,但还不够成熟,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不同程度上存在精神懈怠问题,这对于他们形成明确的国家认同意识是一种限制。另外,大学生的成长环境也影响其国家认同,这一点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中表现突出。当然,大学生国家认同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形成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尚须进一步深入研究。
4.关于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对策研究
不少学者在分析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对策,主要有:第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确立政治认同,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认同,通过历史教育强化历史认同,进而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更新教学理念,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育实效性;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重视母语教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重视历史教育。[30]第二,在尊重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强化国家认同。有学者提出应该通过构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象征符号,增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内容,以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31]郑晓云提出,要在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发展权益的基础上,强化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32]第三,政府要树立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高度重视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努力建设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体系。[33]第四,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课、《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为主渠道,增强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公民身份感和国家认同感;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34]
二、整体评价
总体而言,近年来学术界就大学生国家认同这一课题展开了探讨,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集中。由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身份认同等密切相关,已有研究往往将国家认同与后者联系起来。国家认同问题涉及多方面内容,已有研究从民族学、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等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化该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毋庸讳言,已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对国家认同及其相关概念(如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历史认同、身份认同)进行追根溯源式考察得较少,从民族政治学、政治哲学视角对国家认同的基础和条件、重要性和必要性等问题进行学理分析得较少。对国家认同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研究者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国家认同概念,因而在分析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时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其研究成果缺乏可比性。其次,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不够恰当,资料统计分析不够科学。如有的仅采用问卷调查法,未辅之以适当的访谈;在统计分析数据资料时,频数统计多,而相关性分析较少;原因分析未能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而往往诉诸理论层面的推演,导致现状部分和原因部分不协调,等等。最后,在探讨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对策时,往往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
三、几点想法
鉴于已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研究,我们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加强国家认同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明确国家认同及其相关概念,弄清国家认同的基础和条件、重要性和必要性等问题,使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如认同与斥异是对立统一的,二者此消彼长,而且相互依存;认同与不认同,不仅仅是由主体主观愿望决定的,还需要考虑“他者承认”。著名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承认的政治》一文中指出:“认同(identity)一词在这里表示一个人对于他是谁,以及他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35]换言之,认同是以社会承认、社会接纳为条件的。因而在研究大学生国家认同问题时,需要考虑这一因素。其次,加强有关大学生国家认同社会调查方法理论的研究,科学制定调查方案和调查问卷,在调查中应尽可能涵盖大学生国家认同及其教育的现状,以便获取客观、全面、准确的数据资料,使我们对现状的把握和原因的分析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上,避免原因分析的“空对空”。最后,明确研究的“场域”,即研究在什么范围进行,以便使研究在特定的“论域”中尽可能深入、具体、细化。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对策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鉴于有的研究者在所提对策中并未明确“行为主体”,换言之,未明确回答“谁去做”的问题,或者所提对策中涉及多个“行为主体”,在行文中没有侧重点,因而在研究中应力求在明确的“场域”中讨论对策,避免面面俱到、泛泛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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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地教学共同体;教师技能;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034-02
一、校地教学共同体的含义
共同体是在人类社会化程度发展到部落集群阶段时出现的,最早由卢梭提出“共同体”的概念。“共同体”一词是指在一个区域里共同生活的,有组织、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群组成的社会团体。人们“自愿参与、互助互信、享有自由、共同追求”。所以,罗伯特认为共同体拥有“精神的联合体”的蕴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提出:“加强教师教育,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增强实习实践环节,强化师德修养和教学能力训练,提高教师培养质量。”鉴于此,在师资培养过程中,可以由英语教育学科教学团队牵引,构建类似美国的PDS和PLC,或类似北京学院路地区高校的“教学共同体”,即以强化高校与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中小学校的伙伴合作关系,整合高校与中小学校的教师教育资源,协作共建,促进师资培养新发展的校地教学共同体。校地教学共同体是由高校与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中小学校在教师培养关键环节上,为了实现合作共赢,双方本着自愿互利原则,共同构建校地教师教育资源共享的组织群体。基于高校教师教育学科教学团队牵引,在教师教育过程中,校地通过彼此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目标、共同行为准则的教师教育群体。
二、基于校地教学共同体师范生的教师技能培养新模式
师范生在教师职业意识、目标、技能、态度、规划和胜任教师职业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都属于教师职前教育或培养。教师职前历练可以使其充分地认识自我、促进全面发展、提高就业率、缓解就业难的问题。在校地教学共同体视阈下,最大受益与收益者——师范生在进行教师职前历练过程中,必须经过“七六五四三二一”的规训与历练模式,才能更好地实现由未来教师到中小学教师的美丽转身与嬗变。
基于校地教学共同体的教师职前教育模式。首先,明确“七性”:“七性”是指教师职业的育人性、示范性、专业性、奉献性、复杂性、广延性以及教师劳动效果的滞后与深远性。教师职业还突显如下一些特殊性,如农村教师劳动复杂性表现为多面性更强。师范生在接受职前教育过程中必须明确教师职业的“七性”,不断提升自己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增强事业义务感,主动生成教师职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其次,要有“六心”:“六心”是指爱心、耐心、细心、信心、责任心和公心。爱心、耐心、细心、信心、公心是师范生将来从师的基本,责任心师范生往后任教的不竭动力。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以通过实践历练逐步提高,而缺乏爱心、耐心、细心、信心导致公心的缺失,也很难培养起责任心,能力再高也无法发挥出来。具有“六心”是教师教育职前培养的基本要求,也是师范生未来从业的根本保证。第二,基于校地教学共同体的教师职前培养模式
1.要过“五课”关。“五课”是指备课、讲课、说课、听课和评课。要过备课关:教师课前的物质与精神准备都属于备课工作,它既是教学工作的基础,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要求一备课程标准、二备教材内容、三备学生,四备自己。由教学目标的确定问题的生成教学任务的布置学生活动的组织与引导课堂作业教后记提出补救措施生成反思能力。人人能够设计导学案,创造出富有个性的、灵动的课堂氛围与效果。要过讲课关:课堂中师生的思想交流,信息的传递需要教师来组织引导与必要的讲解即为讲课。它折射出教师的才艺与教学的成败。师范生往往不能从宏观上把握教材,缺乏处理教材的能力,急需提升教学言态表达能力。要过说课关:“说课”有课前和课后说课的两种形式,一般是指课后说课。说课教学设计的内容一般要说:教学观念、教材、学情、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流程、教学方法、学法指导、教学训练效果、资料拓展、板书设计与教学反思等内容。说课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主要途径与教研形式,它利于教师的业务和学术交流,促进教学艺术与质量的提升。要过听课关:对于师范生来说,听课是一种经常性的职业准备活动。它需要心理准备、理论和信息准备;听课时要看教者的理论修养、教学智能,看教学效果,看教者的教学修养和教学技能等。要过评课关:评课就是执教者与听课者就其课堂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诊断和评判。评课的原则有:客观公平原则、科学性原则、重点性原则、理解性原则、整体性原则。
2.具备“四知”。“四知”是指教师职业道德知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教师的理论知识和教师的专业知识。“四知”与“六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它们是一位合格、优秀教师应该具备的、多方面的专业素质要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师范生将来作为教师教书育人的必备素质和资本。
3.写好“三笔字”。“三笔字”是指熟练掌握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的楷书或行书的书写技能,同时要正确掌握3755个第一级汉字的字形、结构、笔画、笔顺。这是教师职前培养的基础目标,它可以为将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做好准备。“三笔字”是服务于教学的技能和“看家本领”。师范生理应勤学苦练,使之扎实、过硬,才能锤炼成为适合地方基础教育需要的专业人才。
4.具备“二会”。“二会”会画一手漂亮的简笔画和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简笔画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经常运用的一种形象化的教学辅助手段,它能把语言和图画融为一体,具有简、像、概和快等特点。它重在写意,简单的几笔,就能入画传神,给人以美的感受和深刻的形象,深深吸引学生注意力。普通话是现代教育教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师生交流工具,师范生是未来的教师,语音是教师向学生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要让学生听得清、听得美、听得乐,因为和谐优美的语音形式,使人产生愉快的感觉。学生在听老师授课时,既是接受知识也是审美的过程。
5.掌握“一技”。“一技”是指具备现代教学技术的技能。网络时代要求教师既能运用现代教学技术的技能,又能通过网络搜集社会各方面的新信息,整合新的知识与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以便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
总之,在校地教学共同体架构下,实现英语教育专业师范生“经常性见习、实习、研习一体化”活动的常态化开展;实现由师范生向中小学英语教师的无痕转移,在嬗变中实现美丽转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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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龙江朝鲜族音乐文化“社会转型期阵痛”及其原因
文化是历史的选择。伴随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一)朝鲜族传统音乐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正在消失
19世纪后期起大量涌入黑龙江省的朝鲜族同胞,聚居在水土肥沃的江河流域从事水田种植,伴随着他们富有开拓性的艰苦劳作,逐渐形成以“村落经济”为基点的朝鲜族农业社会共同体,并创造出了具有黑龙江地域特色及农耕民族特点的传统音乐文化。比如朝鲜族传统的劳动谣、抒情谣、农乐舞、甚至各时期的“红歌”以及各种器乐等都是在这个农业社会共同体中形成发展的民族音乐艺术。进入21世纪,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使朝鲜族社会传统生存模式遭到了严重的冲击,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文化意识走向衰败,朝鲜族大规模地流向国外或国内的沿海地区务工或经商。到目前为止,仅在韩国打工的朝鲜族就占全省朝鲜族成年人口的70%还要多。曾经是歌声缭绕欣欣向荣的朝鲜族“村落”从此消失了,只有看守空房的几个老弱病残在向人们讲述着当年的辉煌,无奈地述说着往日的生机和灵动。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在“村落社会”共同体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走向衰败是必然的。
(二)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断层的危机
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断层的危机,主要来自于民族教育事业的萎缩。仅以黑龙江尚志市为例,据统计,20世纪末,尚志市朝鲜族人口有2.5万人左右,小学有29所,学生有2500人至3000人之间;有一所民族中学,最兴旺时在校生达到1800人。近几年,学校数量和生源急剧减缩,小学就剩一所,学生不足150人;中学生不到500人[2],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人口外流,更重要的是在强势主流文化的冲击下,许多朝鲜族群众对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陷入迷茫,失去信心,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主流文化靠拢,将子女送进汉族学校接受教育。黑龙江省有相当数量的朝鲜族青少年已丢弃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完全融入汉文化体系当中。一种语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教育的衰败预示着民族音乐文化艺术将后继无人。
(三)民族文化价值理念的缺失使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失去精神支撑
改革开放,确实为凝固的朝鲜族群落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同时也埋下了太多的变数。徘徊于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年青人感到迷茫,一方面他们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另一方面也为了追求自身的发展,最终他们选择背离原来的价值理念,放弃传统,离开农村,融入现代化的都市,从而远离了自己的部落、语言和文化,成了流离于都市文化边缘的“城市农民”。还有许多年青人大学毕业后也不再回到地方,而直接融入主流文化之中,这就使农村状况更加糟糕,没有人参加新民族村建设,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当人们的意识因受外界的影响而日益走向开放,商品化的生活方式和自由化的思想观念,削弱群体意识、增强个体意识时,那种集体性参与的音乐活动就会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到时依附在群体活动上的传统音乐的生命力也就会逐渐减弱,甚至终结。
(四)黑龙江朝鲜族音乐传承的老龄化问题
老年音乐文化的兴起,是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我省朝鲜族聚居地活跃着不少老年艺术团,各地的朝鲜族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等机构对这些朝鲜族老年艺术团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为他们编排民族舞蹈、合唱等各类传统艺术节目,组织各种演出,参加全国和省、市级的各项比赛。实践证明,他们是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他们的活动为全社会点亮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希望之光。这表面的繁荣却隐含着另一个致命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一人放歌,和者甚少”,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在这里暂且不论。事实是,朝鲜族的青少年一代几乎摒弃了本民族的文化艺术,老年艺术团成了保留民族文化艺术的唯一群体,已经到了“要看朝鲜族歌舞就得找老年艺术团”的严重境地,老年艺术团的兴起与朝鲜族社会民族艺术的衰败是共生的,一定意义上说,在朝鲜族社会里老年音乐文化的兴起是民族文化走向衰败的标志。
二、对黑龙江朝鲜族音乐发展及传承问题的思考
朝鲜族传统音乐艺术文化,正在经受“社会转型期的阵痛”。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历史的经验证明,社会转型期尤其是社会经济发生巨变的时候,代表民族精神根基的传统文化,必将受到来之各方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挑战,然而这种冲击和挑战往往为对方注入新的基因,为传统文化走出融合、创新、发展之路提供机遇。面对我省朝鲜族传统音乐文化社会转型期的“阵痛”,我们应该吸收历史的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争取少走些弯路,少留些遗憾。从政府角度而言,要把传承朝鲜族传统文化摆在战略的突出位置,搞好全省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和梳理工作,增强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研究民族理论,完善民族政策,制定具体规划,从人力、物力、财力等诸方面予以支持。
从我省的具体实践看,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采取措施:
(一)创建和修补朝鲜族传统音乐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空间
1、要抓好新农村建设,努力修补已破损的朝鲜族农业社会共同体。前一段,很多朝鲜族农民出国打工,回来后到南方沿海城市购房居住,但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变成那个都市的市民,他们游荡在都市主流文化的边缘,他们的亲缘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仍在自己的家乡,只要把民族村建设好,把有关政策落实好,完全可以把他们吸引过来,成为新农村建设和民族文化建设的生力军。
2、要抓好朝鲜族城市经济的发展。现在很多城市居住的农民,不务农也不务工,成了外出打工谋生的城市游民。当年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出国打工,本是无可厚非,但一个民族把自己的经济完全建立在外出打工上,那是不会有前途的,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把他们的生存方式改变过来,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居住环境、就业环境和人文环境,努力发展都市民族经济,以培育都市新型的民族文化。
(二)积极扶持民族教育事业,使民族文化传承后继有人
1、落实好民族教育政策,注意文化沙文主义倾向,注意避免在“一律平等”的口号下抹杀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积极扶持民族教育健康发展。
2、加强双语教育,优先配备本民族教师,营造学校的民族语言的氛围。
3、加强学校的传统音乐教育,学校要开设朝鲜族传统音乐课,教授学生学习一至两种民族乐器;成立各种学生传统音乐社团,由社团定期举办校内文艺演出。
4、针对校内大量的留守儿童,学校要设立专门的辅导部门,用思想教育与民族音乐艺术教育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心理疏导,用音乐艺术的美去熏陶他们的身心能够健康地成长。
(三)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民族音乐艺术活动
1、必须健全朝鲜族音乐艺术活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系统。
2、恢复和完善朝鲜族农村原有的文化设施和娱乐场所,把开展群众性的音乐艺术活动纳入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环节来抓,以此提升本民族音乐文化价值理念,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3、朝鲜族艺术馆、朝鲜族文化馆等管理部门,要着手研究和探索城市民族音乐文化的建设问题,要注意发挥各地老年艺术团的文化传承功能,有条件的城镇要建立朝鲜族儿童艺术团、少年艺术团、青年艺术团等不同年龄阶段的社团组织,组织好城乡各种形式的表演和比赛活动。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要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要保护传统文化,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发展传统文化,而不是抱着“阵痛”中的传统文化惋惜不止。在这次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中,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文化,如果能够及时跟进社会进步的脚步,积极吸收、借鉴现代音乐的多元化形式,突破自我封闭,拓宽发展空间,它必将重新焕发强大的生命力。
*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项目编号:12532119。
注释:
[1]“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困境”,是指朝鲜族传统音乐文化所依附的以“村落”形态的旧的生态结构已开始解体,而进城的农民还没有融入到都市主流文化之中,因而传统民族音乐文化进入社会转型期的阵痛期,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处于迷茫状态。
关键词:全球化;小学班主任;专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3)12-0007-04
2013年6月13~16日,笔者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斯坦福教育学院联合组织的首届小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北京中关村三小与美国肯尼迪小学合作交流研讨会现场上中美专家、中美校长、中美教师、中美学生的对话,让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
教育全球化从应然的角度来考量,它对我国基础教育的价值体系、学生的素质要求、教育教学观念与方式的变革、课程内容的遴选、民族文化的发扬与学生世界眼光的形成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从实然的状态来考量,教育全球化呼唤小学教育必须真正确立公平、全纳的教育理念,为每个孩子的成长提供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呼唤小学教育必须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变革教与学的方式;呼唤小学教育必须重视构建一种全新的伙伴式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尊重、学会合作、学会竞争;呼唤小学教育开发儿童生命化课程资源,促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这一切的变革均需落实在学校基层组织中,落实到学校基层组织的每个细胞——班级之中。
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更多的育人任务,需要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除了学科教学任务之外,时时需要关心学生安全、指导学生学习游戏、处理班级各类事务。传统的“保姆式”管理占据了班主任的学习和思考时间,不少班主任并没有感受到全球化进程已经来到身边。学校管理者有责任唤醒班主任深入学习和思考的意识,帮助他们深刻理解当下的素质教育、儿童发展、学校教育任务以及未来人才基本素养,用国际视野自觉改变阻碍儿童发展的教育观念、行为和习惯。
一、团队合作学习,自觉更新教育理念,改变行走方式
“控制、保护、安全、完成作业、考出好成绩”,这是班主任一般的工作理念与方式。“规则与自由、放手探索、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则是教育全球化背景下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工作方式。要让班主任从“保姆式”的呵护与服务走向具有教育全球化理念的专业工作方式,需要经历自我否定和重塑自我的过程,需要深刻理解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目标和小学班主任的使命与作为。交流与共享是学习型社会推崇的一种学习方式,教育全球化给交流和共享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创造各种可能。
团队合作学习,成员之间容易形成心理和行为的某种默契,寻找到更好的工作状态。在学校中因地制宜地建设各种类型的班主任小团队,通过团队合作学习,在平等对话和共同的实践探索中,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会有比较好的学习成果。可以根据班主任的年龄、资质、能力、任教的年级组成不同的研究型学习团队,共同确定学习任务和实践目标,定时定期举行主题沙龙,交流分享成功的经验、学习的体会,商讨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当然,团队必须拥有“正能量源”,要发挥骨干班主任示范引领作用,让其发挥“鲶鱼效应”,提供正能量,增强团队活力。对于骨干班主任,学校有可能要优选考虑出国培训或高层次学习的机会,让其优先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以更好地发挥团队引领作用。
交流与分享骨干班主任国外浸润式学习的体会能给学校带来无限的活力。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国外学校交流、结成姊妹学校已经成为普通中小学的常态。学校应该抓住一切机会,让班主任有机会与国外的校长、教师直接交流、对话,增加基层班主任对国外教育的感性认识。从2004年起,我校和新加坡德义小学结成友好学校,每学期都会互派老师进入对方学校进行浸润式学习。浸润式学习方式从面上的通识性了解逐步走向主题式考察,如小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学生社团与素质培养、植物栽培与环境保护、学生参与文化布置与创新、家长义工与社区服务等。经过十年的坚守,绝大部分班主任都了解到了新加坡的教育文化和学生培养的理念与方式。
交流与分享教育经典论著和当代教育专家最新的理论成果也是激发班主任深入思考、更新理念的好办法,也是班主任接受教育全球化新挑战的“必修课”。中外名校素质教育的实践样本、全球化的教育潮流、班主任的专业成长的基本要求等内容值得小学班主任关注与学习。
二、学会处理各种伙伴关系,提高促进儿童成长的专业领导力
重视“系统”、“共同体”和“领导力”是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教育者必须具备的素养和能力。当下小学班主任需要调适的人际关系极其复杂,主要分为三类共同体:班级学生共同体、班级教育教学人员共同体、班级学生家长共同体。班级学生共同体一般有四五十人,每个学生背后都有数位家长,班级的教育教学人员也有近十位,可见,班主任需要面对的人员非常庞杂,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
小学班主任要学会系统思考,提高协调各种相关共同体的能力。三个共同体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去关注:班级学生共同体需要用儿童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去关注和建设,班级教育教学团队共同体需要用平等、协商、欣赏的态度去关注和建设,班级家长共同体需要用分层多元化的方式去关注和建设。
促进每个孩子健康成长是三类共同体建设的共同目标,班主任的专业是儿童教育专业,班主任应该以专业的眼光观察儿童、了解儿童、研究儿童、评价儿童。通常情况下,班主任处理一般事务和教育学生的基本能力比较强,而对于班级共同使命的达成、班级活动的整体策划和建构、学生评价激励机制的建立等问题一般思考甚少。班级共同使命对于班集体的形成、班级凝聚力的增强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设计班徽、共唱班歌等方式明晰并达成班级共同使命。至于班级活动,可以通过召开学生代表、任教教师和学生家长代表座谈会的形式,“借脑”完成学期或学年班级活动的整体设计。而学生评价,不妨采用美德银行、知识财富积累等方式来记录学生的日常进步。
班级教育教学人员共同体包括年级组德育干部和所有任课教师。对班级教育教学人员共同体建设,班主任要善于听取共同体成员的意见,善于欣赏共同体成员好的工作方法,善于及时收集信息,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班主任要坚持每天和各科教师主动沟通,平等协商一些跨学科事宜。班级获得的重大荣誉或成绩要让共同体成员分享,让共同体成员一起体会职业的幸福感。
网络的普及使得班级家长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班级家长们不知不觉也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力量不能低估,处理不好,往往会成为的导火索,对学校工作极其不利。对班级学生家长共同体,班主任必须学会合理分类,区别对待。对于一些优秀家长,班主任一定要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和他们进行交流,倾听他们对儿童教育的真知灼见,提供平台放大他们的声音,用优秀家长“育儿经”影响其他学生家长;对于学困生家长,班主任要体谅他们的心情,切不可横加指责,要多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普通家长群体,班主任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教育伙伴,共同研究儿童成长的关键事件、关键节点。班主任在进行班级教育教学改革时一定要征得家长的意见,让家校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学生的发展。
三、发挥网络的独特作用,改进班级管理的方式
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的进程,也让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加广泛,教师原有的知识权威已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挑战。网络世界具有信息海量、价值多元、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特征。班主任首先要认同网络在教育教学中的独特作用,做网络新技术的运用者、探索者,让新技术为学生成长加油添力,利用网络促进学生的学习,让网络成为家校沟通的桥梁。
应用互联网改进学生的学习,极大地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班主任必须好好引导。关于上网的方法、上网的路径、提取信息的方法等,班主任要进行充分备课,细致引导,对上网时间要有严格的控制措施。班主任要和任课教师协商,确保每个班级每周至少有一课时的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网络环境下自主学习的探索。班主任可以推荐一些经典网课供高年级学生自主学习,班级里可以组织网络学习体会和收获的交流分享活动,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热情。
建好班级学生的电子成长档案,关注每位学生发展。电子成长档案袋是记录学生成长路径、发展学生多元智能、发现学生成长潜能的技术平台。形成学校专业人员统一建设,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干部、家长代表共同维护、分工协作的电子成长档案管理机制,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学校可以在学校网页上开设相关栏目,从评估学生的综合素质维度构建学生电子成长档案袋,随时关注学生每项素质的发展动态,与学生的《学生素质发展报告》结合起来,加大学生成长过程性资料的积累。
运用网络促进家校深度交流,拓宽家校合作的渠道。家校信息网的开通,本意是让家校沟通更加快速便捷,但如今却基本上成为了任课教师发送作业的平台,其强化家校联系、指导家庭教育的功能不够突显。针对此,学校要积极对班主任家校信息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和思考,把学生的点滴进步、学校和班级的教育教学成果以及经典的育儿理念作为主要内容发给家长;对个别学生存在的个别问题,不宜采用短信联系,面对面沟通的效果会更好。
四、关注学生生命成长,提升生命化课程资源开发能力
教育全球化意味着学校不仅不能成为封闭的象牙塔,而且还应该主动拆除围墙,让学生融入社会,走向世界,在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实现生命的丰盈。叶澜教授曾说:“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班主任应主动担负起开发适合儿童成长特点的生命化课程资源,为儿童生命的幸福进行教育。
小学班主任应理解自我生命的价值,把自本身作为生命化课程资源进行开发。小学班主任知识和技能不一定要精、专,但一定要宽、博,这样才能帮助儿童打好身体基础、心理基础、艺术基础、知识基础、技能基础、人格基础。小学班主任每天要和学生一起晨练、一起阅读、一起劳动、一起活动、一起上课,班主任积极的生活状态、敬业的工作态度、良好的学习习惯等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些品质班主任不可能都是与生俱来的,需要经过后天培养习得。学校组织的名医的养生保健知识、全新的脑科学知识、儿童成长的生理特点与成长规律等讲座,把班主任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学校开设的健康俱乐部引导班主任适时健身,班主任的榜样推进了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落实。
小学班主任应尊重儿童,把儿童发展作为生命化课程开发的首要理念。在北京中关村三小观摩了美国肯尼迪小学海蒂和莉亚老师上的数学课、科学课,我深切感受到中美课堂的最大不同:美国小学课堂老师是跟着儿童走的,课上活动的时间多,师生既要花脑力还要花体力,老师非常活跃;而中国的课堂,老师是跟着教材走的,用事先准备的教案上课,师生都比较安静,课上学生静静思考,认真书写作业,课后老师花大量时间批改作业。中美课堂的不同形态让我意识到:不论是国家课程的校本实施还是校本课程的开发,都要坚持儿童发展为本,不能用一门一门学科把儿童割裂为“数学人”、“语文人”、“英语人”……而要从整个儿童的生命意义上去建构和开发课程资源,设计学校教育教学活动。
关键词:和;思いやり;日语教育;外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54-02
如今的日语学习者们接触日本文化的途径越来越多,那么对于不同文化间所产生摩擦的解决能力,以及对异文化的理解能力就有了全新的要求。为了营造和谐的交际环境,除了毫无障碍的语言交际能力之外,更多的人对异文化交际中应持有的态度、能力,以及在国际商务中所具备的素质都有了全新的诉求。也就是说,当代的外语学习者,已不能仅仅满足于语言符号的简单替换,还必须承担起架起异文化交流之桥的重任,并能在国际商务中发挥调和作用。大多数情况下,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最直接动机是为了自身或本国的利益,而在异文化之间实现“和”,在如今的外语教育中还仅仅停留在口号上。然而,通过语言的学习理解他国行为方式和语言习惯,并且同本国进行比较,提高异文化交流的能力才能成为可能。
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注重团体的社会,但是两国的语言习惯和行为模式差异颇大。一国以村落为利益共同体注重“和”,一国以血亲为重注重“孝”。日本自然灾害众多,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以村落为单位的行为准则,而中国历史悠久,在长达几千年的战乱和动荡之中,形成了以血亲为重的思维模式。
“和”与“恕”相关联,并且很容易联想到“信义”二字,属于横向理论。“孝”无法与血亲之间的“情”割断,是纵向理论。因此,中日两国看似同属集团主义社会,却由于孕育它的文化背景不同,产生了相异的行为准则。由此看来,想要在异文化间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必须对彼此文化中的行为准则有所了解。长期以来,语言作为一种有效的媒介连接着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对日本人各种行为的影响不可小觑,本文将以日本语言行为中的利益共同体理论为依据,探讨如何在日语教育中发挥其特点。
一、“和”对“和解”的贡献
Schutz认为,集团行为是对于他人对处理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诉求,换而言之,就是由包容(inclusion)、控制(control)、感情(affection)的诉求所决定的。所谓包容,即期望有所归属的欲望。控制,是指由团体对他人的控制或是甘愿接受团体管辖的个人情绪。而感情,就是希望将团体成员连接起来的情绪需求。根据Schutz的理论,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成员之间必需相互满足以上的这些需求,那么成员之间的和谐(compatibility)就非常必要了[1]。换而言之,为了让集团成员的诉求都能得到满足,成员之间的和谐意识必需增强,也就是保持“和”。然而,往往集团成员之间对“和”的诉求强度不同,为了保持“和”,就得设定一个文化基准。中国讲究“易地而处”,意思是换位思考,而日本则重视对他人的「思いやり(体贴、体谅之意)。不同的思维模式在长期的发展中孕育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应用于异文化交流之间,就要求双方充分理解互相包容。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强调构建共荣共存的利益共同体,那么为了保持这个共同体之间的不同文化的“和”,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同一地域内的各国之间由于历史原因纠葛颇多,各国之间的“和解”是走向“和”的第一步。地区内的“和解”,当然少不了和谐的人际交往,而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是语言,那么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就自不待言了。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保持地区间共生、共荣、和平最基本的“和”,外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日本尤其强调“和”的理念[2],是维护社会团结的一味良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地区内的“和”与全世界的“和”是具有相同价值的。
日语中,有很多语言场面中都体现着“和”的理念。比如,在交流中无论感兴趣与否,大多数日本人都会选择做一个积极的听众,并对其言语做出积极回应,这不能说不是“和”的思维起到的推动作用。本文将这种作用统称为“委婉的作用”。
本文中,将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为背景,研究两国对“和”的不同理解,探究异文化之间“和”的真谛。
二、“易地而处”和「思いやり的待人之道
中日两国都受到了“和”的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和”基于儒家学说的“恕”,但是对其深刻内涵的理解却颇不相同。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提出“以和为贵”。春秋时齐晏子(前578-前500)进一步解释了“和”的意义,认为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点,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孟子(前372年-前289年)从“人和”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对“和”的理解,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这里所谓的人和是指人民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文化的同化力的积极作用。对于“恕”,则诠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认可“”的做法,认为应将“礼”时时刻刻放在心头。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教化之下,中国人形成了“易地而处”的美德。如今的“易地而处”指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不强求与人。也就是说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把他人的视角变成自己的视角从中寻求“和”,只要能够做到换位思考,就可以缩短和对方的差异,做到“和”也就不难了。基于这种对“和”的理解,以血缘为中心的中国社会,血亲之间彼此亲密互相依存。有时甚至过于为对方着想,强行要求对方接纳自己的判断或价值观,对别人的行为横加干涉,反而起到负面作用。所以在血亲关系中滋生的个人主义倾向成为“礼”的意识发展的极端。
另一方面,日本对“和”的理解有所不同。伊藤仁斋(1627—1705)对日本传统思维中的“恕”做出了解释。“恕”,不仅仅是将“礼”放在自己心头,而是应该完全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别人不喜欢的行为自己一概不做,更加强调诚于待人的“诚”[3]。也就是说,日本人的“恕”是建立在日式的「思いやり上的。日本人的交往中,将自己与他人严格区分,人际交往中主张为对方着想,尽量压制自己的意愿,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认为与其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倒不如暗中观察周围的气氛,做好面子工作,自己尽量保持在场面中不显得突兀。虽说也有“以和为贵”的说法,但日式的以和为贵强调的是完全压抑个人的意志以集体意志为重[4]。于是,大部分日本人“时刻观察着周围的环境而严于律己,是‘他人意志型’,换句话说就是‘大势追随型’,这是日本人行为方式的突出特点”[5]。但从大的方面来看,虽然保住了“和”,但却完全丧失了自我,一味顺应他人意志,这就造成了他国人对日本人的误解,认为日本人表里不一,嘴上说的永远和心里想的不一样,永远无法知道日本人和蔼的面孔之下是什么样的心思,岂不知,这种随大流、不得罪人、只说好听话的行为模式,是日本人从小受到这种意识熏陶结果。倘若日本人能够在相处之时再加上“信义”这把杠杆,该表达意见时委婉地、恰当地表达出来,那么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就不会认为日本人“虚伪”“难以相处”了。这种日式的「思いやり仅存在于以村落为共同体的社会构成中,所以在与不同文化相碰撞时,就必须互相包容了。
“易地而处”和日本的「思いやり的待人之道,在善待他人这一点上是积极的行为哲学,但若丧失了“礼”和“信义”的约束,实现“和”就无从谈起。由此看来,在“易地而处”和「思いやり之上,再加上“礼”和“信义”,互相充分融合,也许在中日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能够起到积极良好的作用,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异文化之间的“和”,首先应该推广“和”的理念,然后再加上“礼”和“信义”的约束,以此作为对待他人的准则。那么,负责相互沟通的这些外语学习者就首先必须具备这些素质。具体到中日文化上,再具体到我国的外语教育上,就首先要求日语学习者们除了具备我国“和”的意识之外,还应理解“礼”和“信义”的重要性。
三、委婉交际教育的本质
委婉交际是指“人和人之间通过语言、非语言的媒介,侧面互相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双方之间无地位优劣、高下之分,在交际场合互相产生的各种影响平稳和谐,事物朝着应有的方向稳步发展。另外,行为、语言、肢体动作要以对方为重,充分理解对方的心情和立场,谨慎相处”[6]。日语在人际交往中所起的作用,几乎全都符合委婉交际的原则,但是其中文化色彩较重,对委婉交际原则的影响颇大。探究日语当中富有文化色彩的语言机能,其中问候、帮腔、随声附和、顾虑、话题的延伸、敬语等都是富有委婉交际原则的语言形式。换而言之,日语是一种委婉性很强的语言。
这一点广大日语学习者应该感同身受,日语素以“暧昧”著称,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往往大家的感触是他们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说话含含糊糊捉摸不透,比如觉得别人弹琴吵,不会直接说吵,而是说■ですね(你练琴可真刻苦啊!),类似于这样的表达方式,经常成为日本人同外国人出现摩擦的起因,而日本人却觉得直接说吵,是对对方的不尊重,违背了“和”的原则,这充分证明了日语是种委婉的语言。
江户时期的町人阶层在私塾学习算盘和商业礼仪,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交际在商业往来中的作用非凡。如果富有委婉交际的能力,并且在与人的交往中能够重视尊重兼顾慈善事业,那么此人必成大事。日语教育中灌入委婉的教育,是社会各界和异文化交流之间的需求。1998年,德川宗义教授曾在韩国的日本学会学术大会的演讲会上提出这一理念,这也是人性语言学的精髓。
四、日语教育中的“和”
综上所述,日语教育中所追求的“和”,是以实现“和”为目的而确立“和”以及「思いやり的委婉性的,只有如此,才能长期在某个共同体中维系“和”。
过于强调“和”在利益共同体中的作用,难免发生委曲求全的问题,于是就会陷入交际困境,更影响了个人根据自己价值观做出判断的能力。为了逾越“和”带来的副作用,在更加广阔的文化圈里形成“和”的意识,就要求起到纽带作用的外语学习者遵循“信义”的原则,在不同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当然,以促进异文化交流、异文化理解为目标的外语教育中,最应该注重的是对待不同文化时的“礼”。民族文化单一,容易产生狭隘思维和偏执的民族优越感,会给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带来障碍。我们应该在教育过程中尽量让学习者逾越这种狭隘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壁垒,对不同文化持有“礼”的意识,能够做到“易地而处”。为了做到这种换位意识,应该首先对本国文化,特别是通过身边事物发现异文化的成因,从而做到理解并接纳不同文化。接受异族文化这个全新的概念之前,首先应该尽可能多的接触和理解自己生存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异文化摩擦,从而提高自身认识,继而扩大为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与接纳。只有对自己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做到客观公正的认识,才能对他国文化有更加正确的理解。
因此,我们在日语教育过程中,应该珍惜两国文化“和”的精髓,在培养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同时,加深他们对互相文化的理解和包容能力,对日本与中国出现矛盾的问题,能够及时分析出究竟是文化摩擦还是别的原因。倘若是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能够及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就不仅仅是语言翻译“机器”,而是能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油作用的全才,那么中日两国在文化层面的交往中便可以避免更多的误解和争端。
其实,不仅仅是日语教育,将“和”的理念在所有外语教育过程中推广,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倘若所有外语学习在充当语言翻译角色的同时,更能担当得其文化翻译的重任,那么对于创造国际和谐环境也是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
在今后的外语教学中应该增加学习者体验异文化交流的途径,也就是说,在异文化理解的教育问题上,教学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多种教授方法。同时,我们的教育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异文化理解的层面上,而应该扩展到能够对人类一切文化都等而视之。培养外语学习者实现异文化间“和”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在培养联络各地域之间的文化专家,意义重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外语教育不应该仅仅是记住一些语言符号,而是应该同时习得实现异文化间的“和”等多种能力的培养过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外语教育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只求交流无障碍,还应该以彼此尊重为前提,努力提高多文化间交流的能力、对异文化的适应能力和解决文化问题的能力。要想建立这些能力,就需要学习者同时具备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等一系列相关联学科的素养,这在目前的外语教学中应该还是空白,倘若今后的外语教学中在培养语言能力的同时,重视文化沟通、文化调和能力的培养,这对全世界和平共建都将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1]Schutz,W.C.A.Three-dimensional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J].N.Y.;Rinehart & Co.Inc,1958:72-73.
[2]石井敏他. 异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M].东京:有斐阁选书,1987:95-98
[3]洪顕吉他.日本思想的理解[M].時事日本語社,2002:52.
[4]南博編.日本人的人间关系事典[M].東京:講談社,1980:21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