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音乐教育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国际音乐教育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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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概况

这是ISME首次选择东南亚国家，也是继日本和韩国后第三次在亚洲召开。千余各国代表、学者和音乐教育专家从世界各地赶来，讨论有关音乐教育的不同课题。研讨会之前（7月9日-14日）在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香港等七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召开了地区性会议，由国际音乐教育协会所属的委员会和地区成员主办，共分为七个国际小组②，专门搜集、整理不同范畴的专业知识，讨论有关音乐教育的课题。分会完毕，于7月16日在马来西亚召开世界大会。会议共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学术论坛、展览会和音乐会。500多个专家与学者参加了论文宣读(paper)、工作坊(workshop)、专题讨论会(symposia)、课例展示(work session)、海报展示（poster sessions）等项目；另有40个展览单位和54个音乐表演团队。会议为期6天，可谓是一次汇集了全球音乐教育家和表演者的国际盛事。

会议特点和要点

1. 内容包罗万象，学术气氛浓郁

会议内容涉及：世界各地教育课程改革和教育政策变革、学校音乐教育现状与发展、教师培养与教学模式探讨、世界四大音乐教育法的内涵及外延、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等多个层面，研究范围扩展到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生物学、音乐治疗学等多个领域。

这是一个没有肤色种族分别，没有等级职称差异的畅所欲言的交流平台。不论你是一个教授、专家，还是在教育一线的普通教育工作者，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入在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中。在台下坐着听讲的有可能就是鼎鼎大名的音乐教育家，但是他们依然会认真地听讲，还会多角度地向讲课者提问，有切磋、有探讨、有质疑、有咨询，讲厅里总是洋溢着和谐浓厚的学术氛围，台上台下充满着对音乐教育发展的关注与热爱。

2.专家学者云集，创新火花迸发

参会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新奇，不是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会议的新鲜，而是世界各地的音乐教育专家们的理念时时给我们启发和灵感，似乎天天都在经历“头脑风暴”。这是在国内的学术会议上未有过的体验。

各个领域的音乐教育专家展示了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新型教育方法和理念，包括音乐教学法、音乐教育理论、音乐教育课程设置、音乐与文化的渗透、音乐教育与音乐治疗等。来自美国、德国、匈牙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专家进行了音乐教学法的课程展示。这些专家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其音乐教育理念是走在世界前端的。如国际奥尔夫协会的主席Hartman Wolfgang所做的《奥尔夫教学法的过去和未来――一个教学理念对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作出的回答》、达尔克洛兹教学法专家Karin Greenhead, Sandra Nash 和 Joan Pope的《达尔克洛兹优美律动――三合一，多角度全方位接触》等。

在工作坊与论文宣读中，中国的专家学者也拿出中国的音乐教育研究成果。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主任余丹红的《论附中的音乐教育体制》，使世界各地的专家透过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这扇窗看到了中国音乐教育的飞速发展。青年打击乐演奏家彭瑜论述了中国的京剧锣鼓和地方鼓乐，令外国专家兴趣盎然。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的代表老师也以精炼的文字传播他们的音乐教育研究成果，包括教学策略、教学理论，研究问题的设定、方法论等。世界各地的专家根据这些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形成中外文化的碰撞。此后，中国音乐教育学会会长谢嘉幸召集中国的代表开会，大家都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不虚此行。

音乐教育与音乐治疗在会上是被关注较多的话题。日本音乐治疗研究中心的专家Yoshiko Fukuda先生介绍了目前在日本推广开来的喘吸音乐疗法，将音乐教育与养生联系在一起，其理念是追求以自然为本，以人为本。来自香港的Paulina Wai Ying Wong博士用身势形体运动和姿势的变化来训练合唱，并将此设计成了电脑软件，兼具趣味性和科学性。匈牙利专家在会议上了一个新的综合教学法Kovács Method，通过科学方法来完成音乐的学习，包括如何提高音乐技巧，如何纠正姿势、呼吸和血液循环，如何克服怯场等。世界教育大会为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使这些最先进的教育理念能够以最快时间、在最广范围得以传播。

3．教育方式多元，民族特色彰显

很多国家纷纷以本国的特色作为音乐教育课程展示的内容，独具风格。美国专家介绍了JAZZ音乐教育，包括社会爵士节日、专业出版物、如何将爵士节奏融入课堂；非洲则亮出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噶勒族黑人的土著打击乐；东道主马来西亚介绍了具有当地特色的舞蹈ZAPIN､ENDANG，皮影戏Wayang kulit和民间音乐；印度则展示了韵味十足的印度歌舞。

教育方式的多元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特点：生活中的音乐、以网络为基础的作曲、课堂即兴创作、教育软件开发等，还有涉及到关于本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和世界各种音乐风格的渗透与借鉴，另外，频率极高地提到流行乐在当代音乐课堂上的运用。芬兰专家在课程展示中介绍了流行乐在芬兰普通学校音乐课堂的运用并以此为主题召开了专题讨论会；世界各地的教师不约而同地将流行音乐元素搬进课堂，较有特色的发言包括：《音乐教室里的探戈》《美国拉丁音乐元素在钢琴技巧中的实际运用》《将蓝调爵士融入奥尔夫教育法》……

我有几点感受与同行共勉：1．如果学校音乐教育不再创新的话，学生的审美还是畸形的，所以教师除了提供良好的导向，必须同时深入到学生的队伍中了解他们所喜爱的音乐，同时借鉴社会音乐活动的一些成功做法去缝合文化和教育的裂缝；2．音乐治疗和亲近自然的音乐教学法不仅对特殊儿童有帮助，对于健康儿童的音乐启蒙也有很大作用；3．立足于本土的教研，开发民族音乐资源并合理利用的重要性。

4．各地表演特色浓，中国队伍亮色多

会议安排午间和晚间音乐会，共有来自日本、菲律宾、土耳其、印度、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团队被委员会挑选出来参加演出，东道主马来西亚选派了国宝级的打击乐传统节目24节令鼓，震撼人心的大鼓加上舞蹈、舞美和马来西亚特色乐器恩格隆（Anglung），气势恢弘，引人入胜。在马来西亚的国家工会剧院Istana Budaya举行的“马来西亚之夜”大型音乐会，歌舞欢腾，迭起，整个剧院俨然成了狂欢派对的海洋；日本展示了古老的宫廷雅乐，包括人声、纯乐演奏和面具古舞，其文化遗产保存的完整性让人佩服；另外印度的歌舞、澳大利亚的合唱、俄罗斯的特色乐器演出……各国的表演家们各显神通、各展其能，节目精彩纷呈。

中国的演出队伍是众多国家中的一抹亮色。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研究生们组成的上海六人组（Shanghai six)，上演了特地为本次国际会议创作并在世界首演的、充满浓郁中国民族特色的节奏律动作品《鼓舞》，广受好评；香港童声合唱天地（Hong Kong Treble Choir）用粤语、客家话演唱的童谣，天真烂漫，童趣盎然。

自身的反思

1．国际会议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参会期间我们看见很多亚洲人的面孔，不论是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还是马来西亚，哪怕是被认为口音最重的日本都是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专家交流，听课也完全没有障碍，甚至有时可能同时用几国语言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交流，这是大陆学生还欠缺的。

2．与几个音乐教育大国比起来，虽然中国的音乐教育有自己的民族传统特色，也出现了一些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精髓的优秀教师，但是队伍还不够庞大，有一些课程传授的仅是较零星的理论，总体来说，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科学的、让世界的音乐教育同仁感到叹服的音乐教育体系。

3．凡参与ISME宣读的论文均不得超过3000字。这并不是ISME独家限定篇幅的规定，而是美国音乐心理学协会论文规格“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Format ”的一个基本要求。中国的论文不管硕士博士论文都规定洋洋万字以上，这样不成文的规矩，是造成一些学术文章堆砌词藻、繁琐叙事的原因。

4．作为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应通过ISME这个在国际上深具影响的音乐教育组织而了解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中国的音乐教育协会组织也应充分研究ISME的成功运作经验。通过这样世界性的会议可以促进国际间各层次音乐教育工作者联络及有关组织的合作，促进文化的传承发展。所以，推动这样国际性的会议和世界各国音乐教育者的对话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①ISME是国际音乐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ation)的缩写，它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国际音乐协会（International Music Council)的核心组织，于1953年在比利时成立，是一个包含超过50个国家的会员的国际组织，也是唯一一个音乐教育的国际组织。它每两年召开一次世界性的音乐教育会议，由国际音乐教育协会所属的委员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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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音乐理事会的附属机构,是一个国际性的音乐教育组织。目前有80多个国家及地区参加。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下设七个学术委员会。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音乐家、音乐教育家以及各类音乐教育工作者参与,至今已召开了28届。

根据国际惯例,大会将分为两个阶段举行。

第一阶段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下设的七个委员会的专题研讨会,分别于7月25日至31日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举行:音乐教育研究专题会议,社区音乐教育专题会议,早期音乐教育专题会议,专业音乐教育专题会议,学校音乐与教师教育专题会议,特殊音乐教育、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专题会议,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音乐政策专题会议。第二阶段为全体大会,在北京鸟巢畔的国家会议中心和中国音乐学院举行。第二阶段大会的会议内容丰富精彩,包括四位国内外音乐教育专家进行主题演讲、60余节优秀课例进行现场展示、100余场工作坊和论文报告会和专题研讨会、60余场来自世界各地、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会。

大会期间,还将同时举办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并在中国音乐学院设立“北京传统音乐节”专区。北京传统音乐节是继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现代音乐节之后,推出的大型国际性的传统音乐活动,其宗旨在于打造北京市音乐文化精品项目,搭建国际传统音乐文化交流的平台;集中展示北京、中国及世界各民族优秀传统音乐;研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及全球范围内传统音乐的现状与发展策略;对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的师资、文化工作者及文化干部进行传习和培训。北京传统音乐节加盟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将给此次盛会增添浓烈的色彩。届时,来自世界各国的15个传统音乐演出团队,和来自国内的十余个传统音乐表演团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音乐家、音乐教师共同参与音乐节的演出、研讨和大师班传授,向全世界展现传统音乐的精彩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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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学在注重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了持续不断地充实丰富研究内容的目的。另外，由于音乐教育学是从实践中延伸出来的理论，这对音乐教育的实践活动有着规范指导作用。伴随着各类科目教学重点的转移，具有近似研究方向的教育族群也参与到现代化教育学的发展进程中去，音乐教育学包含其中。音乐学科教育学差不多已是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的同类说法，也是作为研究校园音乐学科本质、目标内容与方式的一门学科。音乐教学法重点是对音乐学科教学方法进行研究，侧重于教学法则和理论指导。音乐教育学和音乐教学论，同属于音乐教育族群研究范围，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各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方向，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二、研究范围

1.广域型：它需要有跨学科的视角，对教学目标、内容进行规划和组织，对教学过程采取的方法进行适时调整，在不断地探索中对各类教学因素进行深刻的研究，达到以“实际论证”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广域型的音乐教育学是以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作为基础，由跟音乐教育学有关的音乐与教育、哲学、美学与社会心理、民族等各类学科的新近成果，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及各种因素的体系研究，以利于形成统筹、完整、条理清晰的理论系统。音乐教育学的广域不只体现在学科视角和理论层面，也包含教育哲学，重点体现在对音乐教育学中涉及的方法论、价值论、目的论的研究。

2.学科型：由于音乐教育学是从音乐教育的实践中延伸出来的理论，故音乐教育学注重的是学科领域中的实践教学方法。音乐教育学以达成高品质的教学内容为目标，成立“音乐教育教学方法和内容”的专题，具体细分到学科组织、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三大领域。

3.专业型：当前较为全面系统地对专业音乐教育学问题的论述专著很少。

三、研究策略

音乐教育学的研究策略，可以由哲学、美学、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等各类视角进行研究，通常还以文献、调查、实验、个案、分析、统计等研究法。具体实践中常会将各领域进行综合运用。而调查、个案及实验研究方式极其受重视。伴随着音乐教育学的研究渐渐深入，对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理论同实践结合、跨文化比较、系统及其他各类有效的研究策略的综合应用等，给予一定的重视，这也是音乐教育学的研究策略的发展方向。四、音乐教育学的形成音乐教育学源自音乐学与教育学，它们成为独立学科时均为19世纪。现代音乐教育学的形成时期通常认为是在20世纪。20世纪早期，音乐学科教育的研究具备多样性的特性。国外的一些较为著名的音乐教育系统与教学方法，譬如，达尔克罗兹、奥尔夫、柯达伊等，它们为音乐教育学的成型和延伸发展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为音乐学科教育的研究及音乐教育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石。德国的艺术教育与授课中心研究院自1921年到1927年，于柏林等地持续举行七次以德国学校为主题的音乐周，这使得音乐教育家、教育学家、音乐学家之间加深了彼此的联系，在增强了学术方面工作的同时又具备加强对教育心理学、美学与作品等方面的研究。1931年，美国的音乐教育家默赛尔与格林合著了《音乐教学心理学》，这是一部以音乐教育心理学学科指导和教学实践为内容的专著，著作设计领域广泛，观点新颖，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音乐教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音乐教育学的发展

音乐教育学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势态，这种现象持续至今。提到教育学的发展就应当针对国际音乐教育协会的作用进行研究，为了促进全世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1953年由UNESCO国际音乐理事会建立起国际音乐教育协会。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国际及专家会议，加强不同国度教育学专家之间的联系，商讨与音乐教育学相关的各领域学科的研究事项，解决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1953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音乐教育学会议，从1968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专家讨论会议，其间也会举办大大小小具有针对性的专家讨论会。从我国的发展史上看，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的一些年，乃是中国音乐教育学的萌芽时期。近10多年与音乐教育学息息相关的学科发生了质的飞跃，这种提高为音乐教育学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改革伊始，我国引入国外各类音乐教育理论与教学系统，这极大地拓宽了国内音乐教育学工作者的视野，无论是思想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大幅度转变了音乐教育学工作者的教学理念。我国对音乐教育学工作者的培养十分重视，各高校也为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培养了高素质的工作团队，这里面不乏有长期从事音乐教材教法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们被视为我国音乐教育学建构的支撑者。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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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在西班牙举办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中，参会的中国代表只有3个人，然而今年这届会议中，我们的学术团体发展得很快，中方有160多名代表和演员参会。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中的阵容越来越强大。”

音乐教育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第28届世界大会于7月15日至25日在意大利举行。此次会议共举办了400多场学术报告、240多个展板宣讲，40多台音乐会，开设了30多个音乐教育展台。这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来自中国、加拿大、美国、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等80多个国家的1500多名会员和1000多位演员参加了此次盛会。

中国阵容 历史最强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附属机构，是世界上拥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音乐教育机构。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音乐艺术院校的50余名师生的积极参与，中国大陆学者入选论文多达20多篇，举办宣讲和报告10余场。

与往届相比，此次中国学术团队的参会人数多、讲演精彩，备受关注。提起飞速发展的中国音乐教育学术团队，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颇有感慨，他说，“2004年在西班牙举办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中，参会的中国代表只有3个人，然而这届会议中，我们的学术团体发展得很快，这次中方有160多名代表和演员参会。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中的阵容越来越强大”。

先于大会召开的7个专业委员会于7月15日至19日在罗马和博洛尼亚举行，会议议题分别为学校音乐与教师教育、职业音乐家教育、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特殊音乐教育、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社区音乐活动以及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中的音乐等，体现了各国学者从教育视角出发，从音乐活动的不同视角探索和研究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发展趋向。

专家学者 讲演精彩

中国专家学者周世斌、谢嘉幸、王懿颖、许卓娅、赖达富等精彩的发言获得了诸多外国同行的赞许。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在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中的音乐专业委员会中，宣讲的《妈妈你在哪里？――从中国大陆母亲音乐教育的兴起看音乐教育基本政策存在的局限》反响强烈。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陆新兴的“母亲音乐教育工程”倍感兴趣，母亲如何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周世斌在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专业委员会中作了《让音乐激发出生命的动力――音乐治疗在中国汶川地震灾区中的运用》的报告，也一度掀起会场讨论的。与会人员高度赞叹中国学者在抗灾前线组织灾后心理重建工作，充分体现了音乐的作用与价值。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孙绿怡在社区音乐活动专业委员会中介绍了中央电大在开展社区音乐活动的相关情况。当得知中央电大创建了“天地网结合、三级平台互动”的网络教学环境，拥有一系列质量较高、特色鲜明的多种媒体教学资源时，一些外国同行提出希望会后加强校际和区域的联系，共享特色资源。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卓娅在早期儿童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中，与哥伦比亚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劳瑞共同合作，讲演了《教师作为研究者：以视频分析为早期音乐教育者做准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懿颖也宣讲了早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外国学者对中国在早教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过程中不仅关注儿童个体，还对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深表赞许。

青年学者 收获颇丰

在大会上，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研究者、青年学者满怀对音乐教育事业的热情相聚一堂，通过座谈会、工作坊、教学展示、论文报告、展板等形式参与讨论。

中国大陆各地的许多青年学者作为青年学术委员会中的一员，也积极参与其中。赖达富、赵洪啸、李小莹、张烁、谭莉、刘姝、段海疆、崔玉扬、杨阳等在会上作了《柯达伊教法的创造性反思与实践音乐教育透视》《系列自制乐器在音乐课堂中的运用》《德彪西钢琴音乐在中国备受欢迎之缘由》《语境和人文――电视剧音乐对大学课堂的影响》《寻找家乡的音乐――看国家统编教材在安徽地区的乡土化努力》等专题论文宣讲。这是历届ISME世界大会里，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论文入选和宣讲最多的一次。这些论文都被收入大会论文集，以书本和数据光盘形式同时出版。

很多年轻人都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学术会议。通过参与论文宣讲，他们得到了宝贵的锻炼机会，开阔了学术视野。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常慧娈在学校音乐与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尤其深刻地感受到浓烈的学术研究氛围。每当一个讲演结束后，与会者就会被随机分为4个小组，进行深入讨论，进而再将每一组的观点进行汇总。这就真正实现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讨论。上海音乐学院10人学术团队对此颇有感慨，她们认为通过观摩、参与大会，对音乐教育事业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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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哲学问题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继2009年11月在广州大学举办的首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除了延续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还提出了“传统音乐教育”这一近年我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进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探索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将音乐教育哲学与传统音乐教育结合进行探讨，是大会主办者探索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

两天的会议议程包括：专家主旨发言、圆桌会议、博士论坛、研究生论坛四项内容。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一、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为背景的多元社会环境下，中国的音乐教育者应该怎样看待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教授为与会者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其主旨报告《变迁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新视野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中麦卡锡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音乐教育哲学成为音乐教育的宣传、政策的主要知识来源。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础已经得到扩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多元学科来寻找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包括了心理学、女性主义、音乐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针对这种新的研究趋势，麦卡锡提出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要研究的五个问题：（1）音乐教育者怎样理解音乐的意义？（2）“认知”音乐意味着什么？（3）今天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是如何被重视、被宣传、被倡导的？它们的基础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到底是“谁”的音乐？（5）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才是“好的”音乐教育？以此提醒当代音乐教育者将他们听赏和看待音乐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虑音乐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麦卡锡所介绍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趋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启示的意义。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本研讨会的主旨议题之一，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参会代表们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对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论化、系统化认识的总结，是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产物。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乐教”哲学的关系何在？中国传统“乐教”哲学对于今天的音乐教育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贯通中西？这些问题正是探索本土音乐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文以社会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哲学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系；该文尝试汇通中西哲学，提出建立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周凯模《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音乐传承》提出中国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论的乐教哲学体制，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分科体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体制断裂，中土优秀的乐教思想被忘却。而在民间“乐教”思想中，却依然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古代优秀乐教思想的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民间乐教传统的丰富资源的调查研究任重道远。代百生《音乐美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主线》中认为以“美育”为发展主线的中国音乐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审美”与“美育”观念的吸收，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乐思想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提出正确认识音乐美育的内涵，将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

在该论题中，“审美”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关系尤其受关注。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邓兰《实践还是审美――“二元对立”批判范式下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王州《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刘倩男《“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为现实背景，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审美”和“实践”两种范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张业茂《“音乐教育”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对“音乐教育”的语言分析》、朱玉江《从交往理论看音乐教育实践哲学》、韩忠岭《两种哲学视阈下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柳良《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课标修订管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哲学观》等文，这些探讨对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三、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代表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学校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传承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传统音乐民间活态传承的方式等问题。

学校作为专门、系统的教育机构，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当下学校中的传统音乐教育处于何种地位？如何推进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分别就不同层次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祖荫《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提出了当前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为重视与衰减并存。提出今后应重点加强本科阶段的传统音乐学习，同时各院校应展开与传统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活动，营造浓郁的传统音乐教育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感情与学习兴趣，把传统音乐教育从技能、音乐理论的学习提升到文化的层面。谢嘉幸《传统音乐教育――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与研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开发，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学校教学资源，同时有助于沟通多种类型的音乐教育。陈雅先《校园文化生态与岭南传统音乐的高校传承》提出营造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生态对于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的重要性在于：调节、维持高校音乐活动主体的群际关系，促进校园岭南传统音乐活动正常开展，并提出营造校园文化生态的具体途径。刘瑾《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交往，才能生成国际性。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传承的手段，是延续地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推进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并在音乐教育中延续民族精神？围绕民间音乐传承主体在地方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民间音乐传承的方式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代表们各抒己见。马达《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论述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在当地广东汉乐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并以实地田野工作考察资料的论证，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时期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是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黄琳娜《利用儿歌民谣教学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论述了面对纳西族语言和传统东巴文化面临消亡危机，自1999年以来，两位作者在家乡古城丽江创办东巴文化传习所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租屋建盖传习所校舍，利用纳西族传统儿歌、民谣在小学里进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优秀东巴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天彤《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模式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传承为例》根据其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实践，总结出5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渠道、两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方式、4种民间音乐传承人。

此类的文章还有袁静静《文化转型下潮州大锣鼓的变迁与发展――潮州大锣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曾璐莹《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焦皓华《广东汉乐声音景观评价与大埔汉乐文化区域的形成》、邹)姣《景观生态学视野下的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研究》等。

四、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与

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

除以上论题，参会代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给予关注。如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中，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诸方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与此相关的音乐言行，提出这些人物的所谓“落后言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国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锣鼓的发展与变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潮州市民间乐团为个案，叙述了潮州大锣鼓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迁。仲立斌《广州粤剧传承与现状调查――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通过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生长在广州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城市中的传统乐种粤剧进行了考察。柳进军《在田野与乐谱间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视角，讲述了其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此次会议对于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客观地关照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音乐教育的现状，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同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在传统音乐教育研究方面，对从社会渠道的传承到学校渠道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归纳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从理论层面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论证。

本次研讨会意义深远，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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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教育在我国一经提出，就受到我国教育界各个领域的高度重视，本文则着重探究多元文化在音乐教育中的发展。在多元文化引进到我国音乐教育理中来的同时，也给我国的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随着多元文化理论的引进，其具体实施的途径则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论的实践意义

青年文化运动后，我国开始注重引进西方的音乐教育理论，尤其是欧洲音乐的教育理论。在当今的音乐教育理论中，欧洲教育理论占据我国音乐界的重要地位。很多教师认为教授音乐就是教授欧洲的音乐。这种不加以改变的借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教师学生提供了便利和借鉴模式，但是却忽略了我们自身文化的发展。而且单一的音乐教育无法开阔学生的视野，这就迫切需要多元文化的加入。

（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论是融入世界的需要

随着多元文化的深入，多元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教育和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时，也应该保证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现在，地球已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整体，当今社会也是一个国际化社会，各国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这就需要我国的文化也应与国际接轨。音乐教育改革的关键就是要为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文化，拓宽学生的眼界。所以，在音乐领域内注入多元文化，就是给音乐道路的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这同时也是我国文化与世界接轨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论是社会发展

的需要多元文化的发展不只是为了融入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则是为了我国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所谓多元文化，就是注重对各种优秀文化的介绍传播，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则是注重在音乐领域对文化的介绍。为了使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要大力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论。因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论是对学生文化知识的丰富以及素养的提高。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全面的人才，多元文化音乐的教育则是培养丰富文化内涵人才的重要举措。多元文化注重对多样性的要求，多样性的文化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发展多元文化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影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因素

就目前我国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有关多元文化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很多关于多元文化的措施并没有得到落实，所以想要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就要解决当下问题。想要从源头杜绝制约因素，就需要明确知道造成我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滞后的原因，这样才可以解决实质问题。

（一）历史遗留因素

“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的音乐教育没有自成体系，而是大力提倡引进国外的音乐尤其是欧洲的音乐教育。在教师的教学领域里潜意识已经认为音乐教育就是传授欧洲的音乐。这种历史因素导致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流失，没有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

（二）教育体制内部因素

教育体制同样也是多元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多元文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想要发展全新的概念，原有的教育体制则是束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原有的教育体制下，教师过于重视学术研究，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库也是阻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又一关键问题。

（三）师资因素

教师是推广多元文化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核心力量。多元文化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师资力量。要想保证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就要具备一批知识观念前卫、涵养水平高的教师团队。但是，我国的师资力量与所要求的师资力量相差甚远。我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教师不能够很好地适应多元文化，这也是制约因素之一。

（四）教材及音响资料等因素

多元文化的发展所依托就是教材及音响资料。多种多样的教材和音响资料是多元文化音乐教育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多云文化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一些配套措施不是很完善，其中就包括教材及音响资料。和多元文化发展一样，我国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教材及音像资料也处于起步阶段。

四、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途径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对于国际社会教育界是一个的热点，但是对于我国而言则是一场教育界的改革。为了实现教育界的改革，相关机构要做到使多元文化音乐教育面向广大师生，使广大师生早日适应多元文化所带来的其他优秀文化。广大师生要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熏陶下，找寻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通过自己的学习方法，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拓展自己的视野。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要从以下途径促进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

（一）更新教育观念

青年运动后，我国开始以西方的音乐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为主，反而缺少对学生接受多元文化音乐的教育，这就导致我国的音乐教育体系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音乐教学中重视西方音乐理论，忽视我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教育已成为一种诟病。所以，为了使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得到发展，首要的就是要转变教育理念。只有教育理念的转变才可以使多元文化走入学生的世界。学校要制定新的音乐教学目标，而新的教学目标要以多元文化为基础。学校还要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纳入新的培养计划中去。希望通过进行学校的教育，可以使广大师生成功接受多元文化音乐，真正使多元文化立足教育界。

（二）丰富教学内容

从美国的教育例子中我们看出，美国在进行音乐教育过程中，并没有局限于本土的音乐，而是吸收整合世界各国的优秀音乐。美国的成功案例，可以为我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提供借鉴的模式，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为了真正使多元文化走入到音乐教育，我们可以在音乐教育中增加许多特色文化，比如加入我国优秀民族音乐中内容健康、艺术水平高的文化要素。要想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就要丰富教学内容，不再是以往单一的欧洲音乐。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多元文化并不是增加学生的负担，而是让学生体会多种多样的优秀文化。

（三）实现学科综合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不只是局限在音乐一门学科上，而是要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与其他课程联系起来，注重学科之间的综合，丰富教学。多元文化与其他学科的综合也是多元文化立足教育界的一项重要举措。音乐教育与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综合，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学科的综合，也是多元文化发展的要求。把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带进多元文化音乐的教育中去，可以在学生欣赏音乐的时候带动学生的地理、历史等文化知识，从而可以从多方面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境，体会多元文化带来的音乐情感。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学中，教师可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与其他学科关联，更能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学科综合也是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一个百试不爽的方法。

（四）提高教师素质

前文说的教师是推广多元文化的关键因素，拥有一批综合素质极高的教师团队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不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想有多么美好，作为这一理论的切实实行者，教师必须要有先进的教学观念，具备实践理论的能力，具有对高效教学的崇高追求。为了快速发展多元文化，我们要做的不仅只是提高教师的教育水平，而是要优化教师的教学方法，找到好的教育方法等于走向成功。一个教师的知识涵养、教育水平再高，若其没有好的教学方法，无法将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真实情况总结出适合学生的传授方法。

（五）不断丰富多元文化的教育资源

在前文中我们提及教材及音响资料是多元文化文化发展的依托，而教材及音响资料就是教育资源，足见丰富的多元文化教育资源是保证多元文化顺利实施的关键。因此，要想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就要发展丰富的教育资源。第一，翻译、编写新的多元文化教科书。教科书可以有效的解决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所以编写新的教科书也是促进多元文化发展的关键之一。而在编写教科书时，要立足于国内外权威的资料文献上，根据学生接受多元文化的具体情况，科学合理的编排教学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第二，选择正宗的音响资料。实施多元文化的要求就是利用高科技的教学手段，选取正宗的音响资料。这就要求教师尽可能的选择民族文化突出的、未经改编的音响音像资料，使学生可以享受不同文化所带来的听觉盛宴。第三，充分利用网络上的音乐资源。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音乐网络资源也不断深入到教育中去，多元文化的实施必须与互联网资源紧密相连，这样才可以促进学生多地域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五、结语

篇(7)

一、音乐人类学的定义及发展

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的音乐人类学是一门起源于欧美的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中文译名为“民族音乐学”。20世纪中期由美国人类学家、音乐家梅里亚姆（Alan.P Merriam）最早提出，早期名称为“比较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运用一般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来研究人类音乐文化，把音乐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音乐。作为新兴的音乐理论学科，音乐人类学打破了传统音乐学所关注的音与音之间的关系，而是以音乐为研究主体，在对音乐艺术进行客观描述的同时，提出了音乐”是什么”的概念，对音乐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阐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旨在更好地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和音乐行为。1980年，在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音乐人类学随之引入中国并得到了迅猛发展，几乎涉及到音乐研究的各个领域。进入21世纪，以发展各国民族音乐为己任的“多元音乐文化”观念已逐步取代了20世纪初以”欧洲中心主义论”的单一观念，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在多元共存的背景之下，音乐人类学把音乐艺术置于历史、社会等生活环境中，打破了西方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界限，从音乐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角度关注音乐文化的人类性。在立足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对音乐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认识音符背后所蕴藏着的更本质的东西，把音乐的理论意义扩展到全球人类生活的视野中。

随着文化人类学思想的渗入，音乐人类学家更加注重音乐的文化价值研究。在研究音乐与文化关系的同时，更强调对音乐自身的研究，重视对地方性知识、边缘文化知识的研究和发展，为音乐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奠定了基础。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蓬勃发展，让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两学科相互取长补短的呼声越来越高。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音乐人类学家开始探讨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尝试着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相结合，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多文化、跨文化的音乐教育，这一做法对于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普及，众多国外学者逐渐意识到音乐教育是受音乐人类学影响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他们将音乐教育的现象和问题投入历史的文化背景研究中，在多样化的背景中感受音乐教育，重视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音乐教育研究。上世纪50年代，英国涌入了大量的海外移民，同时也带来了具有特色的移民文化，使学生在学校中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音乐，使其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独创性，加强多元文化的教育体系。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在《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所提到的：“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存在的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刘沛译，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8，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专辑）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要求音乐学家、教育学家要立足于21世纪，面向世界，用全球多元音乐文化并存的思维模式，来发展音乐学科。很多国家面对这一国际潮流，都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对多元音乐文化教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试图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模式。然而纵观今天的高师音乐教育，不难发现：中国至今没有系统的音乐教育体系，教材一直在沿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音乐加西方音乐的传统模式，欧洲中心主义论一直占据主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建立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必须在符合中国国情、中国音乐发展特点、中国音乐教育实际的基础上，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关注音乐教育，把音乐教育放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这个大的背景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让音乐人类学的观点及研究方法渗透到音乐教育的方方面面，趋向于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用文化中的音乐来界定。

二、高师中国音乐史课程现状

《中国音乐史》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一门重要的理论必修课，是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近现代音乐发展脉络的重要途径。它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将每个时期颇有代表性的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流派及重大的音乐事件等史实贯穿起来，使学生在纵向理解和掌握音乐知识的基础上，横向挖掘蕴含在音乐史内部的文化价值。正如德国当代音乐史学家布洛克豪斯所说的：“音乐史研究的对象是音乐的历史，这一约定俗成的规定迄今为止还未被音乐史学家严格地遵循过。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在讨论历史的联系、各种关系和条件时，必须考虑到音乐所依据的社会、文化发展规律。”（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0）但是目前，中国音乐史在各高师院校中教学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教学现状不容乐观，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中国音乐史在音乐学专业中的基础地位。

1、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普遍存在着“重技能轻理论”“重单项专项、轻综合素质”的现象。长期以来，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过于强调技能方面的训练，而忽视了中国音乐史等理论知识的学习。很多学生认为音乐专业就是唱歌、跳舞、弹琴，对于能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素养的理论学科则轻描淡写，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使得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在课程设置、培养模式方面始终摆脱不了专业音乐院校的影响，出现了学生知识面狭窄、技能单一的尴尬局面。殊不知，要想在技能上有所突破，除了勤学苦练掌握技巧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掌握相当多的专业知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作品、分析作品。

2、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掌握音乐基本知识，形成音乐技能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较为持久的音乐行为变化过程。而学习方法是有效地将这些知识与音乐技能转化为自身知识与技能的桥梁。大多数学生学习方法过于陈旧，认为学习中音史死记硬背即可。学生上课不认真，考试前突击复习。这种心态导致学生普遍存在着厌学的情绪，缺乏主动性。在教学方法上，教师也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本文从音乐人类学的多维角度出发，透过我国高师中国音乐史教学的现状，将多元音乐文化的观点渗透到中国音乐史的教授与学习中，旨在用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多元音乐文化思维框架来构建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内容，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以增强学生理论学习的动力，推动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

一、音乐人类学的定义及发展

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的音乐人类学是一门起源于欧美的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中文译名为“民族音乐学”。20世纪中期由美国人类学家、音乐家梅里亚姆（Alan.P Merriam）最早提出，早期名称为“比较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运用一般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来研究人类音乐文化，把音乐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音乐。作为新兴的音乐理论学科，音乐人类学打破了传统音乐学所关注的音与音之间的关系，而是以音乐为研究主体，在对音乐艺术进行客观描述的同时，提出了音乐”是什么”的概念，对音乐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阐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旨在更好地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和音乐行为。1980年，在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音乐人类学随之引入中国并得到了迅猛发展，几乎涉及到音乐研究的各个领域。进入21世纪，以发展各国民族音乐为己任的“多元音乐文化”观念已逐步取代了20世纪初以”欧洲中心主义论”的单一观念，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在多元共存的背景之下，音乐人类学把音乐艺术置于历史、社会等生活环境中，打破了西方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界限，从音乐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角度关注音乐文化的人类性。在立足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对音乐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认识音符背后所蕴藏着的更本质的东西，把音乐的理论意义扩展到全球人类生活的视野中。

随着文化人类学思想的渗入，音乐人类学家更加注重音乐的文化价值研究。在研究音乐与文化关系的同时，更强调对音乐自身的研究，重视对地方性知识、边缘文化知识的研究和发展，为音乐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奠定了基础。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蓬勃发展，让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两学科相互取长补短的呼声越来越高。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音乐人类学家开始探讨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尝试着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相结合，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多文化、跨文化的音乐教育，这一做法对于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普及，众多国外学者逐渐意识到音乐教育是受音乐人类学影响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他们将音乐教育的现象和问题投入历史的文化背景研究中，在多样化的背景中感受音乐教育，重视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音乐教育研究。上世纪50年代，英国涌入了大量的海外移民，同时也带来了具有特色的移民文化，使学生在学校中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音乐，使其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独创性，加强多元文化的教育体系。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在《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所提到的：“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存在的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刘沛译，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8，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专辑）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要求音乐学家、教育学家要立足于21世纪，面向世界，用全球多元音乐文化并存的思维模式，来发展音乐学科。很多国家面对这一国际潮流，都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对多元音乐文化教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试图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模式。然而纵观今天的高师音乐教育，不难发现：中国至今没有系统的音乐教育体系，教材一直在沿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音乐加西方音乐的传统模式，欧洲中心主义论一直占据主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建立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必须在符合中国国情、中国音乐发展特点、中国音乐教育实际的基础上，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关注音乐教育，把音乐教育放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这个大的背景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让音乐人类学的观点及研究方法渗透到音乐教育的方方面面，趋向于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用文化中的音乐来界定。

二、高师中国音乐史课程现状

《中国音乐史》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一门重要的理论必修课，是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近现代音乐发展脉络的重要途径。它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将每个时期颇有代表性的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流派及重大的音乐事件等史实贯穿起来，使学生在纵向理解和掌握音乐知识的基础上，横向挖掘蕴含在音乐史内部的文化价值。正如德国当代音乐史学家布洛克豪斯所说的：“音乐史研究的对象是音乐的历史，这一约定俗成的规定迄今为止还未被音乐史学家严格地遵循过。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在讨论历史的联系、各种关系和条件时，必须考虑到音乐所依据的社会、文化发展规律。”（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0）但是目前，中国音乐史在各高师院校中教学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教学现状不容乐观，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中国音乐史在音乐学专业中的基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