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世界经济发展周期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从世界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呈现出其两面性。一方面，就10年左右的中周期来说，经过5年的繁荣，经济确实有了收缩的强烈要求。即使不在今年通过次贷危机冲击国际金融表达收缩的诉求，也可能会在其它时点以别的方武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就50年左右的长周期来说。走出低谷才不过10来年，接下来应该是经济繁荣的全球扩散阶段，没有理由因为一个次贷危机就把世界经济拉入全面衰退。

从世界经济平衡的角度看，次贷危机的恶化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实际状况的一种追认。考察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平衡是一种常态。这种不平衡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必然导致原有经济实力地位发生变化。但是，在当今世界，由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工具的大规模使用，这种实力地位的变化如果不是同时发生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领域。实体经济的实力地位变化往往会被遮盖。不过，虚拟经济毕竟需要以实体经济为依托。因此，当契机出现，虚拟经济就会向与实体经济相对应回归。由于美国在虚拟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完全遮盖了其因为伊拉克战争等原因而被削弱了的实体经济地位，危机所引发的调整也许不过是一次虚拟经济向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回归。

从世界经济管理的角度看。本次危机出现后，美国经济管理当局的反应还是非常迅速的。当危机刚露头不久，2007年9月，就已经开始降息。当危机开始恶化，2008年1月22日，美国紧急推出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降息幅度0.75个百分点，30日又再降息0.5个百分点：同时，美国推出了减税1680亿美元以刺激经济的计划。其他各发达国家也针对危机进行了应对。应该说，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在短期内阻滞美国经济、世界经济的迅速下滑会是有效的。

篇(2)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篇(3)

关键词：经济周期 中国经济管理 跨行业管理 网络 金融危机

我国经济管理水平在整个开放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是低水平的，这严重制约着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成功转型，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向开始转变管理方式方向变化。在经济管理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思想成果以及良好的管理模式，在变革中实现创造性的发展，又如何充分发挥管理这支有形的手把外界市场商品内化成经济主体可控的生产要素组合，以实现良好的经济管理效益，这是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新经济周期中世界经济管理的变革

经济周期又可以称为商业周期，主要是指在整个世界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扩张、收缩相互交替、循环的一种周期性现象。从微观角度分析某个国家的经济周期主要是指该国家的总体收入、总体支出以及总体就业情况的循环往复。一般包括四个环节：经济扩张、经济发展巅峰、经济衰退以及经济发展跌入谷底，如图1所示。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这是一个市场变化动荡起伏的过程（袁健，2012）。

在新经济周期世界经济管理变革中，为了更好地顺应时展的需求，经济管理发生了重大变革。第一，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共同协调管理市场的作用加强。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以更强的力度干预金融资本市场，与此同时也开始注重加强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政府联合应对经济危机，以加强合作协同性。如召开20国集团会议、成立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这些作为协调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以有效控制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孙晓娟，2012）。第二，预期经济管理系统更加严密、更加具有实用价值。在总结以往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基础上，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更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遵照经济周期的规律，构建了预期经济管理平台，突出政府和市场中各经济主体的管理分工和协调。加强对重要的微观因素的预警管理，加大对难以预测的非周期性因素进行深入理性分析，建立了应对非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政府反应模型，从而大大增强了政府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能力。第三，跨国公司开始发挥超越国界限制的管理作用，成为世界经济管理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

我国第一次经济周期发生变动是在1977-1981年期间，历时5年，其中经济增长率呈现扩张上升时间为2年，经济增长率呈现周期性回落时间为3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8.1%，这个经济波动周期适逢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整体经济保持中位运行，经济平稳发展，波动较缓和（陈思，2012）。第二个经济周期在1982-1986年期间，历时5年，其中经济增长率呈现扩张上升时间为3年，经济增长率呈现周期性回落时间为2年，经济高位运行，经济发展顶峰较高，经济发展谷底较浅，经济整体波动不大。第三个经济周期在1987-1990年期间，历时4年，其中经济增长率呈现扩张上升时间为1年，经济增长率呈现周期性回落时间为3年，经济波动幅度很大，经济增长质量很低。第四个经济周期在1991-1999年期间，历时9年，其中经济增长率呈现扩张上升时间为2年，经济增长率呈现周期性回落时间为7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较高，经济扩张能力较强，整体经济运行平稳（郑新立，2010）。第五个经济周期在2000-2008年期间，这次经济周期至今还未结束，但从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经济综合增长率较高、经济运行很稳定。如表1所示。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点分析

（一）我国经济波动周期时间延长、波动系数降低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平均时间为4.6年，呈现周期性经济上升时间约为2年，周期性经济回落时间约为2.6年，上升时间略短于回落时间，具有明显的短暂回落的形态，说明我国经济持续性、稳定性较差。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出现的两次经济周期持续时间增长，并且最末一次的经济周期仍旧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经济周期的波动系数大幅度降低。这表明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而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但是直接干预经济的影响能力变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强，要求经济管理方式进行相应的变革。

（二）我国经济周期变化和世界经济周期变化关联性增强

1977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逐渐增长的趋势，此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第一次经济危机中，但是当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呈现平稳的增长发展趋势时，我国的经济却呈现出大起大落的发展特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周期变化逐渐和实际经济发展周期的关联性增强，很明显的一点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此次危机降低了全球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同样也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变化，直至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回落到第四个经济周期中的谷底数值。从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势看，我国将会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最近美国的金融危机直接导致我国的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11.4%下降到8.4%。

我国经济管理抉择的思考

如果根据波峰年的经济增长率计算，我国从1978年以后经历了三个经济周期，从2008年开始进入第四个经济周期。这个经济周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和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密切相关，这说明我国经济管理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联系越来越紧密。而现阶段世界经济处于第五次下降时期，这个时期预计到2035年结束，随之在新技术革命的诱导下进入第六次上升时期，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也将迎来我国经济管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国经济管理作为世界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周期中的世界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经济管理变革，必将对我国的经济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世界经济管理结构的变革对我国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在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必须转变经济管理方式，重新构建我国经济管理体系。

（一）重新构建政府经济管理体系

政府进行宏观的经济管理的主要作用不是取代中观行业管理、更不是对市场上各个企业“无微不至”的管理，而是对行业和企业的宏观管理。所谓的宏观管理和传统的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管理有所不同，而是在全球经济环境中统观经济社会大景象，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制定出明确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在经济管理过程中，从国家利益出发，努力在国际重大的经济问题中赢得合理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增强国家应对突发的国际经济管理事件、严重自然灾害的能力以及对反经济周期的风险管理能力；进而在主动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中提升全球性的经济管理效率、与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相协调。

（二）提高中观行业管理协调能力

中观行业进行经济管理的基础是市场中的大型企业，主要是一些重要的行业协会。而要想让行业协会演变成真正的行业协会，必须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行业协会职能。要尽最大限度发挥我国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功能，改善中介组织参与经济管理比较弱的情况，完善产业的动态调控管理机制，提高中观行业对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导入功能以及对金融行业的综合监督管理作用。挖掘出全球化经济环境下中观行业的跨行业经济协调管理功能。

（三）重视维护国家利益

要从我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站在国土安全的角度上思考如何加强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审查、管理。同时，要积极鼓励我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巧妙运用东道国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指导我国企业在跨国界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企业的合作权益，取得东道国国家的认可与支持。革新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促使企业加强对社会责任以及公共利益的管理，并使之和企业的社会性、社会责任管理相符合。此外，还用重视保护激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创造力和活力，使国营大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步发展，形成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四）增强网络防范与安全规制管理

目前，世界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网络规范与安全规制管理。在我国一些企业的网络安全意识很弱，且防火墙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防范管理能力很差，在网络管理的综合系统配置和系统相矛盾的问题比较严重。例如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未充分融合，且技术方面的软件、硬件使用不配套，网络管理综合性较强，缺乏条理性等各种问题；与网络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现有网络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都不完善，这就很容易被一些掌握先进技术的违法分子钻空子，利用非法手段窃取商业机密、破坏企业网络、或者盗取网络银行密码等。鉴于这种现状企业必须：第一，根据我国经济和国际网络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设立公共组织结构和政府经济管理相结合的机构，在技术方面进行深度防护，形成网络运营商、网站、主营机构以及网络用户之间联合防护管理的协调制度。第二，提高社会中各企业的网络安全意识，构建完善的网络技术与网络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有效监管。第三，从国家经济管理的层面思考，根据网络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分级管理相关企业对网络的依赖强度、受到网络安全的威胁等。利用掌握用户成分情况、网络安全事故控制情况、网络风险管控、以及控制威胁对象等，构建统一协调的安全网络管理体系。第四，按照网路技术和网络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构建网络安全防范管理机制，让网络常规保护和国家的应急保障体系有机结合。实际上我国的网络经济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不断加强网络经济管理的历史，要想彻底解决我国网络安全问题，必须建立健全从社会公众、政府组织机构到政府各个层级的动态网络安全管理体系。第五，加大力度管理网络技术人才，进行网络人才系统化管理，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网络安全管理。同时还有善于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构建和谐的网络家园。

总而言之，在未来国际互联网盛行的时代，各个国家的经济管理必然会凸显出网络特点。进行经济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但是和企业管理效率的好坏取决于企业管理模式相同，国家进行经济管理效益的好坏同样也取决于其经济管理模式及管理行为。在新经济周期中世界经济管理效益的变化是促使各个国家经济管理变革的重要依据，我国只有顺应世界经济管理的变化，同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转变经济管理方式与理念，重新构建政府经济管理体系，提高中观行业管理协调能力，以及增强网络防范与安全规制管理，才能和跨行业的国际经济管理相适应，进而获得良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袁健，郑英隆.新经济周期中世界管理变革与我国管理选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6）

2.孙晓娟.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与金融政策的选择[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4）

篇(4)

油价中长期走势还将攀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04年全球经济将创下近30年来的最高增长率5%。虽然发达 国家石油需求仍然主导世界石油需求市场，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消费量将追超发达国家， 成为石油需求的增长点。经济发展较快、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地区大国，都已经进入或即将进 入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较快的阶段，致使石油需求今后将进入一个相当长的增长周期。而持 续多年的低油价阻碍了石油生产设备的改造和扩建，投资建设新的石油生产设备需要相当长 的周期，全球石油增产能力难以跟上需求增长的速度。

参加G7会议的美、德、英等国财长还将油价高企归咎于国际石油市场的投机活动。确实，石 油期货及相关投资成为今年最热门的市场，对冲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从中获利颇丰 ，一些大投资银行也纷纷增加在原油期货上的筹码，从而推高油价10至15美元。

尽管某些不稳定因素可能消除，使国际油价降低，但是从中长期看国际油价必将呈走高之势 。

高位油价引发连锁反应

篇(5)

经济多极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动密切相关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既是南北两方、多极类型构成的且两极分化的格局又是几大国、经济中心构成的且多极化的格局。总体上说，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纪的一个时期，不仅三极之间发生着实力消长的新变化，而且新的经济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

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篇(6)

关键词：一带一路；高铁出口；贸易依存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01-0012-02

一、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在陈安娜（2014）的一文中，认为铁路运输由于其成本、能耗以及运力优势，对于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带国家和地区联系、密切区域经贸往来意义重大。我国高铁出口所必须考虑的需求问题同“一带一路”概念息息相关。玛雅（2015）认为“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促进了高铁及核电等大项的出口，将装备工业同劳务出口两大领域有效结合，再加上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资本输出优势，使高铁国际化形成了全方位的竞争能力。同样的，李前（2014）认为高铁输出为“一带一路”带来相关基础设施、劳务等合同，对中国获取资源及货物出口、巩固与别国经济联系更具战略意义。因此高铁输出和“一带一路”之间互为因果，两者的结合才能实现双赢。

中国高铁在国际上也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范亚舟（2014）认为中国高铁优势主要在于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低成本和建设高效率，并指出政府主导，使得中国高铁建设能够最大程度地掌握全面资源，获得价格优势。4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高速度，以及令别国望其项背的运营里程也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优势之一；庞大的外汇储备也能够为资金短缺的国家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对于高铁建设的东道国来讲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目前，中国高铁的技术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列车“大脑”技术获得国际认可，轴承国际化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二、一带一路国家的需求

一带一路国家对高铁的需求是中国高铁国际贸易能够成功开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与俄罗斯、泰国、印度、伊朗、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建立了高铁项目合作，这些国家对高铁具有战略性需求，对高铁需求的原因体现在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对高铁技术的需求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

首先，一带一路国家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重大需求，新古典济增长理论认为，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系统，能够在交通通信与分配领域影响交易、搜索、装载、运输货物的效率，在相应领域中会产生内部收益，能够促进技术与信息的扩散与人力资本的提升，在长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结构效应、环境效应、成本效应等方面。结构效应指通过加速产业内部的结构升级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结构升级，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高铁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带来产业链的拓展，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当地投资环境与设施条件也会随之提高，最终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与整合，会形成以高铁为中心的商业娱乐产业集群，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环境效应指基础设施的建设会以保障社会经济生活与生态环境为目的实现环境的改善。根据破窗理论，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基础设施不完备地区，人们反而会破坏周边环境，造成恶性循环的负外部效应。而高铁基础设施的兴建将有效缓解这一状况。成本效应指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改善工作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对于一些东南亚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很完善，缺乏高速高效率的货运客运手段，高铁能够高速安全构建当地交通网络，充分发挥成本效应，在长期降低交易成本与运营费用。资本吸引效应指基础设施投人会对资本投入起杠杆效应，基础设施越完备，吸引当地资本投资的能力就越强。一带一路国家的高铁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充分引发资本吸引效应，随着资金投入，制造业一服务业产业链会日趋完善，以高铁为中心的商贸业与旅游业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以高铁线路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生产力递增的集群效应下，又会形成更大的资本吸引，形成一种螺旋耦合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综上所述，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各国经济发展疲软，一带一路国家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高铁的建设正能够缓解这一问题，因此国际对高铁的需求呈逐年上升态势。

其次，一带一路国家对高铁技术具有重大需求。中国对外出口高铁不是只对高铁车组的出口，而是涉及到基础铁路建设、基础车站设施建设、高铁技术出口、后续维护服务等方面，对高铁技术的出口在中国高铁出口中占有重要一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铁技术普遍较为落后，对高铁技术有迫切需求。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通过要素报酬不变、干中学与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的积累、研究开发（R&D）消除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规模报酬递减。一带一路国家对高铁技术的引进也会发挥技术的内生效应，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一方面，高铁技术的引进会发挥干中学的知识外溢效应，在技术引进学习的过程中，增加物质资本的企业能够通过技术的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干中学会形成知识外溢效应，一个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知识外溢传递给另一个生产者，提高行业生产率。一带一路国家通过对高铁技术的学习与知识外溢过程在长期能够实现自身铁路交通网络的更新换代，通过发挥技术的内生效用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增长效率，促进国家产业升级。综上所述，由于意识到高铁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与带动作用，近年来一带一路国家对高铁的需求较大。

最后，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存促进了其对高铁的需求。现代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主要通过收入效应、替代效应等影响经济增长。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东亚与中亚国家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朗等与中国的能源资源与矿产贸易将为本国带来大量贸易收益，提高国民收入。东南亚国家低人力资本的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大量出口可以发挥国际贸易的替代效应，提高国内核心制造业的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诸多促进作用，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对能源资源、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较高，同时作为世界工厂又有价格低廉的制造产品，因此一带一路各国与中国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贸易依存，高铁的运营能极大提高交通运输效率，提高贸易规模，进一步强化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实现国际贸易的共赢作用。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依存关系扩大了对高铁的需求。

三、中国高铁自身优势

对于国际对高铁的高需求，高铁的供给也是影响高铁出口的重要因素，中国高铁作为后起之秀，在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等众多老牌巨头的竞争下与许多国家建立了高铁合作项目，必然有其自身优势。中国高铁自身优势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优势、制造成本优势及技术优势。

首先，中国高铁具有人力资本优势。人力资本包含两方面，高铁制造业劳动力与高铁技术工程人员。一方面，中国高铁人力资本具有广度优势，高铁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在高铁车组与零件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日本、德国高铁制造商，能够在高铁出口上取得价格优势。另一方面，中国高铁具有大量高技术工程人员和高级服务管理人员，在人力资本深度上占据优势。高铁具有较高技术要求，在铁路线路改进、车组车型设计、安全性能、通信与控制系统等领域的技术要求较高，对人力资本的素质要求较高，中国经过近年来的学习与培养已拥有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高铁技术工程师，高等教育的发展为高铁人才的输送提供了重要保障。高铁作为一种中高端、现代化运输工具，需要大量的乘务服务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中国在乘务人员的培养上也累积了大量人力资本，乘务人员的素质得到了大幅提高，在人力资本的深度上得到了延伸。综上所述，中国在人力资本的广度与深度即人力资本成本与素质上具有优势。

其次，中国高铁具有制造成本优势。中国高铁造价相当于国际业内高铁造价的1/2到2/3，取得如此价格优势的原因在于中国大批量生产的边际成本递减和产业链的集中。一方面，中国高铁在大批量生产的成熟技术下实现了规模效应，边际成本递减。截至2015年末，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实现了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中国高铁造价的低成本也归功于产业链的集中。高铁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涉及铁路道桥建设、铁路站点基础设施建设、车组通讯信息、车组车体制造与零件分工、高铁维护等多个产业，需要完整的产业链支持，中国高铁网已覆盖大部分城市，产业链已经高度整合，形成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内部的规模效应实现信息人员技术的共享，大大降低了边际成本。综上所述，中国高F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依托规模效应的标准化制造与合理的产业链整合具有制造成本优势。

最后，中国高铁具有技术优势。中国高铁经过早先对德国与日本高铁技术的引进，不断学习，实现了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在运行速度上得到大幅提升，超越了其他国家的高铁技术，其中CRH380A型电力动车组持续运营时速达350公里，是中国高铁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杰作。另外，中国目前已经成功拥有世界先进的高铁集施工、装备制造和运营管理技术，具备组团出海的实力，对于不同地况的道桥工程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目前世界上具有实际高海拔和高桥隧比例施工经验的高铁承建商只有中国，同时项目不到四年的勘察、设计、施工周期，目前也只有中国承建商可以做到。因此在高铁出口的施工技术方面，中国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综上所述，中国具有高铁车组与线路施工建设上的技术优势，因此在国际高铁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

四、经济系统性因素

中国高铁出口不仅是一带一路国家需求与中国高铁供给优势的结果，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世界经济作为一个系统，运行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系统内部要素的变化，通过国际贸易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技术扩散效应及区域经济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高铁的出口。

首先，中国高铁出口是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世界进入后工业时代，资本、信息、商品、人员的流动速度加快，对交通运输方式提出了高层次的需求。拉纳德的运输和贸易的平方法则认为，随着运输工具速度与运输质量的不断提高，若运费减少一半，供货距离就可增大一倍，市场范围可增大四倍。因此随着贸易领域的全球化，对交通工具的速度要求与成本要求日益提高，高铁的发展正顺应这一趋势。综上所述，中国高铁出口是贸易全球化下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需求。

其次，中国高铁出口是技术扩散的结果。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作为在市场的营销生命，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就产品而言，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高铁作为一种高技术集成的系统性产品，目前处于产品成长期阶段，这一阶段需求量与销售量上升快，生产成本下降幅度大，因此利润水平增长快，同时高铁产品的技术会通过贸易等方式外溢，技术的扩散效应越来越强。因此，中国高铁出口是高铁产品生命周期的必然过程，技术外溢与扩散趋势已势不可挡。

篇(7)

关键词：长波理论；振兴规划；集成电路；平板显示；太阳能电池

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世界电子工业生产由高成本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大趋势下，中国电子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特别1995～2005年间，中国电子工业的产量在世界电子工业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一下从3％提高到18％，接近当年的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一美国(19％)，并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

但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以粗放式经营追求速度，仅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并以低成本为竞争利器，因此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大而不强，竞争力弱，效益低下。

解读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

电子信息产业被列入十大振兴产业之一，令人鼓舞。

规划中确定了电子信息产业的三大重点任务：一是完善产业体系，确保骨干产业稳定增长，着重增强计算机产业竞争力，加快电子元器件产品升级，推进视听产业数字化转型。二是立足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着重建立自主可控的集成电路产业体系，突破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瓶颈，提高软件产业自主发展能力。三是以应用带发展，大力推动业务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强化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运用，着重在通信设备、信息服务和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

为了确保三大重点任务的完成，规划着重强调了“落实内需带动”、“加大投入”、“加强政策扶持”。在加大投入上明确指出：“集中力量实施集成电路升级、新型显示和彩电工业转型、第三代移动通信产业新跨越、数字电视推广、计算机提升和下一代互联网应用、软件及信息服务培育六大工程”，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电子信息产业。

规划中强化了新型显示(FPD)产业，单独列入六大工程，同时还将新型显示企业纳入高新科技企业范畴，可见政府对于新型显示产业的重视。规划提出力争3～5年内，以平板彩电整机技术改造为龙头，以建设LCD高代生产线、PDP生产线等显示器件为突破口，初步形成平板显示产业工业配套链。另一突出重点则是建设新一代3G通信网。自主创新技术则是重中之重，这是推进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未来发展的原动力。

关于电子工业地位的再认识

纵观世界自产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发展，最具代表性的主导工业相继是纺织、钢铁、汽车和电子四大工业。关于世界经济发展，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据历史资料曾提出了一个所谓长波理论，即世界经济每50年发生一个起伏周期，但他对周期的形成原因分析不够。而后美藉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德认为，技术革新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此论受到人们推崇。技术革新的推移过程如图1所示，代表工业便是纺织、钢铁、汽车和电子。

从图中可以看出，四大工业不是并行前进的，而是相互继承，一波一波发展的。日本的过程很典型，1955年日本的工业顺序是纺织、钢铁、汽车和电子，1976年电子工业产值超过纺织，1984年超过钢铁，1987年又超过汽车，四大工业规模发生逆转而成为电子、汽车、钢铁和纺织。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也大体如此，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

自上世纪80年代，随着电子计算机特别是个人计算的发展开始了社会信息化，电子技术的基本功能是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控制和传输。信息化是通过信息的应用来改变人类的活动。它以“信息运动”改造或取代许多“物”、“能”运动而求得减少损耗和提高效率。

人类迈向信息社会，电子技术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火车头，军事力量的倍增器，提高人民现代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手段。电子工业的“产出”，常常是其他工业的“投入”。电子技术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它使手表、计算器、照相机等机械产品完全实现了电子化，今天各行各业无不有电子技术的应用，航空、航天不在话下，汽车和医疗的电子应用更正成为热点。(图2)

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曾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同时推动电子化，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提出工业化信息化“两化并举，双翼齐飞”的政策。电子部与邮电部合并后提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政策，成立工业与信息化部又提出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的政策，对电子技术一直相当重视。顾名思义，电子工业是生产电子设备(包括电子计算机、视听设备、通信设备等)及其所用元器件的部门，一般不将软件列入其中。据估计，2008年世界电子工业产值大约为1.49万亿美元(图3)。

今日中国电子工业不论从世界历史发展还是横向对比，都还是滞后的，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地位。记得韩国三星集团公司已故总裁李秉哲几十年前就曾说过一段振聋发聩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回到1770年代的英国产业革命，再循200年来的轨道前进，我们也不能这样做。”“我们太落后了，除非采取若干激烈的措施，将无法克服产业结构的差距。”“我们要是在电子革命中落后，我们就会永远沦为落后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