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形势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宏观经济形势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机制；利润；成本；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7-0020-07

对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来说，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显然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特别是我国政府在衰退发生之前，甚至在衰退已经发生之时，还在不断加强紧缩政策的力度；但相对于其他各国对本国经济前景日益悲观的认识来说，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却又是最乐观的。这种认识是基于所谓的良好的基本经济面，但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向并不是由这些所谓的基本经济面决定的，而是由承担生产组织任务的企业行为决定。然而，企业行为是由效益决定的，即由相对价格关系或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关系决定，或者说是由微观机制决定。这说明，要揭示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向，必须从微观机制着手。

一、当前经济形势判断

实际上，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看，这次出乎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预料之外的经济衰退在两年前就有可能发生。

根据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经济周期计算，我国的这次衰退应在2006年底前后发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时间约为9年，如以衰退谷底为起点(见图1)，我国前两次经济周期的时间分别是1981-1990年和1990-1998年。从这种现象看，从1998(或1999年)开始的本次经济周期，约在2006年前后发生衰退，而在2007年达到谷底。所以，从正常的周期关系看，当前我国的衰退实际上比正常期间延迟了两年左右。

“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周期的平均长度并不能说明每次周期就一定会遵循同样的运行过程。实际上，经济运行对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之所以说本次衰退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发生在两年前，是因为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显示了这种迹象。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微观机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追逐利润的企业行为支配的，所以，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方向决定着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

对利润的考察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其中，最直观的就是考察所有企业或企业整体经营活动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变化。在劳动生产率等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如产出品价格与投人品价格之间的变化方向是否一致；在同方向的变化中，产出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速度，是快于还是慢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等。如果产出品的价格上升速度慢于投人品和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那么利润就会减少。只有在产出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投人品与要素价格的上升时，利润和利润率才会上升。

从这种关系看，我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紧缩现象。如从2003年到2008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分别增长-0.1％、2.8％、0.8％、1.0％、3.8％、2.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分别上升2.2％、5.6％、1.6％、1.5％、3.9％、4.4％(本年以2008年零售商品中的建筑材料及五金电器的价格指数代替)；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上升2.3％、6.1％、4.9％、3.0％、3.1％、6.9％；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分别比上年上升4.8％、11.4％、8.3％、6.0％、4.4％、10.5％；劳动力价格则分别比上年上升12.4％、14.9％、17.1％、17.6％、21.5％、21.4％，1这是各种价格上升中最快的；对于地租与利息价格的上升，这些年同样是非常快的。可见，在各种价格变化中，最终产品价格的上升速度是最慢的，6年间平均增长速度是1.8％；而中间品价格增长较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4.4％；上游和基础性产品价格的增长更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6％；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则是最快的，如劳动力价格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7.5％。在这种相对价格关系中，必然得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效益(利润率)是很差的，且是不断下降的。正是这种情况，导致我国在2005年前后就出现大批的中小企业停产、歇业的状况。正如郎咸平所说，2006-2007年我国的股市泡沫主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停业，从而将资本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结果。

对于统计资料显示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效益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化，也就是上游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变得短缺或产品供不应求，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结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就预示着宏观经济即将发生转折。由于这些产品的可替代程度较低，产业的调整时间又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供给状况，因此会像瓶颈那样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从宏观经济看，虽然这些产业的产出也构成社会总产出的一部分，但却又是中下游产业的投入品。它们的短缺和高价格，不仅会从数量上强性约束其他部门的增长，而且会导致后者成本的不断上升，从动力机制上抑制它们。上游和垄断性行业在高利润作用下，虽然也会进行扩张性的投资，但受资源约束和投资所需时间长等因素的限制，这种扩张力量是远远抵消不了中下游行业的衰退力量，导致宏观经济在它们之间的非均衡的此消彼长中衰退。所以，当上游产业、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部门出现高利润时，也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即将发生转折或衰退的时候。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垄断性产业、中上游产业，股票流通市值中占绝大部分比重的也是国有企业。当它们的效益大幅度上升之时，也就是广大的中下游产业陷入困境，进而宏观经济行将衰退之时。

任何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向都是由其内部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生产组织者时，经济扩张；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背离生产组织者时，经济衰退。市场经济是由企业支配的经济，企业的利益目标是利润，当平均利润率提高时，经济扩张；当平均利润率下降时，经济衰退。同时，在利润分配中，当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中下游产业资本时，经济扩张；当利益分配重心向上游、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产业资本倾斜时，经济衰退。正是这种利益关系，决定了经济高涨的后果一定是经济衰退。因为，在经济高涨阶段，基本要素、上游和基础性产品变得短缺，价格快速上升，由此使企业的成本不断增加；而在最终产品需求方面，则因消费倾向下降(收

入增加的结果)、净出口相对减少(国内价格水平上升而降低产品出口的相对竞争力等)、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收敛作用等而相对不足，使企业收入相对下降。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非均衡性变化中，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当企业效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宏观经济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冲击，在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作用下，宏观经济在两年前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衰退。

这种强烈的外部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海外的强劲需求与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畸形扩张。这种需求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例如，从2006年到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以美元计算)保持了27％、252％、17.2％的增长速度，外贸顺差分别达到1774.8亿美元、2622亿美元、2955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分别保持了23.9％、24.8％、(2008年1-6月)263％的增长速度，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更是分别达到25％、32.3％、(2008年1-6月)33.5％的增长速度。同时，因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产生的财富效应，使得消费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如2006-2008年，消费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3.74％、16.8％、(2008年1-6月)21.4％，消费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强力作用下，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

然而，正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一样，强大的外部冲击，虽然延缓了衰退的到来，但也加大了经济系统内部的抑制力量。如近两年来，基本要素的价格、上游产品、基础性产品和进口性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以极快的速度上升，而扣除受气候影响的农产品及食品外，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升则非常缓慢，只是因最终需求的存在和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在效益日益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一旦需求减少，大部分企业必然会在收入减少与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下萎缩。

最要命的是，企业除了遭受经济系统内在抑制机制的作用外，还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强有力抑制。例如，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强大抑制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高涨时期，不合时宜地出台了一系列严重抑制经济活力的紧缩政策，如新的《劳动合同法》、持续性的货币紧缩政策等，更是加强了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外部力量一旦发生转折，宏观经济就会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急剧衰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几乎为零(同比增长6.8％)，企业效益更是大幅度下降，失业大量增加，各种基础性产品如运输、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严重过剩。这都显示我国本次经济衰退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笔者曾多次分析过，在经济高涨阶段，是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因为，这时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已经开始有效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

“繁荣”的过后是“危机”或“衰退”，即使不实行紧缩政策，经济也很快要走向衰退。实行紧缩政策，无异于落井下石。所以，繁荣阶段是绝对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实际上，繁荣时期的任何调节都是无效的。不过，如果一定要调节，那么扩张政策比紧缩政策要稍好一点。

二、宏观经济趋势分析

相对于政府和理论界大部分人的乐观来说，笔者对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形势的趋势持谨慎态度。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具有巨大惯性的运动体，在它的惯性力量衰竭之前，要改变其运行轨迹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周期关系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还只是刚刚迈上衰退之路，衰退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之势，反而在继续加强，如消费在明显萎缩，出口则急剧下降，自发性投资也在减少等。同时，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衰退还在快速地相互传导，这说明经济系统内的各种反制力量还抵消不了衰退力量。最近公布的各项数据也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必然要持续一段时间。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也就是由企业效益或平均利润率决定的。从现有情况看，整体企业的总成本与总收益都在向着不利于平均利润率的方向运动。

(一)收入趋势分析

企业效益是通过利润的大小或利润率的高低来体现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利润的大小取决于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只有收入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或者收入的减少慢于成本的减少时，利润才会增加；如果相反，则一切反之。这里，首先分析企业收入情况。

对整体企业来说，收入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可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等四个组成部分。

1　消费支出预期

那些对我国经济形势持乐观认识的人，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我国消费支出有巨大潜力的乐观预期上。因为我国现有的消费率很低，或者说有很高的储蓄率，中外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差距又大，所以，我国有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乐观是缺乏依据的。

从形式上看，我国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是有巨大消费潜力的象征，但实质体现的则是我国的制度结构和分配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制度结构看，我国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抱有恐惧感，以至有钱不能也不敢消费。虽然政府目前正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远水难解近渴。从分配关系看，我国的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如反映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接近0.5，属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储蓄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拥有的储蓄却很少，以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广大的农民群体等，虽有强烈的消费意愿，但却缺乏消费的能力。当前启动的各种工业消费品下乡，希望通过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来为城市经济解困的措施，注定会以失望收场。如果成功，则必然会以农村经济的持续凋敝为代价。因为对这些(相对高级)消费品的购买，将会挤占农民用于维持再生产的资金，减少他们对生产的投入。所以，这将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持续的伤害。要扩大农村消费，必须首先增加农民的收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在当前困境下，应该是城市反哺农村，而不是最贫困的农村来援助城市。

正是因为这样的弊端，导致消费需求不振。这是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痼疾。如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费率则由48.2％下降到36.2％。这种趋势近两年还在持续(2008年可能接近33％)。随着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这种情况必将更加突出。为应对严重过剩的局面，许多企业进行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降价促销，由此提前释放了相当部分的消费需求。同时，政府又出台许多鼓励消费支出的政策，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2009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同比增长15.2％，远低于上年同期的20.2％。这种情况说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指望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

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在衰退阶段往往会下降。如危机以来，美国、西欧等国家的居民储蓄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倾向，政府刺激经济的相当部分支出变成了居民的新增储蓄。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除菲律宾的消费倾向略有上升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消费倾向都明显下降。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薄弱，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所以，衰退阶段的消费支出也必然会更加疲软。

2　投资需求

这里将政府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支出对待，因而仅分析市场自主性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强劲的投资支出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当前经济困难之时，投资是否能够充当引领经济、避免衰退的主要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

市场经济中的投资需求是由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决定的。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企业效益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会严重阻碍投资的增长。从统计资料看，2008年中期以来，虽然投资保持了稳定状态，且在各方面有明显萎缩之时，2009年1-2月投资增长速度仍然维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26.3％，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靠政府投资的增长。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了35.6％，中央项目投资更是增长了40.3％，扣除这部分投资后，由市场调节的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二是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刚性。这也就是说，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投资速度的稳定应该看作是前期经济过热时大量新增项目投资的延续。随着市场前景的日益暗淡，企业继续投资的愿望与能力必然会受到极大影响。

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内源性的投资必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如前几年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两大热点――房地产泡沫和中上游资源价格的畸高现象都已消失，导致这两方面的投资呈现快速下降态势。2009年1-2月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已从上年同期的32.9％下降到1％，且这种趋势会加速。其理由是，前些年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如我国空置的商品房数量是年需求量的数倍，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超过l亿吨等，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普遍存在。在这些过剩产能被消化之前，新增投资是不会明显增加的。2可见，投资的回升将会明显落后于其他的有效需求。

3　净出口

出口曾是长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双引擎之一。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持续的出口增长来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其后果是造成我国极其严重的对外依赖。如2007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竟高达64％(2008年因人民币升值等原因而降到58％)，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6％，与此对应的则是巨额的外汇储备。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反映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

显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未来的出口需求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2008年11月我国的进出口形势发生重大逆转，出口增速由10月的增长17.6％逆转为下降2.2％后，在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下，出口增速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如与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4月出口分别下降17.5％、25.7％、20.9％、22.6％；外贸顺差也大幅萎缩，2月份贸易顺差只有48.41亿美元，只及1月份391亿美元的8.7％。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引擎已经熄灭。

不过，比之依赖出口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和韩国等来说，我国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要轻得多。这些国家2009年1-2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都超过40％，远高过我国的27.2％。主要原因是，两者间发展水平不同形成的产品层次存在差异，即前者出口的是价格与收入弹性较大的、相对高档和奢侈的产品，而我国出口的是弹性较小的、低档的必需品，由此前者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要更明显。这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零售额明显下降之时，出售大众普遍消费品的大型超市的销售额却仍在上升一样。可以乐见的是，如果世界经济继续衰退，同时不出现严重的贸易保护，那么不排除中国出口有发生逆转的可能――会替达国家的高价商品。这种情况也给人们一种警示，盲目地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进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4　政府支出

在各项有效需求中，最值得期待的是政府支出。如自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以来，政府就采取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仅180度弯地改变了货币政策，而且启动了两年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计划。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扩张需求的财政政策，如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实行财政补贴等，由此使200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创记录的9500亿元，实际结果甚至还会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下降可能会超过预期)。所以，在各项支出中，政府支出应该是增长最大的部分。

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当前各界对政府4万亿投资的作用可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实际上，相对于原有的投资规模(17.2万亿)和经济规模(超过30万亿)来说，该投资额是不大的，并且还是分两年进行。其中，政府的财政投资仅仅只有1.18万亿，其余的还得依赖各方面的投入。在各方面需求呈快速萎缩之势，指望这点投资来扭转经济运行的态势，真有“山羊拉大车”之感。从受益者的结构看，结论会更加悲观。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投资将落人大型国有企业等垄断利益集团，所以会极大地降低其乘数效应和就业效应。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政府较强的调控能力是我国应对危机的重大优势，但却不能对此抱有过高的期望。在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内在(微观)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政府既缺乏对宏观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能力，也缺乏正确调节经济运行的基本能力，甚至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数次所谓经济过热的降温调节(1986-1989年的控制经济过热调节、1996-1998年的“软着陆”调节、2007-2008年的紧缩调节等)，都导致我国经济持续数年而政府束手无策的衰退。本次调节政策的转换之快，即使思维最活跃的人也会目瞪口呆。近两年政府对股市调节的结果，更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正在执行的一些政策，如所谓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很可能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无穷后患。因为，其内容主要是“官进民退”、垄断取代竞争、破坏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规则等，实际上是这些行业中的垄断集团在特殊时期瓜分国家利益的行为，这不仅起不到扩大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目标，而且会适得其反。中外历史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从以上各项需求的综合内容看，今后数年内，我国有效需求，或者说企业总收入的增长将非常缓慢。

(二)成本趋势分析

在收入预期悲观的情况下，如果要宏观经济的运

行态势发生转折，就只能希望成本的快速下降了。

从宏观角度看，整个社会企业的总成本由基本三要素的支出――资本折旧、税收和进口要素支出等部分组成。在这些成本中，对企业整体来说，有些是外生性的，如税收；有些是内生的；有些则具有外生与内生的两重性，如资本折旧和进口要素的支出等。

劳动工资支出是整个成本构成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次经济周期以来，在各种价格中，劳动工资的上升是最快的(2000-2008年算术平均增长率是15.3％)。尤其是2008年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以来，更是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见，这是侵蚀企业利润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衰退和就业形势的恶化，企业的劳动支出压力会有所减轻。如失业会使企业节省部分劳动支出，同时也会减轻工资上升的压力等。3但要看到的是，工资水平本身有易上难下的刚性特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是限制了工资水平下降的空间。所以，工资成本的减少虽会减轻，但像产品价格那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则是很难的。

利息支出的大小，取决于借贷资本的总量和利率水平。对企业来说，借贷资本量往往变化不大。因为，大部分资本属于过去投资形成的存量资本，变化的主要是季节性的流动资本，它们占总资本的比例较小。所以，衰退阶段因此减少的利息支出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变化是不大的。总体而言，衰退以来，中央银行已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因而企业的这方面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但要注意的是，这部分利益的分配却是极不均衡的，也就是大部分降息的好处被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广大中小企业获得的利益则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后者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间借贷资本的利率在经济衰退期间则往往是最高的(风险最大)。所以，对那些仍在营业中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利息支出的下降是有限的。

在衰退阶段，虽然企业对土地及其附属物需求的减少，地租有所下降，但对那些持续经营的厂商来说，租约的期限往往较长，由此决定了地租下降的空间有限。

资本折旧，对企业来说属于长期固定费用，且折旧率由“税法”决定，因而不会有明显变化。只有对那些破产重组的企业来说，因资产大幅贬值，这方面的支出才可能明显下降。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政府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如上调出口退税率等，每年可减少税收负担数千亿。

进口要素，其中包括技术、设备、人员和原材料等各种投入品。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价格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幅度更是明显，如石油价格已下降2／3以上。最可喜的是，自2008年9月以来，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出口商品价格。2009年1月份更是出现了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如2009年1月份进口价格下跌10.6％，出口价格则上涨23％。从世界经济形势看，进口商品，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低迷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说明，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将由近几年的初级产品生产国转向制成品生产国。

从以上各项成本的形势看，在经济萎缩的作用下，各项成本都会下降，但进口成本、税收与利息支出的下降会更明显。在整个生产成本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可喜的现象。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加工工业中，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速度最慢，中间品次之，上游产品最快。如在2009年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下降1.6％，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4.5％，而最终端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下降0.4％(同比。下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下降则达到5.7％，其中，加工工业下降3％，原材料工业下降8.4％，采掘工业的下降则达到17.4％。而前几年，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价格的变化速度是完全相反的，即采掘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最快，中间品次之，最终产品最慢。这种变化说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开始逐渐向中下流产业倾斜。这是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开始衰竭，扩张力量逐渐加强的标志。

(三)企业利润的变化趋势

从上面收入与成本的分析中知道，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企业整体将面临收入减少与成本下降的局面。由于前者是降低利润的，后者则是增加利润的，因此，企业利润会向哪个方向运动，也就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当前形势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趋势看，在今后两年时间内，企业收入的下降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收入减少产生的乘数效应会更直接，而成本方面则受到存量资本和工资刚性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同样的速度下降。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两者间会出现非均衡性的变化。受收入与成本之间这种非均衡变化的作用，平均利润率会继续下降，由此会促使宏观经济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衰退。这种机制是造成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将要持续数年的主要原因。

不过，随着衰退的持续，经济系统中的扩张力量会逐渐加强。当衰退到一定程度，消费倾向会重新上升，政府的净支出也会大幅度上升，由此会扭转收入减少的力度；而成本的下降力度则会随着衰退的持续而加强。所以，在衰退中，抑制与扩张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到一定程度时，扩张的力量就会超过衰退的力量，由此推动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反转。对我国来说，这个时间将出现在2011年左右。因为，只有利润回升，同时利润的重心向中下游产业倾斜，企业才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动力和能力，由此带动宏观经济的扩张，而利润的明显回升，只有在两年后才会见到。所以，宏观经济起码要到2011年才会出现明显的反转。

三、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企业，企业是追逐利润的，只有利润回升并达到一定程度，宏观经济才能真正反转。这说明，要促使宏观经济早日回升，就必须在增加企业利润方面着力。

虽然对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存有疑问，但在帮助企业脱困，提高利润方面，政府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就短期来说，在成本方面，主要是降低企业税负，加速资本折旧力度，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和担保力度，适当放松《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约束，限制基础性产品的价格(以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损失为代价)，以降低广大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在长期方面，应该完善经济环境、破除垄断等，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在收入方面，短期主要是加大政府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民生工程的支出，发放非替代性的消费券等；在长期方面，应努力消除各方面的二元化现象，缩小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消费上的后顾之忧，并将收入分配重心由政府和垄断集团等向民众转移。

应特别指出的是，各界都认为我国的基本经济面比较健康，因而会先于其他国家进入复苏。笔者认为，这种乐观的依据是不牢靠的。一个内需乏力而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先于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全面复苏的。虽然我国实施了强有力的扩张政策，但面对急剧下降的出口和明显萎缩的消费与民间投资等，其作用是有限的，难以扭转经济运行的趋势。更主要的是，我国还是世界经济规则的接受者，不仅不能像美欧等发达国家那样对外转嫁危机，而且要分担它们危机的部分损失(目前情况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所以，从各方面看，那些认为我国基本面好于欧美发达国家并率先复苏的乐观认识，都是缺乏客观依据的。为此，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①本文的各种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包括“统计年鉴”、月度资料和季度数据等)和海关网站的“统计数据”。

②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对房地产不救市，而直接进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开发建设投资的思路是对的。这种投资可以直接带来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前者则只是救了开发商，但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

③假设经济体系封闭，工资是劳动者的唯一收入，且消费倾向小于1，那么就整体而言，企业不仅不可能从就业者身上获得利润，而且一定会出现亏损。因为，企业的付出大于收入。只有从失业者身上，企业才可能获得利润(失业者的消费支出构成企业收入，而成本为零)。参考文献：

[1]杨文进，警惕经济衰退的征兆――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5，[6]。

[2]杨文进，从周期关系看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其趋势j，统计研究，2004，(8)。

[3]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篇(2)

一、利好数据背后藏隐忧，经济好转趋势尚难定论

5月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均现积极信号。出口经过4月份的下探后大幅反弹，同比增长15.3%，较上月上升10.4个百分点。投资在房地产、基建投资的支撑下出现企稳迹象，1—5月份累计同比增长20.1%，较1—4月份继续下滑0.1个百分点，不过下滑速度明显放缓。当月增速则上升0.9个百分点至19.9%。名义消费同比增长13.8%，较上月下滑0.3个百分点。不过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1%，较上月略升0.3个百分点。在需求趋好的情况下，工业产出增速也有所上升，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较上月小幅回升0.3个百分点。

5月份经济数据没有继续恶化，显示出一定程度好转的迹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今年4月份较去年同期少一个工作日，5月份较去年同期多一个工作日，由此产生的基数效应不容忽视。特别是近期外部实体经济并没有明显积极的变化，出口却出现超过10个百分点的反弹，这或许更多的是来自于数据扰动等短期效应，实际情况恐怕不容乐观。而投资虽现企稳迹象，但动力仍然较弱，消费也增长乏力。总的来看，5月份利好的经济数据背后仍然藏有隐忧，宏观经济形势还很难做出趋势性向好的判断。

出口大幅反弹缺乏需求支撑。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为34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当月进出口规模刷新去年11月创下的3341.1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其中，进、出口规模双双创月度历史新高，当月出口1811.4亿美元，增长15.3%，较上月上升10.4个百分点；进口1624.4亿美元，增长12.7%，较上月上升12.4个百分点。

3、4月份进出口增速连续下滑，并维持在10%以下低位，5月份则双双大幅反弹。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内外需明显转暖的证据来支撑这样的大幅反弹。这样的反弹恐怕主要是由于上述所说工作日变化导致的基数效应等因素的扰动，实际的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从主要出口地区来看，5月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22.99%，与4月相比上升了13个百分点。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3.43%，与4月相比上升了5.81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负增长。对东盟同比增长28.05%，与4月相比上升了22.67个百分点，对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香港同比增长分别为13.03%、6.25%、15.87%。

从近期的欧美经济情况来看，美国近期新出炉的GDP及新增就业情况远低于市场预期，失业率更是不降反升。欧元区失业率持续上升，PMI频创历史低点，欧债危机更是不断升级。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也持续放缓。由此可见，5月份出口的大幅反弹没有得到外部环境明显改善的验证。此外，5月对美出口强劲可能还和汇率因素有关，自5月初起美元兑人民币持续升值，这或称为拉动中国对美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欧出口上升则还可能受到另一个短期因素的影响，即欧洲杯的举行从而拉动了中国对欧出口。

总的来看，5月份出口的反弹缺乏外部绝对需求的支撑，更多的是一些短期效应，缺乏需求支撑的出口反弹或难以持续。未来出口维持10%以下低位增长仍是大概率事件，而外部经济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房地产、基建支撑投资企稳。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0892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1%，增速较1—4月份继续回落0.1个百分点，不过回落幅度明显收窄。5月份同比增长19.9%，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现企稳迹象。在三大投资领域中，1—5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8.5%，增速比1—4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5月当月房地产投资增长18.2%，较4月份上升9.0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4.5%，较上月略升0.1个百分点，保持相对稳定。在国家“稳增长”的背景下，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等基建投资整体继续上升。具体来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累计增长19.4%，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累计增长-6.4%，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累计增长9.3%，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此外，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和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累计增速分别回升1.5和0.4个百分点，也体现出国家稳定投资增长的导向。

5月份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速仅略下滑0.2个百分点，降幅明显收窄，当月增速则大幅反弹，超出市场的普遍预期。当月增速的大幅反弹存在基数扰动等影响，不过观察近期形势可以发现，房地产市场的确出现了回暖的迹象。首先从本月数据来看，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累计继续呈现同比负增长的态势，不过降幅较上月分别收窄1.0和2.7个百分点，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也从数据上验证了市场所谓的“红五月”。在整体经济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近期全国多个地区继续“微调”房地产调控政策，央行年内已两次下调存准率，6月8日更是3年多来首次下调了利率。尽管6月份的降息不能解释5月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但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国家稳增长力度不断加大，市场对房地产的预期也开始改变。央行近日的调查显示，15.7%受访居民准备购房，为去年以来最高值。统计局的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在70个大中城市中，5月份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比4月份增加了一倍。同时近期，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住宅成交均价也纷纷走高。这些现象均说明房地产市场确实出现了回暖迹象。在此背景下，房企拿地热点也向积极方向转变。1—5月份，土地购置面积和成交价款增速分别较上月回升0.6和3.7个百分点。

尽管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回暖迹象，中央也的确提高了对地方微调楼市的容忍度。不过中央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总基调仍然未变，至少目前来看，楼市调控放松要重述2008年的历史几无可能。同时未来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刚需”恐怕难以支撑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反弹，房地产投资恐仍将继续下滑，可以预期的是，在国家稳增长的背景下，这种下滑的速度和幅度将放缓。不过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在调控的限制下住宅市场较为低迷，而商业地产则一片红火。今年1—5月份，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4.7%和31.6%，均大幅高于住宅以及整体投资增速。我们要提醒的是，在经济基本面较为低迷的情况下，资本大量涌入商业地产将吹大并引发其泡沫的破灭。

总的来看，房地产的反弹和基建投资回升以及制造业投资的稳定支撑了5月份整体投资的企稳。5月份，发改委集中审批了一批投资项目，不过这在5月的投资数据中表现并不明显。在国家稳增长甚至保增长的背景下，未来投资有望逐步企稳回升。尽管难以再续2008年“四万亿”的投资盛宴，投资稳增长依然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真正值得担心的是这次投资再刺激还会积累更大的产能，而外部消费需求难以复苏，国内分配改革难以启动，更大的过剩危机在后面。

消费名降实升但仍增长乏力。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1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8%，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较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从环比看，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84%，继续呈现回落态势。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5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4536亿元，同比增长13.7%，低于4月份的14.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179亿元，增长14.3%，低于4月份的14.6%。剔除价格因素，5月份城乡与农村消费增速10.7%与11.4%，分别高于4月份的10.6%和11.2%。从具体商品来看，日用必需品类和汽车消费企稳，降幅在0.5个百分点内，但家电、家具和家装持续回落，降幅超过1个百分点，表明房地产消费链依旧处于调整中。

总的来看，由于物价水平的快速回落，5月份名义消费增速继续下滑，不过实际增速有所上升。受制于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滞后，在内外整体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我国消费增长很难表现出独立的走势，加之前期消费刺激政策的退出，消费增长表现乏力。从未来形势来看，随着国家新一轮消费刺激政策的陆续出台，实际消费增速有望继续企稳，不过在价格水平快速回落的情况下，名义增速恐将继续下滑。

工业产出回升趋势未定。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6%，比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分轻重工业看，5月份，重工业同比增长9.8%，增速较上月回升0.9个百分点；轻工业增长9.1%，是2010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增速下滑1.2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速回升是5月工业增速超出预期的主要原因，而轻工业增速回落则拖累5月工业增速。重工业的回升与投资的企稳相关。具体来看，通用设备、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业、电气机械和电力热力等重工业行业同比增速较上月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发电量、水泥、十种有色金属和汽车等主要产品产量呈现显著回升。从产销率看，5月份产销率下降0.2个百分点至97.9%，反映企业库存有所上升。总的来看，虽然5月份工业产出增速出现上升，不过如果考虑到工作日的因素，实际的增长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而在需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目前工业仍处于去库存阶段，短期内工业增速仍将波动调整。

二、物价水平短期加速下行，通胀压力进一步减轻

3月CPI同比出现反弹，4月重拾回落态势，5月份则延续了回落的趋势。5月份，CPI同比上涨3.0%，较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涨幅创23个月新低，环比下降0.3%。5月份CPI构成中，新涨价因素为1.26%，相比4月份回落0.32%，翘尾因素为1.74%，相比4月份回落0.08%。因此，5月份CPI的回落，主要是新涨价因素的作用。食品价格继续呈现季节性回落，5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4%，较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8%。食品价格的下降主要是肉类与蔬菜价格下降所致，其中猪肉价格环比下降3%，蔬菜价格环比下降6.9%，其他食品价格小幅上涨。非食品价格上涨动力趋弱，同比上涨1.4%，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环比持平。受油价下调影响，非食品价格中交通通讯及服务的价格同比下降0.1%，环比下降0.3%。

5月份，PPI同比下降1.4%，降幅较上月继续扩大0.7个百分点，同比创30个月新低，环比结束了连续3个月的正增长，下降0.4%。其中加工工业PPI同比持续6个月为负表明终端需求的疲软，而原材料和采掘业PPI同比出现了30个月来的首次下降，表明下游需求疲软逐渐传导至中上游。

5月份CPI加速下滑，通胀压力得到进一步减轻。而进入6月份后，随着气温升高，部分瓜果类蔬菜上市量增加，预计将带动蔬菜价格继续回落。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输入型通胀压力，就在5月份CPI公布的当天，国内成品油价格再度下调。经过两次成品油下调之后，一季度油价上涨幅度基本被消化，交通运输、物流等用油单位有望明显减负。进入6月份后，CPI翘尾因素将大幅下降，有利于CPI同比增速的继续下降。在目前经济保增长需要政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的情况下，CPI这一下降趋势则为货币政策的放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为稳增长政策的加力提供了政策空间。而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在4月同比下降0.7%的基础上加速下滑，同比下降1.4%，PPI指数已连续3个月负增长，显示目前经济增长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反映出目前产能过剩矛盾加深，这也是上一轮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后遗症。

三、货币供应增速有所上升，新增贷款超预期增长

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2%，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反映企业短期资金周转的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3.5%，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7932亿元，同比多增2416亿元，高于市场普遍预期。

尽管市场普遍预期5月份新增贷款将较4月上升，不过实际贷款规模仍然超出市场预期，为2011年2月以来的第二高水平，仅次于今年3月的1.01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重较上月明显提升6.2个百分点至34%，显示出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在逐步显现，投资需求有所好转。不过该比重仍然处于低位（2011年平均为45%左右），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占比过大的问题依然突出，表明当前投资需求仍处于低位；而票据占比居高不下显示政策推动范围之外的贷款需求仍然疲弱。5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较多，是货币供应量增速小幅回升的主要原因。另外，5月18日，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对于货币供应量反弹也具有一定贡献。但M1和M2之间的剪刀差与上月持平，依然处于历史高位，企业活期存款占比较低的状况仍未显著改善，表明当前实体需求仍然疲软，企业活力以及投资意愿有待提高。

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因此稳增长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预调微调力度加大，国家重点项目审批提速，信贷需求有所回升。从后期来看，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将进一步显现，信贷需求随着政策放松逐渐恢复，而且6月初的降息使得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融资压力将有所减缓，融资需求也将增加。而从放贷规律来看，二季度放贷在全年占比为30%，与一季度规模持平，4、5两月共放贷1.5万亿元左右，这说明6月份还需投放1万亿元左右。从银行的角度来看，5月的降存准率使得流动性压力减小，而央行将存款利率上限提高至1.1倍，引入竞争机制，银行可以自主在限定范围内调整利率，吸引存款，减少存款流失现象，从而减少存贷比限制对放贷的影响。从信贷结构和供应增速来看，当前的实体经济仍然偏弱，终端需求依然疲软，因此实体需求有待随着政策的刺激进一步释放，货币政策还将继续朝着宽松的方向发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流动性环比将不断趋松，但在基数的影响下，货币供应同比增速仍有可能波动。

四、投资稳增长恐将加剧我国产能过剩矛盾

5月份经济数据出现了多处利好。不过考虑到工作日带来的基数效应后，这种利好恐怕需要打一个折扣，实际经济增长情况不容乐观。央行在数据公布前三年多来首次下调了基准利率或可成为佐证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口的大幅反弹并不值得乐观，投资增长仍在波动企稳，消费也表现欠佳。由于外部环境依然不稳，欧美等国家经济复苏不稳，不确定性风险较大，外需仍然是我们需要首要关注的经济增长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重启了投资稳增长。

在经济下行风险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以稳定经济增长确有必要，不过投资虽然是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而是迟早要变成供给的需求，所以增加投资对总量平衡的最终影响不是增加了总需求，而是增加了总供给。在2009年出台“四万亿投资”刺激政策时，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实际已经很严重，在四万亿投资盛宴之后这一矛盾继续深化。这从今年以来钢铁行业出现罕见的全行业大幅度亏损中可见一斑。而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国家不得不重新拾起投资这根政策大棒。不过正如我们上述所说，这次投资再刺激还会积累更大的产能，而外部消费需求难以复苏，国内分配改革难以启动，更大的过剩危机在后面，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篇(3)

一、对就业趋势的判断

2008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存在着一系列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非农产业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冲击，如人民币升值、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实际投资增长率降低和出口下降；实际工资上涨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大量中小企业缩减生产或者倒闭；自然灾害产生的冲击：雪灾、震灾、水灾等造成对就业的局部影响。

虽然从2008年上半年的实际情况看，就业形势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悲观。但可以预计，就业形势会逐季地变得更加严峻。截止到第一季度，劳动力市场上供需两旺，与2007年第一季度相比，劳动力需求增长了48%，劳动力供给增长了47%，两者的匹配水平还略有提高，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没有发生大的异常。与此相对应的是，第一季度登记失业率4%，保持了2007年的下降趋势。然而，第二个季度形势就出现了一些变化。上半年登记失业人数835万（2007年是830万），登记失业率4.05%，与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显然已经显示出不利趋势。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特别是货币政策的作用继续发挥，在通货膨胀压力逐渐缓解的同时，投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等指标还会继续趋缓。一般来说，从实施总量调控政策到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大约需要1到1年半的时间差，所以政策效果显示之前，周期仍然朝着走低的方向发展。这些都会成为下半年乃至2009年不利于就业的因素。

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就业表现为“菲利普斯曲线”显示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消长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也存在这样的关系。迄今为止我国价格上涨是结构性的，防止其转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政策手段中，起作用的也是结构性的措施，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没有产生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这也表明，这样的调控力度是可行的，也是可持续的。但是，以从紧的货币政策为代表的总量调控政策，仍然会在一个较大的时间差之后，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二、宏观经济影响就业的因素

总体来说，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放缓的因素，除了是宏观调控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之外，还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这里，我们来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就业形势的传导机理，以便找出在稳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不伤害就业的政策手段。

第一，企业生产成本提高需要化解。从2007年开始显示出来的制造业成本提高，逐渐演化为所有工业部门的成本提高趋势，主要表现在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通常，这需要通过两个出口来解决，一个是靠通货膨胀外部消化，即产品涨价；一个是靠挤压企业利润内部消化。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来说，消化的方式和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由于上游行业垄断性强，依靠通货膨胀消化的可能性大一些。同时，上游行业劳动密集程度低，受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影响也比较小。下游行业多是竞争性的，又是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的部门，受冲击比较大，但是主要得靠挤压利润来消化。

以下两个事实表明了这种趋势：一是目前PPI有所提高而尚未传导到CPI，意味着下游企业承受生产成本的提高，却没有能够通过价格的提高加以消化。二是至5月份同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21.2个百分点，但上游的一些部门利润却大幅度上升，意味着下游企业利润下降幅度更大。吸纳就业多的企业大多在下游，其利润减少就意味着其中的一部分已经难以为继，表现为许多中小企业倒闭。这就必然表现为就业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下降通常是就业冲击的先导，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利润下降和倒闭，则直接表现为就业减少。处在上游的部门受到的伤害较小，但是由于其劳动密集程度低，所以也无助于就业的扩大。

第二，总量政策有影响就业的效果。中央提出的“两防”任务实际上包含双重目标，一是在“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时，既包含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的任务，也包含防止形成明显通货膨胀局面的任务。二是在“防止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时，包含了控制经济偏快局面的治理任务和防止经济过热的任务。做出这样的区分后，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判断形势，了解流行理论观点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价格水平的变动原因、方向和幅度，是货币存量变化的结果，奉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这个原理为圭臬。问题在于，这样的理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政策缺乏操作意义，因为货币存量与通货膨胀变动的关系，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才显示出来，而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效果，既需着眼于长期治本，也需要着眼于短期治标。如果政策力度不适当，有可能在没有完成防止通货膨胀任务之前，就伤害了经济增长速度，伤害了就业，后果可能比结构性的价格上涨要严重得多。

从2007年至今的价格变化趋势看，结构性价格上涨这个事物是存在的，也具有与全面的通货膨胀不尽相同的成因，因此可以成为一项独立的调控目标，即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即结构性政策手段着眼于“治”，总量手段着眼于“防”。

三、“两防”中保持就业的政策建议

把就业纳入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制订有针对性的政策。

第一，降低自然失业率。在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消化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依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所概括的所谓“奥肯定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会导致失业率上升。根据这个定律，目前美国的经验是，2个百分点产出增长率下降与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提高相联系。但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的失业率主要不是周期性因素，而是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所导致，所以不存在明显的奥肯关系。

在通货膨胀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存在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机会窗口，而不至于伤害经济增长和就业。自2002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逐年下降，并且已经越来越接近自然失业率的水平。我的不精确估计是，城镇总体失业率大约为5%，其中自然失业率大约为4%，周期性失业率仅为1%。

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有人估算，出口增长率从20%下降到6―8%，可能造成2―2.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损失。即使按照美国经验，导致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上升（实际上在中国不太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则需要想方设法从降低自然失业率中获得补偿。今年是《就业促进法》实施第一年，如果能够把其中一些法律规定执行好，降低1个百分点的自然失业率是有可能的。

第二，缓解企业成本压力。在“两防”的过程中，允许下游企业释放一部分由于能源等投入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成本提高的压力，以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的稳定。对于那些竞争比较充分行业中的中小企业，由于其没有能力通过涨价来消化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应该通过一定的财政手段（目前可行的是减税）给予一定的扶持。

篇(4)

美国经济有所回暖，

下半年加息概率较低

201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放缓。6月28日美国商务部将2016年第一季度GDP环比折年增速由初值0.5%大幅向上修正至1.1%。2016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表现有所回暖。从制造业运行情况来看，第二季度美国ISM制造业PMI指数连续上升，6月达到53.2%，创一年以来新高。消费保持温和增长，6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由5月份的94.7降至93.5，但仍维持高位。

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有所回暖，主要受制造业扩张以及消费改善的影响。一方面，制造业新订单和生产指数增长带动制造业活动持续扩张，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和美元升值对制造业的不利影响有所减弱；另一方面，就业增长和低利率环境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助推作用，美国国内需求有所增长。但长期来看，美元过度升值、企业投资疲软以及全球经济风险等因素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拖累美国经济增长。通胀与就业数据有所改善。通胀稳步回升，6月CPI同比及环比增幅均不及预期，但与前值保持一致。4～6月CPI分别同比增长1.1%、1.0%和1.0%，且分别环比下降0.4%、0.2%和0.2%。

预计美联储下半年加息概率较低。尽管制造业、消费、就业以及通胀等数据均在6月份呈现回暖，但预计美联储下半年加息概率仍然较低，主要源于内外部两方面因素影响：从内部来看，第一，美国就业整体状况依然疲弱。尽管就业市场数据在第二季度末大幅反弹并超出市场预期，但该数据尚未反映英国“脱欧”公投影响，并且第二季度月均新增就业人数仅为14.7万人，仍然难以反映就业市场的整体性回升。第二，美国贸易赤字规模较大。受油价上涨推升进口总额、美元走强拖累出口等因素影响，第二季度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加息将使其贸易状况进一步恶化。第三，美联储对加息日趋谨慎。从7月7日公布的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来看，美联储官员对就业市场、通胀前景以及未来加息节奏的判断存在分歧，加之11月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为经济前景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因此美联储对于在公布大选结果前加息持谨慎态度。从外部来看，英国“脱欧”后欧洲市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仍存，而欧盟作为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若其经济下滑，也将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

欧洲经济低速运行，英国

“脱欧”增加货币宽松概率

欧元区2016年第一季度GDP季调环比折年增长2.2%，实现连续三个季度增长。2016年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复苏放缓。生产端维持扩张趋势，欧元区4月、5月、6月综合PMI分别为53.0%，53.1%和53.1%，与第一季度水平大体持平；消费增速下滑，4月、5月零售销售指数分别同比增长1.4%、1.6%，低于第一季度水平。整体看，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较第一季度有所下滑，QE政策效应减弱，负利率政策效果难测，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放缓迹象。

通缩压力仍存。6月欧元区调和CPI同比增长0.1%，环比增长0.2%；核心调和CPI同比增长0.9%，仍远低于2%的增长目标，环比持平。就业形势逐步恢复，目前，各主要国家失业率均出现回落，但危机国家仍保持高位。

尽管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基本消化了英国“脱欧”的消息，但实体经济仍可能面临更为深远的冲击，本已举步维艰的欧洲经济可能雪上加霜。这是目前欧洲央行最大的担忧。相比美、英、日等国央行，欧洲央行受制于其特有的制度安排，决策效率偏低、所受掣肘较多、宽松力度不足，由此导致欧元区经济迟迟无法复苏，至今仍面临着严重通缩的困扰。而此次英国“脱欧”事件，将会为欧洲央行提供继续扩大宽松力度的最好理由。鉴于其负利率的程度已经比较深，且效果仍不确定，加上日益频发的恐怖袭击极大打击了投资及消费信心，预计欧洲央行可能会在扩大资产购买规模方面有所动作。

日本经济下行压力仍大，

新刺激政策将出台

日本2016年第一季度经济恢复增长。季调环比折年率为1.9%，高于去年第四季度-1.8%的增速。其中，私人消费大幅提升是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

第二季度日本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制造业仍呈收缩态势，4、5、6月制造业PMI分别为48.2%、47.7%、48.1%，均处于50%荣枯线以下，整体低于第一季度水平。总体看，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复苏依然乏力，环比可能出现微弱衰退。

通缩压力加大。日本5月份CPI同比下降0.4%，较4月下降0.1个百分点；核心CPI同比下降0.4%，较4月下降0.1个百分点。

7月12日，日本内阁府刺激计划公告表示，必须采取全面大胆的经济措施加速未来投资，并于本月制定刺激计划。安倍表示，新的刺激计划将重点放在公共项目支出上。在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意愿较低的情况下，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增加或将有助于带来国内投资回暖和消费复苏。但鉴于日本超高的债务率以及QQE接近无债可购，市场出现了对日本可能采取“直升机撒钱”推行债务货币化的推测。在安倍赢得参议院选举之后，各项政策的推出将更为顺利，新的刺激政策能否引领日本经济消除通缩，仍需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缺乏结构改革方面的有效措施，日本经济可能仍然难以走出困境。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有所改善，分化现象仍存

巴西经济有所好转。2016年第一季度巴西经济同比收缩5.4%，已连续8个季度同比下降，但降幅较去年第四季度收窄0.5个百分点。2016年第二季度以来，生产端有所好转，5月工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7.8%，降幅较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6月份制造业PMI为43.2%，较上月增加1.6个百分点；6月份服务业PMI为41.4%，较上月大幅增加4.1个百分点，创5个月以来新高。通胀压力有所缓解，6月通胀水平为8.8%，较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由于前总统罗塞夫被弹劾以及新临时政府建立给经济复苏带来了曙光，加之8月即将开幕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带来的需求也对经济产生了雪中送炭的帮助，巴西整体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篇(5)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内，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宏观经济形势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对于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十二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动，投资和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显著。首先，资本形成总额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其次，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展望“十二五”时期，由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和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相比于2000年以来或者“十一五”期间，我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可能会出现小幅下滑。

投资需求可能会出现小幅下滑。无论从国际比较视角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近期我国可能已经达到了重化工业的顶点，“十二五”时期依靠工业化进程推动投资增长动力减弱，由工业化带动的投资增速会逐渐降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可能激起新一轮的投资高峰，但仍可能无法弥补工业化推动的投资增速下降。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城镇化过程远未结束，高储蓄率仍能维持，因此，总体而言，投资将不会出现大幅下降，预计投资增速将略低于“十一五”时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可能会降低0.48个百分点左右。

消费增速可能略有上升。“十二五”时期，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将发生转变，适龄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逐年减缓，多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日益减少，这些因素将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提高消费水平。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收入分配调整措施将促进消费增速的上升。预计“十二五”期间，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率可能会提高0.34个百分点左右。

净出口增速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未来世界经济走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IMF、世界银行、EIU和OECD Statistics Directorate等机构对未来世界经济作出了许多分析与预测。IMF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测结果虽然数值上与EIU有所不同，但显示出的趋势相同：世界经济稳步缓慢增长，2009-2014年各年度的实际GDP增长率都低于2004-2007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另外，EIU、IMF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数据都显示：从世界经济增长的区域结构来看，未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其中又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最为突出。“十二五”时期，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对其外部不平衡的调整将制约我国产品出口的需求空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而国内经济仍能保持平稳增长，进口增速仍将保持稳定。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叠加，总的来说，预计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将降低0.5个百分点左右。

二、宏观经济给农业农村经济带来的机遇

（一）政府农业投入有望持续增长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尽管可能会出现小幅下滑，但总体会比较平稳；投资增速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不会因为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而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增加农民消费、保障农产品供给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讲，“十二五”期间，政府对农业方面的投入会持续增加。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入的提升空间较大。2010年我国政府农业投入占农业GDP比重为9.75%，而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GDP的25%以上，加拿大、以色列等国更是高达45%以上（朱钢、张元红、张军等，2000）。如果考虑到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比例很高（韩俊、谢扬，2003），则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从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影响的农业科技投入来看，无论是政府农业科研投入还是政府农业科技推广投入，相比发达国家也有很大差距（何利辉、经庭如，2003）。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促进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协调发展，政府将加大刺激农村消费、提高农村消费能力的政策力度。扩大内需，重点在农村。一方面，农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显著小于城市家庭，农村市场发展空间极为广阔，政府对于农村消费的刺激将有力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城市居民，据估计（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2004），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0.85，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72。因而同样的消费刺激力度，政策效果在农村将比城市更好。

为提高农业的保障能力、保证粮食安全，同时避免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政府也将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以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确保粮食基本自给始终是头等大事。同时，农产品价格是基础价格，保持农产品价格水平总体平稳十分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停滞、退化现象有所发展，许多地方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支撑作用减弱，甚至农业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重一直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姜长云，2006）。我国粮食供求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大豆、棉花等产品对外依存度高。因此，从确保粮食安全、平稳物价等方面的考虑，“十二五”时期，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支农投入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给。

（二）农民收入有望实现较快增长

在宏观经济基本保持平稳增长且消费增速上升的背景下，农民收入及消费有望实现较快增长。预测模型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可能会逐年加快，增速最慢的2011年也将达到11%以上。

消费结构升级导致的供给结构转变将增加农民收入。目前，中国各阶层的收入水平都处于“收入-消费台阶效应”的临界点，“十二五”时期消费结构升级现象将十分明显。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消费结构将全面步入工业化消费时代。这种消费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带动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转变，并带动农业生产供给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结构的持续转变和优化会带动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农村总人口的持续减少将使得农民收入提高。农村人口持续转变为城镇人口意味着在计算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时分母将持续变小，即便在不考虑农业产值增长的情况下，农村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仍会由于农村总人口的持续变小而不断增加。计算结果显示，假如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至46.7%，农业人均产值将提高到8191.6元，相比城市化率未改变前提高了1.9%；当城市化率提高到55.7%时，农业人均产值将提高到9855.1元，相比城市化率未改变前提高了22.6%。

未来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将推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高于第二产业。“十二五”时期，第三产业相较于第二产业的更快发展将提高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相应的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收入将上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会加快。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结构的转变，劳动力成本将稳步上涨，这也将推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三）农业产业化有望加速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产品贸易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其地位日益重要。“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将会从危机时的谷底缓慢复苏，但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而发展中国家严重依赖出口的贸易结构将发生改变。从国内宏观经济而言，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转变、消费水平和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逐步提高以及我国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等等，都将从不同方面“倒逼”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仍然较低，发展空间较大。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通过联合与合并，进行规模化整合，扩大经营规模，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如1950年联邦德国有23842家农业合作社，到1998年有4221家，到2006年仅有3188家（徐旭初、贾广东、刘继红，2008）。德国80%的农场主参加了各类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的市场占有率在肉类、谷物类和蔬菜类以及奶制品类的交易中分别达到30%、50%和75%。而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规模仍然偏小，带动能力较弱。

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将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十二五”期间，国家仍然将从政策层面推动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第一，市场对农产品质量的更高需求将促进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随着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国内居民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更高，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技术要求和质量要求也更高。第二，“十二五”期间，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将会调整其外部不平衡，农产品贸易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分散的个体农民难以按照进口国的标准来生产、经营，包括种植、用药、加工、包装、贮运等方面，难以突破技术壁垒。同时，分散农户难以承担获得信息的成本或缺乏足够的能力获得信息。只有提高组织化程度，才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

农业龙头企业在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以及国家政策支持方面都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第一，龙头企业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从全球来看，对农业进行商业投资是粮食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一个共同特征，联合国《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投入农业的外资总量在1990-2007年间增长了2倍，达到每年30亿美元。第二，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将更加完备。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存在着产品配送能力不足、交易成本高、损耗和浪费大等问题。“十二五”期间，我国高速交通、轨道交通等建设将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仓储设施建设的投入，都将为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第三，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将加大。“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落实和完善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等政策，是完善我国金融体制的必然要求，这些措施也将逐步降低农业龙头企业发展面临的金融服务制约。

三、宏观经济形势给农业农村经济带来的挑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在“十二五”期间的结构性下降趋势将更为明显

我国城市化率将逐步提高，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以及政府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务农机会成本进一步增加，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务农意愿进一步降低，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的趋势将更为明显。

务农的机会成本进一步增加，更多农业人才流向其他产业、流向城镇。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城市工商业之间极大的工资收入差异，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不断地向城市工商业部门转移。从现实情况看，在职业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的受过初中教育的农民大都进城了。在家务农人员以老年人居多。

新生代农民工务农意愿低（韩长赋，2010）。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也包括80年代末出生的，统称为“90后”农民工）。目前，约有1.5亿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大约有4000万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许多生在城市，大都接受过初中教育，在务农时间、务农经验等方面都较少甚至没有。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务农意愿和能力都较低。

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以及农村人才流失导致的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直接妨碍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经营方式在农村的扩散。一是农业新技术推广越来越困难，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对农业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目前真正从事农业的农民，接受技术培训的意愿和能力往往比较弱；二是农业生产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生产经营管理变得更加粗放，对农田水利的投入也不足。

（二）农产品价格波动性增大

“十二五”时期，由于国际农产品价格对我国农产品价格传导将更为明显，农业存货调整行为将更为剧烈，极端天气灾害、重大动植物疫病以及食品安全事件可能更为频繁发生，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可能进一步增大。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导将更为明显。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的不断增加提高了国内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农产品价格的联动程度。研究表明，在国际粮食价格出现波动后的3-5个月时间内，国内四类粮食价格也会出现持续的同向波动，其中大米和玉米的波幅将接近国际波幅的33%，大豆接近国际波幅的60%，小麦达到国际波幅的14%（丁守海，2009）。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持续扩大，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农资市场的联动效应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农产品价格与国内农产品价格的联动性将进一步提高。

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可能更为频繁的发生加剧价格波动。受气候持续变暖影响，未来我国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区域分布将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所造成的灾害也将更为严重。这种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灾害将导致我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自然波动，波动幅度将从过去的10%增加到20%，极端年景甚至达到30%以上（秦大河，2007）。与此同时，重大疫病不仅比以前多、比以前重，还比以前的影响更深刻。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往往具有突发性强、传播性和转折性大及防控难度高的特点，很容易导致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明显下降，并增加其变化的不可预见性（姜长云、张晓敏，2009）。

（三）农业的净进口局面将继续维持

而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快速扩大，进出口双向逐年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02年272.3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1208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进口总额与农产品出口总额分别由2002年111.4亿美元和160.9美元增加至2010年719亿美元和489亿美元。但是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农产品进口总额高速增长的同时，出口总额上涨较为缓慢，特别是自2007年以来，农产品出口增速乏力，农产品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展望“十二五”时期，受国际、国内经济局势以及国内外农产品供需状况影响，我国农产品进口可能进一步提高，出口增速可能出现下滑，未来农业的净进口局面将继续维持。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农产品贸易可能一直处于净进口状态，贸易逆差额持续扩大，2015年的贸易逆差额可能扩大至792.6亿美元。

农产品进口可能进一步增加。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动，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将稳固攀升，而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增加提高了对农产品的消费水平，尤其是农产品和食品需求将由传统单一的数量多向质量高、种类多发展，因此居民对进口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也将随之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继续推进同部分农业发达国家或地区自由贸易区等贸易协定的签订，我国农产品市场可能进一步开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以及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将进一步完善，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以及中国-印度区域贸易安排等都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各大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完善将使得我国对部分农业发达国家或地区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大幅下降甚至实现零关税。

农产品出口增速可能出现下滑。国际经济增长形势不明，对中国农产品需求可能下降。目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日本、美国、欧盟、韩国和香港地区已成为我国农产品的主销市场，占到农产品出口总额的60%以上。尽管“十二五”期间国际经济将会从金融危机时的谷底复苏，但缺乏有效的经济增长拉动，作为中国农产品主销国的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因此，在未来五年中，中国农产品的国际需求增速将大大放缓，2003-2007年农产品出口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很难恢复。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明显抬头迹象，国际贸易环境可能面临恶化的趋势，中国农产品出口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四）粮食安全面临压力

1980-2003年，我国大部分年份的粮食自给率都在97%以上。自2004年起，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2008年更是下降到93.5%。本文的预测模型显示，“十二五”期间，假定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为390-395公斤，我国将存在一定的粮食缺口，粮食缺口在295万-1991万吨之间。

1.未来我国农产品供给增长可能较慢

（1）“十二五”时期，耕地等农业生产资源对农业生产的约束可能日益加大。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质量不断下降（江娜，2009）,据推算，近10年间因占补耕地质量差距导致耕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至少减少120亿公斤。宜耕后备土地资源日趋匮乏，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又派生出对土地的极大需求。

（2）“十二五”时期，种粮比较效益可能持续下降，农民可能更倾向于外出打工，或者即便继续经营农业，也可能选择经济利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同时，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业劳动者可能倾向于选择用工量少的耕作制度，如改一年种两季稻为种一季稻等，或者用工量少的作物。

（3）“十二五”时期，全球粮食供求关系可能进一步趋紧，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难度可能加大。据测算，近10年来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增加2200亿公斤，年均增长1.1%；产量增加1000亿公斤，年均增长0.5%。2006年世界粮食期末库存占当年粮食产量的18.7%，占年度需求量的16.4%，低于18%的安全线（张红宇、杨春华、杨洁梅，2008）。“十二五”时期，由于人口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持续提高，同时全球利用粮食转化为生物能源的需求逐步增加，未来农产品需求将进一步快速上升；受制于耕地、水等自然资源的约束，同时受到全球变暖导致的气候异常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速度可能有限。

2.未来国内粮食需求可能持续增加

（1）“十二五”时期口粮消费减少幅度有限。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持续下降，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90年的130.7公斤下降到2007年的77.6公斤，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90年的262.1公斤下降到2007年的199.5公斤。但近几年里，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幅度逐渐缩小，从2001-2007年，人均消费量仅下降了2.1公斤。综合考虑城乡居民以及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未来总体人均口粮消费量下降幅度可能缩小。

（2）饲料用粮需求持续上涨。随着收入持续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步升级，肉禽、油、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占比持续增长。“十二五”期间，由于收入仍会持续上升，而且消费结构的升级将更为明显，预计未来居民的肉禽等制品支出将会进一步增长。为了满足居民需求的快速增长，动物性食品的供给将会进一步增加，因而将会带动饲料用粮需求的持续上升。

（3）工业用粮需求可能持续上涨。“十二五”时期，由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消费升级现象将会更加明显，同时政府逐步的经济结构调整为高速增长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未来经济仍会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于原材料需求的持续扩张，而粮食作为重要原材料之一，其需求也一定会随着经济的扩大而不断扩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十一五”时期，工业用粮中增长较快的是玉米消费，这与使用玉米制造生物能源密切相关，“十二五”时期，由于能源价格仍可能会维持高位，未来用来制造生物能源的粮食需求可能会持续增加。

四、结 论

篇(6)

关键词:GDP;消费;投资;出0;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006-05

一、国内生产总值概况及数据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一般有三种计算方法:支出法、收入法和生产法。其中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这三部分就是俗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中国的GDP总额为2178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7%;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 676亿元,同比上升15.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55 057亿元,同比上升33.4%;对外贸易累计出口8466.5亿美元,同比下降21.3%。在国际上,中国2008年GDP总额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以3315美元居世界第106位。

(一)第一驾马车:消费

2009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89676亿元,占同期GDP的41.17%。我们先看看有关消费的经济指标: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2008年1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几个月处于低迷状态,受中外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从2008年年中缓慢上升,到年末。也就是中国的农历春节,传统的消费习惯带动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但随着春节的结束逐步下降。2009年初,国家推出了宏观调控政策,如四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方案等,所以与2008年相比,总体情况有所缓和,经济回暖、收入上升等因素甚至使2009年10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春节期间还要高。整个消费市场出现了走出疲软、缓慢上升的良好势头。

2.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即CPI fConsumer Price Indexl,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8年4月至2009年2月期间,CPI总体呈下降的趋势,自2009年3月起,CPI显示LH较缓慢的上升势头。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1)货币供应量加大,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2 569亿元,同比多投放965亿元,新增货币供应量(M2)逐月呈上升态势。(2)信贷投放量加大。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仅9月份当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5 167亿元。上述两因素。通过乘数的作用会导致物价呈现出抬头的趋势。

3.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即PPI(PreducerPrice Index)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根据价格传导规律,PPI对CPI有一定的影响。社会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一般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然后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最后波及消费品。虽然CPI与PPI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直接相减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但CPI大致反应了居民消费品的价格变动趋势,而PPI反映了工业品的价格变动趋势,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居民消费品的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图l中是不难看出的。这初步证实了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的情况下,物价也呈上升趋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前已经埋下了物价上涨的种子。

4.消费现状的原因分析。(1)中国百姓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与西方不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等等,从这里面不难看到传统中国人的消费意识和消费心理。通常,即使最穷苦的家庭,有了收入也不敢一分不剩地花掉,老一辈的人即使在去世前也想着该给儿女留下些什么。这就奠定了中国人在危机来临时应对的基础,即使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初,也看不到有人流离失所。(2)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消费的增长。城市化步伐在加快,但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同步健全,供房的压力、子女上学的压力、赡养老人的压力,这些都迫使人们不敢花钱。例如,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即使不算择校费,九年也只能是到了初中毕业,高中及大学的花销对家长来说不可小觑;养老问题目前是个大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再加上现在的医疗保障不足的情况,作为家中支柱的中年人就更不敢花钱了,所以几乎家家都有储蓄。但是应该指出,储蓄的增加制约了消费,导致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的“拉动内需”拉而不动。而同时期美国的消费是要占到GDP的70%左右甚至更高。(3)中国的消费呈畸形化趋势。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不管哪个国家,普通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些,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些,但不管哪个国家,消费均主要由普通人拉动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贫富两极分化太严重的话,这个国家的消费则很难拉动。例如,在金融危机中,全世界奢侈品狂跌14%,仅今年第一季度奢侈品平均跌幅就达到了10%。但作为中国较富裕省份的广东省,仅丽白广场一处奢侈品消费便狂涨了20%,价值十几万、几十万的名表的销售涨90%以上。畸形的社会消费结构,只使部分富人受益,绝大多数人需求的下降导致了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下降。

5.消费小结。通过对上述与消费相关的指标的分析,我们初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出现缓慢回暖,温和的通货膨胀或已开始出现,居民收入水平上涨有限,百姓依然在捂着口袋消费,因此消费对GDP的推动作用短期内是有限的。

(二)第二驾马车:投资

本文所指的投资主要指固定资产投资。截至2009年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达到155057亿元,同比增长了33.4%。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其中有133177亿元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众所周知,城镇才是国家信贷投向的重点区域,下面我们的分析,也同样以城镇投资为出发点。

从图2可以看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额整体呈上升趋势,同时,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投放量也呈上涨趋势。其中在2008年8月到10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额与新增贷款情况拟合较好;而2009年4-9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变化趋势与信贷投放的变动趋势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

1.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GDP的拉动作用。从图2中可

以看到,整个2008年财政支出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呈同一变动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救市初期,财政支出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是占相当的比重的。就数据而言,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1518.87亿元,同比增长5-3%。同时期全国财政支出45202.78亿元,同比增长24.1%。在不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的条件下,财政支出占同时期GDP的20.76%强,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94%强,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2009年,中央财政多次出现赤字情况,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1月、9月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正是图2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幅度较大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央为了拉动GDP的增长,已经不计预算盈亏了。

2.银行信贷对GDP的拉动作用。在此轮金融危机中,中央虽然提出了四万亿人民币的救市措施,但政府真正掏出的资金不足一万亿,余下的部分要由地方政府、银行信贷和民间资本在“中央投资的带动下”投入到经济当中去。2009年1-9月,信贷投放量共计8.67万亿左右,占同时期GDP的39.88%。但银行信贷资金在投放方向上,也出现不少问题,例如,相当多数资金投向了地铁、马路等“拉链工程”。成了“一锤子买卖”,另有部分资金仍然涌向外贸等产能难以消化的行业,甚至2009年房地产业中迅速崛起的不少“地王”,身后都有着银行信贷的影子……产能过剩、难以可持续发展等行业占据了太多的银行信贷资金,短时间内对GDP的拉动作用较强,但长久以来难以形成GDP的可持续性动力。

3.民间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2009年,民间资本的投资到底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投入了制造业,这个不得而知。也没有现成的数据可查。但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估算,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掉各级政府的支出总额,再扣除银行信贷的投放,其形状大致如图3所示:

应该承认,该图形较粗略。只能大致反映民间资本投资情况,2009年第一季度之前,民间资本投资是负值,民众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不足。2009年初国家的四万亿投资等救市方案出台后,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得以增强、投资开始增加。就绝对量来说,图3民间资本投资数额最高的是8月份,投资额为8751.88亿元,与同时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7593亿元相比,仅占49,75%,比率偏低。民间资本投资的低迷导致了我国的制造业面临窘境。2007年以来,国家曾七次提高利率,五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遏制流动性过剩,但却忽视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制造业借贷困难加剧的问题,民间资本在缺乏好的投资对象的情况下纷纷撤离,造成了制造业生存压力的加大。

4.宏观经济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这个效应用来分析今天中国的经济现状应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按照上面的分析,金融危机中,政府为了维持GDP的高增长,通过财政或信贷等方式投资于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GDP增长了,但是在增长过程中,财政支出和信贷支出通过隐性的利率增长“挤出”了相当多的民间资本,而民间资本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5.投资小结。扣除财政支持和信贷投放因素,第二驾马车本身对GDP的拉动作用有限,尽管实现保8%的增长率困难不大,但依赖信贷支持和财政支出带动投资增长的模式显然是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动力应该来自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和民间对制造行业的资本输入,这些都是目前的投资环境和投资现状所欠缺的。

(三)第三驾马车:出口

1.现状。在CDP的核算中,我们用的是净出口,也就是出口减进口的数额。今年的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累计出口8466.5亿美元,同比下降21.3%;进口7111.7亿美元,同比下降20.4%;累计贸易顺差1354.8亿美元,同比减少26%。2009年1-7月出口降幅平均达到了创纪录的20%。从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自2008年年中有所下降,在2009年初降到最低,之后又缓慢回升,净出口即贸易顺差的数额在进出口的绝对数额相对较低的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达到峰值,之后缓步下降,直到今天仍没有恢复。而同时期2009年19月累计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仅为26.55%,在以往经济比较正常的年份,这个数据要占到30%甚至更高。就现状来说,2008-2009年,几万家经营纺织、服装和玩具的出口型企业倒闭,这里包括中国最大的玩具加工厂、位列全球第三的广东省东莞市合俊玩具厂,从这个角度上说,本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2.原因分析。(1)金融危机中,外国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带来中国出口的下滑甚至出口企业的倒闭,同时危机也培养了欧美人民的储蓄意识,这种意识可能会引起中国未来的出口进一步减少。例如,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其居民储蓄牢已经由过去的0上升为7%了。(2)西方国家有意识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就业机会也带来中国出口的下滑例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2009年11月7日在天津举行的、“2009年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暨国际贸易发展论坛”上说,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今年前三季度,有19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7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5起,特保案7起),涉案总额达102亿美元。“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磨擦在增加”。由此看来,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阻碍我国H;口增长的源头之一。(3)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降低。因为人民币升值、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法要求的各种保障也在提高等原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降低。据报道,阿迪达斯公司高层表示,鉴于中国工资水平提高,为降低生产成本,准备将部分产品的生产及采购从中国转移出去。耐克、彪马等国际鞋业巨头也准备效仿阿迪达斯,而美世咨询一项凋查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高于印度的,该公司的报告中提到,在所调查的中国42种职位中,95%的基本工资成本要高于印度,经理层和专业人员的收入甚至为印度同等职位的两倍以上。

3.出口小结。随着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丧失,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效果越来越差,而且这种状况,因为国外储蓄意识的提高、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有可能是不可逆的甚至是永久的。

(四)三驾马车小结

表1是三驾马车在不同的年份对GDP的贡献情况。2005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变化不大,资本形成呈上升趋势,而出口在稳定了三年(2005--2007年)后的2008年、2009年出现了较大滑坡。与2007年对比,消费的增长显然尚有较大空间;资本形成能否持续以高比率增长难度较大。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才能让GDP以更加健康和持续地维持以往的高增长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对策与建议

(一)消费

众所周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占

GDP70%左右甚至更高。而中国的消费仅占40%左右,如何将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这是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总理也曾提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内生的动力和活力不足”,而这个“动力和活力”显然来自于消费。而消费之中,尚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举例来说,在2009年前三季度的89676亿元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县及县以下的消费额仅占31.96%,但这部分人口却占了中国13亿人口的60%以上,如何挖掘这部分人的消费潜力,笔者提出以下观点:

1.推动城市化建设,促进农民和农村消费观念的转变。城市化的发展至少有以下优点:其一,消化存量房源,带动新一轮的房地产投资热潮,拉动GDP的进一步提高;其二,促进消费,托动经济健康发展。农民不是不愿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因为农民还有以下几大问题没能解决:(1)养老问题。相当多的农民仍然具有养儿防老的思想,依靠子女生活在农村仍占主流。如果能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维,先将部分农民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中去,再逐一扩展,农村和农民的消费是可以提高的。(2)医疗。尽管部分农村已经在推广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但其力度显然尚不能足以让农民不增加储蓄或不储蓄。如果能将医疗进一步改革,扩大医保覆盖范围,也可以带动消费的增加,(3)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资本化问题。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资本化将决定农民是否愿意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能否给予农民清晰的产权,将决定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推进力度。(4)变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为所在城市的市民,中国有九亿的农民,其中外出打lT的农民和家属共计4亿左右,这部分人相当多数已经熟悉和习惯了城市生活,建议率先从他们做起,将他们变为市民,以带动消费的增加。

2.扩大城市中产阶级的比重。据不完全统计,美国中产阶级的比重占人口的80%左右,新加坡更是达到了90%,而中国尚不足1、5。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人口的比重。因为他们才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居民收入的比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的劳动报酬收入仅占GDP的40%左右,比世界平均数低15%,因此分配制度改革也势在必行。来京参加“200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英国经济学大师理查德・波茨曾提到,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消费水平上去了,将比其他经济政策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平衡。所以,他也建议中国人的工资水平应该提高。

4.加大医疗、养老的投入比重,培养能够提高消费率的消费环境。我们要培养的消费环境,除了消费,ON、消费意识外,各种抑制消费的隐性因素也应消除,如城市中养老、医疗等报销比率的提高,房价的下调等等。

(二)投资

1.在就业形势较严峻的今天,自主创新是维持竞争力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核心要素。在2009年的经济救市方案中,产业结构创新在4万亿的救市方案中占比较少,仅占4%。大量资金投向公路、机场等可以大规模地吸收劳动力,刺激消费的行业。但是可能会忽视这样一点:这些产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吗?它能否带来失业人口的稳定、持续减少呢,它能否使消费的增加也是可持续性的呢?除此以外,中国每年大约有630万大学生毕业。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不少学生和家长的隐忧,而这些大学生有多少能去建地铁、修马路呢?因此建议放手支持民间资本,鼓励和刺激新兴产业出现,鼓励自主创新以提升产业结构,吸收更多的有技术、有文化的人员就业。自主创新才是经济持续和稳定发展的动力源泉。

2.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降低,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应提升人力资本优势和创新优势。我们的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必须要转型,我们需要提升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那怎么提升人力资本呢?建议改革目前代加工业的现状,延伸产业链,除代加工外,延伸到设计、物流、仓储、广告、市场、销售、推广等等方面,成为整个链条中的99%甚至100%,将各个环节升级换代,人力资本和创新的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3.国家政策支持和信贷投向应向民营制造业倾斜,创造健康投资环境。民营资本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备要素,也是经济中内生的力量所在,更能引领未来社会的产业升级与产业创新,建议国家通过投资补贴、银行信贷等方式重点支持民营制造业的发展,以使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增长。

(三)出口

篇(7)

摘要：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增长乏力，金融风险加大。我国为应对危机，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发通胀隐患。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我国面临金融与经济失衡的困境，一方面制造业等行业产能过剩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另一方面金融失衡导致了社会整个不良贷款率的上升。这些都对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影响。本文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业风险的分析，得出了防范风险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宏观经济；金融危机；影子银行；金融风险

一、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金融衍生品违约等一些列事件引起雷曼兄弟大银行倒闭，并形成骨牌效应，形成世界金融危机。2009年，希腊债务问题爆发，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全球经济进程。2008年为应对危机，我国进行了四万亿救市计划，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不大，08年全年保持9.6%的高增长。但是大量资金流入市场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2009年M2全年增速达到了21.62%，比2008年全年增速高了6.6个百分点。然而，2009年全年CPI增速同比下降了0.7%，这说明大量的信贷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资本市场或者在银行间拆借。另一方面，我国对于信贷资金利用效率并不高，这一点从M2/GDP的数值就可以看得出来。2009年以来M2/GDP保持在1.8左右，居于世界第一（见下图）。

2009年以来我国楼市价格猛涨，新能源产业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我国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和在金融危机中深受打击的外贸出口行业错失产业转型升级的机会，将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了出来，转而投入收益率高的楼市和新兴产业。2010年收到2009年信贷投放的影响，CPI破3%的警戒线，央行开始宏观调控，逐渐收紧流动性。银行提高审贷标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短缺，而之前投入到新能源行业的资金短期无法实现盈利，因此产生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以温州为例，民间借贷借此机会蓬勃发展。民间借贷团体比如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缺乏资金，在银行部门产生寻租行为，高的民间借贷收益率也导致一些银行从业人员主动到民间借贷市场寻求机会赚取高利息。2011年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提高就是这一系列因素的结果。2011年末，有八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提高。工农中建四大行虽然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下降，但不良贷款余额缩小幅度较小。

2012年收到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中国政府出于调节经济结构，缓解金融风险考虑提出了“稳增长”的策略，经济运行逐步企稳，全年GDP增速为7.8%。同时，“十二五”计划提出了加强金融改革，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国内企业因全球经济疲软面临出口增长缓慢，国内投资因房地产调控和政府融资平台资金紧张而减少，通胀隐患仍然存在，扩大内需需要长期努力，中小企业经营环境需要改善，垄断行业和企业压缩中小企业利润空间，这些因素对2012年的经济发展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2013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2008以来的下滑周期当中。由于人口红利消失，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加工制造产业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弱；环境恶化严重，可持续发展面临难题，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与此同时，我国金融领域面临调整。2013年6月20日，上海银行间隔夜拆放利率（SHIBOR）大幅上升到13.44%，隔夜拆借利率最高达到30%，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最高成交于28%。利率飙升反映当前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的困境。2013年6月24日，上证指数连跌一周跌破2000点，资金在股票市场的缺乏可见一斑。2013年6月，建设银行的一款期限为33天的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7.39%，而同期银行活期利率仅为0.35%，1年定期的利率也仅为3%。而招商银行的一款期限为3个月的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也达到了7%。资金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恐慌情绪蔓延。回顾2013年6月19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的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反映了其对当前资本市场缺乏流动性的态度。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让资金流向该去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

二、当前中国金融业风险管理分析

（一）社会融资总规模结构变化显示中国正在经历金融脱媒

货币政策是调节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中国过去十年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得以体现，同时货币扩张成了必然。观察货币结构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融资结构的巨大变化。2002年人民币贷款总额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91.86%，体现了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的特点。但从2010年开始，这一比重逐年下降到50%左右（见图1、图2）。这意味着以往主要通过银行配置资金供求的情况发生巨大变化，股票、债券、基金、理财、民间借贷正在成为资金循环的重要途径，中国正在经历金融脱媒。

从微观层面看，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也在发生变化，银行存款占比下降，股票、保险、基金、理财等投资品占比上升，造成银行的贷方脱媒。根据《中国金融家庭调查报告》，2004年居民资产中储蓄存款占比为71.8%，证券基金占比10.2%；而到了2011年，储蓄存款和证券基金占比分别变为57.75%和20.62%。除此以外，根据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到“十二五”末，非金融企业融资占比应提高到 15%以上，非银行融资方式占比具有更高提升空间。

（二）金融脱媒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与挑战

1. 对中国银行业利益产生冲击。以美国的金融脱媒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证券市场成为欧美经济主要融资方式，银行的作用日益萎缩，失去其主导地位，表现为利差收入减少，银行难以继续依靠传统业务保持收益。中国银行业现在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为19%左右，而欧美银行这一比例达到了35%以上。中国银行业现在的资产结构难以应对金融脱媒，金融脱媒必定会使银行业利益受损。

2. 对银行资产结构产生影响。

由于金融脱媒，储户投机性动机加强，存款趋向短期化，转向活期存款和银行理财产品。这会使得银行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问题加重，给银行管理带来更大挑战。

3. 对于社会融资方式而言，直接融资将占更大比重。相应地，居民的金融资产中将包括更多的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更少的银行存款。以美国为例，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中存款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25%下降到15%左右，股票基金和保险资产占比大幅上升。

4. 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提出“单一货币规则”，前提是货币流动速度不变，因此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调控物价和经济增长。而金融脱媒和金融创新使得货币统计口径面临调整压力，货币流通速度不再稳定。以美国为例，1993年7月美联储由数量型货币性政策目标转为价格型政策目标，即以利率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应此，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应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同时调控市场流动性和市场利率。

5. 金融脱媒促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金融脱媒丰富了资金供求来源，使得社会各个机构和个人参与市场利率的决定过程。金融脱媒使得资金供给方从过去的银行机构为主转变为个人、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等共同参与；资金中介包括银行也包括信托、保险等。

6. 金融脱媒对监管部门提出更高要求。金融脱媒使得资金从银行表内转移到表外，从银行转移到非银行机构。银行面临的期限错配风险上升，银行以外的金融系统不良贷款面临监管空白。

三、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金融业风险管理措施

（一）加强银行业风险监管，重点整顿影子银行带来的风险

在金融业调整过程中，银行业的调整是重点。而近年来贷款结构的变化反应了影子银行风险的加大。防范影子银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除加强监管外，还需强化金融机构内部自身风险管理。具体措施有：建立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风险防火墙，将两者之间的风险防范渠道切断。例如，防范商业银行表内资金流向私募基金等影子银行，加强银行表外业务监管，控制银行资金流向。二是加强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管理，防控金融业从业者利用银行资金参与民间借贷，避免金融风险从民间借贷市场传递到银行当中。三是明确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机构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建立严格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检查制度。

（二）肃清债市灰色地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与美国金融市场相比，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规模小，对经济促进作用有限。制度缺失和监管缺乏导致了债券市场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困难。应该坚持审计和业内自查，重点消除代持养券和丙类账户带来的利益输送等不法行为。为完善债券市场建设，一是监管部门将债券市场的监管部门进行整合和统一，形成统一的监管负责机构，在降低债券市场监管成本的同时提高监管效率。二是建立评级机构监管体系。强制要求评级机构向监管当局做出解释，并且对于监管当局调查出的评级机构违规行为应当予以严惩，以规范评级体系的秩序。三是建立做市商细分审批制度，通过对市场上符合资格的企业颁布债券做市商资格的方式来保证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债券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债券做市商进行细分管理，对于报价数量较多、报价频率较高、报价能力较强的做市商授予更高的市场做市资格，从而促进做市商制度的发展。（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