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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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企业；民间集资；法律风险

古人行军打仗，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代企业市场商战，必然也必须重视“粮草”问题——资金。企业从其成立一开始，就直接关系到“钱”的问题，但是在中小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融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面对银行的种种限制，一些企业不得不采取了非正规的融资手段——企业民间集资，但这里面蕴含着较大的法律风险。

一、企业民间集资的主要法律风险

（一）易演变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融资行为。与此相关的还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义务。概言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具备三个基本特征：（1）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2）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

我国《刑法》第176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二）易演变为“非法集资”

何为“非法集资”呢？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指出，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概言之，非法集资有以下四个特点：

1.未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以及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的集资。

2.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了货币形式为主外，还包括以实物形式或其他形式。

3.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资资金。

4.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的性质。

非法集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很容易混淆。两者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非法集资是集资行为未经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发改委等多个部门的批准，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仅指吸收存款行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二是非法集资是指以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或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集合资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要求借发行股票债券等名义，与银行吸收储蓄类似。

此外，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极易混淆。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区别是：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单一犯罪客体（指侵犯金融管理秩序）不同，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客体属于复杂客体，它既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集资诈骗罪区别于其他非法集资类犯罪的主要因素。某种非法集资行为如果其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并且又采用了诈骗的方法，则即使其符合其它非法集资类犯罪的要件，也将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实践中，凡是非法向不特定多数人集合资金，有非法占有目的又采取诈骗方法的，定集资诈骗罪；虽有诈骗方法，但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无充分证据证明有此目的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浙江东阳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英的罪名是集资诈骗，德隆唐万新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案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明知自己没有有偿还巨额债务的能力，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作为商人应以诚信为本，一般来说一开始就直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获得资金后，因各种原因导致无力偿还，为了掩盖无力偿还的事实，虚构事实，继续融资，这将可能会导致从原先的“借贷”，随着事态的发展演变为“诈骗”。

《刑法》第19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企业民间集资的合法形式

（一）合法的民间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8月13日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2月9日的《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由于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依法受法律保护。所以可以由个人作为中介，财务处理上出借方企业可先将资金借给法定代表人或企业可以信赖并控制的某个人，该个人再将资金借给实际使用资金的企业。实践中，除了要求借入资金的企业提供可靠的抵押或质押或第三方保证担保外，还会要求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甚至于法定代表人及自然人股东的配偶也会被要求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通过自然人替身模式的转换，实质为企业间借贷就变为自然人和企业之间的合法民间借贷，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内的利息就可以得到保护。

（二）企业内部集资或“员工持股计划”

我国现行法律允许企业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职工持股的集资行为，该行为并不属于非法集资。

关于企业内部集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企业内部集资管理的通知》（银发[1989]174号）中规定了相关的法律程序：

1.企业内部集资一般应该采取发行企业内部债券的方式。

2.企业内部集资金额最高不得超过企业正常生产所需流动资金总额。

3.企业进行内部集资，必须制定集资章程或办法，经企业的开户金融机构审查同意后，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4.中国人民银行对企业内部集资实行统一管理，分级审批。

5.企业内部债券可以在企业内部转让，但不得公开上市转让，企业应该在内部制定专门机构办理内部转让事宜。

6.对企业内部集资活动的日常监督与管理，由当地人民银行委托企业的开户金融机构负责，中国人民银行要定期进行检查。

其实，企业内部集资相当于目前市场上非常流行的“员工持股计划”（ESOPS）。员工持股计划是一种由企业职工拥有本企业产权的股份制形式。企业职工通过购买企业部分股票（股权）而拥有企业的部分产权，并获得相应的管理权。企业在内部或者外部设立专门机构（员工持股基金会）以借贷方式向员工募集购股资金，员工购买本公司的股票（股权）从而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在我国，联想是职工持股计划的创立者。1994年，联想创造性地成立了员工持股会，将35%的分红权分到每个员工身上，并在2000年将其转化为股权，使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大大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因此，在联想历史上，这次股权变动被称为“值得树碑立传的35%”。

（三）委托理财

委托理财是指客户将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交付给受托人，并由后者将该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势进行管理，所获得的利益由双方按约定进行分配，或者由受托人收取代管费。

近年来，随着大量委托理财业务的实施，因委托资金遭受损失而在委托人与受托人包括监管人之间产生的合同纠纷案件大幅上升。此类案件一般涉及的法律关系都较为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面广。

2005年12月27日，德隆刑事第一案的德恒证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尘埃落定。该案中，德恒证券作为一家证券公司，其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无可厚非，其最终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关键的是其与客户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了保底条款，采取承诺到期后归还委托管理的资产本金并支付固定收益的方式，与多家企业、个人签订委托协议，并借此吸收了数百亿资金。

篇(2)

根据《宪法》第6条的规定，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制度理念，即通过整个金融体系的公有制来保证金融秩序的安全与效益。这就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存在设置了制度性的障碍，即民间融资不可能直接成为国家金融体系的主导；同时，也决定了作为《宪法》下位法的民法、商法、经济法等立法领域对民间融资的基本理念，即以规制民间融资为主，对待民间融资的态度是堵截大于疏导、防范大于治理、猜忌大于信任。[2]在民法领域，以《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散见于《合同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决定民间融资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关键在于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就民间融资而言，这里的法律主要包括商法、经济法、行政法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商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散见于《公司法》、《证券法》，规制的对象为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从理论上讲，这种直接融资形式应该成为民间融资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股票、证券市场的准入门槛过高，很多中小企业望尘莫及，这成为这种融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的规则障碍。经济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体现在《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中，通过明确民间融资的合法形式，确定了相当宽泛的非法集资范畴。行政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制定的部门规章中，主要包括国务院1998年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为《办法》），该《办法》界定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通过对民间领域的前置法规制现状的归纳，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如下几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1.前置法对民间融资的法律性质没有明确的界定近些年来，我国前置法领域将部分长期活跃于民间的融资形式，如民间互助会，通过部门规章予以规范化。但是，这些规定仅仅肯定了部分民间融资形式的合法性，对于基于意思自治的整体民间融资活动法律性质的界定则不明确。民间融资活动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实质上均为还本付息的民间借贷行为的变种。《合同法》第十二章专章规定了借款合同，肯定了民间借贷活动的合法性，这也从侧面肯定了民间融资活动的局部合法性。但是，当民间融资行为表现为一对公众且回报率明显高于一般金融机构的回报率时，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是普通的民间借贷还是非法集资，就难以界定。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经济主体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聚拢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证券投资等。如果投资成功，皆大欢喜；反之，则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吴英”。2．前置法未明确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关于规制民间融资、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定虽然并不少见，但是这些规定中却没有明确规定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目前，我国金融业的监管机构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应的法律法规分别规定了各自的职责，但在现实生活中，民间融资活动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机构。因此，缺乏明确合理的监管主体导致无法有效监管民间融资活动。大部分非法集资类案件均是在案发后由当地政府介入，而在事前没有任何的监管主体对民间融资的形式、规模等进行有序和有效的监管，导致大部分投机分子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使非法集资愈演愈烈。3．前置法对非法集资的法律责任规定较为缺失基于前置法规制领域的上述两点现状，前置法领域的责任规定也相应的缺失。如《公司法》第十二章法律责任部分在未穷尽所有类型化的违反《公司法》的非刑事责任的前提下，直接在法律责任部分最后一条笼统地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司法》将刑事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最后一条，形式上符合刑法保障法的角色，但是在未规定非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就直接规定刑事责任，实质上是不符合刑法在法定犯领域的保障法定位的。在民间融资活动日益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境下，前置法非刑事责任规定的缺失，使得刑事责任的界定更为困难。

二、刑法领域的立法规制现状

刑法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对于非法集资类行为的规制，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以及集资诈骗罪。其中，由于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已不多见，即使出现，也较易认定。[3]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便成为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的难点。2011年1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主要着眼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方面、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为非法集资类的界定提供了具体的标准。但是，目前，刑法领域对于民间融资的规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视野的局限性导致刑法对民间融资规制的混乱与矛盾。在金融学领域，融资行为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就是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的直接互动行为，不存在金融中介机构的融资介入；间接融资就是金融中介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将资金供给方的资金集中起来，再以自己的名义将资金提供给资金需求方，不存在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方的直接互动。在现实生活中，民间融资行为主要表现为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的直接互动，属于直接融资。在刑法领域，规制直接融资行为的罪名仅限于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的行为在实践中较易认定并且也不多见。同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由于渊源于银行的存贷款业务，所以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给人以间接融资的假象。有学者指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以间接融资的方式规制了所有的非法集资行为。[4]不过，随着“存款”一词的日常化使用，其含义已扩充，即指公众存在银行的闲散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的是公众将其闲散资金直接提供给资金需求方的直接融资行为，因此，从解释学的角度，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民间融资不存在违背法律逻辑的以间接融资方式规制直接融资行为的问题，因为“习惯是法律的最好解释者”[5]。但是，为了保证整个法治体系的内在统一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存款”一词的使用还是值得商榷。有别于杀人、放火、抢劫等行为，民间融资行为作为一种市场现象，基于刑法保障法的角色而成为刑法的规制对象。因此，刑法立法者、司法者、学者局限于刑法的视野，在缺乏对民间融资行为的充分了解下，忽视了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法治体系的内在统一性，导致刑法规定与适用的混乱与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刑法规定对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与前置法领域的冲突。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及其相关规定，非法集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两类独立的行为方式。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属于非法集资的一种行为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犯罪的基础罪名；[6]同时，在行为方式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具有同一性，区别仅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相同法律概念界定的不一致严重破坏了法治体系的内在统一性，同时，也导致了理论研究的混乱，从而形成了司法混乱—理论混乱—司法混乱的恶性循环。第二，《刑法》立法体例的不合理性造成对非法集资行为处罚的失衡性。在非法集资涉及的三个罪名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属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罪名；集资诈骗罪属于该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的罪名。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而集资诈骗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立法者过于重视同一章节下金融诈骗罪中集资诈骗罪与相邻罪之间刑罚的平衡，而忽略了行为相似但分属不同章节的非法集资类犯罪内部的刑罚均衡问题。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在犯罪后果上的巨大差异，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容易产生较大的司法压力，再加上现实生活中民间融资行为的复杂多样性，稍微出现定罪偏差就可能导致犯罪人截然不同的刑罚后果。2．法律规定的抽象性与解释的局限性导致刑法适用的扩大化。抛开前述问题，毫无疑问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已成为刑法规制民间融资的主力军。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罪质上截然不同，前者具有诈骗犯罪的自然犯属性，后者则是纯粹的法定犯；二者在刑罚设置上也存在着生与死的巨大差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在行为手段的欺骗性上具有相似重合性，因此，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区别两者的关键，“是”则为集资诈骗罪、“否”则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可否认，在理论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区别两罪的关键，但是，在实践中，如何界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却是难中之难。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处”；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处”如此抽象简洁的表述，无疑需要解释才能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何为“非法”？何为“公众”？何为“扰乱金融秩序”？何为“非法占有”？何为“诈骗方法”？对此，需要极为严密谨慎的解释才有可能避免适用的无限扩大化。理论上一般认为，“非法”是指未经国家有关机关批准，“公众”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但是，“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方法”的解释却由于金融市场活动的复杂多变而难以一言以蔽之。在司法实践中，正是对这些复杂概念的简单机械化的解释，使本可以先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纠纷直接纳入了刑法规制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说明》指出，“针对实践中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罪和量刑情节认定标准掌握不统一的问题《，解释》第3条区分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分别从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吸收公众存款的人数以及经济损失数额三个方面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扰乱金融秩序”一般通过人数的多寡、社会影响的大小、金额的多少等要素来衡量；对于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说明”指出，“考虑到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往往时间较长，犯罪分子在非法集资之初不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解释》明确‘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但是，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还是没有明确，实践中，仍然是通过资金的用途、是否归还等要素来衡量；“诈骗方法”一般采取传统的诈骗的理论构造来理解。如果单就其字面解释看，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立足于市场经济，在整个法治体系内，仅仅机械地套用这些标准考量这些概念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金融活动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扰乱金融秩序”而言，人数多、社会影响大、金额巨大并不一定就实际造成金融秩序的扰乱，人数少、社会影响小、金额较少并一定不会扰乱金融秩序。从严格意义上讲，金融秩序的扰乱与否不应该由法官来直接予以裁量，而是应该由金融专家根据具体的金融数据进行系统的判断。就“非法占有的目的”而言，在传统诈骗罪的理论构造中，是指永久性剥夺他人财产、将其据为己有的意图。在民间融资活动中，很多资金需求方自始至终都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仅仅是出于使用他人闲散资金进行生产经营、投资、投机等活动创造收益、利人利己的目而进行融资活动。但由于市场存在风险的不确定性、资金需求方自身监管的疏忽，再加上缺乏有关部门的有效监管与指导，资金供给方财产的回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市场金融秩序的安全和社会生活的稳定，这种行为必须加以规制，但是刑法的介入必须避免提前化与过度化。因此，集资诈骗罪虽然属于诈骗罪，但是由于其与市场金融活动挂钩，又区别于传统的诈骗罪，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方法”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同语境下对于欺骗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样的。有学者认为，生活领域需要平稳和诚信，对欺骗的程度要求最低；市场需要自由和宽松，对欺骗程度要求较高；投资领域需要冒险和超前，对欺骗程度要求最高；而投机领域是法外博弈，欺骗是应有之义，不需要刑法介入。[7]且不论这种界定合理与否，必须承认的是“诈骗方法”在不同语境下的多元化。由此可见，法律规定的抽象性需要法律解释，而法律解释如果不能立足正确的语境，便会导致解释的局限性，从而使法律的适用不合理地扩大化。

三、法治体系下民间融资刑法合理有效规制的建议

（一）总体建议——立法体系的衔接性完善

在市场经济中，民间融资的合理化存在已不容置疑。在此前提下，要在贪婪逐利的融资互动行为中区分罪与非罪，必须坚守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在法治体系内的保障法角色，而刑法保障作用的体现在法定犯领域尤为突出。虽然法定犯自然化的趋势不可忽视，但是法定犯的属性是不可改变的，其道德伦理情感依附的相对匮乏阻碍了刑法威慑、预防机能的实现。因此，“刑法仅能在保护社会必要时始能介入。”[8]而刑法在市场经济领域保障作用的实现应该建立在前置法明确的介入无效。正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的法治体系下，前置法对于民间融资规制的缺失导致了刑法提早、过度的介入；而这种介入不仅没有缓解民间融资愈演愈烈的局面，而且有损刑法的谦抑性。如果前置法对于民间融资的行为从行为方式、结果、责任予以明确的规定，实现刑法与前置法的立法衔接，那么刑法介入的时机由于前置法的规定就能得以明确，从而避免了刑法提早、过度的介入；同时，刑法介入的必要性也保障了刑法威慑、预防机能的实现。鉴于金融领域是国家经济的财富源头，以及非法集资行为对于金融领域的危害，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美国对以高利回报为诱饵、以虚假经营方式吸收公众资金的非法集资行为，通过证券法中的证券诈骗罪加以规制，并且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基本原则界定证券，即只要符合以获得利润为目的、投入资金、在共同事业中、利润来自于他人的努力等四项特征，均可纳入证券的范围。相较于美国，我国对于证券的界定极为狭窄，因此，大量未直接采用股票或者公司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但确实由于集资者需要、出于投资者自愿的集资活动无法适用《证券法》予以处罚；若数额、人数等因素达到犯罪标准，只能予以刑法规制，导致刑法过度的介入，打击了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德国信用业法规定，对于实施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犯罪行为的，以违法从事银行业务罪定性。如果是故意实施的，应当判处三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如果是过失实施的，应当判处一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对于以诈骗方式吸引他人资金的行为，以主观上是否具有占有目的，可分别以诈骗罪和资本投资诈骗罪定性，其中，资本投资罪是指发生在销售有价证券、股权凭证或者股份的投资业务中，公开宣传，以较大范围的投资人群体为对象并且在宣传中实施了欺诈的犯罪。相较于德国，我国对于非法集资类的罪名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均为故意犯，诈骗类集资行为重视“非法占有目的”而不区分出于个人目的、商业目的、投机目的。国外的成熟经验表明，前置法领域立法的明确与协调对于刑法领域相关问题的认定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关于民间融资前置法领域的立法已不少见，但对于民间融资这个巨大而又复杂的金融市场而言，却是分散而不成体系的。因此，应当结合我国金融国情，立足于全球化金融背景，逐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立法体系，将民间这个巨大的融资市场纳入明确、协调、完整的立法规制体系。虽然中国古语有言“各人自扫门前雪”，各部门法应该各司其职、按部就班，但是，各部门法之间的衔接与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尤其在刑法领域，经济犯罪的定罪与处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置法领域的规定，因此，刑法领域的立法者、学者应该积极呼吁前置法相关领域的立法完善，保证前置法领域与刑法领域的协调统一与共同发展。

（二）具体建议——适时修改刑法

篇(3)

[关键词]非法集资；民间借贷；专业审查程序；刑民交叉；衡平

多年来，我国在行政与司法领域对非法集资一直予以严厉遏制，但民间集资活动却仍呈增长态势，近年来随着民间金融的崛起更是日趋规模化，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危机化倾向。民间借贷纠纷与非法集资案件的数量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近年来个别地区涉众型民间债务违约事件的集中爆发给司法处理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实务处理上的困境凸显了理论准备的不足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非法集资之所以难以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法规对正规民间融资与非法融资的界限没有明确，需要在当前金融转型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其核心可归结为两个界限性问题：（1）对一宗特定的涉众型债务，非法集资或民间借贷的界分准则，我们称之为性质边界问题。这个性质边界本应是行政违法认定与合法民间借贷之间的边界，但由于现行相关刑事司法解释规定人罪的数量化门槛相当低，多数进入刑事处理，也可近似视为刑民分野。（2）对于一宗总体上业已确定进入刑事程序的涉众型债务，并不一定在其融资历史上所涉的全部债务都是非法集资，需要在总体定性的基础上从内部对所涉具体个别债务界分刑事处理的范围。因为涉众型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一个自然的时序发展过程，往往前期可能是正常的借贷，逐渐出现局部违约，再进而演变成全面性清偿危机，直至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在总体定性基础上再从内部界分性质范围并予以相关的刑民处置。我们称之为内部边界或内部处分问题。

这两个界限在当前涉众型民间债务违约事件处置上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中枢效应，都牵涉到刑事处理的门槛问题。刑事处理的门槛过低，会客观上压抑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加剧金融抑制。但刑事处理的门槛过高，也会造成对非法金融打击不力，金融秩序紊乱。

一、实践中非法集资的认定取向

考察当前我国非法集资的司法处理，实践中存在着三个比较明显的取向性特征，即追随行政取向、表象化取向和结果取向。这三个取向直接投射出现行规范在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界分上巨大的制度张力。

（一）追随行政取向

我国对非法集资行为的司法把握一直存在着鲜明的追随行政取向印记。以前把握非法集资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未经有权机关批准”，2010年11月22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将之改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从“未经批准”到“违反金融法规”已经体现了金融多元化和金融深化实践进程对司法的冲击，却没有真正改变行政取向的本质。我国正处于深刻的金融转型过程中，对民间金融、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模式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导致行政层面对非法集资的认识势必会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未来金融的发展不仅审批标准无法约束，金融法规规制也可能常常滞后于实践进程。追随行政取向的刑事规制将不仅反映为司法实践中诸多困扰，也将越来越背离实际的社会经济进程。

（二）表象化取向

在我国，《刑法》并没有直接使用“非法集资罪”作为一个规范的罪名，但“非法集资”这个词却一直被广泛应用于行政机关与司法系统的文件中。实际上，“非法集资”应该是一类罪的总称，司法实践中经常用来处理非法集资活动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将“承诺给付回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要件中，再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擅自发行基金份额的非法经营罪、明知非法集资虚假广告纳入非法集资犯罪体系。《解释》实际上就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非法集资活动的基础性罪名，其余罪名则为非法集资活动的特殊罪名。这样，扩充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罪要件就具有相当重要的边界意义。

《解释》第一条定义《刑法》176条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并以联立的方式规定了四个核心构成要件，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还本付息或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同时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构成要件在具体比照认定上存在相当的争议。

（三）结果取向

界分标准的模糊化和表象化投射到司法处理层面，出现了背离公认法律准则的结果先导的实用主义取向，尽管暂时会起作用，但长远来看司法失范反而会更加剧民间金融领域的投机和道德风险。当前在办理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一种现象，即司法措施以集资者的成败为标准，而不是以非法集资犯罪的核心法律特征为标准进行严谨的甄别。一般而言，对于成功的集资者，只要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就不予刑事追诉；对失败的集资者，造成了群体性借贷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就予以刑事惩处。这是一种典型的“成者英雄败者寇”的理念。如果执法上也迎合社会通行的“以结果论英雄”的思维，将会明显助长投机和道德风险。

二、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实质界分

以实践中的三个取向所引发的混淆与困惑为鉴，有必要深入到金融的实质层面去把握法律规制的真正目的，厘定实质边界。前已述及，《解释》实际上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非法集资活动的基础性罪名，该罪对于界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具有边界意义。我们就从探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内核人手。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性内核：实质地使用金融工具

存款的本质是一种以未来还本付息为内容的银行信用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信用”被解释为“一种交易媒介”。以信用为媒介进行的交易是基于对交易对方未来支付能力与意愿的信任，它有别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存款既然属于银行信用范畴，其理应具有银行的间接融资性质和信用创造性质。

从法律用语的高度严谨性出发，《刑法》第176条在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名下使用“存款”二字应是止于其公认的金融学原义。

一是存款本质内涵应止于“允诺还本付息”，即使“变相”也只是指吸收方式上的多样化，“允诺”上仍然不应当脱离“还本付息”的特征。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1998]247号）固守了这一理解，规定“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但其他相关行政规范和司法解释都把承诺的内容扩张到了“承诺给付回报”的内容，即不限于还本付息的固定收益。

二是存款本质内涵应止于“银行信用”范畴。银行是专业的融资中介，从事间接融资，即融入资金的目的并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与“借款”一词不同，银行业是严格区分“存款”（信用业务）与“其他借入款”（非信用业务）的。因此，将融人资金直接投入生产经营是不符合“存款”的间接融资内涵与信用创造内涵的。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相继联合会签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四条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而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一般可不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处理。但对于其中后果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应当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处理。”但《解释》并不认同这一理解，只要符合司法解释第一条的四个条件的集资行为，均可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尽管该解释第三条同时也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入罪与不入罪的观念在法律上显然是一种实质性的差异。

《解释》偏离“存款”的固有内涵，通过在“还本付息”后添加“承诺给付回报”并在第二条罗列行为形式的方式来扩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增加该罪的调适面，是超越其本来作为金融范畴的众允边际的扩张性解释，漫无边际地扩大解释几乎等于无边界，易在实务中造成混淆。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能充当非法集资一类罪的基础罪名，其中的“存款”概念应当作为“金融工具”的典型代表来理解才具有相当的逻辑合理性。集资的具体形式表象可以是买卖，也可以是房地产销售，甚或至于一切表象合法的交易形式，但只要内在实质地“运用金融工具”的，就可归属于金融行为。这样看来，罗列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难以穷尽。反之，如果脱离“使用金融工具”这一实质约束条件而只是停留在行为形式层面去把握，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口袋罪”充当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边界则在法律逻辑上是不严谨的，在实务中易造成混淆，不少学者都曾提出质疑与批评。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社会性内核：具有抽象的外部性

《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性要件作了“公开宣传”与“不特定对象”的具体化要求，但具体化反而带来实务中的大量争议，于是就引发司法系统的进一步指导意见试图统一。笔者认为，实际上，社会性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应该抽象化而不是具体化，对此，结合经济学上的外部性理论来理解则更为清晰明确。所谓外部性，按照兰德尔的定义，是指“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金融的高度信用化特性决定了系统化、网络化和传染性的风险，金融行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众所周知的。外部性风险的原理说明了集资的社会性不仅仅取决于集资对象的特定还是不特定，也不取决于直接集资人数的多寡，而是取决于集资主体社会网络的扩散延伸程度，判断集资的社会性应着力于从一个集资系统的外部性伸张的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性的判断应当是总体上的，抽象化的，而不是拘泥于表象。吴英案件虽然直接集资对象只有11人，但其联系的社会网络非常广阔，其中的最大集资对象林卫平是经营规模较大的社会融资中介，联系着庞大的资金供应下线，而且吴英在当地影响甚大，其崩溃的外部性和宣示效应无疑是巨大的，其具备法律要求的社会性应当是明显的，具体化不特定对象反而容易产生争议。

（三）建构“扰乱金融秩序”的专业审查替代数量化入罪

在明确非法集资行为金融性与社会性实质的基础上，界分非法集资与合法民间借贷的关键就在于衡定如何入罪的刑事门槛问题。（1）由于长期的银行业集中思维的支配，金融从业审批上的门槛之高是众所周知，民间集资行为违法认定的门槛则很低，行政规范规定“凡未经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集资活动，均为乱集资。”（2）刑事处理则是采用追随行政的导向，以“未经有权机关审批”或“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为前提，相应导致了低门槛；（3）刑事人罪标准目前采取数量化标准，且规定的数量标准较低。这样非法集资犯罪与合法的民间借贷之间的敞口于是非常狭窄，一方面助长了金融业的集中与垄断，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量地动用刑法资源遏制“非法集资”。这样，刚性规制的倾向十分明显，可以说是我们多年来对非法集资治理存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的重要制度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7年《刑法》设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来，《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未规定以数额较大为要件，而是以“扰乱金融秩序’为要件。笔者认为，《刑法》此规定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把握了集资作为金融行为的入罪实质——行为产生金融风险并足以危及金融安全与秩序，实际上这也正是界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实质基准。《解释》“扩充”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基础罪名，纳入了超越“存款”内涵的其他集资形式，却对“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法定要件如何认定不作规定，仅在第三条规定了从数额、人数、损失方面入罪的数量化基准。虽然我们在实际处理集资类案件时不能不考虑集资的数额等数量化基准，但是数量化也意味着简单化和表面化，尤其是在将各种不同的非典型形式的集资纳入该罪时，同样数量的集资对金融秩序的冲击和扰乱程度可能差别相当大。笔者建议，强化“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法定要件，应当由金融监管部门出具专业审查意见，目前可参照《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鉴定意见进入法庭审理（今后诉讼法可配置专业审查程序），且按《刑事诉讼法》第192条规定各方可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意见，被告方也应当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法院则在各方意见充分交锋的基础上综合各方意见作出最终决定。为“扰乱金融秩序”的实质认定设置程序保障，是确保各方申辩权的需要，也是刑事处理准确性的重要保证。

三、以衡平原则统合刑民处分

处理一宗总体上确定进入刑事处理的涉众型债务事件，司法实务上核心难题在于要应对随后面临的程序处理上的刑民交叉。而总体定性方面一旦在刑事程序上强化了对“扰乱金融秩序”法定要件的论证，无实质金融风险的集资案件就排除了刑民交叉的形成，这就首先充分保证了刑民冲突只在风险越界的特殊情形下发生，我们就可以有针对地考虑特殊情形下特殊的利益结构寻求特别的处置原则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固有法律规范的扰动。

（一）刑民处分的统合一衡平原则

一旦确定进入刑事处理，立即给此宗债务的诸关联人之间利益格局和法律地位带来深刻的变化，从本来诸关联人分别共同指向债务人的利益诉求变成了关联人互相之间的利益纠葛。而众多关联人所处的程序进程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同。一是形成各关联人之间利益交错勾连的平面利益格局；二是化生出全体关联人的集体利益；三是由于非法集资的外部性又牵扯到社会利益的问题，这就发育成一个特殊的平面多层多维的利益构造。我们原有的法律规范通常是在考虑简单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建构，显然难以适应多维的利益冲突格局。目前我国没有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对于刑民交叉问题法律处分上的零星规定又缺乏详尽统一的规范，法律、司法解释的很多规定互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如果拘泥于当前规定作为根据去寻求刑民处分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果可能是无解，甚至造成更大的混乱。为适应这一特殊的利益构造，我们必须另寻它途。

非法集资被立案后关联人之间的利益格局是基于自身的处境各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要在多元利益性质交叉混同的问题上找到破解之道，首先要找到多元多维问题的共同联结点或均衡点，也就是相当于将众多性质不同的约束条件联立来寻求方程的均衡解。但遗憾的是不存在这样的均衡解，原因在于经济学上的“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B·Holmstrom，1982）。该理论证明了“纳什平衡”（Nash Equilihrium）和“帕累托最优”（Pareto OotimaJlty）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因此，要解决刑民交叉问题，首先要在多元利益格局中寻求利益之间的价值排序。价值排序投射到法律上就是利益衡平的方法。什么是衡平？亨利·梅因在其不朽的著作《古代法》中给衡平下定义为“一套法律原则，以其固有的优越性取代旧的法律。”英美法国家的衡平法有其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引用衡平法一些固有原则来应对刑民处分中出现的具体法律问题。衡平的精髓在于价值衡量基础上的超越。笔者认为，在这个场合司法处理的功能应该着眼于全局、着力于衡平。从目前局部地区的民间金融危机的实践看来，有助于遏止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是司法处分上的首要考量，这是此类问题处理上最大的衡平考量，因为风险外溢带来的整体社会信用收缩是最大的威胁和最大的损失。因此，在刑民处分上首先要考虑安定的价值，就是司法要给社会民众和关联人整体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防止关联人因为迷茫的等待而致恐慌蔓延。这方面宣示一个确定刑事保护期间是必要的。其次，要考虑公平的价值，司法在完成其对犯罪惩罚的基础上，应当给关联各方提供利益诉求充分表达的空间和利益在实体上的公平厘定。

（二）程序上的衡平——刑事保护期间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程序问题，即当进入刑事程序后，债权人选择民事途径向法院，法院如何处理？目前多数法院参照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若干规定》”）处理，但实践中据此操作问题不少。该规定第1条从原则上规定了纠纷与犯罪应分开审理，且在第10条强调，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但第11条却又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由于不同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难以界定，许多法院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都简单适用《若干规定》第11条，裁定驳回，并全案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因此有学者建议将第11条“裁定驳回”的内容删去，或者对其进行改造，强调由法院移交犯罪线索，实体部分视情况继续审理或中止审理。但对于涉及金融债权案件，则多倾向于认为银行是合法的针对不特定客户开展金融业务，对抵押借款的流向只要尽到相应的审核责任即可，即使债务人被刑事立案，公安要求移送，法院也拒绝移送。如此不一的司法处理，甚至刑民处理职能部门也产生严重的分歧，证明试图逐一界分具体的个别债务的刑民性质是困难而极端低效的，更关键的是难以为当事人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

对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一个合理的时间界限是必要的。如果一旦被定性为刑事，法院全部不受理，则从市场总体效应上看会引起恐慌蔓延，这是最危险的。非法集资犯罪虽然与破产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但非法集资被立案后关联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却与被宣告破产后的利益格局非常近似，因此，我们是可援引破产保护上的一些制度作为借鉴的。破产法上一个重要制度是在破产程序开始前一段时间，破产人的财产转移或交易受到限制，这在美国叫“破产前转移”，在法国叫“怀疑期间”。我国《企业破产法》第31条一34条也设置有类似制度。这些制度的本质在于防止危机中的债务人或者关联人的突击性财产让渡或转移等具有高度道德风险的行为，对于非法集资危机中的债务人也同样具备这样的危险行为。要确定一个合理的保护期作为，防止债务人恶意处分财产，也给这个期间的债权人提供刑事保护，否定这个期间法律行为的效力。

刑事保护期间的财产易，不论有无担保，有无设置抵押，也不论对象（包括金融机构），都强制进入刑事处理领域，法院对发生在刑事保护期间的财产易和民间借贷纠纷一律不受理，已受理的驳回，移交刑事处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判断是否属于保护期内不是以借条落款的时间，而是以债权人将借款支付到债务人的实际到款日为准。交易发生在此期间时点以前的债权人则可以自主决定报案进入刑事处理或选择进行民事诉讼。刑事保护期间的设置解决了很多实务中的难题，为我们的范围界分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界分基准，为所有的利益相关人提供了一个合理预期。刑事保护期间的设置也符合“时间上在先的衡平法上的权利居上”与“衡平法就是平等”的核心格言，因为统一的时间基准体现了平等的精神。我们认为，涉众型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一个自然的时序发展过程，往往前期可能是正常的借贷，逐渐出现局部违约，再进而演变成全面性清偿危机，直至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如果单以事后被认定为集资犯罪，就前面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显然是不合理的，最终会压抑民间融资；而我们也无法精确逐一调查每一笔债务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还是与非法集资相关，这可能造成增加司法资源的耗费；而对每一宗集资具体分析出范围的界分点，实际上不准确也不必要。在经验与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由相关司法解释或法规给出一个合适的期限分界点是比较有效率的办法，即使不可能太精确，但总体的衡平比局部的精确更重要。确定保护期间，不仅使原来机械的所谓“先刑后民”原则更有灵活性，在民间融资领域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使得人们警惕“接最后一棒”的防范意识大为加强。

（三）财物处分上的衡平——过失相抵

目前对涉众型民间债务刑事判决后的财物处分上并无系统化的规范。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2条，（对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由扣押的公安机关按照人民法院的通知，上缴国库或者返还受害人，并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若干规定》第8条则规定当事人可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当前实务处理中具体做法不一。一些人民法院的做法是：刑事判决通常会表述涉案被害人及相应的集资款本金数额，但不在判决上明确分配方案，操作中以被告人被扣押财产变现加上被告人及家属退赔后按本金比例直接分配。也有法院在刑事判决后鼓励受害人另行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法院刑事判决后，刑事受害人应基于因违法而无效的合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财产或损害赔偿。之所以必须另行民事诉讼，是因为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下一些情形应当考虑过失相抵来衡平。（1）信息均衡者或共同利益者。主要是被告人的直系亲属，因为他们和被告人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平时往来严密，甚至于还居住在一起，对被告人非法集资的信息几乎完全对称，而民法上知情者一般作恶意认定，衡平法则表述为“援引衡平法的人，自己必须清白。”这些人应该后位受偿或大幅度抵减其数额。（2）高利贷已得偿者。因为高利贷者在前期利息获取上已多于一般的债权人，应抵减其前期不法得利部分或视情形核减。（3）为非法集资提供便利或协助者（包括担保追偿者）。此类人对非法集资活动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具有明显的过错，虽然其也因为非法集资受到损失，但应考虑其过错核减其受偿数额。对于担保追偿者，一旦加入刑事程序，其即相当于承认前担保行为无效，可参照《担保法》第8条减少其受偿额度。

然后，对刑事受害人的民事审理终结和与原非保护期选择民事途径的债权人已决判决一起作为执行依据交执行部门统一按照法定程序分配。受害人可以就刑事扣押的现存财产和被告人及家属退赔额得到分配，但选择民事诉讼的非保护期债权人原债务的基础合同经法院判为有效，但因为非刑事受害人不能参与刑事程序中家属退赔款的分配（对非保护期债权人的选择权设置虽然在最后分配上造成一些差异，但保护期的设置避免了发案时的迷茫与恐慌蔓延）。在财物处理上坚持被害人仍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认定以及交由执行部门依法定程序分配，同时保障了实体上受害人过失的公平抵减以及程序上对第三人和案外人主张及异议的程序空间，体现了衡平原则保护整体利益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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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208-02

一、民间融资主体资格概述

中国人民银行认为，民间融资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资金往来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 财政除外） 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在学术界，学者们普遍认同民间融资是处于政府政策管制之外的，与正规金融相对应的，以营利为目的的一种融资活动。但是对民间融资的性质，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虽然融资行为本身是中性的，但是，由于融资目的、融资途径、融资需求者等差异的存在，具体的融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以浙江东阳吴英案件为例，且不论吴英案件的定性问题，我们看到，当“融资”数量十分庞大，如果采取放任的态度不加以干预，该融资行为的稳定性会直接影响到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地区的金融稳定性。因此，民间融资应该包含具有合法属性的民间融资和具有非法属性的民间融资。

民间融资的类型主要有民间借贷、有价证券融资、票据贴现融资、企业内部集资等。要对复杂多样的融资行为进行规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合法的融资行为进行界定，以区别于非法的、需要干预的“融资行为”。同样以吴英案件为例，计划经济没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吴英案”，正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民间融资的界限问题还不清晰，导致其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虽然吴英案最后被定性为集资诈骗案，但是在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有需要商榷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吴英案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的原因之一。合理的民间融资可以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促进官方金融资本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解决金融排斥的问题，更是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种有利途径，因此我们要合理引导。

二、融资需求者的主体资格的界定

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融资需求者的定义有所差异，在非法集资的问题上就体现得很明显。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看，融资需求者一般指为支付超过现金的购货款而采取货币交易手段，或为取得资产而集资采取货币手段的自然人和法人。从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看，根据《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刑事法律关系中的融资需求者也是自然人或者法人，这点与民事法律制度相关规定是一致的。但是，刑事法律制度着眼于融资形式去分析，如果“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进行融资活动，就会被判定是非法集资，即需要干预的“融资行为”。而民事法律制度着眼于融资目的，除了有专门规定的行为，只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或者资产进行货币交易，即为民法所承认的融资，至于有没有“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所不问。由于调整范围的差异导致的法律关系交错，使得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实践中大量的融资行为在合法借贷和非法集资边缘徘徊。

人们对未知有着本能的恐惧，如果不解决罪与非罪的标准，人们就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到底是违法的还是合法的，就算是吴英，她在融资之初，一定也不会想到日后她因为“借”的钱“太多”而葬送性命。在融资主体资格的问题上，笔者有两个建议。

一是设立民间融资“安全港”制度，用定量的方式定义合法的融资行为主体的资格。“安全港”规则，或称固定比率法，其规则的核心在于限制债权性融资额和权益性融资额的比例，当企业的固定债务与股本的比率在限额内时，则债务利息支出允许税前扣除，否则“超过固定比率部分的债务利息支出不允许在税前扣除，并将超过固定比率部分的债务利息视同股息征收所得税。”相对于正常交易规则而言，“安全港”规则具有刚性强、透明度高、操作容易等优点。在民间融资的问题上也可以借鉴上述规定建立自己的“安全港”规则体系，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什么范围内进行“融资”是安全的。作为全国首部民间融资管理地方性法规，在安全标准问题上，条例指出：“民间借贷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借款人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委托的民间融资行业服务机构备案：第一，单笔借款金额300万元以上的；第二，累计借款余额1 000万以上的；第三，单笔借款金额20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或者累计借款余额500万元以上不满1 000万元，且涉及的融资供给者累计30人以上的。”这是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大额民间借贷强制备案制度。该备案制度的突破性在于，放弃了定性规定，采取定量化的方式定义融资需求者的合法资格。换言之，当融资需求者的行为是在规定的额度限度内的，那么，该行为是可以被“容忍”的；一旦达到或者超过某个限度，那么融资需求者的行为就要受到相应的规制。这种定量化的定义方式非常有利于管理部门的执行，当然，笔者认为，由于各地经济生态环境存在着差异性，因此，“安全港”的额度应该因地制宜。“安全港”制度不仅去除了法律不确定性给中小微企业带来的风险，而且还有利于避免因融资额度大、涉及人数较多的民间融资演变而成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二是设立公共服务机构来服务民间融资需求者，并建立与之相关的具有程序性认同的核准、备案登记程序，人为干预融资需求者的资格认定，引导集资者走合法程序。“民间性”是民间融资的当然之义，它意味着融资需求者的融资行为不同于正规的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在民间融资中，融资主体更加多样，融资程序相较欠缺严谨性，融资目的多样化，融资需求者式更是五花八门。为了引导，同时也是为了规制融资需求者的行为，应该设立相关的公共服务机构。温州的民间融资立法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根据规定，为满足和服务不同借贷人群的需求，有3类民间融资专业服务机构会设立：一是民间资金管理企业，在辖区内开展定向募集及资金管理工作；二是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其性质为融资中介服务机构，提供资金供需信息交流、理财产品推介等服务；三是民间融资行业服务机构，立足于行业高度为民间融资活动提供服务。配套建立的具有程序性认同的核准、备案登记程序，是对融资需求者的资格进行审查、保障资金双方的安全的一种有力措施。当然，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精简审核程序。相较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民间融资的优势就在于手续简便、灵活，这也是民间融资备受急需资金者青睐的重要原因。如果因为行政审批手续等原因导致民间融资活动陷入新的“难借”局面，就违背了设立公共服务机构的意义，甚至导致公共服务机构的架空。

三、融资供给者的主体资格问题

李有星教授认为融资供给者主体资格是否合法关键看资金来源，只要是自由资金借贷，原则上都要认可，包括企业之间的借贷。融资供给者的资金来源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资金的来源直接关系到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甚至涉及到罪与非罪的问题。温州的地方立法中对资金来源也在一些方面做出了限制：一是不得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或吸收他人资金转贷，二是资金供给者不得为特殊主体身份者，如国家公务人员和国家法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

但是，笔者认为，在民间融资这个问题上，光是看资金来源是不够的。在很多非法集资案件中，很多投资人是自有资金投资，可是，在投资选择问题上容易受大众影响，容易产生盲目，失去理性经济人应有的冷静。一旦非法集资行为被暴露，这部分投资人也是最先开始失去冷静的人，从而也导致了在非法集资案件中群体性问题高发的原因。因此，在融资供给者的主体资格问题上，除了资金来源，还应该考虑融资供给者本身素质，对其投资能力进行评判，对其投资目的、投资选择加以合理引导。

在ABS私募发行过程中，首先要求私募发行的对象或者说受要约人必须具有特定资格。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法院判例认为，如果发行人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则对这些人作出的发行要约就是一个“不涉及任何公开发行要约”的交易。至于什么叫“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法院的解释是：“私募发行的买方必须有足够的经验懂的需要索取什么信息，并能够理解这些信息。”只要其作为富有经验的投资者能在占有充分、真实的信息基础上正常行使其投资技能即满足了立法要求。在上述判例基础上，美国SEC先颁布了所谓的“Rule146”，规定发行人或发行人之人，必须于为要约前，合理地相信受要约者具有评估投资风险之上的知识及经验，或受要约者之资历上，足以承担投资之经济上的风险。套用华尔街之术语，此一要求，无异要求受要约者必须是聪明的或者是富有的，两者必须具备其一，但却无须两者兼备（既富有又聪明）。1982年美国SEC颁布D条例，该条例对“特定资格的人”的认定趋于具体化，并使用了“可信赖投资者”这个概念。

在民间融资供给主体资格问题上也同样可以吸纳私募发行定资格人规定的思想。民间融资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引导资金流动、弥补金融机构缺口等方面有突出表现，但是，民间融资也存在着很多负面影响，如经营手续不齐全，存有非法集资乱象，潜在风险影响社会稳定，资金用途不合法，违规经营现象突出，税利流失严重等。这是民间融资的非正式性和自发性特征的体现，在发展过程过程中社会监督的缺失又进一步增加了这些负面影响的产生。为了尽可能规避这些问题，应该引导民间融资融资供给者向规范化方向走。

篇(5)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篇(6)

【关键词】民间金融；法律监管；路径选择

世界众多国家或地区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本国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实践，恰好与我国民间金融的严苛管制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严格的管制引发了国家调制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利的内在紧张，造成了金融体系的分裂和落后，抑制了经济体制的快速发展，要想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优化，加速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对不合理的金融制度进行重构与反思，笔者认为重构的关键在于如何规范、疏导民间金融，让其阳光化生存。因此就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强法律监管，尽快确定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明确对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规则”，包括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融资双方真实确认的高利率行为的司法边界、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监管和监测、确立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创立民间金融市场准入制度、交易活动监管制度和市场退市制度，从而使民间融资有法可依，以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一、民间金融的界定

民间金融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民间金融作了一定程度的深入研究，但对民间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目前学界对民间金融的认识，大部分学者赞同从法律层面及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界定，将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和规范、处在金融当局监管之外的各种金融机构及其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民间金融，也称非正式金融。如Anders Lsaksson将民间金融定义为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不受国家信用控制和中央银行管制的信贷活动及其他金融交易。世界银行也认为，民间金融是没有被金融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国内多数学者也以资金活动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管理体系，或是否具有监管性为标准进行界定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

笔者认为，所谓民间金融，就是相对于官方金融而言，未经过金融监管当局批准设立、未被纳入金融管理机构管理系统的民间自发进行的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主要包括民间借贷、企业拆借、合会、地下钱庄、社会集资等形式。而根据民间金融的形式是否触犯现有法律，民间金融又可具体划分为非正规金融和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和活动是在正规金融范畴之外，其交易过程不受政府监管、结果不受法律保护、运行不受国家宏观调控。非法金融尽管与非正规金融有相似之处，但根本区别在于其行为与形式是严重危害社会的，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所禁止的，如洗钱、集资诈骗、高利转贷、金融传销等。

二、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必要性

一方面，民间金融以其交易方式灵活、手续简便、运作高效等特点决定它具有强大活力，能够较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它的发展壮大既能起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瓶颈的效果，又能起到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可以说是在我国正规金融覆盖不足而缺位状态下，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有益补充。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监管缺位，导致民间金融基本上处于无人审批、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三无”状态，企业的经济实力、集资用途和偿债能力无人进行审批把关，公众对社会集资的风险无法准确判断，使得民间金融往往游离在灰色乃至黑色地带。民间金融的异化发展不仅加大了民企借贷成本，扰乱了民间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加剧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潜在金融风险，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对民间金融既不能简单加以禁止，又不能放任不管，任其无限制发展，应该密切关注，采取“疏堵并举、疏导为主”的治理策略，加强法律监管，区别对待。对于非正规金融，政府应建立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予以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高效规范的法律监管，使其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防止其向非法方向转化。对于非法金融，如民间高利贷、地下钱庄以及民间违规融资等一系列存在风险隐患的民间金融活动，政府应严厉打击，建立惩罚机制，从而威慑这类非法民间金融行为。对于存在半合法半不合法的灰色金融形式，政府应当严格治理、规范引导，使其向正规金融方向转变。

面对近几年温州及其它地区民营企业主因资金链条断裂而引发的“跑路”、“跳楼”事件，政府也意识到了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央行有关负责人也多次就国内民间金融的发展表示，民间金融是正规金融有益的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引导、鼓励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运作，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满足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此次表态成了央行放宽民间借贷经营限制的一个重要信号。笔者认为，对民间金融在确认其具有合法化的同时，更需要加强法律监管。只有予以合法化地位并加强高效规范的法律监管，一方面有利于金融监管部门准确掌握资金流动信息，改变借贷双方不对称的信息状况，有效开展金融宏观调控，促进金融市场良性发展；另一方面，能使有关部门分清是非，把握尺度，对以通过民间借贷形式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目的的行为要严厉打击。最终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减少民间借贷交易风险，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三、民间金融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位

我国目前已有的涉及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主要针对正规金融，对民间金融这一庞大的市场至今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加以保护。从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来看：《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及《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中，只对民间金融做了简单概括性规定，而《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几部重要的金融法均末涉及民间金融的专门性规定。可见，在我国立法体系中，尚没有一部专门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致使民间金融处于一种“无法管”的真空状态。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缺位、法律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内容不清晰、监管模式混乱、监管手段简单落后等，导致民间金融自由发展，没事则无人管，出事则是严刑峻法。

（二）金融法律制度严重滞后经济发展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关于对民间金融的规定比较零散、原则、相冲突且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民法通则》、《合同法》及《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对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行为的指导思想是：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国务院在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将“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从事各类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和相关活动，都被列为非法行为，并严格加以取缔。正因法律制度设计的矛盾、冲突，致使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行为法律界限模糊、难以区分，政府一直将民间金融视为非法，在法律也不确认其合法地位，也没有一套规范和约束其运行的制度。然而，民间金融的存在，使得广大非国有经济投资主体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问题，为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可见，有关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已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三）监管主体缺位

根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为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给予必要的协助，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而《中国人民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则将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权限赋予了银监会，由银监会负责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和取缔及相关的组织协调工作，但如何对社会集资进行审批及其审批的标准等，目前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可见，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呈多元化且监管职能不明，导致实质监督主体模糊，日常监管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因此，我国民间金融有效的监管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体，否则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发生权责不清、相互推诿的情况，使监管变得混乱，甚至直接对监管对象造成影响。

（四）监管措施单一且手段强硬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整体的安全，我国长期实施严格的金融管制。从现行一系列有关民间金融管制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和政策文件来看，政府对民间金融采取高度的警惕和严厉的态度，实行以行政监管为主辅以泛化而严峻的刑罚的管制模式：轻者，行政取缔；重者，严刑峻法，科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由于监管措施单一、手段强硬，而且缺乏对民间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交易活动、信用披露和信用制度等有效的监管措施，严重限制了民间金融合法存在的空间、压制民间信贷市场的发展、阻碍了民营企业经济的前进步伐。

四、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路径选择

（一）构建完善统一的民间金融法律体系

1.制定专门法律确立民间金融合法地位

从民间金融的发展态势和在经济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来看，国家及相关部门应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的滞后条款，尽快制定适应民间金融发展的法律制度，如出台《民间融资法》、《放贷人条例》等，从法律上对民间金融主体的权利义务、准入条件、投向范围、利率水平、违法责任等方面加以明确，区别各种民间金融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经营与违法经营的标准，打击“黑色金融”，划清与“灰色金融”的界限，通过法律法规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修订现有的民间融资法律法规

针对目前民间金融的规定比较零散、原则、相冲突且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的现状，一方面是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民间融资的法律，另一方面是要对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做一定的修订，以便建立统一规范的民间融资法律体系。因此，就需要修订和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金融的管理职责、明确银监会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取缔等职责。人民银行从宏观上把握银行融资、民间融资及其它形式融资的比例与规模，及时掌握民间融资的发展动向、规模、特点、风险提示等，从而使公众了解有关政策规定，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对未经批准的社会集资应密切关注。合理认定并加强与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协作，予以坚决打击和取缔等，积极引导中小企业依法合规地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二）构建多层级的监管体系

民间金融合法化之后，法律首先应当明确规定民间金融交易的监管机构，明确监管主体的监管职权和监管程序。但我国长期对民间金融采取高强度压制政策，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建立系统和完善的监管体系。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间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应当以行业协会自律性监管为主，以政府和司法监管为辅的中间型监管模式。民间金融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自律性规章规范协会成员的行为，通过登记备案制度对民间金融交易活动进行监管、采集交易信息，为社会公众及时披露真实的市场信息等以便发挥了金融市场自我调节的功能；地方银监局通过对行业协会的监管或制定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实现对民间金融机构的间接监；法院通过审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制定的自律性规章、审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与地方银监局监管措施等保护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这样既能保证民间金融的参与者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和功效，又能适当采取政府监管避免自律组织的行业利益保护以致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并且使行业协会在受到国家权力制约的同时又能有效的制约国家权力，以便促进民间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

（三）构建完善的民间金融法律监管制度

1.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国外民间资本之所以较我国活跃，重要原因是它们进入金融市场门槛低且灵活多样。针对我国目前审批难、监管严的投资环境，降低门槛是疏导民间金融的有效措施。只有当民间金融融资有正当、合法途径并能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投资者就不会追逐高额利润铤而走险。对此，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最大限度扩展、释放新型民间金融的正面作用，在积极组建和发展合规民间金融机构进程中，应当坚持合理定位原则和审慎推进原则，金融监管当局应对民间金融组织形式的准入、开业登记和业务范围的限制、股东资格及高级管理人员职业能力与品性进行审查，对于符合一定标准的民间金融组织，原则上可颁发经营许可证，积极扶持，尽量为其发展提供一种宽松、规范、开放的制度环境。这样不仅有利于减少由权力所引发的监管层的寻租行为，而且也有利于地方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2.建立交易活动监管制度

由于我国现有的民间金融具有隐蔽性、盲目性、非规范性等特点，必然存在不同的风险隐患，为防止给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就必须对民间金融交易活动进行监管。笔者认为，民间金融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通过制定本行业规范统一的民间借贷标准合同，为民间金融交易双方提供统一的、操作性强的契约文书范本或凭证，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旨在减少交易风险；通过建立民间金融交易强制登记制度，鼓励民间金融主体信息公开，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法制环境，保证了民间借贷资金的良性流动，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维护了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3.建立市场退出机制

为了发挥金融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在构建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制度同时也应建立完善的民间金融的市场退出机制，以避免其给经济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就亟需建立一套相关的民间金融组织的破产制度。立法中可以在《企业破产法》的基础上增加专门的民间金融组织破产条款，如通过建立民间金融破产预警机制，为风险处置提供依据，对问题金融机构及早隔离，通过建立并购、撤销、破产的退市模式，并对其适用的原因和条件加以规定；通过引入存款保险制度，提高市场主体对民间金融机构的信心，加强对存款人的利益。

五、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金融在支撑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正规金融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时期，民间金融是助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复苏的强力引擎笔者认为。因此，对于民间金融，笔者认为政府应根据其特点、作用及其潜在的问题，通过为其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制和服务环境，便于形成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齐驱并进、和谐共存的多层次融资体系，有效防患金融风险；通过完善立法，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加强法律监管、发展行业自律、设立保障制度等多项措施加以引导规范和管理，从而使民间金融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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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民间借贷；特定目的；扰乱金融秩序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或者许可，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出借人将自己所有的货币借给借款人，借款人在约定期限届满时返还本金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而在经济活动中，企业要发展则资金的融通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按照资金的来源和资金的运作方向，通常将融资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主要是指法定的金融机构，它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非正规金融则是指尚未被法律法规认可的个人、金融组织及其资金融通行为。而民间借贷行为就是非正规金融中的合法融资行为。

在生产经营中，中小企业的资金流转本身就是很快的，没有类似大型企业的财力支持，要维持企业的发展突破瓶颈，减少风险的影响，使利润最大化只能选择进行向银行贷款，或者进行私下的资金吸收。然而由于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国有大中型企业优先发展的金融政策，使得民间资金的融通基本上为国有银行所垄断，中小型民营企业有效而合法获得正规金融支持的可能性较低，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只能依靠内部资金积累与外部的非规范融资，从而为民间资金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从公民的投资手段来看，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大规模积累、社会成员的货币贮备有了大规模的提高。笔者认为首先，近年来的通货膨胀不断增强，物价不断上涨，但是人民的工资报酬水品增幅不大，人民希望能快速实现货币增值以满足生活需要适应物价上涨。其次，银行利率低回报效益低，股市疲软，房产投资限制严重且投资大收益现阶段不明确，一线城市泡沫严重，二三线城市投资回报又不快。人民投资增值愿望强烈但手段不多。最后，民间借贷一般都是在亲友，熟人之间进行资金借贷，对于人民来说虽说没有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安全系数高，但是也比投资股票等形式风险要小，而且收益快，利率高。

当然民间借贷也有其消极不利的一面，民间融资活动对国家金融政策会带来极大的冲击。国家对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进行专门的监管，大量资金在国家金融政策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外进行循环运行，势必对金融业的发展带来损害。民间融资活动由于利率偏高，必然会吸引大批的市场参与者，资金数量日益增多，融资活动日益频繁，资金链条日益增长，一旦出现问题，受此影响的人群必定具有广泛性。个别中小型企业金融风险意识单薄，过分追逐暴利的经济目的容易产生过度的投资冲动，投资规模往往会超越自身的承受能力，以高利率吸收资金维持经营。一旦资金链断裂，必将引发严重后果，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概念

《刑法》176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其客观的表现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主机关批准面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二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相同，及都是还本付息的活动。

对于该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是不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主体。可以看出，其并未将银行、信用社等有资格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涵盖在本罪的主体范围之内。本罪主观方面要求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责任形式为故意。

本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国家金融秩序或金融管理制度。“金融”是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金融秩序”则是指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下的，特定的金融机构按照既定的规则从事金融活动。从本罪的犯罪对象为公民的存款可以看出，本罪强调的是非法分子的目的，手段将会对正常的金融秩序产生影响。因为存款作为一种金融业务，是有特定经济含义的，它是指存款人在其金融机构账户上存入的货币资金。因此，在本质上说，为客户开立存款账户，收受客户存款的，或者说有资格经营存款业务的，只能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目的正在于用吸收的资金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然而资本和货币经营具有其特殊性，对资本和货币的经营对国家的经济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之所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会对金融秩序造成严重影响也是因为其一般的手段是通过抬高利率，承诺高息的方式吸引公众存款。这种不良的利率竞争将有可能影响合法金融机构的正常资金回笼，造成社会闲散资金流动的失控，不利于国家集中资金进行建设。而且这种行为一般不具有银行那样的经济实力，在工作上缺乏完善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抗风险的能力较差，很难保证存款资金的安全和利益，一旦资金出现问题，经营不善，或者捐款潜逃等交会对区域经济秩序带来重大影响，会产生群体效应。最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对象为“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应认为，出资者是与吸收者之间没有联系的人或者单位。一方面，向亲朋好友吸收的不成立此罪。但是，出资的社会公众中偶尔包含少数亲朋好友的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另一方面，在单位内部集资的，如果出资者是与吸收者之间没有联系的人，也不排除本罪的成立。而且本罪的成立并不以行为人实际上已经吸收了多数人的存款为要件，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向多数人吸收存款的故意，客观上所采取的手段可能从多数人处吸收存款，即使事实上只从少数人或个别人处吸收了数额较大的资金，也能成立本罪的既遂。

三、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

1、从主观方面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求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是本罪与集资诈骗等其他犯罪的重要区别。参考最高法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可以明确认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具体情形：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后而停止吸收存款、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积极经营具有归还能力的；3.没有肆意挥霍骗取资金、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等情形的。而对于是否需要特定的目的，则有肯定说和否定说。否定说认为，本罪不应有特定目的，将吸收的存款用于发放贷款，用于资本经营还是用于购买设备进行生产建设，并不影响本罪的认定。只要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扰乱了金融秩序，就应当以此罪定之。肯定说则认为，认定本罪除了满足主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造成危害金融秩序的后果，而且其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是为了贷款，用于货币旳资本经营。《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笔者同意肯定说，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法益如前所说是金融秩序和金融管理制度，可以从吸收对象是“存款”看，而存款是一个特殊的金融概念，商业银行的业务之一就是吸收公众存款进行资本经营，发放贷款以达到盈利效果。因此，法律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实质是禁止未经相关的批准，擅自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来从事银行业务。如果企业虽吸收了资金，但既不是为了发放贷款，也不是为了特定的运作资金，而是为了解决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问题，就不能成立本罪。

而民间借贷产生的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并不是为了发放贷款，也不具有构成本罪所必须的运用资金进行资本货币经营的特定目的。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融资单靠贷款等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利用小范围的民间借贷的方式进行融资就是其最好的选择。虽然由于民间借贷缺乏相应的规范监管，也存在着部分投机商人利用民间借贷的方式卷财潜逃，进行地下钱庄发放贷款等危害金融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法律对这些行为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绝不姑息。但是对于小范围，平等主体之间自愿达成协议，在合法利率的前提下，进行的借贷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会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重大破坏，应当认定为一种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

2、从危害结果来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的；（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人以上的；（3）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损失50万元以上的。（4）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其中第1条第二款中对公众范围还作出了一定的限制。“未向社会公开宣传，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通过上述规定将亲友以及单位内部人员排除于公众范围之外，缩小了“公众”的范围。此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本罪的范围。而民间借贷行为往往只是在特定的亲友，内部人员中进行的小范围的资金借贷行为它不具有广泛性，不确定性，不具有“公众”的特点，因此民间借贷的行为必然只能够在小的有限的范围内产生，不会导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样的无法控制的后果。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对民间借贷的限制有两方面：一是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二是民间借贷的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可以从以上规定看出，民间借贷只要是双方自愿，意思表达真实，没有违反有关利率的规定，没有放贷等资本经营行为，就应当认为是合法的。因此，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是危害金融秩序的行为，同时满足以上规定对犯罪数额的规定。从本质上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不仅对有合法吸收公众存款职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了影响，而且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货币市场稳定，风险也较银行等合法金融机构更大，极易造成借款人的经济损失，影响范围广也有可能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民间借贷的范围较为特定，双方对于风险都由认识，处于一种平等自愿订立合同地位。吸收者吸收存款后用于企业的生产建设，并不是用于放贷，资金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还款能力。不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更加不会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

综上所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一种严重破坏国家正常金融秩序，扰乱货币市场的行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威胁社会稳定，不利于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而民间借贷行为只是一种融资的行为，在合法的使用目的下，规范的利率范围内，对企业的发展壮大，提高市场竞争力是有绝对帮助的，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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