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效能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治理效能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要消除一些自我阻碍的观念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他所著的《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指出，“人类总是努力控制影响其生活的事件。通过对可以控制的领域进行操纵，能够更好地实现理想，防止不如意的事件发生。”因此，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必须增强我们的效能信念，这种信念是对自己具有组织和执行达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对自己能力的一种主观感受，而不是能力本身。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主观上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消除自我怀疑感

从教学上说，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往往存在自我怀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所要宣讲内容的真实性有所怀疑，自身信念不够坚定。二是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意义的怀疑。这种不坚定的信念有时会导致对自身价值、对自己的劳动的一个否定，进而对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的信念的缺失，产生更多的职业倦怠。

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这一部分教师的自身原因，或者是因为看世界的目光过于消极，或者是缺乏大局观念，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也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发展中的事物是不完善的，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复杂现象。确定一个观点，也总能为自己的这个观点找到论据。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要把握社会的主流，应该看到主流是好的、健康向上的，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在坚持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讲什么都是理直气壮的，语气也是坚定的。

2.消除一种好大喜空、急于求成的心理

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在教学上没有重点，面面俱到，反而没有什么实效。在育人方面，总想建立一个完善的方案，总想影响所有的人，总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目的。实际上，不管是教学还是育人，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必须循序渐进。任何一套方案，也不可能影响所有的人，过分的追求完美反而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失去机会。

3.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对自己的成果应该进行客观的、积极的归因

在进行归因的时候，感性的个体容易把自己成败的原因归于运气、外因环境、身心状态、任务难度等消极的因素，这样的归因会导致教学效能感的下降。如果归为能力、努力程度等积极的因素，就会形成积极的自我价值感，更加投入到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之中。自我效能的发展需要在长期的个人控制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和技能，需要进行连续不断的努力，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要具有高尚的师德。面对成败，要保持理性的认识，进行客观的分析，找出真正的原因，只能这样才能取得更多的成功，也正是在这样不断的成功中提高了自己的教学效能感，而这种效能感又能带来更大的成功，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4.对自己的能力要有信心

“个人效能信念是构成人类动因的关键因素。如果人们相信自己没有能力引起一定后果，他们将不会尝试使事件发生。”“人们为了塑造自己的社会未来，必须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重要的社会变革，虽然变革很少是轻而易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必须相信自己具有成功的进行改革的能力，这种效能感不是和你所具有的技能多少有关，而是与你相信在各种不同情况下，你能做什么有关。只能拥有这样的效能感，才能拿出改革的勇气。既然是改革，就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中的事物总是不完美的，在试与闯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完善。没有这种勇气和决心，思想政治理论课现状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

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除教学之外，还承担着很强的育人功能，因此，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评估要从教学与育人两个方面入手，一般的评估仅仅局限于教学方面，把育人方面仅作为教学的一个指标。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这种评估，目前主要是由教师自评、同行评估、领导和专家评估、学生评估等组成，各部分量化后都占一定的分值比例。目前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结果、轻过程，教学方面还比较容易评估，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方面所达到的效果是难以评定的，一方面这种效果短时期内难以显现出来，而且很难量化；另一方面，学生思想的转变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功劳。现在要把这种仅仅局限于教学的做法改过来，实现评估重点向育人的倾斜，这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真正目的。

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效果，从结果上难以看出，因此，我们更主要的要从行为本身来看。可以由校方组成评审团，对行为本身的影响程度、可能带来的效果等进行评定，评审团也可以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广泛听取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行为的看法并作为参考意见。这种从行为本身来评估的方法有利于调动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积极性，只要大的方向是对的，必将形成积极的后果。

目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评定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评估的周期过长，常常是一学期期中评定一次、期末评定一次，这样的评估没有及时反映真实发现的情况，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再次，形式主义过重，没有将评估真正与物质收入紧密结合起来，吃大锅饭现象严重，除优秀的以外，其他的也都是合格。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目前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不强，在这种氛围下，大家容易形成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批判性态度。一方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要求高，不仅仅要教学，还要育人，另一方面又习惯于低估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成绩，这样情况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效能感从何而来。

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不仅需要物质奖励，而且需要精神奖励，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工资待遇的提高，他们精神方面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强烈。得不到领导与同事的理解与尊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缺乏教学效能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的专业课老师甚至于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一门科学。因此，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或育人活动中取得成效时，领导者应当给予适当的奖励。

在物质奖励方面，学校可抽出一点资金，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奖、实践奖等，激励老师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但要注意，这种奖不要轻易颁发，不符合条件，就不颁发，宁缺毋滥，必须要保证质量，太容易得到的奖反而不利于调动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积极性。而且这种奖是面向全校教师来设立的，作为教师都有育人的功能，这样有利于营造重视育人的整体氛围，当然可以适当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倾斜。

另外，学校总体上要营造出一种自由、民主、创新的文化氛围，建立有效的学校支持系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支持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学校的整体环境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呈正相关的关系，学校的客观环境越好、校风越正、制度越合理、校领导越有影响，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就会越高。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集体教学效能感

“自我”与“集体”是相对而言的，这种划分是建立在问题的一致性假设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是复杂的、多元的，“自我”与“集体”密不可分，在提高“自我教学效能感”的同时也要提高“集体教学效能感”。

“集体教学效能感”的提高在有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迫切，第一，当个体行为所带来的效能感的提高达到或接近最高限度时，要进一步提高教学效能感，就必须借助于集体的力量。第二，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自己“品牌”的需要，做同样一件事，一个人去做，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所有的老师都去做，其影响就是不可估量的，随着影响的进一步增强，就会慢慢的形成自己的“品牌”。第三，消除改革障碍的需要，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先由下而上，为了形成强有力的自下由上的呼声，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要有广泛而具体的调查研究，拿出有效的执行方案，这也需要集体教学效能感的提高。

篇(2)

【关键词】治理创新 行政处罚效能 政府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D523.5 【文献标识码】A

行政处罚效能客观体现了地方政府行政执法的效果，体现为正面导向的社会矫正作用，即对社会不法行为产生避免、减少的作用，使处罚对象在相应手段下产生悔改和矫正效果，从而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使政府行政工作的服务职能得以体现。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首要目的在于创新、改善社会发展环境、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服务职能。 行政处罚不规范影响政府公信力

相关法制建设有待完善。我国行政处罚条例、法规和制度呈分散状态，一些部门性质的法律法规以及条例、行政处罚规制都有相关规定，这也是地方行政执法依据间出现矛盾、互相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导致一些部门在行政处罚规定上，存在操作性相互制约、权责不够统一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进行完善。同时，个别地区在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幅度存在差异，造成处罚过度。公民主张合法权益得到伸张，追究者的法律责任，使行政处罚权力得到一定改善。尽管如此，行政处罚公开性、透明性和规范性毕竟有限，公民知情权、问责权还没有得到普及。因此，公民参与监督行政处罚的意识较弱、民主程度相对较低，使公民对地方政府行政处罚行为产生误解和抵触心理，这给政府公信力和法治公信力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行政处罚模式相对落后。我国各地方政府通行的行政处罚为“少罚多量”模式，这种模式通行与《行政处罚法》的计划经济背景相关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民生活条件改善、法治意识提高，少罚多量的行政处罚模式不能满足目前惩罚和警醒目的。同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行政处罚在地方经济水平影响下，其效能差异逐渐产生。如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处罚标准为二十至二百元，对经济发达地区而言，二百元的罚款作用很小；对贫困地区而言，二百元上限的罚款数目可以起到些警告作用。像这样的行政处罚，不仅给地方政府管理工作带来影响，同时也对政府公信力造成损害。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少部分行政处罚模式与社会发展形势存在差异，行政处罚模式、类型以及监管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

个别行政处罚公开性和透明性较弱。当前，在偏远地区个别行政处罚中存在逃避公开处罚的边缘行为，部分行政执法者牟取个人私利，⒄当的行政处罚变为私自的权钱交易，不出示处罚依据、不开具凭据行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使行政处罚法的公正性受到严重影响，让被处罚对象丧失对法律的敬畏。行政处罚惩戒和警告的处罚动机不端正的现象，也导致在个别偏远地区法律执行力度弱化。

少部分地方政府行政执法中存在非法行为。在我国一些地区，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个别地方政府存在一些通过行政干预阻扰司法公正的案例。行政权力无底线，人民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相对应的监管制度和治理措施不完善，引起行政处罚中出现非法行为。而部分地方行政处罚执行人员司法意识淡薄、非法制裁的行为，使行政处罚说服力不强。地方政府公众形象受损，部分群众对地方政府的公正性和人民性质产生怀疑，最终损害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损害党群关系，也成为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法治根基的主要原因。 结合治理创新理念，提升行政处罚效能和政府公信力

转变观念，推动地方政府行政处罚法治建设和模式创新。地方政府转变行政处罚观念，是治理创新、全面规范执法的基础，要强化监督体系，健全法律法规，推进行政处罚法制建设，做到行政处罚有据可依、量权合理、权责对等。同时，增加行政处罚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增设问责制和责任制，突出体现行政法规的社会治安职能，通过内部管理效能，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另外，地方政府应立足长远，坚决抵制以行政处罚为地方经济创收或为部门谋取利益的投机思想。切实维护《行政处罚法》赋予行政部门对破坏社会秩序违法行为的惩罚权力，并保护处罚对象所享有正当权益，严格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因此，处罚应注重行政处罚效能，兼顾大罚少量和小罚多量两种模式，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尝试多罚少量的处罚模式，使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大，彰显法律的威信，提高行政处罚效能，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度。

以创新思维细化行政处罚类目和流程。治理创新需要开拓眼界，树立创新思维。改变低效能的现状，应解放思想，引进先进模式，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实现行政处罚的人性化、多样化、高效化。彻底改变经济处罚为主要手段的方式，立足经济发展趋势，充分考虑社会影响和人性心理学因素，以更为适用、有效的处罚方式达到提升行政处罚效能的目的。如针对普遍存在的不文明现象，可通过构建公民形象库、信用库等大数据系统，将公民不良行为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个人信息记录，个人污点记录将对生活产生各种不利影响，通过污点记录管理实施行政处罚。与现代社会生活模式的关联性更为密切，其处罚效能可能更为明显。此外，细化行政处罚的类目和流程可以有效遏制行政执法人员的投机行为和违法行为，有利于重建政府形象、提升公信力。

加强行政处罚监督体系建设。首先，对于行政处罚中的执法人员违规行为，地方政府应出台具体的惩处制度，政府应有主动承担责任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和气度 ，敢于正视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不足，虚心接受来自公众的监督和问责，不能以临时工和合同工等理由搪塞过关，重视政府正面形象建设和公信力建设。其次，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当地经济和法治现状，在综合评估后实行合理的处罚裁量，既考虑到处罚对象的承受能力，又体现出法律的威严和震慑力度。地方政府需要规范行政执行者的执法行为，所有适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处罚需要按要求出示处罚依据和标准，同时接受社会监督和举报，对一切不合理的裁量行为均有权追认为无效处罚，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

创新管理理念，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整体素质。针对行政处罚中的非法行为，地方政府的管理机制要逐步完善和提高。首先，行政部门应加强法治建设。所有行政处罚执行人员（上至管理者下至临时工、合同工），均应接受严格的法治学习，带头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行政处罚过程中产生的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不论级别和身份，立即严肃处理并公示社会，让群众看到政府的决心，维护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力度。其次，行政执法人员应树立正确价值观，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和道德水准，做到“执法者明法，更守法”“以法治理，以理服人”。在行政处罚中，按要求主动出示身份证明、处罚依据和凭据，做好行政解释工作，尽量采用柔性策略，避免发生冲突，将工作做到细处，使行政处罚的教育功效得以彰显，从而提高行政处罚绩效，增加政府公信力。

行政处罚作为地方政府治理的一种行政手段，需要不断解放思维，需要创新变革行政管理理念，以符合当前发展的全新视角和高度，严肃认真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对待行政处罚工作和地方政府行政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防范措施，综合治理管理中出现的的漏洞；不断完善和创新管理理念和方法，使行政处罚发挥出社会治安的引导和教育作用。只有不断提高和改善社会秩序，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才能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湖北工程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参考文献】

篇(3)

尊敬的督导组领导：

近年来，我局先后开展了“行风建设年”、“能力建设年”、“质量建设年”等活动，狠抓政风行风建设，促进依法行政能力提升，促进源头监管责任落实，为全区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的认识到，质监工作具有涉及面广、热点难点问题多的特征实际，要求我们必须依法调处好各类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切实解决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切身利益，真正担负起和谐市中建设的历史使命。为此，五月份以来，我们结合上级有关要求，认真组织开展了以“强化效能责任，提升服务质量，推进依法行政，优化经济环境”为主要内容的优化经济环境专项治理活动。当前，活动的动员部署阶段已近尾声，现将动员部署阶段工作开展情况梳理汇报如下：

一、成立机构，加强领导。领导重视易建功。为推进专项治理工作扎实有序开展，我们及时成立了由党组书记（局长）**同志任组长、各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优化经济环境专项治理年活动领导小组”，组建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全面加强了对开展“优化经济环境专项治理年”活动的组织领导。

二、细化任务，落实责任。筹谋到位功半成。为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际效果，我们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究制定了《优化经济环境专项治理年实施方案》和“活动配当表”，明确了工作任务、时限安排，细化了活动内容、责任单位，加强了对开展“优化经济环境专项治理年”活动的指导。

三、全员动员，部署到位。全员参与功方成。为激发全局干部职工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的热情，我们及时召开了“优化经济环境专项治理年”活动专题动员会议，组织全体人员认真学习了区“优化经济环境专项治理年”活动动员会议精神和我局《实施方案》，帮助大家深刻领会专项治理年的目的、意义、治理重点和目标任务，切实将认识统一到了“开展专项治理是改进机关作风、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机关效能”上，大大增强了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与专项治理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四、扎实推进，进展顺利。真抓实干见真功。为确保专项治理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行为中、体现在服务效能改进上，我们采取系列措施，扎实推进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一）认真开展执法依据梳理和规范文件清理工作，明确依法行政工作依据。对工作职责、执法依据把握不准，是产生“乱检查、乱收费、乱处罚、乱摊派”等损害经济环境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切实切断“四乱”产生的链条，我们认真开展了执法依据梳理和规范文件清理工作，对已过期不再适用的2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并将现行有效的执法依据进行合并成册，下发到工作人员手中，实现了依法行政有章可循。

（二）切实抓好程序规范和工作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工作流程。管理粗放、工作随意化是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环境的结症。为防范此类问题的发生，我们将抓制度促规范作为专项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重点抓。一是根据区有关要求，结合我局实际，修订完善了我局依法行政服务规范，加强了对全局干部职工的行为规范管理；二是补充完善了我局服务承诺规定，提高了服务效能；三是完善了行政执法办案流程规定，加强了对依法行政关键环节的管理；四是深入推行“532”联系企业制度，深化了我局服务重点项目建设的工作机制。

（三）全面启动窗口服务实时评价工作程序，纵深推进外部监督工作机制。接受外部监督是促进部门行业风气好转的有效方法。为此，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区“优化经济环境专项治理年”活动工作要求，在办公场所醒目位置设立了专门的服务效能评价箱，为窗口服务人员印制了唯一编码识别的“服务监督卡”，为外来办事人员印制了“开展服务窗口效能实时评价温馨提示”，全面启动窗口服务评价系统，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转变机关作风，提高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服务质量、办事效率。

总之，通过半个月来扎实有效的工作，我局专项治理活动的动员发动、制度保障、规范建立、硬件配备等基础工作已基本完成，奠定了专项治理工作深入开展的坚实基础。

篇(4)

一、察访核验范围

州直各县（市）及纳入绩效考评的州直各单位（部门）。

二、察访核验重点内容

（一）州直各县（市）的绩效考评指标的内容

1、物质文明建设方面：

（1）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选择1-3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统计等部门实施）

（2）推进工业化进程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3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推工办等部门实施）；

（3）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2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环保局实施）；

（4）科技进步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2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科技局实施）；

（5）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2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计生委实施）。

（6）统计工作落实情况(选择1-2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统计局实施）。

2、政治文明建设方面：

（1）党建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2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党委组织部实施）；

（2）党风廉政建设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2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州纪委、监察局实施）。

3、精神文明建设方面：

（1）精神文明建设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3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文明办实施）；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2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综治委实施）。

4、州效能办投诉转办件的办理情况。

（二）州直各单位（部门）绩效考评的内容

1、物质文明建设方面：

（1）完成工作任务和履行工作职能的情况（选择1-3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实施）；

（2）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3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计生委实施）；

（3）统计工作落实情况（选择1-3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统计局实施）。

2、政治文明建设方面：

（1）党建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3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党委组织部、州直机关工委、教育工委、经贸工委等部门实施）；

（2）党风廉政建设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3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纪委、监察局实施）。

3、精神文明建设方面：

（1）精神文明建设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3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文明办实施）；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完成情况（选择1-3项重点指标核验。由州效能办牵头，会同综治委实施）。

4、州效能办投诉转办件的办理情况。

三、察访核验程序

（1）绩效考评察访核验重点内容以州党委、政府当年工作重点为依据，由州效能办会同各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经州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审定后确定。

（2）察访核验方案制定。在实施察访核验前，应当制定方案，包括察访核验的时间、范围、内容。并明确核验纪律，根据效能办的统一要求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3）察访核验告知。包括察访核验的主要内容、时间安排及被察访核验单位的相关准备等。

（4）察访核验结果报告。察访核验结束后，核查组要向效能办提交包括下列内容的核验报告：核验的范围、内容和时间；被核验事项的基本情况；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核验结论和改进建议；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和问题等。

篇(5)

关键词：村民代表会议 村级治理 制度

Abstract: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is the core of th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in village’s governance. By the study of the general and excep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and the villager and the village cad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bears not only on the institution of system, but also on the particular elements of village, which are just formed by the ability of the representative; Only by the institution of system, which provides with a higher profit than the cost for the villager and the village cadre, can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gain a healthful development and a high efficiency.

Key words: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Village’s Governance; System

一、引论

1998年修定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较试行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增补了第21条：“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据民政部参与修定《村组法》的有关人员讲，增补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内容是新《村组法》重要改进之一，可见实践部门认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重要的。在学术界，徐勇认为，“相对村民而言，村民代表一般素质较高或社会影响较大。在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通较低的背景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自治中的实际影响和作用较大。”[1]张静将村民自治划分为代表性自治和权威性自治两种类型。她认为在当前农村存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情况下，形成了乡村干部事实上的利益网络，而“如果选出来的乡村权威仍然依据原有的方式治理乡村，选举就只是增加了新权威的合法性，但并没有促进选举之后基层政权和村民权利关系的制度性改变，它产生的是权威性‘自治’”。权威性自治和乡村干部网络互为联系，阻挡了来自村民及国家两方面对基层干部配置的参与。它排斥了社会力量的制衡权利，使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问题仍然局限在少数人参与并控制的范围内。张静因此认为，村民自治仅仅选举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由权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化，不仅在村委会选举阶段，而且在整个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赋予村民代表会议足够的权利并将这种权利制度化[2]。郎友兴和何包钢也认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影响力与作用比村民会议大，这不仅是因为村民代表在村中具有高的威望和素质，而且他们更易具有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感[3]。

的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分重要，它往往成为村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核心部分。正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如此重要，具体考察村民代表和村民的关系及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中，笔者希望以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一些关于村民代表的片段，来讨论村民代表这一中心词及其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村庄基础，而不是抽象地讨论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

二、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一般图景

考察村民代表在村级治理中的作用，核心就是考察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一般都是村庄中声誉较高、素质较好的村民，村民理应信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具有在村民中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从我们的调查和有关资料来看，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以后，全国农村不仅普遍推选村民代表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而且推选村民代表的方式十分民主，大多采取10—15户村民共推一位村民代表的办法。因为村民之间相互熟悉，推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是素质较好的村民。这是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

由村民推选产生的村民代表，不仅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而且具有参与村务的能力。因此，在村务管理、村务决策和村务监督中，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干部有着强大的约束能力，村民代表会议不仅成为决策村务的主要场合，而且成为与村干部形成对话的场合。高素质、重声誉，也懂得村务的村民代表，可以为村务决策和管理提供智慧。他们也可以判断村干部提出的村务财务报告中的疑点问题，从而判定村干部工作的好坏。村民代表因此成为村干部的智囊、监督者、合作者和评价人。

进一步说，因为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出来，受村民信任，素质较高且声誉较好的，村民代表自然会在村民中拥有影响力和动员能力，而村民代表因为具有参与村务决策、监督和管理的足够机会，而具有与村干部全力合作协商的机会，这就可能导致如下一种结果：对于一些于村民有益、于村庄秩序有益的重大村务，村干部可以通过与村民代表的协商，形成决议，然后将此决议由村民代表宣传动员到村民中去，从而办成办好仅仅凭借村干部难以办好的事情。换句话说，村民代表充分参与村务管理、监督和决策，将大大提高村民集体的一致行动能力。经济的协作因此容易达成，比如修路建桥；违反村规民约的行动将受到比过去更为严厉的村庄压力；外来的地痞和上级不合理的摊派更可能被村民集体拒之门外。通过村民代表和代表会议这一制度设施，村庄的合作能力提高了，村民的团结程度提高了，过去办不成的事情现在有了办成的希望。 其实，这个推断正是过去实践部门和学术界共同拥有的信念，这种信念不仅来自于理论推断，也为大量的实践所证实[4]。这个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也为笔者的调查所证实。笔者的调查还证实，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由村民选举而由村干部任命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议事会，也往往具有村民代表会议所具有的这种效能[5]。

但是，以上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往往受到一些例外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发生作用的能力蒙有一些阴影，并造成不是因为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庄基础不充分，所产生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弱化。讨论这些构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例外情况的村庄基础，对于深化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认识、理解现实生活中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施程度与效能的不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下通过一些调查实例来作这种讨论。

三、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片段

近年的农村调查中，笔者发现了大量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有趣片段，本节试图通过描写这些片段，得到一个与学术界所理解的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一般图景略有不同的实践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源自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发生作用的村庄基础不充分所致。

先讲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1999年7月的事情。1999年7月荆门市在孙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试点，笔者参加了这次试点。应该说，这次选举试点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在试点之初，按照每10户推选一个村民代表的办法推选了40多位村民代表。然后，以海选的方式确定候选人。因为获较多主任提名票的候选人对于能否竞争当上村委会主任实际情况的考虑，在依预选提名票确定两名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时，出现了主任预选得票居第2位至第4位者均不愿与最高得票者竞选，而退为村委会副主任或委员竞选的情况。这一点从选举程序上并没无问题，村民代表也参与过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讨论，知道这样并无不妥。但问题在正式选举投票前一天发生了。一个村民小组的3个村民代表告诉参与选举试点的负责人说，他们村民小组的村民认为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做了假，即不应让居主任候选人第5位者与第1位者竞选村委会主任，而应让第2高票与第1高票竞选。他们因此决定不参加选举，除非市里参与试点的领导当天晚上可以到组里解释清楚此事。我们问村民代表，为什么他们不向村民讲清楚此事？一个村民代表倍感委屈地说，你哪里讲得清？虽然我是他们选的代表，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前几天我被他们选为代表，参加村里召开的村民会议之后，顺便买了一个西瓜回去，就有村民说我这个西瓜是村里分给我们代表的，我一再解释，没有人相信。以前关系一直很好，被他们选为代表没几天，关系就变得怪怪的了。也因此，我们向他们解释确定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他们根本不听，说只相信市里的领导。第二天正式选举时，这个村民小组的一些村民仍然被动员参加了投票。选举后的第三天，我们去做个别访谈，村民相信我们的解释，但他们不相信镇村干部，也不相信村民代表。的确，问题的关键是村民并不相信他们刚刚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没有人能够代表村民，村民不相信任何人。 第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发生在向村。2000年5月笔者到向村做关于村委会选举的补充调查，刚好向村3组和4组为山界发生纠纷，村干部决定调解这场纠纷。因此让3组长和4组长召集各自村民小组的代表进行现场处理。4组长去找1999年由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结果，没有一个村民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耗费这个时间，4组长只好找了几个原来当过村干部的老党员参与与3组的山权谈判。山权谈判不成，但年轻的4组长因为全组竟没有一个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花费一点时间而气得不行，他要求村支书当天晚上到4组召开小组会议，现场改选村民代表。支书说，村民代表也是一选三年的，你怎么可以说改选就改选？

再讲两个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村民小组财务的事情。2000年夏粮征收时，童村8组村民要求清理本村民小组的帐目，否则就不交夏粮。童村8组村民一直怀疑本村民小组财务帐目有问题，多次向镇村两级提出清帐要求，一直未能成功。这次拒交夏粮让镇政府下决心彻底清理童村8组的财务，因此，一方面镇里抽调会计人员进驻童村8组，一方面让童村8组村民选若干村民代表会同清理人员一并清帐。在清理过程中，逐张核实开支条据，结果，参与清帐的村民代表因为或多或少得到过原村民小组的或请客或免提留或减积累的好处，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个片段也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财务的事情，这一次发生在村一级，地点是迪村。因为迪村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村民普遍对村财务的怀疑，而在1995年形成了一个每年都由村民代表清理村财务一次，每次清理一个星期的制度。这个事情也颇有趣。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是由村民在各自村民小组选出的，他们既具备清理财务所必须的基本财会知识，又是本村民小组有一定影响的人。但这些代表在清理财务期间，很快便关心起自己花费一周时间清理村级财务的合理性来。村干部当然是敏锐的，他们与村民代表商议，干脆买一头猪来杀掉做生活，另外决定每个清帐代表每天补贴25元现金。这样，每年一次的村财务清理便形成了一个清帐一周杀猪一头，每顿饭都喝酒，且每个清帐代表可以有100多元补贴的惯例。当清帐代表是很合算了，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再清理出村干部的经济问题来[6]。

四、对以上片段的讨论

以上讲的四个片段，并非四个特例，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经常听到如此的颇为矛盾的故事。以下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片段的讨论，理清支持它的村庄基础，从理论上构造关于村级治理中村民代表会议效能有别于一般图景的可能图景。

首先，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村民虽然选举了自己的代表，但并不信任自己的代表。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一是选举本身的不规范，村民对选举出来的代表不满意；二是选举代表的次数太少，村民还不习惯于选举及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委托关系。这是两种一般性解释。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村民之间的传统联系已经解体，现代民主理念又未建立起来，村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处于传统社会网络中的农民，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原子化的村民，因此，没有人可以代表其他的人，也没有人愿意代表其他的人。这样，按照现代民主理念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只是在形式上具有代表选举自己的那些村民的权力，村民内心里却并未打算因为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将权力委托于代表，也并不因此就信任代表。而代表既然感受不到这种信任和权力，他便仍然只是代表着个人的利益，因此，作为代表的村民，其行为理性不是来自于委托—关系而是来自于实际好处。

若是后者而不是前两者构成了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分裂关系，那就不仅需要从制度上寻找原因，而且需要从村庄基础上寻找原因。传统的关系网络通过塑造出来的村庄社会中的面子声望观和长期共处的信任关系，使得村庄社会分层及建立在这种分层基础上的事实上的代表能力强劲有力。在一些宗族势力较大的村庄，宗族代表人物具有对本族成员的权力，他可以代表宗族，宗族成员也信任他，他因此具有与其他人的谈判能力，达成的协议，他也有能力将之在本宗族范围落实。这种意义上，在传统乡土社会，代表从来都是存在的，如村社委员会的存在等等。但这些代表一般都不是选举产生而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然中形成的。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选举代表的涵义则有着让每个人都清楚的权力授受关系。因此，选举者和被选者的权力义务边界清晰。但当前中国农村村民代表的选举，有些是在传统关系解体，现念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本身往往是培育村民公民意识和训练农民政治权力和义务感的一种办法。 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和互相不能代表的关系，与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相互形构和强化，进一步消减了村民代表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如前一节引叙的关于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关系的两个片段，村民代表显然不大认为当代表可以在精神上和面子上为自己带来多少满足，他们也缺乏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政治责任感和义务感，因此，他们的行为充满了物质利益的考虑，甚至在他们的不当得利己引起村民的普遍不满之时，他们依然如此。

当村民代表过多考虑物质得利而全然不将村民的评价放在眼中时，村民对代表充满失望，而村干部恰恰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来收买这些一个一个的精英。得到物质利益的村民代表不愿意得罪自小就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相互熟识的村组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代表很快便相互庇护起来。 综合以上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讨论，可以看到，相互形构和强化的村民与村民代表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源自于村庄社会缺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又缺乏现代的政治责任感，原子化的村民无力给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的正当行为以强有力的激励，也无力给他们的不良行为以强有力的约束，与当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与可能得到的物质好处相比，依照善行准则行事，成为一件颇不合算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村民已经原子化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的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本身存有发挥效能的陷阱，这种陷阱造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对一般图景的偏离，这种偏离构成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困境：村民不信任代表，代表缺乏说服村民的能力，村干部期望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增加村庄资源动员能力、形成扬善抑恶决议的期待大多落空，而村干部的不良行为却可能在村民代表达成的某种默契得以蔓延。如此一来，村民对选举村民代表愈发丧失兴趣，对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愈发不放在眼里，村组干部愈发发现试图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实现自己宏大抱负并无益处，而村民代表所具有的制度上的监督作用，愈发可能通过物质利诱和私人交往得以消解。村民代表也因此愈发失去对村务管理和监督的兴趣，而愈发专注于自己实际上可能得到的点滴好处。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因为村庄基础的不具备，而存有效能逐步衰减的可能。

一个具有效能的制度必须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收益，其中一些人或所有人可以从这个运作的制度中受益。当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在一些村庄运作时，没有人可以从中受益，这一制度便很难真正有效地运作下去。从一般图景上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当前村级治理中最容易获得收益的制度安排，这种收益可以让村民、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三方受益，即让村庄利益和秩序得到好处。但是，在村民为原子化的状态时，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人，也没有人有能力代表他人，这时候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能找到足够自己有效运作下去的受益者吗？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成本和村庄受益者所得到的好处相比较能否降得足够低吗？这些显然是在实际的村级治理中需要进行考证的。 真正原子化的村民是没有的，村民代表的有些行为只是农村特定场合的特殊行为。以上构造出一幅在原子化村民基础上可能的村民代表会议效能衰减的理论可能性，是希望提醒村级治理的研究者，必须考察村级治理制度的村庄基础。因为村民原子化程度的不同，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的不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效能不同，同一制度的实施成本也不同。明确了这种不同，有助于我们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评论一种治理制度的生长状况，进而来讨论一种治理制度在不同社会基础的不同运作条件，然后制定出有一定差别和弹性的制度来。

五、结语

村民代表的关键是代表能力的问题。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代表村民参与村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将讨论通过的村务决定贯彻实施到他所代表的村民之中，让村民相信遵守这个决定对自己有好处。通过村民代表，每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所形成的民主化机制常规化了，村民多了监督村干部的渠道，村干部多了智囊和动员村民的能力。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真是村级治理的福音。 不仅如此，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因为与村民之间稳定可信的关系，而可以代表自己所在群体的村民与代表其他村民的代表们，协商关于维护村庄秩序和村民利益的诸种好事。村干部宏大的可能一时还无法为村民所接受的治村抱负，也可以通过他与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的协商，而为村民代表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变成村民所可以接受的治村方案。不同群体村民在治村过程中，实现利益的多少、先后会有不同，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们可以通过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达成妥协。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不因为一时半会的利益不一致而受到影响，那些对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担心，真有些“杞人忧天”了。 但正是在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上，不同的村庄具有相当不同的可能性。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不是指村民代表的个人能力，而是他是否具有代表村民的意愿及村民是否给他实现这个意愿的机会。构成村民代表代表村民意愿的因素，不仅是村民代表和选举产生他的那10—15户村民群体之间的制度结构相联系，而且与产生村民代表的这个村民内部的联系程度及充当代表的村民对利益的感受状况有关。村民代表或因为面子与声望，或因为经济上的好处，而愿意作为代表来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他所产生的这个村民群体则因为传统的好的关系或代表本人负责任的友好言行，使村民愿意相信自己代表的代表行为。传统村庄中的人际关系，往往使村民愿意为代表村民的利益而耗费精力，村民小群体也愿意相信这个传统道义上一直可靠的邻里。在现代公民社会，村民代表与他所代表的村民之间规范的权利授受关系，也使得村民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村民，愿意相互遵照既有的权力义务边界行为。 显然，构成村民代表代表能力的以上条件，在当前就业相当不充分、经济处境十分恶劣的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来讲，可能是有些苛刻了。本文前叙列举的一些调查片段，在那些传统的人际联系开始被割断，现代的稳定联系又未建立起来村庄，可以说是相当常见。这种情况下，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便大成问题，而理论上村民代表会议的诸多功效便因此大打折扣。在一些情况严重的地区，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太弱，以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从村民代表会议中得到收益的群体却很少，而可能造成由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措施不得力，而是村庄基础不具备所存在的形式化的问题。 当然，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正如农民的民主能力一样，是一个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可靠得到的东西。在相同的村庄基础下，好的制度可以催熟那些不成熟的基础，在有了好的基础却没有好的制度安排的村庄，村级治理便会损失许多好的机会。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一件可以为村民带来利益，从而可以为自己找到动力的良好制度。只是在评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时，我们不应该因为它是好制度就忽视了它的村庄基础和它在实践中可能具有的不同表现。同时也不应该因为它在一些村庄效果不佳就对它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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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郎友兴、何包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民主完善之尝试”，《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4] 参见王振耀等：《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篇(6)

[关键词]信息社会 政府改革 效能 电子政务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社会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等问题突出,人民群众在各方面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公共管理是以政府是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并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的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利和公共利益的一种管理活动,因此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称为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举措,政府的数字化改革为政府绩效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一、提高绩效是现代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

所谓绩效是效率和效能的综合,在实际生活中,高效率并产生良好的工作效果就成称之为绩效。行政高效率成为各国政府尤其是民主整体重要的行政目标。公共管理改革是对利益关系、权利格局、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和建立的一种政治行为,它涉及公共部门自身的改革和公共部门在整个社会的职能定位方面的改革两方面,其目的是为了优化公共组织结构及其职能,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

当代西方各国的行政改革实践证明,公共管理绩效评估作为政府再造的重要内容和根本性措施,为政府改革实践和公共管理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并促进了西方国家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管理能力的增强,缓和了社会危机的矛盾。政府绩效通常可以被划分为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两个层面,其中组织绩效通常是指某一级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的整体绩效水平,而个人绩效往往是指公务员或管理人员个人的绩效水平。由于公共部门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必须由民众支付成本,公共部门功能的扩张与强化势必将增大施政成本,另一方面,公共部门是在一个竞争不足和难以严格监督、考核的条件下,花纳税人的钱为广大民众办事,往往缺乏花最少的钱、以最经济的手段、提供最优质服务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动机。我国一些地方盲目攀比、大搞形象工程、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以及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这些成为影响政府效能的主要问题,政府绩效评估是以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而采取的以公共责任和顾客至上为理念的政府改革策略,是持续改进和提高政府部门绩效的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是当今许多国家实施政府再造、落实政府责任、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能、改善政府形象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具。

二、当代公共管理改革以提高效率为目标

当今世界各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内容主要集中在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建立与完善公共行政信息系统,分权与权力下方,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改革,公共人事制度改革,提高服务质量以改善公共机构形象,实现公共行政传统规范与工商企业管理方法的融合,促使公共部门更具有绩效,提高公共管理效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英国、美国、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掀起了公共管理的浪潮,也被称为“政府再造运动”或“新公共管理运动”。虽然各国的改革在广度、深度和成效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普遍采用工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并且都是以政府职能的市场化作为改革的基本取向。

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改革,强烈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钱有所值和效率问题,关心信息系统的完善;建立更强有力的一般管理中心,权力向资深管理者转移;强调对顾客负责,让非公共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解除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加快工作步伐,采用绩效工作制以及短期聘用合同;雇员自我调节权力的减少,权力向管理者转移,吸收部分雇员参与管理过程,采用更透明的管理形式;增加更具有企业管理色彩的授权,强调责任制;采用公司治理的新形式,权力向组织战略顶层转移等。

传统的政府办公模式依赖于纸质文件作为信息传递的介质,办公手段落后,效率低。机构设置的管理层次多,决策与执行层之间信息沟通的速度较慢,费用较多,信息失真率较高,往往使行政意志在执行与贯彻的过程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离,从而影响了政府行政职能的有效发挥,也造成了机构臃肿膨胀、行政流程复杂、办事效能降低等不良后果,阻碍了我们打造民主、高效、廉洁的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进程。

三、新技术革命是当代公共管理改革的“催化剂”

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为打造新的政府模式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技术手段。随着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不仅能大大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成本、增强管理的透明度,还能极大地方便公民与企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网络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化时代从三个维度影响着各国的公共管理改革。一是随着知识爆炸性的增长,政府原有的管理模式和运转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为改革这种状况,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和实现社会信息化,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政府治理与范式的变革提供了相应的技术基础。每一种范式都需要有自身的技术手段支持。现代社会推动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主导力量之一就是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信息通信技术,它使各种过去难以想象的改革方案变得切实可行。三是信息社会的信息资源共享与决策分散化的变革,使得社会团体与广大公民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日益重要,他们摆脱对政府的传统依附关系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从而对政府治理的监督作用不断提升,这一趋势为人本文明的复兴与民主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当代公共管理信息化改革的主要标志是推行电子政务。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起,率先提出了“运用信息技术再造政府”的改革理念。在美国的带动和影响下,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也把构建电子化政府作为其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并开始实施政府治理电子化的总体规划。电子政务是一个引进的外来词,我国先是有政府信息化,之后在国外的电子政务热潮下,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酝酿并启动了我国的电子政务。

对电子政务的描述目前有很多种说法,例如,电子政府、网络政府、政府信息化管理等,真正的电子政务绝不是简单的“政府上网工程”,更不是为数不多的网页型网站系统。从严格意义上说电子政务就是政府机构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将管理和服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在互联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和空间及部门之间的分隔限制,向社会提供优质和全方位、规范透明的、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

四、信息社会为政府效能提高提供了新的契机

计算机信息技术、卫星通信技术和光纤通信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电子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密切结合,使人类对信息的提取、传递、存储和处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提高。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充分占有决策信息,整合社会利益要求,利用政府外部专家、学者等智力资源,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通过网络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联系,既提高办事效率、质量和标准,又节省政府开支、起到反腐倡廉作用。

政府作为国家管理部门,其本身上网开展电子政务,有助于政府管理的现代化。我国政府部门的职能正从管理型转向管理服务型,承担着大量的公众事务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与传统政务相比,电子政务可以优化政府工作流程,使政府机构设置更为精简合理,从而解决职能交叉、审批过多等问题。政府运作公开透明在很大程度上遏制黑箱操作、人治大于法治等现象。公众增加了参政议政的机会,政府也可以在网上与公众进行信息交流,听取公众的意见与心声,在网上建立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交流的桥梁,为公众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提供方便,对政府的监督也更有效。电子政务使得政府各类信息资源数据库互联共享成为可能,也使得这些资源得到统筹管理和综合利用,从而避免资源闲置、浪费和重复建设。通过电子政务共享的信息资源更易存储、检索和传播,共享的范围和数量也更大,可以更有效地支持政府的决策。电子政务通过网络能够实现快速和大规模的远程数据采集和分析,从而可以实现跨地域信息的集中管理和及时响应,大大增强监管者的核对、监管能力。电子政务将使政府服务功能增强,推动传统的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职能由管理控制转向宏观指导。电子政务将使政府办事效率更高,管理成本更低。网上办公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政府办公费用的开支。政府通过网络可以直接与公众沟通,及时收集公众的意见,提高了政府的反馈速度,降低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必须实现科学化、知识化、网络化、全球化、一体化、人性化与价值化。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自动化与信息化成为当代管理发展的基本趋势,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政务的产生,对现代行政管理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根本上发展了以往的行政方法,而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方法以其科学性、合理性、高效性支撑着电子政务的进一步发展,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更好地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参考文献:

[1]苏新宁.电子政务理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

篇(7)

[关键词]信息社会政府改革效能电子政务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社会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等问题突出,人民群众在各方面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公共管理是以政府是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并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的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利和公共利益的一种管理活动,因此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称为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举措,政府的数字化改革为政府绩效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一、提高绩效是现代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

所谓绩效是效率和效能的综合,在实际生活中,高效率并产生良好的工作效果就成称之为绩效。行政高效率成为各国政府尤其是民主整体重要的行政目标。公共管理改革是对利益关系、权利格局、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和建立的一种政治行为,它涉及公共部门自身的改革和公共部门在整个社会的职能定位方面的改革两方面,其目的是为了优化公共组织结构及其职能,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

当代西方各国的行政改革实践证明,公共管理绩效评估作为政府再造的重要内容和根本性措施,为政府改革实践和公共管理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并促进了西方国家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管理能力的增强,缓和了社会危机的矛盾。政府绩效通常可以被划分为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两个层面,其中组织绩效通常是指某一级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的整体绩效水平,而个人绩效往往是指公务员或管理人员个人的绩效水平。由于公共部门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必须由民众支付成本,公共部门功能的扩张与强化势必将增大施政成本,另一方面,公共部门是在一个竞争不足和难以严格监督、考核的条件下,花纳税人的钱为广大民众办事,往往缺乏花最少的钱、以最经济的手段、提供最优质服务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动机。我国一些地方盲目攀比、大搞形象工程、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以及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这些成为影响政府效能的主要问题,政府绩效评估是以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而采取的以公共责任和顾客至上为理念的政府改革策略,是持续改进和提高政府部门绩效的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是当今许多国家实施政府再造、落实政府责任、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能、改善政府形象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具。

二、当代公共管理改革以提高效率为目标

当今世界各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内容主要集中在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建立与完善公共行政信息系统,分权与权力下方,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改革,公共人事制度改革,提高服务质量以改善公共机构形象,实现公共行政传统规范与工商企业管理方法的融合,促使公共部门更具有绩效,提高公共管理效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英国、美国、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掀起了公共管理的浪潮,也被称为“政府再造运动”或“新公共管理运动”。虽然各国的改革在广度、深度和成效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普遍采用工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并且都是以政府职能的市场化作为改革的基本取向。

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改革,强烈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钱有所值和效率问题,关心信息系统的完善;建立更强有力的一般管理中心,权力向资深管理者转移;强调对顾客负责,让非公共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解除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加快工作步伐,采用绩效工作制以及短期聘用合同;雇员自我调节权力的减少,权力向管理者转移,吸收部分雇员参与管理过程,采用更透明的管理形式;增加更具有企业管理色彩的授权,强调责任制;采用公司治理的新形式,权力向组织战略顶层转移等。

传统的政府办公模式依赖于纸质文件作为信息传递的介质,办公手段落后,效率低。机构设置的管理层次多,决策与执行层之间信息沟通的速度较慢,费用较多,信息失真率较高,往往使行政意志在执行与贯彻的过程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离,从而影响了政府行政职能的有效发挥,也造成了机构臃肿膨胀、行政流程复杂、办事效能降低等不良后果,阻碍了我们打造民主、高效、廉洁的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进程。

三、新技术革命是当代公共管理改革的“催化剂”

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为打造新的政府模式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技术手段。随着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不仅能大大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成本、增强管理的透明度,还能极大地方便公民与企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网络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化时代从三个维度影响着各国的公共管理改革。一是随着知识爆炸性的增长,政府原有的管理模式和运转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为改革这种状况,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和实现社会信息化,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政府治理与范式的变革提供了相应的技术基础。每一种范式都需要有自身的技术手段支持。现代社会推动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主导力量之一就是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信息通信技术,它使各种过去难以想象的改革方案变得切实可行。三是信息社会的信息资源共享与决策分散化的变革,使得社会团体与广大公民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日益重要,他们摆脱对政府的传统依附关系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从而对政府治理的监督作用不断提升,这一趋势为人本文明的复兴与民主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当代公共管理信息化改革的主要标志是推行电子政务。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起,率先提出了“运用信息技术再造政府”的改革理念。在美国的带动和影响下,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也把构建电子化政府作为其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并开始实施政府治理电子化的总体规划。电子政务是一个引进的外来词,我国先是有政府信息化,之后在国外的电子政务热潮下,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酝酿并启动了我国的电子政务。

对电子政务的描述目前有很多种说法,例如,电子政府、网络政府、政府信息化管理等,真正的电子政务绝不是简单的“政府上网工程”,更不是为数不多的网页型网站系统。从严格意义上说电子政务就是政府机构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将管理和服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在互联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和空间及部门之间的分隔限制,向社会提供优质和全方位、规范透明的、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

四、信息社会为政府效能提高提供了新的契机

计算机信息技术、卫星通信技术和光纤通信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电子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密切结合,使人类对信息的提取、传递、存储和处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提高。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充分占有决策信息,整合社会利益要求,利用政府外部专家、学者等智力资源,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通过网络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联系,既提高办事效率、质量和标准,又节省政府开支、起到反腐倡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