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前景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区域经济前景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GDP，地区差异，东中西部

一、文献综述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者就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刘树成（1994）、袁钢明分别计算了1978-1994年人均国民收入的标准差与加权变异系数，发现我国三大地带之间人均国民收入的标准差从1952年的20上升到1994年的2523；加权变异系数0.197上升到1994年的0.392，从而得出我国三大地带之间的绝对差距呈现不断扩大之势。而同期，谷书堂、唐杰（1994）通过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塞尔指标分解结果表明：没有足够的依据说明在1952年-1999年我国三大地带间存在差距扩大之势。从上面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者虽然对我国区域经济进行了有效而广泛的研究，但他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差距时，基本上都是选用单一指标采用基尼系数、塞尔指标、平均分享系数、舒尔茨系数、阿特金森尺度测度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并进行成因分析。

二、定量分析

1、数据来源。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公司的CSMAR数据库，包括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中由于数据缺失，在东部地区数据中，剔除了海南省的数据。所有数据采用EXCEL进行处理。所有GDP数据均采用1978年为基期剔除价格因素。

2、数据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过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全面提升。1978-2011年，剔除价格因素之后，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1727.19亿元提高到278079.89亿元，增长了160倍还多；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1006.65亿元提高到121933.65亿元，增长了120倍有余；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721.55亿元提高到95765.2796亿元，增长了131倍有余。

（2）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差距逐步降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1978-2011 年）中，区域经济增速一直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东部地区生产总值（ GDP）增速始终领先中西部地区，但领先幅度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而逐步缩小直到2007年，这种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出现转换，中西部地区GDP 增速实现对东部地区的反超，并且超越幅度呈现扩大的趋势，发展为 “西高东低”的格局。

（3）经济总量向东集中趋势加强。1978-2011年，剔除价格因素后，全国GDP由3455.39亿元扩大到495778.82亿元，东部地区比重由49.99%上升到56.09%，提高了6.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由29.13%下降为24.59%，下降了4.5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20.88%下降为19.32%，下降了1.56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地区差距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我国经济发展向东部集中。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地区差距进入加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东部地区占全国比重直线上升，从1991年的52.59%上升到2003年的最高点，达到59.38%，从2007年开始，东部地区的比重开始有所下降，2011年下降到56.09%。

（4）GDP构成比例中二、三产业比重普遍扩大。1978年-2011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发达，所占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从1978年的78.21%增加到2011年的93.77%，所占比例之高显而易见；而中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增长速度也很快，但受限于其基数小，因此份额有限。1989年，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突破30%，并逐年提高，这并不意味着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而是因为工业化水平较低，农业不发达，社会生产比较落后而造成的。从中西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两地区均是以传统的流通和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为主，为现代工业服务的金融、通讯和信息产业相当薄弱，现代化水平不高。

（5）预测模型——中西部经济发展加快。本文采用时间变量多项式模型运用EVIEWS软件预测全国以及东中西部直到2020年的GDP数据。

分别带入全国以及东中西部的对应数据，其中GDP均采用剔除了价格因素的修正GDP数据。运用所得模型结果预测2012—2020年的GDP结果。

由预测结果可以得出，截止到2020年，预测全国GDP可达到1609643.66亿元，其中东部占52.86%，中部占25.78%，西部占21.36%。相较于2011年实际水平，东部GDP比例下降3.23个百分点，中部GDP比例提高1.19个百分点，西部GDP提高2.04个百分点。说明在未来的10年左右中，中西部经济将逐渐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

80年代初以来，我国实行先沿海、后内陆，先沿边、后内陆腹地，先交通便利地区、后交通闭塞地区的梯度发展战略。在此战略思想支配下，进入89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对东部地区采取了倾斜式的政策扶持。然而，不发达的西部地区获得国家各种优惠政策较迟。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投资份额较低，致使一些地区某些产业部门由于资金限制而不得不放弃，这也导致了一些新兴产业区得不到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伟大战略之后，加快了西部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调整，使国有资本集中布局于优势产业，实行有进有退，以退求进；加快西部商品与要素市场体系的发育、市场规则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建立；加快了西部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由过去按行业隶属原则管理所属企业，转向按属地原则，面向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市场主体，履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通过制度安排与政策诱导，构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活环境，使来自各个国家、国内各地区、各种所有制的投资者，在西部投资能取得合理回报，真正做政府搭台，市场主体。相信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西部经济前景非常可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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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披露：

本人为获证监会发牌从事第1、第4及第9类受规管活动的持牌人士。本人及与本人有联系者在撰写当日并无持有上述上市法团有关的财务权益，及并无于上述上市法团担任高级人员。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有时可能会非常波动。股票价格可跌可升，甚至变成毫无价值。买卖股票未必一定能够赚取利润，反而可能会招致损失。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应细阅相关的香港证券交易服务之条款细则及风险披露声明，并于有需要时咨询专业顾问之意见。以上数据只供参考，并非一项投资建议，亦不可视作任何投资方式之招揽。

港股整个10月份表现沉闷，只于23，000点至24，000点之间反复上落，缺乏方向。随着大型国企陆续公布第三季业绩，加上周五（28日）为期指结算，走势有望出现突破。目前基金持有现金比例较高，沽压不大，预期可再上试突破24，000点。

对中医中药信用增加

培力控股（01498.HK）早前公布半年业绩转亏为盈，纯利829万港元，去年同期亏损760万港元， 收入按年增加13.6%至2.12亿港元。培力为中药配方颗粒制造商，生产基地在广西南宁，目前产能约1，500吨，透过增加生产设备，预期明年首季增加至2，100吨。集团正着手筹建新厂房，预计第一期可在2018年初完成。公司旗下拥有著名中医诊所「农本方，上市一年诊所数目由14间增至46间，今年内料增至50间或以上。

为配合外国近年在年轻族群之中，兴起看中医的潮流，由于发展空间巨大，公司正积极于澳洲及加拿大发展海外市场。内地方面，正在上海筹备首间诊所，广西南宁亦已获批设立首间诊所，未来预计可透过CEPA开设50间诊所。

为配合在内地布局，公司日前宣布与顺丰速运旗下的成都顺意丰医药及顺丰医药供应链签订为期三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委托其为中国地区中药配方颗粒业务，提供医药仓储及物流配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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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十三五” 长江中游城市群 产业升级 形势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国土面积约31.7万平方公里，2014年经济总量超过4.5万亿元，居于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之后第四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占有重要地位。国务院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批复中指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对于加快中部地区全面崛起、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序推进跨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内容。可以预见，“十三五”时期将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新关键期，如何顺应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把握“十三五”时期重大发展机遇，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升级，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学界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国际形势分析

从世界范围看，国际产业调整和新技术革命正在推进，世界需求结构和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换挡提质、转型升级的新时期，“十三五”时期将成为国内外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契机，也将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带来发展机遇。

1、全球经济复苏加快，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

目前，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前景稳定，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全球经济复苏仍将持续，经济增速有望加快。美国经济正强劲复苏，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趋于好转，以印度、印尼、古巴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呈同向联动的趋势。据联合国《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预测，我国“十三五”前期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2015年全年增长速度将达3.2%。全球经济整体回暖，将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机遇。然而，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调整中，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围绕市场、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能源资源、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制造业再造”，这也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升级发展带来一定挑战。

2、产业升级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国际产业调整和新技术革命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不断加码，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形势将更复杂严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在世界转型大浪潮中把握好全球经济分工调整的新机遇，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优势，推动产业升级无疑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联合国《2014年工业统计国际年鉴》显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过去四年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仍然持续高于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说明，制造业仍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发展经济体总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数据显示，2013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增加到35.5%。然而，随着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改造升级日益加快，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持续提高，高技术工业产业成长非常迅速，制造业内部出现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据估计，中高级和高级技术行业现在占到工业化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的75%，但传统的农工行业至今仍然主导着最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联合国预测，今后10年，工业化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技术鸿沟将会继续加大。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产业升级必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3、推动产业集聚化成为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达国家纷纷把产业集群作为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不少国家将培育和扶持产业集群发展作为一种重大政策付诸实施。日本为克服产业空洞化、提高全球竞争力，推行产业集群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行动计划上：一个是由经济产业省制定和推动的“产业集群计划”，涉及IT、生物技术、能源等领域；另一个是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和推动的“知识集群计划”。法国为防止企业外迁，斥资15亿欧元在法国各地扶持67个不同产业的“竞争力集群”，成为法国“全新的产业策略”。这67个“竞争力集群”分为三个等级，其中第一等级是六大具有全球领先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第二梯队是9个“全球使命计划”，第三梯队是52个“国家使命计划”。韩国通过产业集群政策促进地区产业分工和提升创新能力，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国家均衡发展5年计划》，指定了8个革新示范地区产业集群发展重点方向，制定了《韩国2015年产业创新战略》，提出产业创新的形式主要体现在集群创新上，将大力培养新的成长产业群作为产业创新的重点。如今，发达国家所有竞争力强的产业几乎都采取集群的方式，如美国著名的硅谷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加州葡萄酒酿造业集群；英国斯塔福德郡的陶器产业集群、白金汉郡的椅子制造、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剑桥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德国南部的汽车工业产业集群、索林根刀具业集群、巴登-符兹堡机械业集群。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产业集群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生产要素有效集中，提高专业化生产水平，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这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形势分析

从国家层面看，国家推进建设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内需和大力推动产业转移等重大部署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升级带来重大战略机遇。

1、全面深化改革，产业升级将成新常态

我国经济正处于换挡提质、转型升级的新时期，未来可能长期保持中低速增长态势。自2012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连续9个季度稳定在7%～8%之间，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经济增长进入到中高速阶段，下行压力较大，增长条件和动力已发生深刻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缓，产能过剩呈现出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外需超常增长的“风光”不再，社会人口、收入结构正经历转折性变化，在经济合理运行区间内，微刺激政策正在加码，全面深化改革将成为主旋律，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提速必将成新常态。在这样的形势下，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面临诸多挑战，产业升级势在必行。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揭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转入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将基本告别传统粗放增长模式，增长速度“下台阶”；更意味着经济结构出现趋势性新变化，增长动力加快转换、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发展质量“上台阶”。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信息化、市场化与国际化持续深入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近年来，我国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市场逐步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推进，这也为产业升级进入新常态提供了重要基础。

2、区域战略的密集推出将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重大机遇

在产业转移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国际竞争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我国正积极实施从沿海起步先行、逐层向内河纵深腹地梯度发展战略，大力推动东部地区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推进西部开发，将中西部打造成我国经济发展最大回旋余地，同时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振兴茶马古道、打造长江经济带、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一批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各类区域战略相继实施，京津冀、成渝地区、北部湾地区、长株潭、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等诸多区域集聚发展，区域集聚发展为产业集群培育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和支撑载体。

3、产业转移承接区域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推动产业集聚与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东部沿海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成为新一轮制造业转移的主导力量。在东部沿海地区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生产邻近消费市场以及国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国内产业转移整体呈现由三个“三角”向三个“泛三角”区域拓展，即由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加速向泛长三角、泛珠三角、泛环渤海周边区域以及沿江、沿交通轴线拓展和集聚，长江中游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速度不断加快，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及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产业转移进入技术、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并存新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除了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还承接某些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的生产及高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个工序。在世界转移产业的重心已开始由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工业、由初级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由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方向转变的大趋势下，长江中游城市群承接东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明显增强，承接产业由加工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这将倒逼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技术持续升级，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化水平，推动产业升级。

（基金项目：本文属第三批“赣鄱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赣才字[2013]2号）；2014年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14ZD04）。）

【参考文献】

[1]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 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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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已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认同。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有60%～80%是靠科技进步而取得的。一些产品如增加其科学技术的含量，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产值和效益。其实这样的事实早被经济学家们注意到，1776年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就提到了经济增长与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之间有内在联系。1928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与数学家柯布合作，提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生产函数，简称C-D生产函数)，为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作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了一个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计算科技进步对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新方法

［1］索洛提出的模型，定量地揭示了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索洛也因此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我国，1992年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联合下达“关于开展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工作的通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技进步作用的定量分析。本文以汉中市为例，利用索洛模型，以1978—2008年汉中市相关的统计数据，测算研究科技进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科技进步与科技进步贡献率在工业化国家，一般没有“科技进步”的词条，与我们这一概念对应的是“技术进步”。所谓技术进步，通常包括技术发明、技术开发、技术推广和技术应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广义技术进步，是指一种存在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有目的的发展过程，它不仅包括了狭义技术进步所指的产技术水平的变化，还包括了管理技术、服务技术以及智力投资的变化。

［2］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人们用来测算科技进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的一项指标

［3］。它衡量区域科技竞争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项综合性指标。科技进步的测定模型于2世纪20年代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有关的理论，技术进步及其测定的方法也非常之多在迄今为止的2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对技术进步及其测定作过较入的研究，索洛余值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它是目前进行科技进步定量分析最为常见和方便的方法2用索洛余值法测算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2．1索洛余值法模型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研究美国的经济发展时发现，影响经济发展根本因素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技术进步。1957年，罗伯特•索洛发表了《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数》一文，他指出:“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资本投入数量增长因素之后，所有产生作用的其它素的总和，都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索洛进一步给出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公式［4］:a=y－αk－βL，(1)式中，a为科技进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y为产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k为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速度，α为资金的产出弹性系数(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金增1%时，产出增加α%)，β为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增加1%时产出增加β%)。在规模报酬不变时，式(1)为α+β=1。(2)如Ea为科技进步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即在GDP增长速度中科技进步因素所占比重，则Ea=ay×100%，(3)同时，亦可分别计算资金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资金对产出增长速度的贡Ek为Ek=αky×100%，(4)劳动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EL为EL=βLy×100%。(5)产出(y)为GDP，资金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之和(以“资本形成总额”代替)，劳动(L)为全社会劳动者年末人数(以“全社会就业人员”代替)。

2．2科技进步对汉中市社会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2．2．1索洛模型中各因素指标的确定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于汉中市统计局编《新汉中六十年》(2009年9月)。其中，总产出标选取汉中市生产总值为指标(GDP);资本投入直接取年鉴中的固定资产完成额;劳动力选取业人员总数为指标。经整理，1978—2008年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指标数据结果见表1。产出、资金和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均按水平法计算，以产出为例，计算公式为y=(tyt槡y0－1)×100%，(6)其中:yt为计算期t年的产出，y0为基期的产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的确定，在当前大约有上百种方法。但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历史数据进行回归求取，二是根据经验直接给定。这两类方法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前者的基本假定是在一段时期内是一个常量，显然有悖经济动态发展的现实特点，而后者既有与前者同样的不足，更忽略地区经济科技发展差异性的现实特点，过于主观和笼统。这里我们采用回归分析法确定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

2．2．2索洛余值法对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结果及分析对生产函数［5］y=AkαLβ，两边取对数，得出ln y=ln A+αln k+βln L。根据表1中1978—2008年汉中市的统计数据，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计算，计算结果为:综合技术水平A=2．916，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α=0．367，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0．633。用公式(6)分段计算y，k，L，然后将α=0．367，β=0．633分别代入公式(1)，(3)，(4)，(5)可得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结果，见表2。在表2中，我们把汉中市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8年，这一时期汉中市的资本、劳动、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是68．83%，12．52%，18．84%。可以见得，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的大幅增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阶段(1989—1999年)，汉中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速度由22．78%下降到21．22%，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25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略有上升，较第一阶段上涨5个百分点。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下降到7．54%。这一时期，资金投入、科技进步以及劳动力对汉中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其相应的作用，而资金与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较为明显。第三阶段(2000—2008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为3．69%，资本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较第二阶段上升10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这一时期，汉中市经济增长有39．11%是科技进步带来的，53．35%是投资贡献的，劳动的因素已降到较低。从表2我们也看出，在1978—2008的30年中，汉中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金投入，其次是科技进步。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61．15%，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1．01%。在三个阶段里，资本投入的贡献呈下降起伏的趋势，而科技进步贡献率却稳中上升。也就是说科技进步在汉中市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显著。科技进步贡献率已是评价当今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不同的［6］。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5%～25%。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44%。进入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50%。工业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金投入的增长速度和劳动者人数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降低资本、劳动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劳动者素质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来增加产出，也就是依靠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发展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才能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促进区域经济的大发展。3汉中市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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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　城市化　服务业　中小企业

一、当前的形势和我国的就业问题

金融危机和其带来的经济紧缩给中国的就业形势造成重大影响，大量企业倒闭或停产，工人大量失业，解决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首要难题。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数据显示：至2006年末，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1亿人，其中外出从业劳动力1.3亿人。另据报道：2009年大学生毕业生610万人，加上往届未就业生200万人。又据商务部2009年6月18日预计：今年全国“待就业”人口将超过4000万人，其中约60％为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每年将新增劳动力700万人左右。同时，农村约有2亿剩余劳动力；按照农村人口城市化每年增长1％计算，农村劳动力每年向城市转移约1000万人；而在经济每年增长8％～9％的情况下，每年新增就业岗位800-900万人。因此，城镇每年约有1000万以上的劳动力得不到工作岗位，就业总量矛盾突出，中国将长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促就业是一个涉及政策、经济、体制、结构等多种综合因素的系统工程，解决起来绝非易事。就业需求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投资、消费需求带动的，当前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世界范围内的产能过剩。前者是属于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不协调的矛盾，后者属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生产能力与相对落后的消费能力的矛盾，此矛盾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不公，极少数人掌握了过多财富，而社会消费主体没有消费能力，金融危机更加剧了这一矛盾。

世界已经进入消费需求决定经济前景的时代，需求不足使世界经济进入通货紧缩通道。为防止经济大萧条，各国政府竭尽全力推出刺激经济的应对措施，甚至不惜开动印钞机或放出流动性，以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的极端手段来对抗通缩(这可能为未来的恶性通胀埋下祸根)，中国的刺激经济措施同样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已有650种产品严重过剩，单纯扩大生产能力的举措(如扩大投资规模)都无法解决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这个根本问题，且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

在消费需求决定经济前景的情况下，核心问题是如何消化过剩产能，以消费需求来带动经济发展。相应的经济模式也应调整为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当然要实现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模式的转变，涉及到多方面的改革。例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转型等。这些改革可以消除我国制约消费需求的根本障碍，也可为就业问题的解决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当前和今后中国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1、以加强服务业为容纳就业的战略方向

加速发展服务业，对于扩大就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服务业，尤其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及现代管理理念基础之上的现代服务业，其范畴包括如信息传递服务(电话、电信、网络、媒体)；信息创造服务(科研、设计、创意、软件)；商贸流通服务(EB、物流、会展、批发、零售)；金融中介服务(证券、保险、投资、法律、会计)；休闲服务(交通、旅游、文化、体育、娱乐)等。

新型服务业的经济需求潜力大、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附加值高，并具有吸纳就业能力强等显著特点，属于高技术、高赢利、高效益的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占有优势地位，与其他产业相结合，能够提升其竞争力。因而是许多发达国支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产业，是获取竞争优势之根源，其产出通常都达到GDP的60％以上，美日更是超过80％。服务型经济符合两型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建设两型社会的最佳选择。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规律是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工业份额在工业化阶段迅速上升，服务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最终稳定在较高水平，就业人口由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转移，最终服务业会成为容纳就业人口最多产业。例如美日欧盟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已超过总就业的80％。

目前，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39.5％，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仅为32.2％，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服务贸易还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总量看，规模还明显不足；从发展质量看，服务水平偏低，竞争力不强；从内部结构看，传统服务业较为发达，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明显落后；从区域布局看，农村服务业十分薄弱，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很不平衡。

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服务业是就业容量最大的产业。中国在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可通过加速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途径，延伸其产业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产生更高的发展效益。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战略方向。

2、以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为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

从过去20年国企与民企吸收就业变化来看，尽管国企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民企的约3.5倍，但国企的就业人数仍减少了0.4亿。而中小民企的就业人数增加了1.6亿。据估计，中小民企吸收的就业总数，已经达到中国总就业人数的近些年来的80％。因此，中小民企才是创造就业需求当之无愧的主力，而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则是解决就业的最有效途径。

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的消费不足，是当前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搞活中小企业的根本途径是通过改革和经济模式转型，寻找能够产生强大可持续消费需求的战略方向。无论从投资规模还是市场风险来看，服务业的进入门槛都不高，是中小企业最容易进入、最容易发展的行业，也是就业容量最大的行业，而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加速城市化进程就意味着加速扩大了服务业的需求空间，这又为中小企业加速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则是解决就业难题的主要途径。

3、以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为创造就业的最大引擎

城市化进程是拉动需求最有效的战略方向。“我国经济过去一直延续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模式。从产出水平看，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从需求水平看，只有人均700美元的消费水平(按农村消费水平算)。因此，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矛盾是：城市化创造消费需求不足，工业化创造供给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就是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协调的必然结果”(王建，2009)。

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而目前中国城

市化率约40％。城市化滞后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研究表明：日本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农业人口65％转移到城市；美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农业人口转移了72％；而中国在1985-1995年间，从农业人口转移出去的人口，即使包括临时流动的人口在内，也不超过10％，这是限制中国经济总量扩张的重要原因。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据专家估计：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其直接效应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因此，城市化进程是中国长期拉动内需的主要方向，或新时期应对世界性危机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城市化进程通过创造投资需求、就业需求、服务性需求和生产性需求的方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最终将其转化为消费需求。作为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困扰中国的根本问题。农业现状是人多地少，增产几倍人均增收也不多。单靠种地，农民是永远富不起来的，关键是如何让大量过剩劳动力充分就业。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须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通过城市化带动工业化进程让大量农民集中到城市务工，最终成为城市居民。这将极大改变我国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必然选择。提高发展效益和居民收入水平是创造消费需求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推动经济模式转型创造强大持续性内需的根本途径。

加速城市化进程尽管也需要大量投资，然而这种投资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相应的公共服务业建设，不会造成产能过剩，且其规模巨大，可延续数十年。它创造的巨大需求可以有效消化当前工业化超前造成的过剩产能；城市化进程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可解决大量农民工就业；若同时改革制约城市化进程的不合理制度，并辅以完善社保机制来促进大量农民向城市群低成本转移(例如让农民用宅基地置换部分城市保障性住房，加点钱还可换商品房；其责任田作为可分红的股份转交给专业户集约耕种等)。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既有利于农业集约经营和农业的产业化进程，又可为城市服务业创造巨大需求。农民变市民和服务业的兴旺一方面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又将为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中小企业的兴旺发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为刺激经济中央投资大幅增长而民间投资急剧萎缩的困境。实际上，只有民间投资热情快速增涨及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才能真正有效解决中国的就业难题。民营企业兴旺、就业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又将为工业化注入更大动力，有利于进入城市化与工业化双轮驱动的良性循环，于是促就业、调结构、增效益、扩内需的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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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 A

按照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决定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商品的价格形成主要来自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均衡价格是指一种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供给量相等时的价格，均衡价格水平上的商品数量称为均衡数量。因此，分析完全竞争市场下均衡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1]，主要从需求价格的影响因素和供给价格的影响因素两方面入手。而从住宅市场运行实践来看，地区的差异性、交易的非公开性、商品的个别性、市场的分散性、供求调节的滞后性等特征决定了住宅商品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供给和需求通常总是不相等的，房价通常不处于均衡状态，除了受到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供给和需求差额的直接影响，同时宏观经济和政府政策干预程度也会对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因素对房价形成间接影响。就南京商品住宅市场而言，影响其价格的因素主要包括：政策调控、经济发展、城市变革、社会发展四方面。

一 影响商品住宅价格的政策因素

通过南京住宅市场来看，可以看出政策主要通过供应、税收、贷款、等手段来影响市场的供求、开发成本、交易成本，从而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体系。

（一）供应方面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供求决定市场价格，未来南京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应总量将对价格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当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时，价格必然下降；而供不应求时，价格也必然会下降。同时南京市推出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南京市的供求结构。对于动拆迁居民、低收入居民、新婚青年等具备购房刚性需求的人群而言，该政策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范围，使他们免于过重的经济负担，就可以达到改善住房条件的目的。间接影响全市的住房需求，使中档住房需求向中低档住房需求倾斜。从供需两方面综合来看，结构都向中低价方向进行调整，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2]。

（二）金融方面

自从2004年中央实施了以“管严土地，看紧信贷”为主的宏观调控措施，房地产开发的两大命脉――土地和资金均被纳入调控范围，土地管理部门持续开展土地市场的清理整顿，各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贷，房地产企业普遍受到了“地根”严控“银根”紧缩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拿到地块的费用，还是资金成本，或者建安成本，都会有较大幅度的变化从而对房地产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另外，由于贷款额度及审批条件的严格，投资者贷款难度增大；银行利率的提升导致资金成本提升，对于投资性需求也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

（三）税收方面

从税收角度看，对购买不足两年的商品房按售房全额征收营业税，这一政策将大幅增加投资成本，从而大大抑制投资需求，尤其是短期炒卖的投机需求。另外，部分投资者将转售为租，导致租赁房源增多，吸引部分自住型客户转买为租，降低自住性需求。宏观调控从供应、税收、贷款等方面入手，全面地影响了南京市房地产各个层面，从高端物业到中低价房，从抑制投资性需求到鼓励自住需求，是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力量。

二 影响商品住宅价格的经济因素

目前南京市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即汽车和房地产行业）升级所推动的，而且这一推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因此，经济走势对南京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一) 整体经济水平

南京市作为江苏省经济中心之一，GDP持续近十年的两位数快速增长，经济前景看好。而房地产业作为资本大量积聚的行业，在经济水平整体向上的情况下，对各行业资金产生汇集作用，同时，对海外资金也产生吸引力，大大刺激房地产投资上涨，供应增多；同时，在需求上也强化了购房者的消费信心、投资者的投资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供应增长、需求旺盛，交易量大幅上涨；当然，一旦经济发展停滞或减缓也将减少总需求量和总供应量[3]。

(二) 人均收入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是由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决定的。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人民收入水平也随之增长，生活水平发生较大改善，从而增强对住房条件的改善需求，并且由于购买力的增强，这种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反之，当人均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改善住房的需求变成潜在需求，降低实际需求总量。

三 影响商品住宅价格的城市发展因素

城市房地产的发展带来城市面貌的改变，同时，城市自身的发展也会对本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城市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道路、商业环境、城市景观等都得到较大改善，对区域土地产生增值作用，对土地之上的物业也增加了内在价值。同时，通往城市外部的交通条件的改善，也将对吸引外来资金投资城市房地产产生促进作用。

(二) 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将带来城市区域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这两方面的增长都将促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目前“新南京人”正在成为支撑南京市房地产市场的一支重要的需求力量。

(三) 城市发展机遇

重大项目的举办、区域中心的规划建设等都成为城市发展的巨大动力，这些发展机遇影响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比如南京第十届全国运动会等项目，有力的促进了南京的城市发展。

四 影响商品住宅价格的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不但直接作用于市场的供求，而且还通过意识、道德、平等、偏好等影响房地产的深层次需求。

(一) 人口增长和结构

社会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都会为区域房地产市场带来新增房地产需求，增大房地产的需求总量。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职业结构等也会对房地产需求产生深刻影响。如老龄化社会对老年房产的需求。

(二) 社会平等

和谐社会的建立要求“居者有其屋”，要求社会对于中低价收入群体等居住条件较差的居民进行扶持与补助，从而调整社会需求结构和供应结构。目前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廉租房政策等，就是从这个角度考虑而推出的，将对南京市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的结构性影响。

(三) 消费偏好

另外，社会的人文、消费理念的变化也将会相应的波及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需求偏好等，对全市房地产市场的产品形态都产生影响[4]。

各种影响因素分析对比情况如下表2.2所示：

表2.2 影响因素分析表

Tab.2-2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影响因素 供应 需求

时间 力度 时间 力度

政策因素 供应结构 短 中

金融政策 短 短

税收政策 短

经济因素 总体经济水平 长 长

人均收入水平 长

产业结构升级 长

城市因素 基础设施建设 长 长

城市化进程 长

城市发展机遇 长 长

社会因素 人口增长与结构 长

社会平等 长

消费偏好 / /

说明：个数表示影响力强度；表示影响力度为半星

通过上述表格可以看出：

(一) 政策性因素对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而且影响力度较大，其中税收、金融政策影响力度最大，效果也最为明显。

(二) 经济性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影响不是十分明显，但其影响具有长期性，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经济因素是房地产价格的决定性因素。

(三) 城市化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影响具有综合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在短期内促进周边的房价迅速增长，从长期来看其也将促进整个城市房价的增长。

(四) 社会性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往往不易显现，其对价格的影响相对难以计量，对价格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并不显而易见。

参考文献：

[1]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 张红.房地产经济学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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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　欧元区　经济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2)01-023-04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对希腊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希腊因债务危机最终走向破产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经出现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问题，更是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并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甚至是国际政治领域。欧债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决定了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欧债危机的起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欧元区内部的因素，也有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的因素。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双重视角深入探究欧债危机的起因。

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

在历史上欧洲人曾经以各种方式进行过欧洲一体化的伟大尝试，但是都失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使欧洲人普遍寄希望于通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来实现欧洲的和平与福祉。从二战后的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到1993年的欧洲联盟诞生，主要是走的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欧元区的成立实际上是二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结出的果实，各成员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主要是货币，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单一货币联盟。欧元区的成立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也确实发挥过许多积极作用。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享受到了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比如消除汇率浮动，促进跨境贸易和促进跨国就业等，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欧元区成员国毕竟是独立的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和文化差异在短时期内是很难融合的，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也仍然客观存在。因此，欧洲的政治一体化一直都远远落后于经济一体化，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司法与内务合作、共同防务政策等方面的进展仍然非常有限。

按照加入欧盟和欧元的标准，欧元区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国家的～体化模式。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欧盟不但没能顺利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欧债危机反而传染至更多国家。欧洲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还存在着债务危机与银行危机并发的可能性。欧元及欧盟运作机制当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有直接关系。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地落后。没有政治联盟作为基础，经济联盟的发展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欧元是一种共同货币，它的价值及其稳定与否还取决于各国在政治上能否保持团结一致。若政治一体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对于欧元来说就是致命的伤害。目前急需解决的就是国家的让渡问题。国家对货币税收的管辖权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更是一国的重要内容。对于参加欧元的国家而言，它们已经让渡了发行货币的，但是仍然保持税收和国家经济决策的权力。这不是单一的经济一体化所能解决的，更加需要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来解决。

由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欧元区共同利益经常存在冲突。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各成员国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如果有一个好的政治决策机制，当某个成员国债务风险上升时，欧元区应该能够果断地寻求一种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是，欧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基础上的，各成员国常常在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欧元区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执行力的。在欧元区现行决策体制下，欧洲债务问题不可能迅速得到解决。同时，欧元区设计上又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这也给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由此可见，将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只搞经济一体化却没有政治一体化，必然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就已经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

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导致经济政策各不相同，已经成为欧元区未来发展的重大障碍。虽然成员国在经济趋同上都达到了指标的要求，但是这种趋同仅仅是表面经济数据的统一和接近，欧元区真正需要的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还远远没有到来。成员国税收制度各不相同，失业保障制度以及养老金制度也不统一，成员国不同的通货膨胀水平与相同的利率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协调，成员国稳定物价的要求与放弃部分经济后调控手段受限制之间也有难以解决的矛盾。如果欧元区不能较好解决内部经济政策的不协调问题，那未来的欧债危机仍然会愈演愈烈。

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还严重影响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按照欧盟条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应该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金融机构，它对欧元起到保证币值稳定、抑制过高通货膨胀的作用，是关系到欧元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和基础。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益的差异性使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运作大打折扣。欧洲理事会控制着欧洲央行的人事安排，它是由各国央行的行长和董事会成员组成的，这些成员都代表本国经济利益说话。由于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尽可能影响欧洲央行采取对本国有利的货币政策，从而威胁到了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有些国家在失去货币调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些手段也经常地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相抵触，从而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除了经济政策的不协调以外，成员国经济趋同的不稳定也是欧洲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加入单一货币体系，各成员国不惜一切代价地向经济趋同标准靠近，其中很多国家都是临时突击的结果。这种经济趋同标准很难在欧元区启动后长期维

持下去。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务危机，明显地暴露出这种经济趋同的不稳定。欧洲某些大国出于政治目的而人为地搞经济趋同和加快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度，最终必然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对当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而做假账，德、法等国心知肚明，但急于扩大欧元区的政治心态压倒了本来规定的严格的财政、经济标准。希腊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原本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相差不少，其福利水平也有差距。加入欧元区后，希腊背靠欧元这棵大树，大量借贷，福利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其他国家。可以说，欧元区在成立之初就在经济领域埋下了地雷。欧元区成立之后不久，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宽松政策，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根本无法通过公共财政来支撑过度的财政开支，因此在这轮财政宽松政策中出现了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等核心国家都以尽量减少本国国家利益损失为出发点，来协调和寻找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完全没有当初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决心和进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它们在面对债务危机时仍然退守回本国国家利益的底线，大大增加了各方的协调成本，还可能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因此，对于每一个欧元区成员国来说，未来逐步推动建立协调的经济政策并谋求稳定的经济趋同是很必要的。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处于困境的国家必须更多地服从欧元区的统一领导。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希腊在这次危机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一部分自，公共政策上也将更多地受制于欧洲央行和欧盟的干预，这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发生在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身上。

三、货币政策的集中化和财政政策的分散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两大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两大政策的应用中，其调控的侧重点、调控目标、调控影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货币政策更多地侧重于总量的调节，更多地侧重于保持币值的稳定，且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作用更突出：而财政政策可能更侧重结构性的调节，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比较突出，且在治理通货紧缩的时候作用更突出。因而，为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客观上必然要求将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安排合理搭配使用，这在一个国家内部通常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欧元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则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欧洲区内的国家并非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国家，虽然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仍由各国政府自主制定并执行，但由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需要，各成员国将自主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让渡给了欧洲央行，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制定并执行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即欧元区实行的是自主分散的财政政策与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可以说，这一制度设计是欧元区的最大特色，但也为当前的欧债危机埋下了伏笔。原因在于，各成员国自主实施的财政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等问题，而欧洲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目标则主要是为维持低通胀并保持欧元的对外币值稳定。

按照经济学理论，当一国财政状况恶化时，其信用将会降级，由此导致发行国债的成本上升，甚至金融市场对其继续发行债务还会附加诸多限制条件，这都会减少财政状况恶化的国家发行国债的可能性，进而对该国政府控制国债融资和政府赤字规模形成约束。但因欧元区实施的是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因而金融市场对欧元区各国政府财政赤字融资的制约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而且，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元区在一定程度上还为不达标的赤字国发行债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如加入欧元区之前的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政府赤字本就已偏高，其债务背后的信用担保能力已较低，但这些国家加入欧元区后并没有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削减赤字，而是更加专注于通过扩张财政预算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问题，将由此可能引发的通胀及欧元汇率稳定问题均抛给货币政策的统一执行者欧洲央行。由此可见，欧元区先天的内在制度设计缺陷，使欧元区各国家不仅丧失了主动弥补财政赤字的意愿，反而使其原有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从而酿成当前非常严峻的欧债危机。面对欧债危机的爆发，欧元区各成员国仍无法在本国范围内单独采取任何货币政策来调整，只能寄希望于欧洲央行的统一安排，而这又发生很高的沟通成本，需要很长的协调时间，因而往往失去最佳的政策反应时机，造成很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可能。

四、区域经济差异和产业结构失衡

欧元区各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在经济体制与运行方式上与德，法等国家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可以这样说，在欧元区内部，经济强国的发展优势与弱国的发展劣势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经济强国带动不了弱国，弱国的放缓也同时拖慢了强国的发展。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既没有特殊的地域优势，没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没有明显领先的优势。以希腊为例，其经济发展非常畸形，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很低，房地产泡沫相当严重。希腊的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处于垄断地位的希腊公共企业改革阻力较大，公用事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希腊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服务质次价高，成为财政包袱，而且政府为了拉拢选民，赢得大选，还不得不大力扩展公共部门，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希腊低迷的经济不能支持其庞大的财政支出，最终导致经济泡沫逐渐破裂。失业率居高不下，银行业坏账率激增，债务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反过来也在制约德国等欧元区主导国家的融资能力，导致德国国债的再融资成本增加。例如，德国政府在最近发行国债时就遭到资本市场冷遇，投资者认购很不积极，最终导致德国央行不得不出手购入超过市场需求的国债，以避免此次国债拍卖失败。作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德国长期国债一直是资本市场热捧的优质资产，如此高比例的德国国债在市场上不能售出尚属首次，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不信任。如果作为欧元区经济信用等级最好的德国尚且不能在资本市场充足地融资，欧洲其他国家的境况可想而知。最近这次德国国债发行遇冷，直接反映出资本市场对作为欧元区实力最强的德国经济能否免于遭受欧债危机的担忧，也是德国经济遭受欧元区债务危机拖累的一个信号。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在金砖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据了世界绝大部分市场，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几乎垄断了高科技产品市场，因此国际制造业市场中留给希腊这类国家的份额就微乎其微了。希腊进入工业化的时间相对较短，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等诸多先天条件的限制，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很大，而

象希腊原来的传统产业如航运和旅游等，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受到剧烈冲击，因此希腊的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经济低迷时期，国家只能采取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又使得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这些原因都加大了希腊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财政压力。在其他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其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希腊也很类似，缺乏制造业支撑的产业空心化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都是这场欧债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五、人口的老龄化和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

欧洲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公共财政背负着很重的养老金负担，必然会表现为相关国家的公共债务不断上升。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额养老金支出，欧洲的教育医疗福利、失业救济、带薪休假等其他福利项目的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属于高水平行列。如果把欧洲和美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社会较欧洲更为开放，吸收的外国移民也比欧洲多，但是多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是欧洲的两倍左右，失业率也只有欧洲人的一半，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福利水平比欧洲相对要低很多。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可谓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安全网”，除了经济活力受损外，还带来社会制度的僵化。在欧洲的选举政治下，欧洲国家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不断地被强化，没有哪位政治家或选举候选人能强力推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财政政策。因此，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欧洲很多国家的“寅吃卯粮”状态持续了很多年。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元区的成立虽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的弊端，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很多财政能力有限的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向德国和北欧看齐，而完全不顾及本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导致债务无法按期偿付的危机。

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形成方面，欧洲各国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差异。就希腊而言，其债务危机的一个根源就在于其要靠借钱才能过日子，这样寅吃卯粮的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这样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有其必然性，这场债务危机的到来只是早晚问题。除希腊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信用评级最近不断被下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超过国家财政能力的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所导致。因此，这场欧债危机的爆发确确实实给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敲响了警钟。

到目前为止，欧债危机的影响还远未结束，欧洲经济也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欧洲的这场危机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说，同样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首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统一应该成为我国未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着力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和收支平衡尤其要重点予以关注，我们今后绝对不能出现欧洲这样的债务危机。其次，在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成为今后需要重点解决的改革攻坚点。最后，我国当前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应该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中重新审视和思考，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开展的海外投资活动也必须要具备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既要注意规避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各种风险，又要把握好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更好地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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