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趋势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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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婴儿潮；中国；日本；人口世代；社会负担；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C92-05；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65-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4年左右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中国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逐年降低，未来依靠城镇化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动力将逐年变弱。〔1〕而上世纪6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生育水平自1990年代以后便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最终于2014年左右引致人口红利转折点，成年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根据中国目前55岁的平均退休年龄〔2〕，60后婴儿潮世代将于2015年左右逐步开始退休①，未来5-10年中国的老龄化浪潮将异常迅急，同时，随着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未来新增劳动力也将不断下降。我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人口发展措施，很有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这样的情景，迫切需要了解中国人口增长的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只有了解这些趋势性特征事实，才能根据历史上和国际上的经验，制定适宜的措施。

遗憾的是，目前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学者较少关注中国的人口性态，特别是中国的人口世代因素，比如60后和80后的婴儿潮问题；研究人口红利和老龄化问题的学者很少关注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诸如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也少有学者关注婴儿潮世代处在劳动阶段这一人口世代对人口红利期的特殊影响问题；未来中国将要面对的是进入和正在进入的低速常态，却少有经济学家从人口世代这个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比如90后婴儿低谷世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引发的问题；此外，关注经济低迷和近期经济下滑的学者多，却少有人研究日本个案，从日本获取经验和教训。而日本过去20年和将来所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正在面临或将要面临的问题，比如政府债务危机、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持续发行货币对经济刺激以及经济潜在通缩的影响等。随着日本婴儿潮世代这一超规模人口世代冲向顶峰和由规模较小的世代取而代之，不仅日本庞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对经济复苏所起的作用有限，也大大加重了日本政府的债务。

日本和中国具有相同的东方文化，同时都对外来移民管制较为严格，故比较中国人口性态和日本人口性态之间的相同和差别，进而从日本历史上获得经验和教训，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文献综述

有关人口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结构或者婴儿潮对社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如Mankiw & Weil（1989）在Poterba（1984）的基础上考虑人口结构改变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步入购房年龄，是美国70年代住房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而婴儿低谷一代进入住房市场则引致1990年代美国房屋需求增长缓慢。〔3〕陈斌开等利用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80后婴儿潮”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和进入婚配对住房产生的需求，很有可能是2004年以后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阐释了老龄化到来会引致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4〕陆D和蔡P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认为中国如今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和9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人口结构类似，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社会负担开始加重，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5〕李银珩和李硕论述了美国1946-1964年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将使美国面临劳动力短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等问题。〔6〕在有关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世代演进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方面，张春生和蒋海论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对美国1980-1990年股市的影响。〔7〕Andrew（2001， 2003）以及Brooks（2002）就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方面做了相关研究工作〔8〕；Reinhardt（2000）就婴儿潮世代进入老年阶段时对医疗行业的影响进行了针对性研究。〔9〕总之，婴儿潮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全方位的。

不过我们要强调，Mankiw & Weil（1989）等人的研究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10〕，虽然美国和中、日都存在婴儿潮，但是人口结构问题对美国经济的制约没有中国和日本严重，这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且实行较宽松的移民政策，历史上美国本土居民生育水平下降引致的现在和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可以通过年轻移民填补，更不同于中日的是，美国自1975年后每年出生人数的整体趋势是增加的。陈斌开等则缺乏对中国人口结构的明细分析，没有窥探到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也没有论述婴儿潮和婴儿低谷可能对中国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婴儿潮一代以及相继而来的婴儿低谷一代的成长，即教育、工作、结婚、消费、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生命活动会对相应经济部门产生的影响。陆D和蔡P虽然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阐述了人口红利理论，却没有明确地提出人口世代以及世代更替的概念，忽视了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没有看到人口结构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婴儿潮问题。人口红利期是婴儿潮一代处在劳动年龄阶段，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老年阶段；而人口红利消失期则是婴儿潮一代逐步退休，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劳动年龄阶段。

现有文献中虽存在考察中日人口结构问题的一些研究，如张宝珍（1990），孟双见和吴海涛（2005）分别论述了日本老龄化下日本社会和经济可能面临的问题〔11〕；柳清瑞等（2012）阐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下的日本社会保障经验〔12〕；蔡P（2004，2009，2010）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以及人口红利结束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如何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如何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13〕；梁颖和陈佳鹏（2013）论述了中国和日本存在人口转变和经济转型的相似性，以及如何根据这种相似性借鉴日本在人口红利期和人口老龄化时期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问题〔14〕，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中日人口世代的界定，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的具体界定，以及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甚至连基础的描述性分析工作都比较缺乏。这一切主要源于人口世代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20年前出生的人口要过20年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本文的研究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详尽论述中国和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并进行对比性分析，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产生的动态影响，以及这种趋势性特征的变化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的启示。

三、中日人口世代对比

此部分主要考察中国和日本分别在1961-2010年、1946-2010年出生人口的特征，进而界定在此期间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明细化这个事实特征，对分析人口世代的交替演进，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有助于决策部门制定合适的人口和经济政策。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婴儿潮？婴儿潮就是人口出生高峰，出生高峰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同样出生低谷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且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在时间上连接，其节点为历年出生人数的增速开始发生转折的时点〔15〕，所以婴儿潮时期既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上升的时期，也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下降的时期，而是一个波峰。

在上述时区内，中国和日本都存在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中国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中国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73-1982世代”和“1993年之后世代”；日本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53-1966世代”和“1985年之后世代”。在此期间，中国两次出生人口的波峰值分别为1963年的3000万人和1987年的2550万人；日本两次出生人口波峰值分别为1949年的2694万人和1973年的2107万人。在峰值时间点上中国比日本晚了14年；中国的出生人口谷值是1979年的1738万人，日本是1961年的1607万人，在时间点上比日本晚了16年。无论是峰值还是谷值，中国都高于日本；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第二次婴儿潮世代都是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引致，且第二次婴儿潮的波峰低于第一次婴儿潮的波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二战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潮世代为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为1960年代末期和整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中国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第二次出现在1993年之后，大部分是90后和00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次出现在1985年之后。总之，中国的婴儿潮世代约为60后世代和80后世代，婴儿低谷世代大约为70后世代、90后世代以及00后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大约出现在1940年代中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以及整个1970年代，而婴儿低谷世代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前期，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以后各年代。

在相应的考察时段内，中国和日本历年出生的人口数量都呈现出“先上升（中国1961-1963，日本1946-1949）后下降（中国1963-1979，日本1949-1957），再上升（中国1979-1987，日本1957-1973）再下降（中国1987之后，日本1973年之后）的M型轨迹”。1961-1963年中国出生的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1963-1979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79-1987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87年后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1987-2000年剧烈下降，2000年以后缓慢下降。而日本1946-1949年出生的人口数量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49-1957年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57-1973年日本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73年之后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且具有阶段特征，1973-1990年出生人数剧烈下降，1990年以后出生人数轻微下降。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的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为婴儿潮世代，1973-1982世代和1993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大体上60后和80后是婴儿潮世代，70后、90后以及00后是婴儿低谷世代；而日本的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是婴儿潮世代，1953-1966世代和1985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1961-1963年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上升趋势，1963-1979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下降趋势，1979-1987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上升趋势，1987年之后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整体上呈现为一个M型轨迹，同时，整个197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逐年下降，整个199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也逐年下降。大体上，日本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的M型趋势。具体走势见图1和图2。

四、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在相应时段内，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更替究竟是如何影响了对应的宏观经济呢？特别是当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时，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呢？在假设资本、技术以及资本贡献份额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本文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并重点考察劳动力增速对GDP增速的影响。通过将20年前出生率近似为20年后的劳动力增速，可从20年前的出生率和20年后GDP增速的关系上获得一些唯像认识，进而从这些认识中捕捉中国当前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并获取解决问题的启示。

1.中国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1961-1979年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81-1999年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由于1961-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年出生人数和出生率的趋势基本上同步，当然下文日本的情景也是一样的。，20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增速也逐年上升，相应1981-1983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上升；1963-1979年中国出生率逐年下降，相应20年后的1983-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下降。根据20年前出生率的特征，1981-1999年经济增速应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在1983年，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从图3可以看出，1981-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存在倒U型轨迹，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但是波峰点不是1983年，而是1994年。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中国60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大部分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点应该晚于20岁，从图3可以近似地推断，60后婴儿潮世代的大部分人口大约在31岁左右才进入劳动力市场，比如1963年出生的人口大多在1994年左右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主要原因是那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存在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待业劳动力，而真正放开人口流动和深化农村改革是90年代的事情，此时这些富余的和待就业的劳动力才逐步从失业或者非充分就业状态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变为相对充分就业。

其次考察1979-1990年出生率特征对1999年以后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79-198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99-2007年经济增速相应地逐年上升；而1987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79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特征，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也相应呈现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出生人口数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同趋势的波动。由于80后婴儿潮波峰低于60后婴儿潮波峰，引致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小于6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影响，1981-1999年平均经济增速相应大于1999-2010年平均经济增速，且2007年经济增速的峰值小于1994年经济增速的峰值。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波动；而在高度上这个倒U型轨迹小于1970-1999年的倒U型轨迹。对此应该认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速的轨迹基本符合20年前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趋势型特征，说明中国1961-1990年人口出生率的趋势性特征的确影响着1981-2010年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

综上，1961-1990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以后即中国1981-2010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由于中国的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61-1963），后下降（1963-1979），再上升（1979-1987），再下降（1987-199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致使2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也呈现先上升（1981-1994），后下降（1994-1999），再上升（1999-2007），再下降（2007-201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但是后一个波峰小于前一个波峰。各时段人口分布演进，及历年经济增速和相应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如图3、图4所示。①

2.日本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日本1946-1957年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其1966-1977年GDP增速的影响。日本1946-1949年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上升趋势，20年后的1966-1969年经济增速也呈现上升特征；1949-1957年人口出生率呈现一直下降特征，20年后的1969-1977年经济增速也相应呈现下降趋势，即1966-1974年日本经济增速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波谷点是1966年和1977年。从图5可以看出，1965-1977年日本经济增速的确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这与20年前日本的人口波峰点为1949年吻合。但是日本实际经济增速波谷点是1974年左右，比通过人口波谷点预测的经济波谷点早来3年，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日本城镇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劳动力受农业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束缚较小，引致日本人口参与劳动的时间相对较早。

其次考察1957-1978年日本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77-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57-1973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77-1993年经济增速相应逐年上升；1973年以后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引致1993年之后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57年之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特征，我们发现1977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增速相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93年。又因为1946-1957年的人口波峰大于1957-1978年的人口波峰，故日本在1969-1977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大于1977-1998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同时波峰点1993年的经济增速低于波峰点1969年的经济增速。从图5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增速在1974-1998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轨迹，且整体上低于1966-1977年的轨迹，但1974-1998年日本经济增速的波峰点为1988年，比人口预测的波峰点1993年早来5年，再次表明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比中国要早。

综上，日本1946-1978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之后即1966-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日本出生人数整体上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197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使得20年之后日本经济增速整体上同样呈现先上升（1966-1969），后下降（1969-1974），再上升（1974-1988），再下降（1988-199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由于日本1967-1985婴儿潮世代因1947-1953婴儿潮世代引致，故第二次婴儿潮引致的日本经济波峰小于第一次婴儿潮引致的经济波峰；相对中国，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更早。具体而言，各时段的人口分布演进以及经济增速和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见图5和图6。

3.人口世代更替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19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逐步退休，2024年左右老年人口将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由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快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现行的养老双轨制会逐渐取消，养老将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会给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过去发达国家实行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已不再适合中国国情，日本养老模式曾经引致的问题就是一个现实的教训。由于日本婴儿潮一代耗费了发展经济的大量资源，退休之后又享受着档次高且全面的养老金覆盖，导致婴儿低谷一代背上重重的养老包袱，为此，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社会负担沉重，最终给经济雪上加霜。国内由于学术界目前对中国婴儿潮世代以及中国人口世代的研究较少，以至于当60后婴儿潮开始退休时才注意到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性。幸运的是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低，还有改进空间，比如可以逐步将平均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通过延迟退休赢得时间，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逐步改为积累制的养老模式，从而规避在未来劳动力短缺情况下，劳动人口还要背上重重的养老负担，影响经济活力。

类似日本19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将逐渐结束婚配，95后将逐渐开始进行婚配，由于1990年代以后出生人数逐年下降，城镇化已达到5477%左右，发展速度降缓，对城镇住房产生的基础居住需求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如果此时供给、改善性需求以及投资性需求不变，房价将面临下降的压力。为防止人口世代更替可能引致的房地产业的过分衰退，应考虑逐年降低新增基础住房供给，如果按照平均寿命75岁计算根据2014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0年的女性预期寿命774岁，男性预期寿命724岁，为简化分析，不再区分性别，同时考虑到2010-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此假定2014年的平均寿命是75岁。，2035年之后，考虑到60后婴儿潮世代逐渐离去后将释放巨大的住房存量，目前针对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应该前瞻到这一点，从而防止供给过剩对经济运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基于此，在城市可以完善“以房养老”的政策构思，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同时也可以提前平滑掉婴儿潮世代死亡后对房地产行业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一代逐步完成婚配以及置业和购车，工作稳定并开始步入中年，出现收入大于支出、收入剩余增加后将引致其对投资产品需求的增加，资本市场在2015年将出现繁荣，但是未来随着60后婴儿潮临近退休和35-54岁人口总量减少，2016年以后资本市场的繁荣也将逐步消退。〔16〕

大体上，由于中国19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且1960年代存在一个出生高峰，因此2015年之后，随着1990年代出生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和1960年代出生人口逐步退休，人口世代更替引致的老年人口急剧增加，成年劳动力数量减少，即消费人口增加、生产人口减少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老年人口的储蓄逐年减少，劳动人口的储蓄因为老年人口增多也逐年减少，最终社会储蓄率下降，资本存量增长缓慢此命题在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消费不变，要素使用效率不变，资本贡献份额不变以及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下成立。，加上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经济有可能进入新的低速增长常态。

面对人口基数红利不断消失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人口素质、升级产业以及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将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将劳动力短缺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人口红利丰富的国家，提高国内技术水平，解决中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加快创新红利的开发，重视和培养国内高技术人才，吸纳港台、东南亚甚至全球的科技人才，从而提升劳动力素质。为了给长期内的产业升级、提高人口素质以及技术进步赢得时间，在短期内可以采取削减养老金，改变养老制度以及结构性延迟退休等方案。〔17〕考虑到未来城镇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开展，为减轻社会和劳动人口负担，农村可以实行“以地养老”，城镇可以开展“以房养老”。

五、规避人口世代更迭引致宏观经济趋势性下滑的政策建议

第一，为缓解当前社会保障带来的财政压力和年轻人压力过大等问题，应该实行结构性延迟退休，尤其是劳动力短缺行业应实行延迟退休并给予相应的补贴，同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开发机器人等新技术，替代这些行业短缺的劳动力。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吸纳一些优秀的国际移民，升级国内产业；对部分劳动力发展过剩的行业实行不延迟退休，打破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避免老人挤占年轻人的工作机会，造成年轻人社会负担大和社会生产率水平下降的问题。第二，改变养老制度，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改为基金制的养老模式或者多元的养老模式，且将养老金分为国家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所有公民一视同仁，附加养老金以工薪阶层为对象且按收入比例缴纳，同时鼓励富人缴纳商业养老金，提高养老金领取的年龄；避免过度医疗开支，在医疗机构引入竞争机制；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强制性增加家庭储蓄养老份额，引导私人资金进入养老领域，为提高养老金收益，优化养老资金种类，并在全球化视角下积极对养老金进行投资，吸纳劳动力过剩和储蓄水平较高国家的人口和资本红利，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资本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第三，提高退休后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老年人的就业率，并对老年人进行再培训；提高妇女以及年轻人的就业率；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避免年龄和性别歧视，改变年功序列制的工薪和升迁制度，根据绩效设定工资和职称。第四，长期来看，国家应尽快放开生育政策，释放想生但政策限制不能生的这股生育力量。随着经济水平逐步提升，应进一步制定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放开生育，即制定生育水平的下限，而非上限；同时基于代际生育权平等和城镇居民生育水平提高后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储蓄水平影响相对较弱，应特别鼓励城镇居民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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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梁颖，陈佳鹏.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J〕.人口学刊，2013（4）：21-31.

〔15〕杨华磊，等.中国婴儿潮下的城镇住房需求〔J〕.中国经济问题，2015（2）：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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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翁牛特旗桥头镇社保所，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创新改良宏观经济管理，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制度与系统建设健全完善，强化我国的经济实力，促进综合国力提升。本文，笔者立足实际，探究政府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的价值，并提出相应的改良措施。

关键词 ：创新；宏观；经济管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251-01

1.前言

科学技术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供需市场日益扩大，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格局从过去的区域经济逐渐向全球经济发展。为了使我国的经济体系能适应全球化经济格局，我国政府正积极改良创新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调整宏观经济管理的方向和重心。

2.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的价值

2.1使经济管理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

市场是实现经济资源优化配给的重要途径，但当前市场上频频出现不正当竞争事件，干扰了经济市场的有序运转，阻碍市场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全球化经济趋势的带动下，我国的市场经济格局长期处于变化发展中，这就导致了矛盾的产生，即经济干预调节策略无法与日趋变化的市场经济格局协调一致[1]。为了调解这一矛盾，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使经济管理工作与市场经济发展步调相互配合。通过公共传播媒介对市场经济进行优化，可以修正市场固有的问题和不足。在对宏观经济管理工作进行改良创新时，不能脱离固有的经济政策、经济干预手段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情况，应立足于实情进行改良创新，创设与我国经济政策和市场格局相符的宏观经济管理。

2.2革新经济干预促进市场资源合理配给

经济市场是实现社会生产资源优化分配的关键途径，因此要实现资源合理分配，必须依托市场。但由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完善，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这些问题都会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造成干扰和影响。要想提升市场资源分配的科学性，应立足实际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进行改良创新，并选择适宜的策略调整市场中的资源配给模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让经济资源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政府宏观干预市场资源配给的手段主要是，调整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在市场中的比例，并对这两种财产进行合理分配，防止因分配不均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

3.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的措施

3.1调整宏观经济干预管理的方向

政府采取何种手段对经济市场进行管理和干预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管理具有怎样的目标和方向。当前我国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方向时，要按照我国市场经济格局及发展趋势来决定，并且调控方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伴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在市场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应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控制经济局势，使市场逐渐收缩冷却。当市场出现通货收缩时，国家应采取一些刺激市场运转的措施。宏观调控的目的不仅要确保市场经济整体稳定均衡，还要控制经济结构稳定，各个行业均衡发展，防止某一行业单独膨胀。

3.2革新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机构

在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执行者并不是唯一的，而国家是最主要的执行者。在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机构进行革新时，主要应拓展以下两个方向，一是构建全新的经济调控机构，二要革新经济管理职权。为了实现经济调控执行机构的革新，政府应组织创建一个拥有宏观干预调控职权的专属机构，将干预经济的职权集中交给某一机构可以有效杜绝目前多头管理、职能分散的混乱情况。而在革新职权方面，拥有宏观干预市场职权的执行机构在对市场进行调控时，应多采取市场调控策略，少采取行政措施。

3.3革新经济干预的方法和手段

当前，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管理时，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调整银行利率、调整货币价值等，很少采用行政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在革新市场经济干预措施时，应逐渐减少行政方式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尽可能以市场干预手法为主。虽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风险评估和应急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当前我国市场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房价虚高、行业结构不平衡、内部市场狭窄等。因此，政府必须结合实际，积极革新市场干预方式，为我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国家的宏观经济干预效果体现了国家的市场经济先进程度，与国民的发展空间和生活环境存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为国民创造优质的生活条件，作为经济管理人员，应积极探索开展宏观经济干预管理的措施，使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能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蒙海娥.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商业.2011，（14）：12-13.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施策略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二、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缺位”和“越位”并存。第一，两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准。过去我国对两大政策的功能并未严格区分和界定，各自调控的对象重点与方式，调控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均未能明确，导致宏观经济运行秩序紊乱，宏观调控失效。第二，两大政策相互“越位”。如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财政补贴，用银行贷款维系亏损与日俱增的国有企业，用银行贷款支撑巨额“自筹投资”，用银行贷款支付改革成本和纳税，财政信贷严重扭曲。第三，两大政策的调控功能不到位。近年来社会资金结构扭曲严重，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急剧扩大与资金结构严重失调并存，资金供需失调与资金盲目流动并存。

2.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配合不默契。20世纪末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降低存、贷款利率。而在这期间，财政部发行国债与银行下调利率的步调并不一致。财政与金融配合的步调不一致，使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国债的成本大幅度增加。为了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中央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向国有独资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等政策，但这期间金融部门很少有重大的政策出台，基本上实行的是通货紧缩政策，使国家财政的压力不断加重，不仅影响了扩大内需的效果，而且加大了国家财政的风险。

3.财政与货币政策更深层次上的配合问题。一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更适合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适合于结构调节，但在实践中，财政政策没有发挥调节结构的作用，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协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两部门之间缺乏充分的协商，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难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两大政策配合不够。如在公债发行、利率调整、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当的问题。

三、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制度建设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个领域，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首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最重要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其本质上具有经济运行共同目标决定的协调要求。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战略任务。

四、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对策与建议

1.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些列的改革。具体来讲，财政体制的改革要以完善现行分税制体制为基础，进一步规范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国家税收征管机制，不断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切实强化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至于金融体系的改革，则继续将精力放在非银行金融机构调整、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开创国有商业银行依靠市场竞争、自主经营的新局面，不断消除影响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的种种不利因素。

2.宏观调控中处理好两者政策的主次地位。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调整的主要任务各异。因此，宏观调控过程中应该时刻处理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主次地位。当前，在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经济总量失衡和经济结构弊病，而在一个时期又不可能同时有效地解决两个问题。经济总量问题上，应该运用货币政策来处理好货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强调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经济结构问题上，则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导。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必须考虑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经济调控中的角色和地位，避免任何过分依赖货币政策调控而忽略财政调控的情形，努力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

3.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要与经济形势相适应。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王银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经济经纬.2008年（05）.

[2]苏杨.“5.12”地震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J].经济前沿.2008年（07）.

[3]贾康，孟艳.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简要认识[J].财政研究.2008年（06）.

篇(4)

7月5日，可以被称为“全球央行联合宽松日”：无论是美联储维持超低利率，继续扭曲操作保持货币宽松，中国现在的不对称降息，还是英国央行的宽松的额度增加，欧洲央行甚至把存款利率降至零，实际上都表明了全球的央行在联手为市场在减压，也在联手注入流动性为实体经济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

全球多家央行去年底联手救市的情景再现，全球货币政策宽松潮再次来袭。但与去年全球六大央行联手注入流动性不同，当时主要是为了缓解全球金融市场的“美元荒”以及解决欧洲银行体系的信贷枯竭问题。而此次是各经济体面对着持续恶化的债务局势，以及各国经济普遍出现增长减缓、停滞甚至衰退现象，全球又重回“保增长”的政策轨道，因此，保增长目标更为突出。进入二季度以来，反映实体经济走向的全球制造业PMI指数集体遇冷。欧元区Marki6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46.4，尽管比5月有小幅反弹，但该指数在过去10个月中有九个月都低于荣枯分界线50之下。美国制造业表现也不佳，6月Markit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甚至出现萎缩，并创三个月最低水平。而中国6月汇丰制造业PMI指数连续8个月下滑。

但全球货币宽松的政策将面临非对称性挑战，也就是刺激市场效果可观，但刺激实体经济却难乐观。从欧洲的情况看，两轮LTRO（长期再融资操作）后，欧洲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达到了3.2万亿欧元，而欧洲经济还在恶化，原因很简单：LTRO的贷款利息是1%，欧洲央行的隔夜存款利息是0.25%，银行宁可亏钱存欧洲央行，也不愿意放贷。银行更倾向于储备资金以应付巨额债务到期，或是直接回购即将到期的银行债券，而不会大规模用从LTRO获得的资金介入资本市场或是放贷给实体经济。

美国的情况似乎也并不比欧洲好多少，今年年初美国存款总额达到了8.1万亿美元，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水平高了2.2万亿美元，但由于美国信贷渠道远未恢复，家庭和企业的预期下降导致持有现金的需求上升。

一方面，商业贷款增速仍然疲软，消费信贷、工商业贷款、不动产抵押贷款增速却均处于历史低位，货币乘数大幅减小并未让基础货币的增长转化为M2的增长，真正流入到实体经济中去，从而创造出收入和利润增长的良性循环。而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代表全球“安全风向标”的美债再度受宠。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跌至1.5%左右，创下了美联储自1953年开始记录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更低的国债收益率对边际消费和投资的而影响力在下降，对实体经济配置资源实际上发出的一种错误的信号。

中国现在货币政策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端和需求端失衡。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前货币需求变化在供求平衡中占据主导，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信贷增长的最大掣肘。狭义货币量M1增速自2010年以来持续走低，去年四季度至今M1同比增速已下滑到个位数，今年1月份和4月份M1增速均处于3.1%的历史最低水平，尽管5月份，M1和M2均有小幅反弹，但货币活性仍处于较低水平。

对于中国货币政策走向来讲，未来货币乘数以及外汇占款的平台式下降很可能使M2增速继续下降，整体流动性供应增速也会呈现趋势性下降的态势。然而，政策大规模放松的内外部环境绝不允许。从国内宏观情况看，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犹存，产能过剩风险积聚，房地产市场反弹蠢蠢欲动。过剩产能对应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实际上都是银行体系潜在的不良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调控必须考虑节奏和力度，宏观经济环境并不支持货币政策动用降低利率等总量型工具。

从国外形势和国际资本流动趋势看，随着全球风险偏好下降，我国面临资本流出加大的压力，包括流入我国经济体系的“热钱”换回外币的流出和本国居民对外币资产配置的增加。短期内大量资本流出会带来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如果加大降息力度很可能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也增大了资金外流的风险。

篇(5)

关键词：工程造价；宏观经济；互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8-0034-02

当前，我国建筑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无标底招标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实施已经多年，建筑产品的工程造价成为各利益相关方在决策时关注的中心。然而，我国的建筑市场体系有待健全。定额计价和取费指标一直是国内建筑企业的传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竞标取胜，必须改变这一习惯，并提高工程造价预测的准确性。因此，探讨工程造价预测，研究宏观经济与工程造价互动影响的关系变得十分迫切。

一、宏观经济与工程造价互动影响关系研究的意义

在欧美发达国家，工程造价预测受到重视，例如，美国、英国等国家设有专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它们擅长积累和分析历史资料，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工程造价资料整合制度，工程造价管理体系十分健全。而在我国，定额和取费指标是造价管理机构长期使用的工作方法，工程造价预测研究并未真正展开。与之对应的是，依据固定定额完成的工程造价预测也成为了业主、承包商和工程咨询机构的依赖，价格变更则通常是指令行为。

近年来，我国工程咨询机构越来越多，但其存在的不足较多，如价格信息失真状况时有发生。在理论界，关于从建筑产品投入品价格指数研究对建筑工程造价的预测和控制的探讨较多，对项目本身特征外的其他影响工程造价因素的研究较少。工程造价预测离不开对价格信息的搜集和使用，而价格信息与宏观经济形势，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可分割，因此，掌握宏观经济变化与工程造价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重要，它可以为计算工程造价提供重要依据。

二、宏观经济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一）国内生产总值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许多体现经济社会状况的因素，例如GDP、恩格尔系数等，通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建筑产品的需求状况，并进一步左右其价格，即所谓的工程造价。若GDP上涨，或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断增长的时候，表明可供人们消费的总值正在增加，当人们解决了自身的基本温饱问题后，人们的需求则会转向精神方面，这其中就包括了对舒适度的较高要求，例如住宅，人们对建筑产品需求会逐渐增长，一旦需求大于供给，会有更多资金不断流入建筑行业，这时便会对工程造价构成影响。

（二）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众所周知，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建设成本影响因素较多，主要是人材机等物价浮动的影响，即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费、运输费等。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意义在于，它是某时间段里商品零售价格变动状况的反映，包括程度的变动和趋势的变动，在工程造价方面则主要指建筑材料价格，例如建筑装潢材料、燃料等。因此，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体现着物价波动，其波动必然会对建筑工程造价带来或多或少地影响。

（三）失业率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失业率与建筑a品需求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失业率下降，建筑产品需求增大；失业率上升，建筑产品需求减小。在建筑产品存量固定这一前提下，如果需求逐渐减小的话，那么根据市场规律，租金会有所降低。这一结果会间接影响到资产市场，会在一定程度上拉低建筑产品的价格，建筑工程造价也会随之压缩。失业率上升会直接影响人的心态以及对经济的预期，多数人会丧失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人们对此后房地产资产安全性、可靠性表示怀疑，甚至是建筑产品资产，都会遭到更多的风险损失的质疑。在此情况下，房地产和建筑产品保值力将不像以往那样令人信赖。这一现象会反映在房地产价格上，表现为其价格的下降，实际建筑工程造价也将最终遭受其影响。另一方面，失业率上升，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金融机构便会采取措施，提高利率，使信贷规模收缩，建筑行业会遭受巨大冲击，其开发成本会大幅增长。开发成本增加会直接带来建筑工程造价上涨这一结果，或者出现项目开发建设减少的状况，物业市场上存量会有所降低，存量供给降低则必然导致租金的增加，建筑工程造价会因此而被推高。此外，失业率与劳动力供给直接相关，失业率的增长必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的供大于求。而建筑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工程造价的相当一部分属于人工费，当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时候，人工费会有所减少，这对工程造价的降低十分有利。

（四）通货膨胀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比较复杂，但通常来说，经济泡沫的增大是其中主要原因。通货膨胀不仅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也会改变着建筑行业的生存环境。例如，原材料的价格、机械设备的价格也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要小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所受的影响。这时候，工程造价会随着相关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属于一种虚假繁荣，它使高经济增长率徒有其表。如果在工程造价中使用通货膨胀下的原材料价格，那么必然会导致工程项目造价的偏差，使其与真实造价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计算工程造价的过程中，必须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根据实际经济发展状况确定要不要剔除或者在合同中约定通货膨胀的风险归属。此外，通货紧缩与之是相同的道理，都应在工程造价中进行深入探究。

三、工程造价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效应分析

（一）供给冲击效应

从总供给视角出发，工程造价会对宏观经济形成一定的供给冲击效应。当建筑工程交易价格增加的时候，投资环节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定数量的资产能够可投入的项目数量会有所降低，能源、材料、劳动力等开发商所需要的资源会相应地减少，这时候劳动生产率以及总产出会明显降低。当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时候，如果劳动力过剩，那么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受到影响，会有明显下降，然而考虑到名义工资的向下黏性，减少劳动需求成为多数承包商或开发商的选择，此时会抑制产出，GDP减少，失业率上升。当工程交易价格增长时，最终消费品价格也会随之上升，也就是说，最终消费者不得不承受部分建筑成本的转嫁，这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不利的，因其净损失会有所上升；间接地，消费者对建筑产品有效需求会随之不断降低，宏观经济发展会因此而遭受打击。

（二）消费传导效应

按照财富效应相关观点，人们所占据的财富会随着建筑工程造价上升而增加，人们的消费支出会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社会消费品生产的火热。当社会消费品的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其直接影响是国家或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这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率升高，居民收入增长，这对刺激消费具有积极作用。与之类似，对于打算购买建筑产品的人而言，建筑工程造价的增长会使消费者的购买力有所降低，这会使消费有所减少，社会总消费会随之不断减少。总消费与生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总消费的减少会抑制生产，这有损于国家或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就业状况也会遭受其不利影响。当失业率增大时，居民收入相应地减少，消费会受到抑制。因此，建筑工程造价的上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复杂多面的，这主要表现在其对消费和失业率的正、负两类叠加影响。

（三）投资效应

经济学理论认为，投资取决于多种因素，通常能够对企业或个人是否投资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项目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二者之间的比值。当二者的比值大于1时，即项目市场价值高于重置成本的时候，多数决策者会积极投资新建项目。众所周知，在新建项目投资中，建筑工程造价通常占有较高比例，如果建筑工程造价增加，经济趋势发展向好，人们对市场保持乐观，认为项目资产市值会增加，外部资金成本降低。社会投资较为繁荣，必然会刺激市场需求，就业率会随之升高。

（四）成本效应

工程造价是房屋建筑中住房成本的主要构成，与此同时，住房成本决定居民的生活成本，是其生活成本的主要部分。根据美国商务研究协会的相关研究，在各城市生活成本指数里，住房成本指数占有较大比例，为29%，企业的工资成本则受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很大，而住房成本对工资成本的影响亦不容小觑。从普通居民的角度看，生活成本会随着房价的上升而变大，无住房的流动劳动力更愿意迁出，劳动力规模会有所减小，失业率降低；与之类似，而房价上涨会给企业施加压力，使企业不得不增加员工工资，即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更愿意退出该市场，转移施工地区。企业的变动会牵动就业市场，其迁出会使劳动力需求下降，减少当地就业机会，居民就业、收入、生活水平会发生变化。

（五）转移效应

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会受到建筑工程造价波动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工程造价增加的情况下，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有效投资会有所降低，可开发项目减少，这会抑制部分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需求，尤其是材料生产单位和机械生产单位，其他行业或其他部门会成为这些剩余劳动力的新的归宿，而以租用或购买建筑产品的单位为代表的行业、部分与之不同，对资本的需求逐渐增大。值得注意的是，在转行的过程中，专业技工需要承担更多成本，而短期内不同部门间资本重置并不容易，失业率由此会不断增大，资源无法得到合理利用，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由此增大。

结语

建筑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较多，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宏观经济对其的影响不容忽视。宏观经济与工程造价相互之间能够产生复杂的、多重的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建筑市场、建材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投资等都会影响工程造价；反之，建筑工程的长期性和造价的大额性也会反过来作用于各行业发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宏观经济发展大局。

参考文献：

[1] 赵田，查京民.宏观经济变量对工程造价影响的动态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12，（3）：23-24.

[2] 徐辉，梁娜.浅析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与控制[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5，（6）：66-68.

[3] 曹文佩.关于宏观经济与工程造价互动影响的关系分析[J].建材发展导向，2016，（7）：103-104.

篇(6)

宏观经济趋势对强周期性股票价格的影响可以归为3类：（1）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增幅；（2）投资者的情绪；（3）资金的流动性。如果我们能够挑选出基于投资情绪和资金流动性不足，估值处于历史地位但拥有能够贯穿经济周期的结构性竞争力的公司，中长期的回报率可能大大高于市场基准。

受投资者对国内外经济的悲观情绪影响，银行、地产、机械等权重股的估值仍然徘徊于历史低位水平。不过，基于此类公司的应收账款占资产的比例很高，报表透明度不足，笔者认为目前的低估值水平实际上反映了投资者对相应安全边际的合理要求。

案例：中国神华（煤价下滑不会影响公司长期的盈利能力）

除非全球经济出现硬着陆，神华的增长在未来3年值得看好。由于公司现金流强劲，其股票分红比例也较高，近年来维持在40%左右。在经济前景不明确的当今，神华的强盈利能力、高增长、高分红、充足的资本甚至可能的股票回购，可以有效地防止其股票价格出现大幅下跌，因此投资安全性较高。

篇(7)

今年以来股市单边上扬，1月5日到2月16日，上证指数在短短26个交易日内上涨了近509点，涨幅超过20％，为同期全球股市涨幅第一。股市上涨带动偏股型基金集体发力。银河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16日，股票型、偏股型及平衡型基金平均净值增长率都达到10％以上。赚钱效应使得股票基金再度热销。

但事实上，股票市场将走出V型还是w型走势，至今仍是个谜。宏观经济走势从目前公布的数据看仍然相当微妙。

业内人士认为，债券与股票两个市场的资产今年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阶段性表现，无法出现完全的单边上涨或下跌趋势。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市况中，股票和债券资产的平衡配置依然可作为主要投资策略。

前景不明致波动加大

近期中国的各类宏观数据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引发了人们对于宏观经济走势的热议，但未来是V型还是W型，甚至是L型走势尚难下定论。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国内市场发展趋势尚未明朗，今年市场仍将呈现震荡格局在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约束下，债券与股票两个市场的资产可能像“跷跷板”此消彼长，尤法独领。因此，在两个市场运行的不同阶段，灵活操作，抓住机会，获取超额收益，可以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的投资策略。

国泰基金在其最新的投资策略报告中指出，一季度宏观经济将逐渐走出去年第四季度的低谷，各项经济指标有所反弹，但反弹是否持续仍需观察。同时，降息空间有所减小，但可能仍有一次降息。

对于今年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国泰基金认为，国际经济数据继续向下，信心恢复有待时日，经济恢复的关键在于各国救市振兴政策能否在短时间内奏效。目前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经济体面临的可能并不仅是衰退的问题，而是会否进入长期萧条的问题。具体表现为，金融危机的冲击继续深化，实体经济从收缩资产负债表进入裁员的第二阶段，失业率高企，市场信心继续低落等。目前整体环境仍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环境，经济趋势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明确。

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国泰基金认为，国家投资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经济运行的环境，避免出现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更差的情形，但经济数据的反弹并不代表经济已经走出低谷，开始复苏。这是因为，首先是国家投资对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其次是1998年的历史经验表明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暂时的；第三是国内外需求尚未恢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国外需求，而国内消费持续增长受制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典型特征是波动性高，波幅加大，因此今年仍然是震荡行情为主。

与此同时，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跷跷板”效应可能愈发明显。国泰基金认为，从指数走势来看，去年11月份、12月份金融机构信贷数据有所好转，债券价格于今年1月份开始回调。但是，如果经济数据向好不可持续，债市仍将上涨，这需要对经济实体的发展态势进行密切跟踪。

债券供给方面，国泰基金认为，一季度资金较为宽裕，债券供给很可能小于需求，交易所债券、中长期债券、中期信用产品等有一定吸引力。其中。债券品种中，转债的攻守兼备或带来超额收益。转债的投资策略主要可考虑几个因素，包括企业业绩稳定、盈利能力较强，企业经营受到宏观经济调整影响较小。转债的债底保护较好，国家宏观、行业政策调控带来较好正面影响等等。

债市机会在二季度后

股债的“跷跷板”效应在去年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股市下跌，债券市场在去年下半年迎来一波牛市。从宏观经济来看，去年全年的经济由热转冷，上半年在奥运效应和国际油价高企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呈现出高增长和高通胀的经济偏热状态。进入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并传导至中国的出口贸易从而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增长。受此影响，财政政策从“稳健”转变为“积极”，货币政策也由“从紧”转变为“宽松”。

从去年9月16日开始，央行连续五次降息，而最大的一次降息幅度达到108个基点，央行步入降息通道的预期使债市进入一轮大幅上涨的行情。从中国债券总指数(净价)来看，上半年表现为萎靡态势，主要和通货膨胀的经济背景有关；下半年开始大幅攀升，并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高点105.33点，全年涨幅为7.76％。

此后，债券市场在大幅上涨后遭遇调整，相应地，股市则出现反弹行情。正在发行的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冯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债券市场仍然存在诸多机会，很可能呈V型走势，二、三季度或有新一波行情。

冯俊认为，尽管去年12月份、今年1月份新增信贷数据加速上扬，但其中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占绝对比重，显示出一定的短期性特征，这部分信贷增长是否有效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仍存在诸多疑问。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A股市场虽有一定机会，但上涨也会遇到“高压线”。因为随着宏观经济预期的明确，经济复苏程度和速度若低于预期，国内消费若没有得到有效拉动，那么基本面将不支持股市出现反转行情。在全球经济危机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并带来长期衰退的背景下，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

冯俊认为，到二、三季度，预计信贷增速将出现回落，CPI长时间保持在低位也是极可能的。这样，随着经济形势进一步明朗，债市可能会有行情。

对于债市未来的走势，国泰基金认为，从利率期限结构来看，过去1年来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路径为：平行上移－平坦化下移－陡峭化下移－中期上移。据此判断，接下来曲线仍有向上平坦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的持续性没有得到经济面的确认，因此要进一步观察经济数据。如果经济面不能得到好转的确认，曲线将很快调头向下，在此情况下可以于曲线向上的过程中逐步建仓长债。

在各债券品种中，与央票相比，AAA商业银行债的信用溢价已经过大，投资机会明显。短期融资券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从信用溢价的统计来看，除主体级别为AAA的短期融资券外，信用溢价均高于中位值。此外，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形势，在未确定经济企稳之前，企业的短期信用风险仍然值得关注。因此，短期融资券仍然建议配置AA及以上的品种。

债基投资需精耕细作

对个人投资者来说，通过基金投资债市是比较简便的方法。目前债券市场正处于调整期，而多只新债券基金则在募集中，包括国泰双利债券、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金元比联丰利债券、信诚经典优债等4只。其中，国泰双利债券属于二级债券基金，可以适当参与股票二级市场交易，其他3只均为一级债券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