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利弊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关键词：刘易斯模型；回流性；半商品性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其中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阿瑟·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虽然力图说明的是劳动力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却在客观上解释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原因，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农村一城市人口流动模型之一，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是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关键，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以及流动中的特殊性等问题都关系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能否实现，因而结合我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进行重新解释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刘易斯模型的简要介绍和分析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刘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存着两个部门：收入及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和工资水平及劳动生产率都较高的城市现代部门，即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2)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资本是稀缺的；(3)城市现代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且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该模型认为，由于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农业人口若不受限制就会向城市流动。只要城市部门扩大生产，就可以按现行工资水平雇佣到任何数量的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

图1描述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流动的过程。横轴OL量度劳动量，纵轴量度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OA为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OW为城市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刘易斯认为，在这个稍高于农村收入的工资水平上，城市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WS是一条水平线。根据假定3，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可变比例规律，对于一笔固定资本额Kn，总有一条特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与之对应(图1中的曲线部分)。现代工业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条件就是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当资本为K1时，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为DIF，资本家将雇佣OL1数量的劳动力，此时利润最大，城市部门所获得的总产量为OL1FD1，其中OI1FW为工人的工资，WFD1为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若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资本额将增加到K2，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组织就在第二条曲线上进行。在工资不变情况下，资本家获得全部经济增长的利润，其资本由最初的K1积累到K3，如此循环，直到劳动力变得稀缺，工人工资才能得以增加，这时便进入了增长的第二阶段，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一元经济，发展中国家便进入工业化阶段。

二、结合中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刘易斯认为城市就业工资高于农业收入，农民就会流向城市，不免过于笼统。事实上，农民也是经济理性人，贫困的农民对每一个选择行为都会精心算计。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更多的基于农民收入上的考虑，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农民会仔细权衡利弊后再做出决定。笔者认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该是农民工进城能得到的净收益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之差，用R来表示，即净收益R=[城市就业收入一城市就业成本]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工资收入(w)一[工作不满度(C2)+流动成本(C1)]}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这个差值应该有三种情况：

R>0选择流人城市

R％0选择留乡务农

R=0以上两种选择均可

其中，工资收入W表示进城农民工的现金收入或者未进城农民工的预期收入。一般认为，若非生活所迫，人们更倾向于休闲而非工作，所以对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满倾向，所以将这种不满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满度C2包括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工作时间长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满意程度的货币表现，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流动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弃在家务农和务工的机会成本、在外务工时产生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费用，包括工资收入

的及时结算、人力资本投资、农民进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碍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与亲人分离的亲情成本，后两项之和应为城市就业成本。只有净收益R为正时，未进城的农民才会决定进城，同理，已进城的农民工则会选择该部门或企业。基于上述认识，刘易斯模型应该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具体参见图2。

如图2所示，曲线WW1表示城市现代部门的现行工资，即城市就业收入，近年来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加上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其实际工资是呈下降趋势的，因而曲线WW2是向下倾斜的；曲线AA为农业部门的净收益曲线，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是逐渐提高的，因此曲线AA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CC为城市就业成本曲线，我国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现状是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直观的表现为农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质量比较差。因此CC同样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曲线WW与CC相交于M点，M点之后，即城市就业的工资水平低于W时，由于在城市的就业成本大于就业收入，即城市就业净收益为负，在理性选择的驱使下，没有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再不提高将会造成劳动力的绝对短缺。M点之前一定会存在一个临界点P，在该点上，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等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1 O.P点对应的工资水平为w在P点之前，即城市就业的收入高于Wp时，才有农民工进城务工，因为此时的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才会大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O。至于P点的具置，肯定是在M点之前，利用国民经济的关于工资及各项成本的数据，通过量化分析可以确定出来，在此的定性分析仅仅是指出P点的存在，从而针对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的现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改和补充。至于城市就业成本曲线CC的位置，可以根据具体的数据确定，但无论是在曲线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响分析的最终结果。P点是存在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相对的，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应用是有条件的，我们应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模型。

三、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对刘易斯模型的补充

(一)流向的部门分析

以上对刘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的问题，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门在我国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诸多非正规部门，由于长期的户籍歧视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识，农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的特定称谓。城市非正规部门界定为投资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的以私营(个体或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部门，如小工厂、小家庭企业等，其余的有正规编制的政府及事业单位，以及规模大的公司企业等均属于城市正规部门。由于流出的农民绝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农民工本人难以通过工作获得知识、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们的部门也难以走上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质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质的恶性循环。刘易斯模型没有对剩余劳动力的流向部门进行具体界定，在应用该模型时，也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分析。

(二)由我国劳动力特殊性决定的回流性分析

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具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第二，劳动者必须一无所有，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我国的劳动力又具有本国的特点，大部分的劳动者都能满足拥有人身自由的条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由人民所有，劳动者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支配权，比如在农村，农民就拥有一部分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权，目前的政策还不允许自由转让土地，与此同时，我国的一些用人单位也存在着市场化运作、非市场化及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这就使得我国劳动力呈现出半商品性的特点，劳动力夹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间，可以互相进行相对自由的转换。这种半商品性决定了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与土地有着比较强的粘性或依附性，由于土地的巨大吸纳性及我国特殊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流出的农民工很容易发生回流。

篇(2)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制度创新

我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流动人口最多的国家。我省人口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规模和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省流动人口11074527人，其中省外流入4313602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省内流动人口增长87.35%，省外流动人口更是增长101.08%。这是一个正在不断变化的数字。

2009年，福建省提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由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海西建设刻不容缓，加快海西建设离不开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管理。作者以海西经济区福建省为例，对当前我省流动人口本地化现状进行探究，并找出海西背景下流动人口本地化政策的改革路径，为完善我省发展战略，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福建省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现状分析

（一）就业问题。当前，福建省农村劳动力及人口大部分向厦门、福州、泉州等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大多数人的基本动因就是经济利益。目前，我省流动人口就业率偏低，他们自身择业能力取决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教育和培训的匮乏，大批量的流动人口仍旧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一方面他们缺少参加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和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对信息应有的收集、判断和识别。我省人力资本具有偏向性，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着不确定性风险，我省目前的就业处于大量待业人员和一些较高级就业岗位空位待聘并存矛盾。同时，城乡分割和地域分割问，劳动力流动不合理，阻碍外来农民工流动的政策，农民工流动的就业管理和服务不够，使流动人口的本地归属感下降，造成整个就业市场的阴霾。

（二）户籍管理问题。我省的流动人口长期受到“城乡二元化”和“地区差别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他们为福建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为户籍制度这一壁垒，使他们在很多方面被差别化对待，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子女在城市上学也成为一种奢望，导致新闻报道上常常出现很多所谓的“留守儿童”。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度。01年，我省户籍制度经改革，包括取消户口登记二元管理；取消户口迁移指标控制，实行按政策条件落户；放宽户口迁移政策限制，促进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这一系列改革，促进我省流动人口的本地化，但问题依旧严峻，即流动人口的农民工毕竟没有城市户口，选择权较为薄弱。

（三）社会保障问题。我省的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户口仍在农村，中国社会明显的二元特征，使他们难以享受社会保障权益，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这也导致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我省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低，女性农民工生育保险缺失，这些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几乎为零。07年，我省召开“全省农民工联席会议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了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加大技能培训工作力度，提高农民工技能素质；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全面推进“平安计划”；做好农民工公共服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这些举措能给流动人口带来切切实实的便利和实惠。

二、福建省流动人口本地化政策的制度创新路径

我省面对大量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增加对我省大中城市的发展而言，利弊互现。一方面，他们能给福厦漳泉等城市注入新的劳动力和活力，城市经济和社会规模效益也能体现出来。但同时，本就人口众多的城市也因流动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城市压力，各种”城市病”突现，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住房紧张等问题。作者针对我省已经开展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结合海西政策，提出流动人口本地化政策的改革路径，创新社会管理。

（一）增加相关法律保护力度，确保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益的实现和发展。随着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流动人口的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总体来说，关于流动人口本地化的法律保护还是非常迫切的。我国宪法和劳动法都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应享有的权利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我省目前很多地方通过行业或企业的限制来对当地的流动人口进行行业选择的限制。这种限制导致的结果是有悖于国家法律，对公民平等就业和择业是不利的。我国劳动法还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在社会保障形式上，流动人口因其成分的复杂性、流动的频繁性和收入的低下性，很容易出现“退保潮”现象，政府政策的不合理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到公平的社保待遇。为此，我省要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取消阻碍流动人员的政策限制，来建立同工同酬、同城同策的就业服务体系，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规范，使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收到保护。工伤保险制度，应遵照《工伤保险条例》，企业及时为流动人口办理工伤保险手续，按时交纳他们的工伤保险费。在医疗保险等其他社保方面，福建省政府在立法等方面要积极加快推进步伐，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是这些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使政府和雇主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责任进一步明确。用人单位要对流动人口办理养老保险，推动用工改革，消除制度障碍。

（二）加大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创新，推进相关政策的融合和优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不能局限在以前老式的管理方式，应该实现以人为本的本地化工程，使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克服排斥和轻视。为此，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需要政府将其纳入人口管理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在文化、习俗和观念上最大限度的融合发展，这需要靠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户籍管理创新方面，需要完善居民的身份证制度，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福利待遇。对地方经济发展而言，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是一支能推动城乡发展的力量。福建省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农民外出打工到回乡创业这一变化的战略意义，真正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转移流动作为关系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来抓，在实行流动人口本地化的同时，也鼓励他们回乡创业发展，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城市和乡镇的共同发展和进步。要对回乡创业的流动人口进行鼓励和政策支持，还要进行社会大融合的管理服务创新方式。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参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建立流动人口信息共享平台，增强流动人口的情感归属，更加有益于管理和制度创新，形成社会大融合。

参考文献：

[1] 福建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福建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 苏杨.改革户籍制度，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J].群言，2011（6）：31.

[3] 福建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福建省公安厅—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切实落实进城务工农民户口政策[EB/OL].http：///action/article/article_show.action？vo.aid=13143.

[4] 曲芳.浅议和谐社会下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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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流动；农民工；区域发展；健康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K828.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随着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愈发加强，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人口迁移和流动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论、我国学者李立宏（2000）总结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十大因素等。本文对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侧重于对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的互动作用的探讨。

图1：本文研究思路（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人口迁移流动对迁入地区域发展的影响

1.1人口迁移流对迁入地发展的积极影响

每年春节期间媒体都大量报道城市生活不便，其直接原因就是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导致各种服务业人员不足。这是一个侧面的小例子，却很生动地说明了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城市运行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迁移和流动人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农民工为例，他们从最初的“离土不离乡”，发展到“离土又离乡”，进入工厂、进入城市，分布在经济建设的各个行业和领域，为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1.1迁移人口为迁入地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经济发达地区迁移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都比较高，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为例,从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珠江三角洲各市总人口中，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口不到七成，城市市区仅逾五成，其中深圳仅两成，广州和珠海也不到四成(李玲,2005)。

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次地区迁移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会更大。

大量的外来人口，弥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的不足，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飞速发展的动力，主要在于全球一体化进程之中，世界产业结构的演变和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抓住了产业分工的一环。但是从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来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就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于是从全国其他省份的省际人口迁移流动，弥补了本地劳动力的不足，促进了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1.1.2迁移人口为迁入地带来了创新和活力

人口迁移具有选择性，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严格限制的、向大城市的户籍迁移，又逐渐成为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政策工具（李玲，2000）。

以深圳为例子，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边陲小镇，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以另世人瞩目的速度一跃成为充满活力，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在全国城市成长竞争力中，深圳多年来名列前茅。深圳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与国家的相关政策和临近香港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之外，占总人口比重八成以上的外来迁移人口也是深圳腾飞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员，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年富力强，敢于创新，为深圳各行各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的消极影响

由于迁移人口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对迁移流动人口的管理存在很大的困难。加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为数量众多的外来迁移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住房、医疗卫生等服务，导致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带来负面影响。

2.2.1 迁移人口对迁入地自然资源的影响

迁移人口，在短时间的聚集于城市，容易造成城市各种资源的供应紧张。尤其是住房和水资源。而且大量的迁移人口往往聚集在城市的一定的区域，对这一区域的影响将会更大。例如在城中村等地区，往往是外来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地方，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复杂，不能简单归罪于迁移流动人口。但是客观而言，这些地区往往又是环境恶劣，社会问题多发的地区。

2.2.2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社会环境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迁移人口的增多，而工作岗位有限，迁移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员之间的竞争加大，可能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问题。

此外，迁移人口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健康城市化的进程。很大部分的迁移人口，来到城市只是为了谋生，并没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也没有得到转变。“候鸟”式的民工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统计城市化水平时，这些人都计算在城镇人口中，但户籍仍是农业人口，并不能享受城镇人口的各种福利。

3.迁移人口对迁出地的影响

3.1 迁移人口对迁出地的积极影响

迁移人口尤其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本文主要是以农村这个迁移人口的主要迁出地为例来论述。

3.1.1 在经济方面

首先迁移人口带动了宏观经济的流动和再分配。外出务工人员，将大量的资金带回农村，改善了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助于区域间贫富差距的缩小。

第二方面，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增强，农业正处在一个由粗放式经营方式向集约化经营方式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节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客观上要求这些转变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对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新的农业经营理念的需求变大，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提升。同时，农民外出就业已经成为释放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促进其充分就业的重要途径（许文兴，2005）。

第三方面，很多迁移人口在城市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后，便回到乡村进行创业，大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1.2在观念方面

迁移流动人口把城市中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带回迁出地，有利于当地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

首先，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多的重视。外出务工人员，走进城市，眼界比以前开阔。对教育的重要性较之以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些人往往对子女的教育给与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其次，人口的迁移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当地相对落后的观念的改进，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更容易得到改善。例如在我国农村长久以来的“重男轻女”思想，随着人们眼界的开阔，目前已经得到明显的改进。

3.2人口迁移流动对迁出地的消极影响

由于迁移流动性强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因此人口迁移流动对“留守人员”的消极影响较大。

对留守迁出地的“妻子”而言，她们要承担大量的劳动，除了各种体力劳动外，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此外她们的婚姻和家庭的牢固程度也可能会降低（鲜祖德，2005）。

对留守儿童而言，由于长期缺乏亲情，儿童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受到影响。有很多孩子不得不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得不到很好得照顾和教育。父母关系如果出现危机，也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余显亚，2005）。此外，外出打工的潮流也会对孩子们产生一定的错觉，认为“读书无用”，学习不如去打工。通过笔者的调研不少农村孩子中途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其中有不少成绩相当优异。

对留守老人而言，他们也可能承担起来大量的劳动，有很多要照顾孙子、孙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老人往往缺少精神慰籍，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任扬 ,2006)。

结语：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持续存在，而对于迁出地和迁入地来说，利弊都相伴而生。客观全面看待流动人口与区域发展的互动作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少不利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促进人力资源发展，从迁移流动人口中培养人才，吸收人才，从而促进城乡协调统一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立宏.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浅析. 西北人口[J].2000年第2期.

[2] 李玲. 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与劳动市场[M].科学出版社.2005.

[3] 李玲，C.Cindy Fan. 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期迁移与非迁移人口的工作选择与转换――广州劳动市场初步研究. 人口研究[J]. 2000年第2期第24卷：16－24.

[4] 许文兴 . 2005.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 中国农业出版社.

[5] 鲜祖德 . 2005中国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M]. 中国统计出版社.

篇(4)

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差距农村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280，是当时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但到了1990年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343，2000年就已达到0.417，已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标准，据财政部科研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58。其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0、1996、1998、2000年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一直在增加，分别为0.230、0.280、0.300、0.320，尚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尽管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显著。而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30，比1995年的0.390高出了4个百分点。2000年最高收入的20%的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47.30%，次高收入的20%农户占总收入的21%，中间收入20%的农户占总收入的15.2%。最高收入的1%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其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表明农村由于各个家庭成为独立经济主体，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且比城市基尼系数要高出许多。本文拟从农民收入之间的收入差异程度、成因利弊等入手，以探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合理性。

1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1.1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原因只能来自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在1988～1995年期间，农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了大约23％，从0.338增加到0.416。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一方面表现为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农村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通过对农村个人总收入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分析，发现虽然个人总收入的差距有明显扩大，但是各项收入构成（即分项收入）的差距并有了些微的变化。比如，2000年个人工资收入为总收入的0.32，收入差距为0.7，2002年构成上升到0.34，差距为0.76；家庭经营收入在总收入的分额2000年为0.63，水平上，下降到2002年的0.60，而收入差距基本在0.26的水平不变。然而，应该看到个人工资收入在个人收入的比例逐步处于上升趋势的分配差距，仍处在很高的水平上。高居不下的个人工资收入的差距，加上其收入份额的不断提高，必然引起了农村个人总收入差距的上升。这表明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主要来源于各项收入构成的变化，在这一变化的背后则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变得越来越非农化。农村非农收入份额的不断增加，同时非农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也造成了农村内部农业户与非农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见，非农收入分配的悬殊也是农村出现“富者更富”的一个根本原因。

1.2地区之间收入差距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的状况下，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在分析地区收入差距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划分地区。在分析中，既使用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办法，也使用了分省的办法。当然进一步的细分也是可以的。如果不进行城乡区别，1988年全国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约占全国收入差距的7.5％，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3％。也就是说，城乡之间加上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5％左右。在全国收入差距的增量中，三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增量所占比例高达13.5％。地区差异同样发生在农村内部。从农村居民看，地区间收入差距逐年扩大。1997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比为1∶1.42（以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为1），1998年为1∶1.44，1999年为1∶1.46，2000年为1∶1.47，2001年为1∶1.49，2002年为1∶1.50，2003年为1∶1.52。2004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入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地区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当用人均收入水平指标从高到低来排列省份时，多年来排序很少有变化，它表明，从全国和各个地区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区域收入结构并没有同步优化。

2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2.1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前面的描述已经提到了农户非农收入的快速但不平衡的增长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此而引发的进一步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农户具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获得非农收入呢？被解释变量是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或是否有非农收入），解释变量可以是多元的，其中的个人教育水平，家庭生产资源拥有量、居住的地理位置是我们所关心的。分析的结果表明，教育是影响个人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与文盲劳动力相比，在1988年获得的非农收入的概率高出近10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20个百分点。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居住的地理位置。劳动力在不同省份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异性是非常显著的。在1988年，同样的一个劳动力，如果居住在江苏省要比他（她）居住在云南省获得的非农就业机会的概率高出15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16个百分点。因此，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不仅是一个劳动力个人素质的问题，它更多地是与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相关的，是与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关的。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同时也是导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种重要因素。农村个人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内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从1988年的34％上升到1995年的55％。

2.2经济政策与收入分配

对收入分配产生效应的政策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我们只讨论两项主要的政策及其产生的分配效应。农副产品价格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国家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甚至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动。从简单的相关性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也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几年，同时也是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较大幅度上调的几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会有助于抑制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为它会缩小农业户与非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后一种差距，如上所述，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3防止农村收入扩大的对策考虑

由于起点平等所引起分配结果变化，即使差距扩大，也应给予肯定，但通过不正当手段或非法途径或转型期的无序状态导致过高收入，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通过多种手段予以解决，按照与原因相对应的三个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对策：

（1）首先，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如加快乡镇企业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其次，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如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科教兴农步伐；最后，在政策导向上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

（2）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稳定和完善这一基本制度基础上，要积极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微观组织的创新。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保护合法经营，合法收入，取缔非法经营和非法收入。

（3）政府要稳定农业政策，增加农业投入，让农民直接进入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继续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逐步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继续致力于实施西部综合发展战略，加快中西部投资力度。合理调整产业布局，打破包括城乡壁垒、地区壁垒的区域间障碍，让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享有充分流动的自由和同等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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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用工 劳务派遣 优化对策

一、企业劳务派遣用工现象

1.劳务派遣用工的产生与发展。所谓劳务派遣，即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劳务派遣机构向用工单位提供劳务人员的一种临时用工形式。劳务派遣起源于欧洲企业对临时用工的需要，经历了从禁止、严格规制到放松规制的过程。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从而劳务派遣在我国逐渐成为对正式用工的有效补充形式。

2.劳务派遣用工的现状。随着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我国劳务派遣用工发生了爆发性增长。作为一种新型用工形式，劳务派遣对企业的绩效影响非常深远，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和国家福利负担。目前，我国劳务派遣规模逐渐扩大，劳务派遣机构呈现增加趋势。然而，我国的劳务派遣也存在严峻的劳务派遣乱象，主要表现在派遣机构参差不齐，劳务工专业素质低，用工监管缺位，社会排斥严重等。

二、企业劳务派遣用工利弊分析

1.劳务派遣用工的实质。劳务派遣用工是满足企业临时性用工需要的一种雇佣关系的补充形式，具有临时性、辅和替代性的特性。因此，劳务派遣用工的实质决定了其固有优势与自身局限。劳务派遣实行的是雇佣与使用相分离的模式。劳务派遣机构与第三方用工机构构成劳务关系，劳务派遣机构与劳务派遣工签订劳动合同。

2.劳务派遣用工的优点。首先，劳务派遣用工能够增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灵活性，压缩企业用工成本和减少企业的事务性管理；有助于化解企业用工风险，实现人力资源弹性化，提升了企业管理效率。其次，增加了劳务派遣员工实现就业的机会，缩短找工作的时间，基本权益得到保障。最后，能极大地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增加就业渠道。同时，劳务派遣用工在促动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同时，有助于政府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中投入更多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劳务派遣用工的不足。第一，劳务派遣工的临时性会与企业的长远战略目标冲突，导致组织认同感的缺失和执行不作为，从而阻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第二，劳务派遣机构质量低与劳务派遣工专业能力素质欠缺，会直接弱化企业计划的有效执行，也会加大组织协调成本。第三，劳务派遣法律保障与执行缺位，导致三方法律关系的划分与问责不清，加大了企业防范与政府危机管理的风险。第四，劳务派遣与正式用工之间的福利待遇与职业发展差异加剧了劳资冲突，增加了企业管理风险。

三、企业劳务派遣用工的优化对策

1.健全劳务派遣监管机制。政府应当加强对劳务派遣的监督力度，严厉惩罚劳务派遣用工中的违法行为，实现监管机制常规化。同时，在监督机制中引入非政府组织监督，实现监督的社会化。在保障企业与劳务派遣机构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应当特别注重对企业克扣劳务派遣工工资、工伤与失业赔偿等方面的有效监督。

2.有效防范企业风险。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发展目标与管理制度，对劳务派遣工的准入条件与劳务派遣机构的合作资格做出严格规定。在劳务派遣用工人员准入、劳务派遣用工管理以及劳务派遣用工后期退出三个环节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同时，与相关劳务派遣工群体形成良性互动，改善劳务派遣工与企业关系。

3.完善企业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该大力改进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劳务派遣工提供有效的维权特别渠道和退出机制。同时，企业需要针对特殊岗位为劳务派遣人员提供特殊薪资待遇与福利，促进组织公平。只有劳务派遣员工的基本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其潜在价值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组织绩效。

4.构建劳务派遣工组织文化。首先，要针对岗位特点对劳务派遣工进行专业培训与素质拓展，增强其技术能力。同时，企业需要在劳务派遣工群体中实行差别化的薪酬激励制度，建立健全竞争考核机制、提供职业发展空间，激发劳务派遣工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引入转正机制，真正实现同工同酬和公平竞争，向企业员工队伍注入新鲜血液，用“鲶鱼效应”的原理激发员工队伍的活力，实现劳务派遣员工职业发展与企业战略发展共赢。

参考文献

[1]倪雄飞.企业劳务派遣用工的制度困局：实质与路径[J].现代管理科学，2013（3）

[2]陈勇江.民营企业劳务派遣工的社会排斥状况[J].中国统计，2009（3）

[3]甘莉.企业劳务派遣用工制度风险分析及对策[J].人力资源管理，2013（21）

[4]韩颖梅.浅析我国劳务派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J].法制与经济，2010（5）

[5]荀金豹，孙红英.国有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实践与思考[J].探索，2007（7）

[6]宋丰保.现代企业劳务派遣发展困境和前景[J].中国外资，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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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报考公务员人员数量越来越多，对于报考公务员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并且公务员考试热现象还将会持续。实际上，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需要优秀人才，如果优秀人才过于集中在政府部门，说明国家机关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过大，不利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人才流动到企业、科研机构等第一线单位，将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应理性分析“公务员热”的原因，找出科学应对的策略。

一、报考公务员热的原因

“公务员热”并不是一直就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政府公务人员下海经商是一大潮流，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SOHO的潘石屹等很多企业家，都是放弃了“铁饭碗”，端起了“泥饭碗”。而现在，政府公务人员下海的情况越来越少见；相反，报考公务员却越来越热，人们又愿意重新端起了“铁饭碗”。“公务员热”实际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的集中体现。下面我们从社会各行业的现况逐一进行分析：

1.国有企业吸收就业能力下降。国有企业的经济总量虽然占经济的比重较大，中国的500强企业几乎都被国有企业所占据。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77390亿元，国有企业交纳税费25316.8亿元，相对于全国税收收入来说，国企贡献颇大。但我国的国有企业经历过“寒冬”的考验，通过企业的重组、改制等方式进行了重新的洗牌，使大量国企下岗职工当时被动地流入社会各方面，而这些负面作用至今仍然尚未消除。

2.民营企业的竞争压力过大。民营企业虽然曾一度成为就业的主要市场，但目前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不乐观。对于民企的讨论现在已变成了一个沉重话题，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认为：

“最值得担心的事情不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维持当前的规模，而是民营企业投资的衰竭，而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曾经廉价的劳动力是民营企业得到获胜的一个重要筹码，廉价的成本优势使民营企业一度迅速的崛起，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及大批的人才。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民营企业的所承担的税费与社会负担不断加重，大部分民营企业要应付30多个部门，上缴50种税费，其中大部分是各种项目收费。

3.创业的环境不断恶化。创业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仅是创业本身存在风险，更难堪的是我国的创业环境大不如前。改革开放前20年，我国刚刚启动市场取向的改革，在放松行政管制后，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适当发展，投资者面对着无所不在的市场短缺，到处都是投资赚钱的机会，逐渐激发起人们自主投资创业的欲望，先期进入市场淘金者的成功案例也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创业。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大部分行业都已经进入了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除垄断性行业外，竞争越来越激烈，投资收益率明显呈现下降趋势。近十年来，我国一直处于过剩经济时期，如果没有适宜或领先的技术、有效的管理方法、足够的资金规模、良好的人脉关系，投资创业几乎没有胜算。

二、解决“公务员热”的几点对策

公务员报考热必然导致大量优秀人员齐集政府部门。一些实用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本应该在各自的技术领域发挥专长创造财富，然而这些人才却转到政府任职行政人员，造成了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公务员报考逐年升温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只有对职业待遇、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完善后，才能为其退烧。因此只有经济不断持续发展，各行各业齐头并进，社会流动的渠道不断拓宽，这才是为“公务员热”全面降温的根本。 转贴于

1.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建立与完善各类以国家财政为后盾、以国有企业红利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机制。多年来，我国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方面的制度性安排是将利润留存在企业，以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所谓蛋糕做大的问题)。今天，大多数央企已经成为行业龙头与“超级强人”，如烟草、石油石化、电信、电力、钢铁、交通运输等，这些行业中的众多企业，每年创造出巨额的利润与现金流，已经完全有能力向股东进行更多回报(蛋糕做大后的分配问题)。就收益而言，2010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9870.6亿元，而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其资产规模经历近二十年的发展之后，目前也不过只有8000亿元的规模。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近几年国企盈利这么高，且占据信贷等资源，尽管从2011年起，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提高了5％，但是依然很低，利润上交的比例达到80％都不为过。作为资产规模最大、资产质量最好、盈利能力最强、产权最为清晰的国有企业，在利润分配中应该真正做到红利“全民所有”。当前可以做到的，是在国有企业上缴资金的使用方面，可用于充实社保基金，应该明确红利所得资金“专款专用”于提升全民福利的用途。

2.改善民营企业经营的外部制度环境。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为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消除外部制度障碍。第一，实行公平的行业准入政策。目前，我国正逐步取消各种外资准入限制和壁垒，逐步对外资开放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等服。务业领域，在向外资开放这些领域的同时，也应向中小民营企业开放，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以外，其他行业都应允许民营中小企业进入。第二，减轻民营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一方面，各级政府应该规范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收费，对于有关的收费科目要进行清理和规范，调整不公平的收费政策，坚决禁止不合理收费。另一方面，凡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可以享受的各项税费减免政策，民营中小企业也应当享受。对国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项目，可以让民营中小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新产品开发费用计入成本、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土地租用费付款和用地价格等方面享受到相应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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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波动 汇率变化 美元/人民币 影响 应对措施

从国内外的商品市场分析，汇率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工具，汇率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对外贸的进出口和外资在华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左右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对我国的基础货币M2投放产生间接的作用。

一、经济波动分析

（一）国际经济

从全球通胀水平来看，因09、10年 全球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三大经济体饱受通货膨胀困扰，特别是中国通胀犹为严重。不过这一状况在去年下半年以来得到转变，目前全球三大经济体的消 费指物价指数处在下行的趋势当中，通胀压力得以缓解。但即便如此，当前通胀压力仍存，这就决定了短期来说不宜再出台进一步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推行第三 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图1所示）

（二）国内经济;

10年来GDP数据与美元汇率数据分析；(图2所示)

(国家统计局数据)从图表数据走向可清楚地分析得出；十年来中国GDP持续上升，而美元的汇率则不断减小走弱，图表说明了美元汇率下降与中国GDP上升成反比关系，GDP上升与人民币汇率成正比关系。说明国内经济十几年来的高速发展已到了交叉拐点变化的时期，经济周期可能将从现在的高峰逐渐回落。

二、汇率波动的利弊分析

（一）人民币的发行机制

要明白汇率波动的问题核心，首先要了解中国的货币发行制度。中国的货币发行，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基础货币, 也就是增加货币的乘数。我们知道货币是需要保兑的，从最早的黄金，到今天的美元。简单讲，有一克黄金储备，印刷一克黄金的货币, 有一美元印刷一美元的本币。今天的基础货币, 就是以美元储备为依据的。如果贸易顺差缩小或逆差，那么中国的基础货币将严重萎缩。

汇改以前，我国曾经实施了将近10年的汇率稳定政策，无论美元如何涨跌，中国人民银行每买入一美元，就发行8.2765元人民币。汇改后，人民币的发行依 然取决于买入的美元的数量。理论上讲，如果人民银行买不到美元，就发行不了人民币。其结果就是市场上人民币相对于不断增长的商品减少，商品价格暴跌，最终 导致通缩，大量工厂破产，工人失业。反之，如果人民银行买到美元的速度过快，就会导致市场上人民币相对于商品供应过快，其结果导致通账。

所以，国家要实现基础货币发行的持续稳定正增长，只能通过持续、稳定的贸易顺差来实现。由此，我们知道，外贸除了影响一国的就业率，经济景气指数及间接影响货币乘数效应以外，最关键的是：影响到我国基础货币的供应,外贸其实才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理解了经济问题的核心，汇率波动问题就迎刃而解。

（二）外贸调控的关键是什么

由于储备货币即外汇来源于贸易顺差，外贸政策的关键在于确保贸易顺差。这需要首先了解中国的外贸市场的分布：2010年，我国与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其中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 2927.8亿美元，增长37.5%。同年，印度成为我国第10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值为617.6亿美元，增长42.4%。此外，我与澳大利亚、巴西 和俄罗斯双边贸易总值分别增长46.5%、47.5%和43.1%。

从2010年外贸数据中：即对美国贸易总量只有3853.4亿美元，占外贸总量百分之13左右，对美出口2833亿美元，占出口总量 约百分之18。从这一信息我们知道：中国外贸的主要市场其实是非美市场（占贸易总量百分之85，占出口市场百分之82）。而美国市场其实是一个次要市场， 只占出口总量百分之18。

如何保住非美外贸市场？理论上是提高中国产商品的性价比：即提高商品质量,降低商品价格。关键是保住人民币兑非美货币（欧、日、澳、加等）的汇率稳定（至少不能大幅度升值）。原因在于当美元汇率进入上升通道后，人民币如果和美元汇率保持稳定，则意味着对所有非美货币升值，即失去出口市场总额的百 分之82（这就是二次汇改前，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外贸却无法恢复的原因）。由于目前美元兑非美货币汇率（美元指数）已进入上升通道，如果人民 币兑美元升值的话，则意味着人民币兑所有外币汇率升值，近百分之百地失去出口市场。

通过以上汇率波动的利弊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1.人民币汇率绝不能盯住美元,更不能兑美元升值:因为美元指数目前已进入上升通道,兑美元升值就是对全球外币升值, 失去价格优势的中国商品将失去全球主要市场，即便美元指数进入下降通道,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那样会导致人民币兑全球非美货币整体大幅波 动,即百分之82的出口市场和百分之87的进口市场波动,不利为外贸企业创造平稳的贸易环境。2.人民币汇率兑美元不升值,最坏的结果就是贸易战,但其影 响其实有限，因为美国只占中国出口市场的百分之18。

三、对汇率波动应对措施

汇率的大幅波动是把双刃剑，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措施，避免错误的决策，就可能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应对措施；

（一）调整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