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乡土文学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农村乡土文学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无独有偶,学术界最近举行的“社会文化变革与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研讨会,也提出一个看似危言耸听的话题,即“乡土文学会不会消失”?这个议题非杞人忧天,它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前瞻性,以美国文学为例,自福克纳之后,历史乡土小说基本就很少见到了。

当城市化一步步挺进乡土中国时,这些隐忧也一步步呈现到我们面前,总有一天,会变得迫在眉睫。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篇《情归何处》,已然透露出乡土文学在逐渐蜕化过程中的突围方向,那就是从乡土文学走向都市乡土文学。

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我们回到文学史的脉络进行梳理。

“乡土文学”最早由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提出,他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根据这一描述,并结合鲁迅、许杰、台静农、废名、以至后来的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乡土文学中,乡土中国成为作家批判或者讴歌的对象。如20年代许杰、台静农、蹇先艾等作家,基本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落后的农村多批判而少欣赏;与此不同的是废名,他对乡土则怀着诗意般的美好记忆,此后沈从文、汪曾祺也是如此。不过,无情的批判也好,美好的缅怀也罢,他们的文学世界中始终存在一个乡村世界,如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蹇先艾的贵州等。

《情归何处》这篇小说的作者卞正锋,正如20年代的乡土派作家一样,也是来自乡村,怀着梦想来到大城市。在上海的当下,像卞正锋这样的作家不在少数,他们的处境和80年前左右的乡土派青年作家很是相似,他们的创作无法离开乡村经验,但是,他们对乡村经验的叙事大大的不同于20年代的乡土派作家。一个显然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乡土叙事带有漠视和驱逐乡土的情感元素。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做个比较。《水葬》是蹇先艾的成名作,它向我们展示了古老乡村用天经地义的心态去水葬一位有偷窃行为的青年,以及在此仪式中群众对生命的麻木和残忍。小说强烈地流露出鲁迅式的批判庸众情怀。乡土中国虽然在他的叙事中成为了豪无诗意且急需变革的地方,但是,他对乡土的情感是炽热的,惟其如此,才会承续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蹇先艾他们那批乡土派作家,始终直面乡村经验,乡土中国成为他们作品中不可回避的世界。

在小说《情归何处》中,这种情感发生了质的变化,小说女主角梅子来自乡村,在上海艰难地生存着,希望通过奋斗或者嫁个上海老公,日子能够逐渐好起来。在这篇小说中,乡土空间已经消失,不过,乡土元素还是压缩在梅子的内心世界中,我们能够从梅子身上的一些品质(如面对高峰质朴的爱情,洗头房中无奈而倔强的反抗等),找到某种乡土期待。但是,如果对这篇小说的情感进行粗疏的概括,它与传统乡土派的文学的区别是明显的,从精神层面来看,乡土世界已经不再是乡下人进城叙事中无法绕开的表现对象。在城市化进程下,乡村被判定为一个落后的、必然被征服和淘汰的角色。对于这样一个充满否定化描述的空间,已经很难承担起精神家园的重担。它不可能像沈从文的乡土世界,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也不能像蹇先艾笔下的乡土世界,牵着作家一颗外冷内热的批判之心。而《情归何处》中的乡土世界,是梅子千方百计想要驱逐、想要离开的地方。在精神层面上,乡土世界已经被放逐了,因为它不再有能力承担精神价值,即使是批判性的。所以,在类似《情归何处》这样的作品中,乡土空间基本消失了,即使偶尔出现,也只是一个空壳。

篇(2)

脸皮厚吃个够下一句是针都扎不透。“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指人做事太顾颜面，什么也捞不到；只有不顾羞耻，才能得利。出处是刘绍棠《十步香草》三七：“燕菱，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我这一双眼可开了荤。长舌妇杨桂子最能没缝下蛆，造谣行事。”

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1997年3月12日），中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创立者。13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加入作协时是当时最年轻的作协会员。受到作家孙犁和肖洛霍夫的影响，走上乡土文学之路，作品题材多以京东运河（北运河）一带农村生活为题材，格调清新淳朴，乡土色彩浓郁。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国内奖项并受国家嘉奖；又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际上亦有所影响。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城市文学经验相对匮乏,是挑战也是空间

谈论城市与文学,乡土文学自然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参照,实际上,当代文学表现城市生活的诸多欠缺,正是在与乡土文学的比较当中形成的。与乡土文学传统深厚、作家众多、优秀作品不断呈现的成就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优秀的城市文学可谓是文学界的共识,文学创作与城市发展的距离引起关注。

“中国文学的乡土传统太强大了,那么城市在中国文学中应是一种何种形象和何种地位呢?这是我们编辑部一直在关切的问题。”作家刘醒龙虽然也是乡土文学作家中的重要一员,但是作为文学刊物的主编,他也明显感觉到了整体文学创作上的这种不平衡,为此,他所在的《芳草》杂志于今年8月初在武汉举办了“城市的文学形象研讨会”。

评论家汪政介绍说:“从去年到今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我本人而言已经参加这样相同主题的研讨会四个,南京、广东、上海、武汉,提的都是城市的文学。”由此可见现在城市与文学关系的紧迫和社会的普遍重视程度。汪政认为,中国小说传统的源头并不在乡村,反而是市井,因为中国特殊的发展历程,才使得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实际上,文学应该参与到城市生活的建构当中,所以才会有巴尔扎克与巴黎、狄更斯与伦敦、老舍与北京、陆文夫与苏州等重要的文学关系。但是,我们的城市至今没能发展起丰沛的文学经验,无论是张爱玲还是老舍,这些有限的文学经验都不足以涵括当下的中国城市生活,作家必须要认真思考如何为中国文学提供独特的城市文学经验以及中国城市文学的未来。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农村题材的创作具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创作实力雄厚,能够在各个层面上获得认可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是从事农村题材的创作。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近百年的发展格局造就了一种农村题材占据道德优势的局面,这和我们的社会发展有关,和我们长期农业社会的生活经验有关,但今天来看,和我们的文学观念、价值评判标准也有关系。”评论家们认为,中国的城市文学刚刚起步,很多基础性、理论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文学不应“憎恨”城市

“我们的小说叙事充满了对城市的傲慢感,当代文学狭隘地、怨恨地对待城市”,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当代文学因为复杂的社会原因所形成的对待城市的消极态度损害了对城市生活的真实表达和深刻思考。

李建军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开放的、利于交往的、公平的,是人类新的文化空间,我们的作家不应该过分强调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壁垒,而应该站到人类生存空间的高度进行文学书写,即便写的是一个狭小的地域的故事,写的是某一种生活,但是有面对全人类的内心世界叙说的格调。他举例说,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等伟大的作家都没有这种狭隘的地域和生活方式的区分,他们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心灵空间。表现人的现代性,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营造包容和开放的文化空间,这才是城市文学应有的高度。

与会者也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文学对待城市的态度。很多小说,尤其是“乡下人进城”模式的小说,往往都强调农民在城市受到的屈辱、冷漠以及对城市的憎恨等等,大家会认为这是来自底层的、正义的、有良知的声音。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下,假如说一个写城市题材的作家如果表达了对农村的不满和憎恨,很可能他的价值观就会受到非常广泛的质疑。虽然城市文学的写作目前不可避免地带有欲望化写作、类型化写作、发泄式写作的缺失,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就只能成为道义上的批判对象和文学上的附庸,而应该更积极地寻求深远的表达。

作家魏天无认为,作家一方面要深入到城市生活去,另一方面也应该有超越的眼光和胸襟,同时要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一刻谦逊的心态,如果作家只是在作品中一味地追逐时尚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那么他的创作是没有生命力的。反过来说,如果作家总是保持一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消极心态,那他笔下的形象要么是残缺的,要么是缺乏温度的。城市文学应该展现生活的理想之道,能够容纳并善待每一个生灵,能够让人们从容地面对自己和他人。

避免“运动化”和“幸福化”

面对各种方式的“城市文学”呼声,以及各地方打造城市“文学名片”的文化建设工程,很多评论家也提醒,要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不应为赶潮流而浮皮潦草地或美化式地书写城市,要深入到现代城市生活的众生百态和文化肌理中去思考人的生存和心灵图景。

“我们要认真研究城市文学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太焦虑,要尊重文学本身的规律,不能转身又去‘组织’书写城市”,评论家吴义勤认为,就中国现在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来说,人们更乐于接受乡村文学有其必然性,因为城市作为一个现代的产物在中国的建构是滞后的,城市经验的产生和积累也是滞后的,如果城市的审美想象没有完成的时候,不太可能产生很好的城市文学,我们的审美经验,可能不足以支撑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学上的“城市运动”。

“我们现在很多的中国形象、地区形象、城市形象理论很热,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形象的问题时,容易产生一种迷失,其实要警惕的就是我们往往很难意识这个问题,是文学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写人,所以我觉得书写或者说讨论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超越这个问题,要达到人类和人的问题上。”评论家何言宏认为不要无论写何种题材,文学内部的基本要素都不能被减弱。

作家马步升认为,很多城市包括很小的城市都在打自己的文化品牌,这是一个现代化热潮中的特殊现象,它的根源是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感,现代化和城市化一方面走在“趋同”之路上,一方面又力求不同之处,文学究竟要在其中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是值得深思的。

篇(4)

【关键词】《祝福》；《荷花淀》；艺术风格

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开创了乡土小说流派，成为了描写农村与农民的第一人，尤其是对于农村妇女的描写更是对乡土文学的创新。到了40年代，孙犁的小说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亲切的成为“荷花淀派”创始人。

鲁迅的代表作《祝福》与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都是描写中国农村与农民的作品，深刻的反应了当时的历史状态，刻画出了两个丰满的农村妇女形象，下面就针对这两种艺术风格进行深入的对比。

一、人物内心世界的塑造

任何小说都是要将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核心的，如果可以塑造出一位形象生动的人物，那么小说就成功了一半，想要塑造出经典作品，就需要充分的审视人物的灵魂。

一直以来，鲁迅都十分注意白描手法的使用，白描本身是国画的一种创作手法，有着明快、简练以及质朴的特征，可以用简单的线条来勾勒出震慑人心的画面。将白描应用在文学作品就是指使用精炼的笔法来表现事件与人物的一种方法。

鲁迅小说的语言都十分的朴实，但是这些朴实的语言中蕴含这极为丰富的思想。例如，在《祝福》中，鲁迅描写到，“我”在第一次看到祥林嫂时，“五年前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削瘦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颜色”。

对祥林嫂外貌的描写方式是通俗普通的，但是通过作者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受旧社会压迫的农村妇女形象，她生活窘迫，精神困苦不堪，通过这简短的语言充分的描述出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态。

孙犁极大的受到鲁迅创作风格的影响，十分推崇白描的手法，在《荷花淀》中也应用了大量的白描手法，与《祝福》相比而言，孙犁主要借助人物的行动与语言来表情达意，对话简练，极具个性。

例如，在听说丈夫报名地区队之后，水生嫂低下头说道：

“你总是很积极的。”；“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在这种简单的对话里可以看出水生嫂内心的复杂情感，他知道丈夫干的事情很光荣，但是充满了担心。最后她带领伙伴成立了队伍，冲出敌人的包围，为奉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水生嫂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她们不再逆来顺受，有着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

二、环境与性格命运的关系

环境决定命运，祥林嫂与水生嫂的命运都与环境仅仅的相连。鲁迅的小说反映出失败到这一阶段的社会变化，其创作的背景多集中在浙江东部城镇与农村，深刻的反映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下中国社会的生活。

《祝福》描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副乡村生活画卷，在这幅祥和的画卷中，也隐藏着深刻的矛盾，祥林嫂在祝福声中走完了自己悲惨的人生，而活着的人们更多的是将热情放在祭祀上，这就更加深刻的体现出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惨状。

孙犁的小说更加注重自然景物的描写，这在孙犁的小说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自然景物不仅对于烘托气氛，营造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突出作用，与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的发展也相得益彰，互为衬托。

在《荷花淀》的开头，作者为我们展示出了这样一幅恬静的画面：干净凉爽的院子、初升的月亮、潮润润的苇眉子，院子中编席子的女人、水面的薄雾、带着荷花香的微风……

这种恬静的画面与水生嫂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和谐的对照，在人物心理的变化下，周围的景物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探夫途中遭遇袭击时，“一望无际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来，就像铜墙铁壁一样……”，此时的荷花淀成为了她们的庇护所，这不仅与人物的情感与行为相协调，也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

三、篇幅与容量的对比

鲁迅的小说在简短的篇幅中常常可以提现出深刻的内涵，这主要归功于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敏锐的观察力。

在《祝福》中，作者应用了传统小说结构表现方式，使用叙述加场景的描写方式，作品跨越时间长，但是截取了其中的典型画面，通过简短的生态描写展示出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不仅凝聚者祥林嫂的艰辛，也埋藏着作者对于这些社会的控诉。

在篇幅与容量上，孙犁与鲁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荷花淀》中，并没有用华丽的语言来描绘戏剧冲突与战争生活，而是从荷花淀这一背景上勾画出富有情调与韵味的生活，从侧面歌颂了农村妇女的英勇才智。

总而言之，在鲁迅与孙犁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农村与农民的缩影，他们的创作方式不同，但是又有着一些相似之处，深入分析两者的艺术风格对于充实乡土文学的内涵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何以刚.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鲁迅小说研究之一[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2)

篇(5)

关键词：现代文学 心理冲突 流派冲突 性别冲突 城乡冲突

一、不同流派作家之间的相互冲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流派众多，自晚清以降，活跃于文坛的有鸳鸯蝴蝶派、革命派、新感觉派、京派、《七月》派、解放区文学等主要派别，这些流派各自组织自己的社团作为活动的阵地，以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呈现出鲜明的文学风格。

其中，引起文坛关注的首先要数以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成员作家与以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穆木天等人为代表的创造社成员之间的论争，前者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或现实主义的一派，后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需求，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被看做是浪漫主义的一派。发展到后来，以“左翼”文学为创作标准的一派作家主张文学应当为革命服务，于是出现了以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为代表的革命主义文学。相比较而言，以沈从文、梁实秋、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在言论中公公公开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例如沈从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那些“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以“一种勇气同信心”，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在动荡转换的30年代，尽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处于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但这一时期他们的文学主张却很少受到西方世纪末文学的影响，较少颓废、享乐的色彩，而显示出某种严肃性：严肃地自我内省，严肃地表现、思考社会人生。

二、不同性别作家之间的风格差异

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渐的有更多的女作家开始从事于写作这一行业，一改中国自古以来男作家几乎统摄整个文坛的尴尬局面。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女作家，起讫于陈衡哲、冰心、庐隐、凌叔华、石评梅等女作家，发展于萧红、丁玲、张爱玲、林徽因、杨绛等为更多读者所知的女作家。女子开始走出闺门，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女性作家将女子获得解放的权利进行充分利用，将自身所体验到的日常生活、社会环境所赋予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惆怅、困惑与迷茫，均通过审美沉思转换为情感基调。其中，以张爱玲的作品最为广大人知晓。张爱玲注重描写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其眼光之毒辣，见解之大胆深刻，后无来者，为女性作家的创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当然，女作家的成就并没有超越于男作家，在文学工作领域，男性作家还是相对而言处于有利地位，并产生了不可多得的大师级人物。首当推崇的当然是鲁迅以及他的创作，除此之外，沈从文、巴金、老舍、等作家也为现代文学男性作家的书写画上了坚实的一笔。男女作家同时积极的进行文学创作，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开创性的一次尝试，获得自由书写权利的女作家，无比珍惜这个机会，她们无不对女性曾经历以及现在经历的悲惨命运进行控诉，希望在现代社会为女性争得与男性一样宽广的生存空间。女性作家对自身权利的争取自然会在许多方面与男性作家发生冲突，因此，男女作家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战争自此拉开帷幕。

三、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碰撞

作家的生平背景是决定其日后创作风格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现代作家群中，有些作家热衷于书写对故乡乡土的怀恋，有些作家热衷于书写对城市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担忧对于无奈，于是，两种文学类型便由此而形成。其中，最先于鲁迅作品《孔乙己》、《风波》、《故乡》、《祝福》中展现出的对乡下农村的怀恋之情，自此开启了乡土文学的创作传承，为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一般而言，乡土文学作家们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1923年后，一批以文学研究会的知识分子为主的青年作者，便带着他们极具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作品，纷纷登上文坛，形成了乡土小说的第一个。处于这一中而成就较为显著的是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人。代表作品有王鲁彦的《柚子》、《菊英的出嫁》，彭家煌的《怂恿》，台静农的《地之子》等等。

而在另外一方面，生活与城市之中的作家，尤其是生活的于市井之内的作家，如张爱玲、老舍、巴金、茅盾之类，其作品大多数表现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之艰辛和各类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两种生存背景下的作家的心理体验自然大不相同，作家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和主管世界的冲突融合便是切身的心理体验。

四、总结

20世纪的中国饱受灾难，有良知的现代作家的主观与客观，即“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外界的事实”不合拍、不统一就势必难免。于是就有了这些作家深重的“不安”和“内心痛苦”的状态，这构成了他们创作时的心理冲突。现代作家的文学写作，实际上便演变成心理上深刻而朦胧的搏斗史。正是因为文本写作与实际的心灵冲突形成了一种联系紧密的“互文本性”，才使得中国现代文学背后深藏了更多需要探知的心理奥秘。“痛苦的灵魂常常成就不凡的杰作。”在20世纪前半期那个特殊年代，一批现代作家经历着灵与肉的苦痛与挣扎，心理冲突推动了他们的创作，而写作的字里行间又无不渗透出他们灵魂搏斗的痕迹。从心灵与写作这种互文本的参照出发，有助于窥见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诸多奥秘。对现代文学作家心理冲突的思考是关注作家生命形态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有助于揭示出文学背后深藏的诸多心理奥秘。

参考文献：

[1]金莉莉.略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心理冲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4）.

[2]吴浪平.中国现代作家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意识[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4）.

[3]发，贾振勇.审美阐释的理论期待视野──关于现代文学评价标准的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2）.

[4]赵园.大革命后小说关于知识者“个人与革命”关系的思考及“新人”形象的降生――兼谈现代文学中有关“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描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2）.

篇(6)

回顾近二三十年来，伴随着乡土题材影视作品中农村叙事的变迁，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但这种变迁，却经常与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迥然不同。从文化层面来说，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的中国仍是一个乡土中国，但当城市化的浪潮淹没了大部分的人，由此也掀开了城市中心主义叙事的滥觞。流行文化中，几乎每一个画面都在精心地刻画着城市的妖媚，而中国广袤的农村，则彻底被遮蔽、被边缘化，成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一道道忧伤。 作为历史与传统的乡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寻根文学与乡土文学兴起，从莫言、实、贾平凹、王安忆、路遥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中，能读出浓郁的乡土味，这些庞大的作者群，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乡土文学作品，诞生了《白鹿原》、《爸爸爸》、《小鲍庄》、《红高粱》、《绿化树》、《平凡的世界》、《马桥词典》、《檀香刑》、《古船》、《九月寓言》、《受活》、《活着》等优秀作品，带来那个时代的文化盛宴。从《白鹿原》、《红高粱》等作品中可以看到，莫言、实等作为依托于中国本土经验的作家，以自身的乡土生活经验写就了反映中国社会秩序的巨变。

此后20年内，大批以此作为蓝本与剧本的影视作品，也集体作战式地占领了电影与电视屏幕，其中电影作品的佼佼者包括《芙蓉镇》（1986）、《黄土地》（1984）、《红高粱》 （1987）、《孩子王》（1987）、《秋菊打官司》（1992）、《活着》（1994）、《九香》（1994）、《二嫫》（1994）、《草房子》（1998）、《一个都不能少》（1999）、《我的父亲母亲》（1999）、《那山那人那狗》（1999）等。这些作品同时也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的见证。

在电视上与《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便衣警察》等都市生活剧分庭抗礼的是《篱笆·女人和狗》（1989）、《辘轳·女人和井》（1991）、《古船·女人和网》（1993）农村三部曲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3部电视剧以农村家庭在时代背景下变迁与思想观念的革新为主题，着重描述了农村人心的变化和道德传统的波动，构筑了一个时代变异潮流中最真切的农村景象。总的来说，那个时期的乡土影视作品，由于创作者有着切身的乡村生活的体验与观察，而且深受中国乡土农耕文明影响，文化关怀上就显得尤为充分。另外不得不提在寻根文学影响下，有关“”时上山下乡知青题材的作品也反响巨大。根据叶辛同名小说改编的反映知青生活的连续剧《蹉跎岁月》，虽只有短短4集，在1982年播出时引发全国对知青生活的回顾热潮。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唱红大江南北。在这个期间，此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时有问世。1995年播出了叶辛的另一部小说《孽债》改编的20集同名连续剧，所描述的返城知青及其子女从遥远的西双版纳到上海寻亲的故事，再次引起轰动。

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注重内在的思想性，反映了时代烙印以及农村的苦难与变迁，以及通过农村这个最具中国意义（承载着最多的传统与苦难）的场域来反思民族性和国民性等，充满批判与反思色彩，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一种文化的启蒙，这都为这些作品增添了重量与价值，因此大部分在今日依然是经典。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1990年代中后期，都市生活类作品越来越成为影视剧市场的主体，港台生活剧和古装剧一度兴旺，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乡土题材的作品渐渐失去了优势，创作数量减少尤其是有影响作品稀缺，使得农村题材创作相比进入低潮期。而且就算有些好的作品，“农村”也只是作为一种铺陈的背景或前奏了，比如《外来妹》（1991）、《情满珠江》（1994）。这种重心的转移，或许与创作者的新力量成长也有莫大的关联。在“第五代”导演由于各种原因纷纷转型拍商业片时，“第六代” 导演逐渐崭露头角。这一批1980年代中后期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0年代后开始执导电影的一批年轻导演，产生了《北京杂种》、《妈妈》（张元）、《冬春的日子》、 《十七岁的单车》 （王小帅）、《长大成人》（路学长）、 《巫山云雨》（章明）、 《头发乱了》（管虎）、 《邮差》（何建军）、 《颐和园》、《苏州河》（娄烨）、《爱情麻辣烫》、《洗澡》（张扬）、 《小武》、 《站台》（贾樟柯）、《月蚀》（王全安）、《可可西里》（陆川）、《疯狂的石头》、 《无人区》（宁浩）等佳作。但从题材上一个明显的区别是，“第六代”导演的关注重心已经从乡土农村转移到小城镇以及城市生活。 作为“他者”的乡村

进入新世纪，乡土题材的影视作品就开始式微，《刘老根》（2002）及其系列可算是为数不多的在收视率与关注度上都相对不错的作品。在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中，还有《插树岭》、《马大帅》、《都市外乡人》、《别不拿豆包当干粮》、《希望的田野》、《民工》、《正月里来是新春》、《烧锅屯钟声》、《当家的女人》、《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种啥得啥》、《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母亲是条河》等有关农村的影视作品，但绝大多数都难以重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种收视率与口碑反应。它们讲述的几乎都是东北农村的故事，具有强烈的地域性。

在电影上，有《25个孩子一个爹》、《天上的恋人》、《暖春》、《青红》、《图雅的婚事》、《天狗》等作品，但像《盲井》、《盲山》这样令人眼前一亮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见。《上车，走吧》、《高兴》、《民工》、《马大帅》、《都市外乡人》等作品讲述的都是农村人融入城市的过程，明显的是，这些影视作品，在还原真实状态的农村，比如污染、灾害、农民上访、留守儿童、空巢、基层干部贪污等等广泛存在的现实问题上基本呈现缺失或无力的状态，一种与现实的犬儒主义弥漫在影视作品的深处，去苦难化、喜剧化、唯美化成为通行的手法。

以最近持续热播的电视剧《乡村爱情变奏曲》和《樱桃红》为例，乡村叙事的失真，以及反思性和现实关照性的消失可见一斑。一个例子是，在它们的叙事里，乡镇和村干部清一色是正面人物，体现出一贯的“批评到乡长为止”的犬儒主义底色。剧中的社会状况，最终的落脚点也都如同剧作者赵本山的小品一样，归结为“现在农民生活都富裕了，有钱了”、“政府的政策好了，农民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的皆大欢喜。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土电视剧比，没有任何的思想性，充其量只是个农村版肥皂剧。而且正如论者曾念长指出的，在《乡村爱情》中，“尽管象牙山村依然是一个亲戚里道的熟人社会，但我们已经看不到传统农村社会的生活镜像。一座散发着商业美学光泽的温泉度假山庄，是城市休闲消费漫延到农村的产物；一片按照现代农业技术标准化开发出来的果林，是对商业时代新田园美学的讴歌；一家快速扩建的豆奶制品厂，则是得益于上海企业的商业化支援；一台反复植入广告的品牌小轿车，显示了来自上海的这家汽车公司对挺进农村市场的勃勃野心”。“乡爱”系列外形上虽仍属乡土题材，实质已经变成了城市化扩张的生动写照。

而去年在央视播放的《知青》则遭遇了众多的诟病，其沿袭了张艺谋《山楂树之恋》的风格，只将苦难作为一个若即若离与可有可无的背景，诗意成分被刻意放大，被耽误的青春被塑造成青春无悔、苦难荒唐被描绘为纯洁无暇、贫穷被当作了朴素。这一点还可以充分地体现在《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美人草》、《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北风那个吹》等剧中。随着时间的发展，“”早已渐渐成为年轻一代的记忆空白，于是，“”及其上山下乡开始发生了种种去政治化和唯美化，这种围绕着青年人的剧目，呈现出玩世不恭或感伤主义的情调，无意间沦为美化历史的化妆术，迎合当下“小资”文化需求。新世纪“知青”题材中，农村叙事被嵌入大量怀旧色彩，历史的伤痕被以暧昧的形式加以包装，被美化的乡村生活成为故事的蕾丝花边，仿佛那个时代的荒诞与人性压抑，都成为一种美好的象征。于是，“知青”背后的农村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史上极具特殊寓意表征的一个时代印记和文化符号，在不同的年代，不停地被翻新出新的社会价值，或者榨出新的象征意义，但这片土地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困难却被刻意遗忘。人们选择性地遗忘，将这一段岁月有意无意地消抹掉，或者移花接木，使用历史的化妆术，将之唯美化。而每每看到这样的泛滥抒情时，笔者脑海总浮现出电影《天浴》里的肮脏与残酷，还有更甚于《一九四二》的饿殍遍地。

以去年上映的顾长卫作品《最爱》为例，其原著是阎连科的《丁庄梦》，小说描绘河南农村中真实存在的艾滋病笼罩下的荒唐与灾难。有评论家认为《丁庄梦》风格冷峻、辛辣，触目惊心地展示了深藏于农民性格深处形形的愚昧、顽劣、悲壮和辛酸。艾滋病的魔鬼笼罩着，人们却被固有的劣根性所左右，不顾其他，因此将其称为“中国版的《鼠疫》和《大疫年纪事》”。但对比原著，电影在被审核剪辑之后，原著的重量明显退减而显得“轻飘飘”，电影更像是艾滋病的公益宣传片，缺少了原有的震撼力与现实反思性。电影启用了章子怡、郭富城、濮存昕、蔡国庆等“大腕”，爱情偶像剧的模板呼之欲出。而本来真实的乡村里的残酷，淡化成一个烘托凄美爱情的背景，反思性与深刻性被大大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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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纵观他30多年的创作，浓厚的乡土情结成为贯穿其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的精神线索，从现实生活到地域文化到风土人情；从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无奈地离乡返乡，多种乡土情结构成了贾平凹小说独特的乡土人文艺术。本文从商州情结、女性情结和离乡返乡情结三个方面，浅谈了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情结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贾平凹 小说创作 乡土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和乡土情结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中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也是一位最具叛逆性和创作精神的作家。自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其目前已出版的作品版本达到300多种。上个世纪70年代末，贾平凹初登文坛，那时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可谓是风华正茂，书生意气，作品内容以反映社会变革和生活变化为主。如《水》、《清河上的婚事》、《竹子和含羞草》等。1978年，贾平凹凭借小说《满月儿》，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也因此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1983年，他创作了小说《商州初录》，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后的商州系列，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场寻根文学的热潮。1984年，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等几部小说，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下的商州展示给了全国人民，也坚定了他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行走。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神秘文化色彩，源于他对人生、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和关注，如《天狗》、《人极》、《烟》等，表达出对生命的玄思。进入90年代，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发展和农村文化引起了贾平凹这位乡土作家的深切关注。1993年，他创作了《白夜》，刻画了一个农村人进城寻找精神家园的寻梦过程，表达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随后的《土门》，表现了在城市文明的发展下，农村文明的坚守和退让，直至最后消失的过程。2005年创作的《秦腔》，更是一举拿下了茅盾文学奖，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的抗鼎巨作。最新的作品《高兴》，还是没有离开农村、没有离开乡土，虽然主人公在变化，故事情节在变化，但是不变的却是贾平凹这位农村汉子对生育他、养育他的这片乡土的挚爱，对这片乡土上人们的关注和同情，以及他在文学艺术上的不断追求。

所谓乡土文学，就是依靠作家的回忆来描写农村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贾平凹正是以自己的故土商州为最主要的创作背景，并把农民作为自己关注的表现的对象，进而给了我们以极大原生态的乡土美的感受。

二 贾平凹小说中乡土情结浓重的原因简析

1 源于他对乡土的深切眷恋

贾平凹1953年出生于陕西省的丹凤县金盆乡。这个青山连绵、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因地理位置的原因，自古就是秦楚文化的交汇地带。它既有西北关外的豪放和雄浑，也有江南水乡的婉约和灵秀。这块肥沃美丽的山水养育了贾平凹，这里的文化积淀成为了他从事文学创作最初的源泉，当这位游子把对故土的情感在他的文字中予以痛快淋漓的宣泄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情感的真切。也正是故土的一花一草、一人一物，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并使他将现实中贫瘠偏远的故乡以美好的词语予以描绘，展示了山村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山村人的勤劳和朴实。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他对故乡深切眷恋的本能意识。

2 实实在在的农村人

贾平凹出生于山村，祖上几辈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他对此也从不讳言，甚至还主动提出过自己身上具有农民身上的“丑陋、卑下、委琐”等缺点，对于这个身份，贾平凹是又爱又恨的：爱是因为农村生活中那些幸福或者痛苦的经历，是他生命中具有永恒价值的财富；恨的是，从小的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生活，让他受到了冷漠和歧视，形成了自卑、忧郁的性格，这对于他日后的创作影响十分巨大，以至于他在创作中，只有将故乡的景物作为描述的对象，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和慰藉。这种农村人的生活经历和因此而形成的个性特征，也是他的作品乡土情结浓重的重要原因。

3 “城里农村人”的特殊身份

贾平凹是在农村长大的，虽然后来通过上大学得以留在了城中，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他的身上都始终带着农村人的烙印。面对着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大城市，他开始变得不知所措，开始怀念以前的乡村生活。一方面，他是见过城里大世面的城市人；一方面他又是不能融于城市生活的乡下人，对此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要以文学成就来证明自己，给自己以安全感，更要在作品中描绘出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农村世界，于是商州就成了他的建筑作品之一，他把自己创作的根扎在商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乡土文明中挖掘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让城中的自己和乡下的自己进行着最本质的交流和呼应。

三 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情结

1 商州情结

商州是贾平凹的故乡，是他小说创作的源泉。商州是今天的商洛地区。陕西省依据历史传统可以分为三大块，即陕北、关中和陕南，而商州则位于关中和陕南之间的秦岭南麓。秦岭是我国南方和北方的自然分界线，所以无论是商州的气候、物象、山川等，都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并先后产生过汉唐文化、秦文化和楚文化，而这些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经过几千年的传扬，逐渐渗透到了商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震天响的秦腔、中堂上惟妙惟肖的老虎、大门上公正的对联，都是商州人民智慧的象征。贾平凹有一部专门以商州为描写对象的作品集《商州初录》，在谈及这部作品时，他曾经表示：

“过去商州市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急需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也是我写这几部小说的目的。”

在他的笔下，商州风景优美，人民勤劳聪明，既有西北的雄浑，又有江南的婉约，俨然是一方人间的圣地。这种对商州的极力颂扬，正是出于他对商州这片土地的深切热爱，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已经深深地将烙印留在了贾平凹的心中，他的商州系列小说中形形的人物正是现实中人物的真实写照，那些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历史、神话、传说又成为他源源不断的艺术源泉。在他看来，商州已经不再是行政区划中的商州了，而是渗透了他强烈的个人精神的理想化的商州，成为了他永远留恋和向往的精神家园，这里记录了他的成长，见证了他的成功。现在，他要用自己的作品，来回报这片给予他太多太多的土地。

2 乡土女性情结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西北女性的形象，倾注了他对于乡土女性独特的关注和认识。在他的笔下，每一个女子都是鲜活的、敢爱敢恨的，她们有的俊俏、有的温柔、有的多情、有的娴熟，而且都有着自己笃定的想法和追求，对自己的追求永远都不放弃。贾平凹把西北女子那种善良、率真、泼辣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背后，则是他对爱情、伦理道德、人生的精神关照。如《浮躁》的主人公小水，这是一个温柔如水，但内心刚烈的乡村女子，她深深地爱着金狗，但是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她不能与具有较强现代意识的英英相抗衡，因为她不像英英一样献出了自己的。但她却没有责怪金狗和英英，反而是真切地祝福他们。后来金狗落难，她始终不离不弃，支持他开始新的生活。自始至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小水都没有退缩，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情。随着时代的变迁，贾平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也开始有了内涵上的新的发展，如《鸡窝外的人家》中的小月不再有传统女性的羞涩和保守，而是有了变革时代浮躁的气息；《腊月正月》里的小月改变了传统的择偶观念，自主地选择了理想中的婚姻和爱情。这些都是西北乡土女性传统美德和现代精神的完美展现。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乡土女性的思想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嬗变，贾平凹也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并在其作品中的女性身上体现出鲜明的经济时代的特征。他借助于对这些女子形象的塑造，抒发了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如《废都》之中的农村小保姆柳月，她渴望走出农村，做一个城里人，但是她没有知识和能力，只能做一些保姆类的服务性工作，因为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功利意识，所以她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体，通过吸引男人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庄之蝶的主妇。她后来嫁给了市长的有残疾的儿子，因为她知道，除了身体和姿色，她实在是一无所有。在她的身上，反映出经济社会下农村女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刻变化。从上述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还是追逐现实物质利益的“坏”女人，我们都能感受到贾平凹是在用心描写乡土的女性，而这也成为他小说创作中乡土情结的重要表现。

3 离乡―返乡情结

贾平凹19岁离开故乡，但他的心却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故乡，而在作品中体现还乡是他补偿故土最好的生命情结。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主人公离乡―返乡的情节，这些都传达出他作为一个乡土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验和面对现代化负面影响的无奈和纠结。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都是一些农村青年，他们因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而渴望走出山村，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追求新的生活。《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家三口，日子虽然不是太富裕，却也其乐融融，但是禾禾不满足生活的现状，早已被城里传来的致富信息所吸引，开始放弃经营土地、做豆腐、打狐狸，几经折腾，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落得个妻离子散。但是这都没有阻挡他的脚步，他去城里考察，学习别人的经验，终于在养蚕上获得了成功，经济上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贾平凹看来，山村青年是应该走出去并在外面学得经验和技术，来改善自己原本穷困落后的生活，继而带动整个乡村的发展，这也是他在创作之初对于离乡的看法和认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浮躁》中的金狗，复员回家后并没有在农村里安分地种田务农，而是要到城里大展宏图，并且当上了一名记者，而当他面对着一个个虚假新闻和虚假报道时，金狗开始迷惑了，这与他心目中理想的城市状态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农村出身的正直青年的本性让他决心揭发这些虚假丑恶的现象，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权贵，最终换来了牢狱之灾。出狱后，他发现还是自己的家乡最纯净、最美好，于是毅然返回了家乡。贾平凹近作《高兴》中的刘哈娃，在老家不惜卖肾盖房娶媳妇儿，却仍然没能如愿，于是决心进城寻找自己理想的生活。他认为自己的一只肾卖给了西安人，自己就是西安人了，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高兴，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和他的同乡五福一起捡破烂。但最后他不但没有挣到钱，五福还搭上了性命，而他则坚持要把五福的尸体背回家，认为老家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进城圆城里人梦的农民为什么如此艰难？是什么让他们不愿意回到家乡？是家乡的贫穷让他们被逼无奈，还是物质精神的过分刺激让他们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贾平凹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不光写到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写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反映出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

除了上述的商州情结、女性情结、离乡―返乡情结外，贾平凹的小说中还表现出民俗情结、土语情结等。他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崇拜，把这里的山水、人物、语言、民俗，用真诚的语言和质朴的故事展现给我们。阅读贾平凹带给我们清泉般的乡土作品，让我们对乡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乡土不再是“土”，不再是“俗”，而是和高雅艺术一样，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和乡土中的古老文明有一些格格不入，但贾平凹并没有予以回避，而是在努力地寻找着一个契合点，他既深情守望着这片未被污染的故土，又希望它能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贾平凹用真情感动着故土的每一寸土地，以及与他同样热爱这片土地的人民。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商州三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2] 贾平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