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变化总体趋势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劳动力市场变化总体趋势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辽西北；建筑业；劳动力

“辽西北”地区特指辽宁省的西部与北部区域，包括辽宁省的朝阳、阜新和铁岭三个地级市，人口总数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3，其中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在60%以上，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和矿产采掘业为主，区域生产总值在省内排位一直处于末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辽西北"地区的大量农村人口为本地区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建设中，使建筑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之一。根据各地区公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朝阳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383.4亿元，比上年增幅18.2%；铁岭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311.8亿元，比上年增幅8.7%；阜新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264.1亿元，比上年增涨21%。其中，阜新市建筑业总产值占其地区GDP的比重高达42.9%，建筑业产值所占GDP比重最低的铁岭市也达30.2%，朝阳市建筑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则为38.2%。这些数据显示，建筑业在“辽西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中占据了十分重要位置。因此，对区域建筑业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及时掌握建筑业劳动力的变动趋势，有益于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战略和区域产业政策调整。

一、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短缺的总体背景

建筑业劳动力主要是指从事住宅、仓库、厂房、道路桥梁等各种建筑物的承建和维修工程的劳动人口。由于建筑业是技术含量十分高的行业，在施工技术、前期图纸设计、中期施工管理以及后期验收均需要大量的成熟专业技术人员。受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建筑业都处于粗放式管理模式，导致建筑业在当前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论是在地市级层面或是国家层面，目前普遍实行阶梯式承包方式进行施工。具体而言，一项建筑项目从最初的审批直至最终完工，除了特大级的国家项目以外，大部分建筑工程均通过一层层、一级级的承包商完成，而到达建筑工程建设链条的最末端，则由农村进城务工而来的农民工直接完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需要，当前建筑业在施工技术标准和建筑工人素质方面都对工程质量提高了要求，在许多大型或中小型的建筑工程中，已经凸显了专业技术人员力量不足的尴尬现状。

相较于全国而言，“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探析其深层次的成熟劳动力短缺因素，大致可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当前的“辽西北”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这些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普遍在40～50岁之间，受到现代家庭结构和生活理念的影响，年少力壮的青年人很少从事建筑行业。一方面，建筑业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施工现场经常处于城市的边缘或荒郊野外，建筑业工作的本质决定了劳动者需要经常露天作业，而且是一类十分繁重劳累的体力劳动，常年的艰苦环境和劳动强度让现代家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无法适应。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当前“辽西北”地区多属于独生子女家庭，“养尊处优”的成长经历使他们更加向往舒适生活，从而造成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年龄普遍偏高的特点。此外，近年建筑行业发展不景气，也成为“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人才短缺关键因素。

二、建筑业劳动力的供给变动趋势

当前的建筑行业还属于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每年都在城市和乡村间定期流转，为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自200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建筑业也受到牵连，行业不景气，受到以上因素及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市场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劳动力总体数量上的短缺。近些年来，由于受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辽西北”地区农村的“80”后、“90”后人口已经开始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不仅本地区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而且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实际上，近几年来我国各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增速都已经开始放缓，建筑业劳动力人口的总体数量已经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剩余人口可转移数量也在不断下降。以辽宁省凌源市刀尔登镇的某个村为例，全村四百余户人口，世代以务农为生。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陆续出现农民外出进城务工现象，仅在20世纪90年代末，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年龄普遍在25～40岁之间，数量约占全村人口的3/5，且外出务工的行业均为建筑业。而在15年后的今天，该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已经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外出务工人员的总数仅占全村人口的1/5，且年龄一般在35～55岁之间。年轻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多选择不用耗费太多体力的服务业从事工作，年轻人的择业观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是建筑业工人的结构性短缺。由于受到建筑业总体数量呈现下降趋势的影响，像制造业一样，建筑行业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以缺少熟练技术人员和适龄一线工人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短缺。所谓的熟练技术人员，一般是指在建筑行业的生产一线实际工作时间在3～5年以上的工人，熟练工人是建筑行业生产活动的骨干力量，具有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极为丰富的经验。熟练工人的素质和数量决定施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及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和施工速度。与之相对应的是专业技术人员的结构性短缺，由于建筑行业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其施工环境的艰苦性，这样就很难吸引到接受过现代建筑学专业知识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加入施工队伍。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校毕业生更加愿意选择到“中铁”、“中建”这样的国有企业就业，而不愿意选择民营建筑企业参加工作。国有建筑企业和民营建筑企业就业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因此大型国有企业成为倍受毕业生青睐的主要就业选择。但“辽西北”地区缺少类似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大部分均为民营建筑企业，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加入员工队伍。

三是当代农民工的择业倾向背离传统建筑业。这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其择业观念与老一代农民工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特指“90”后一代群体，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却很早就辍学进入社会，却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大量的从农村涌入城市，已经成为了中国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工人的替代。与其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所考虑的因素，更多地融入了工资待遇、社会地位、工作环境、政治权利等方面的因素，而收入稳定、工作体面是他们追寻的目标。因而，从建筑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筑业自身的工作特点所导致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正越来越弱，与现代服务业相比，建筑业不仅工作环境比较脏和乱，而且劳动强度非常大，而繁重的体力劳动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不愿意从事的行业。而物流、销售、餐饮、娱乐等现代城市新兴服务产业吸引了大量的建筑业潜在劳动力人口，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离。与此同时，从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考虑，很多原本从事建筑业的既有农民工，也正在从建筑业向现代服务业转移，这既是“辽西北”地区建筑业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产业困境，也是全国建筑行业需要面对的普遍现象。

三、建筑业劳动力的需求变动趋势

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动趋势，取决于建筑业未来一段时期的市场需求以及季节性需求趋势，还包括对建筑业劳动力的人口素质需求变动趋势。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业劳动力市场不仅具有时间上的要求，而对于务工人员的要求已经从知识、技术、素质等方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辽西北”地区建筑业需求变化主要呈以下两方面。

一是季节性的需求变动明显，主要表现在春季和秋季建筑业劳动力短缺严重，而夏季建筑业劳动力供给则较为充足。由于建筑业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临时性的群体特点，具体来讲就是“辽西北”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在每年的春天播种后和秋收前这一段时期，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高峰期，此时农民工进城均为同一个村或亲属等联络，临时组成一个工作团队，由进城务工经验丰富的老工头带队，进城后在同一个建筑工地工作，一般的工作期限在两个月左右，待该工程项目完工后结算劳务费，继而又由同一个包工头带队进入下一个工地工作。这种群体性的工作特点，使建筑业劳动人员流动性相较于其他行业极为频繁，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同一建筑工地劳动人员供给过剩，而在劳动力供给不充足的情况下，则很难大规模的招入劳务人员，无法使劳动力在供给上形成一个平稳的过渡期。农忙时节，建筑业农民工的身份转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一旦进入农闲时节，则身份转变为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这种每年不断转换的劳动者身份，使得“辽西北”地区的季节性劳动需求极为明显，尤其是在农忙时节，是建筑业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周期的高峰期。

二是建筑业对劳动力市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建筑业已经从传统的施工方式转化半机械化或机械化施工，而传统的“人推马拉”的施工条件已经被现代化的施工设备所取代，缺乏文化和专业知识教育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对这些专业技术知识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当前“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小学文化和初中文化程度劳动者占据了90%以上的比重，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几乎凤毛麟角，而这一类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对于劳动回报的要求相对于高校毕业生较低，建筑企业承包商出于节约劳动成本的考虑，也乐于招聘此类人员从事复杂的建筑工程项目，这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几乎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职前培训。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简单的建筑施工机械设备，如混凝土搅拌机等比较易于操作的设备，均由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妇女进行操作，而现代化的建筑施工设备如塔吊等设备，对于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工则根本无从业资格进行操作，即使对于比较简单的机械设备，由于从业人员缺乏安全规范操作培训，也为建筑工地的安全生产事故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当前“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劳动力市场急需高素质建筑业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专业知识存在的不足之处。

四、结论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随着“辽西北”地区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本地区劳动力市场对于高素质的建筑业从业人员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校毕业生，以及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人需求，将是本地区建筑业的需求热点。要解决“辽西北”地区的建筑业结构性短缺问题，一方面需要当地的建筑类企业提高相应的待遇，达到与国有建筑企业相类似的水平，而本地区的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出台相适应的吸引人才政策。另一方面，有关建筑业行政主管部门需要研究制定提高从业者素质的方法，如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大力倡导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倡导在职培训与非在职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制度，提高建筑业从业者的劳动素质，使建筑业从业人员快速具备建筑业施工的基本知识和生产技能，才能为“辽西北”地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1]石向东.北京市建筑业劳动力市场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6（04）.

[2]朱小林，殷宁宇.我国建筑业劳动力市场的变动趋势及对建筑业的影响[J].改革与战略，2014（30）.

[3]李忠富，刘世青.我国建筑业劳动力短缺问题现状及其影响分析[J].建筑经济，2015（02）.

篇(2)

[关键词]职业教育　劳动力市场　关系　职业流动

[作者简介]米靖(1975-)，男，内蒙古固阳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其次，对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对职业流动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在入门之时，过度教育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会随着工人不断被提升而降低过度教育的程度。在专业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的情况较少，主要是因为在职业教育和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过度教育的现象最为普遍。在内部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只是在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暂时存在，这种现象随着劳动力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向上提升而减少；但是，当有技术的工人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后，过度教育也会随着劳动力的升迁而减少。

篇(3)

关键词：女性；劳动参与率；经济持续增长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58-02

0、前　言

劳动力参与率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它与劳动力供给密切相关。而女性劳动参与率则是指女性经济活动人口占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FLF-PR)，反映女性人口参与市场性劳动的程度，是研究女性劳动力就业状态的重要指标。各国的经济文化不同，女性劳动参与率也不同。在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将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劳动力供给，反之，则将减少劳动力供给。同时，由于劳动力供给与失业和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当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高，过量的劳动力供给不能被社会需求所吸收，会使失业人数增加，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低，社会上将存在大量的非劳动力人口，他们主要依靠家庭及社会力量来供养和保证其基本生活，增加了社会保障的压力。当前在我国劳动力数量较多，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就业压力较大的现实条件下，过高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将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显然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但盲目压低劳动力参与率又会带来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

文献综述：对于男女参与率的差距问题，李丽林通过分析1990年到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及两性劳动力参与率的资料得出：男女之间的劳动参与率差距越来越大，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大于男性。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姚先国从我国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的稳定性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从1978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我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普遍扩大，包括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与此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则明显下降。

蔡利用probit模型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估计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

在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李连勇及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的金剑，还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做了简要分析，得出：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是正相关的。发达国家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低。但我国是个例外，因为与美国劳动部公布的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相对比，我国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平均比美国高10个百分点左右。显然，我国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超越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

1、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水平较高，但总体上比男性劳动参与率低

我国的劳动参与率整体水平比世界水平要高，比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日本和韩国也要高。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较高，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各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10％抽样调查资料计算的结果，我国2000年“五普”普查时点上劳动力参与率为76.82％，其中男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82.94％，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70.57％，男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比女性高12.37个百分点。

2、女性就业岗位需求与其就业技能“短缺”相关性

知识是培养人类活动能力和提高活动技能的重要基础，是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思维活动成果，在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尤为重要。所谓知识经济，其实质就是高技术、高文化经济的积累和利用。在知识经济中，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内在的核心因素，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

根据男女就业率波动的动态分析，两性就业率的差异随着就业时间的推移不断缩小。女性就业率不稳定波动，其原因之一是低就业质量技能的凸显。在劳动力市场分化进程中，高素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女性的学历层次、知识结构、专业结构、综合素质，甚至于就读的院校等不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需求；女性的择业倾向与技能不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中的特殊性，从而产生格兰诺维特所言的匹配问题。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适应性定位调整中，部分高校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还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的新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变化的新要求。许多高校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多元化需求的变化错位，成为制约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众多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调整只是单纯立足于学校自身内在结构变化，而不是面向劳动力市场需求，导致招生和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这种情形不仅使高校存在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岗位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差距，而且其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明显带有为城市服务的专有性指向特点，忽视了农村服务指向。这种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影响到女性的就业进程。

3、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高等教育如学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对高素质结构劳动力的需求，以及高学历者的较高工资收人等，造成女性就业年龄推后，女性青年劳动参与率下降。1990年，我国15-19岁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为67.05％，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70.52％；到2000年相同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为全国50.38％，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参与率51.74％，分别下降了16.67个和18.36个百分点。

4、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城市总体水平比农村低

比较城乡女性劳动参与率，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第五次人口普查10％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2000年“五普”普查时点上城镇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为67.64％，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是59.30％；农村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为82.62％，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是77.78％。城镇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无论全部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还是分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均低于农村人口的相应劳动力参与率。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比，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直线上升，而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则明显下降。

5、结论和建议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劳动参与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率范围内，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相较其他国家，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而且目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城乡之间差别悬殊，这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5.1我国女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减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在考察人口因素时，主要考察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人们普遍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人口数量相对是固定的，因此人口质量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尤为重要。但实际上，被忽略的一点是，在人口数量一定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中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是不定的。劳动参与率越高，投人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数量相对就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则会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劳动参与率下降可以缓解失业现象带给社会的压力，但是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一定时期内，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技术条件不能得到改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经济中的整体劳动力数量下降，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5.2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加重脆弱的女性社会保障系统压力

总体看来，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除了受社会客观原因影响以外，还受到女性主观原因的影响。首先，经济制度变革改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力的配置由政府统一进行，只要参加工作就可以生存。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后，就业与否成了个人的选择，使劳动参与率自然下降。一些人自愿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在女性中表现明显，有人因为某些原因成为“职业家庭主妇”和“职业妈妈”；也有人因寻找工作太困难而放弃，被迫成为非劳动力人口中的一部分。其次，由于退休与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在为公众提供“安全网”的同时，也降低了一部分人寻找工作的积极性。最后。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也使女性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

劳动参与率与社会保障系统有密切关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保障体系也在转变过程中。针对女性的社会保障系统包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社会保障系统资源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劳动年龄范围内女性主观原因的不参与就业，就会加重本来就不完善的女性社会保障系统负担，使这种再分配制度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5.3我国农业女性化趋势日益突出

农村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在持续上升，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与贡献越来越大，农业逐步地女性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第一，农业女性化会影响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由于农村妇女逐步成为承担农业生产生活的主体，但其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于男性，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结构性文化水平降低。第二，农业女性化将导致农业劳动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由于女性大多从事非技术性劳动，男性多从事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因此，大量的男性劳动力转移出去势必影响到农业劳动技术的推广和利用。第三，农业女性化使得农业生产和日常管理相分离。这种情况不利于农村针对资源变化和市场条件做出及时有效的选择，易对农业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针对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建议采取以下措施调整：

(1)各级政府积极推行就业政策，改进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向就业困难的女性群体提供扶助，增强劳动者的信心，提高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

(2)鼓励各种就业方式，使就业渠道更加多样。如非正规就业方式，它是相对于正规就业方式而言的，正规就业方式实行全日制、月工资、固定工等，非正规就业方式与之不同，如弹性工时、非固定工作场所等。

(3)为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创造条件，降低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一是提高农村女性的科学文化水平，二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大量吸纳女性劳动者。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帮助低技能女性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参与尤其是到潜力巨大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

参考文献：

[1]徐伟红，劳动经济学案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李丽椿，劳动参与率；一个被忽略的重要数据[N]，光明日报，2005

[3]胡学芹，秦兴方，劳动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蔡防，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度其政策含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4

[5]李玉峰，知识经济学卿[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6]张车伟，吴要武，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问题和对策[J]，中国人口科学，2003

[7]王德文，刘玫，农业发展中的妇女参与及其作用，中国人口科学，2002，(2)：54-60

[8]潘辞棠，经济转轨中的中国女性就业与社会保障[J]，管理世界，2002，(7)：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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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民工荒；“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就业培训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99-03

最近几年，民工荒现象已从沿海发达地区逐渐蔓延到了内地。[1]当“长三角”、“珠三角”对用工荒已习以为常，当重庆等劳动力输出地开始用优惠政策挽留农民工，当哈尔滨等内地城市出现农民工短缺时，人们不禁要问，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缘何陷入“民工荒”？这是否验证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关于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说法？本文从“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的涵义出发，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情况，提出有关我国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问题的一些看法，并揭示当前民工荒现象背后的原因。

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概况

“人口红利”是近年来人口研究的新进展，它将研究关注点从人口总量或人口规模变化转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上。自“人口红利”提出以来，争论和质疑从未停止过。

“人口红利”问题最早是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奇迹时提出的，Andrew mason在《population and the Asia economic miracle》（1997，10）一文中提到了demographic bonus（人口红利）但并未对之作出定义。他认为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及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其他有利条件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他还深入分析了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更多的教育投资，以及高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等。[2]之后，布鲁姆与威廉森（1998）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3]布鲁姆等（2002）认为“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指在给定的经济条件下，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降低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劳动力供给增加、积蓄扩大、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三个主要途径来实现。[4]

国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也很多。蔡昉（2004）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有利影响，称为“人口红利”。[5]穆光宗（2008）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做了区分，认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形成的有利年龄结构，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创富、投资及积累三种机遇可能，他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视为“人口红利”的实质。[6]彭希哲（2007）认为，“人口红利”是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而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被称之为“机会窗口”。[7]钟水映李魁（2009）将“人口红利”多种定义分类为“结构论”、“期限论”、“因素论”三种，并将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以及抚养负担相对较轻，视为“人口红利”所包含的两大基本要素。[8]

二、对我国当前“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的认识

1.人口红利是否消失。“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在当前我国就业压力形势严峻，劳动力资源难以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低下，劳动力质量不高的情况下，很难验证有关我国经济发展中“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观点。从劳动力总量和存量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足，就业压力巨大。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和国内相关机构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预测数据，我国15-64岁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其峰值，为10亿左右，然后逐渐下降。按照“人口红利”的涵义，我国当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机遇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的态势仍未改变。但阻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因素仍然存在。

首先，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一是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非常突出。大批高校毕业生、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军队退伍人员等需要就业，还有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二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近年来企业“招工难”与求职者“就业难”同时并存，凸显了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三是伴随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不断攀升，如果加上未登记失业人口和大量隐性失业，这个人数规模将更加庞大。这表明，我国当前“人口红利”难以兑现，“人口红利”的发挥需要在扩大就业中进一步实现。

其次，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影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成为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低效率的制度性因素。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指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高、福利好，具有较好的晋升机制，但同时对技术和文化的要求较高。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低、福利差，对技术和文化程度的要求低，被提拔的可能性较小。在我国，两个劳动力市场被无形地分割开来，互相流动比较困难。总体上看，职业机会由于存在歧视和垄断而形成不均等局面。一般而言，进城农民工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多集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和福利待遇差，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员工收入差距较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劳动力低效配置，同样影响着当前人口红利的兑现，“人口红利”的发挥需要摆脱制度的掣肘。

虽然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作用的充分发挥受到制度性因素的约束，但我国劳动力市场仍有潜力可供挖掘。从我国劳动力质量方面来看，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投入较低，导致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问题突出。而教育问题关系着国民素质整体的提高和国家竞争力的增强，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集中表现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上存在的较大差距。农民工大多来自于农村或相对偏远地区，正是我国教育发展的薄弱之处，高昂的教育费用和较低的收入水平，影响了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发挥。只有通过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推进教育改革来带动人力资本提升，才可能实现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素质提高型“人口红利”的转变。由此，必须通过教育创造新型“人口红利”，加快人力资本形成，使高质量劳动力通过影响生产效率来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充分挖掘我国现有“人口红利”的潜力。

另外，当前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其背后另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基础是总体经济发展形势和所在企业利润的高低。对比从2004年—2010年的数据，GDP从13万亿增长到33万亿，增加了150%左右，而全国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不到90%，农民工的工资只增加了50%左右，是GDP增长的1/3，有些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而其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因此，从整个经济或者企业的发展情况看，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要快于劳动收入的提高，企业利润的增长要快于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与此同时，多年来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也得到显著提高。财政收入由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增加到2010年的21%，企业税后利润占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8%增加到2010年的13%。而据统计，自2000年开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总额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占比47.4%下降到2008年的43.3%，下降了4.1个百分点。[9]分配不公直接导致劳动力供应出现瓶颈，工资上涨可以说是财富分配的理性回归。而我国劳动力供给资源丰富，农村未转移劳动力规模仍然巨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发生变化，加之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惠农政策实施，造成了一个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如果解决束缚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因素，势必还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转移，“人口红利”的基础并未消失。

2.“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1972年，刘易斯在《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中，又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的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之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10]由此可见，刘易斯拐点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更包含着城乡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相近水平，城乡统一的市场逐步形成和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方向发展。从当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乡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差异的情况看，“刘易斯拐点”似乎还很遥远。

第一，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二元经济、二元劳动力市场特征显著。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二元经济的突破面临很大困难，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还可能会反复出现制度拐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取得了较大成就。然而，一些计划经济留下的制度性政策仍制约着我国经济向一元化方向发展。袁志刚等人认为，现有的制度约束限制了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出，而并非是剩余劳动力供给不足，中国的改革现实和劳动力迁移情况表明，在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存在着一个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制度拐点。在制度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在原有的城乡分割的制度空间下进行局部迁移，实现的是人力资本在城乡之间的一种不完全的、可撤销的再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得到迅速释放，迁移速度较快；然而当劳动力迁移进行到制度拐点附近时，城乡分割的制度空间会成为劳动力进一步迁移的瓶颈，人力资本的各项内容，比如社保、医疗、教育等难以在城市制度空间中得到满足。如不能及时破解制度约束，劳动力迁移速度就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回流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近3亿多的农民工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但是，这些农民工并未能作为城市和非农产业的一个存量而固定下来，而始终是作为一个补充的增量部分在城市人力资本的制度空间之外游离。这说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未完成制度的移植，劳动力转移并未形成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可撤销的格局。这种状况使得城市化进程不彻底、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突破。

第二，当前我国城乡工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差异仍然较大，工农业产业部门的工资差异较大，“刘易斯拐点”的特征表现尚未出现。以2010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指标衡量来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15907元，农村是4455元，城镇是农村的3.6倍，城乡差异较大。[11]如图1，当城乡工资差距较大时，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较大。当在现有制度等约束情况下，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非农生产部门时，供给曲线是S1，工资水平是一个稳定水平，而当工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时，就会吸引由L1到L2数量的劳动力迁移。

第三，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但是第一产业所占的就业比重是39%。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10%之前，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时期。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高速时期。[12]另外，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是落后地区，农村的资金、劳动力向发达城市流动，导致农村的要素不足，发展更慢；这种力量强化了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距刘易斯拐点相差较远。

三、当前“民工荒”的原因分析

户籍等制度性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阻碍因素，是导致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在一定时间内无限大的同时，又存在着户籍限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一系列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意愿大于城市所能吸纳的能力，表现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一定范围内近乎无限弹性，即接近于水平曲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制度的情况下，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成本逐步提高。因此，当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一定限度后，该曲线也具有上扬的趋势，供给弹性相对降低。从图2中表现为劳动力需求从D增加到D′时，雇主可以在工资几乎不变的条件下继续获得劳动力，而当劳动力需求提高到D″时，则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供给条件是相应提高工资水平。[13]

在各种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加之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分流了东部沿海的劳动力，使东部地区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暂时超过了供给，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上涨。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工工资低，增长幅度缓慢，城市的户籍限制使农民工不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保、医疗等待遇，加大了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使得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下降。某种程度来看，民工荒的出现形成对市场的倒逼机制，迫使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一步消除，降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

另外，由于最近几年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务农收入提高，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力降低，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改变，也影响着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城市梦，希望能与城市融合，不希望再做上一辈那种低廉、苦重、没有社会地位和保障的工作，这种观念变化的非市场因素，减少了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综上可见，当前的“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不能验证“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结论，“民工荒”背后另有原因。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民工荒”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存在着阻碍劳动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性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配置的低效率和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反应缓慢，从而造成了“民工荒”。由于“民工荒”背后有其独立的影响因素，因而，当前“民工荒”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基于以上分析，破解“民工荒”难题，充分发挥“人口红利”，逐步向“刘易斯拐点”靠近，需要消除阻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和向“刘易斯拐点”靠近的众多因素。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发挥，消除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二是增加就业岗位，积极提供就业培训、就业信息，促进就业；三是加大教育及社会保障投资，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保障劳动者生存权益，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四是加大对农业生产部门的投资，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转移农村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融合，减少城乡差距，逐步消除二元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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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需求 供求关系 人力资本

一、劳动力市场供求相互关系

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形成实际是基于对劳动的供求所形成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一旦匹配成功，就进入了微观的劳动力配置领域，因为劳动提供过程与劳动需求满足的同时性，当劳动者提供的供给无法满足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要求时，就会导致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更佳的劳动力来提供劳动。这样内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会间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需求。同理，由于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和环境使得劳动者无法提供充足的劳动，劳动力就会退出企业（失业）或消极怠工，劳动需求无法满足，进而企业会形成新的劳动需求，而且也可以成为一种信号，引导劳动力的供给。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供给的特点

1、劳动力供给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增幅趋缓。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张车伟，2007）。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2、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3、劳动力供给整体素质水平偏低，但随着教育水平和范围的扩大，素质水平在逐步提高。根据劳动保障部在2007年年初组织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虽然其中有2/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近半数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只接受过15天内简单培训的占25%，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仅占13%。从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发现，2007年第四季度，高中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3.9%，其中58.5%的求职者是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6.6%；大专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0.6%；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9%。由于大量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使得劳动供给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提高。

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数量的势头会逐步减弱，但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在农村，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存量和增量，存量大部分为中年劳动力，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增量主要是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因此，作为劳动供给重要来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势必会减弱，会影响到未来城镇劳动力的进一步增长。

三、劳动力需求的特点

1、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不断扩大。中国GDP连续5年持续增长10%以上，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增长带来了劳动需求量的增加，按照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900万个就业岗位，具体而言，非农GDP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在795万人到1530万人之间变化（都阳，2007）。

2、素质要求在提高。根据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数据显示，用人单位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5%，其中对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占59.3%；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24.8%；对大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15.9%；对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7.7%。从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要求看，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的55.4%，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6.6%。

3、第二产业需求比例有所增加，第三产业需求比例有所降低。我国经济增长是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的，而产品更多集中于工业消费品等低值商品，在2006年对121个城市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在所有人员需求中，制造业占24.9%、批发和零售业占17.9%，住宿和餐饮业11.7%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8%；在2007年表现出制造业需求增加，而服务业需求量有所下降。正是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劳动力，使得服务行业的需求比重有所下降。

4、国有企业需求变缓，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从企业性质来看，经过前些年的国企改革，许多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发展，但是总体来看，除了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以外，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需求并不旺盛；相反，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5、地区劳动力需求不平衡。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仍然吸引更多的投资，使得这些地区的劳动需求一直并未下降。但要注意到，因为工资成本在缓慢上升，再加上本地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外出打工者回流的现象。因此，已有企业将投资目光转向了中西部地区，这将会给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布局带来较大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特点

1、供给大于需求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不排除出现拐点的可能性。通过前面对劳动力供给问题与需求总量来看，劳动力供给仍然大于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不会改变的。但相对于新增的劳动力资源来看，中国很可能面临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都阳，2007）。

2、素质结构不匹配，高技能人才缺乏。从供求两个方面来看，低素质的人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企业对于高素质人员的追求，特别是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称的人才更为难得。因为在目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水平与素质要求与企业的要求并不相配，经常出现“毕业就失业”的尴尬现象。这并不正常。而且大量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由于缺少相关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培训，使得他们更多集中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造成就业拥挤效应。因此，素质结构的不匹配是造成供求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3、地区供求结构矛盾依然突出。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引发的“民工荒”现象目前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常态。从企业（行业）看，招不到农民工的主要是一些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较低的企业（行业），以民营企业居多。

五、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

1、劳动力短缺会造成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会逐步消失。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工资大幅增长不同，我国保持了比较平缓的工资增长势头，而且比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低很多。一旦我国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拐点以后，工资水平将会有较大程度的上涨。因此，关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将会给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也是尤其需要注意的方面。

2、引导地区劳动力的跨地区配置，流动的障碍将会进一步拆除。劳动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将会引导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在某些发达地区将会进一步完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提升工资水平，扫清各种障碍，为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提供极佳的条件，最终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工成本的考虑，中西部地区将会吸引较多的投资，这也会促使这些地区的政府完善公共物品的供给，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更为完善的机制。

3、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劳动力供求重要的特点即为结构不匹配，而素质结构则成为重中之重。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进行劳动工的培训等都会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关注技术工人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就会成为目前政府和社会充分考虑的事情。如何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如何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也会成为大学教育的核心。

4、引导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为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关键在于投资的收益，在过去的几年，大学生的投资收益锐减，甚至有的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会造成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失败，经过几年的市场检验以后，家庭也会逐步扭转观念，不再盲目进行大学教育投资，而是投向更为有效的教育方式上。比如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较高，投资于职业教育、专业的技术班等则有可能获得这样的回报。

5、劳动政策、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从我国长期的发展来看，即使劳动力人口出现了降低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优势不再，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消除，因此，目前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同时，考虑到劳动力供给本身，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与劳动政策也可能是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车伟：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也谈劳动成本优势能保持长久吗？[DB/OL].中国人口网，2007-2-5.

[2] 金玉秋：2001- 2020 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5（12）.

[3] 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

[4]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7年第四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http：//molss.省略/gb/zwxx/2008-01/22/content_222087.htm，2008-3-5.

[5]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6年度全年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molss.省略/gb/zwxx/2007-04/27/content_175320.htm，2008-3-5.

[6]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R].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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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就业结构；劳动力

一、刘易斯拐点的提出

美国学者，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家和社会存在二元结构，尤其在经济方面，一个是以传统农业部门代表的维持生计为主部门，其生产方式是传统的；一个是以城市、工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的资本主义部门，其生产方式是现代的。传统的农业部门人口比较多、增长也比较快。但随着农业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其边际生产率就比较低，有时甚至是零。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比较低，只要是工业部门提供给的工资能够稍微大于其最低生活水平，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流动，为工业部门提供大量的劳动力。所谓的劳动的无限供给指的是劳动了供给曲线在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工业部门提供的的既定工资指的维持劳动力生活需要的最低生活水平。

一方面劳动力数量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趋近零。这时，农业部门中的大部分人口实际是在隐性的状态。当工业部门提供工资大于农业部门的最低生活水平时，农业部门的大量过剩的隐性失业农业人口就会转移工业部门，工业部门也会随着农业部门人口转移扩大规模。从工业部门提供的工资水平上来看，劳动力可以无限的的供给是，工业部门可以从转移人口工作获得利润转化为新的投资，这样工业部门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会全部转移吸收完，这时如果要再吸收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待遇，这样的提高也许就是直线上升，经济学上对这种现象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北大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一度低成本劳动力充裕的中国正在迈向“刘易斯拐点”，这种态势可能迫使一些制造商转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集中在中国的全球制造业活动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指出，按照数据推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红利现象，应该可以持续到2015年，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这种提前终止了。从近些年出现的的越来越多的用工荒和企业频发的停工时事件来看，拐点已经到来，其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泡沫经济。

二、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原因分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2012年10月20日召开的新闻会上说，去年我国实现了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属历年最高。但目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2012年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达2500万人，比“十一五”时期的年均数多1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另一方面，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招工难民工荒和就业难人才缺并存。反映在现实中，不但是技术人才短缺，普通工人也短缺。据推测，随着经济社会的的发展，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更加趋于常态化，而且有从沿海向内地蔓延的趋势。同时，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对就业影响加大。

所谓就业结构性矛盾，指的是我国劳动力供给中总体的量的过剩和就业过程中的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现象。理解我过劳动力总体过剩背景下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根据刘易斯的分析逻辑，要从我国的现代化过程着手。改革之初，我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家，无论从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看，还是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看，我国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前进，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价格低廉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是30多年的改革，就就业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趋缓，近年来更呈现出短缺的趋势，2009年以来，发达地区开始出现“用工荒”的现象。似乎刘易斯拐点理论能很好的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这种现象。但是笔者认为，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成熟性。归结起来，有以下原因。

首先，在农民工就业体制上，我国企业的用工方式过于注重年轻化的劳动力。多数企业在招工时把年龄压低到35岁以下，而根据我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35岁以上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近60%。目前劳动力市场缺乏制度化或者政府知道监管不够，导致劳动力进入市场门槛过高，门槛过高导致用工制度不合理，其本身就是劳动力大量过剩。近些年，各地出现的用工荒并不是中国劳动力红利的终结，也不表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而是我国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现状的弯曲的体现。人力资源的浪费是不经济的行为。一个国家劳动力再富裕，劳动市场只依赖年轻人也不可能长期持续。近年来的“用工荒”反映的就是企业的这种用工方式矛盾日深，基本到了尽头。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作用下，一些企业招工年龄由35岁左右已经向后松动，这是必然趋势。从国际老龄化国家看，中高年龄劳动力总体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有报告指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吸纳了更多中高年龄劳动力。从总量看，我国远没有打到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阶段，劳动力总量的过剩在我国还会长期存在。

其次，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是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小于求，市场会依据供求双方的博弈结果自发上调均衡工资水平。但事实表明，低端简单劳动供给者因替代性强而不被企业重视，工资水平仍旧偏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所以“民工荒”不能指望企业单方面解决，必须要有调控部门的积极介入与引导。

第三，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滞后于市场的需求，造成结构性的矛盾。我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加速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对我国的劳动力供求提出新的要求。从产业角度看，一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还很脆弱，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很低，造成农业劳动力素质偏低且数量巨大；加之现有的土地制度和土地经营模式，使大量劳动力还不能从根本上离开土地，阻碍着劳动力的市场化。二是我国第三产业还很落后，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比重都远远落后。而由于技术的落后，生产部门多以加工业为主，吸纳的也多是低素质的劳动力。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型，技术性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的现象日益突出。

三、解决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加强高层次、技术型人才的培养

我国目前就业结构中的突出矛盾是高层次和高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随着我国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变，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加快人才培养投入，推进重大人才工程，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取消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努力营造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从制度层面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工业化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更大。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推进，迫在眉睫的是解决目前最严重的技术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对劳动技能的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

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二）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

我国改革之所以能够稳定推进，是和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相关的。就保护农民工权益而言，改善农民工待遇，必须打破户籍瓶颈。我国社会存在的的固有的二元结构应该尽快突破，在那些经济实力强、发展比较迅速，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地区，要首先突破二元结构，特别是户籍制度，设定一些比较符合常规的条件允许农民落户城市，给以农民工在生产、生活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

要大力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目前进城的农民工，面临的环境比较差，工资待遇低、劳动时间比较长、劳动强度比较大、劳动合同的签约率也比较低，无法参加社保，子女入学也比较困难等。这样就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农民工更多的机会，给予农民工以城市待遇，使其可以和城市职工竞争的平台，并要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这就要求政府在农民工问题上，要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要求。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要清理、整顿、取消各种对农民工的证卡制度和乱收费等不合理规定；要统筹解决好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每年要安排一定得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根本性保证。

（三）鼓励和引导新型劳动关系

我国传统的劳动关系呈现一元化的特征，但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还未形成，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职能确实，劳动关系很不成熟。要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的权益问题，政府和社会就要从法理约束企业，建立固定的用工制度。一个具有责任心的企业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自身的长期发展来说，都要善待自己的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加大对职工的培训力度，最大限度的发挥职工的才能，而不是为了降低成本，随意解雇职工，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够避免未来出现的用工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也应该制定法律规范劳动力市场用工秩序，提高解雇职工的成本，最大限度的保护职工的利益；作为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要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职工利益，真正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

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或者说是在人口红利未结束之前，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或者说资方占据主动地位，而老房却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力市场状况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企业要想或得越来越稀缺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提升劳动者的地位，才能够获得企业所需的劳动者。

这种劳动关系区别于过去的传统的劳动关系，也有利于新型劳动关系的形成，政府在这场重塑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制定法律、社会呼吁和物质上的奖励，来引导积极鼓企业加强劳动者保护，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和地位，并做好第三方的相关责任，包括规则制定，争议处理，危机处理等。

【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陆铭.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蔡昉登.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张朝鹏，欧阳安蛟.城市进程中两栖流动人口的生活保障问题[J].经济论坛，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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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改革 欧洲 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73-77

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全球供给冲击并伴随以国内政策的失误之后，许多欧洲国家的失业率急剧上升。在某些国家，失业率至今仍然居高不下。但也有些国家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出现了失业率的大幅下降以及相应的就业率的快速上升。

本文将以此为背景讨论过去二十年中对上述冲击做出反应的一些国家的成功政策和相关的做法，旨在阐明那些推动某些欧洲国家实行成功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一些共同因素，并为其他国家的效仿提供指引。主要的方法是集中于具体的案例研究（case study），并选择了四个国家进行详细论述。

一、案例选择的依据

案例研究所选择的四个国家，即爱尔兰、荷兰、英国、丹麦，属于现在欧盟中失业率最低的五个国家中的四个，同时它们也是过去20年中失业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五个国家中的四个，见表1。

而且，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这几个国家的就业率增长同样明显，其中爱尔兰和荷兰的就业率增长在欧盟各国中位居榜首 [1]。不过，对这些案例的研究证据并没有表明改革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就业率的明显上升通常在实施改革计划的多年后才会发生。同时，对案例的选择仍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因素，因为如果使用不同的表现基准，那么其它国家可能会居于梯队的领先位置。这是案例研究的一个局限性。

二、改革经验

关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尤其是对欧洲各国的不同表现的解释。一些文献认为政府应当利用劳动者保护制度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做出反应，但这种观念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部分的纠正 [2]。迄今为止关于究竟是哪些特定的制度抑制了就业的增长或使得失业率上升，还缺乏一致的看法，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这些因素，即慷慨而长期的失业救济金、高税收、严格的就业保护法和工会的权力等。Nickell, Nunziata, and Ochel （2005）在一项代表性的研究结果中表明，制度能够解释略高于一半的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欧洲失业率的增长，在这些制度中失业救济金因素占39%，劳动税收占26%，工会权力占19%，就业保护立法占16% [3]。同样，Bassanini and Duval （2006）在最近做的研究中把结构性高失业归咎于长期高额的失业救济金、高税收和对产品市场的严格管制 [4]。本文关注的则是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革经验，并从一个更为历史性的视角考察广泛的改革战略。

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劳动力供给。基于工会和雇主之间的工资谈判模型，这个政策目标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曲线（或工资曲线）向右移动，即给定工资水平上的更多劳动力供给量，或给定劳动力供给量的更低工资 [5]。下列因素可以导致工资的向下调整：1. 工会和工人的态度变化，即更加注重就业的增长；2. 劳动所得税的下降，能使工人愿意接受较低的税前工资，如果税后工资能与原先持平的话；3. 失业救济金改革，能够降低工会成员的最低工资标准；4. 减少政府部门的就业和工资，这也能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因为政府雇用是对私人雇用的一种替代。

从这个视角来看，工资向下调整是改革战略的一个基本结果。本文的案例研究正是以这一基本的观察为基础。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过去的20年里劳动力供给变化最明显的国家包括爱尔兰、英国与荷兰 [6]；在丹麦，该趋势从1990年代初政府认真推行改革后也变得明显。就其它国家而言，芬兰和瑞典也比较明显，更多的国家在19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初期出现了工资的向下调整，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就本文选择的案例即爱尔兰、荷兰、英国和丹麦这四个国家而言，其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与工会的关系

爱尔兰与荷兰的工资调整是通过社会伙伴之间的一致协议来诱发的，而英国则集中于削弱工会的权力来促使工资调整。荷兰与爱尔兰的改革计划获得成功的核心战略是通过降低劳动所得税来弱化名义工资低增长的效应。1982年荷兰的中央工会与雇主联合组织在政府的协调下签订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瓦森纳协定”（Accord of Wassenaar），商定了对工资增长的限制，同时政府承诺减少劳动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款额。1987年爱尔兰采用了相似的战略。尽管这些工资协议仅明确应用于具有工会组织的部门，但它们在事实上形成了工资期望的基准。该战略在上述两国获得了成功并在此后得到继续运用。英国则采取了不同的方针。英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开始于1979年，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颁布四部劳动就业法案逐步削弱工会对于薪酬问题的谈判权力。但即便如此，英国也通过减少劳动者的税收负担来弱化税前工资下降的负面影响。丹麦政府也很早就采用了与工会对抗的方式，但却导致了产业的动荡并最终未能限制工资增长。此后，丹麦的工资谈判体系在90年代日益分散化，政府于是改变方法并转而集中于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革。

2．减少税金

四个案例国家的一个共同因素是稳步减少税金（包括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款额）以利于工资调整。爱尔兰、荷兰、英国和丹麦在过去20年里对劳动收入的总税金明显下降，见表2。

这在欧洲并非是个普遍的趋势，因为在这个阶段里半数欧盟国家的税金实际上有所上升。

3．救济金改革

四个案例国家都进行了某些方面的福利改革，即降低失业救济金的水平或缩短持续期，或提高领取救济金的资格要求。爱尔兰的救济金水平不再与税后收入的增加同步增长。丹麦与荷兰还削减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最多年数，而且除爱尔兰之外的其它三国都提高了资格要求。例如荷兰1987年颁布的失业保险津贴法，首先规定只有那些至少有4年工作经历、在失业前52周中至少工作了26周的非自愿失业者，才有资格申请延长失业保险津贴；其次，缩短和降低了领取延长失业保险津贴的时间和数额，领取延长失业保险津贴的时间从原来的2年改为了1年。丹麦的特殊政策是在缩短领取年数和提高资格条件的情况下继续维持慷慨的救济金，伴随以日益严格的“积极寻求再就业”的要求。从2002年起，丹麦要求在领取失业救济金一年后就必须参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虽然对失业救济金的制度改革效应很难量化，但转移支付的增长与工资调整之间显然存在负相关性。

4．政府支出与降低劳动税收二者结合

另一个共同的因素是成功的改革倾向于同步削减政府支出与劳动税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除丹麦外的三个案例国家在开支和财政收入方面都显著缩小了政府的规模，见表2。财政政策的改善和劳动力供应的增加有着密切的关联，劳动力供应的增加总是伴随着财政平衡状况的改善和审慎的财政调整，尤其是对社会开支和政府工资的调整。而且当财政收入在改革时期之前呈现增长趋势时，它会在劳动力供应增长的期间下跌，这表明劳动税收在下降。总之，基于节省开支的财政调整与劳动力供应改革倾向于互相补充。财政调整与结构调整向着相同的方向发展而没有明显的替换关系，财政巩固与劳动力供应的变化在同一个时期发生。劳动力市场弹性增加了，因为政府工资和转移支付的削减与劳动税收的削减能够鼓励工会接受较低的工资，从而导致较高的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率。降低税收还有利于化解针对劳动力供应改革的潜在反对力量。Sebastian Hauptmeier等人(2006)所做的案例研究也发现，那些推行大幅度政府支出改革的国家在之后明显出现更高的增长率和就业率。[7]

5. 灵活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最后一个共同因素是四个案例国家都具有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根据OECD的就业保护水平指数，21世纪初这四个案例国家在就业保护法规的严格程度上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爱尔兰和英国的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最高。[8] 荷兰的就业保护虽然相对比较严厉，但它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改革集中于实行劳动时间的灵活化，并放松对灵活就业的管制特别是放松对部分时间就业形式的管制，因此荷兰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在欧盟中是最高的。基于OECD采集的产品市场管制指数，这四个案例国家同样在1998年样本中显示了最低的管制水平。[9] 这表明，对劳动力供应的积极冲击更有可能导致较高的就业水平，因为工资的向下调整导致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三、改革的政治经济背景

在上述几个案例国家中，最初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往往都是由经济危机推动的，而改革的延续则依靠经济增长的回升。从1980―1982年的平均增长率来看，丹麦、荷兰和英国属于表现最差的四国中的三个（另外一个是希腊）。同时在这个时期爱尔兰的平均财政赤字位居第二、平均通胀率位居第三。因此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适时地提出了改革的重要性。最初的改革往往由新一届政府实施。成功的改革带来了强劲的增长和产出缺口的改善，为改革的延续提供了空间，显示了国内持续改革的强度与危机后的增长之间的积极反馈关系。

为了获得对改革的支持，政策制定者往往在改革过程中承认某些既得利益，从而化解反对力量。政治体系的类型与改革能够成功并无关联，因为这几个案例国家在政治上就存在明显的差异。[10] 强大、稳定的政府固然能够有力地推进改革议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对弱势的政府就无法推行改革，特别是如果他们允许不同的集团在改革过程中获益的话。例如爱尔兰和荷兰在工资调整和减税二者之间保持了此消彼长的替换关系，丹麦的政策则在实行严格的救济金体系的同时维持高额的救济金水平。重要的是，这些政府通常在改革后赢得再次选举。

四、改革的社会影响

案例研究的证据表明，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并非是不相容的。最近有不少研究者指出，高就业率能够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率[11]。在这方面，像丹麦与荷兰这些国家在不平等和贫困率等社会指标上一直比其它欧洲国家表现得更好。而且尽管英国与爱尔兰在这方面表现不够好，但它们仍然优于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虽然一个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主要是社会偏好的产物，尤其与社会开支的规模相关，但这些偏好并不必然导致低就业率。

同时，改革也并不需要以牺牲社会凝聚力为代价。丹麦与荷兰在改革后维持了相对良好的社会形势。英国的不平等程度在改革开始后仅略有上升，爱尔兰的不平等程度在改革调整期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下降。而且，1990年代，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是个普遍的现象，不管是在推行改革的国家还是未推行改革的国家都是如此。因此并不能说这几个国家的改革是以牺牲社会平等为代价的。此外有人论证，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紧缩开支改革的不利效应能够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集中的公共开支目标而得到减轻。[12]

五、两点启示

上述案例研究对其它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的最重要启示是，成功的改革计划是由劳动力市场、财政和产品市场改革这些相配套的国内政策组成的，这些改革措施互为补充、互相加强。在一些最成功的案例中，这些国家采用了同时削减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战略，后者增加了劳动力供应。反过来，对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低水平管制便利了工资的调整从而导致就业的强劲增长，而高就业率产生了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为进一步的减税和工资的继续调整铺平了道路，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第二个启示是，政策制定者能够维持对改革议程的广泛支持。除了政策应当随时间的推移而保持首尾一贯以外，政府还可以在改革过程中通过承认某些既得利益，诸如对工会同意下调工资的态度和行动给予减少劳动所得税的报偿，或在推出更严格的救济金体系和减少就业保护的同时保证更高的救济金水平等，来维持社会对雄心勃勃的改革战略的支持。

注释：

[1]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06.

[2] Olivier Blanchard, “European Unemployment: The Evolution of Facts and Idea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75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5.

[3] Stephen Nickell, Luca Nunziata, Wolfgang Ochel, “Unemployment in the OECD Since the 1960s: What Do We Know?”, Economic Journal, Vol. 115, 2005, pp. 1-27.

[4] Andrea Bassanini & Romain Duval, “Employment Patterns in OECD Countries: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486, Paris: OECD, 2006.

[5] 在这里工资变量是指根据生产率和经济周期而调整过的实际工时报酬率。

[6]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06.

[7] Sebastian Hauptmeier, Martin Heipertz, Ludger Schuknecht, “Expenditure Reform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 Case Study Approach”, ECB Working Paper No. 634, Frankfurt: European Central Bank, 2006.

[8] OECD的这个指数与就业保护法的严格程度相关，所考虑的因素诸如解雇的难度、解雇补偿金规定、对集体解雇的特殊要求和关于临时雇用的规则等。OECD: “Employment Protection Regulation and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in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OECD, 2004.

[9] 这个指数的计算基于对每个国家的总体和部门性管制政策的详细调查，包括国有化程度、对创办企业的限制以及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Paul Conway, Veronique, Giuseppe Nicoletti, “Product Market Regulation in OECD Countries: 1998 To 2003”,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419, Paris: OECD, 2005.

[10] 丹麦长期以来都是少数党联合政府。爱尔兰在单一政党和多数党联合政府之间摇摆不定。荷兰因为只有单一的全国选区，所以拥有全欧最具比例代表制特性的选举体系，多党竞选制和多数党联合政府已成为准则。在英国，多数主义的选举体系使单一多数党政府成为常规。

[11] Andre Sapir,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s”, Brussels: Bruegel Institute, 2005.

[12] Vito Tanzi & Ludger Schuknecht, “Reforming Public Expenditur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Are There Trade-Offs?”, ECB Working Paper No. 435, Frankfurt: European Central Bank,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