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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的主要特征精品(七篇)

时间:2023-10-11 10:15:57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生态农业的主要特征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生态农业的主要特征

篇(1)

关键词: 生态协同产业; 生态文化; 生态农业; 生态工业; 生态旅游业; 生态科技;生态服务业; 补偿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6-0004-04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环境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总体发展的战略高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这就对构建新型生态产业体系提出了迫切要求。建设生态主体功能区,必须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必须发展生态协同产业;发展生态协同产业,必须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这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一、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协同产业体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一)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意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在提高人们生态意识和文明素质的基础上,自觉遵循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原理,运用高新科技,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其中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础。生态文明是遵循生态经济规律,将环境与生态目标融合到现代化建设之中,在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发展节约资源能源和生态友好型农业、工业、服务业等。

(二)农业产业形态的演变趋势

按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来划分,农业发展史上,农业产业形态的演变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工业化农业—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的过程。原始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刀耕火种;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靠天吃饭,以人力、畜力为生产工具,生产效率极其低下。

工业化农业的发展模式是高投入、高产出,以机械化、化学化为基本特征,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工业化农业时代改变了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在消除饥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肥力下降、面源污染问题突出、生物多样性下降、高能耗和高成本。随着生态危机的出现,农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由此催生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现代农业的概念是针对传统农业而言的。现代农业是指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对农业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和农场化的生产活动。现代农业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利益机制为联结,以企业发展为龙头的农业,是实行企业化管理,产销一体化经营的农业。现代农业的本质内涵可概括为:现代农业是用现代工业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用现代组织管理方法来经营的社会化、商品化农业。现代农业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农业。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

生态农业是未来农业演变过程中的又一崭新形态。生态农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变动、生态资源丰富程度的依赖越来越强。生态农业作为生态协同产业的子系统,将真正实现“农业---环境---人类”的和谐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将成为生态农业的主要功能。

(三)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

“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2010年中央1号文件的重要内容之一,并要求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对此,农业部要求采取六项措施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要重点促进农产品供给向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和质量安全并重转变,农业发展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转变,农业生产条件向提高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转变,农业劳动者向新型农民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向提高组织化程度转变;加快构建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加大粮食战略工程实施力度,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加快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农产品产业带。实行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和产业化经营,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把建设高标准粮田、改造中低产田和完善农田水利设施,作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中之重。探索建立国家奖补与农民投资投劳相结合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机制。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大力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资源综合循环利用为重点,开发农业节约型技术。大规模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集成推广良种良法,通过提高单产水平来克服耕地资源限制。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积极提供新品种供应、新技术推广、统一耕种收获、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农资统购统供等服务,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四)生态农业的多种功能和特殊性质

篇(2)

    1.1生态农业的功能

    生态农业是指运用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指导农业生产,利用人、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能量转换和生物之间的共生规律促进物质循环利用,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实行无废物生产和无污染生产,建立多业并举、综合发展和良性循环的立体网状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生态农业旨在建设一种既有利于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又能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农业生产体系。生态农业除了传统农业具有的自给自足及提供就业与收入等农业基本功能外,还具备一些独特的新功能(如表一所示)。第一类功能为经济功能。生态农业向市场提供优质、安全、营养的农副产品,不仅能满足居民基本生存需求,还能满足居民对新鲜、优质、安全、多样、反季节的绿色食品,以及对方便、深加工农产品等方面的需求。生态农业通过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经营,延长产业链,拓展农业生产经营范围,能取得好的经济效益。随着生产力水平与资金回报率的提高,生态农业不再是需要补贴和日益萎缩的夕阳产业,而是作为一项发达的现代产业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使农业投资不断增加、经营主体日益多元化。第二类功能是社会功能。作为经济、社会、生态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农业在传承传统文明、增进社会福利、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农家乐”、“农业旅游”等经营方式提供的休闲和旅游新场所,既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又挖掘了农业的潜能。农业有的风俗、文明也将随生态农业的发展而延续,因而生态农业传承了传统文明,增强了农民的科学与环境意识。生态农业将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管理方法向传统农业辐射,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区域发展;通过提供就业与收入机会,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第三类功能为生态功能。生态农业具有显着的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生态功能具体表现为净化空气,调节小气候;涵养水源,净化水体和土壤;维持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1.2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求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人口、资源、技术和制度等条件的约束,生态农业追求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永续利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从农业发展历史来看,从原始农业发展到传统农业,再到现代农业,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必然进程和方向。现代农业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创造了世界农业的奇迹。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是用机械化替代人力和兽力,用化学化和水利化代替有机农业,用高产品种与新耕作法代替低产品种和传统耕作法,用商品经济代替封闭式经济。现代农业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方式使土地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力得到飞速增长,对解决人类食物供应功不可没,但在资源、环境、生产成本等方面的负效应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如能源过渡消耗、水资源无节制使用、生产成本增加、污染加剧等问题。无论是在工业发展还是在农业发展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发展与资源、发展与环境不协调的问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发展途径和生产方式不完全相同,农业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仍将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主导方向,但需要处理好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避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农业的发展,应将资源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生态农业以保护好农业生态环境为主旨,通过采用一系列先进的农业措施来维护生态平衡,生产出清洁产品,使现代农业得以可持续发展,因而发展生态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2促进区域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

    近年来,江西省利用独特的资源优势和环境条件,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和生态农业建设,使全省生态系统不断恢复,生态农业产业规模扩大,生态经济建设成效显着。江西生态农业建设取得良好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人口与资源矛盾突出、生态农业意识有待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不高、资金短缺等问题。江西省耕地面积变化情况如图一所示。随着江西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目前江西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53.3%。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还需多方努力。

    2.1建立发展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

    生态农业的建设需要建立与之配套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要重视生态农业关键技术的开发、示范和推广工作,加大对农民建设沼气池等行为的财政补贴力度,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对发展生态农业的农户和龙头企业给予贷款支持。建立和完善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产品标识制度,鼓励公众购买生态农业生产的农产品。保障体系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应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完善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增加对发展生态农业的财政投入,建立生态农业推进组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环境管理,为生态农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2.2加大生态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力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加快生态农业发展,就必须加大生态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力度。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使农业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主动走向农业市场;鼓励企业建立生态农业科技研发中心,政府在财税、金融和技术改造等方面给予扶持;改善农业技术创新的投资环境,发展农业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加强生态农业科学研究,提高生态农业本身的科技水平;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公共财政支持的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技在政府科技投入中的比重;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完善农业技术推广的社会化服务机制;鼓励各类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

    2.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生态农业意识

    农民是发展和实施生态农业的主体。要加快生态农业的发展,还须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重视程度。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宣传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举办函授班、培训班、轮训班等形式,讲授生态农业的重要性和基础知识;通过生态农业知识竞赛等形式,了解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关政策;通过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使农民直接看到建设生态农业对发展生产、美化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潜力,从而有利于激发他们发展生态农业的热情和信心。

    2.4着力解决生态农业发展的资金瓶颈

    资金短缺是江西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要发展生态农业,就必须着力解决生态农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可以借助乡镇企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让农村集体经济有一定的积累资金用于发展生态农业;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借助旅游的收益保护生态环境,让生态农业能在一定的生态基础和水平上得到发展;引进外商投资,与外商合作发展生态农业;建立较完善的融资系统,支持生态农业建设;通过政府贴息、信用担保、风险投资等多种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生态农业的资金问题。

篇(3)

1.1循环型农业的内涵

循环型农业是一种新兴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充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运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循环经济理论与生态工程学的方法,调整和优化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及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系统物质能量的多级循环利用,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和农业废弃物的产生,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使农业生产经济活动真正纳入到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2循环型农业的主要特征

循环型农业的主要特征有:①注重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和农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将其看作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②提倡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实施农业清洁生产,改善农业生产技术,适度使用环境友好的“绿色”农用化学品,实现环境污染最小化;③利用高新技术优化农业系统结构,按照“资源—农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反馈式流程组织农业生产,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④延长农业生态产业链,通过废物利用、要素耦合等方式与相关产业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网络。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主要指在生态农业实现生产系统内部资源的充分利用、物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推进系统之间的横向联合,最后实现整个农业系统的物质循环,使各种农业废弃物得到资源化[1]。对于宝应来说,发展一些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技术,如有机肥的工厂化生产、生物质资源发电、秸杆的综合利用、农副产品的加工、农业龙头企业的建立等,再结合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发展,就是在推进农业循环经济。

2宝应县有机农业循环经济的现状

2.1发展有机农业循环经济的优势

宝应县位于江苏省中部,京航大运河贯穿南北,总面积1467m2,耕地78万亩,绿化覆盖率16.8%。2000年3月被命名为首批国家生态示范区,2002年宝应县整个县域被江苏省环保厅列位循环经济试点,2004年11月被国家环保总局批准为首家国家有机食品基地示范县试点,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命名宝应县为“国家有机食品基地示范县”,成为全国唯一的示范县。宝应县围绕建设循环经济试点县这一主题,结合深化生态示范区建设内涵,在创建“全国生态县”这一大的框架下,走以有机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对循环经济工作进行了大量的积极探索。近几年来,宝应县通过建设一大批有机食品基地,形成有机产业链网,在农业、畜禽、水产和农副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努力实现废弃物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以期达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目标,为有效控制宝应县的农业面源污染,转化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走出一条新路。

2.2积极探索,找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切入点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就是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持续农业包括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形式,是既能实现增产又能保护环境的21世纪的农业[2]。宝应县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也作为农业大县,一方面需要把资源优势、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宝应县的农产品、畜禽生产特别是水产品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努力做大做强这些品牌,提高农副产品的品质,寻求宝应县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必须从这两个基本点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和考察认证,认识到:发展有机产业是宝应县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的最佳切入点。有机农业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不施化肥、农药等化学合成物质,不采用基因工程,建立和恢复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农业。有机农业不是单一的作物种植,而是强调种养结合,农林牧副渔合理配置,从而实现营养物质循环利用的综合农业系统[3]。而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2]。有机农业和循环经济的最终目标都是在确保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前提下,达到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因此,从宝应县实际出发,以有机产业推动循环经济试点工作是最佳选择。

3因地制宜,实施三大有机农业循环产业链模式

目前宝应县水稻种植面积63万亩,荷藕种植面积12万亩,水产养殖面积48万亩,养鸭80万只,并已组建了一批加工企业,形成了产业化体系。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宝应县就建立了绿色食品基地,开发了一批绿色食品。但是,由于绿色食品的自身限制和加入WTO后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需要,就必须在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上做文章。为此在绿色食品开发的基础上,精心选择优势产业,采用优良品种,强化有机农业管理,共建设有机食品基地36个,5.8万多亩,涵盖稻米、蟹、虾、甲鱼、梨、桃、草莓、鸭、藕、水芹、茨菰、猪等5大类12个品种,遍布全县14个镇,分布在运西湖泊、中部平原、东荡湿地三大循环经济(有机产业)园内。

3.1宝应运西有机农业循环产业链模式

在运西湖泊循环经济园,重点发展有机蟹、有机稻米,推行稻田养蟹、生态养殖和轮渔轮休模式()。该区总面积42万亩,其中以宝应湖为主体的水域达20.5万亩。宝应湖是全县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湖泊,具有工农业及生活给水、接纳排水、调蓄水量、防御洪涝旱渍灾害、沟通航运、水产养殖、发展旅游等多种功能,其巨大的自净能力和水容量,对于保护区域生态平衡、调节区域小气候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野生生物的重要栖息场所和水产养殖的重要基地。在宝应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源头后,其水质对调水的质量有重要影响。纵观宝应湖历史,其湖水经历了由“清水”变“混水”再变“黑水”然后再恢复变为“清水”这样一个曲折过程。近年来,宝应县实施了宝应湖综合整治和轮渔轮休工程,通过控制工业污染,推广周边农田稻田养蟹、池塘种草、放螺、养蟹生态养殖模式和有机商品肥。稻田养蟹每亩平均产蟹30kg,收稻300kg,亩产值3500元以上,纯收入400~500元,经济效益是常规粮田的4~5倍。通过恢复优质水草,发展水产养殖,转化营养物质,减少营养物质输入,增加水产品输出,维护湖泊生态平衡,既有效控制湖泊沼泽化,又防治了富营养化,使宝应湖由“黑”变“清”。以区内建成的中宝德园有机农场为例,每年可减少施用化肥50t、农药150kg,消化畜禽粪便、农业秸秆等废弃物1500t,实现了良性循环。目前已开发的有机稻米平均亩产稻350kg,产米260kg,市场销售价已达到每公斤11.20元,亩产值2912元,虽然其产量比常规稻低30%、成本高50%,但经济效益是常规稻的4~5倍,使农民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

3.2东荡有机农业循环产业链模式

东荡湿地循环经济园总面积45万亩,这里原是沼泽化滩涂,有很厚的草渣层,土壤十分肥沃。在创建生态示范区的进程中,该区实行了大面积退粮还水,重点发展具有传统优势的荷藕、茨菇等水生蔬菜,既扩大了滞涝面积,增强了调蓄能力,又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运用食物链原理在藕田套养泥鳅、黄鳝等,泥鳅食地下害虫,推行生物防治,既减少农药对水体污染,又增收泥鳅、黄鳝等水产品,并改善农产品品质。重点推广有机藕、有机鸭,推行藕田套养、鱼鸭结合等模式()。藕田套养亩产藕1000kg、泥鳅50kg、鱼50kg,综合效益每亩达2500元,比单一种藕增加收益700多元。另一方面,运用循环经济理念组建一批荷藕加工企业,多层次开发荷藕产业,形成系列产品。荷藕加工成盐渍藕、水煮藕、保鲜藕、藕粉、藕汁饮料、混合菜等,出口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市场;鲜荷叶生产荷叶茶,加工下脚料藕节生产中药材,藕皮生产饲料养猪,猪粪还田,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区内的扬州华贵食品有限公司从2001年开始建设有机藕基地,2003年有机藕基地通过国家有机产品认证中心的有机认证,其生产加工体系也相继通过有机加工认证,开发出国内市场第一个有机莲藕汁饮料,其市场销售行情较好,经济效益提高近30%。

3.3中部有机农业循环产业链模式

在中部平原循环经济园重点发展有机稻、有机猪、有机鹅,推行种养结合模式()。该区总面积70万亩,水系配套、灌排方便,是全县稻麦油的主产、高产区。区内推广轮作制和多种形式的间套复种,大力发展畜禽养殖业,多途径、多层次利用农业废弃物。采用秸秆发展奶牛养殖,牛粪和秸秆生产食用菌;采用农副产品加工生产饲料养猪,猪粪和食用菌渣加工成商品有机肥。通过有机肥推广使用,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养猪不种田、养殖和种植相分离”的情况重新结合起来,实现种养有机结合,构成良性循环。

4有机农业循环产业链模式实施的效益

通过发展有机产业和循环经济,经过近几年的努力,使宝应县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改善。同时也改善了投资环境,增强了投资吸引力,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客商来宝应县投资兴业。世界500强企业美国德仪、意大利比利瑞、意维丝公司先后落户宝应,尤其农业投资商更是看好宝应,泰国川兴泰、台湾王将公司先后在宝应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先期开发优质稻米和畜牧,并逐步向有机食品方向发展。有机农业的发展和循环经济的推进,进一步促进了宝应县经济建设,提升了宝应县经济品位,显现了环境为经济发展贡献份额。2003年宝应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7.9亿元,比1999年增长了34.5%,农民人均收入达3902元,比1999年增长了21.1%。而2003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为459万t,比1999年下降了45.4%。县内水环境质量好于国家地面水Ⅲ类标准,大气环境质量优于国家二级标准,声环境质量符合区划功能标准,全县基本实现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篇(4)

一、生态农业――江南农业的一种新经营方式

二、江南生态农业的特点

三、江南生态农业的生产率

四、生态农业在江南的普及历史意义

五、质疑与回应

近年来国际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是如何用新的眼光来看工业化以前(pre-industrial)的经济 [1] 。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又是如何对所谓的传统农业作出评价 [2]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那种我称之为“近(现)代人对过去的傲慢与偏见”的盛行,传统农业一向被当作陈旧、过时和落伍的代名词。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学界对西欧中心论和由此派生出来的“近(现)代至上”论的批判也日益深入。在此背景下,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了近(现)代农业的弊病和传统农业中的积极因素 [3] 。在这方面,生态农业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生态农业”(ecological agriculture)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中出现的一种针对现代农业的弊端而提出的新农业理念。所谓“现代农业”,也称“石油农业”、“化学农业”或“石化农业”,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资源、技术的大量投入和生产的集约化,获取更多产量和经济收入 [4] 。由于现代农业片面强调农业生产效率而轻视生态环境保护,因此在实现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环境污染加剧,土壤侵蚀、退化,农产品质量下降,而大量的投入也使农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种人口与环境、资源与生态、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农业与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使得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彼此协调,以求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且保证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

基于这种考虑,自1960年代末以来,许多国家先后提出了有机农业、无公害农业、生物农业、自然农业、持续农业等概念,并将其作为新的农业发展模式付诸实施。由于这些模式都以生态、自然资源保护与农业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所以也统称为生态农业 [5] 。但是这里所说的生态农业,还只是广义的生态农业[6] 。狭义的生态农业的概念,是美国土壤学家阿尔布雷奇(W. Albreche)于1970年首先提出的。英国农学家沃星顿(M. Worthington)于1981年对生态农业作出明确的定义,即“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7] 。此后,学界对生态农业的认识继续不断改进和发展。到了今天,按照比较普遍的理解,生态农业指的是以生态经济系统原理为指导建立起来的资源、环境、效率、效益兼顾的综合性农业生产体系。在这种生产体系中,运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把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与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有机结合,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的培育与高效利用融为一体,具有生态合理性,能够功能良性循环,实现高产、优质、高效与持续发展目标,达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统一[8] 。由于生态农业的这种优越性,因此被视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9] 。

生态农业虽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产物,但与目前盛行的现代农业在若干方面却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在于生态农业与被现代农业所取代的传统农业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生态农业是一种“返朴归真”。这种联系表现在:

首先,生态农业虽然是一种新科学,但是其基础不仅包括现代科学的因素,而且包括传统农业知识的因素。生态农业思想的精髓是“顺应自然”,而这种“顺应自然”正是许多地方的传统农业的基本原则 [10] 。

其次,生态农业通常被视为一种自我循环的小型农业,或者一种生态工程。因为强调“系统”,偏重于自然的或半人工的“流”和“循环”,因此生态农业往往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界限范围内[11] 。

就中国而言,这两个特点都早就存在。首先,“顺应自然”的原则,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或者“三才”理论颇为一致。在此意义上来说,生态农业理念的核心成份,在中国可以追溯到两三千年以前。其次,小型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因此生态农业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之间并非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由于中国传统农业在若干方面体现了生态农业理念并与生态农业所需的经营形式不悖,因此某种形式的生态农业很早就出现于中国,是很可能的,尽管这种生态农业与今天的生态农业具有很大的差别。然而,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到了十六、十七世纪,这种生态农业才在江南地区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12]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并且逐渐普及了开来。我在过去的研究中,强调江南农业在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期的三个世纪中有颇大的发展 [13] 。生态农业经营方式的出现和普及是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涉及。有鉴于此,本文就以十六、十七世纪的情况为例,对近代以前江南的生态农业问题作一探讨。

一、生态农业――江南农业的一种新经营方式

至少是从十六世纪起,江南农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即经营者企图把农业变成企业来经营 [14] 。其最出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常熟的谭晓(即谈参)[15] 。这种经营方式与我们所要讨论的生态农业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谭晓,嘉靖时常熟人,因“倭乱时晓献万金城其邑城”,后县令王叔杲“撰谭晓祠议以旌其功”。关于谭晓的记载,主要见于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条和《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轶闻。二者关于谭氏的经营活动的记载大体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别。兹将二者俱胪列于下,然后进行分析。

《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条:“谈参者,吴人也,家故起农。参生有心算。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参薄其直收之。佣饥者,给之粟。凿其最洼者,池焉。周为高塍,可备坊泄,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汁,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入,某匦果入,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复三倍”。

《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轶闻:“谭晓,邑东里人也,与兄照俱精心计。居乡湖田多洼芜,乡之民皆逃而渔,于是田之弃弗治者以万计。晓与照薄其值,买佣乡民百余人,给之食,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梁,为茇舍,畜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泽种菇茈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又三倍”。

从上述记载可见,谭氏农场的规模很大,实行多种经营,即把种植业、饲养业等不同生产部门都包括了在内,不仅生产粮食、水果、蔬菜、菇茈菱芡等植物性产品,而且也生产猪、鸡、鱼等动物性产品。更重要的是,这些生产彼此结合,从而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在自此以后的一个世纪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明清之际,以谭氏农场为代表的大经营在江南已罕见,农业中盛行的经营形态是以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小经营。但是上述这种新经营方式却并未随着大经营的消失而不复存在。相反,我们可以从一些小经营中发现这种新经营方式的发展。这种情况可以张履祥在《策邬氏生业》一文中所作的描述为代表。邬行素是张氏友人,在海宁甪里堰附近(距离张履祥所居住的桐乡不远),种田为生,有田十亩,池一方。邬氏殁后,母老子幼,无以为生,张氏为之作策划。兹将其所述引录于下:

“今即其遗业,为经画之如左:瘠田十亩,……莫若止种桑三亩(原注:桑下冬可种菜, 四旁可种豆、芋,此项行素已种一亩有余,今宜广之,已种者勿令荒芜)。种豆三亩(原注: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种竹二亩(原注:竹有大小,笋有迟早,杂植之,俱可易米)。种果二亩(原注:如梅、李、枣、桔之属,皆可易米;成有迟速,量植之。惟有宜肥宜脊,宜肥者树下仍可种瓜蔬。亦有宜燥宜湿,宜湿者于卑处植之)。池畜鱼(原注: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鱼,岁终可以易米)。畜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原注:稚羊亦可易米。喂猪须资本,畜羊饲以草而已)。……竹果之类虽非本务,一劳永逸,五年而享其成利矣(原注:计桑之成,育蚕可二十筐。蚕苟熟,丝绵可得三十斤。虽有不足,补以二蚕,可必也。一家衣食已不苦乏。豆麦登,计可足二人之食。若麻则更赢矣,然资力亦倍费,乏力,不如种麦。竹成,每亩可养一二人;果成,每亩可养二三人;然尚有未尽之利。若鱼登,每亩可养二三人,若杂鱼则半之)”。

需要指出的是,张氏为邬氏制定的这个方案并非纸上谈兵,而是一个精通当地农事的农学家,经过深思熟虑,为其挚友的遗属的生存而提出的切实可行的计划。事实上,邬行素生前已经在这个方向努力了,不仅已经在经营理念上已有类似的考虑 [16] ,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17] 。因此张履祥的策划,不过是将类似情况进行优化后作出的一个总结而已。

对比谭氏经营和张氏方案中的经营,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中最著者有三:

首先,二者的经营规模悬殊。谭氏的经营规模很大,“池以百汁”,种植梅桃诸果、菇茈菱芡、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其所雇佣的人手也达百余人之多。张氏方案是为友人邬行素的遗属制定的,而邬氏家庭是一个贫苦农户 [18] ,家里劳动力有行素夫妇、长子和侄子(此外还有老母、幼子,都不能劳动),而其全部田产不过是“瘠田十亩”和一方池塘而已。邬行素死后,这个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情况变得更差。因此张氏方案是一个符合贫弱农户经营的实际情况的方案。

其次,二者在对资源的利用程度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别。谭氏农场的土地复种或间种率,李翊等人都未提到,看来还不高。但是在张氏方案中,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据此方案,在邬氏农场的各种田地上,都采取复种或间种。例如在桑地上,“桑下冬种菜,四周种豆芋”;在豆地上,“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在果地上,“(土)肥者树下仍可种瓜蔬”。而张氏在另外一文中讲到:“(桐乡)不得已则于桑下种菜,谓菜不害桑也。其实种菜之地,桑枝不茂,此不特地力之不尽,亦见人工偷惰,无足取也”[19] 。换言之,他为邬氏遗属作的规划中,土地利用率已达到极高的程度。

再次,二者在江南实行的程度也颇为不同。谭氏大经营成功的主要背景,是明代中期江南因税重而出现大批农民弃田不耕,从而导致土地和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廉。因此这种大经营可能只是一种在特定时期出现的特殊的现象。与此相反,张氏方案反映的是明末清初的江南嘉、湖一带的情况。此时这一地区,如张履祥所述,已是“人稠密地,不易得田”,“人工既贵”[20] 。由于田地和人工都必明代中叶昂贵,因此谭氏的大经营已经失去了赖以成功的基础。而以张氏方案为代表的小经营由于能够充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因此有可能被众多小农接受,成为普遍的模式 [21] 。

然而,如果从经济的层面上来看这两种经营,却会发现二者也有很大的共同性。

首先,在这两种经营中,经营者都根据自然资源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因地制宜地进行不同的生产活动。谭氏的做法是在池中养鱼,池上架设猪圈鸡舍养猪和鸡。塍上种植各种水果。田地种植水稻。稻田之外的零星地块,特别低洼的(即“污泽”之处)种植菇茈菱芡,稍高一些的则种植各种蔬菜。张氏方案则是在改造所得的旱地上,因地制宜种植种桑、菜、芋、豆、麦、麻、竹、果等不同作物,并且在池塘中则养鱼,以及利用桑业生产的副产品枯桑叶养羊。因此两种经营都包含了多种农业生产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综合性农业。

其次,这两种经营都十分商业化。谭氏农场的产品主要为了出售,因此每日都有收入,每月会计数次。而据张氏方案,邬氏农场虽然规模很小,但其经营活动却也十分商业化。不仅如此,谭氏农场生产出来的稻米,有相当一部分要留作谭氏家族和雇工的口粮;而张氏方案中的邬氏农场不生产稻米,该户所需要的食米全部依靠出售蚕桑、鱼、羊、果、竹等生产的产品所得的收入来购入。就此意义上而言,邬氏农场的商业化的水平,可能比起谭氏农场还更高。

不断提高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水平和农业的商业化程度,是明代中期以来江南农业发展的两条主要途径 [22] ,因此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新经营方式独具的特色。本文所讨论的新经营方式的主要特色,在于它与生态农业具有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它体现了今日我们所说的生态农业的主要特点。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将运用这种新经营方式的农业称为江南的生态农业。

转贴于 二、江南生态农业的特点

从谭氏经营和张氏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明显的共同特点:

第一,改造田地。谭氏和张氏方案都把原有自然资源的改造作为首要任务。谭氏的农场原为无人愿耕种的“洼芜”之地,而邬氏农场也是“瘠田”。这些土地的生产能力都不高,因此都必须加以人工改造,使之成为具有更高生产能力的农业资源。谭氏将其购买的田地中最低下的部分挖深为池塘,挖起的泥土则筑成高塍,围绕田地。结果是把原来相对平整的低洼土地改造为高低有别的池、塍、田,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种类的农业资源。邬氏农场的耕地“形势俱高,种稻每艰于水”,但如种旱地作物则又嫌高度不够。张氏建议浚池取得淤泥,用来培高原有耕地,从而将这些水田改造为适合桑、豆、麦、果、竹等作物生长的旱地。

第二,利用废物。在上述经营中,农场上的不同生产活动被结合了起来。由于这种结合,一种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废物(如猪、鸡、羊、鱼的粪便,或者枯桑叶),便可作为另外一种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得到再利用。相对而言,在谭氏农场上,各种经营活动之间的联系还不十分密切,而在张氏规划的经营中,各种经营活动之间的关系却已十分紧密。因此在资源再利用的范围和水平方面,后者处于更高的阶段。

下面,我们就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这两个特点进行分析。

(一)资源改造:营造生态农业小环境

每一种农业生产活动都要求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即一定气候和水土条件。即使在一个较小的地区内,尽管气候条件大体相同,水土条件也会有相当的差异。正如张履祥所指出的那样:“天只一气,地气百里之内即有不同,所谓阳一而阴二也。正如一父之子,所受母气不同,则子之形貌性情亦从而异”[23] 。只有承认这种差异,把不同的生产活动配置在水土条件最有利的地方,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包世臣说:“省偏枯之失宜,酌高下之定势,精其所习,兴其所缺,因地制利,以力待岁”[24] 。这就是农业中“因地制宜”的原则。但是,天然的水土条件往往不能很好适合特定的农业生产活动,因此必须加以人工改造,造成一个有利于人们所选定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微观生态环境。营造这样的环境,就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

在江南的杭嘉湖一带,地势低洼多水。这不仅颇不利于桑、果、豆、麦、麻等旱地作物的生长,而且对稻田用水的排灌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不利于水稻生产。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对原有的自然条件加以人工改造,即如张履祥所说:“阴阳运数,有齐与不齐。齐者,数也;不齐者,人事使然”[25] 。具体而言,张履祥提出了“提行农事大纲”三条,其二为“沟渠宜浚”,其三为“塍岸宜修筑”。由于“一方有一方之蓄泄,一区有一区之蓄泄,一亩亦有一亩之蓄泄”,因此这种水利活动“其事系一家者,固宜相度开浚。即事非一家,利病均受者,亦当集众修治”[26] 。亦即农民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各种规模的浚渠修塍。

在江南,浚渠和修塍(以及与此相类的浚池等)不仅是一般的水利工程,而且也是改造原有水土资源的重要手段。在生产能力较差的稻田上改种桑等经济作物,是当时增加收益的重要手段[27] 。然而“桑性恶湿而好干,恶瘠而好肥,恶阳蔽而好轩敞”[28] 。因此“桑地宜高平而不宜低湿。低湿之地,积潦伤根,万无活理”,“高平处亦必土肉深厚乃可”[29] 。水田必须经改造才能种桑,而主要方法就是用河塘泥来培高地基(包括筑为圩岸等形式)。张履祥在谈到浚河时说:“浙西之利,茧丝为大。近河之田,积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条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麦之利未尝无也”[30] 。“桑利圩泥,岁增高厚,瘠产化为膏壤”[31] 。“勤农贪取河土以益桑田,虽不奉开河之令,每遇水干,争先挑掘,故上农所佃之田必稔,其所车戽之水必深。盖下以扩河渠,即上以美土疆,田得新土,不粪而肥,生植加倍,故虽劳而不恤”[32] 。

这些工作不仅可以单独地改良某一种资源(如田地),而且还可以使得相关资源(如田地及其邻近的水池等)的综合品质也得到明显改善。例如浚池,张履祥说:“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种田之亩数,略如其池之亩数,则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33] 。钱泳则说:“(浚池)为利无穷。旱年蓄水以资灌溉,水年藏水以备不虞,深者养鱼为利,浅者种荷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浊泥取污,既为肥田之利”[34] 。换言之,浚池扩大了池塘的容量,因此也提高了农田排灌能力并增加了水资源的储备力,从而使得农业用水更有保障。同时,池塘深浚之后,水容量扩大,可以养更多的鱼,从而获得更高的鱼产量。不仅如此,浚池挖起的淤泥(即塘泥)具有一定肥力,用来培高耕地,不仅可以改变这里土地过于卑湿的状况,而且可以改良土壤,增加土地的肥力。这种培高了的土地,尤其适合于种植桑树。而在当时的杭嘉湖一带,种桑养蚕是最有利可图的农业生产活动 [35] 。

原先生产能力不高的洼地,经过这样的改造,就形成了旱地、水田和池塘三种不同形态的资源,这三种资源又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微观生态环境。在这个微观生态环境中,不同的作物都有合适的生长条件。因此在这个很小的生态环境内,农民可以因地制宜地从事多种经营活动。这不仅降低了天灾和市场风险可能给农业带来的危害的程度,而且也减少了农业生产在特定时间对某一资源(例如农业用水、肥料乃至特定时间和种类的劳动力等)的需求。这种微观生态环境的典型,就是张氏为邬氏设计的方案中的那种小农场。陈恒力、王达指出:在杭嘉湖地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来进行基本建设,一家的水田十亩或二十亩与邻家的十亩或二十亩隔绝了。许多家都如此,形成田段分散,塍岸隔离,彼此不相连属。在一个家庭的十亩或二十亩田中,各有沟、池、桑地的错综,各家都如此,又形成地面凸凹不平,桑地高,水田在地平面上,池与沟低于水田面的景观”。这就是土地经人工改造所形成的微观生态环境的一般形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原有资源进行人工改造,目的是营造一个生产者所希望的生态环境。在这个人工营造出来的生态环境中,农民不仅能够选择最有利的生产活动,而且能够把不同生物种群组合起来,利用空间,形成多物种共存、多层次配置、多级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的立体种植与立体养殖相结合的农业经营模式 [36] 。阿尔铁里在谈到生态农业时强调:生态农业的首要原则,是农业活动“永远要多样性,决不要单一种植”[37] 。而对水土资源进行人工改造,正是农业活动多样性的一个基础。

(二)废物的再利用

如果说营造一个理想的生态环境是建立生态农业的基础,那么废物的再利用就可以说是生态农业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知道,各种生产活动都会产生废物,而生态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对这些废物进行再利用,从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并且也减少废物对环境的污染。

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废物进行利用,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在江南,农民很早就把废物作为肥料加以利用,并且发明出了不少有效的利用方法。但直到明代中叶,这种利用方式基本上还比较简单,亦即将一种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废物,直接作为肥料而用于另一种农业生产活动。到了明代中期,精明的谭晓发明了一种利用废物的新方式——把猪和鸡的粪便作为鱼的饲料。按照当时苏州一带的习惯,有鱼粪便的淤泥,通常被罱取来作为稻、桑的肥料。因此谭氏的方法,体现出他的农场对某种废物(猪和鸡的粪便)进行了两次利用。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记载,详情难以确知,因此我们只能说当时的废物利用可能出现了新的方法,但是还不普及,而且也还比较单一。到了明末清初,从张氏方案来看,废物再利用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例如,张氏已明确地说把含有鱼粪的池塘中淤泥,用来作竹、桑的肥料 [38] 。张氏在其他著述中,又讲到用枯桑叶(种桑活动产生的废物)作羊的饲料,用羊粪(养羊活动产生的废物品)作为作种桑的肥料,而蚕沙(养蚕活动产生的废物)又成为种麦和种豆的肥料。由于各种经营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连锁关系,所以废物得到多次利用。然而,大概是由于上述许多活动在当时已是人人皆知,因此张氏在其方案中未对有关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说明。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废物再利用的问题,我们特把这些情况作一更全面的讨论。

当时杭嘉湖一带农业所产生的废物,主要有四类,即:(1)人、畜(包括蚕、鱼)的粪便,(2)农作物残留物(如作物秸稭、枯桑叶等),(3)池塘和沟渠的淤泥,(4)田间杂草与池中水草。其中,有一些(第一、三类)可以直接作为肥料使用;另一些(第二、四类)则可作为饲料利用,转化为粪便后又作为肥料使用。前一种利用是一次性的,而后一种利用则是多次性的。在明代中期以前,农户养羊、养鱼似乎还不普遍,所以对废物的利用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多次性利用开始流行起来。而到了明末清初,多次性利用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下面我们就从养鱼讲起。

当时江南农民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主要方法是养鱼。由于养鱼利大,当时人把养鱼列为畜牧养殖业之首 [39] 。养鱼的方法,王士性说是“吴越养鱼,……入池当夹草鱼养之。草鱼食草,鲢鱼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草鱼游,鲢又觅随之。……故鲢、草两相逐而易肥”[40] 。而鲢鱼的粪便最后又会和塘底淤泥一同罱起作为农田肥料,因此对于利用已经不止一次。但是如果把养鱼与养羊结合起来,则利用次数还更多。这一点,明末徐光启已作了明确的说明:“(羊)或圈于鱼塘之岸,草粪则每早扫于塘中以饲草鱼,而羊之粪又可以饲鲢鱼,一举三得矣”;“作羊圈于塘岸上,安羊每早扫其粪于塘中以饲草鱼,而草鱼之粪又可以饲鲢鱼。如是可以损人打草”[41] 。

在张氏方案中,养鱼和养羊均占有重要地位。张履祥说养鱼应仿效湖州人,以草为饲料 [42] ,可知所养之鱼主要是草鱼。张氏在又说到“若鱼登,每亩可养二三人,若杂鱼则半之”[43] ,可知养的不止一种鱼。由于是多种鱼混养,可知使用的方法应即王士性所说的那种在江南普遍使用的方法。同时,由于张氏方案把养鱼和养羊并重,因此在养鱼和养羊时采用徐光启所说的方法也是非常可能的。关于羊的饲料,张氏说“畜羊饲以草”[44] ,而据《沈氏农书》,当时羊的饲料除了草外,还有枯桑叶(作为过冬饲料),二者在饲料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体相同,各占一半 [45] 。因此在张氏规划的邬氏经营中,枯桑叶先被用为羊的饲料,而后产生的羊粪被用作草鱼的饲料,草鱼的粪便又成为鲢鱼的饲料,而最后鲢鱼的粪便连同淤泥一同又成为桑地使用的肥料。这样就形成了对枯桑叶的多次利用。

由此可见,在这个过程中,原为废物的枯桑叶经过了五次利用,最后变成肥料,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多次利用,从而形成了枯桑叶这种废物的多次利用和循环利用。

此外,桑地生产出来的桑叶是蚕的饲料,而蚕产生的粪便(蚕沙),又是一种优质肥料。嘉湖农民通常把蚕沙与蚕吃剩桑叶梗、垃圾加入畜粪,一同下窖沤熟 [46] ,制成混合肥料,施用到田地中。这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再利用的过程。

上述两种对废物的利用方式,比起以前将这些枯叶焚烧后作为草木灰肥来使用的一次性利用方式,都更加复杂,也更加科学,形成了一种对废物的循环利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对废物的利用程度。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对废物的循环利用的基本机理是生物的食物链原理。游修龄说:“生物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建立起相互制约的食物链联系,形成了分级利用自然资源的高效率的系统。现代把这种自然生态中高经济效能的结构原理应用于农业生产,称之为生态工程。生态工程中最基本的一种就是物质能量的分级使用”。他还从“食物链的综合利用”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太湖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这种模式中,“动植物生产和有机废物的循环从田地扩大到了水域,组成了水陆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粮食生产方面实行稻麦一年两熟,并在冬季插入紫云英绿肥、蚕豆等,其他肥料来自猪粪、河泥等,蚕桑方面利用挖河塘泥堆起的土墩种桑,用稻秆泥、河泥、羊粪壅桑;桑叶饲蚕,蚕矢喂鱼,水面种菱,水下养鱼虾,菱茎叶腐烂及鱼粪等沉积河塘底,成为富含有机质的河泥。羊吃草,过冬食桑叶,可得优质羊羔皮,等等。就这样,把粮食、蚕桑、鱼菱、猪羊等的生产组成一个非常密切的互相支援的食物网,使各个环节的残废部分都参加有机质的再循环,人们从中取得粮食、蚕丝、猪羊肉、鱼虾、菱角、羔皮等动植物产品,而没有什么外源的能量投入。这是中国传统农业中充分利用太阳能的高度成就”[47] 。而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就最好地体现了这个成就。

从现代生态学的原理出发来看,生态农业的基本原则包括 [48] :

(1)以“食物链”原理为依据发展起来的良性循环多级利用原则。生物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一个生态系统中往往同时并存着多种生物,它通过一条条食物链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按照食物链的构成和维系规律,合理组织生产,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潜力,节省资源且减少环境污染 [49] 。

(2)根据生物群落演替原理发展起来的时空演替合理配置原则。根据生物群落生长的时空特点和演替规律,合理配置农业资源,组织农业生产,是生态农业重要内容之一。采用这种模式,可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使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并保护好农业生态环境 [50] 。

(3)在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下的系统调节控制原则。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生物为了繁衍生息,必须随时随地从环境中摄取物质和能量,同时环境在生物生命活动过程中也得到某些补给,以恢复元气和活力。环境影响生物,生物也影响环境,受到生物影响而改变了的环境又对生物产生出新的影响。所以必须通过合理耕作、种养结合来调节控制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51] 。

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就形成了今天生态农业工程的模式设计。这种模式设计常采用三种类型,即:[52]

(1)时空结构型:采用平面设计、垂直设计和时间设计,在实际应用中多为时空三维结构型,包括种群的平面配置、立体配置及时间的叠加嵌合等。这种时空结构型包含山体生态梯度开发型、林果立体间套型、农田立体间套型、水域立体种养型和庭院立体种养型等。

(2)食物链结构型:模拟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结构,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实行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与多级利用。食物链模式设计通常采用“依源设模,以模定环,以环促流,以流增效”方法,通过链环的衔接,使系统内的能流、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畅通。

(3)时空-食物链结构型:是时空结构型和食物链结构型的有机结合,即将生态系统中生物物质的高效生产和有效利用有机结合,把“开源与节流”高度统一,以求适投入、高产出、少废物、少污染、高效益。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谭氏的经营主要是利用以食物链原理为依据发展起来的良性循环多级利用原则,因此可以说是食物链结构型的生态农业;而张氏为邬氏设计的经营,所依据的则不仅是食物链原则,而且也是时空演替合理配置原则和系统调节控制原则,因此应当说属于时空-食物链结构型的生态农业。这一变化意味着江南的生态农业出现后不断发展,逐渐演化出不同的模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此而言,就近代以前技术水平而言,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可以说已经相当成熟了。

注释

[1] 在此方面,最新也是最具概况性的著作为Jack Goldstone的《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Fall 2002.

[2] 在2002年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13届国际经济史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大会上,由李伯重主持、有10个国家经济史学家参考的“18世纪与19世纪初期欧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18th and 19th century Eurasia)的专题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3] 这种情况,集中地反映在克莱夫·庞廷的新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

[4] 路明为现代农业下的定义是:“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装备起来的农业称为现代农业。其基本特征是:各种机器成为主要工具;石油电力成为主要能源;具备优良的农业基础设施;电子、激光、遥感、信息等新技术广泛采用;建立在现代科技上的科研、推广体系完备;农工商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完备;现代科学管理方法运用广泛”。他为生态农业下的定义则是:“在现代化装备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原理为指导,节约使用资源,减少能量输入,适当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加环增链,多层次利用生物有机质,做到废弃物资源化,物质循环再生,使农业不对环境产生污染,在为人民生产出健康、安全的农产品的同时,还能安排更多的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使农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见路明:《21世纪现代生态农业展望》,刊于《中国农业科学》(北京)第34卷(2001年)。

[5] 孙敬水:《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转载于《中国经济信息网》2002年11月28日。

[6] 曹东风与戈峰把1960年代以来出现的世界农业的各种新观念、新模式,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完全不使用人为因素,而只是靠自然界中的自然因素进行病虫草调节的回归型农业(Regressive Agriculture),如现代自然农业(Modern & Natural Agriculture)、有机农业(Modern & Organic Agriculture)、无为农业(No-doing Agriculture)、生物动力农业(Biodynamic Agriculture)、素食农业(Veganic Agriculture)等;二是不使用化学农药,但可使用生物防治制剂进行病虫草防治的替代型农业(Alternative Agriculture),如生物农业(Biological Agriculture)、生态农业(Ecological Agriculture)、立体农业(Three dimensional Agriculture)等;三是以发挥自然控制为主,但可适量使用化学农药的持续型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如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低投入农业(Low-Input Agriculture)、低熵农业(Low-Entropy Agriculture)、生态经济农业(Ecological Economical Agriculture)、综合农业(Integrated Agriculture)、精久农业(Intensive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四是强调高投入、高产出,可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以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集约型农业(Intensive Agriculture)(见曹东风与戈峰:《面向21世纪可持续农业的植物生态保护刍议》(转载于ipmchina.net/meeting98/)。

在上述这些农业形态中,与生态农业关系最为紧密的是有机农业,因此在一些文献中,生态农业也称有机农业。但是如阿尔铁里所强调的那样,有机农业并不是生态农业,因为有机农业仍旧是单一种植和原材料替代,用一些原材料取代另外一些原材料,与常规农业遵循着同一标准;而生态农业依靠的是农作物与动物相协作的结合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对原材料没有依赖性的体系。此外,有机农业供应的是上层社会市场(实际上,美国的大多数有机农业只是一种商标,一种说明没有使用有毒物质来生产这些产品的商标)。相反,生态农业以科学为基础,实行一种关注社会公正、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的替展模式。见《生态农业的推动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阿尔铁里答墨西哥《标志》周刊记者问(转引自《参考消息》2001年12月21日)。

[7] 侯向阳:《生态农业--前景广阔的现代农业》,刊于《中国特产报》2003年4月7日。

[8] 《农业名词》“生态农业”条(转载于chinapoultrysci.com/nymc/);孙敬水:《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9] 路明:《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刊于《人民日报》1999年11月25日。

[10] 阿尔铁里把这种传统农业知识成为“人种科学”,即“关于农业生产者的知识”。他指出:“所有土生土长的老农民都有一种宇宙运动观。他们发展了一种体系,即大自然的分类并适应自然。人种科学就是研究这些农民的智慧。”阿尔铁里强调:生态农业“不是具体技术”,而是原则,因为“是原则产生技术”。他所说的原则亦即前注中所引的“土生土长的老农民”都有的“大自然的分类并适应自然”的知识体系。见前引《生态农业的推动者》。

[11] 侯向阳:《生态农业--前景广阔的现代农业》。

[12] 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本文中,主要指杭嘉湖一带。

[13]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England) & St. Martin’s Press, Inc. (New York, USA), 1998.

[14] 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业师傅衣凌先生,他说:明代中期江南农村经济中出现的新经营方式,即一些地主“企图把农业变成企业性的东西,并使用大量的雇佣劳动者”。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7年,第63-64页

[15] 李翊《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排印本,卷四“谈参”条说:他所谈的,其实是“淡参,实谭晓,常熟湖南人(原注:行三,参者三也)”。由于李氏所言本来自“邵北虞圭洁所撰”,而“北虞系同邑,不欲显论之耳”。故作谈参。

[16] 因此张履祥说“窃观行素生前规划,或者已有此意,恨不及与之论定也”。

[17] 陈确到邬氏家,见到其家“周按桑田,闲闲十亩”。见《陈确集》,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排印本,文集卷九《暮投邬行素山居记》。张履祥也说:“行素今年已种豆二三亩,善策也”。见《策邬氏生业》,收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增补本),农业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177-178页。

[18] 据邬氏的师友陈确(同时也是张履祥的友人)所见,邬行素生前与其子力耕养母,生活十分贫困(见前引陈确:《暮投邬行素山居记》)。因此其境况只能属于下等农户。

[19]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26页。

[20]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14、148页。

[21] 事实上,如后所述,这种方案后来确实得到了广泛的采纳,成为江南许多地方小农经济的特色。

[22] 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刊于《中国农史》(南京)1985年第3期;《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刊于《农业考古》(南昌)1985年第2期;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ch.3,4,5.

[23]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16页。

[24] 包世臣:《安吴四种》,光绪十四年刻本,卷二《齐民四术》第一农一上。

[25] 张履祥:《祷雨疏》,收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72页。

[26]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45页。

[27] 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

[28] 高时杰:《桑谱》,收于汪日祯:《湖雅》,光绪六年刻本。

[29] 沈练:《广蚕桑说》,仲昴庭辑补本,农业出版社(北京)1960年。

[30] 《杨园先生全集》卷六《辛丑与曹射侯》,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64页。

[31] 《荒政议上甘中丞》,收于咸丰《南浔镇志》卷十九灾祥一。

[32] 《陈确集》文集卷十五《投当事揭》。

[33] 张履祥:《策溇上生业》,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79页。

[34] 钱詠:《履园丛话》,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排印本,卷四水学围田、浚池条。

[35] 李伯重:《明清江南蚕桑亩产考》,刊于《农业考古》(南昌)1995年第3期与第4期。

[36] 这种模式也被称为“充分利用资源和空间的立体农业生态模式”。见前引路明:《21世纪现代生态农业展望》。

[37] 见前引《生态农业的推动者》。

[38] 张氏在此文中明确指出:“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他在《策溇上生业》中也说:“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

[39] 明代《致富奇书》(木村蒹堂本)“牧养致富”说:“养五牸之法:一曰养鱼,二曰养羊,三曰养猪,四曰养鸡,五曰养鹅鸭。五牸之中,惟水畜之利最大”。

[40] 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排印本,卷四“江南诸省”。

[41] 徐光启:《农政全书》,石声汉校释本(即《农政全书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年,卷四十一牧养。

[42] 《补农书》总论说:“若以湖州畜鱼之法,而尽力于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鱼价复高,又无溃溢之患,损脊之忧,为利不亦多乎!……尝见其乡一叟戒诸孙曰:‘猪买饼以喂,必须资本;鱼取草于河,不须资本。然鱼、肉价常等,肥壅上地矣等。奈何畜鱼不力乎!’”。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32页。

[43] 《策邬氏生业》。

[44] 这里说的草,主要当指水草。详前注。

[45] 《沈氏农书》蚕务(六畜附)。见于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86页。

[46] 参阅陈恒力:《补农书校释》,第12、15、16、17页。

[47] 游修龄:《中国古代对食物链的认识及其在农业上应用的评述》。

[48] 以下三条,均见《农业词典》“生态农业的三种模式”条(转载于 suhome.8u8.com/paper/paper.htm)。

[49] 例如利用作物秸秆作饲料养猪,猪粪养蛆,蛆喂鸡,鸡粪施于作物,在这种循环中,废弃物被合理利用,可减少环境污染。利用食物链组织生产的还有作物-畜牧-沼气循环;作物-食用菌循环等。

[50] 例如为了让农副业生产向空间或地下多层次发展,可在田间实行高秆、矮秆作物搭配种植,同时在田间的沟、渠、过道的空间搭设棚架,栽种葡萄、云豆等爬蔓作物;还可将种植植物和动物养殖搭配起来等。在时间演替上,可采用间作方式,在同一土地上种植成熟期不同的作物,以充分利用资源。

[51] 如果不顾这个规律,只顾索取,不给回报,便会使环境质量下降,资源枯竭。

篇(5)

关键词:城中村;生态城市;生态环境;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X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 (2010)28-0059-02

生态城市最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提出,随后,生态城市的理念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城市发展的新概念。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加快,城市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和增加,越来越多与城市接壤的村庄逐渐被城市包围,形成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村。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地域现象,严重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成为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和建设的一大难题。因此,要提高城市化质量,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按照传统的城市建设思路,实施城中村改造工程,就是“填村”建城,将村庄改造为城市形态,对城中村的自然优势没有太多的关注和利用,对城市整体利益而言是一种消极和被动的做法。而如果从建设生态城市的角度来看城中村改造,会发现城中村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其所具有的天然优势是建设生态城市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因此,把生态理念引入到城中村改造中,使城中村改造的过程同生态城市建设的过程统一起来,并通过城中村改造,建设一座座生态新城,对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者来说意义重大。

1城中村生态环境问题

城中村是指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在城市建成区内以原农村居民点为依托形成的与周边城市环境构成鲜明反差的以原农村居民“一户一栋”为基本特征的特殊居住区。城中村处于城市缘区,是生态空间与社会经济环境交互作用的特殊区域,其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如下:前城中村阶段,依然保有传统的农田、菜地、池塘等乡村景观,建筑物稀疏低矮,道路曲折,路况较差。进入城中村阶段,由于规划的滞后以及政府监管力度不够,村民占用大量农田建设房屋出租谋取利益,形成主干道景观现代化,内侧与城市环境格格不入的“独特”景观:道路狭窄,不能满足消防、急救、环卫等车辆运行;消防通道、地下管网、公厕、路灯等公共基础设施几乎没有;电力、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饭馆、小吃店、杂货铺、发廊、卡拉OK厅等无规律地密集分布,非法医疗广告多,小商小贩随便摆摊现象严重,环境卫生状况差;建筑密度大,村民随意搭建私房、私自增加楼层,扩建、改建违章建筑现象严重。

2把城中村改造纳入生态城市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生态城市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其内涵主要包括技术与自然的融合、综合效益的取得和人类创造力、生产力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生产力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永续发展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复合系统。

城中村改造的“填村”建城方式,主要是对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和重组,即将人工生态景观取代自然生态景观,人口密集、人类活动频繁、工商业和交通发达,使得原有生态系统基本不复存在。在植物方面,野生植物中草本种类多,木本种类少,且野生植物中的杂草所占比重较大。动物方面,在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下,野生动物的活动空间急剧缩小,栖息环境急剧恶化。这种改造方式对于城市整体利益而言是一种消极和被动的做法,不仅工作难度相当大,耗费大量物力财力,还可能给城市未来的发展留下隐忧。与上述传统思路相反,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基本内容和要求,就是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同时保护开发地区丰富多样的植物、多种群的鸟类、两栖动物以及为数众多的底栖动物,维系由它们共同组成的自然交换的生态链,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性、高效性、整体性发展。相对于城区来说,城中村自然条件和人文历史保存较好,在生态建设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在城市规划中,有意识地把零散分布的城中村与植物群落以及野生动物群体直接联系起来,通过建立生态走廊,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实现对生物物种的保护,是建设生态城市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内容。

3基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城中村改造建议

自从同志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来,建设生态型城市就成了全社会讨论和实践的热点。与传统城市相比,生态城市有如下特点:(1)在环境方面,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及完善的自然资源可循环利用体系;(2)在经济方面,除了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外,重要的是有节约资源和能源的生产方式,有低投入、高产出、低污染、高循环和高效运行的生产系统和控制系统;(3)在社会方面,公众要有良好的环保意识,并积极主动参与各种活动,在全社会提倡节约资源和能源的消费方式;(4)在管理方面,有健全的相关法律法规。总之,生态城市作为一种和谐的人工生态系统,是人、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最好形式。鉴于此,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城中村,要实现城市生态的良性循环,最终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改造中需注意以下问题:

3.1维护区域山水格局和大地机体的连续性

维护区域山水格局和大地机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是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一大关键。连续的山水和自然栖息地系统对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破坏了山水格局的连续性,就切断了自然的过程,包括风、水、物种、营养等的流动,这势必会使城市发育不良,以致失去生命。如今,在城市发展建设中,农田不断被侵占,村庄逐渐消失,自然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在城中村改造中,我们更要对仍保存着较完整山水自然格局的村庄加以保护和利用,在改造中强调其与生态化的协调统一。

3.2完善生态人居环境

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境域。城市是人居环境发展的最高级形式,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深入,人口的急剧增长,资源消耗的增大,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居环境不容乐观。污染严重、交通拥挤、居住区规划布局杂乱、居住用地开发混乱等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瓶颈。因此,建设健康、安全、舒适、和谐的人居环境迫在眉睫。城中村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居环境的完善是城市人居环境得以完善的重要一环。

3.3建设生态卫生工程

“乌烟瘴气、垃圾遍地、河水脏臭”是近年来人们对城中村的最直观的印象,这种脏乱的卫生环境不但影响村民的生活与健康,对土地和空气也造成一定危害。因此,城中村改造的重点之一是关注生态卫生的建设。建设生态卫生就是通过高效率低成本的生态工程手段,对粪便、污水和垃圾进行处理和再生利用。其中,生态卫生(排水)系统发展较为成熟。生态卫生(排水)系统的出发点是将排水系统视为全圈生态圈和水圈的一个有关子系统,建立一个生态型的可持续发展可经济运行的排水系统,并使水资源和营养物质得以形成闭合的循环。

篇(6)

创业板力推“两高六新”企业,在为现代农业企业创造上市机会的同时,也引导创投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向现代农业领域。现代农业企业在政策和资金的双重推动下,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现代农业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要素为支撑,用现代组织管理方法进行经营,农、工、贸紧密衔接,产与销融为一体的社会化农业。其主要特征是生产规模化,工具机械化和产品市场化。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发展现代农业逐渐成为我国农村建设的重点,中央政府对现代农业的扶持力度逐年加大。

政策面利好

创业板上市享优先权

200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未来农村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着力点,推动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2007-2009年间中央政府针对农业连续出台三个 “一号文”(分别为2007年出台的《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8年出台的《关于切实加强农村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以及2009年出台的《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其中2009年1月《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着重指出2009年将在2008年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增加良种、农机具购置等补贴,同时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及科技投入,重点支持高科技育种、农业机械化、优势农产品、畜牧水产业等领域产业及企业发展。这些扶持政策的出台,将直接惠及育种、农机具生产销售、规模化农业生产、畜牧家禽养殖加工一体化等企业。

而创业板的推出再次为现代农业企业带来利好。创业板将优选成长性高、科技含量高以及新经济、新服务、新农业、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商业模式企业上市,其中新农业属性涵盖农副产品深加工、农业龙头企业、绿色食品和生态农业、种子工程、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循环农业。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农业资金需求逐年高涨,逐渐从生产延伸到产、供、销各环节,从一般农户延伸到育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多个主体,单纯依靠政府资金已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创业板主推“两高六新”企业上市,不仅能为现代农业企业提供更为广阔的融资平台,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还能够提升农业企业的知名度和市场形象,并通过上市农业企业的示范作用,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创投和私募股权资本投身于现代农业。

篇(7)

一、吉林畜牧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不管生产力水平高低,都会有相对优势产业。集中力量生产、输出相对优势产品,输入相对劣势产品,会增加世界财富数量,提高整体福利水平。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吉林省的畜牧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有做大做强的基础。集中表现在:首先,吉林省畜牧业生产已具一定规模,为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基础。截至2004年。人均肉、蛋占有量分别居全国第1位和第5位,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42%以上,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畜牧产业增加值和吉林省生产总值之间有长期稳定相关关系。对整体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知名企业,如以德大公司为核心的无疫病禽肉加工区,以皓月公司为核心的优质牛肉加工区,以华正、吉港公司为重点的生猪屠宰加工区,对区域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并成为参与国际竞争和推动工业快速发展的强势产业。其次,拥有良好的资源禀赋。吉林优质的黑土地、广阔的森林、尤其是丰富的草地资源是发展畜牧业的生态基地。草原生物本身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是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牧草用以养畜,畜产品为人类所用,满足衣食需求,还可形成产业,繁荣一个地区。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到当代,人们追求生活质量,追求食品安全,崇仰天然绿色,为草原畜产品产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吉林省是中国牧区之一,现有草地面积584.2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1.2%,主要集中于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松嫩草原是科尔沁草原的一部分,水源丰富,以盛产羊草而驰名中外,属平原草甸草场类,是商品牛、细毛羊主要产地之一。此外,吉林省粮食饲料资源丰富。近些年全省粮食产量已基本稳定在500亿斤的阶段性水平,可用作饲料的粮食资源充裕,且每年仅玉米就可以产秸秆2000多万吨。第三,畜产品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市场,幅度在30%间,“人世”后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而且,受疯牛病、口蹄疫和禽流感的影响。欧洲一些畜产品生产大国的养牛业、生猪业及禽类遭受致命打击,生产量和出口量锐减,短期内难以消除影响。世界畜产品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转移,为吉林省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第四,吉林的生态省建设不仅具有一定成就,也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的知名度。为发展绿色畜牧产品销售拓宽了渠道。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吉林的畜牧产业已经拥有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相对机会成本较低,具备形成规模经济收益的优越条件,有进一步上升的巨大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具备发展产业集群的集中性、地域性、关联性三个主要特征。因此,应引入区域产业集群理念,形成区域畜牧企业网络并与相关联产业链接与支撑它的组织体系肉、乳、特色产品养殖加工业,从市场类型看,类似于垄断竞争市场。具有准入门槛低、产品有差异又有替代、生产者较多,对价格有一定控制力等特点。这些特点,注定了集团内部竞争是异常激烈的。诚然,竞争会给消费者留有更多的剩余、享受更多的福利,但是,区域内价格的恶性竞争、广告的巨额花费,却使社会资源大量浪费,不利于形成区域规模经济。因此,建立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形成近似于寡头垄断的集团结构,能够避免恶性竞争。减少资源浪费,不仅树立了绿色生态大区形象、提高区域整体竞争能力,还有利于知识的外溢和技术的应用,提高核心竞争力。耦合,使畜牧业成为具有创新功能、产生竞争合力的区域创新集群,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二、绿色畜牧产业集群框架

我国现有的企业集群,大多是中小企业自动连接形成的企业网络,如江浙地区、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集群。发挥比较优势,实施具有区域特色的畜牧产业大集群战略――围绕畜牧养殖业,培育绿色肉、乳、特色加工企业集群链,拉动畜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将是吉林省区域可持续增长的合理路径。之所以发展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大集群模式,是因为。畜牧业的

体现要素合理配置、突出产业间关联的吉林省生态绿色畜牧产业集群,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有鲜明层次的生物有机体。它是以绿色无污染的生态农业基地为背景:以畜牧养殖业为轴心;以肉、乳、特色产品加工业链接众多相关商业服务业的三条产业群为动力,充满生机的大产业集群体。三条产业集群链形成了对农业、养殖业发展的巨大驱动力。表现在:第一条是以大企业为龙头的绿色肉品加工集群,带动畜牧养殖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以皓月、榆树汉德等企业为“龙头”,建立的肉牛精深加工产业群;以德莱鹅业公司为依托,建立的鹅鸭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以华正、吉港为龙头的生猪屠宰、加工产业集群。在深入实施“粮变肉”工程中,通过肉品加工集群带动畜牧业、粮食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如,肉牛基地重点建设在中西部农区,启动精品肉牛工程:生猪养殖业集中在公主岭、农安、榆树、九台等地;肉鸡、蛋鸡产业,建在德惠等肉鸡生产大县(市);鹅鸭产业将重点打造西部、中部、山区、半山区产业带。第二条是以金财、广泽乳业等乳品加工企业为龙头形成的乳业集群,带动乳牛养殖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敦化等13个县(市)的长白山绿色奶源带、榆树等12个县(市)的松辽平原奶源带具有相当大产奶潜力。两大绿色奶源带发展的良好绩效会在全省起到示范效应,带动其它小区标准化奶牛饲养业的大发展。第三个产业链是特色产业加工集群。吉林省的貂皮、鹿茸、林蛙是全国知名特色产品,通过政策引导发展成具有网络关联的加工产业集群同样也会带动养殖业的发展。构建皮草基地、优质肉用鹿生产基地、长白山优质林蛙产品生产基地,不仅解决就业问题,同时特色产品的高附加值会使农民快速走上富裕之路。尤其是近年来貂皮价格上升已经发出了短缺信号。从要素角度看,绿色生态畜牧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供求链:生态农业为养殖业提供饲料,畜牧养殖业为三大集群提供原料。三大产业集群为

畜牧养殖业提供核心市场:三大产业又为外层的商业服务业提品,商业服务业为其联结消费者架起了桥梁:这种大集群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吉林绿色生态基地上空形成产业集聚,是具有区域持久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这种大畜牧集群不仅节约交易费用,还对全省经济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力增长极和扩散极。

三、强化政府引导作用,实现畜牧产业集群持久增长

要实现绿色畜牧产业集群良性互动、持久增长,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在循环经济框架下,一要突出“大”字――以大企业为龙头、以大生态基地为依托:二要体现“绿”字――以无污染的绿色饲料基地为基础,不断培育绿色畜牧品牌;三要强调“久”字――产业集群具有持久运行能力和对区域经济的持久带动能力。

第一,突出“大”字,做大做强畜牧集群,树立“大”生态区形象。与南方中小企业自发形成的网络经营集群模式不同,首先,吉林省的畜牧产业集群是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牵动中小企业的方式运作的,必须通过政府进行微观协调。从短期来看,这种集群会给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大型企业增加额外成本,形成负外部性,市场无法自发实现资源重组。因此,为了鼓励大型企业担当这一重任。区域政府要采取积极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发挥引导、指挥、监督作用。一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消除大企业短期外部性、营造外部经济环境,使其平均成本曲线整体向下平移,增加利润空间,心甘情愿地为中小企业牵头;另一方面,区域政府要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并入集群轨道,避免单打独斗,恶性竞争;其次,区域政府应加强对基地的养护,再塑天然无污染生态农业大省形象。草原是畜牧产业集群生存之母,是畜牧产业集群的绿色背景和发展根基。然而,草原、森林等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用性特征,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使得市场调节出现失灵状态。为了避免再度出现“公地的悲哀”,政府必须担负起养护土地、草原、森林等基地建设的重任。采取退耕还林、退沙为草,制定防止过度放牧、过度使用措施,严格实行草、土、林、畜的平衡运作制度,保护基本资源,全面推行休牧、禁牧和轮牧,保证自然生态的和谐。同时,还要与集群形成良性互动生态链。如草原与畜牧养殖业的相互给予,草原、土地提供牲畜食物,牲畜粪便成为草原、土地的天然有机肥料,保证资源的再生性。

第二,体现“绿”字,强化天然绿色生态省的绿色产品地位。消费者是产品市场的主体,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他们的货币选票会主宰企业兴衰。由于环境污染、产品污染等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巨大威胁,使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产品时,更加偏好无污染的绿色产品。这种偏好,既为畜牧产业发展增加了约束,也为发展绿色特色产品提供了巨大的上升空间。以天然无污染的绿色生态基地为根基,发展绿色畜牧养殖业,为产品加工提供了绿色原料,加工企业在加工过程中注重使用绿色技术、减少加工过程中的再污染,是增加绿色品牌、树立生态绿色大区形象不可或缺的步骤,当然,也是争取更多货币选票的途径。然而,绿色理念的培育,绿色经营战略的实施,以及绿色品牌的打造,都离不开政府配套措施的引导。如绿色品种、绿色屠宰加工过程,都存在着相对成本较高,短期见效慢的问题。投资贴、贷款优惠等扶持措施,会帮助企业克服短期困难,通过规模经济,获得长久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