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的好处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老龄化社会的好处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这些优势归纳来看，包括如下几条：首先，中国有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制度创新的氛围，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大大加强，这为我们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平均健康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现在60岁左右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甚至比25年前50岁出头的中年人的健康水平还高，所以说．老龄化问题本身光用年龄宋度量是把问题给夸大了。

那么，如何用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来战略性地解决老龄化问题呢?

首先，恐怕政府要做的是减少对老年人养老保险义务的承诺。从世界各国来看，对老年人未来养老保险义务的过多承诺都产生了政治上的巨大问题，给今后政府的公信度和财政压力都带来很多的负担。比如美国财政的最大支出项(18％以上)就是社会保障。少承诺养老保险义务的另一个直接好处是增加了现在工作的年轻人和中年人的储蓄，储蓄的增加一般来说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是有好处的。当然，过高的储蓄也有问题。总之，少承诺是政府至少应该做到的制度创新的第一步，也是最起码的一步。

第二类制度创新，是建立灵活的退休机制。由于中国公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人均寿命在延长，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年限都在不断增强和延长。今天70岁老人的工作能力甚至比30年前55岁中年人的工作能力还要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地提高退休年龄．减轻全社会养老的压力，同时也可以扩大劳动力的供给。推迟退休机制，还可以增加社会的平均幸福水平，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工作不仅是创造收入的方式，也是一个人健康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刀切地提高退休年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灵活的退休机制，让那些有工作能力的退休者选择晚退休或者不退休。现在的西方社会，很多机构并没有强行退休机制。比如在美国的很多大学，原则上讲，很多教授可以永远工作下去，但实际上，当他们体力和创造力下降，感到工作不再游刃有余时，就会自主选择退休。

制度创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改变机构的某些组织形式。尽管中国进行了不少改革，包括1980年代初的干部体制改革，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各个机构中，国人还是习惯是由比较年老和有经验的成员来领导相对年轻的成员。这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年长者的创造力一般来说会不如年轻成员，思想会比较保守，从能力来讲可能不适合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所以，我们需要强化一种新型的组织文化，让年老的人很乐意被年轻人领导。

篇(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方式；老有所为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199－02

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老年人身体素质提高，平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截至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6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80岁以上高龄老人已达到1 805万人。国际的通行标准认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总人口比例中达7%以上的地区，即可称为“老龄化社会”。显而易见，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曾经的“老龄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采用“积极的老龄化”的观点，把这个“老龄化”过程描述为：通过优化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来提高生活质量。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在2002年确定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包括老年人积极参与可惠及所有公民的发展；随着人们变老，促进健康和福祉；促进有利环境支持健康的“老龄化”。如何对待老年群体，如何利用老年资源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老有所为”回答了“积极的老龄化”问题。

一、“老有所为”的理论回顾

活动理论：由美国芝加哥学派提出的活动理论与社会撤离理论①基本观点相反，他们认为，活动水平高的老年人比活动水平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满意和更能适应社会，主张老年人应该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中年人的生活方式以否定老年的存在，用新的角色取代因丧偶或退休而失去的角色，从而把自身与社会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美国社会学家厄尔德曼・帕尔莫在1955―1967年间，对美国127名平均年龄78岁的老年人作过一次跟踪调查，调查发现，大部分老年人的经济活动并不因为年事已高而减少，其社会活动程度也无显著减少，并且老年人在某些领域活动的减少会在另外一些领域得以弥补。调查认为，参加活动的老人，生活满意程度都很高，相反，那些减少活动的老年人，生活满意程度都较低。该理论的观点为大多数老年社会工作者所肯定。在老年社会工作者看来，社会不仅在态度上应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一切社会活动，而且应努力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提供条件。

二、“老有所为”的必要性

（一）人口老龄化增加社会负担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得人口结构中老年人的比重大大上升，导致老年人在衣、食、住、行等消费越来越大，对于如今的“4-2-1”的家庭来说，他们的抚养费很可能使得子女组建的年轻家庭无力承受。据2005年3月国家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人，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1亿人，占总人口的8.5%，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愈加严重。老龄人口抚养比②则相对更为直接度量了劳动力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我国在1997年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由单位负担缴费，目前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账户由职工个人缴费，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8%。而那些在养老保险制度确立前的职工，向他们支付的养老金由后来缴费者负担，这就产生了“历史债”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在新旧养老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约8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债务总额。这部分养老保险金产生了巨大的债务缺口，而且企业将把各种社会福利保障的包袱推向社会，这就给原本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各项社会福利政策尚未健全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增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都能导致社会积累减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社会进步放慢，最终阻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形成一种发展的“负效应”。

（二）老年人才的时效性

老年期可分为三个年龄段：低龄段（60-69岁）、中龄段（70-79岁）和高龄段（80岁以上）。低龄老年人一般身体健康，不论体力还是智力都是比较活跃的，人数占老年人口比例最大，有再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本和条件，低龄段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最佳时期；中龄段的老人大多以追求健康的身体为目标，但在以智力为主的高科技、教育、医疗工作中，老专家、老教授、老医师等高级人才由于其基础扎实，累积资料丰富，仍可以继续致力于钻研技术，撰写论文、专著，从事讲学、翻译咨询、指导手术等工作，中龄段是老年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时期。然而人类生命有限，低中龄段的老人虽说身体仍然健康，但就其生命的整个过程而言，他们终究已处于黄昏时分，这就决定了这部分人力资源若不被及时开发利用，其有效性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对于处于高龄期的老年人，他们多是历史的见证，所拥有的丰富的经历、资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财富；所拥有的多年实践经验、研究成果更是维系社会事业连续性的不可代替的部分，因而高龄期是老年人力资源的抢救时期。

（三）老年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大多数老年人健康状况尚好，具有再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他们拥有潜在“资源价值”和“知识存量”，是整个人力资源系统中极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一些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为保障自己的生活，减轻家庭负担，增加经济收入，一旦有再就业机会，就积极谋求就业；另一方面，根据需求层次理论，老有所为处于需求的“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层次，老年人无论是退休老人还是一般的老人，都有被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对于离退休老人来说，这种需要更为强烈，他们从熟悉的工作退出后，往往产生无用感、孤独感、压抑感等“离退休综合症”。“老有所为”可以给他们一个继续展现自身能力的平台，解决因年老带来的心理问题，满足他们心理上参与社会的需求，实现继续社会化。

三、“老有所为”的制约因素

（一）国家的退休政策构成了我国老年人力资源供给的限制

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这种“一刀切”的退休方式直接压缩了老年人力资源供给的空间。而现实状况是老年人的社会阅历深厚，并有熟练定额劳动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特别是那些低龄老年人，体力和智力都还处于良好状态，完全将这部分老年人排除在人力资源系统之外，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重新启用这些老年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余热，为我国经济发展作贡献是明智之举。

（二）社会价值观念的约束

社会普遍认为老了退休，万事皆休。居家养老使得很多老年人放弃了再就业的想法，安于安逸的晚年。一方面，老年人选择参加一些老年人俱乐部、外出旅游等娱乐方式，他们靠充足的退休金和赡养费生活得比较惬意；另一方面，老年人再就业会使得熟悉的人，例如邻居、单位同事认为子孙未尽到赡养的义务才使得老年人外出工作。这些传统的观念严重制约了老年人的再就业。

（三）老年人就业与青年人就业冲突

很多人认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就业形势一直很严峻，老年人就业是在抢年轻人饭碗。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老年人再就业的工作选择与年轻人的工作选择是在不同一个的范畴内。在我国，虽然劳动力供给呈现过剩的局面，但是在某些特殊领域，例如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等工作岗位，仍然需要有经验、有专长的资深工作者。老年人的经验财富是其他条件不可替代的，社会对于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老年人仍然是有需求的。

四、“老有所为”的建议

（一）创造有利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环境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科技进步，复杂劳动所占比重增大，在退休制度、工作制度上应进行适当的调整，一刀切的退休制度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长久发展，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延长劳动的有效岁月，晚进晚退的退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同时需要制定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199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权益保障法》，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参与社会发展，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实现老有所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就老年人具体、专门的法律法规方面还是欠缺的，所以按目前来说，应加快制定针对老年人专门性的、可操作化的法律，针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原则、基本政策、基本途径等做出具体规定，保护老年人力资源在开发过程中的正当权益。

（二）营造鼓励、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良好氛围

通过宣传教育，更新社会观念，摒弃“老无所用”的观念，打破原有的“包袱”论，鼓励老年人再就业，通过大众宣传，树立老年人再就业的典型；同时，社会还应为老年人创造机会，比如建立老年人职业介绍所，构建老年人信息资料数据库，使得老年人才市场为广大的老年人力资源牵线搭桥，形成老年人才的双向选择建立平台等。

（三）作为老年人自身，应树立积极的再就业观

体力和智力都处于良好状态的老年应借个人专长和技术优势，弘扬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积极投入到为社会、为家庭再做点贡献，转变依靠“家庭养老”或“社会养老”的观念，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老人自养。这对于老年人摆脱“离退休综合症”是有好处的。

“老有所为”是一种积极的养老方式，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与非老年人力资源的互补效应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将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放在战略地位，有利于我国社会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 蔡.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J].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6，（2）.

[3] 章惠君.老有所为的基本理论实践[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1）.

[4] 孙中华，等.完善我国城市老有所为实现途径的研究[J].劳动保障世界，2010，（5）.

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养老保障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2010年老年人口将达1.74亿，占总人口的12.8%；2020年进一步增至2.48亿，占17.2%，呈加速增长之势。并且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已达1619万，到2020年将进一步增至3067万。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我国家庭的类型、规模、结构等都发生了变化，“4—2—1”的家庭结构难以担当居家养老的重任。

作为补充力量的老年机构服务体系，为满足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和为年轻人解决照顾老人的后顾之忧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既弥补了国家和集体照顾的不足，也为社会上的热心人士搭建了一个回馈社会的平台，进一步造福老年人。然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和政府扶持政策的不到位，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多数民办养老机构处境艰难。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对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老年人不仅要求解决代养问题、医疗问题，同时还要求解决护理照料问题，对社会提出的特殊服务要求更加迫切。

一、民间养老服务机构现状及问题

（一）现状

据民政部统计：截止2005年底，全国城乡共有养老院、社会福利院、老年人乐园、养老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9546所，床位数达到了149.7万张，其中农村的仅在农村的乡镇敬老院就有29681所，总床位89.5万张[1]。但我国的家庭结构转型也很快，核心家庭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今天已不适用，社会养老已成为必然，并且，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有1400多万老年人有进入老年福利机构养老的意愿。所以，养老服务机构及其所能提供的床位远远不够。

另外，传统观念认为，养老院、敬老院等养老服务机构多是为那些无子女的孤寡老人或者子女不在时的空巢老人而设的。但是事实显示，我国这类老年人的收养比例也很低，甚至很多孤独老人，都因无人照看而导致死亡。国家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老年人社会性收养覆盖率只有78%，农村五保户由集体供养的占64%，敬老院供养的有13.6%，还有114万人即五分之一的五保户得不到供养，城镇的孤寡残幼约150万人，他们大部分靠低保救助，仅有13%左右由福利机构供养[2]。

这些现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养老服务机构的利用率不高，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住院老人达到5%—7%的社会供养比例，同时机构总量却没能满足社会需要。

（二）问题

造成以上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机构自身问题。第一，养老服务机构本身属于微利行业，投资大、回报周期长造成很少有企业和个人愿意投资，而且在我国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属于新兴事物，尚未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第二，机构拥有者对社会福利、福利市场的认识水平参差不齐，国内有部分机构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兴办的，这与国外通常由社会热心人士承担民间慈善事业情况不同，动机和发展方向上的差别容易将举办人的社会公益精神置于危险境地；第三，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和偏好的灵活服务形式供给缺乏，尤以就近方便的、以居家养老为依托的社区养老服务严重匮乏，作为养老服务机构支柱的专业工作人员太少，截止2005年底，全国取得养老护理员资格的专业工作人员不足2万人，相比较1400万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来说，这个数字相去甚远，并且志愿者随意性大，且绝大部分缺乏护理老年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志愿者在这些服务机构一般打扫卫生或者跟健康的老人聊天、娱乐，真正日常生活难以自理，需要帮助的老人需要的还是专业的工作人员。

2、社会观念原因。传统的养老观念仍旧为多数人信守，很多老人无法接受进养老院、敬老院等养老服务机构养老。随着“4—2—1” 家庭结构的到来，养老功能慢慢外移，社会养老已成为一种趋势，传统的养老方式和养老观念也应当同步向社会养老转变，但是，现在中国很多老人甚至年轻人观念上还没有转变过来，不能接受进养老机构养老的行为。尤其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生活水平较低的老人，仍旧持有“养儿防老”的想法。他们认为进养老机构养老的老人是那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自己有儿有女的，自然应该有子女们负责自己的晚年生活。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在农村，认为将自己的父母送进养老院是不孝顺的表现，这种行为在外人眼里可能与虐待老人的性质无异。还有一些老人，不相信养老机构里的服务质量，即使花了钱，也认为无亲无故的人不可能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因此，即便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多数还是选择了自己独自待在家里，坚决不去社会上的养老服务机构。

3、相关法规政策支持度不足和政府培育不到位。1999年12月民政部颁布和施行的《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19至21条指出民办养老机构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应当是分离的。2004年由财政部通过并且于2005年施行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资源提供者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这些法律不仅限制了举办者对民间养老服务机构的所有权，而且对这些机构的责任和义务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却很少论及其应有的权利；即是说举办者既不能从组织运行活动中受益，也不能在组织解体时分得财产，一旦民办非企业单位出现了某些问题，这些举办者往往还要承担无限连带民事责任。现在我国政府扶持、税收优惠、社会捐助等外部因素对民办养老机构所起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个人出资、自我经营仍然是民间养老服务机构资金的主要来源。这样一来，私人力量推动下的民间养老机构的举办者为了逐利，有时营利性目的会不符合社会公益的精神，从而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很多时候会徘徊在营利与公益的性质之间。政府几乎不给予直接资助，间接资助刚刚进入起步阶段，除免税之外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到位。养老服务机构在实际用途上类似于一个大家庭，住院老人及机构工作人员的生活需要很多社会资源，早在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第19号文件就明确规定了社会福利机构的水电和通信费要给予优惠，但有关部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经常借口认识上的差异和工作中的互相推诿，导致政策没有落到实处，这笔开支虽然绝对数额并不大，但相对于整个机构运行的费用也不可小视。

二、发挥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养老保障功能的意义

随着社会和家庭结构转型的加快，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施加给社会的压力已经超出了家庭养老的可承受范围，因此，机构养老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潮流。促进老年群体与其它群体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老年养老服务业，建设一个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制的同时，还可拉动经济全面增长，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鉴于养老机构在分担年轻人压力和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政府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帮助等方面研究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最终点落脚于提高住院老人的福利服务水平，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意义明显。（一）可以有效地为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之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利于提高住院老人享受的福利水平，保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二）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法规提供参考建议。

三、发挥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养老保障功能的对策

随着家庭养老功能逐步转向社会后，人们对社会上各种层次的养老服务机构质和量的需求都会迅速增加。但现实是，无论是在人们的心理上，还是社会设施的设置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的构件上都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目前，社区养老服务体系较为薄弱，现有的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上大规模的养老保障需要。

针对以上的困难，为了促进民间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发挥它们的养老保障作用，我们应积极采取以下的应对措施：

（一）大力培养职业工作者，稳固志愿者队伍。发展老年服务业应该首先吸纳更多的专业人士走进来。目前，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考试已经施行3年，方便了高效专业社会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到福利服务机构工作，国家还通过多种形式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提高职业培训。我国志愿者队伍庞大，但考虑其随意性大，可以通过与高校相关专业建立合作关系，教学实习的方式提高志愿者的服务技能，对长期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志愿者设置一些荣誉激励。

（二）政府积极制定民间养老机构的激励优惠政策并落到实处。作为社会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担当起社会化养老的主要责任，通过一些列的优惠政策，如土地划拨、资金支持、配套指标建设等，鼓励企业、组织和个人投资养老机构，鼓励民间养老机构的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合理制定民办养老机构资金补助政策。根据地区实际情况，按机构住院老人数量，对养老机构设施建设、实际收住老人的运营成本给予这些机构定量的资助。

（三）转变社会养老观念。发挥媒体以及一些文化程度较高水平人士的作用，向尚未转变养老观念的人介绍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在提供养老保障功能方面的作用。国家和政府利用自身渠道，普及养老机构养老保障功能的优势，打消人们对进养老院的猜忌和有色眼光。养老机构作为养老服务的提供者，应该以身作则，用优良的服务向老年人及年轻人展示进养老院也可以安享晚年，并且借助机构内老年人聚居的优势，宣传老年同龄人在一起生活的好处。

（四）政府对民间养老机构合理定位。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在社会作用上是公益服务的提供单位，但在资源投入上却是私人投资，在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民间养老机构也在经历着市场化运作，也就同企业一样面临着市场风险，为此，政府应该对机构举办者设置一些优惠政策，对养老机构的正社会外部效应做出相应的补偿。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Z].2006.

[2]朱庆芳.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特点、问题和对策[EB/OL].中国社会学网，2007，(10).

篇(4)

BQ：作为优秀的企业家，你怎么会转而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

L：我是研究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创新、创业的，研究哪些因素使一个国家更加有创新、创业的能力。我无意中发现未来的中国的人口有很大的结构性问题，人口的剧烈变化会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当中（发生），如果不抑制年轻人口迅速减少的势头，会对将来的经济的活力、创新力产生很大的影响。

平均寿命提高得越快，人口总量就减少得越少，老龄化就更严重了。虽然说人口寿命延长了，但是人的精力最旺盛、创造力最顽强、各方面体力最强的时候，还是在20岁、30岁的样子。以前经济学界说20岁到60岁的工作人口到底有多少，现在我的观点是，从创新活力来说，你真正要关心的，是20-40岁的这一群人，从结构上来说很重要的。

BQ：为什么年轻人口下降，创新能力就会极速地下降？这个创新的能力又意味着什么呢？

L：很多新的技术模式是新的企业做出来的，像我们公司就10年的历史，中国一些发展得最快的企业都是30来岁的年轻创业者。如果30岁的人少了，50岁的人多了, 30岁的人相对边缘化，他们的声音会更加微弱，他们的创造力会更加被压制。

日本是第一个真正进入比较严重老龄化社会的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比中国早20-30年。比较熟悉日本的人就知道，实际上这一代是远远不如上一代的，年轻人缺乏上进心，这是因为他们竞争的机会不多了，年纪大的人把位置占住了。从学生的质量上也看得出来，日本这两年，你去看美国那些最好学校的招生情况，几乎就看不到日本人。日本这几年没有很好的、新的企业冒出来，在高科技领域竞争不利，跟这个是很有关系的。

还有就是，年轻人少了之后，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这跟独生子女可能也有关系，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高学历、高智商的女性也不愿意嫁给没有上进心、本身又被父母宠坏的男孩子，这样结婚率也低，就更加剧了出生率低的问题，这就变成一个陷阱，低出生率的陷阱。这样整个社会的活力就成为很大的问题。

BQ：青年人口的减少会影响创新能力，但是创新能力仅仅跟青年人口的数量有关吗？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

L：当然有其他的因素。我说的竞争力有太多的因素，例如中国的教育，如何才能做到中国创造。但是人口结构是最好改变的，最应当改变的。

创新，这是一个很玄乎的问题。创造力是指，你有很多种比较杂的学科知识面，知识面很广，怎么样突然地用一种新的方式把它组织起来，学比较复杂的东西、比较新的东西，谁第一时间学到这些知识，第一时间把这些东西组织在一起。

人才的质量可以从教育改革、普及教育来改进，数量是最难以改变的东西

BQ：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创新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L：现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还不能跟美国、日本去比，所以中国的创新能力跟它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很多创新，是运用互联网技术做一些适合中国市场的创新，比如百度、新浪，这是很正常的。中国再过5年、10年，会做一些前沿的东西。

日本二战后也有很好的创新，当然他们也学了很多美国的东西。美国积聚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其他国家没有这种吸收其他地方最优秀人才的机制和文化。再要看的，是印度。印度更加国际化，但它的基础设施、制造业比较薄弱。每个国家都不同，如果其他条件恒定的话，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是最重要的。人才的质量可能从教育改革、普及教育来改进，数量是最难以改变的东西。

BQ：日本进入老龄化的程度比较早，很多人担心日本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从年轻人的创造力和活力来看，日本年轻人的创造力跟中国年轻人有什么差别？

L：非常大的差别。我们这边公司的高层都30来岁，日本跟我们同样规模的公司，高层起码都五六十岁了。

年轻人一旦在一个公司能够晋升到比较高的职位，掌握各种社会关系或者眼界，很有可能创新的种子就会冒出来。实际上对经济来说，有非常大的好处。但是如果他们50多岁，他们还会去创业吗？在日本，在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创业人数、创业企业成功的案例都是最少的。

篇(5)

随着老人对社会的义务减少，他们对社会的兴趣也日益降低。但更多的研究认为，是现代经济限制了老年人社会角色的发挥和社会活动的参与，从而形成社会对老年人的疏离。特别是强制退休制度，更是以牺牲老年人社会劳动的权利为代价，以提高生产效率。与此相比，早期“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更接近常人的认识，似乎公允一些。这个“理论”认为：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不因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老年人同样有活动和参与的愿望，只是参与活动的速度变缓、节奏放慢而已。“活动理论”与“生命持续理论”、“年龄分层理论”、“角色理论”和“发展理论”一脉相承。

中国老年人也面临一些特殊问题。传统社会的消失与当代制度的变迁使得中国当前的“文化失范”现象突出，“尊老”的传统日益消亡。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4-2-1”家庭结构，也造成了“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亦是全部压力集于一身）”的脆弱社会心理，又催生新的社会问题。在各种矛盾同时出现的今日中国，代际冲突与社会谈判将成为普遍现象，沟通（亦即传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老龄化与传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老年人与传播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据研究者调查，中国大陆关于老年人与传播关系的研究数量少、深度浅，集中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和个别刊物，研究方法多以感想式的评论为主，很不均衡。老龄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关系密切。在现代大众社会，老年人与社会生活的主要联系是非职业性的，是需要借助大众传媒来实现的。大众媒介却往往忽略对老年生活的反映，对老年人群的形象建构很多是负面的，也存在隐性歧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大众传媒都在有意无意地灌输一种悲惨和无助的“自然”年龄观：变老，意味着日益丑陋的容貌和日益无助的身体，意味着对社会的经济负担和对家庭的无益浪费。虽然从生理学和经济学上看，这些说法不是没有根据，但这种消极的观点导致了深重的焦虑心理，无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有害于老年人（事实上也包括全体人，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的精神健康。“日益年老”的现实与“永远活在当下”的理想之间的不匹配性与日益后现代化的视觉文化明显相关。而老年人正是视觉媒介（主要是电视）的基本受众。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及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老年人仍然习惯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信息、休闲娱乐；电视是老年人中最常使用的媒介，其次是报纸、手机，而接触网络的老年人在当时只占很低的比例。有研究认为，价格是阻碍老年人使用新科技产品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技术困难。可见，只有经济水平和接受能力都较高的老年人才有可能接触并采纳新媒体，因此，老年人普遍把“会上网”看做一种正面标签，视为一种“值得骄傲”的事情。数据显示，一周7天内老年人几乎每天都会收看电视，而每周约有一半的时间会选择看报纸，上网的天数平均每周仅有1天。可见，电视是充实老年人群体晚年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媒介形式，起重要的“伴随”作用。另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的调查，老年人群已成为中国电视观众的主体，见图1。

从收视时间看，2012年65岁以上老年人日均电视收视时间是269分钟，也是各年龄段中最高的；55至64岁是255分钟，位列第二，两类群体日均收看电视均超过4个小时，属于伯格纳所谓的“重度”观众。显然，老年人赋闲在家，有更多的时间收看电视；同时，电视帮助老年人扩大了信息经验，降低了他们的信息贫困程度。老年人与电子媒介：传播研究的一些取向“老龄化与传播”的关系主要涉及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为老年人口提供的服务和老年人接触和采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问题。“老龄化与传播”研究则是在承认老龄化现实的前提下，力图寻求个人健康与社会和谐的纠偏除弊。现有的“老龄化（或者老年人）与电子传播”的关系有一些特定的研究取向，大致可以分为老年人与传统媒介的关系及他们与新传播媒介的关系。对老年人与传统媒介的关系，由于电视与观众的研究文献丰富，有一些分年龄段的研究成果涉及老年人与电视的关系。

各国经验普遍显示，电视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等人提出的电视教养理论（cultivationtheory，台湾译称涵化理论）及其文化指标研究的发现④，美国老年人是电视的“重度”接受者（界定为每天看电视超过4小时的接受者），他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易受电视对世界的描绘所影响，甚至被其主导；电视暴力节目（包括其他一些负面报道）对重度电视观众尤其是老年人具有“吓退作用”。的确，中国的老年人对“邪恶的”现实世界（灾难、事故、犯罪案件、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包括大量针对老年人的欺诈现象）也往往会有不安全、不可信的负面印象，并逐步退缩于个人的狭小世界。此外，老年群体、老年生活与老年形象在电视中的反映也是很不充分的，因为鸡皮鹤发的老人与观众对青春靓丽形象的期待南辕北辙，而观众的这种审美偏好也是商业电视长期培育出来的。即使有《金色池塘》等有数的几部影视作品从正面的视角反映了老年人的问题，但以老年人为主角的视觉文化总体偏少。而在中国电视剧库存中，老年人早早退出了古代宫廷以外的权力场域；在家庭剧种中出现的，也多是可怜可笑的形象。尽管老年人已成为中国电视观众的主体，可真正做给老年人看的电视节目却寥寥无几。中央电视台办了18年深受老年观众喜爱的栏目《夕阳红》于2010年告别荧屏；虽然后来在央视十套“复出”，但受关注度已大为降低。广播本来是老年人非常喜爱的媒体，近几年更多向年轻听众播放流行音乐，也使老年广播市场不断萎缩。相比之下，一直被我们误认为“不敬老爱老”的西方媒体，却很重视为老年人服务（当然，他们大多是出于开发和经营市场的需要）。美国有800多家老年广播电台；法国也有专门电台通过热线电话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服务。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生态的建构者，它们对老人形象的贬低和对老年节目的忽视也可能导致社会对敬老、爱老传统的淡忘。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老年人与新媒介接触的状况已经大大增加。据《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的数据，近几年来，60岁以上老年群体接触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人数有所增长，从2000年的283.5万迅速升至2012年的902万，增幅为218.2%。然而，尽管老年网民的总体数量在不断上升，但由于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加更快，相比之下，互联网在老年人中的普及率近年并未明显提升，与非老年人群的网络普及率快速蹿升形成鲜明对比（图2）。可见，享受互联网及其所带来的便利，只是少数老年人的“特权”，绝大多数老年人仍属于信息社会“边缘人群”。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可能并没有缩小老年人与非老年人之间的“数字鸿沟”，甚至可能扩大了“代沟”，加重了代际隔阂。新媒体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仍是不熟悉的新鲜事物，使用互联网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则属于“锦上添花”的部分。因为需要投入较多的注意力和体力到海量的网络中“主动”获取讯息，相比于电视提供的不假思索即可完成的“被动式娱乐”，老年人对网络并没有形成很强的“依赖性”。

老年人在体验到“信息孤岛”的孤独感，认识到网络提高晚年生活品质和社会适应性等诸多好处后，也并不缺乏使用新媒体的意愿，但他们面临的障碍使他们望而生畏。包括老年人对社会环境和虚拟空间的疑惧，对技术的恐惧以及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使老年人对新媒体的采纳过程类似于由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的“移民”。而老年人最依赖的家人往往充当了他们向信息社会“移民”的“顾问”和“人”：家人通过提供物质支持、技术反哺、情感激励和心理支持等方式，成为促进新媒体在老年人群中普及的关键角色。使用新媒体（尤其是网上视频）可以弥合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化，减少社会分隔，帮助老年人“重新社会化”。晚辈对老年人进行新媒介素养“技术反哺”并通过虚拟空间的互动进行“精神赡养”，正成为现代中国人尽孝的一种方式。从社会效益角度看，新媒体催生的远距离工作方式，可能成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掘年长者潜力的辅助形式，为那些被退休制度划分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发挥作用的平台，让老年人从社会的“消极人口”变为事实上的“积极人口”。（本文作者：郭镇之、孟伦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篇(6)

有关房产，相信大家在10年前就一定听说过美国老太和中国老太在天堂对话的故事。美国老太说，我奋斗了一辈子，昨天终于还清住房贷款了；中国老太太说，我攒了一辈子钱，临终才买了这套房，可惜还没来得及住。于是，受这个故事的启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靠按揭贷款圆了住房梦。

然而，近来中美两国老太的天堂对话又有了新版本。这次，美国老太太改口了，她对中国老太说，昨天，在我临进天堂之前，终于把我房子等值的钱花光了。原来，美国老太在60岁时申请了一项“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把自己的住房抵押给银行，每月多了几千美元收入，这样她可以潇洒地去法国旅游、去韩国整容、去瑞士滑雪，而银行则等她去世后，收回了这套住房……

也许就像当初住房按揭进入中国一样，有一天美国老太“以房养老”的故事也会登陆中国。不久之前传来消息，国内一种“以房养老”的新型保险模式10月份可望进行试点，我国首家开展“以房养老”业务的保险公司――幸福人寿近期正在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将在10月份挂牌营业，重庆、北京、上海等国内大城市有望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通过保险公司提供的这项业务，老年人可以将自己唯一的一套产权住房抵押给保险公司，并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取养老金，直至终生。

以房养老　一石激起千层浪

“60岁前人养房，60岁后房养人”，全国政协委员、建设部科学技术司司长赖明如此描述“以房养老”模式。去年，他建议先对此成立专门课题组进行调研，再选择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作试点，等到运作成熟后向全国各地推广。随后，国家建设部已委托保险公司研究“以房养老”课题，并将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做调研和模型测试。

在此之前，上海市和重庆市“两会”期间，上海市、重庆市均分别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说明意见”和“提案”的方式向“两会”提交了关于“以房养老”的建议。而这项提案很快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目前上海和重庆正就其可行性展开调研。上海市民政局日前也明确表示，将与有关部门联手一起做好上海“以房养老”的试点工作。

事实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早已开始了“以房养老”的试探。

在北京部分社区已开始推行“以房养老”模式，拥有自有房产的孤寡老人都可以把房产抵押给社区，由社区照顾日常起居。

2005年4月初，南京汤山留园公寓率先推出了“给我你的房子，我替你养老”的旗号，这个“以房换养”计划主要针对南京市年满60周岁的老人，老人需在南京市区拥有一套至少60平方米的住宅。老人将住房的使用权划归养老公寓，自己拥有住房的所有权，但自己必须迁至养老公寓，并享受免费养老服务。不过，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种种困难，这个尝试已经濒临夭折。

幸福人寿的董事长孟晓苏也是我国较早进行“以房养老”研究并积极为之奔走的专业人士。如果幸福人寿的“住房反向抵押”业务能够顺利推出的话，孟晓苏关于“以房养老”的研究将从理论走向实践。

未富先老　警示养老难题

“以房养老”为何在近年来突然受到了空前的关注?答案不言而喻。

去年2月23日首次公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04年底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2亿，占总人口近25％。而按照国际通行的60岁以上为老年人，占人口比例达到10％以上或66岁以上老人占7％以上，即开始进入老龄时代的标准，中国目前已进入老龄社会，并且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

另外一个数据预测称，到2025年，大约有一半的中国人的年龄将在40岁以上。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就是，20年后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和退休金受益人数的比例将大大低于1:1。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缴纳养老金人数和退休人数的比例大约是4:1，随着二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的老龄化，预计到2030年美国的这个比例将下降到1.4:1。有些欧洲国家，比如意大利到2030年左右，这个比例可能会下降到大约1:1。相比之下，这一严峻形势在中国将会来得更早。到2025年，我们可能还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却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教授说，中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因此，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老龄化的匆匆到来，未富先老的先天不足带来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一、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体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二、老年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三、传统养老方式已不能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要求。“未富先老”意味着依靠过去那种传统的养老制度今后也许根本养不起那么多老人。

社保养老　难以满足高质量要求

在过去10年间，我们国家一直努力地进行着社会养老制度的改革――从现收现付制度改为双轨制。双轨制是在一个缩小的现收现付制上另加上一个个人养老金账户。也就是说，退休金一部分是来自于社会统筹，另一部分是自己养老金账户中的积累。也就是说你养老金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你历年上缴的养老金数额，以及社保基金的投资绩效。

然而，10多年过去了，社保基金却仍是负重累累。因为缴费不得不用来支付当期的退休金，个人账户基本上是空账运行。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养老保险金的缺口越来越大，为填补养老金的短缺，中央财政用于养老保险的拨款与5年前相比整整翻了10倍多。“目前中国的社保体系存在巨大缺口，不少人对养老有危机感。”上海老龄科研中心孙鹏镖说。

事实上，养老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国是个福利大国，但近年来，法国进入了战后就业人员退休的高峰期，且由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老年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法国退休金入不敷出的矛盾日益突出，2002年，法国政府为退休制度支付了150亿欧元。日本养老保险制度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到来也终于破绽百出，难以为继。而近年来，数百亿英镑的养老金赤字同样令英国政府十分苦恼。目前，英国养老金的亏空已经达到300亿至600亿英镑。英

国政府曾多次指出，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养老金体系陷入困境。为减轻社会福利体系的负担，英国养老金委员会提议将领取全额政府养老金的起始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并建议政府今后应随着国民寿命的延长而不断提高这一年龄的规定。

养儿防老　靠得住吗

虽然同样面临着养老的问题，但和欧美人不同的是，中国一直有着“养儿防老”的古训。只是在未来，中国的“儿子”们还能担起父母养老的重任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儿子”们究竟为父母们的养老做了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据央视在全国10个大中城市对1010个人作的一个电话调查显示，在问及理财计划当中是否有为父母养老做准备的问题时，52％回答是没有专门的准备；23％说有，但是其中的大多数准备不足够，只有48％的人认为是准备足够多了；其他则回答还没想明白，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等等。整体而言，大约只有11％的人自认为自己的父母准备了足够多的养老金，但实际是不是真的就够了，会不会用好，却仍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事实上，从现实生活看，“以儿养老”的方式确实让“儿子”们不堪重负。我国于上世纪70年代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两个独生子女结婚之后，他们面临的是“4-2-1”(双方的父母，夫妻俩，一个孩子)的供养负担。再加上医疗的进步，中国人平均寿命的延长，今后，一对小夫妻要供养的绝对不止双方的父母，还有父母的父母。

即使没有养老的负担，生活的艰辛和竞争的激烈甚至残酷到让“儿子”们也自身难保。养儿育女的庞大开支，供房的巨大压力，这两项费用相加，就需要夫妻俩用至少20年时间去消化解决。此外，社会发展的瞬息万变，谁也不能保证5年、10年后的自己还能在预先设计好的发展轨道上运行。而一旦夫妻俩谁有个三长两短的，整个家庭就要受累。更何况，在为儿为房拼搏了20年之后，自己也步入中年，身体不如以前是肯定的，医药费支出相应要大增。

由此不难看出，“养儿防老”古训实在是有些“陈腐”。在不久的将来，恐怕多数的中年人面对自己年迈的父母和祖父母，更多的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以房养老　能够行得通吗

社保退休金不够，人到中年的儿子自身难保，在养老这个问题上，老年人似乎一筹莫展，我们的未来该靠谁?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对当今的中国人，未雨绸缪，在年轻时就做好养老规划是相当必要和重要的。

关于如何筹划养老金，方式有很多，比如储蓄、投资股票或基金、买分红返还型保险等。当然，这些是理想的做法，但并不是人人有足够的闲钱去进行投资。相比之下，还是美国老太有理财头脑――以房养老。

为什么说美国老太有理财头脑?因为“以房养老”的核心是房子，而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经得起时间的侵蚀。而且房子有其特殊性，是生活必需的。买房子是每家每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所最先考虑的事情。虽然房价有涨有跌，但从二三十年的时间来看，与黄金的保值功能类似，房子也具有极强的抗通胀能力，房价基本是坚持一个震荡向上的趋势。

以房养老　有多种方式

“以房养老”正在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

需要说明的是“以房养老”是一个大概念，它包含多种不同的方式，“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这类方式主要针对只有一套房子、通常经济实力较弱、没有太多现金的普通工薪阶层推出的，属于经济型“以房养老”。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概念最早源于荷兰，当时是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措施。但是，发展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美国。上世纪80年代美国新泽西州一家银行创立“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以来，逐渐成为了许多老年住房所有者的绝佳金融产品。对于天堂里的那个美国老太来说，房子就像个巨大的“储蓄罐”，年轻时的每月还贷就好像往“储蓄罐”里扔点钱，等到老了就能零存整取，或者每月从“储蓄罐”领取更多于当年还贷款的养老金。

美国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一般允许年纪在62岁以上的老年人向银行、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将房产净值转换成现金。通常的做法是把房予抵押给金融机构，然后获得现金，等老人过世后由金融机构收回房屋产权。至于具体金额视申请人的年龄、利率水平、所选择的贷款方案的种类、房产的价值等情况而定，而且这笔现金是免税的。这种方式最人性化的一点是不会丧失房屋的使用权，老人在获得现金的同时仍然可以居住在原来的房子里，直到去世。

但是，作为刚刚蹒跚学步的中国式“以房养老”，通过银行或保险公司在全国大规模推进“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还有待时日。于是，老人可以自己尝试一些另类的“以房养老”方式，比如将房子“卖”给愿意抚养自己的子女或亲朋好友等等。

第二类方式是小康型“以房养老”。虽然仅有一套住房，但面积较大、地段较好、价值也相对较高，可通过以大换小、以近换远来获得另一份养老金。这一方式尤其适合于只有一套住房的中产阶级，当然，这对一些只有一套住房但面积尚可、手中并没有太多闲钱的家庭也同样适用。

多数家庭退休时，都会已经拥有一套还清了贷款的房产。而此时孩子也已长大成人，父母已经过世，房子从20年前的“满巢期”回到了“空巢期”。这恰巧成了“以房养老”的前提条件。老夫妻可以把面积大的住房换成面积小的住房，或者把市中心的住房往郊外移，置换房子的差价就能作为自己的养老基金。

篇(7)

独生子女政策的固有问题

从传统上看，中国过去养老地产没有存在的必要。像由五到十个个体的小房子组合起来的四合院，让几代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一胎化政策出台后，人口结构随之变化。这种变化帮助扫除了传统做法，并引发中国养老地产的需求不断增加。

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的出生率在2011年降低到1980年的一半。然而，过于苛刻的措施也使得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6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13.3%，而8.9%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以上，根据联合国标准将中国作为一个老龄化社会。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不寻常的。

亲朋好友靠不住

平均寿命的增加和低出生率的共同作用导致高抚养比的存在，比如说一个成年人现在往往要赡养两个父母和四个祖父母。如果老年人的社会保险，个人储蓄和养老金计划未能提供足够的收入，那么老年人所在家庭的成员将不得不依靠一个小型的亲戚网。

同时，新出现的工作惯性正在恶化这个局面。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为了寻求就业机会，纷纷进城打工，离开祖父母，农村的留守老人过着孤独的生活，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目前，大约有40%的老年人口独自生活在农村，外出打工的后代只能在节假日期间返乡照顾老人。即使祖父母搬到城市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生活，当其他家庭成员都在工作或者在学校的时候，他们也经常白天独自在家。

是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空巢老人”在中国老年人口中比例已经超过50%，且比例正在逐年增加。城镇和村庄的大部分设施并不能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在城镇地区，几乎没有土地可建立新的养老俱乐部，所以他们通常从旧建筑改造，从交通、来访、设计方面来看，都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为老年人提供住房的“养老地产”在中国是一个新的概念，被看作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养老住房是专为老年人特别设计的，每个人或每对夫妇分配一间公寓式房间或套房。额外有配套设施提供公共饮食，娱乐与卫生服务。老年人可以租用或购买这些房屋作为普通住房。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主要包括私人住房，社会住房或经济适用房，为老干部提供服务式住宅和养老住房的仅有一小部分。养老地产在中国是罕见的，但在西方社会中却是历史悠久、久负盛誉的。养老地产在美国现有公屋单位数量中占了约9%，在英国约2%。

养老地产的必要性

在中国通过提供更多的养老地产将带来大量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其中包含更好的护理服务，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延长他们的寿命。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老人无人看管的现象将越来越少。在经济方面，也会释放额外的劳动力：解决了照顾老年家庭成员的需求，将会让已婚夫妇的双方成员都可以工作。

为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并解决这一问题，根据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养老产业已被列为重点扶持的产业之一。此外，中央政府最近也明确表示，政府将从各个方面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一些开发商已开始在中国投资养老地产。保利地产已经在北京、上海销售并推广它们的养老地产项目。其他开发商如绿城、万科也纷纷投资于各种养老地产项目。与此同时，一些国际养老机构和投资者正在进入中国市场，以合资的形式与当地开发商合作。最近的支持性证据是远洋地产与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太平洋管理公司和伊迈瑞特斯公司展开了合作，他们的第一个养老地产项目已在北京销售。此外，7个左右的保险公司正在投资养老地产。

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有潜在的优势和强大的需求，由于三大原因，中国的养老地产的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首先，养老地产的融资难。出于对老年人死亡而导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有所担忧，中国的银行都不愿向老年人提供按揭贷款。即使有一处或多处房产的老年人，仍然会发现很难为老年人提供住房公积金，特别是反向抵押贷款的缺乏。而美国老年人反向抵押贷款是非常流行的，因为他们让借给他们钱的业主以他们住房的价值进行抵押按揭。

其次，养老地产的建设和管理成本过高，开发商和投资者认为没有吸引力。养老地产有专业的要求并需要展示公共设施的性能，需要良好的交通运输方便家庭成员前来探访；以及无噪音和流动性强的环境。所有这些特性都推高了成本，使得低等和中等收入家庭的老年人负担不起。

第三，目前在中国养老地产还没有特定的土地利用配置。从我们采访过的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没有对养老土地使用的限制，开发商更喜欢在预留地上兴建私人住宅项目，因为这些通常是更有利可图的。

同时，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发展养老地产并不容易。一线城市招致高昂的土地及建筑成本，而二线城市可能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如医院和公共设施。这些都增加了开发养老地产的困难。

展望未来

养老地产的未来市场不仅涉及到房地产开发商，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商，还有政策制定者。鉴于养老地产可以带给社会的好处，中国政府应该推动养老住房的方案。举例来说，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对私人开发商和投资者推出财政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或建筑补贴，来促进他们的发展。此外，政府应授予养老地产土地使用权，尤其是老年人的住房，以吸引投资者和开发商参与养老地产项目。

作为一个短期的补救措施，有关部门也可以考虑使用废弃用地和位于郊区的集体用地作为低成本建筑土地的一个来源，以支持养老地产的发展。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发起一个通过私人开发商联合的试点方案，为老年人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

鉴于中国养老地产有着旺盛的需求，开发商和投资者仍在寻找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来满足这种需要。中国政府和社会保障基金可以主动帮助支持养老地产，并对开发商提供激励政策来建造专业的养老住宅。

香港的养老地产方案可以作为对中国一个有力的政策参考。如香港房屋协会运作的为中等收入的老年人提供包括住房和保健在内的全面服务的长者安居乐住屋方案。根据该计划，前期由承租人一次性付款来缓解开发商和运营商潜在的资金问题。虽然，该方案为租户设置一个固定的租金，这意味着没有通胀风险和当财政困难时也会给它提供一个安全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