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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劳动力;生产
论文摘要:在任何社会中,劳动力都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具有使用价值,其所有者可以将其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也可以将其留作自用。当作为商品出售时,称为劳动力商品,具有价值,表现为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除作为商品出售外,剩余的劳动力留作自用,如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本文应用劳动价值理论,分析劳动者将自用劳动力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过程。
一、引言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激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普遍繁荣,形成了“橄榄球式”的社会财富结构,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数量开始占社会成员的大部分,这些中产阶级大都源于资本主义早期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工人按等价交换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工资就是工人维持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的货币表现。显然工人的工资仅够用于购买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积蓄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的获得的工资不仅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还能有积蓄。随着积蓄的增加,他们不再是以前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人,而是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
二、自用劳动力的使用
仅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收入的工人,其积蓄从哪里来呢?设积蓄为A,工资收入为w,生活和发展资料支出为c。
A=W—C(1)
公式(1)中,要使积蓄A大于零,显然工资收入w必须大于生活和发展资料支出c,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收入不仅能够工人的自身生活,而且有剩余。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货币表现,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支出同样是生活资料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可以得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的价值大于生活资料的价值。
在工人消费生活资料进行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发生了价值的增加,即创造了新价值。依据劳动价值理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可知工人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进行了劳动,耗费了劳动力。
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是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工人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耗费了上一生产过程生产的部分劳动力,也就是说工人并没有将全部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是留了一部分劳动力作为自用。正是这部分自用劳动力的使用,使得在下一次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价值的增加。自用劳动力的使用同资本家使用购买来的劳动力一样是会创造价值的,同样会创造剩余价值。
三、劳动力的生产
劳动力是指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它蕴藏在劳动者的身体当中。而劳动者又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社会生产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再生产的条件圈。
一般地,工人并不会把全部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是留一部分给自己支配,用于家务劳动、学习等等。家务劳动和学习都要耗费体力和脑力,创造价值。同任何其它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决定。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料本身不创造价值,其本身的价值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转移到了新生产的劳动力中。自用劳动力的使用创造的价值和生活资料的价值一起构成劳动力的价值。
假设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率为100%,工人初始拥有劳动力的价值为1000个单位,将初始劳动力按4:l的比例在出售劳动力和自用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假定生活资料的价值保持不变为800单位,工人出卖劳动力获取的工资超过生活资料价值部分作为积蓄。
从图1可知,工人将800个单位价值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获得800个单位价值的货币,又将货币换同相同价值的生活资料,剩余的200个单位价值的劳动力留作自用生产了400个单位价值的劳动力,加上生活资料转移而来的800个单位价值,新劳动力中的价值为1200个单位。接着,:工人将新劳动力中的960个单位的劳动力出售换来价值960个单位的货币,又用800个单位价值的货币买来800个单位价值的生活资料,剩下的160个单位价值的货币留为积蓄,另外,240个单位的劳动力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加上从生活资料中转移而来的800个单位价值,共生产出1280个单位的新劳动力,依次循环。经过三次劳动循环,该工人除基本满足生活消费外,另有160+224=284的积蓄。
在下班后或在节假日,工人使用自用劳动力生产劳动力,家务劳动、学习劳动这些具体劳动创造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了劳动力的价值。通过自用劳动力的使用,实现了价值的增加,劳动产品既劳动力归工人自己所有,新增价值即剩余价值也自然归工人所有。
劳动力本身也足一种劳动产鼎,而且是一种具有创造社会财富的特殊的劳动产品。劳动力产品不是天然自生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劳动的结呆。在其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耗费了人们的精力、休力、时间和各种物质财富。
四、自用劳动力是实现按劳分配的路径之一
工人将自己的部分劳动力留作自用,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新增价值即剩余价值有工人自己占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并没有被资本家剥削掉。劳动成果足按劳动量进行分配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复杂劳动在总劳动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对高级劳动力的需求将越来越大。未来消费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高环保要求使得劳动者要大部分的劳动时间用于学习以获取生产这种产品所需要的技能,而真正直接作用于产品的劳动时间相对很少。价值的增加主要发生在学习劳动者的过程中。
社会总财富的积累在于价值的净创造,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决定荇工人在劳动前要进行长时间的学习,在工作期间也需要更多的假期,更多的时间供自己支配,以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特别是高级劳动力的在生产。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直接占有这个劳动过程的剩余价值,实现财富的积累。劳动者扩大自用劳动力的使用,有利于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收人日益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并逐渐缩小,使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日臻完善。
五、重视高级劳动力的生产
劳动力的生产町分为低级劳动力的生产和高级劳动力的生产。低级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劳动,而高级劳动力能胜任复杂劳动。低级劳动力的生产主要体现在人口数的增加,它受到地球环境承载力上限。高级劳动力的生产主要体现在人口素质的提高,是未来社会生产的重点内容,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生产可分为劳动力的生产和消费牖的生产。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两种生产的价值净创造足不同的。在原始社会,人口数量少,维持人口的繁衍是部落的第一大事,低级劳动力的生产,主要体现为人的简单繁衍,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内容。在奴隶社会,战争和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战争和祭祀都需要用奴隶,奴隶主全部地占有奴隶,奴隶是其财富的主要内容,奴隶数量的多少反映奴隶主的贫富。尽管具有些简单技能的奴隶的价钱更高一些,但低级劳动力的生产体现为奴隶的数量增加仍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内容。进入封建社会,最低生活消费品的生产成为价值净创造的主要领域。随着最低消费品的满足,剩余价值创造主要发生在般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人的消费需求是无止境的,一般消费品的满足了,随之出现的是科技含量高、环保要求高的高级消费品的需求。
对高级消费品的需求引致对高级劳动力的需求。要实现高级消费的生产,首先要实现高级劳动力的生产。高级劳动力的生产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高级消费品的直接生产过程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比越来越大,相应地高级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创造出的价值量与高级消费品的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量之比也越来越大。社会中价值的净创造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特别是学习劳动过程中。高级劳动力的生产所实现的价值净创造占价值总净创造的比重不断提高,这种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正如前所述,劳动力生产的劳动成果归劳动者占有,而高级劳动力的生产又是劳动力生产扩大和深化的重要领域,加大高级劳动力的生产可以大大的提高社会分配中按劳分配的比例。这就要求社会重视高级劳动力的生产,努力创造和完善高级劳动力生产所需的条件,如加大教育投入、尊重人才等。作为高级劳动力的一种存在形式,人力资本自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首次提出后,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深刻剖析了资本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指出了再生产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在分析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各部类以及不同的价值形式在在生产过程中的演进,对我国经济有很大的指导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理解市场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建立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只存在两大经济部门――生产生产资料部门和生产消费资料部门的基础上,社会总产品通过对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来实现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在现实生活中,政府行为对两大部类的增长是存在影响的,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直接投资政策对第一部类进行强制性的积累,即让社会积累大于资本家的积累,从而加快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不是万能,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速度、比例、效率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怎样确定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应该调控,也必须通过政府来调控。同时政府应该看到社会再生产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实现的功能,看到市场自身的运行的规律,通过调节结构上或者总量的多少,来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最终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二、有助于正确理解通货膨胀。
马克思的在生产理论中说,货币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再生产的起点,这一规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是先完成货币资本积累,然后运用这些资本去购买相应的经济资源,使之变成生产要素,进而组织生产。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初期至今,资金问题仍是全国各地区及各部门发展经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货币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形态下再生产的起点这一规律在发挥作用。完成了货币资本的积累还需要货币资本的大量集中,并运用于购买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这才会使货币成为再生产的起点。马克思说“在信用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积累在银行等等的手中,而成为了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而是能动的,生利的东西。”因此大力发展银行,为企业提供信贷资金,进一步扩大规模,推动再生产。
三、有助于理解我国出现的民工荒。
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出现了明显的民工荒现象,这是由于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了积累的部分,同时也相应的增加了积累中的可变资本部分,因此对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加大;同时,我国虽然是人口大国,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东西不均衡,人口分布也不均衡,而且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这又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增加的可变资本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由于我国人口分布不均,且人口增长减缓,这又减少了我国劳动力的供给。
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做了这样的阐述“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前提是,既定产品的各种要素已经有了不同的组合,或不同的职能规定,因此这改变的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各种既定要素的数量,而是它们的质的规定,并且这种改变是以后随着发生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前提。”因此我们应该改变产品中各种要素的组合,通过技术的改进和原有员工的培训,来减少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合理各种要素的投入。
四、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由于劳工标准的不同,劳动力价值的构成有很大不同,比如在工业经济时代,就是按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所必须消耗的劳动价值量去制订劳工标准的。一个劳动者能够持续出卖劳动力的前提之一是能够维持温饱,而社会能够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条件之一是所有劳动者必须在养育后代上进行劳动价值转移,以生产新的劳动力。劳动价值或劳工标准应该满足社会和劳动者的最低需要,以形成社会平均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值内涵的变迁
不能否认,我国长期以来就是按这个标准去制订最低(也是绝大多数)劳动力价格标准的。我们回忆一下,20多年以前,当我们领到工资后怎么安排:先买柴米油盐,交上房租水电费,赡养老人,这占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能够有剩余的很少,能够有储备的更少,所谓节衣缩食,“忍欲储蓄、以备不测”。这个时代的劳动力价值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低廉,二是很少有教育费用的构成,三是劳动力价值的绝大部分必须立即实现价值交换;我们再看今天,当我们看到工资条后,单位已经为我们做了许多扣除,包括失业和养老保险(储备)、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这些不可随意支取的储备账户资金几乎占了工资总额的一半。另外的一半虽然是现金,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先买柴米油盐,因为柴米油盐的消耗在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要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有创新能力的劳动力。
毫无疑问,对很多城镇劳动者来说,除了单位为劳动者储备的部分外,劳动者本人还要做另外的储备,以备养老、大病医疗、子女教育、高档消费等大项开支。显然,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一是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虽然有很多人的储备仍然有忍欲甚至“强迫”的成分,但与过去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储备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转换成为财产储备;二是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不再以简单劳动为衡量标准,而应以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者为衡量标准;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中的相当部分必须推迟价值交换,或者说,今天的劳动价值要储备起来并与未来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今天的城镇劳动者不仅要考虑,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中有多少储备能力,还要考虑转为储备的劳动力价值在将来会不会大大的贬值,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力价值不被社会所承认后,他们靠什么生活。显然,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暂时不用考虑这么多。
在生产力高速提高的新经济时代,城镇劳动者的生存危机感更强,因为生理寿命的延长与就业时间的缩短成反比。失业保障与养老保障对城镇劳动者来说更重要。又由于社会对简单劳动的需要量大幅度减少,良好的教育背景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因此,制订劳动标准或衡量劳动力价值必须包含教育费用和失业保险以及养老储备。当然,由于他们必须在城市生活,住房储备也要包括在劳动力价值以内。一味抹平差距反而影响农民工就业版权所有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可持续发展 影响 对策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brings adverse impact on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dding to burden on families,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weakening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affecting the social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vernment should grasp the population aging trend, and take proper measures to realize the smooth transition for population aging.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act measure
中图分类号: O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曾经有人认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再生产模式发生转变的必然产物,是人口发展的必然阶段,人口老化也即意味着决定人们生育行为的社会经济因素现代化,因此,提出了要加速人口老化进程。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上升或者绝对数量增加,人口老化只是一个人口现象,它可以折射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反映人口再生产模式动态变化的结果,在外生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和人口老化进程不一定在发展中国家重演。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主要影响
1、提高老年人赡养系数,加重家庭、企业和社会的负担
人口老龄化,无论是从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还是比例上升的角度,都意味着家庭和社会负担的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的负担大致可以分为经济赡养、精神慰藉和日常护理几个方面。没有建立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障体系情形下,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医疗卫生和娱乐等负担将主要依赖家庭。在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的条件下,养老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家庭负担。即使是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家庭成员在日常护理和精神慰藉方面也会增加一定负担。而且,在人口老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为了维持养老保障体系的顺利运转,政府往往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税费的缴纳比例,这将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企业的竞争能力。据统计资料预测,未来20年,美国80岁以上,高度依赖政府福利和医疗保障的人数将从目前的不到400万增加到超过600万,而新生劳动力比重(20-29岁人口)将下降约10个百分点。1970年,每4个劳动者负担一个退休者,1990年,每3个负担一个退休者,到2030年,不到两个劳动者将要负担一个退休者。
为了支付这批“灰白头发的劳动者”退休后的福利和医疗费用,政府税收不得不增长40%,这对下一代劳动者将是一个沉重负担。
2、对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削弱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能力
人口老化一般伴随着新增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和劳动经济活动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对老化,这样将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对社会劳动力产生影响,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生产力。在既定的经济结构前提下,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供给,会造成企业劳动成本上升,影响竞争力。欧洲和日本在20世纪后期经历的劳动力短缺,是造成其经济成长乏力,陷入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是通过从人口年龄结构年轻的发展中国家移民和引入外籍劳工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其经济社会问题将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劳动力的老化,将导致劳动者知识技能老化,创新精神疲乏,企业活力不足。在知识和信息成为企业创新能力主要源泉的时代,老化的劳动力明显不利于企业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3、影响社会消费和投资结构
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家庭和社会消费和投资的方向,从而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般而言,抚养少年儿童的支出主要是集中在基本生活、教育和娱乐等方面,它可以看成是为了培养新生劳动者的一种生产性投资。而对老年人口的赡养支出,则相对集中于基本生活消费、医疗卫生和日常护理等方面,基本上是一种消费性的支出。一项对美国的研究表明,赡养一位老年人口的平均费用是把一个婴儿抚养到18岁青年的3倍。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比例的提高,将会使家庭和社会把收入更多地投向纯消费性领域,从而相应地减少社会生产资本的积累,最终对社会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应该及早把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平稳地实现人口老化过渡。这些措施包括:
1、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优化人口再生产模式。人口老化,既然与人口再生产模式有关,特别是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变动有关,人们就可以适时调整人口政策,调控人口老化的程度和老化的时间进程,使人口再生产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协调。
2、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地区差异削峰填谷,熨平人口老年化影响。现实生活中,人口老化总是呈现区域之间不平衡的格局,如发达国家人口老化出现较早,程度较深,发展中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则相对年轻。在一个国家之内,区域之间人口老化的发展趋势也很不平衡。为此,应考虑结合城市化发展和经济结构升级的进程,鼓励和促进人口流动和迁移,通过削峰填谷,以空间换时间,延缓人口老化过快地区老龄化发展的速度。
关键词:知识积累;个人知识积累;社会知识积累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07-06
“知识积累”,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因为以往乃至现在,人们研究《资本论》,研究积累,大都是探讨关于资本或财富的积累,却很少涉及“知识积累”这一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憾事。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过错,而是我们今天研究的不足而造成的遗憾。其实,只要我们深入挖掘与探讨,就能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一系列手稿中早就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方面的许多宝贵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一、马克思关于“知识积累"几个基本问题的阐释
在《资本论》及其一系列文献资料中,马克思首先对“知识积累”的一些主要范畴和基本问题作了规定和阐释,为我们准确理解和研究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
1.“知识积累”的基本含义
马克思所说的“知识积累”本身是一个专属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范畴,具有特殊的含义。至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知识积累”,是近似于“知识储备”或“知识积蓄”的概念,例如,教师要求学生要注意写作或其它学科的知识与技巧的积累,或者领导者要求下属要认真实践、用心积累工作经验,等等。这里的“知识积累”区别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知识积累”,其在概念和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这是马克思在论及“积累”与“知识积累”问题时所特别强调的一点。他指出:“这里应防止两种看法:(1)防止把积蓄和积累混为一谈;(2)防止把资本积累过程和单纯进行货币贮藏时所形成的积累混为一谈。”
作为经济学科学范畴的“知识积累”是与资本积累相对应的,主要是指知识的量的增长与质的升华,以及结构的优化。而资本积累是指把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一部分作为资本来使用,使生产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马克思指出:“这个新创造的、与资本具有同一性质的价值重新投人生产过程,……作为具有更大价值的资本发挥作用,……现在又以增大的规模重新开始同一过程。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类似于资本积累,“知识积累”作为一种现实运动,也是“螺旋形”的循环,只不过它是人的知识、智慧、能力、技巧等的“螺旋形”运动。
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一切文明社会财富积累的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马克思最看重最强调的是“知识积累”。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整个社会以至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而这正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推动社会财富增长与积累的决定性条件。马克思指出:人们讲积累只知道社会财富这种形式的积累,然而,有一种积累却被忽略了。这种积累,它是社会“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同进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而这些客观条件会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他还指出:“整个客观世界,‘物质财富世界’,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正在消失而又不断重新产生的实践活动而退居次要地位。”可见,“知识积累”是比一般财富或资本积累更为重要得多的一种积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在自己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出超过以往人类社会全部生产力的社会财富,就足以让人们相信这一道理。
2.“知识积累”的基本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知识积累”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或“社会知识和整个生产力的积累”(以下简称为“社会知识积累”——笔者注);二是“工人本身的技能与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以下简称为“个人知识积累”——笔者注)。所谓“社会知识积累”,是指整个社会或国家的科学技术在更高形式上的升华,它体现为整个社会或国家在科学理论、科学精神(求实、民主、创新等)、科学思维及其发展战略、转化机制与管理体制等观念形态和制度方面的内容。而作为“个人知识积累”,是指人的劳动力在高级形式上的生产与再生产,它是劳动者新科学知识的获得、科学思维方法的改善、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科学行为方式的提升以及科学生活方式的养成等各方面的发展。对劳动者来说,这是其劳动力的一种质的巨大飞跃。
在“知识积累”的这两种形式中,马克思更看重“个人知识积累”。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由马克思经济学的特殊性质与特殊使命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马克思经济学是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为宗旨,以实现人、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与发展为目的的科学体系。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文稿中处处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人文关怀,对工人阶级处境及其命运的关心与关注。所以,在马克思研究“知识积累”问题时,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它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与工人阶级的命运的关系。
其次,“个人知识积累”较之“社会知识积累”更具能动性和创造性。“个人知识积累”中所包含的知识已经是一种人格化了的知识,早就融入了人的血肉、筋骨与大脑,变成了人的智慧、能力与技巧,是一种活生生的创造力,只要与一定的客观条件相结合就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现实的物质财富。而“社会知识积累”中所包含的知识,大多不过就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形态的死知识,没有人的作用,只能深藏于浩瀚的书海,与书一起发霉生虫,永远形成不了生产力,永远创造不出物质财富。
最后,“个人知识积累”,还是实现“社会知识积累”的基础或前提。“社会知识积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一种抽象。从逻辑上讲,它同任何事物一样都是由无数的具体提炼和抽象出来的,因此,没有具体的“个人知识积累”就没有抽象的“社会知识积累”。另外,个人还是构成社会的因子,只有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实现了“个人知识积累”,才能形成“社会知识积累”。所以,“社会知识积累”必须以“个人知识积累”为基础或前提。只有当社会所有成员(至少是大多数成员)的“个人知识积累”都进步了发展了,才会有“社会知识积累”的进步与发展。否则,“社会知识积累”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
3.“知识积累”与社会生产关系
“知识积累”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和社会精神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它必然会受到一定生产关系乃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制约,从而具有一定社会的特殊性质。马克思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明确指出:“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和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力又随着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这种普遍的进步而得到发展。……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物化劳动。”“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事情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景象,即劳动者就会成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体,成为自身命运的把握者,人们就会在劳动中自觉地运用知识、智慧、能力与技巧,使之成为劳动的一部分。这时“知识积累”便可获得一种新的社会属性。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知识积累”的典型分析与批判
如前所述,在“知识积累”的问题上,马克思更重视“个人知识积累”这一形式,因而,在庞大的理论文献中,他研究得最多的自然也是这种形式的“知识积累”。然而,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社会,可以说是最不利于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因而,也是最不利于“知识积累”的。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了一系列深入的分析与批判。
1.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使工人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与做人的尊严。马克思指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就是资本家的奴隶。作为奴隶,资本家根本没有把他们看作人,只是将之“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格化的存在物”,即使是把他们当人,也不过是“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规定的人。”作为奴隶,工人由一根看不见的线,即雇佣劳动制度这种关系系在资产阶级的手里,被资产阶级紧紧地钉在资本的柱子上而为他们终生驱使与世代雇佣。因而,这就使工人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与做人的尊严,乃至做人的本性,从而也就失去了从事“个人知识积累”的任何可能。
2.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使工人丧失了实现“个人知识积累”的必要条件。失业与贫困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尤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发展阶段更为严重。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会以工厂外洪水般的失业工人的存在为筹码,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剥削。而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又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本性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在业工人不断地遭到机器的排挤而成为失业人口;同时,由于大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降低了生产对人的体力、乃至在一定范围内脑力的要求,致使大批儿童与女工也涌入劳动力队伍,与在业工人争夺就业岗位。这样就使大量的劳动人口长期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态。而失业必然会带来贫困化的进一步加深,工人即使不失业,也会经常处于贫困状态。虽然在理论上,工人的工资是由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费用决定的,但这只是一种理论存在,而社会现实则是工人的工资经常遭到资本家人为地压低。马克思指出:“资本力图骗取必要劳动,并把工资压低到由身体决定的标准和由一定的社会状况决定的标准之下,这在实践中既是一般趋势,也有象在实物工资制下那样的直接抬高价格的做法。”因此,本来就很低的工资变得更低,最终势必使工人陷入贫困化状态。工人的这种贫困化状态还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而变得越来越严重。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即“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因此,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和贫困积累的加深,工人只能在原有水平甚至是更低水平上进行生产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无法实现个人的“知识积累”。
3.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使工人他们失去了实现“个人知识积累”所必需的自由活动时间。马克思认为,赚钱或发财致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他指出:资本家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的灵魂就是资本家的灵魂。“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象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因此,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日、占有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自然就成了资本家的神圣天职了。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劳动,资本家如狼一般的贪婪,“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为了延长工作日,资本家在当时除了利用经济的手段外,还利用国家的强制与法律的权威予以保证,即使是对童工也不例外。正如当年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雇主除了搞钱以外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劳动以外也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至于接受教育和发展智力更是痴心妄想。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
4.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使工人失去了自由发展的资格和可能。所谓工厂制度,就是那种“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劳动组织”。事实表明,大机器生产在当时不仅无限制地延长了劳动日,侵吞了工人的全部自由活动时问,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极大地强化了资本对工人的统治,把工人变成了资本的附属物乃至机器的片面肢体。马克思指出:“虽然机器从技术上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这种旧制度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人死机构。”所以,工人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而只能终生依附于资本,依附于机器。工人对资本乃至机器的这种从属关系,使他们不仅成了资本家的奴隶,而且也成了机器的奴隶,他们只能终生侍候机器,依靠机器来生活,从而失去了独立和自由,失去了进行“个人知识积累”和自由发展的可能。
5.资本主义的强制性劳动,不仅扼杀了工人正常劳动的体力与智力因素,而且还扼杀了他们劳动的精神因素。工人终生、乃至世代从事雇佣劳动,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强制。众所周知,雇佣劳动是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的一种必然结果,只要工人与劳动条件处于分离状态,他们就不得不听命于资本的驱使,接受它的强制。在以往的阶级社会里,劳动者的劳动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但是,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却更胜一筹,即除了具有以往奴役劳动的那种残酷性外,还具有其特殊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即“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雇佣劳动造成的这种“野蛮”的与“文明”的灾祸,不仅剥夺了工人“道德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且还给他们精神上以重大打击与伤害。首先,强制性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恩格斯指出:“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马克思也指出:“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其次,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使劳动变得过于单调与乏味,这对工人更是一种直接的精神伤害。马克思指出:“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因此,劳动不仅扼杀了工人正常劳动的体力与智力因素,而且还扼杀了他们劳动的精神因素,使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个人知识积累”。
6.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扼杀了新生劳动力的正常生产与再生产。资本主义大机器的应用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将大批的儿童提前赶进了劳动力市场,成了一代未成熟的雇佣劳动者。这样,就使他们过早地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到11岁就结束了。”这就是说,在当时的英国,工人的后代只有在其10岁或11岁之前才有可能进入学校学习,而一旦超过这个年龄就不可能再接受学校教育了。这种对新生劳动力的扼杀使劳动力无法在更高的形式上得到生产与再生产,无法实现个人知识的初级积累。进入工厂后,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当他们成年之后,自然就成了“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的社会怪物。
上述可见,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形成了对“个人知识积累”的最大障碍,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说,资本主义积累在物质上带给工人的主要是贫困的积累,那么,在精神和智力上带给工人的就是“愚昧”和“无知”的积累。这是对工人阶级精神世界与灵魂深处的侵蚀,是一种最大的伤害。
不过,有必要指出,上述情况是马克思就当时社会的雇佣劳动大军中的绝大多数而言的,而不是对个别现象来说的。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看,仍有不少为资本家阶级所中意的高级劳动力,甚至包括造诣很高的科学家从工人队伍中产生。对此,马克思指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出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
三、马克思“知识积累”科学原理的当代启示
以上是笔者对马克思“知识积累”科学原理所作的一种尝试性说明,虽不够系统化,但从中仍可洞见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卓越智慧与开创性贡献。自《资本论》问世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马克思关于“知识积累”的科学原理并没有过时,它对于我们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和指导作用。
1.认真贯彻“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加速“知识积累”,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由于“知识积累”直接涉及到整个国家以至每个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水平,并是推动社会财富增长与积累的决定性条件,因而,在社会财富积累的两种形式中,马克思更看重更强调“知识积累”这一形式。然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却在很长的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知,从而也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导致我国一直以来唯GDP是尊,而忽略了知识的积累、储备与更新,忽略了人才的培养与提高。因此,我国GDP的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而忽略了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应用。结果所得到的GDP虽说数量可观,但其效益较差,并带来了高排放与高污染。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贯彻执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增进社会与个人的“知识积累”,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竞争力、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为国家长远发展积蓄后劲。
2.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保劳动者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在“知识积累”问题上,马克思最重视劳动者的“个人知识积累”,即劳动力在其更高形式上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尤其是在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工人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之所以只能在原有的、甚至是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他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与做人的尊严。因此,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想实现马克思所强调的“个人知识积累”,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劳动者拥有充分的独立人格和完善自我的自由时间,确保他们有权利并有能力发挥其在企业的主人翁作用。
3.调整和完善现行分配制度与政策,提高劳动者报酬,确保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收入分配不公是我国目前需要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从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考察,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者收入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并且越来越低;二是劳动者收入在企业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过小,并且逐年呈下降趋势。由于这种分配的不合理,使国民财富一方面向政府倾斜,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一些政府部门乱作为、瞎作为与部分公职人员的腐败堕落;另一方面向少数富人集中,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形成两极分化。鉴于当前状况,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调整和完善现行的分配制度与政策,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增加劳动者收入,使之有足够经费投资教育,发展与充实自己,以实现“个人知识积累”。
4.大力发展生产力,大规模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人们获得自由时间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节约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同时,“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二是缩短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缩短劳动时间,可以“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不论是节约劳动时间,还是缩短劳动时间,都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为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在劳动时间得到节约与缩短的情况下,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受影响,并且还可能有所改善。另外,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要给劳动者更多的自由时间。这不仅需要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大力提高企业劳动效率,尽量不加班或少加班;同时还需要改革企业劳动制度,倡导和实行灵活的工作日制度,在不影响生产经营全局的前提下,使劳动者能集中较多的时间用于学习、研究、考察,或参加企业外的业务培训,以扩大视野、增长知识、提高技能,实现“个人知识积累”。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公有价值;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曹 建(1957-2009),生前系中国土地制度史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刊》编辑部编辑、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资深编辑。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成果丰硕,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共识。本文的任务是努力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这些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各家各派做出科学评价,求得共识。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问题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进一步说,事物的实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社会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废除封建私有制,确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后,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对雇佣劳动,即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它集中体现为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而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则是资本增殖,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2]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经济活动赖以运行的轴心。马克思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并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其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轨迹和必然命运。所以说,剩余价值范畴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核心范畴。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是揭示社会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范畴;并且是对整个社会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规定和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科学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中,核心范畴是一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因而,在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系统或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条件(或者说前提条件)和运动条件(或者说实现条件)。因此,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畴相互结合起来,以揭示其矛盾运动。我们把关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条件、前提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前序范畴;把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运动条件、实现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后序范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范畴体系。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必然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直接体现着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标准,有两个标准:直接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准确的语词表示是确立核心范畴的主观标准。是否符合这两个主客观标准,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学的基本依据。本文就依据上述标准对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比较和述评,并以核心范畴为中心,以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为,初步构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二)
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这无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论功绩。然而,中国学术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没有提出一个中心范畴来概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中心内容”[4]。这“是关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并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机计划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5]。我们同意上述评价。然而斯大林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下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对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的研究成果分为五类进行评述。
第一类:关于“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们原则地同意这一观点。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价值”范畴。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商品价值构成的公式:W=生产资料价值的补偿部分+个人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就是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的矛盾。”“公共必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因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劳动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才能不断再生产、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6]卓炯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的。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沿着上述思路做进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剩余价值”“出路只有一条,承认剩余价值。”[7]“社会主义扩大商品生产的目的,也有二重含义,一是作为扩大商品生产,追求剩余价值,二是作为社会主义特征为社会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公共必要价值。”[8]这一观点我们是不同意的。
宋涛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 [9]以后,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是资金和净产值。”[10]“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的劳动,是为自己和为社会的劳动,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为自己和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所以,对为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的这部分价值,我认为应叫做净产值,我所以叫这部分价值为净产值,是因为它是职工超过企业成本所创造的为公共占有的价值。”[11]宋涛先生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净产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职工所创造的超过企业成本而为公共占有的价值,而且比“净产品”更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这是宋涛先生作为老一代经济学家的杰出与可贵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宋涛先生把资金和净产值并列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我们认为,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核心范畴只能是一个范畴,即剩余价值范畴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只能是一个范畴。此外,净产值范畴在语词表示上虽然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形式特征,但没有充分表达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刘永佶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就是社会价值,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的剩余价值的转化,也是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的核心。”[12]以后,他把“社会价值”改称为“公共价值”,提出“新价值按劳动者所付出劳动的质和量分配其生活资料;新价值中其余部分为公共价值,即个人劳动创造,但用于公共的生产资料与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的价值。”[13]在这里,他提出了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看作是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这是我们所同意的,但是,他没有明确表述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理论规定,却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质技能”来规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观点[14]。我们不能同意之。
第二类:关于“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等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王珏先生提出,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即必要价值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即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收入,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和满足他自身发展的需要。这部分价值称为“个人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另一部分表现为劳动者的国家和企业的收入,被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公共福利。这部分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社会必要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来说,这两部分同样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劳动都是必要劳动,他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都是必要价值。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15]。必要价值规律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16]。“必要价值”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轴心”的中心范畴[17]。
雍文远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所进行的劳动也要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两个部分。个人必要劳动构成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个人必要产品;公共必要劳动构成社会基金,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公共必要产品。个人必要产品与公共必要产品之和称为社会必要产品[18]。与之相应,直接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对劳动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创造的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产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价值也要相应分为个人必要产品价值(V)和公共必要产品价值(M)”[19]。“为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生产尽可能多的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20]。“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简称为‘社会必要产品规律’”[21]。“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范畴[22]。
巫继学先生提出:“自主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归结为必要劳动。”“必要劳动又有其内部划分。”“劳动者直接为个人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劳动者为公共集体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公共必要劳动。”“与此相应,必要劳动在产品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在价值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v和公共必要价值m。”[23]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即必要价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产品价值减去转移的旧价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价值”“新增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进一步的结论是,自主劳动从量上说整个地表现为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客观生产目的的新增价值也就全部表现为必要价值”[24]。“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规律[25]。
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价值产品”范畴,即“社会公本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耗费掉的生产资料后的公本新创产品,其价值形态是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包括两部分:“即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26]。“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叫做个人价值”“由社会公共占有的、超过其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上的价值”叫做公共价值。“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之和”“即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乃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社会生产目的”[27]。“公本价值产品规律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28]。
以上观点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社会必要产品价值)”“必要劳动(必要价值)”“公本价值产品”都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直接反映和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与我们关于确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一致的;第二,这些范畴,都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产品”范畴,即V+M。这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在性质和量上的基本规定。这个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应当以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价值来规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性质、内容和量的界限。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尽论述之。
第三类:关于“使用价值”“资金”“公本”“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有些先生认为:“只有使用价值才能表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同意采用价值范畴。”[29]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生产目的必然采取价值形式来表示;同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也应当用价值形式来表示。因此,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陈典模、刘锦棠先生提出:“资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资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30]宋涛先生认为,资金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价值形态”[31]。
马仁典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能够科学地反映这一经济实际的基本范畴就是公本。”[32]关于公本的定义,他认为:“公本是能够带来公共价值的价值。”[33]
巫继学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从属劳动的雇佣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34]“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财富的普遍形式。”[35]“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36]“它的地位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资本。”[37]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不符合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第四类: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剩余价值范畴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范畴”[38]。逄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必然要表现为剩余价值。”[39]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剩余价值范畴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特殊经济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包括劳动者个人的需要。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此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也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剩余价值是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剥削关系的范畴,不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经济范畴,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五类:关于公有价值范畴。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价值学说,并论述了“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40]。我们认为,他实际上提出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我们完全赞同这个学说,在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评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价值学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点[41]: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形成必要价值,即社会主义工资;公有劳动形成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作为工人的工资,是补偿给工人的劳动力消耗的那部分价值;公有劳动创造的公有价值,即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价值后剩余的那部分价值,由国家代为占有,国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补偿给工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被去掉,从而获得了必要价值(社会主义工资)和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二,确立公有价值范畴,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剩余的劳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公有劳动,它创造的价值,即公有价值,与剩余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特点在于:(1)公有价值是由工人自主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2)公有价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剩余劳动创造的;(3)公有价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而剩余价值是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第三,公有资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能够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公有价值是公有资本的增殖,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公有利润,是公有价值的转化形式。第四,社会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它实质上是公有价值的生产。参与公有价值的创造的劳动,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第五,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应该把生产公有价值作为直接的生产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才是社会主义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是取得公有价值。第六,公有价值体现了国家对集体、劳动人民的代表和服务关系,揭示了国家和工人、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经济根源、经济基础。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价值(工资)和公有价值的矛盾关系体现了工人和劳动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公有价值不断增长。第七,社会主义本质在公有价值不断增长中实现,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核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和高度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以及先进体制(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简明地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这一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第八,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确立公有价值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这实际上阐明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这些观点互相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一样,公有价值学说深刻论证了马克思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观点,使马克思以这三大支柱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成为科学理论。因此,我们认为公有价值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下面,我们对公有价值学说做若干补充和展开。第一,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满足自身的、也是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创造的价值。它相当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扣除”的主要部分。马克思说:“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42]因此,公有价值用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最终仍归结为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为每一个劳动者谋福利。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就是生产公有价值。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客观经济范畴,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因此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在经济学中,“公共”一词使用得比较广泛,如西方经济学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等概念。“公共”一词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价值”“公共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产品价值”等在语词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特殊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中相当于M的部分,在语词表示上用“公有价值”更为准确。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公有价值”的“公有”在词义上表达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含义;而“价值”,则在词义上表达了商品经济的含义。因此,“公有价值”在语词表示上清晰地、明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为公有价值范畴在语言表述上是准确的。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划分为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过程,包括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新价值则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价值(Gp,p为“public”的英文缩写,意为“公有的”)由三部分构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产资料转移的旧价值;Vp是必要价值;Mp是公有价值。
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社会主义产品,并且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并且使价值增殖。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公有价值。必要产品是必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公有产品是公有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必要价值是物化的必要劳动,公有价值是物化的公有劳动。
第三,必要价值生产与公有价值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巫继学先生认为,必要劳动所以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根源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权的二重性。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决定个人必要劳动的存在,劳动力公共集体所有权决定公共必要劳动的存在[43]。马仁典先生认为,公共价值产品分为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一方面,在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个人价值;在劳动力社会公共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公共价值[44]。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抛开了个人价值(或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价值(或公共必要价值)生产的最主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刘永佶先生提出:“在联合劳动中,不仅劳动者个体的劳动力可以创造其价值,而且会由协作形成集体劳动力的价值。这种集体劳动力的价值及从劳动者个体创造价值中扣除一部分,构成公共价值。”[45]我们不同意这种关于公共价值的来源的观点。我们认为,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或者说结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都是劳动者集体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是分配给劳动者个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划分与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个体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分别创造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权不存在两重性,劳动力所有制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46],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结合,决定了必要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其中,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劳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条件(实现条件)。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从性质上和总体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价值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又是公有价值再生产过程运动的结果。既然公有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那么,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公有价值不再是剩余价值。
第四,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生产的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目的,分为客观生产目的和主观生产目的。劳动者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是劳动者的生产目的。其中,满足需要是客观的,即客观生产目的;劳动本身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为满足需要提供劳动,即劳动者的主观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决定主观生产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客观生产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并且最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个劳动者。由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这一客观生产目的所决定,社会主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而提供的劳动。其中,劳动者提供的必要劳动是为满足个人需要的劳动,即为自己的劳动;公有劳动是为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的劳动,即为社会的劳动。劳动者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观生产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引出主观生产目的。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作为主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作为客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落脚点,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结果,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第五,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用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对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进行合理分配。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是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实现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国家、企业之间对企业纯收入的分配。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形成工资、国家税收和企业税后利润;个人收入采取税收形式(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上交国家,国家运用税收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进行财政支出,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对象是企业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必要价值的分配是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公有价值的分配(即企业纯收入)的分配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环节(国家税收与企业留利)以及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按劳分配的对象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必要价值形成劳动者的工资,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奖金,对先进劳动者给予奖励。这也属于按劳分配。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劳动收入,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采取个人所得税等形式上交国家,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之按劳分配是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有人对此加以曲解,认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学者指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2、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3、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这三个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决定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劳分配方式为基础,才能建立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49]所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而按劳分配则是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实现的途径。
公有价值的分配,则划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业纯收入(公有价值)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交国家。另一部分是企业税后利润,分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基金、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备基金。扩大再生产基金用于企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奖励基金采取按劳分配形式奖励给企业先进劳动者;福利基金用于企业劳动者的集体福利;后备基金则用于对企业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质损耗进行弥补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价值的分配的第二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再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经过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国家税收等财政收入后,国家必须通过财政支出,形成下列社会基金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1)社会积累基金,用于社会范围内的扩大再生产需要;(2)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基金,通过按劳分配方式满足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个人需要;(3)社会消费基金,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公共消费需要;(4)社会管理(包括国防)基金,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社会管理需要以及国防支出;(5)社会保障基金以及社会准备基金等,用于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要以及国家后备需要等。
第六,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从分配形式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必要价值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公有价值分别由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似乎是国家、企业、个人三个主体,但这是一种误解。实质上,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社会)、企业、个人是融为一体的。首先,个人与企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组成的集体,企业劳动者不仅是企业生产资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这部分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运用者和收益者。企业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实质上是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是劳动者的集体劳动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分配给劳动者个人,公有价值的一部分由企业代表企业劳动者占有之。因此,作为企业生产和管理主体的劳动者,他们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当之无愧的主人。其次,劳动者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家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体,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总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处置权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也就是说,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是建立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授权和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享有最终所有权、处置权的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劳动者则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作为生产资料代为占有者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是融为一体的。再次,国家(社会)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经济管理根据生产需要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管理的主体分别是国家和企业。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具有整体性,即由国家代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行使所有权,并根据整个社会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管理,包括实行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在这一前提下,国家根据生产和管理的需要把生产资料即公有资本“交回”企业劳动者,由企业劳动者自主管理并进行生产活动。企业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下为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并把所生产的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交由国家代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终合一于由国家所代表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另一方面,国家的生产资料代为占有权、计划和经营权与企业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运用权即从事生产,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联结的,所以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企业、个人虽有利益上的差别,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为一体的。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家、企业、个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国家、企业、个人只是职责分工不同,没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对立。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自主结合而成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占有和分配主体,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的同一主体。
第七,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的国家调节。当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国民收入)总量为一定时,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因此,在国民收入(必要价值+公有价值)的分配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的实际需要,在不同阶段科学地、有计划地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从而正确调节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的关系,使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两种生产、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两种需要得到和谐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论述“自由人联合体”时指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50]马克思还提出,社会产品经过“社会扣除”之后,“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51]。因此,在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中,我们既要考虑到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又要根据“社会扣除”原则,充分保证全社会的共同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是社会主义国家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八,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上看,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归属性,即这两部分都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两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这两部分都用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发展趋势,即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这两部分在量上都是绝对增长的。
但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价值是公有价值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量的增长又是必要价值不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为,必要价值(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无论是在每一个工作日后,还是在每一个生产周期后,劳动者都要通过获得工资以进行个人消费,使劳动力得到恢复即再生产,才能在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生产周期中继续再生产出新的必要价值,同时创造出新增的公有价值。然而,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公有价值(Mp)一部分通过积累形成追加给劳动者的工资基金(ΔVp),投入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扩大再生产,从而转化为在量上扩大的必要价值(Vp)。所以,只有公有价值量的不断增长,才能带来必要价值的不断增长。其次,劳动力再生产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用途。劳动力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又分为数量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质量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必要价值主要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如劳动者用于养育子女的费用,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并通过个人消费及其家庭消费,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公有价值则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其中,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形成积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劳动者的工资基金,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则转化为必要价值(Vp),从而实现劳动力数量上的扩大再生产;公有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社会消费基金,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丰富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和推动劳动者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劳动力质量上的扩大再生产。第三,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商品生产的共同规律。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劳动者都要通过生产必要价值,用来满足个人或低或高的消费需要。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公有价值的生产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因此,必要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公有价值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第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则具有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公有价值生产的根本性表现为,公有价值的生产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提供现实条件,公有价值的积累和不断再生产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需要不断获得满足的充分条件;公有价值生产的主导性表现为,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的推动作用,因而它的发展程度也就成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水平、规模的基本标志;公有价值生产的整体性表现为,它客观上形成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和价值创造中占据主要地位,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全体劳动者的整体需要和整体利益的最终实现;公有价值生产的长远性表现为,它和必要价值生产相比较,必要价值反映了一种短期的经济效果,而公有价值对劳动者需要的满足是通过长期的经济效果表现出来的。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全体劳动者长远利益的实现。
总之,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实现条件(充分条件)。指出:“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52]所以,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更加具有重要性。从公有价值的生产的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关键,发挥着主导作用。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追求公有价值,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把这一规律称为“公有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公有价值。作为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3]。而生产公有价值,用于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是公有产品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只有公有价值的生产与不断再生产,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使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得到不断增长和充分实现。因此,公有价值的生产,或者说公有价值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基本联系。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有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九,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是由其核心范畴与前序范畴、后序范畴构成的。我们认为,应当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要价值与公有价值范畴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直接生产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社会主义劳动的总产品包括生产资料补偿产品、必要产品和公有产品;社会主义劳动既是物质生产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中,必要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并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并创造出公有价值。公有价值的矛盾运动,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公有价值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前序范畴,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包括以下五个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资本、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拥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后,在无产阶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是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一种劳动力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也归雇佣劳动者个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劳动力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分离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是商品,雇佣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方式,把劳动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权转让给资本家,从而听任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是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合一的,即统一集中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是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本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首先是自主劳动: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自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自主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经营活动,自主实行按劳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自主劳动中,充分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主人;是生产经营过程和劳动过程的主人;是生产经营成果和劳动成果的主人。这种自主劳动,一方面,由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所决定,是自由劳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择业自由、消费自由和个性自由,从而也使劳动者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加,逐步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劳动者的自主劳动是自主联合劳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控制生产过程、共同享有生产成果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下,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和国家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的,所以,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和联合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结合是以自主劳动为前提的,是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前提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称为“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54]。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公有资本和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为依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下,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劳动者之间、企业之间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竞赛,以实现劳动者自身需要和整体需要的商品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从而商品流通也能够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或者在同一共同体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产生。”[55]从国际范围内讲,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即同一共同体内部,公有制企业的不同机构之间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围的经济管理分为两个层次,即分为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层次,相应地,社会经济活动也分为国民经济活动和企业经济活动两个层次,这是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经济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管理分为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从而客观地存在着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这一矛盾运动中,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差别性所决定,相对独立的局部(企业)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形式而相互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和整体(社会)劳动的根本一致性所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成为可能和必然。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后序范畴,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劳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社会主义消费关系和消费方式;等等。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公有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等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
本文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希望理论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任重道远,希望先生们共同努力!
注释:
[1]《选集》(第1卷)第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资本论》(第3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选集》(下)第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 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90、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2、130、190、190、12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 炯:《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 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第37、91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9]宋 涛:《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1月25日。
[10][11][31]《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通用的经济范畴》,载《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7期。
[12][14]刘永佶:《主义·方法·主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第399、410-412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3][45] 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304、305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参见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80-8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56、78、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参见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61-62、“导言”第10-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参见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马仁典:《公本论》第155、4、219-220、3、4、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陈典模、刘锦棠:《资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性范畴》,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38]卓 炯:《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载《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锦聚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第346、341页,[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参见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1-13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304、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谢 涛、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中国改革》,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文集》(第8卷)第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技术培训在企业发展中愈来愈重要。技术培训是人才培养的绝佳途径,是企业智力投资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技术培训能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并能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企业现代化背景下,技术培训已然成为最好的长线投资。
关键词:
技术培训;企业;投资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8009501
在企业现代化背景下,技术培训是企业高技能人才掌握最新技术的平台之一,是一项长期有效的投资。技术培训须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定位培训人员的培训目标,采取行之有效的培训方法和手段,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前沿技术为主要内容,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培训机制。
1技术培训是人才培养的绝佳途径
在决定企业发展及竞争优势的各种要素中,人才资源是优于资本等其他要素的第一要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当今世界竞争激烈,说穿了是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技术培训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人才培训开发在企业的生产力、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成就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才的质量在现代化发展中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人才的培训理念已由“培训是一种费用”向“培训是最大的投资”转变。
2技术培训是智力投资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
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企业扩大再生产,对员工不付出巨大的智力投资是难以实现的。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按照此理论,社会的持续扩大再生产离不开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又离不开智力投资,即离不开技术培训。美国权威机构监测,培训的回报率一般在33%左右。在对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分析中,公司从培训中得到的回报率可达20%-30%。企业要应对经济危机的挑战,要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对员工的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整体技术素质,来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
3技术培训能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技术培训是推广新技术的绝佳平台。长期以来,科研成果与推广应用在某些部门或地区脱节,新产品长期停留在样品、礼品、展品阶段。不少新技术长期存有储备,立档案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没把新技术,新成果中的技术关键问题交给实际操作运行的技术人员,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妨碍新技术的促进与转化。通过技术培训能将最新成果中的关键技术传授给企业技术人员,从而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4技术培训能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高素质的企业队伍是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因素,是企业长线发展的关键力量。通过技术培训,一方面可以提高员工的知识水平,使员工及时掌握新的技能,提高员工的首创精神和创新能力,确保企业在现在和将来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可以营造出鼓励知识学习和技能创新的良好氛围,提高员工工作绩效从而提高企业效率,促进企业员工个人全面发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5技术培训能降低企业的服务成本
人力资源成本已经成为企业成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企业都已创建人力资源成本管理预警体系,加强员工技能及综合素质方面的培训支出。企业员工通过有效的技术培训,再生产商品或服务时,能减少所需的工作时间,从而降低人力及推销成本。减少材料的浪费和不良产品的产生,从而降低了供应成本。改进由企业将产品服务输送用户手中的方法,因而降低了服务成本。
6提高技术培训的途径
当前,我国企业技术培训存在一些问题。企业“只用人,不育人”的现象较为普遍。为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企业效益的持续增长,企业应不断加强员工的技能培训,从而实现其长远的发展。提高技术培训的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6.1培训开展前,深入调研
培训开展前,深入了解企业培训需求,并与培训对象进行积极的沟通,清楚培训对象的需要、组织要求与愿望。课程内容设置应将企业员工的技术长处、兴趣爱好和他们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相结合,以提高员工对技术培训的兴趣和积极性。
6.2加强培训教材的编写和培训师资队伍建设
研究确定培训内容,制定培训计划和大纲,编写培训教材。聘请国内外知名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培训教师,建立一支较为稳定且教学水平较高的专家教师队伍。
6.3改善传统的教学模式
改善传统的教学模式,将传授本领域新知识、新技术和提高员工的上岗能力和技术操作技能相结合。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实例教学方法、现场教学方法以及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技术培训的教学质量。将讲演、示范、操练、参观、程式化教学、个案研究、辩论、角色扮演、多媒体教学和模拟等方法有机结合,使学员快速清晰明了的掌握培训内容。鉴于培训对象多为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在培训过程中应发挥学员内部的力量,创造学员互相交流经验的机会和平台,使学员彼此间能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6.4完善技术培训效果的考核和评估体系
完善技术培训效果的考核和评估体系,以提高技术培训效果。培训评估是了解培训效果和界定培训对企业贡献非常重要的一环。对教师的评估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对学员的评估是为了对其有相对制约,以保证学习效果。
6.5完善培训效果后续跟踪考察工作
培训效果转化率的高低与员工培训后返回工作岗位的环境密切相关,包括上级领导的支持,同事间的沟通、配合、互助,资金,配套设施,相关政策的扶持和时间等因素在内。完善培训效果后续跟踪能促进培训效果率的转换,提高企业的效益。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技术培训在企业长远发展中愈来愈重要。技术培训的整体水平和培训效果将不断提高。技术培训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技术培训已然成为企业最好的长线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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