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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0 10: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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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的就业求稳
当今中国,一方面是高达8%~10%的经济增长率,形势看好;另一方面却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焦虑以及社会断裂带来的无所适从。我不否认生活中存在着就业者希望工作稳定的社会心理,但究竟该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时期就业的“求稳心理”?我们需要冷静客观地分析,而不能简单地贴个“创业欲望弱化”的标签。直言之,求稳的就业心理是对不确定环境和未来的能动反映。“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心理和集体意识的产生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
国情决定就业求稳要求。对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就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当前及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很大,劳动力格局并没有改变。今后五年,城镇劳动力供求缺口每年达1300余万人,比“十一五”时期的1200万增加100万。另一方面,就业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加剧,部分地区企业招工难和部分劳动者就业难的问题同时存在。
经过“十一五”的“洗礼”,“十二五”时期我国进入了“稳健发展”的新时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政府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平行式”发展,这包括进一步平衡东西部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以及缩小贫富差距、共同发展的问题。稳健发展需要在各个方面减少社会摩擦和冲突,需要“稳健就业”。特别在社会转型时期,稳健就业可以减少就业风险、加强生活保障。在我看来,“稳健就业”的含义是降低失业风险,缩短平均失业时间,延长平均在业时间,而且就业者的就业心态相对平稳,就业满意度相对高。“稳”包含着降低风险、代价、成本乃至问题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含义。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求职竞争激烈残酷,失业率得不到有效控制,必然影响社会稳定。
就业求稳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就业中的求稳意味着可以减少择业风险和成本、减少失业带来的代价以及生计和心理上的问题,实现劳动力人口和就业机会的理性结合,促进人口与经济核心关系的和谐发展。稳定并不一定是固步自封、僵化死守或者衍生出其它负面的含义,而是可以成为稳扎稳打、徐图发展的基础。在一个充满活力和变数的经济体制中,“稳定”和“变化”的关系同时摆在政府、家庭和个人的前面,但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重视稳定的价值,曾经提出“稳定压到一切”的主张。经验表明,“和谐、稳健、发展”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步走向复兴的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我们需要肯定和发扬积极的“稳健就业观”,即在发展中求稳健,在稳健中求发展。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经典的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预期假设,对人类的行为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诠释。在道德进化和人情浓郁的基础上,人类理性的发展应该看做是市场经济发展成功的象征,说明人们行事更有计划、更加务实也更有效率。稳健就业心态的普遍化说明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就业心理日趋成熟和理性,不再莽撞和随意。打个比方,经过市场经济二十余年的洗礼,我国劳动力的就业心理已经度过冲动的青春期,进入到成熟的中年期。所以,与其说是要担忧什么,不如说应该可喜可贺。
就业稳则天下平
针对当下的就业求稳现象,我的基本观点是:就业稳则天下平,安居才能乐业,稳定才能安心。
第一,就业乃民生之本,稳健就业是幸福生活的根基。失业率、待业率高的国家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失业和待业人口的无所事事和焦灼心理可能导致行为失范,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求稳心理的出现在主观上反映了就业者对社会转型时期就业和生活风险的自觉规避,客观上也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深化所带来的就业环境的整体改善。观念和心态是对现实的反映,求稳心态既是劳动力对就业状态的一种追求,也是对就业环境稳定性的一种肯定。这种心态的普遍出现说明了近年来“就业乃民生之本”在政策层面和环境层面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促进,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反映,是就业理性增长、就业人口现代化的折射。
第二,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求稳”心态是一个双向负责的态度。既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也是对社会和政府的负责。相反,如果频繁跳槽,频繁流动,恰恰是社会不稳定的表征。
求稳是风险最小化的做法,求稳心态可以减少失业和社会摩擦。如针对大学生就业中的求稳现象,有人似乎并不赞赏:很多大学生喜欢稳定、清闲、福利保障好的单位,希望以此就能选定理想的职业,而不愿意选择有风险、有挑战性的职业,更不敢去自己创业。我倒以为,年轻人的这种求稳心态不仅是人之常情,而且是理性的做法,是对自己能力的恰当估计。年轻大学生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只要是对自己负责、对父母负责以及对社会负责的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除非有来自父辈强力的支持(如富二代),一般来说,没有实战经验的大学生创业的风险是很大的,开始阶段,还是“稳”为上。当然,如果有足够的勇气、胆识、条件和机遇,大学生创业也不妨一试。
目前农民工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曾有“离土不离乡”的说法,部分农民能够“离土不离乡”,这是一件好事。古人云:乡土难离。家乡有老父老母,有爱人孩子,有亲戚朋友,有熟悉的一切。所以,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崛起,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加,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可以不再背井离乡,乡愁与离苦两忘了。农民工就近就业是稳健就业的一种方式。
不难想象,在中国这么一个重视亲情和家庭的国度,只要“家乡经济”得以长足发展,“家乡人口”也会因此放慢流迁的步伐,两者的结合也将是相得益彰。对家乡经济发展而言,得到了家乡人力资源的支持;对家乡人口来说,就近就业和照顾家庭一举两得。例如,安徽省芜湖市创业富民、小额贴息贷款以及惠民工程等政策深深吸引了大家,吸引了不少返乡农民工决定回乡创业,就近就业。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中,不再单纯追求收入、“求稳”现象尤为明显。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离家近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离土不离乡”是因为人口大流动的外部环境还不够好,那么今天的“离土又离乡”则是我国中西部经济和区域经济得到协调发展的一个证明。
第三,稳健的就业景象才能创造和谐、发展的社会格局。与往年相比,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安营扎寨”,更多的农民工倾向于家门口找活干。截至2010年底,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到2363万人,居全国第一。2363万人中有近一半农民工实现了省内就业,达1142万人,比2009年增加123万人。在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2011年春节后首场招聘会上,富士康等180多家招工企业打出“提薪牌”,薪酬普遍上调10%至30%,招聘会提供2.5万个岗位,涵盖职位从高管到工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民工潮”现象历经20多年之后,终于有所改变,返乡创业浪潮涌动,农民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这是稳健就业的新变化。
河南是我国人口第一大省,长期以来都是人口输出省。但河南经济的发展也在日新月异,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人口多带来的就业压力劣势转而变成了人力资源优势,特别是经过针对性培训之后,劳动力就业素质得到很大提升,减少了结构性失业,增强了就业的稳定性。2010年河南省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等培训项目,努力扩大培训规模,全年共完成近200万人的职业技能培训。目前已认定各类农民工定点培训机构1400多家,初步建立了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河南还为返乡农民工发放小额担保贷款20.6亿元,共扶持4.8万农民工创业。良好的政策环境使河南省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可喜变化:一是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稳定性逐步增强;二是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人数不断增多,2010年外出务工人员中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为835万人,占总数的35.34%,比2009年提高7.13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招工难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部经济回升看好,企业用工需求增加,就业机会增多,劳动力人口流向和流量发生转变;也反映了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预期不断提高等现象。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区家乡经济的兴起是东部沿海地区近年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如2010年,安徽全省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1300万人,其中在省内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近400万人,比2009年末增加42万人;截止2011年2月10日,地处川中丘陵地区的遂宁市17.3万返乡农民工中,已有16.9万人实现就地就业。
第四,稳健就业与积极创业并不矛盾。中国提出要打造成一个自主创新的国家,这离不开积极的创业和科技的创新。我们在肯定稳健就业观的同时,丝毫不否认积极创业的价值和作用。创业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也需要经验、资本和人力等。稳健就业和积极创业这两种观念既适用于不同的人群,也诠释了不同人群的社会分化,例如,一些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年轻人,经过几年的历练和积累,有了经验和资本,眼界开阔了,本领增强了,摇身一变从就业者变成了创业者。在回乡创业的潮流中,有很多这样的成功者。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拓宽就业、择业、创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等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四川某一总人口350万的中等城市,每年约有1万名本籍大中专毕业生,但近年却只有78名毕业生回乡自主创业。调查者感叹:不是大学生缺乏创业激情,而是他们受到太多环境的限制。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教授陈放给出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回乡自主创业仍然困难重重。自主创业毕业生中,46%从事农、牧、水产等产业,36%从事服务业,他们中的70%在毕业两年内收回成本并略有赢利。初期创业者期望投入少、见效快的创业心态,使他们集中在初期投入额、资金周转速度等比第二产业更有“优势”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高校毕业生创业缺少流动资金、无力扩大资金规模者占79.4%。投资额10万元以下者占58.9%,投资额10万~50万元者占29.4%,投资额50万~100万元者占1.2%,投资额100万以上者占2.4%。仅有20.5%的毕业生在政策咨询、关系协调等方面得到过当地党政、群团组织的直接或间接支持,其余毕业生创业则完全靠向亲戚、朋友借贷、自己“跑关系”和自我摸索来“起家”和运作。地方有关部门对高校毕业生回乡创业支持不够。
就业压力与产业结构调整
不争的事实是,大学生就业竞争日趋激烈。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改革高等院校毕业生“统包统配”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高校开始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以满足广大学生求学需要,受到社会欢迎。但由于改革配套措施没有跟上,为大学生就业埋下了隐忧。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大幅度上升导致就业压力持续增长。1999年以来,高校扩大招生规模,扩招后毕业生面临新的就业形势。根据国家教育部统计,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15万,待业人数约为34万,占总人数的30%。到2005年,待业人数增加到93万,比2001年增加了近两倍。2007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495万,比2006年的413万增加了82万,就业形势愈发严峻。有媒体调查报道称,2007年有六成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559万人,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630万人,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660万人。急剧的社会转型、激烈的就业竞争、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得年轻大学生一般不敢轻举妄动,而是采取求稳为上的谨慎理性的态度。
到底大学生就业难与大学毕业生人口的增加有没有联系?互联网上有一个分析,说得有些道理,作者说:大学生就业难和扩招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大学生就业作为劳动力供给方,不管扩招还是不扩招,供给总量没有变。大学生多念了几年书,没增加也没有减少劳动力总量。就这一点讲,和就业压力没有什么直接正相关关系。但是,到底是18岁就业还是22岁就业却大不相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普通农民工就业难性质不同,个中原因要看劳动力素质的变化。换言之,延迟就业改变的是劳动力的结构,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如果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那么这种变化将有利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就业。相反,高层次劳动力人数的增加也会优化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为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生生不息的人口动力,以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推动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也就是说,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既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关键看制度安排。
大学生就业难是一种结构性问题。上了几年学,有了一个专业,有了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在就业时就会产生相对明确的就业预期,例如,希望专业对口,收入预期升高,而不仅仅像简单的体力劳动者那样只要能挣钱就满足了。而对于劳动力需求方来说,需要的不是眼高手低,而是脚踏实地。何况有些用工单位需要的是简单劳动力或者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而非是有知识却无专业技能的劳动力。退一步说,即便大学生就业难与大学毕业生增加有关,也不能因此否认高校扩招的重大意义。劳动力人口发展的数量和素质能够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数量需求和素质需求相契合,就是完美的人口经济关系。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正在不断转化人口压力,同时也期待着可持续的人口动力。人口问题是一个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的问题,当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人口,劳动力资源的素质得到提升之后,人口压力就转化成了人口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