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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文化的统一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一、发挥统一战线联络广泛、凝心聚力的优势,努力建设工业强市
发展是第一要务,工业是第一方略。近年来,我们坚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业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保持了良好势头,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面临较大压力,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发展步伐。统一战线汇聚了一批实业精英和经济能人,具有联络广泛、凝心聚力的独特优势,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工业强市建设的重要引擎。我们要加强组织,注重引导,让统一战线在工业强市建设中积极扮演好三种角色。
一是当好外来资金项目的引荐者。要充分依托统一战线工商社团平台,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人脉优势,不断挖掘统一战线的资源潜力,加强对外联络和交流,宣传推介常德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资源、优惠的政策、巨大的潜力,积极为他们来常德投资牵线搭桥,帮助他们在常德兴业发展,力争在招引重大项目、促进交流合作上寻求突破,有所作为,以实际行动推动常德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开发。
二是当好非公企业发展的引导者。动员激励广大非公经济人士在“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十字方针指导下,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进一步解放思想、励精图治,争当带头兴业创业的表率,在市场经济大舞台上施展才智、创造业绩。要通过合法经营,努力做大做强企业,带动全市非公经济蓬勃发展,在我市形成非公经济“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浓厚氛围。
三是当好转方式调结构的建言者。组织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紧扣常德发展大局议大事,围绕常德发展战略谋深远,要紧抓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提升、加快城乡统筹、加强环境保护、注重生态建设、发展循环经济等重大事项和全局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参政议政,多进发展之言,常献发展之策,善聚发展之力,真正将统一战线的人才优势、智力优势转化成我市的发展优势。
二、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努力建设文化名城
文化既是一种精神力量,也是一种物质资源,推动着地方发展,塑造着城市性格。常德历史文化底蕴十分厚重,是中华道德文化、中国农耕文化、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当前,我市已经把建设文化名城作为全市发展的重大战略,大力倡导“德行天下、和谐奋进”的常德精神,明确提出了建设“善卷之都”、“诗词之市”、“文化名城”的发展定位。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既是文化生产力的开拓者,又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和提升文化影响力方面承担着光荣使命。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立足我市实际,抓住关键环节,引导和激励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积极投身文化名城建设,努力推动我市文化走上科学发展轨道。
一是要积极参与常德的文化事业。要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参与城乡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参与善卷文化产业园、常德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在中国·常德桃花源旅游节、中国·常德诗人节等品牌节会中注重发挥统一战线人才的作用,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旅游、体育等各项事业中注重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二是要积极参与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要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文化人才培养工作,不断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人才队伍力量。要充分搭建统战工作平台,大力引进文化领域的领军人才、拔尖人才、高端人才,重点引进文化管理、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文化营销等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及专业人才,努力打造常德的文化人才高地。
三是要积极参与地域传统文化的发掘传播。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加强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如搞好澧阳平原史前文化遗址群的保护开发,做好《常德文库》、常德文化名城建设系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打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精品旅游节目等,积极对外宣传推介常德的历史文化,展示常德的文化魅力,打响常德的文化品牌。
三、发挥统一战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优势,努力建设和谐常德
稳定与和谐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和要求。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统一战线是大团结、大联合的象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特殊作用。在实践中,我们要坚持把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体现到统战工作的各方面,贯穿于统战事业发展的全过程,积极协调各种关系,化解各种矛盾,努力形成全市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一是要搞好合作共事。在统一战线内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坚定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自觉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在思想领域的侵扰;尊重和保障各界代表人士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进一步扩大各阶层、各党派、各界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努力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融汇和谐的政治氛围。充分发挥包容各界、联系广泛的优势,加强各党派、团体间的联系,密切各族各界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 文化;产业园区;概念界定;构成要素;园区类型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23. 100
[中图分类号] G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23- 0187- 02
园区一般是指政府集中统一规划指定,专门设置某类特定行业、形态的企业、公司等进行统一管理的区域。文化产业园区是园区的一种形式,它具备特定的业态组合要求、是新形势下文化产业集聚的载体,具有文化创新力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实际意义。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研究应从属性定位、构成原则、作用机制、架构模式等角度出发,即文化、产业、管理、政策、服务、创新、整合、集聚。
且文化产业园区与其他类型园区的构成要素具备基本定位的联系性与区别性,即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的演进与承递关系,及发挥作用的不同层级和角度的区别;构成内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基础要素如都需具备统一管理、产业集聚、市场资源、配套服务等构成要素普遍性特征,也具有统一生产、生活、生态三方要素融合统一的特殊性特征。
1 园区概念的界定支撑要素分析
对于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国内外近些年对此探讨的研究越来越多,对文化产业园区概念进行的探讨有德瑞克・韦恩提出的文化园区概念,Hilary Anne frost-Kumpf提出的文化区概念[1]。其共性是提出文化园区是具备一定文化娱乐、生产消费相结合的,是具有多功能性的、提供就业的、社区性的地理区位。
在我国,对于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则包含了集中不同的称谓,如创意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园等,对于文化产业园区概念的界定,则偏向不同的着重点。如陈少峰认为文化产业园是以产业集聚的方式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赵迎芳则强调文化产业园区的孵化器功能、创新研发能力、专门的服务管理机构、公共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服务能力的集聚区特征[2]。
2 园区类型及特征要素分析
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经了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后工业园几个主要的阶段,文化产业园区便是后工业园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一系列的发展过程中,对生产、生活、生态的态度则由对立逐渐走向统一,而文化产业园区在对此三者统一的基础上也根据不同的侧重点,按园区发展的模式划分出了几种不同的类型。
2.1 政策导向型园区
此类园区是在地方政府规划和推动下建立和管理的园区,具有很好的经济支撑和政策支持,“政策”、“产业”是重要构成要素。此外,政府作为规划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因其调动资源的广度和力度,在服务园区企业、搭建服务平台、提供市场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具有沟通内外的中介连接功能,“中介”也是其构成要素之一。
2.2 开发商导向型园区
此类型园区一般是民营或私企对其进行统一管理,侧重经济效益,在园区开发和经营模式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够吸引企业入驻并形成产业集聚。此类园区以“资金”“资本”为主要构成要素。但因其对商业经营和经济效益的侧重,对产业链培育、和产业的成熟完善则需要进一步提升。
2.3 资源导向型园区
如对传统文化或特色文化资源依附型园区。
这类园区具有一定的先天资源优势,内涵上侧重地方文化、艺术和工艺传统为特点,主要以“文化”、“感官”、“体验”为要素特点;以大学或特殊人才聚集地为依托型园区。此类园区依托“人员”优势,集聚创意人才、学术能力和研究能力,能够在“学术”、“学习”、“教育”要素中体现优势;先进科技资源为依托型园区。此类园区一般依托高新技术密集,科技产业发达、高科技企业聚集、科研机构和人员资源丰富的地区为依托,其构成要素着重以“研究”、“研发”、“技术”为要素特点。
3 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得出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的基本框架:直接或间接受宏观政策及区域政策的影响、并对其规划、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依托雄厚资本和社会、文化、环境等资源;具有产业及产业链培育或集聚能力;具有学术、研究、研发水平;具有服务管理功能、沟通内外市场及要素间流通;具有明显文化属性特点、满足特定文化需求、形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生产、生活、娱乐、消费的有机体。在其基础要素、发展要素、功能要素的分析和研究中,得出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包括:政策、产业、文化、研究、学术、资本、服务。
由于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在不断完善,园区发展也在不断升级,对于文化产业园区构成要素的研究和分析也将从不同的角度逐渐完善和成熟。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国际评估准则;评估准则国际化;主要障碍;实现路径
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资本实现了全球性流动,国际分工细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拥有统一市场规则的“世界经济集团”(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已经形成,其标准将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入该经济领域的潜在规则。从发展趋势看,国际社会对资产评估国际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评估准则国际化问题已成为各国评估取向的重要视点和张力。
一、评估准则国际化内涵
资产评估国际化的核心是评估准则的国际化。评估准则是指导和约束评估行为向着合法化、合理化、有效化方面发展的标准,是一种能促进评估结果可靠性、降低交易费用、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评估准则国际化是指各国在制定评估政策和处理评估事务时必须遵循国际通行的评估惯例,以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资产评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可比性和一致性。这里所谓的“国际通行的评估惯例”一般是指由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制定的《国际评估准则》,评估准则国际化实质上是各国评估准则与《国际评估准则》的协调、趋同和统一。这与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制定《国际评估准则》的宗旨是相符的,按照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的表述,《国际评估准则》的目标是在世界各国之间统一评估准则,满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制定本国资产评估准则的需要,促使《国际评估准则》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遵守,促使其他专业领域理解专业评估和评估师的作用。评估准则国际化应该包括评估准则的国际协调化、趋同化和统一化,具体分析如下:
(一)评估准则的国际协调化
协调就是意图归纳不同的制度,并把多样化的实务融入和组合成能产生合作结果的有序结构的过程,是减少差异的过程。评估准则国际协调的目的是促进评估的可比性,为削减差异提供参考,以便参与协调的国家均能接受,实现评估标准各国间博弈的纳什均衡。多年来,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致力于评估准则的国际协调,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2006年6月19日,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与美国评估促进会签署了合作趋同备忘录,双方承诺采取措施促进现行评估准则趋于一致,并协调各国今后的准则计划,促使其以后的评估准则与《国际评估准则》兼容。
(二)评估准则的国际趋同化
《国际评估准则》作为公共产品,其学习、利用、借鉴成本要低于研究、制定成本,长远来看,各国评估标准将趋于收敛。评估准则的国际趋同是对评估准则国际协调化更深层次的描述,是长期协调的必然结果。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逐渐掌握了国际经济发展与评估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联系。各大洲、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已参与到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事务中,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成为覆盖面广、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国际公认评估专业组织。目前,原则导向的《国际评估准则》易于被各国评估界接受,支持或认可《国际评估准则》的会员国(地区)已达53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已将部分甚至全部《国际评估准则》纳入了本国的评估体系。
(三)评估准则的国际统一化
评估准则的国际统一是指通过特定世界性评估专业组织的有意识行动,吸收各国评估文化的精髓,制定出各国共同遵守的、可监督实施的全球通用评估准则,以达到全球范围内财务报告透明、评估结果可靠的目的。1985年以来,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七次修订了《国际评估准则》,《国际评估准则》现已发展成为一部综合性、国际性的评估准则文件,其指导性、普适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越来越期望,《国际评估准则》能够在目前国际资本市场公认评估准则的基础上,成为全球通行的统一评估准则,实现从趋同到统一的转换。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继续实施或制定本国的评估准则,转而采纳《国际评估准则》。例如,巴塞尔委员会在其为各国监管机构和计划向《新巴塞尔协议》过渡的银行所的指南中,强调采用《国际评估准则》。
与协调相比,趋同就是因不同而求同,是存异基础上的同,是发展趋势中的同。对于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而言,趋同决非评估国际化的终极目标,接受和应用一套统一的、高质量的核心准则是未来的趋势。笔者认为,评估准则国际化时代已经来临,而评估准则国际化的实现,协调是手段,趋同是过程,统一才是结果。
二、评估准则国际化的障碍
评估准则国际化并非朝夕之功。因为评估准则在形式上表现为评估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实际上,评估准则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适应环境,是各国文化、经济利益和政治博弈的结果,文化冲突、经济后果和政治寻租成为阻挠评估准则国际化的主要因素。
(一)文化冲突
任何一个国家的评估活动都有一个传统沿袭问题,文化因素是导致评估准则国际化难以施行的成本。评估文化是特定国家传统文化对评估影响、渗透的结果,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评估特征必然会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指出,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评估准则国际化进程是一个不断出现冲突的过程,各国评估准则的差异是不同文化间价值或价值体系的冲突表现。
(二)经济后果
评估作为资本流动的媒介,其发展状况对经济利益的实现有重大影响。评估准则具有经济后果,这种“经济后果”一方面将导致资本的跨国流动;另一方面也会使评估准则的制定、人员的培训、政府管制等方面产生巨大成本。评估准则的发展是资金发展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过程,是一个经济行为,其实质是一份“社会契约”。寻求更多使用资源的经济人遇上了资源稀缺的限制,就发生了资源如何分配和依靠什么样的机制实现分配的问题。因此,各经济利益集团围绕着《国际评估准则》将展开较量,最终的《国际评估准则》将更多地体现强势集团的利益。
(三)政治寻租
评估准则国际化是一场利益之争,经济的一体化需要政治的一体化推动。在评估全球趋同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不同国家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根据寻租理论,评估准则国际化是一个政治过程,为了避免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缩小本国评估准则变迁的幅度,各国将尽可能对国际评估协调施加影响。有人认为,缺乏政府间的合作,国际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任何改变都将是一个政治性的,无论其是否是由全球化引起的。由于各国都希望将世界上的所有资源聚集到本国之中,因此,评估准则国际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各国之间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
三、评估准则国际化的实现路径
按“自增强理论”,如果外界不输入能量的话,一个国家的评估系统将长期处在一种相对低效的均衡状态,因为该系统是自增强的,它本身有能量来源(如文化、经济和政治等),从而使得这种选择处于“锁定”状态,以便与制度变迁路径相吻合。要使各国评估系统从这个劣等均衡退出,转移到另一个潜在的优等均衡,关键是要积累充分的能量,足以克服劣等均衡自身所积累的“选择优势”。评估准则国际化路径,就是如何摆脱阻挠各国评估准则协调、趋同和统一的障碍,实现从“劣等均衡”到“优等均衡”的转变。
(一)促进各国评估文化的融合与同化
文化冲突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矛盾双方融合成一对新范式。只有各国把最具“特色”的评估经验与实践贡献给国际社会,用优秀的文化影响《国际评估准则》的形成和发展,才能使《国际评估准则》永保活力。评估准则国际化不仅仅表现为各国评估准则向《国际评估准则》的单向靠拢,而且表现为利益两方面或多方面的互动和融合。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需要各国及其他国际性组织的支持和努力;各国评估准则制定机构应与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达成共识,明确双方对评估准则国际化的基本观点以及实现路径。
(二)评估准则的制定应以用户需求为中心
变革准则制定模式必须对现实成本和预期效益进行权衡,而社会公众接受与否是判断准则制定模式是否可行的关键。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应本着“为公共所需、为公众所信”的原则,尽量减少差异、寻求一致,致力于制定一套高质量的、全球性评估准则,以利于社会公众决策。评估准则应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而不是以制定者为中心,这样才能实现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实质性转变。在国际化过程中,国际评估界将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和主张,以便使《国际评估准则》成为“最好中的最好”。
(三)评估准则的实施应具有法律的强制性
法规的多样性影响各国之间贸易的发展,且阻碍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因此,评估准则国际化的前提就是要保证评估规范全球或区域的统一化;评估准则国际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各国现有法规有着间接的影响,评估准则本身的国际化与强化评估准则的执行机制应当并举,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必须在各国评估法律框架中进行综合,各国应排除不利于经济合作的法律方面的障碍,使评估准则国际化的问题具有法律的保障。
(四)构建能够为全世界所接受的组织结构
评估准则国际化并非竞争性的,而是一个共同协作的过程。由于评估准则变迁成本的存在,各国都会寻求在《国际评估准则》制定中的主导权,谁掌握了《国际评估准则》制定中的主导权,《国际评估准则》将更多地体现谁的利益,从而减小《国际评估准则》和本国评估准则的差异,最小化准则变迁成本。制度与组织的关系是互动的,各国均应为改进《国际评估准则》提供支持,构建能够为全世界所接受的、合理科学的、兼顾各利益群体的组织结构。因此,评估准则国际化还需要大量具有较大影响力或实际管制权力的国际组织的参与和认可,还需要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准则制定机构的支持和配合。
四、结语
随着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的影响力和《国际评估准则》质量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都加快了评估准则国际化步伐。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已经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全球公认的、又易于操作的评估准则。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具有庞大的评估实体。中国是《国际评估准则》的参与者与借鉴者,在评估准则国际化问题上,“借鉴”、“协调”、“一致”等的提法开始成为我国评估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评估接受《国际评估准则》的速度和程度,远远出乎世界的意料。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2001年起,经过十几年融合、吸纳,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已制定并了7项评估准则,目前正在研究制定评估程序、业务约定书、评估报告、工作底稿、价值类型、机器设备评估等准则。1995年3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经批准加入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成为正式会员;1999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当选为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常务理事,并成为其专业技术委员会的委员;2005年4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正式加入世界评估组织联合会并当选常务理事。新晨
面对《国际评估准则》的发展取向,中国应该密切关注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的动向;积极参与评估准则国际化的活动,促进评估准则国际化的进程,比如积极参与全球性或地区性的评估专业团体和政府有关的评估协调组织,利用国际讲坛介绍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格局,实现双向协调;大力支持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的工作,对《国际评估准则》应采取吸收借鉴、为我所用的态度;争取在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中拥有更重要的地位和发言权,参与《国际评估准则》的制定,使其能够比较适合我国的情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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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uthur,W.经济学中的自增强机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5.
[3]约翰·埃居.《国际评估准则》(2005年,第七版)序[J].中国资产评估,2005(6):20.
[4]刘萍.走向成熟的中国评估准则[J].中国资产评估.昆明国际评估论坛专题,2006.30-34.
首先,在前殖民地时代,撤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发展进程,总体上还未达到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大多数地区只存在一些部族社会范畴的政治共同体,在少数地区则只形成过一些规模较小、结构松散但体制功能发育程度还较低的古王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和稳定存在所必需的政治发展阶段和前提条件尚不具备,诸如制度化了的国家体制结构的初步发展,统一国民经济体系或经济生活纽带的初步形成与建立,各个民族或部族虽然差异很大但已有聚合在某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内长期共处的共同生活经历与习惯,一份长期积淀而成的富于凝聚力和整合力的国民文化遗产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前殖民地时代的黑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都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
其次,近代时期西方殖民者对非洲的殖民分割及其统治后果,又更加剧了独立后非洲国家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一体化和追求统一国民文化的迫切性与艰巨性。非洲各国基本上都是以原殖民地的疆界为框架建立的,但西方人留下这份殖民地"政治遗产"本身问题众多,远不足以作为独立后新国家稳固生存的基础。
在民族一体化与统一国民文化的构建方面,当代非洲各国面临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非洲各年轻国家有着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很不一致的形成背景或创立模式。
非洲国家的产生先于民族的形成,是先人为地构建起一个国家,再来为这个国家的生存寻求必要的经济、文化、民族基础。而在西方,现代国家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与民族一体化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近代产生的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它们都是在各自社会内部民族文化融会、社会经济联系纽带形成、统一王权兴起等力量的推动下,形成了同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产生,是其民族一体化发展的结果,是其社会经济整合与联系发展的产物,因此这些国家创立时,已大体上具备了使自己生存巩固下来的经济、文化、民族基础。正因为如此,西方近代史上形成的国家,基本上是民族构成单一的国家,即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这些国家中,民族与国家具有同构性与兼容性。
当然,现代"民族国家"也可能是由众多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这些众多的民族,相互间却必须或者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文化纽带、精神认同,或者是有过共同的政治生活经历,或是有某种内在经济联系,有某种共享的利益。东方国家大多数是多民族的国家,国家与民族并不完全等同,但尽管如此,其内部往往都有较为复杂的民族结构和宗教文化背景,各民族也多有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经济生活上的差异也是长期存在的,但是,这些有着多民族背景的国家,却已经有久远的生存历史了。在这些国家内的各个民族,已有在同一个古代国家机体内、在一个王权统治下,长期共处生存的历史经历与交往过程,相互间已形成程度不同的或紧或松、或强或弱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社会生活上的联系与依存关系,并且因为这种联系与依存关系的长期存在,在那些众多的民族间逐渐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国家观念意识与情感,一种对某个"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治实体(国家、政府、君主、首都等等)的认同与共拥感。东方国家也曾经成为了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遭受过像非洲那样的西方统治命运。但是,这些古老国家在前殖民地时代便已经形成的那种较为成熟规范的古代国家历史文化与政治实体,使它们"非殖民地化"的结果,大多表现为国家和独立地位的"恢复",一种失而复得的"再生"。也就是说,它可能是古老国家的"重建"与"复国"。
然而,对于这些年轻的非洲国家来说,情况却很不一样。
一方面,当代非洲年轻国家的产生模式,不同于近代西方国家那样是经过民族、文化、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而导致现代国家的产生。非洲的模式基本上是先宣布组成国家,建立政府,然后依靠政府人为的力量,借助于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有组织的政治权力来推进民族一体化进程,来为这个新国家的生存、稳定与发展寻求必要的文化纽带、国民意识和社会经济基础。于是,政府权力与国家机构,在当代的非洲大陆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太多太复杂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政治或政府成为独立之初这些非洲国家最为可以凭藉的"发展资源",而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资源却相对地不足或功能很弱。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地方保护主义 创新
一个国家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省市按共同的目标协调其经济活动、促进其经济联合的过程。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改革过程中最核心、最关键当是理念改革。
理念改革存在的问题
政府意愿和制度安排
目前,政府意愿一直是推动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制度安排是支持区域一体化的有效工具。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区域一体化有多种模式,一体化的具体模式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意图以及实现这些意图的相应机制。然而,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区域一体化经济,可能会产生地区封锁、画地为牢的弊端。
官本位和地方保护主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源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经济一体化就是通过在经济上某种方式的联合来共同分享分工协作带来的经济利益。但由于长期的行政区划和经济区的不一致和传统的官本位和地方保护思想的影响,导致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经济发展格局。由此,引发不同行政区经济上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浪费十分严重。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区域之间的利益摩擦因之激化,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贸易壁垒,实行市场封锁,阻碍经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在现行行政区划条件下,行政边界的“硬”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却阻碍了城市“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极大地损耗了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效益。
理念改革的具体措施
形成市场主导的一体化格局
统一规划区域经济难度很大,因为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市场主导是一个基本的趋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多的是发挥市场的作用,尤其是产业布局,起主导作用的更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的规划。但从现实看,又确实需要统一规划,避免盲目发展、恶性竞争、区域不协调等。因此,区域规划的一个指导思想应当是规划与协调并重。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以正确的产业导向推动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区域经济可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突出不同区域的特色。这样,一方面国家有总体的战略,另一方面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又有适合各区域实际情况的不同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区域规划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产业发展,若牵涉到一些重大的、影响到国计民生的项目布局,应当由国家统一规划和实施;二是地区的产业重点,包括产业发展的方针和空间布局,国家应有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即在国家战略下,各地区应有一些支柱企业和产业;三是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也要由国家来统筹。如港口、道路、桥梁、信息等,要充分发挥国家的协调管理作用,而且有些问题牵涉到构筑统一的投资发展环境、政策平台、市场体系,比如长三角地区金融市场的分割问题,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统一的投资发展环境的优劣。而一些具体产业的问题,比如汽车、医药,有一些在国家的战略中已有安排,有些可以交给市场来进行整合。
建立权威性的一体化协调机构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有一个代表各经济体利益共同组成的机构。因此,根据我国的国情,可以考虑由中央授权,建立具有权威性的一体化协调机构。在统一的利益补偿机制保证下,从体制上实现行政区局部利益服从经济区全局利益的可能性。协调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研究制定经济圈统一发展规划和统一政策、组织利益协调、以及仲裁经济纠纷。目前我国“三大经济圈”的作用在现有行政区划下难以充分体现,因而从制度、体制和组织诸多方面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非常必要。协调机构具有不同的具体组织形式,如美国的区域开发委员会及区域规划协会;德国的区域联合体,加拿大的大都市区政府,欧盟一体化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确立创新和合作的一体化竞争观念
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要确立一个观念:竞争力的提高源于创新,同时也源于合作。这个观念的确立,就要求我们通过自身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工具创新等来提高内在的竞争力,同时在与其他城市的合作过程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即通过合作、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使整个地区的竞争力都有所提高。首先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教育体系,构建人才高地。其次,铸造城市的灵魂。深入研究和分析各城市文化个性,弘扬先进文化,培育创新精进的城市精神。最后,以创新为动力,通过理论创新,推进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环境创新,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在文化创新方面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改革文化管理体制,不断强化文化产业,进而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效益增长点。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体制改革;国有文化企业;资产管理;特殊管理股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096-03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和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实行“四管”,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焦点〔1〕和难点所在。如何做到“四管齐下”,是当前文化建设中必须回答的一个迫切而紧要的问题。
一、问题是怎么来的
在文化体制改革前,“四管”问题是不明显的。因为文化单位大多数是事业单位,资产属于国家所有,资源由国家统一调配,人员是国家事业或行政编制,领导层级清晰,不存在复杂的管理问题。
但文化体制改革后,事情就起了变化。只有少数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能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大多数转变为企业,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管理的市场主体。然而,文化企业与一般企业不同,具有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经营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更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主力军的国有文化企业,其性质决定了它不仅要肩负着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经济责任,更要承担起引领社会风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文化企业的管理就不能简单一放了之。既要发挥企业的自主经营积极性,又要确保党和政府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宣传文化内容的终审权、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这必然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企业运行机制进行革新。但在收放之间,尺度的拿捏、责权的梳理、制度的设计,却不是件易事,“四管”问题也由此产生。事实上,从建国以来,对如何做好国有文化资产监管的探索,一直就没有中断过(见表1)。
表1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探索演进
监管阶段监管主体管理内容全面管理
(1949年-1988年)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资产、财务、人事和投融资事项进行全面管理。联合管理
(1988年-1998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在服从国家统一政策前提下,接受国有资产管理局、行政主管部门、同级财政部门管理。分工管理
(1998年-2010年)财政、宣传、文化行政主管部门2007年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文,财政部门资产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具体管理+宣传部负责主要领导干部监管、组织协调、宣传指导,重大国有文化资产变动审查把关。专门管理
(2010年以来)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专门机构2010年,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管领导小组以及办公室成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二、当前的发展形势
围绕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但整体而言,对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当前正处于转型、转轨的初级阶段,还有待深化。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设置不统一,主要体现为中央和地方设置不统一,各地设置也不统一。
2010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发文明确设立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并成立办公室,挂靠在财政部,具体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责。在此前后,一些地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也探索出了不同的监管方式(见表2)。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监管方式的不统一,这让中央在进行统一指导和标准制定上存在了困难,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地方管理的混乱现象。
表2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模式
模式中央、省及直辖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财政部中央办公室设在财政厅山西、四川、云南、湖南办公室设在宣传部海南、河北、湖北办公室分设在宣传部和财政厅山东直辖市模式宣传部内设机构上海设立公司重庆机构单设北京宣传部内设机构广东财政厅内设机构吉林、甘肃、陕西、浙江、福建(据高书生《感悟文化改革发展》相关内容整理〔2〕)
第二,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责权边界还处于探索期,出资人机构、宣传部门、文化主管部门、企业主体等关系还需理顺。
目前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专门机构以资产基础管理为主,兼负重大事项和企业负责人管理职能,整体上覆盖了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范围,但出资人机构与宣传部门、文化部门、以及企业主体的权责关系还处在磨合期。〔3〕出资人机构对如何参与和落实导向管理、行业管理、企业宏观管理,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整体来看,当前还没有形成边界清晰、运作高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
第三,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运用资本纽带,推进企业改制重组、做强做大处于起步阶段。
根据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设计,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一个重要职责即是推进国有文化单位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进而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水平,打造一批文化航母,提升国际竞争力。但就目前而言,许多管理机构,还停留在负责简单的管理登记等事务上,在资本运作、做强做大等方面的探索和成就并不多。
三、如何才能做到“四管齐下”
面对当前的问题和挑战,要推进“四管齐下”,核心应从转换文化发展思维、创建资产管理机构、完善基本制度设计、加快监管立法、创新资本运营手段等五个方面着力:
第一,以“四个分开”为引领,推进文化发展思维转换。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发展特殊论的影响,虽然转企改制后文化企业被赋予了更多的经营自,但仍没有从根本上理顺党委、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因此,要做到“四管齐下”,当务之急是要按照中央要求,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彻底改变过去领导意志导向和行政思维,取而代之的是市场思维、法制思维,通过市场、法律手段去管理市场主体。
第二,创建资产管理机构,以此为平台实现“四管”汇流。
首先,在还没有清晰出资人单位的省市,要加快确立出资人单位,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开来,推动组建起相对独立的、专业化的文化资产管理机构,这是提高管理效率,实行“四管齐下”的前提。
其次,以管理机构为平台,厘清出资机构、宣传部门、主管部门和企业的责权边界。鉴于文化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宣传部门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管理平台对企业文化生产导向进行宏观指导,并派出管理机构首要负责人(其行政级别应高于所监管企业领导层级),确保实现“导向管理”;出资单位将管理权委托给专门管理机构,由其履行法定出资人权利,对下属企业进行事务、人事和资产管理;文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与管理机构协同合作,对企业进行行业指导和监管(见图1)。
图1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四管汇流”示意
再次,要推动中央与地方管理模式逐渐走向统一,建立覆盖全部国有文化资产、统一协调、稳定一致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系,便利对全国进行统一的布局和指导,改变各自为政、政出百门的现象。
第三,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基本制度设计。
首先,完善现代国有文化企业监管制度。重点是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监事和独立董事派出制度,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审计制度,加快制定企业负责人“双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业绩考核及薪酬制度等,实现企业自我运营和机构有效监管的有机统一。
其次,探索实施特殊管理股制度。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相关规定,在企业改制过程中,选择一批出版社、非时政类报刊社、重点新闻网站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在确保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控制权的基础上,通过股权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市场化,拓展企业资金来源渠道,调动企业自主经营的积极性。
再次,应建立社会效益鼓励专项基金。通过加大财政出资并吸引社会捐赠的方式,设立专项基金,对国有文化企业的生产创作进行引导,鼓励文化企业生产出具有“精气神”、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高度统一的文化产品来。
第四,加快国有文化资产监管立法,让管理有法可依。
法制作为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是实现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要立法先行,并将文化立法作为重点的立法领域。目前我国现行的文化领域法律约占全部现行法的比例为1.68%,远低于经济(31.5%)、政治(52.1%)、社会(7.56%)等领域的立法数量。〔4〕
特别是国有文化资产监管领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当前对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主要是政策和行政手段,带有很强的权宜性和过渡性。着眼长远,中央有关部门应从保护国家文化安全、把握意识形态导向、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高度出发,将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单独立法。从法律高度明确出资机构、宣传部门、主管部门和企业的责权边界, 确立“人事资产导向”相统一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制度,逐渐建立起依法管理为主,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政治工作为辅的文化管理体制,实现良法善治。
第五,创新资本手段,让资产管理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国有文化企业大多刚刚脱胎于事业体制,规模都比较小,实力都比较弱。2013年全国国有文化企业12159户,但资产总额仅22420亿元,营业总收入10715亿元,利润总额1081.2亿元,而美国仅迪斯尼营业收入就高达423亿美元,利润57亿美元。①
国有文化企业是我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传播权、在全球文化竞争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企业。因此,必须积极鼓励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根据资产规模和营运需要,建立多渠道投融资机制,通过资本纽带,推进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战略性重组,形成一批航母型、旗舰型文化企业,调控更多的社会资本,提高国有文化企业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在全球文化发展中的竞争力,真正达到“四管”战略目标,成为中华文化崛起的脊梁。
〔参考文献〕
〔1〕〔2〕高书生.感悟文化改革发展〔M〕.中信出版社,2014.62,63.
〔3〕王家新.关于完善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思考〔J〕.中国财政,2013,(23).
关键词:西部;农村文化产业;经营模式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115-05
西部地区是我国目前传统文化特别是农业文明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从资源禀赋看,首先,西部农村地区拥有迷人的田园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地理区位,成为后现代话语中的文化优势。“其次,西部农村文化产业避开了土地、资金等要素稀缺的经济发展劣势,扎根乡土却又以非农经济为主的要素组合来构筑自己的产业基础。”[1](P15)目前,西部农村文化产业总体上处于“跟进”状态,各省区市都已初步形成了各具自己特色的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雏形,在局部地区、一些重点领域有了突破:农村文化旅游蓬勃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打造民间工艺美术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主的工艺品发展道路;文化名村名镇开发成为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文化“农家乐”广泛兴起,特别是中心城市附近和旅游景区景点附近,已形成一定规模;农村节庆民俗文化的开发形成热潮,为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一、西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悖论
(一)本体困境
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指征是大规模复制和批量化生产,“文化产业发端于城市,依托大规模复制技术和数字化手段以及来源于大工厂的微观组织方式,构成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借助了现代社会对文化的消费需求,不具有产业发展的内生性,也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意味着传统资源与自然生发条件的剥离及现代生产方式的嫁接,需要恰当的市场运作。”[1](P24)农村文化产业受制于农村生产方式,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从经济体制模式上来看,经历了天然经济、自然经济、集体经济(计划经济)等阶段。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改革,商品经济逐渐渗透到农村领域,但由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经济,在外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农村经济没有完全按市场经济轨道发展,而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事经济活动,农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说,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力集团,没有形成优势互补、资源整合、人财物得到合理配置的经济运行模式。农村家庭既是社会机体中的一个元素,又是一个生产单位经营实体,在外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形势下,而农村却以农户为基本单位从事经济生活。“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是企业,农村文化产业的主要微观基础包括农民(农户)、个体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等。从整体来说文化产业明显带着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以小型化、松散化为主要特点。以家庭为单位,以户主为主管,以亲朋为主力,在原材料采购、生产组织、市场营销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没有形成完整的价值链。”[2](P66)西部农村地区不同于城市,产业发展起点低、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大多数处于分散状态、产业自发性强、规范的公司化生产和运作少,制约了产业的整体影响和带动作用的发挥。
近一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全球化浪潮,我国经济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社会变迁的各个环节之间并非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一种关系,农村文化伴随着整个经济社会被裹挟到现代社会的场域。在此背景下,一个居于强势地位的生活方式在不同地区之间转换,并被争相移植,文化消费逐渐趋同。西部虽然农村文化丰富多彩,但由于受经济交通条件限制,很多农村文化形成自娱自乐的内循环格局,无法走入现代主流文化视野。博厄斯在谈到一个民族文化特殊性时认为:“现存社会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文化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3](P255)他强调这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内部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的影响。社会生活的重构并不是简单的变化,有时候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是一种背离原来发展态势的认同。“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经济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一切都被纳入到市场交换的制度体系之中。原来镶嵌于社会各种制度的经济体,现在却成了一个巨大的母体,反过来把一切都纳入它的体系之中了。”[4](P92)在经济扩张中,中国社会被划为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二元结构,在这个二元结构中,城市充满现代气息,相对弱势的农村文化既缺乏载体,又缺乏投入,极度膨胀的都市文化娱乐对农村文化的发展空间形成挤压。农村原有的文化体系和社区记忆在咄咄逼人的现代消费趋同下逐渐式微与妥协。
(二)发展危机
1.农村文化产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不高
由于缺少党委、政府系统和社会组织的设计和介入,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起点低、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大多数处于分散状态,产业自发性强,规范的公司化生产和运作少。同时,产业布局分散,缺少主动自觉的引导和规划,产品低附加值情况突出,特别是一些粗制滥造的旅游服务的产品,价格低廉,损害了农村文化,制约了产业的整体影响和带动作用的发挥。
2.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内涵、文化引导性不强,缺少现代科技和先进文化的支撑
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总体上处于低层次开发阶段,更多是以传统文化工艺品、传统文化旅游、农村文化演艺等形式体现,科技含量、文化含量低,难于全面反映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引导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需求相结合、并促进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引领能力低下,一些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些文化旅游产品存在低俗、庸俗、媚俗问题,急需提升品质和档次。
3.农村文化资源流失、破坏严重
由于农村旧房改造等原因造成文化特征突出的传统建筑损毁严重;由于缺乏有效管理,致使农村有形的文化遗存被破坏;大量民间保存、流传的文化典籍流失,如东巴经、贝叶经等被外国人收购事件每几年就会发生;同时,农村古朴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生态环境不断消失,也日渐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二、西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经营模式的实践分析――以云南为例
(一)农村文化产业梯次发展和单兵突进趋势
总体上,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将呈现出梯次发展和单兵突进的态势。梯次发展是指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农村文化产业相对起步较早,有一定创新意识,附加值高,有一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市场消费能力较强 ,既是城市文化产业的溢出效应的显现,也在一定意义上承接了城市文化产业的不同分工,相对而言发展得比较成熟。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受制于薄弱的文化基础设施和狭小的市场规模,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单兵突进是指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而资源丰富的地区,借助资源优势,通过金融支持、政府引导扶持以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实现跨越式发展,把当地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通过市场配置转化为产业优势,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
1.消费市场将不断扩大,产业业态不断创新
农业传统文化对自然的敬畏、对人生的感悟及文化的原生性等特质,符合国际国内市场的消费偏好和需求态势。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闲暇时间增加,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将不断扩大对农村文化产品的消费,潜在文化消费需求将会进一步释放,农村文化消费市场将不断扩大。在产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通过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运作模式的创新,带动农村文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不断创新产业业态,增加多元、多样、多层次文化产品,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和休闲旅游需求。
2.农村文化企业不断壮大,产业集群不断形成
随着产业的发展,农村文化企业不断整合各种文化资源,推动了企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不断发展壮大了企业的实力。为有效克服农村文化产业分散经营、产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促进节约集约使用土地、有效保护资源环境,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将不断整合各个产业要素,形成集约化开发经营,不断向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主业突出、产业配套的特色产业集群方向发展。
(二)经营模式选择意义
农村文化产业化经营其本质是用现代工业管理办法来组织实施文化产业的生产和经营。它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围绕支柱文化产业和主导产品,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一体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而经营模式是基于某种较稳定的交易结构的可盈利方法,合理可行的经营模式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源泉。在农村经济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与原有的经济模式相互衔接融合的背景和条件下,发展农村文化,如果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但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实现市场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文化的产业化、规模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农村文化要发展,我们既要把眼光放在农村经济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与原有的经济模式相互衔接融合的背景和条件下,也要放在农村经济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看农村文化如何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源。随着现代化进程,西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形成农村经济剩余,如何重组农村生产要素,激活农村文化资源禀赋,选择合理的农村文化产业的经营模式改变西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推动农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把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产品,对于调整优化西部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和谐农村建设、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等具有重大意义。
在不断的摸索中,云南省农村文化以家庭、村组为单位的作坊式生产,逐渐向分工合作、规模经营的方向发展,走出一条区域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创新之路,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也为目前尚处在萌芽阶段,规模较小、市场化、科技化程度低、文化产业发展格局远未形成的我国大多数农村文化产业建设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三)云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经营模式分析
1.农民自办、政府引导型――曲靖农村文化户
曲靖市的农村“文化户”,开始仅是以一个或几个家庭自发组织起来的没有报酬和收入“自己快乐大家欢乐”的自娱自乐形式。后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办文化的运行方式已远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需要,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由政府引导,一些具有文艺特长和经营意识的农民群众,利用农闲时节、茶余饭后、传统节日、村户办大事的时机开展起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开始收取一定报酬作为补贴,使之逐步转化为了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经营活动,一些农户还充分利用宽敞的庭院,开展图书音像制品租借、文化娱乐、影视放映、文艺演出和网络服务等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久而久之,农村文化产业开始在曲靖逐步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目前,曲靖市农村“文化户”(文化联合体)已发展到1600多户,从业人员达2万多人,年经营总收入接近1亿元。农村文化户(联合体)成了曲靖市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好载体,也成为全国推广的典型经验。
2.公司+协会+农户――石林阿着底刺绣
随着石林旅游日益火爆,阿着底村以普菲为首的普氏三姐妹于2002年成立了普氏民族绣品厂,采取“绣品厂+会员”的经营模式。每年带动农村妇女近千名,城区下岗妇女近百名。2005年3月,成立了石林阿着底民族刺绣产品开发技术协会,将分散的刺绣妇女组织起来,整合了当地刺绣人力资源,使彝族民间刺绣走上规范化、产业化发展道路,形成“绣品厂+协会+会员”的经营模式。2012年底,会员增到2700人,实现销售收入7600万元。刺绣协会不但开发了彝族文化资源,也为消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刺绣业还带动了周边地区农民发展致富。阿着底刺绣协会2700名会员中,周边6个村就有2000多人。阿着底村从民族刺绣中获得经济利益,传统刺绣在产业化过程中激发了传习保护和利用的动力。
3.公司+农户――西双版纳傣族园
西双版纳傣族园由云南农垦集团公司橄榄坝农场投资开发建设,主景区由曼将、曼春满、曼乍、曼嘎、曼听5个保存完好的傣族自然村寨组成,园内共326户,1533位村民。傣族园公司制定了《公司帮助村民致富的具体实施办法》和《保护干栏式建筑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公司对村民实施奖励措施,对新建、改建、扩建后符合条件的,每户给予4000元奖励。从2001年起,着力打造“百名小卜哨――天天欢度泼水节”、百人大型歌舞民俗精品系列活动及《泼水节印象》实景演出活动,解决了1000多人的就业问题,带动周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傣族园公司投入改造基础设施、接待环境,统一策划、统一包装傣族园,与村民形成了相互依托、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鱼水关系,赢得了村民的理解支持。傣族园大力弘扬傣文化,促进了园区村民对干栏式建筑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中国首批旅游文化示范地”,成为西双版纳农村旅游文化产业和谐发展的成功典范。景区收入从1999年的246万元上升到2012年的1.2亿元,上缴税收640万元,接待游客量达660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2亿元。
4.文化产业合作社+农户――腾冲大村文化产业合作社
随着腾冲旅游业的兴盛,部分行政村率先成立农村文化产业合作社作为农村文化产业新兴经济实体,下设若干分社,成立理事会、监事会,制定合作社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明确发展方向和经营范围,形成了“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格局、“产、供、销”一体化的市场模式和“技能培训+骨干培养+品牌培育”的效能机制。腾冲县大村文化产业合作社创建以来,下设石材产业分社、刺绣产业分社、“农家乐”产业分社,实行“统一组织、统一管理、统一营销”,刺绣产业在成立不到3个月的时间从业妇女达145人,高收入者每月增加700~800元,少收入者每月也可增加200~300元。附近的江东村文化产业合作社有刺绣从业人员1300多人,年收入600多万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腾冲大村文化产业合作社整合文化资源,推动农村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集聚生产要素,增强农村特色文化产品的竞争力,有效抵御市场风险,提高组织化程度,实现统一组织、统一管理和统一营销,形成农村文化产品特色和品牌,争取金融部门的支持,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招商引资,促进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文化与旅游的互动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文化产业“小”、“弱”、“散”、“难”、“软”的问题。
此外,西部其他农村地区还有一些成功的经营模式,如:前店后坊式。前店负责零售或接收订单,后坊则组织雇工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前店后坊式便于就近组织人力,管理成本较低,运作灵活,最重要的是较大程度地保留着文化的传承和记忆,这种经营模式与大规模复制为特征的产业化生产不同,强调个性化生产,满足的是追求农村文化产品原真内涵的小众高品位需求,适用于传统农村文化内涵丰富、工艺复杂、不适合规模化发展的产品;此外公司+农户合作模式衍生下的:消费者+经销商+批发商+经销公司+中间人+农户;经销商+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等。
三、西部农村文化产业经营模式选择的思考
西部农村文化产品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符合现代国内外文化消费者崇尚自然的价值取向,都市消费人群对农村文化产业形成消费辐射和市场期待,进一步扩大乡村文化市场总量。对文化产业经营模式的研究,本质上是对文化产业经济性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业对经济的影响力决定了其重要性,它的经营模式决定了其竞争力。农民一般被定义为风险规避者,“农民微薄的经济利润使他要选择那些较为安全的技术……从社会层面看,原则上也力图把自己的经济风险尽量转移给其他社会机构,宁愿以收益获取安全”。[5](P44)产业化的内涵是经营一体化,农村文化产业化经营以市场为导向,以千家万户组成的农户为基础,以企业或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产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形成了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一条龙”的发展格局,较好地解决了农民与市场,分散与集约之间的矛盾,可以成为西部大多数农村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选择。
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基于时系演变中农村文化产业经营加入当下经济社会需求的印记。文化产业包含了三个层次:文化产品丰富阶段、文化企业林立阶段、文化产业形成阶段,西部农村文化产业很多处于第一、第二阶段。在西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尽管出现了部分较为成功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但多数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式、前店后厂式、简单的合作社生产方式。虽然这种简单、松散、粗放的发展方式规模效益低下,抗御风险能力弱,后劲不足,但仍然是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基调。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演进性特征,随着城乡二元壁垒的破除和现代社会对农村文化消费需求的递增,农村文化的传统资源与生发条件会更为合理地实现与现代生产方式的嫁接,农村文化产业经营模式也会更趋多元。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产业,与其他一般产业一样,具有商业化的共性,可以通过商业模式进行运作。但是文化产业的微观组织方式内生于农村长期经济结构发展并在与市场的博弈中生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禀赋各不相同、所面临的市场不同、不同文化产品和产业对产业化程度的要求不同、产业化在不同阶段上的利益机制也有差别。尤其是很多农村文化产品内生于特定文化中,不适于进行现代工艺和机械化生产,基本不按发端于城市大规模复制的路径发展,这一部分农村文化产品在产业规模上需要一个合理的空间,决定了其经营不能急功近利、涸泽而渔。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6]农村文化产品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它的经营形式并非是单一的或固化的,“如果以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或生产模式为唯一标准, 来规约文化产业的发展, 这种单一性的狭隘视角, 会导致文化产业在现实的发展中丧失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潜在机会或可能”。[7](P87)西部农村文化产业内涵丰富,表现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非均衡特点,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中没有固定的标准,应该根据地区、产业、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化特征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将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与地区特定文化资源、文化消费空间、产业发展基础、发展态势相结合,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彰显特色、突出重点,寻找最佳的农村产业发展经营模式,在农村文化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走出一条新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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