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差异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族文化差异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熊欣，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湖南文理学院语言教学中心，湖南 常德415000）

摘 要：

英语和汉语习语，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练出来的固定短语或短句。习语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华，它指的不仅仅是固定短语和谚语，还包括一些俗语（colloquialism）和俚语（slang）。本文将采用对比分析法，从习语产生的生态环境和生活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分析习语的形成及其差异，以求达到两种文化准确、生动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习语；民族；文化

前言：习语是谚语、成语、等的总称，是语言宝库中绚丽多姿的瑰宝，其生动形象、寓意深刻、韵味隽永，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也闪耀着语言艺术的光彩。习语存在于每一个民族语言当中，说明不同民族的语言具有共同性原则，但每个民族语言的产生、发展所经历的过程不尽相同，文化背景亦不相同，因此造成语言差别，语系中各语素在语境中的差别，以及同一语素在不同语言中所指也不相同，而习语又是最具有文化内涵的语素，追溯这些习语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正确理解这些习语的关键所在。英、汉民族在生态环境、生活习惯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习语无论在语言形式还是表达方式上都各有特色，由于英、汉习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具有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帮助英语学习者正确理解并使用这些习语。

1英、汉习语的民族特点及文化差异

1.1经济生态环境和人们生活习惯对习语的影响

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对航海和航运事业非常有利，因此有相当大一部分习语来源于航海业，如：“cast an anchor to wind ward”(未雨绸缪、“hoist sail while the wind is fair”(趁热打铁) A small leak will sink a great ship.(小洞不堵要沉大船)。Hoist your sail when the wind is fair.(好风快)Still waters run deep.(静水流深)。这些习语极其重视海洋的影像。有关航海的其它习语有：when one’s ship home(如果变成富翁)；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to rest on one’s oars(暂时歇一会儿)；trim one’s sails(见风使舵)；to clear the deck(准备战斗)；in deep water(处于水深火热之中)；plain sailing(一帆风顺)。起初，这类习语只是船员使用，但由于表达力强，后来逐渐被陆地上的人所采用，在更广泛的范围上比喻相类似的事物，成为家喻户晓的习语。例如：on the rocks(触礁)，现在用于形容事业或婚姻出了问题。当然汉语里也有一定数量的有关航海的习语，但是中国虽临海，而且海岸线漫长，但航海业一直比较落后，与水有关的民俗习语也就相对要少得多，常见的有：同舟共济、一帆风顺、随波逐流等。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所以汉语民俗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农耕生活的，如“五谷丰登、青堂瓦舍、粗枝大叶、树大招风”等。由于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英汉民俗、习语的许多比喻形象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汉语常用“雨后春笋”来描绘某物(常常是有价值的东西)突然间大量涌现，英语却说“spring up like mushroom”，反映了中、英两国各自的生态特征：英国不生长竹子，bamboo在英语里是一个借用词。英语的“plentiful as black berries”出自“黑莓遍地，俯拾皆是”的生态环境，汉语说“多如牛毛”，则因为牛是中国农民的最好帮手。我国和地貌特征相关的习语很多，形容沙漠的有：不毛之地；形容陷入困境的有：深陷沼泽；形容道路崎岖的有：自古华山一条路。和发达的英国航海业相比，我国一直秉承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这可以从有关习语中看出，如：拔苗助长、瑞雪兆丰年、瓜熟蒂落。称商则为：奸商。有时候，简洁的语言常常让人不知所措，有些关键字让第二语言学习者望文生义，产生误解。说“pullover”时，不是拉翻了的意思；在快餐店里，店员问“for here or to go?”，初到国外的人往往不知所云；give me a ring.可不是用来求婚的；drop me a line.更不是要你排队站好，“pullover”是把车子开到旁边，for here or to go是在这里吃还是带走，give me a ring.是打个电话给我，而drop me a line.是写封信给我，party animal 是喜欢参加舞会的人，而不是开party时带个小动物。改革开放以来，年轻人的“N多”,“酷毙了”,“帅呆了”更是信口拈来。有些学者认为，计算机领域是语言的屠宰场，如“boot”不是靴子，而是启动；blue tooth用来描述终端进行数据输入、输出和交换的意思。（黄碧蓉 2005. P102-103）

1.2动、植物习语所反映的民族心理

英、汉两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各自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形成了他们独有的心理状态。例如，英汉文学作品中有着大量的动、植物形象描写，这些形象是特定民族心理的积淀，承载着人们对动、植物的崇拜。自古以来动、植物就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对象，人们对动、植物自然属性和作用的认识虽然基本相同，但各民族对其有用性的感受程度和崇拜是不同的。不同民族对动、植物的偏爱在民俗习语中可以得到验证。从他们对某些动物的不同态度即可看出不同的民族心理及动、植物在习语中具有的不同的象征意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要想从真正意义上理解一门语言,就一定离不开该语言所在的地域文化。不同文化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如对狗所表现出的态度便是这一差异最好的例证。“狗”在汉民族的文化史上从来就是卑劣低贱的代名词，常被用来形容坏的东西或反面人物，例如：“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狗彘不如”等等。而在英、美人的眼里，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并赋予狗忠实勇敢的品质。因此，英语里跟狗有关的习语常用来表达良好的、温柔的情感。尽管英语里有时狗的寓意具有明显的贬义，如blush like a black dog(厚脸皮) “狗”在西方民族传统观念中是“人之挚友”(man’s best friend)。“狗”在英汉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也是截然不同的。当“dog”用以指人时，其意思相当于fellow，非但没有任何贬义，相反还略带褒义，使语气诙谐风趣，这种寓意和语气在汉语中是没有的。如a 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 dog in a double(果敢坚决的人)。当然，有时狗的寓意是中性的，没有明显的褒贬情感色彩，如underdog(失败者)，dog does not eat dog(同类不相残)；dog’s treat(大众不喜欢之事)， dog此时相当于“man，fellow”。在我国猫头鹰(owl)也称夜猫子，与蝙蝠一样是一种专门夜间出来活动的鸟类，由于它的啼声凄厉，人们把它的叫声与死亡相联系。“夜猫子进宅”意味着大祸临头，厄运将至，人们把猫头鹰看作是厄运的征兆。而西方人把猫头鹰看作智慧鸟，是智慧的象征。“牛”是汉民族生产劳动的好帮手，所以中国人对牛有一种偏爱，汉语中常见的有关牛的习语有“九牛一毛、气壮如牛、风马牛不相及、俯首甘为孺子牛”等。英语中以“horse”构成的习语较多，这是因为英民族早期用马耕地，与马结下了缘分。例如：horse of another color(完全是另一回事)、back the wrong horse0(下错赌注)、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 (事后弥补为时已晚)等。英、汉习语中，由不同的动物名称所构成的习语都是英、汉民族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反映着不同的文化心理倾向。

2英、汉习语的文化心理对比

不同的民族心理产生不同的民俗文化。民族语言在其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俗习语作为语言的精华，蕴含着与语言相关的种种民族心理因素，英汉民俗习语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魏云 2005. 102-105）

首先是生存方式。英汉民族因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生存方式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我们从生活方式上来看，因为华夏民族长期受农耕社会滋养，中国人心理上有一种固守家乡、依恋故土的感情。“叶落归根”、“月是故乡明”的情感,在我国工业迅速发展的今天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如青岛啤酒厂针对港台地区的广告语是“喝一口青岛啤，等于喝一口家乡水”；另一则针对海外华人的旅游广告词则是“分享历史的荣耀”，两则广告均有唤起思乡之情的作用。西方人不断追求新奇,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们处在不断流动、不断奋斗之中。根据资料统计,美国人一生中搬家达十几次之多,平均三至五年搬一次家，家乡观念淡薄。“Where do you come from?”，是美国人初次见面开始交际的话题。激烈的生存竞争对英语的变化影响也很大。如“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号召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解放自己，倡导自我奋斗精神；“Keep up with the Joneses”(赶上富邻居,争比阔绰)等。

其次从生存状态。英汉民俗习语从饮食、服饰、住所、婚葬、节日喜庆、交通工具到游艺习俗规则，反映各自的民情习俗，丰富多彩。与饮食相关的民俗习语如：汉语中有“大锅饭”、“生米煮成熟饭”等；英语中有“in the soup”(在困境中)、“a piece of cake”(很容易的事)、“earn one’s bread”(谋生,糊口)等。汉语表示服饰的习语有“黄袍加身”、“戴高帽”等；英语民俗习语中的“take the gloves off to someone”(毫不留情对付某人)、“pull one’s socks up”(摩拳擦掌,大干一场)等均与服饰有关。汉语民俗习语中的“洞房花烛”、“金榜题名”、“鸣锣开道”等，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习俗；英语民俗习语中的“above the salt”(尊为上宾)、“a red letter day”(重大喜庆日)、“a feather in one’s cap”(成绩卓著，荣誉的标志)等反映了英语民族特有的习俗。表示住所的词语在英汉民俗习语中也非常活跃，如汉语中的“青堂瓦舍”、“土阶茅屋”；英语中的“build the castle in the air”(空中楼阁)、“put as poke in the wheel”(阻挠计划,阻止发生)、“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s”(本末倒置)、“back-room deal”(幕后交易)等,从中可以看出英汉民族不同的居住条件。有关游艺习俗的民俗习语也不少，如汉语的“摆龙门阵”、“马后炮”、“舍车保帅”等；英语中“play one’s trump card(s)”(打出王牌)、“a card up one’s sleeve”(取胜法宝，绝招)和“The die is cast”(骰子已经掷出，木已成舟)也是有关游艺习俗的习语。

再次就是礼仪规范。不同文化衍生出不同的礼仪规范。中西方人对称赞的反应方式是不同的。英美民族对频频出现的称赞语从肯定方面坦然接受，并表示感谢对方,以“Thank you”作答。而中国人却往往做出自我否定或淡化赞扬的反应，以示谦虚。因此，汉语社交活动中的自谦语比较多。如“承蒙夸奖、才疏学浅、不吝赐教”等。送礼和受礼在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社会规范。汉族人将心意的表达同送礼的轻重相联系，礼物的轻重表示心意的轻重，与受礼人的关系密切程度有关。英美人重在心意表示，小小礼品重在表达情意。在受礼习惯上，汉族人表现得更含蓄。英美人收到礼品决不推辞，并当面打开加以赞扬，以示感谢。汉语赠受礼品时的自谦语有“礼物微薄，不成敬意，略表心意，请笑纳”等。

最后可以来看看其颜色取向。颜色词是构成民俗习语的一个重要语素，具有独特的作用和极其丰富的表现力。由于人类具有相同的生理机制和视觉神经系统，对颜色刺激的感受从理论上讲并无质的区别，英汉民俗习语表现出共同之处实属情理之中。如“颠倒黑白(call black white)、开绿灯(give sb. green light)、白发老人(gray-haired man)、当绿林好汉(go to the green wood)”等。由于不同民族生活环境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对颜色的感受往往也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喻义的差异。英汉两种语言中颜色取向上的差异也很明显。汉民族自古喜爱红色，因为太阳和火能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红色象征幸福、喜庆、欢乐、热烈、成功、光明、发达、吉祥。因此，人们把结婚称作红喜事，新娘要穿红衣，顶红盖头，新郎要披红绸，戴红花；过年过节门上挂红灯。与红色有关的民俗习语有“红光满面,看破红尘,红颜知己,红颜薄命”等。但英美人则视“红色”为不祥之兆(red for danger)，斗牛士激怒牛用的红布被喻为“令人恼怒的东西”。英美新娘结婚礼服穿白色表示纯洁、美丽、高尚。黄色在中国历史上象征着神圣、皇权、尊贵、庄严，源自皇帝黄袍加身。英美民俗习语“born in the purple”(出身豪门，出身王室)出自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君主穿紫色的袍子，因此，紫色就成为尊严、豪华和

权力的象征。同样，“in the red”(亏损)、“blue Monday”(讨厌的星期一)、“blue mood”(闷闷不乐)、“in the black”(盈利)都有各自特定的含义。（陈莉莉1996. P.91-93）

3英、汉习语的特征

习语具有特别的语言成分，具有自身与众不同的特征。语言中的词汇与文化息息相关，而词汇中的习语则是词汇中对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社会文化生产的每一个侧面都会反映到习语中来。习语的形象、简练、寓意深刻、机智幽默等特点使得它在体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性上，比其它语言成份在体现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习语是一个民族文化特征的集中反映；习语以极其简洁的语言形式体现出语言系统中不同的修辞手法。尽管英汉习语在起源上有很大的相似胜，但两者在影像的选择和内涵意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语言学习者来说，正确理解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是很有必要的。

3.1习语的修辞手段

习语一般都运用恰当的比喻来生动地说明人或事物的特性，如汉语中“猫哭老鼠”、“海底捞月”等，英语中有over head and ears in love(深坠情网)，a snake in the grass (潜伏的危险)，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一针及时省九针)等，通过比喻，这些习语给读者留下一幅幅生动的图像，比直截了当的语言有力得多，也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

(1) 相同的比喻形象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意见

世界各地的人同住一个地球，有些经历和意识是相似的，因此，英汉两种语言有时会用同一事物或概念来表达相近的意思，如全心全意―heart and soul；趁热打铁―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鱼目混珠―to pass fish eyes for pearls等。

(2) 不同的比喻形象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意见

由于英、汉、民族是在不同的社会地域环境中的两个不同的民族，因此，在表达同一意思时，会用不同的比喻形象，这是习语的民族性的典型表现，例：雨后春笋―mushrooms，缘木求鱼―to fish in the air，狐假虎威―like a donkey in a lion’sshade，挂羊头卖狗肉――to cry wine and sell vinegar等。

(3) 同一比喻形象在两种语言中表达不同的含义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社会习俗和文化背景，所以同一事物对不同民族可能引起不同的感情，中英两个民族对狗的喜恶，前面章节我们已经对此作了较为详细地论述，在此就不再重复。

3.2习语的音韵和谐

除了生动形象之外，习语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利用声音的和谐来达到易懂易记、顺口入耳、主动有力的目的，许多英语习语利用头韵(Alliteration)和尾韵(Rhyme)、重复(Repetition)及对仗(antithesis)等手法来增加语音美感和修辞效果。

(1) 头韵：我们传统上称之为“双声”。汉语中有“伶俐、参差、淋漓”good as gold(［小孩］很乖)，might and main(竭尽全力)，hot and heavy(猛烈地)，Money makes the mare to(有钱能使鬼推磨)。

(2) 尾韵：汉语中有“仓皇、逍遥、从容、窈窕”等，我们传统上称之谓“叠韵”，英语中也有art and part(策划并参与)，By hook or by crook(不择手段)，high and dry(孤立无援)，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3) 重复：在英、汉语中重复是常用的修辞手段，如汉语中的”热腾腾、眼睁睁、头头是道落落大方”等，英语中有”step by step(逐步前进)、measure for measure(针锋相对)、call a spade a spade(直言不讳)、neck and neck(不分上下)等。

(4) 对仗：如汉语中“大同小异、古往今来有勇无谋”、“朝令夕改”等，英语中“fair an soul(风雨无阻)、weal or woe(祸福甘苦)、no and over(机不可失)、sooner or later(迟早)”等都是常见例子。

3.3习语的独立性、固定性及整体性

汉语中我们常说的“装蒜、倒霉、落花流水”等习语对于只知道单个汉字意思的外国人来说无论如何也猜不出其意思，同样，英语初学者对英语中的“to rain cats and dogs(倾盆大雨)，to paint the lily(画蛇添足)”等习语也会感到困惑不解，而bring down the house(博得满堂彩)，to pay through the nose(被敲竹杠)等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因为习语是语言中独立、固定的成份，我们只能说“雪中送炭、乱七八糟、露出马脚”，而不能说“雪中送煤、乱六七糟、露出牛脚”，英语也同样”A stitch in time save nine”中的”nine”不能用其他任何数字代替，”as fit as fiddle(神采奕奕)也决不能望文生义。

结语

以上对英汉习语的民族及文化特征、文化差异、文化心理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期我们能把握英、汉两种语言间的某些语言共性。“语言教学亦文化教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出现的一些习语可以从文化背景、修辞、音韵等方面，采取比较教学方法，使语言形式、词汇意义及文化内涵同步并学，从而帮助学生加深对习语的了解，提高学生对于文化的敏感性，逐步了解英语文化，从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并增强他们学习英语语言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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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文化差异 语言交际 跨文化交际

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人类文化的基础上的，是一种文化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传播文化的一种工具。而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使各民族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上产生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人们进行语言交际时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制约各民族之间语言的顺利交流。在日益开放的社会中，进行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已经成为对人们的一种要求，如果我们掌握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就能很顺利的进行语言交际。一般来说，了解和掌握一种民族文化主要包括如下方面：正确识别和理解不同文化特有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功能；熟悉常用词汇的文化内涵；了解不同背景的人的语言特征，并能运用适当的语言表达不同的人际关系，了解那些语体特征。

1.文化差异背景下的语言交际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其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人们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产生理解上的障碍。这里就汉语和英语文化之间的差异为例，阐释文化差异背景下的语言交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词汇方面

词汇是一种语言的基石，是信息的载体，没有词汇就没有语言。当人们看到一个词的时候就会首先想到它的意思，然后联想到一系列的情景，在脑海中形成意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脑海中形成的意象就会不同。比如红色，可能中国人就会立马想到“喜庆”、“幸福”，而外国人就会想到“极端”、“恐怖”等字眼。英文单词的引申意义，对于中国人的理解能力也是一个考验，英文的很多单词都不是表面上看到的意思，这更多的需要去接触，去理解。如“black sheep"这个词，中国人会认为是“黑色的绵羊”，但是西方人会理解为“害群之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又如：外国有一句夸人的话：“You are a good dog”，意思是“你是个好人”，如果中国人不知道这层引申意义，就会闹笑话，中国人一听，以为是在骂自己，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说一个人是“狗”是骂人的话。所以在进行语言交际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中西方词汇之间的差异，要多进行积累，以免在进行交际时闹出笑话，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1.2生活用语方面

东西方国家在见面寒暄、称呼及谈话内容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果没有了解这些差异，不但可能达不到交际的目的，还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中国人在日常见面寒暄时，经常会说：“你好啊！”遇见很熟的人时经常会说：“吃了吗？”“去哪啊？”这是长期以来的中华民族习惯造就的；而美国人则会说：“How are you doing，my friend？”，英国人则喜好说：“How do you do？”。而中国人在称呼上是很讲究的，由于封建传统的观念，要讲究长幼尊卑、等级差异，晚辈对长辈的称呼要十分尊敬，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礼貌；而英语中的称呼就简单地多，一般比较笼统和模糊，可以不分辈分差别，都按名称呼。中西方在谈话内容上也不尽相同，中国人见面总是喜欢把家里其余人的情况都问个遍，还可以问工作、工资等西方人都认为很隐私的问题；西方人在一起时，经常以谈论天气、经济等为主。

1.3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方面

人们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会体现其社会的价值观，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础，只有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民族才是强大的民族。人们价值观的不同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中国人在交流时是比较含蓄的，委婉的，注重“话外之音”达到的效果，如果说话太过直接明显是很没有礼貌的；而西方国家往往是直接大胆的，他们崇尚“直言快语”，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中国人的集体主义非常强烈，强调集体团结、相互合作，重视“关系”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的，是会被认为“自私”的；而在西方国家，他们的个人主义是非常强烈的，他们注重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成功，凡事依赖别人的人是无能的。

不同的文化教育也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往往比较相信直觉，相信“眼见为实”，往往承认已经既定的事实；而外国人往往重视探索，注重通过亲身体验得到结果。这不同的思维方式就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现象，中国人喜欢安静，眷恋亲情和家园，重视血缘关系，重视一个家庭的团结；而西方人则注重探索、冒险和独立，这也是外国孩子独立早的原因，他们往往到成人年龄后就会和父母分开生活。

1.4禁忌和崇信方面

不同的文化产生背景使各民族的禁忌也不相同。比如对数字的崇信和禁忌，众所周知，“六”在中国人眼中是再好不过的数字，“六六大顺”就是最好的证明。“八”这个数字也是中国人喜爱的，“八”代表着“发”，象征着发财。“九”在汉语的发音中和“久”谐音，因此中国人常用“久”作为祝福语，代表“长长久久”。而“四”这个数字在中国是很受避讳的，因为它和“死”谐音，所以人们在选择电话号码、车牌号、门牌号、日期等时，都忌讳用“四”这个字；而在西方国家中，对“四”这个数字倒是没有很多的说法，受基督宗教的影响，他们喜爱的是“三”和“七”，“十三”和“五”被认为是不吉祥的数字，他们甚至对“十三”的忌讳达到了恐怖的地步。

而中西方国家对动物的禁忌也是非常不相同的。中国受古代传说的影响，“龙”这种动物是种信仰，代表着吉祥和传奇，“龙”代表“真命天子”，是至高无上的象征，所以很多的褒义词成语里都出现了“龙”这个字，比如“龙腾虎跃”、“生龙活虎等；而在西方国家中，“龙”是非常凶残的邪恶的动物，他们都忌讳提到“龙”这种动物。再如，在中国文化中，“猫”这种动物常常用来表示亲昵、宠爱的意思，比如“小馋猫”、“小懒猫”等；但是在西方国家中，“猫”常常特指“心怀鬼胎的女人”，是个贬义词。

2.结束语

学习语言的目的是运用这一工具表达思想，达到交际的目的。在交际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注意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与本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一味的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就会闹笑话，甚至如果我们出现违反交际原则的文化错误，就会被视为缺乏教养，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在积累知识的同时，高度关注各国文化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很重要的，要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学会如何在不同的场合与人进行语言交际的时候，正确地应对文化之间的差异，建造和谐的跨文化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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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荣磊 浅析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的影响[J].中国科技创新导刊.2010，22

篇(3)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可译性；

一、 引言

语言与文化之间本身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语言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中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任何一种语言都凝聚了该语言民族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智慧和经验，是本民族文化的宝库。

因此，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而语言的翻译便是文化的翻译，自然文学翻译也是文化翻译的过程。文学作品通常都会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是我们人类语言的精华。而且文学作品多具有典故、双关、谚语、成语等表达方式， 所以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就会出现文化差异的问题。

文学翻译就是将某一特定文化中所展现的内容、风格、含义再现于另一文化语境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需要处理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简单的转换。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而文学翻译的难点就在于对其文化的翻译。文化差异在文学翻译中绝对不可忽视，需要正确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二、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地域环境差异

地域环境差异是指由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性特征，也就是说不同的地理生存环境，会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具体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因此，我们应该要正确认识这种地域环境差异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和对同一事和物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理解。在翻译实践中， 需要考虑译文的可读性，以免造成译文读者的费解，从而造成原文信息的缺失，要尽量把原文中的含义用译文文化的可理解方式充分地表达出来。比如在中国，由于受大陆性气候影响，“东风”常常和“春天”有关。而在英国，“东风”却意味着“寒冷和干燥”。

风俗习惯差异

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会形成完全不同的风俗文化。因此不同民族的社会风俗的差异有时会使原文难以忠实地表达出来。比如问候语的是使用，中国人见面通常会问对方“吃了吗”或“干嘛去”，而英语本族语者一般用“Hello”或“H i”，可以想象如果将其直接译成“Have you eaten yet?”或“What will you do?”，一定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宗教文化差异

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包括了其宗教信仰、宗教著作、宗教意识、宗教制度等等内容。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会遇到许多与宗教文化相关的表达方式。比如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在中国民众中已具有了深远的影响力。而在欧洲和美洲，人们信仰的是基督教，他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依照上帝的指示行事。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有些词语的含义已远远地超越了原有的含义，并且随着语境的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比如“临时抱佛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简单地直译已经不能够传递所要表达的意思。

三、 文化的可译性

可译性就是指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通过语言转换，将源语文本（source text）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以此实现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即可译性就是指双语转换中源语（source language）的可译程度。

首先，我们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认识具有一致性，正是因为这种共性，不同民族的语言虽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存在并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应的等值特征，因此是可以互译的。

其次，我们人类文化具有广泛的共性及交融性，大部分文化符号是可译的，在两种语言之间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对应。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语言文化意义和内涵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冲突。语言文化符号信息量越大，文化差异就越大，可译性难度也就越大。因此，我们需要尽量去避免文化色彩淡化，最终实现最大可译性程度。

再次，我们谈到了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引起的文化差异，但也相对地存在着文化超地域性的特征，文化的超地域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些文化信息首先在某一特定地域产生并发展，然后再通过信息传递或转换被其它地域所接受、吸收和消化。

文化的可译性可以从三个角度来阐释:第一，译者能理解原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第二，译者可以用译人语来表达自己所理解的原作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第三，译人语读者能理解并接受译者所表达的文化信息。“理解”、“表达”和“接受”这三方面既相互联系，也互相影响，它们的共同作用构筑了译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平衡。

四、结语

中西方文化之间因为各种原因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要承认这种差异，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多种方式来缩小这种差异，以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在本族语言中不同于本国的异语文化。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字译和句译，而是综合了地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等的翻译，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差异，才会造成翻译作品的信息损失。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自的语言有其相应的特征，只有掌握两种不同语言的特征且能驾驭它们， 熟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 译者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创造出生动展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

参考文献:

[1]孟兆芬.谈英汉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J].语文学刊，2008(3):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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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对企业文化冲突及跨文化企业的文化特征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对跨文化企业中出现的文化差异与冲突及形成原 因进行了讨论。针对跨文化企业的文化冲突，提出了识别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发展文化认同，进行跨文化培训，培养跨 文化意识以及在企业内部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等应对策略。

跨文化企业中的员工是由来自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由于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不同，从属于民族文化的各国企业文化也不相同，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势必会在企业中造成文化冲突。所谓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它既指跨国企业在他国经营时与东道国的文化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又包含了在一个企业内部由于员工分属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而产生的冲突。目前，企业跨文化冲突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1]

一、跨文化企业的企业文化特性

(1)价值观多样性。跨文化企业员工一般都具有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和复杂的信念结构，尤其是跨文化企业成立之初这种特点尤其明显。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员工各自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由此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期望，以及不同的行为规范和表现。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而且也使得统一的新的企业文化的建立困难重重。

(2)经营方式与经营思想的冲突性。跨文化企业的管理员工因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各自的民族文化习惯，这就使得同一个跨文化企业内有些行为规范与习惯是互补的，而有些则是相互冲突的，甚至有些管理员工对待员工还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民族中心主义或某种非理性反应，从而引起纠纷和冲突，造成管理不力。

(3)经营环境的复杂性。跨文化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错综复杂，主要表现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企业文化模式下企业员工，在管理目标的期望上、经营观念上、管理协调的原则上、管理员工的管理风格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无形中就会导致企业管理的混乱和冲突，使决策活动更加困难。

(4)文化交融性。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无论是观念还是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只有逐步被人们相互理解和认识，进而产生关心、同情和认同心理，然后才能逐渐取得共识，并建立起共同的全新的企业文化。跨文化企业内部要建立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一般要经历以下过程：文化接触——文化选择——文化冲突——文化沟通——文化认同——形成全新的企业文化。

二、跨文化企业文化差异与冲突的具体表现

1.民族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企业中，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员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误解与冲突，为了解决民族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许多学者已经研究了这项课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荷兰科学家霍夫施泰德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概括了与工作相关的文化价值观的5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权利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长期取向[2][3]。

(1)权利距离。指在社会或组织中缺乏权利的员工对不公平的权力分配所接受的程度，在强调公平与平等的社会中，其社会与组织员工之间的权利距离较小，如美国、英国、日本等；而在强调等级的社会里，其社会与组织员工之间的权利距离较大，如法国等。

(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中，个体之间的联系是不稳定的，人们只关心自己及自己的家人，如在美国、英国、法国等；集体主义则是一种相反的社会价值取向，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从出生之日起就被整合到具有强烈凝聚力的小群体中，并通过交换对小群体的忠诚获得保护，如在中国、日本等。

(3)不确定性回避。指在一种文化中的员工对不确定性或不了解的情景感觉到威胁的程度。在不确定性回避程度高的国家中，如在德国、法国、中国，人们强烈地信任专家意见与知识，组织程序化规则与规范非常严格且必须遵守，在决策过程中，将风险降至最低点。在不确定性回避程度低的国家中，如在美国，人们喜欢冒风险，组织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鼓励变革与创新。

(4)男性化与女性化。男性化是指在社会中性别角色具有明确的差异性，男性被认为应当果断、顽强，关注事业成功，而女性则被认为是应当端庄、温顺，考虑生活质量，如在中国、日本、美国等偏男性化。女性化是指在社会中性别角色是重叠的，男性与女性都被认为要谦虚、温顺与关心生活质量，如在法国偏女性化。

(5)长期取向，即儒家动力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霍夫施泰德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迈克尔·邦德共同合作，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开发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测量表”，对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他们在总结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动力论作为霍夫施泰德的文化价值观的第5个方面，儒家动力论也称“长期取向”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追求的是未来的长期目标，儒家动力论指标高的国家的特征是坚韧、克己、执著、节俭、安全、和谐。

2.企业文化差异与冲突。企业文化差异与冲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显性文化的冲突。跨文化企业中最常见和公开化的文化冲突，是显性文化的冲突。显性文化的冲突即来自行为者双方的象征符号系统之间的冲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达方式所含的意义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显性文化的冲突即文化差异在语言行为上的表现。文化差异反映到语言上，就成为语言上的差异。文化决定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决定语言的表达方式。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1)领导职权方面。西方人受“自由平等”的思想影响，在语言行为上表现为直率、坦诚。外方企业领导者善于对下级授权，任何一个级别的部门领导，都可以在本部门的范围之内拥有决策权。而中方企业领导者讲究权利“集中制”原则，各个级别间等级制度森严，下属较多的依附于上级领导，几乎很少提出有悖于上级领导的建议。2)沟通与协调方面。外方领导在与下属的谈话中会很直接地指出对方的错误并坦率提出批评，这对于讲究“面子”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有时甚至会直接导致冲突的发生；而中方领导会很顾及下属的面子，批评也多采取含蓄婉转的方式进行，而下属对上级的批评也往往会心领神会，积极改进，从而双方在不伤害彼此面子的基础上把事情做好。3)人际关系的差异。中方员工大都注重与同事和上司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在处理很多管理问题时，大家“讲关系”、“重面子”。有时，为了照顾关系，甚至不惜牺牲企业的利益，这与外方管理者，尤其是外方管理者“对事不对人”的管理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体现了中方管理者和外方管理者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上的差异[4]。

(2)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评价，是人们信仰、价值、心态系统中可以评价的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工作目标、人际关系、财富、时间、风险等的观念会不尽相同。

荷兰跨文化管理专家斯特罗姆佩纳斯将价值观分为通用——特定价值观、个人——集体导向价值观、中立——情感价值观、具体——扩散价值观和成就——因袭价值观等5个维度，每一个维度代表一个方面的价值观[5]。中方员工重视特定价值、集体导向价值、中立价值、扩散价值和因袭价值等价值观；而外方员工则表现为通用主义、个人主义、情感价值、具体型和成就取向等价值观。

(3)制度文化的冲突。制度文化体现于企业经营的外部宏观制度环境与内部组织制度之中。

来自发达国家的管理员工，例如外方员工，一般是在法律环境比较完善的环境中开展经营与管理，通常用法律条文作为行动依据；而中方员工，尤其是国有企业员工，习惯于按上级行政管理机构的指令行事，一切按上级行政管理机构的条文、指令、文件办事和决策。

(4)经营思想与经营方式的冲突。在经营思想方面，外方多数企业注重互利、效率、市场应变的思想；而中方的企业缺乏这种思想，往往较少考虑对方的获利性。而在市场经济中，外方企业讲求“以销定产”，认为行业构成、产品品种结构是由市场导向决定的；中方企业的行业结构没有完全反映出市场的需求，而是在原有工业结构基础上把产品生产出来后再寻找市场，进行推销。

(5)人力资源方面的冲突。一是在企业员工的工资调整上，中方偏重于考虑企业员工的资历、经历和学历；而外方则认为，企业员工的工资和他们所从事的企业工作性质有关，所以，只有当企业员工的工作内容发生变化时，才会考虑工资的调整。二是在人才的选拔使用上。中方较注重德才兼备，重视人的政治素质、个人历史和人际关系；而外方则把员工的能力放在首要地位，量才而用[6]。

三、跨文化企业文化冲突的形成原因

(1)民族中心主义。跨文化企业的员工易按本民族文化的观念和标准去理解和衡量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包括言行举止、交际方式、社会习俗、管理方式及价值观等。如果跨文化企业的管理者一直以这种观念对待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他们的管理行为就容易遭到忌恨与反对，有时甚至会使他们无法正常管理企业。

(2)文化定型观念。主要表现在对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员工用同一种文化先入为主的印象来看待，忽视个性差异，缺乏沟通与交流。定型观念使得员工不能客观地观察另一种文化，阻碍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的相处，从而造成了跨文化企业的文化冲突[7]。

(3)沟通误会。主要表现在沟通是人际或群体之间交流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但是由于许多沟通障碍，如：人们对时间、空间、事物、友谊、风俗习惯、价值观等的不同认识，造成了沟通的难度，导致沟通误会，甚至演变成文化冲突。

(4)非理性反应。管理者对待文化冲突，感情用事，不能正确处理文化冲突问题，结果不断地引起员工非理性的报复，造成冲突与对立加剧。

四、文化冲突处理模式研究

冲突处理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国人布莱克和莫顿在1946年提出的管理方格论，他们认为管理者的领导风格可以从对生产效率的关心和对人的关心两个方面来衡量[8]。冲突问题的理论家们将管理方格的原理应用于分析和处理人际间的冲突。应用和发展这一理论的代表是托马斯，他划分出冲突处理的5种典型方式：1)竞争型策略；2)回避型策略；3)妥协型策略；4)合作型策略；5)体谅型策略[9]。后来学者们对管理方格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未能充分考虑人际冲突过程中的相互沟通问题。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同意并采用加拿大著名的跨文化组织管理学者南希·爱德勒的观点来解决跨文化企业中的文化冲突。他的观点包括以下3种方案[10]：

一是凌越(Dominance)。指组织内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而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组织内的决策及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而持另一种文化的员工的影响力则微乎其微。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时间内形成一种统一的组织文化，但其缺点是不利于博采众长，而且其他文化因遭到压抑而极易使其员工产生反感，最终加剧冲突。

二是妥协(Compromise)。指两种文化的折衷与妥协。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相似的文化间，指采取妥协与退让的方式，有意忽略、回避文化差异，从而做到，以实现企业组织内的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不大时，才适应采用此法。

三是融合(Synergy)。指不同文化间在承认、重视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一种融合的、全新的组织文化。这种方案认识到构成组织的两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异同点，不是忽视和压制这些文化差异。它与妥协的不同在于对待这些差异的态度不同，并能够把不同点统一地纳入组织文化内。

五、解决跨文化企业文化冲突的对策

一是识别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发展文化认同。按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赫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11]。正式规范差异主要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员工之间在有关企业经营活动方面的价值观念上的差异，由此引起的冲突往往不易解决。非正式规范差异是指在企业运作中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来克服。技术规范差异主要指各种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它可以通过技术知识的学习而获得，很容易改变。可见，上述这些差异所造成的冲突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因此，只有识别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二是进行跨文化培训，培养跨文化意识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1)对方民族文化及原公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2)文化的敏感性、适应性的培训；3)语言培训；4)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能力的培训[4]。

三是在企业内部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通过文化差异的识别和敏感性训练等，提高公司员工对文化的鉴别和适应能力。在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环境的要求和公司战略的需求建立起公司的共同经营观和强有力的公司文化。

参考文献

[1]刘光明.企业文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2]Geert Hofstede . Culture’ s Consequences[M].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1980.

[3]Geert Hofstede.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M].London：

McGraw-Hill. 1991.

[4]刘汉杰.合资企业的跨文化冲突现象及解决对策[J].企业活力，2005，(8).

[5]陈凌.中外合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研究[D].北京：电子科技大学，2004.

[6]张永安，高逸琼.跨国企业的跨文化冲突[J].国际经贸，2006，(27).

[7]侯建军.文化差异与跨文化管理障碍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6，(4).

[8]Robert R. Blake & Jane S.Mouton. The. New. Man-agerial Grid[M]. Houston：Gulf Pub. 1978.

[9]Thomas K W. Conflic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A].In Dunnette M D ，Hough L M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C]. Palo Alto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1976.

[10]Alder，Nancy J.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Boston：Kent.1991.

篇(5)

（一）文化的含义 

作为一个人们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综合体，可以将文化界定为：由人类创造的，经过历史检验沉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文化的形成受社会历史、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影响，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由于在特定的生活区域内，影响文化形成的因素存在差异，也导致了不同地方的人群有着不同于其他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思维方式以及观察世界的方式。 

（二）文化差异的表现 

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客观和主观两个大的方面。客观差异主要表现为自然地理因素的差异。所谓自然地理因素，是指所有能够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地理要素，如地形、气候、河流和湖泊、土壤、动物和植物等，这些因素在各个地域的分布存在很大差异，进而影响到文化形成上的差异。文化差异的主观表现则是人文历史的差异。所谓人文历史上的差异，主要是指人类自身长期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因素。 

从国际商务实践来看，文化主观差异是影响国际商务开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对于文化差异也主要着眼于主观差异分析。国际商务中的文化主观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差异在政策和法律观念上的表现。在国际商务开展过程中，活动双方由于对对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缺乏足够的信息和了解，这往往导致彼此会惯性地按照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习俗和观念对商务伙伴的资料进行分析判断，从而忽视文化差异而导致交易过程中文化上的冲突。此外，由于每个国家历史传统、先行的政治制度不同，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念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企业在向他国销售其产品时，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会因为与意识观念相冲突而遭到抵制。 

2.文化差异在价值观念差异上的表现。对于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企业，其成员文化背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因此，对关于“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评价标准各不相同，即价值观念差异，由此产生文化差异。 

3.文化差异在对信息理解的不同上的表现。良好有序的文化沟通是社会群体、个体之间进行交流合作以及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和桥梁。但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理解方式。因此，企业在开展国际商贸活动中，交易双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就同一信息出现不同的认知，从而形成沟通上的误会。 

4.文化差异在对文化符号的不同理解上的表现。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文化符号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是表现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媒介和形式。在现实生活，人们经常使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传递文化信息。但是很多时候，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同一符号所表达出来的内涵理解是迥然不同的。比如，红色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而在泰国它被看作是不吉利的颜色。 

5.文化差异在风俗习惯上的不同表现。风俗习惯是指特定文化区域内的社会群体在长期历史演变中所形成的对其群体成员能够发挥较强的约束和制约作用的、能够为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文化不尽相同，风俗习惯千差万别，这种差异也影响着企业的商务活动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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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文化企业的企业文化特性

(1)价值观多样性。跨文化企业员工一般都具有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和复杂的信念结构，尤其是跨文化企业成立之初这种特点尤其明显。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员工各自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由此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期望，以及不同的行为规范和表现。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而且也使得统一的新的企业文化的建立困难重重。

(2)经营方式与经营思想的冲突性。跨文化企业的管理员工因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各自的民族文化习惯，这就使得同一个跨文化企业内有些行为规范与习惯是互补的，而有些则是相互冲突的，甚至有些管理员工对待员工还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民族中心主义或某种非理性反应，从而引起纠纷和冲突，造成管理不力。

(3)经营环境的复杂性。跨文化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错综复杂，主要表现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企业文化模式下企业员工，在管理目标的期望上、经营观念上、管理协调的原则上、管理员工的管理风格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无形中就会导致企业管理的混乱和冲突，使决策活动更加困难。

(4)文化交融性。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无论是观念还是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只有逐步被人们相互理解和认识，进而产生关心、同情和认同心理，然后才能逐渐取得共识，并建立起共同的全新的企业文化。跨文化企业内部要建立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一般要经历以下过程：文化接触——文化选择——文化冲突——文化沟通——文化认同——形成全新的企业文化。

二、跨文化企业文化差异与冲突的具体表现

1.民族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企业中，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员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误解与冲突，为了解决民族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许多学者已经研究了这项课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荷兰科学家霍夫施泰德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概括了与工作相关的文化价值观的5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权利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长期取向[2][3]。

(1)权利距离。指在社会或组织中缺乏权利的员工对不公平的权力分配所接受的程度，在强调公平与平等的社会中，其社会与组织员工之间的权利距离较小，如美国、英国、日本等；而在强调等级的社会里，其社会与组织员工之间的权利距离较大，如法国等。

(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中，个体之间的联系是不稳定的，人们只关心自己及自己的家人，如在美国、英国、法国等；集体主义则是一种相反的社会价值取向，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从出生之日起就被整合到具有强烈凝聚力的小群体中，并通过交换对小群体的忠诚获得保护，如在中国、日本等。

(3)不确定性回避。指在一种文化中的员工对不确定性或不了解的情景感觉到威胁的程度。在不确定性回避程度高的国家中，如在德国、法国、中国，人们强烈地信任专家意见与知识，组织程序化规则与规范非常严格且必须遵守，在决策过程中，将风险降至最低点。在不确定性回避程度低的国家中，如在美国，人们喜欢冒风险，组织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鼓励变革与创新。

(4)男性化与女性化。男性化是指在社会中性别角色具有明确的差异性，男性被认为应当果断、顽强，关注事业成功，而女性则被认为是应当端庄、温顺，考虑生活质量，如在中国、日本、美国等偏男性化。女性化是指在社会中性别角色是重叠的，男性与女性都被认为要谦虚、温顺与关心生活质量，如在法国偏女性化。

(5)长期取向，即儒家动力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霍夫施泰德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迈克尔·邦德共同合作，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开发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测量表”，对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他们在总结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动力论作为霍夫施泰德的文化价值观的第5个方面，儒家动力论也称“长期取向”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追求的是未来的长期目标，儒家动力论指标高的国家的特征是坚韧、克己、执著、节俭、安全、和谐。

2.企业文化差异与冲突。企业文化差异与冲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显性文化的冲突。跨文化企业中最常见和公开化的文化冲突，是显性文化的冲突。显性文化的冲突即来自行为者双方的象征符号系统之间的冲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达方式所含的意义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显性文化的冲突即文化差异在语言行为上的表现。文化差异反映到语言上，就成为语言上的差异。文化决定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决定语言的表达方式。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1)领导职权方面。西方人受“自由平等”的思想影响，在语言行为上表现为直率、坦诚。外方企业领导者善于对下级授权，任何一个级别的部门领导，都可以在本部门的范围之内拥有决策权。而中方企业领导者讲究权利“集中制”原则，各个级别间等级制度森严，下属较多的依附于上级领导，几乎很少提出有悖于上级领导的建议。2)沟通与协调方面。外方领导在与下属的谈话中会很直接地指出对方的错误并坦率提出批评，这对于讲究“面子”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有时甚至会直接导致冲突的发生；而中方领导会很顾及下属的面子，批评也多采取含蓄婉转的方式进行，而下属对上级的批评也往往会心领神会，积极改进，从而双方在不伤害彼此面子的基础上把事情做好。3)人际关系的差异。中方员工大都注重与同事和上司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在处理很多管理问题时，大家“讲关系”、“重面子”。有时，为了照顾关系，甚至不惜牺牲企业的利益，这与外方管理者，尤其是外方管理者“对事不对人”的管理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体现了中方管理者和外方管理者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上的差异[4]。

(2)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评价，是人们信仰、价值、心态系统中可以评价的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工作目标、人际关系、财富、时间、风险等的观念会不尽相同。

荷兰跨文化管理专家斯特罗姆佩纳斯将价值观分为通用——特定价值观、个人——集体导向价值观、中立——情感价值观、具体——扩散价值观和成就——因袭价值观等5个维度，每一个维度代表一个方面的价值观[5]。中方员工重视特定价值、集体导向价值、中立价值、扩散价值和因袭价值等价值观；而外方员工则表现为通用主义、个人主义、情感价值、具体型和成就取向等价值观。

(3)制度文化的冲突。制度文化体现于企业经营的外部宏观制度环境与内部组织制度之中。来自发达国家的管理员工，例如外方员工，一般是在法律环境比较完善的环境中开展经营与管理，通常用法律条文作为行动依据；而中方员工，尤其是国有企业员工，习惯于按上级行政管理机构的指令行事，一切按上级行政管理机构的条文、指令、文件办事和决策。

(4)经营思想与经营方式的冲突。在经营思想方面，外方多数企业注重互利、效率、市场应变的思想；而中方的企业缺乏这种思想，往往较少考虑对方的获利性。而在市场经济中，外方企业讲求“以销定产”，认为行业构成、产品品种结构是由市场导向决定的；中方企业的行业结构没有完全反映出市场的需求，而是在原有工业结构基础上把产品生产出来后再寻找市场，进行推销。

(5)人力资源方面的冲突。一是在企业员工的工资调整上，中方偏重于考虑企业员工的资历、经历和学历；而外方则认为，企业员工的工资和他们所从事的企业工作性质有关，所以，只有当企业员工的工作内容发生变化时，才会考虑工资的调整。二是在人才的选拔使用上。中方较注重德才兼备，重视人的政治素质、个人历史和人际关系；而外方则把员工的能力放在首要地位，量才而用[6]。

三、跨文化企业文化冲突的形成原因

(1)民族中心主义。跨文化企业的员工易按本民族文化的观念和标准去理解和衡量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包括言行举止、交际方式、社会习俗、管理方式及价值观等。如果跨文化企业的管理者一直以这种观念对待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他们的管理行为就容易遭到忌恨与反对，有时甚至会使他们无法正常管理企业。

(2)文化定型观念。主要表现在对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员工用同一种文化先入为主的印象来看待，忽视个性差异，缺乏沟通与交流。定型观念使得员工不能客观地观察另一种文化，阻碍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的相处，从而造成了跨文化企业的文化冲突[7]。

(3)沟通误会。主要表现在沟通是人际或群体之间交流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但是由于许多沟通障碍，如：人们对时间、空间、事物、友谊、风俗习惯、价值观等的不同认识，造成了沟通的难度，导致沟通误会，甚至演变成文化冲突。

(4)非理性反应。管理者对待文化冲突，感情用事，不能正确处理文化冲突问题，结果不断地引起员工非理性的报复，造成冲突与对立加剧。

四、文化冲突处理模式研究

冲突处理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国人布莱克和莫顿在1946年提出的管理方格论，他们认为管理者的领导风格可以从对生产效率的关心和对人的关心两个方面来衡量[8]。冲突问题的理论家们将管理方格的原理应用于分析和处理人际间的冲突。应用和发展这一理论的代表是托马斯，他划分出冲突处理的5种典型方式：1)竞争型策略；2)回避型策略；3)妥协型策略；4)合作型策略；5)体谅型策略[9]。后来学者们对管理方格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未能充分考虑人际冲突过程中的相互沟通问题。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同意并采用加拿大著名的跨文化组织管理学者南希·爱德勒的观点来解决跨文化企业中的文化冲突。他的观点包括以下3种方案[10]：

一是凌越(Dominance)。指组织内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而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组织内的决策及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而持另一种文化的员工的影响力则微乎其微。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时间内形成一种统一的组织文化，但其缺点是不利于博采众长，而且其他文化因遭到压抑而极易使其员工产生反感，最终加剧冲突。

二是妥协(Compromise)。指两种文化的折衷与妥协。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相似的文化间，指采取妥协与退让的方式，有意忽略、回避文化差异，从而做到，以实现企业组织内的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不大时，才适应采用此法。

三是融合(Synergy)。指不同文化间在承认、重视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一种融合的、全新的组织文化。这种方案认识到构成组织的两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异同点，不是忽视和压制这些文化差异。它与妥协的不同在于对待这些差异的态度不同，并能够把不同点统一地纳入组织文化内。

五、解决跨文化企业文化冲突的对策

一是识别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发展文化认同。按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赫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11]。正式规范差异主要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员工之间在有关企业经营活动方面的价值观念上的差异，由此引起的冲突往往不易解决。非正式规范差异是指在企业运作中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来克服。技术规范差异主要指各种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它可以通过技术知识的学习而获得，很容易改变。可见，上述这些差异所造成的冲突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因此，只有识别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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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一，目前我国的大学外语教学工作中还存在着目标偏差。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由于受“应试英语”加“证书英语”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部分教师忽视了外语教学中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使我们培养的大学生虽具备了一定的语言技能，但是他们缺乏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缺乏自觉抵御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霸权文化侵蚀的免疫力。

第二，由于现行大学外语教材的内容大部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为背景，所以大学外语教学中对中国的文化介绍很少涉及，对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欠缺的是培养学生用外语表述本土文化的能力。

第三，无论是外语教学还是外语学习过于强调它的工具性、实用性、功利性，忽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这主要表现在现有教育方式导致部分学生学习外语的内驱力不是为了强国，而是为了考试过关或者为了出国，难以获得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二、在大学外语教学中加强文化安全教育的对策

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笔者认为教育者应从树立正确的外语学习目标，引导学生对外语教学中的母语运用进行正确定位，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比等方面加强对学生传统文化安全意识的培养。

第一，大学外语教学应充分遵循“尊重民族文化”这一教学原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哲学、道德、宗教等方面的理论、思想，还包括科技成就、文艺创作、文物古迹和民风民俗等等。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虽然其自在形态没有阶级性，但其内容却与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教师应该在外语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外语学习目标，自觉克服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加强民族精神的建构。

张正东先生在《外语教育学》一书中说，要尊重通用目的语民族和我国的文化传统，纯外语无法充分表达与传播中华民族本民族的文化。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具有“普遍性、继承性、民族性和渗透性”。我们既不能把整个民族文化系统照搬到今天，也不能把整个目的语文化系统照搬到中国。重视外语的学习和使用同时不能削弱或忽略本国语言文字的学习。正确的做法就是尊重民族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中积极的文化要素，在分析、综合、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吸收以及再创造。

第二，对外语教学中的母语运用进行正确定位，发挥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引导学生处理好外语与母语的关系。外语教学法中的直接法、交际法、结构法、功能法都重视模仿和交际，而弱化甚至排斥了母语的作用。然而，外语教学中排斥母语，过分强调口语，由此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并为我国外语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因此我们需要对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重新定位。

母语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最直接的语言。无论外语重要到何等程度，我们都不能颠倒二者之间的关系。语言与思维是直接联系的，外语和思维的联系需要把思维从一种语言的基础上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基础上，这个过程离不开母语。外语学习不能排斥母语的作用，而应该充分发挥母语对外语学习的积极作用。

有学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外语学习者是在基本上掌握母语的一般交际能力的基础上开始学习外语的。母语交际能力对外语交际能力的获得必然产生重要影响……具有良好的母语交际能力的外语学习者，其外语交际能力获得相对容易一些。”“外语教师有责任为学生辨析母语与目的语形式上和功能上的差异，强化学生‘跨文化意识’，从而获得真正的外语交际能力。因此，在大学外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从实际出发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母语对外语教学的作用和反作用，使母语与外语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母语对外语教学的促进作用。

第三，充分利用外语教学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比加强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增强学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文化差异对比是大学外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外语教学中无论是词汇运用、句法分析、翻译还是篇章理解都离不开中西文化差异比较。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增强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主体意识，振奋民族精神，而且可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对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贡献。教师可以充分运用中西方文化差异比较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重视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继承与弘扬意识的培养，从而促进外语教学中的本民族文化安全意识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