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本质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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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数学 经济学 特征 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学方法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更为明显。数学逻辑的严格性,以及它的结论的确定性，应用的广泛性都是经济学所必需的东西。因此，现代经济学将数学作为研究工具、并使经济学研究日趋“数学化”。

一、数学的本质和经济学特征

1.数学的本质

数学本质上是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两个层面去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实际上，人们在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之初，就是通过对数的认识和思考开始的，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数学。早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把数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概念，认为“数是万物的原理”，数学本质上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认识世界。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也逐渐体会到，客观世界本质上可以通过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来认识，于是，近代数学大师笛卡尔得出了“数学是科学之母”的结论。

2.数学是揭示经济客观规律的有效工具

事物及其变化规律的客观性，主要通过与事物有关的各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来表现，而数学又是用以揭示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专门工具，因此，数学无疑是揭示事物客观性的有效工具，这就决定了现代经济学选择数学作为研究工具。数学是贯彻理性精神最彻底的科学，当然也应该是以理性假设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的必然选择。

3.数学是一种理论信念和方法论

数学的经济学特性还体现在其思想性上。数学作为一种理论信念、方法论和研究手段，十分明显地体现在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中。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描述的基本理论，对我们经济学研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学习和研究的角度看，可以明显感觉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的特征之一表现在其数学性方面。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理论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认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按传统流行的科学观，一门学科达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充分运用数学方法。而在经济学中，对于经济现象、经济运行及其规律的描述与研究，正需利用要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从而使它达到科学性。

二、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1.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工具

科学观认为，一门学科达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充分运用数学方法。运用数学知识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多样性，研究中存在许多变化的因素，数学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础工具，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利用数学语言我们可以将经济学中的某些问题描述得非常清楚，并且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错误，应用已有的数学知识我们还可以推导新的结论，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而在经济学中，对于经济现象、经济运行及其规律的描述与研究，正需要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从而达到它的科学性。

2.数学使经济学理论更为严谨推理

数学方法为经济学理论的突破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它的运用大大拓展和加深了经济学科，使经济学的推理和分析过程更加严谨。数学推导具有数理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结合经济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可以使经济学的推理和分析过程更加严谨。数学方法是使经济学向科学迈进的重要工具，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晰，在经济学的理论更新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3.数学提高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科学性

数学方法不仅能对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进行数量方面的定量分析，而且还能对经济现象进行定性的质分析。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经济现象也不例外。运用数学方法对事物的本质进行研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对象从量到质的转化，从而加深对质的认识。数学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提高经济理论的实用性，以及经济政策的科学性。数学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更使得使经济学的结论具有明确性，如只需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即能直观地表述出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分析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可操作的理论依据。

三、科学地使用数学研究经济学

数学方法是使经济学向科学迈进的重要工具，但经济学毕竟不是数学，经济学是社会学科，其研究需要掌握除数学以外的多方面的知识，仅仅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取得进展。只有合理地运用数学方法，科学地使数学与经济学融合，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过分强调数学方法在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把数学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惟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滥用数学，或者不赞成使用数学方法、或者很少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都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贾根良徐尚:经济学怎样成了一门“数学科学”――经济思想史的一种简要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5).

[2]刘颖华:经济数学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商场现代化, 2007,(25)

[3]董玉龙王宇红韩振芳:试论数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J]. 商场现代化, 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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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方法；经济学；科学性

一、判断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标准

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首先应确定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这种标准的依据不在于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应遵循以下三点原则：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强调“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种科学的理念和精神。显然，这种判断标准避免了由于选择尺度的狭隘而将诸多科学性的东西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尴尬。就经济学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并且采用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抽象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对稀缺性的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采用的方法有：经济模型、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静态及比较静态和动态的方法、边际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数学分析的方法等。

科学的判断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依据的重要判断标准是该学科的方法论必须科学。一般来讲，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是：先从实际出发，从经济史实和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在掌握大量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基础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用范畴和概念去说明、解释和预测经济事实。这表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贯穿了经济学确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论而言，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符合科学标准。

二、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施莫勒进行了一场持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由于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在演绎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走上一条公理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经济学——这样一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探讨上丢弃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对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很难判断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在怀尔斯看来，“‘公理’成了‘神圣命题’的代名词。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以后的宏观经济学学派林立，或者说对同一经济现象有不同的理论学说，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任何学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济学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来，“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任何规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从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五)在一定意义上看，历史的方法是经济学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一是发展的观点认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的状态中，这与历史主义强调的原则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产物，它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历史过程本身。”二是科学的抽象法认为，必须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进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除要求在一个时间截面上尽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时间序列上的追踪考察。只有经过事物特征的反复显现，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隐藏的规律性。

虽然历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须承认，由于学科的限制，历史方法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学科中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经济学的科学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学的成果经过历史的积累，很容易被后人认可和运用，因为自然过程是反复发生的。但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不具备完全可复制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充满了各种新的、不同的意见与观点。结果是，经济学无法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经济学说史上就出现了形形的理论反复。一种理论和观念总是以真理或谬误的姿态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出现，这在近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当代尤其是中国，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唯自然科学才是科学，是因为自然科学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作用则是间接的、长期的。时间的跨度有时甚至要经过一两代人，所以经济学的成果不易为人所观察和掌握，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往往要在理论成果产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说明经济学的特殊性更需要用历史的观点去考察。

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与理念的历史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发现，无论是有意借鉴还是异曲同工，自然科学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中都得到体现，这使经济学日益成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硬社会科学”。

在西方，经济学的出现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为标志。为能把握住观察对象的规律，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了数，认为万物即数；万事万物的差别实质上是数排列组合的差别。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学一度成为封建神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无科学性可言。随着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兴起，经济学也迎来了科学的黎明。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②，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才称得上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从理论观点和贡献来看，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富商巨贾，抑或小商小贩，在进行商品交换时，都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力存在。显然，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贵贱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学革命却发现：整个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级结构体，各天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这一信号传递到人类社会，其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进一步把该思想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当然，此时可能有来自传统的追问，即如果没有旧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运转呢?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推动资本主义这架精巧的机器一直运转下去，永不停歇。这正如牛顿的力学所揭示的原理：万事万物为何运动有序?因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将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与牛顿的物理学作比较，很多的地方都会发现对事物处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当时化学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万别的物本质并无区别，都是原子所组成，差别惟一在于原子数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劳动价值论都认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来各不一样，但却都是劳动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在量上能够比较，是因为它们都凝结有抽象劳动，即价值。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体被当成一个系统来加以对待。而系统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早已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从魁奈的经济表到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问题，都把经济生活当成一个整体在进行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更是无处不在。马克思曾说过，只有当一门学科使用了数学时才成为真正的科学。数学使以往古典经济学带有哲学思辨式的思想通过数学方式的表达而显得更为精确，使经济政策的实施也更具可操作性。可以这样讲，正是对数学这顶自然科学皇冠的摘取，才使经济学取得了社会科学皇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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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的课程建设背景

(一)财经类高校经济学类学科教育现状

财经类高校是以财经类专业为主的院校，学校绝大部分本科专业都以经济学为必修课程，同时，学校会根据自身的财经特色面向其他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开设财经类课程的系列选修课，可以说，在财经类高校，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覆盖面非常广。例如，南京某高校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就明确指出，其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双语)、宏观经济学(双语)等。在实际教学中，学校也提供了大量与经济学知识相关的选修课程，供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学习。例如，南京某高校通识教育选修课课表中就包含着大量经济学相关的课程，如经济学入门、经济统计学和中国经济专题等［1］。财经类高校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课程为课程设计的重心，在人才培养方面也以具备一定的经济专业知识为教育目标。因此，财经类高校的学生，不只是专业较为对口的经济管理相关专业，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有通识化认识。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充分利用财经类高校丰富的教师和教学资源，对在校学生进行恰当的财经类相关知识的教育，掌握基本的财经观点;另一方面，这样的教学安排也使得一些学生对“理性人假设”的相关知识一知半解，仅仅理解“理性人假设”作为西方经济学核心观点的积极性一面，而忽视其存在的固有弊端，使得学生在试图理解经济知识和经济现象的过程中陷入迷惑的境地［2］。

(二)“理性人假设”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

同时，“理性人假设”在经济学相关课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方经济学注重由假设前提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前提，也是西方经济学立论的原点。自希腊哲学时代，西方先哲就以“理性”来彰显人的本质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生命物就存在于它所特有的种属活动之中，也构成它同其他生命物种的界限。”而“理性”就是人所特有的本质的活动。因袭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将“理性”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逐利”本性结合起来，甚至将“理性”的内涵直接限制在“逐利性”之内，从而推导出“理性人”这一假设［3］。“理性人假设”的基本内涵包括:“理性人”是指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般性抽象，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都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不仅以“理性人”作为进一步推理的假设前提，更将其视作经济活动中本质的“人”的属性，即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对“理性人”的研究之中，也即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理性人”的经济活动，非理性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不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中。因而，财经类高校在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首先就是让受教育群体接受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这一假设，只有在接受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进行后续的授课。

二、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一)“理性人假设”的形成逻辑

“理性人假设”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亚当·斯密作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同样认为人作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首要目标就是满足自身的私利，只有满足人私利的活动才有可能激发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热情，自利活动所形成的“看不见的手”最终形成了完备的市场机制。在伦理学领域，穆勒将追逐利益的活动同人的本质属性结合起来，并以“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作为基本的道理伦理追求。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这就将“理性人假设”从单一的行为描述上升到道德行为的高度，在伦理道德的领域为“逐利”的“理性”行为建构正向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理性人假设”的内在合理性

首先，“理性人假设”是符合人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采取逐利行为的合理抽象。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是人的本性，在“理性人假设”中，通过对从事经济活动中人的最本质属性的抽象，使得经济学后续的推理过程具备了充分的内在动因和目标导向。生产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最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在经营活动中的一切策略和调整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其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在经济活动中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其次，“理性人假设”使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为聚焦，这便于西方经济学后续的推理和研究。在日常的经济社会活动中主体千差万别，有不同性质的政府、企业、居民等要素，如果不能将其本质进行合理的抽象，就会使理论研究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因此，“理性人假设”为西方经济学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假设前提，不逐利的行为不在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研究范围之内，即无论是何种政府、企业、居民都将其视作理性的经济主体，抽象出其逐利的本质属性，在这个统一的层面上进行理论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西方，“理性人假设”仍然受到了诸多批判，但是“理性人假设”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流。其根源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活动中人的“利己”行为进行合理性论证，并以此为原点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提供理论依据。

(三)“理性人假设”的理论缺陷

虽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据实践的发展对“理性人假设”做出了诸多合理性论证，但这并不能掩盖该假设中存在的种种内生缺陷。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件事交给刑事法院、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监督去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理性人”这一抽象概念作为考察对象，就必然“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劳动者作为“利己”的经济环境下绝对的弱势群体，必然被排斥在“对等”的交易关系之外，这正是“理性人假设”内在缺陷的根源。“理性人假设”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是异化的。“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内涵是这样表现的，其前提:一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历史传统，人的本质是理性的;二是人在经济活动中理性的表现就是“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因而推导出结论:人的“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的“逐利”行为就是人的本质，这样的人就被定义为“理性人”，而不这样进行经济活动的人不在经济学的考查范围［4］。一旦将“逐利”行为等同于“人的本质”，那么凡是“不理性”的行为就是对人的本质的剥夺，这不仅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所不允许的，也是道德伦理的评价所不允许的，资产积极经济学家也因此站在了现实和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也就是“理性人假设”在西方社会的经济学研究中始终长盛不衰的根源，通过这一套逻辑的论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成功地将“逐利”这一经济意义上的人的特性同人的理性本质联系起来，将人在经济活动中展现的特殊性与人的本质的普遍性混为一谈。这无疑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且根据的观点，这一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有过多次论证，马克思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只有在这一层面对人的本质进行考察，才是真正科学的认识。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人作为类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这一活动真正区别了动物与人，也真正地表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而“理性人假设”正是恰好忽略了这一层能动性的因素，仅仅将从事经济活动中的人看作是“逐利”的、缺失特殊性的主体，更深一层的批判则在于，“理性人假设”将人的本质限定在“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单一的“逐利”目的之中，就看不见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真正可以表彰人的本质的创造性活动，看不见经济社会运行中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理性人假设”仅就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逐利”进行规定，而不考察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将追求利益作为最重要的动力，这种追求利益的行为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就会造成社会道德的滑坡，不受道德和伦理约束的经济行为必然纵容人的自私与贪念，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恶果。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课程建设的举措

(一)用政治经济学立场批判

“理性人假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造就“理性人假设”的西方世界，其核心价值观则是个人主义。“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内核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不统一，而“理性人假设”的内核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在社会意识上的反应，是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领域人的价值判断。诚然，“理性人假设”能够进一步激发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理性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励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唯一出发点，这就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忽视了社会弱势群体在追求群体利益中的差距，就必然会导致资本家对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与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5］。

(二)把握“理性人假设”课程的意识形态导向

课程思政以专业课为核心，将意识形态工作深入到专业课教学的方方面面，其目的是实现学科教育与思政政治教育的结合。在教学方法上，课程思政教学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是刻板地说教会适得其反。这就要求教学过程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知识教学中，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讲授法、分组教学、案例教学法，启发互动式教学、角色模拟教学法，运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大力开发课程资源，将复杂问题具体化、简单化，提高教学效果，突出课堂的专业性及德育育人功能。

(三)加强“理性人假设”授课教师理论能力和教学能力建设

财经类高校的教学活动仍然以讲授型教育为主，教师是课程的主导力量。教师对思政建设的重要作用不言自明。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主要建设者和授课的主要执行者，对改进课程内容、优化课程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理性人假设”的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要着力培养财经类高校教师的工作责任感和育人信念感，充分发挥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提升育人实效，培养有担当、有信念、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结束语“理性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唯一出发点，这就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忽视了社会弱势群体在追求群体利益中的差距。因此，在“理性人假设”的课程开发过程中要突出丰富的思政元素，结合“理性人假设”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教育，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赵海月．“大思政”育人为本意涵研究———以管理学门类“课程思政”的建构为例［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40(2):47—53．

［3］王印红，吴金鹏．对理性人假设批判的批判［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6):193—199．

［4］水丽淑．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后现代困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3):1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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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企业理论 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其中缺乏支配企业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仅局限于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在解释企业长期规模调整状况时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针对现代企业关系，力求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间寻求合适的剩余权利分配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经济发展的趋向应当是由各种形式高级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占有非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生产效率。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对知识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的论述等可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有力的补充。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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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铭洁.论《资本论》中的企业性质—马克思企业理论与西方企业理论的比较分析[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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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研究 方法论 思考

一、关于金融研究方法论的概念理解

（一）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概念

关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定义有两个：定义一，科学研究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定义二，科学研究方法论是指方法的科学或方法的有序安排，使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方法论提供了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的基本原则。方法提供了如何进行一项具体、个别研究的技术和路径。这是方法和方法论的区别。

（二）关于金融学研究方法论

首先，在逻辑上认为金融学属于经济学，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从而可以推出得到金融学也具有科学性。其次，经济学的核心是理性经纪人的假设，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则。金融学的方法论是用近似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活跃的市场中价格是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得到的，需求曲线上每一点都是消费者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均衡点，供给曲线上每一点也是供给者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均衡点，二者相交得到市场均衡点和均衡价格。价格变动是由供求双方变动一起决定的，所以我们应该分析供求双方行为的变动，这点上又回到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供求双方是各自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化，所以关键是分析供求双方约束条件和效用函数。

二、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二之战后的20年，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与金融理论基本上是互相分离的。金融学的思维方式经历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验证解答的逻辑思考过程，其思维过程仍然是：“归纳现实，从特殊到一般提出问题；再演绎一般结论，从一般到特殊来验证理论的过程”。纵观金融学的发展历程，主要运用了如下三个方法。

（一）科学抽象法

科学抽象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逐次形成概念、范畴、规律及一般原理的认识过程，是从经验到理论，从旧理论到新理论的必由之路。

科学抽象的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分析能力先将多样性统一的事物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和方面，然后从中排除其非本质的、次要的和偶然的成分，抽取出某一部分和方面或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质规定。在第二阶段，认知主体运用其综合能力按照不同部分和方面的本质规定的内在联系，将它们连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达到思维中的具体。

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马科维茨首先抽象出单个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为某收益率出现的概率，风险可以用收益率的变动幅度（即方差）表示，这就是从感性上的具体上升到抽象。针对用马科维茨模型选择资产组合需要进行大量繁复的计算这一缺陷，威廉・夏普在1963年提出了单指数模型。在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在无效性的投资组合与其他个别证券的风险与收益条件下，资本市场线很难对其收益与风险进行衡量。为此，证券市场线的模型描述了在市场均衡状态下，风险证券或组合的期望收益率是它与市场组合收益的协方差（风险）的线性函数。无论单个证券还是证券组合，均可将其贝塔系数作为风险的合理测定，其期望收益与有贝塔系数测定的系统风险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个关系以E（rp）为纵坐标，βp为横坐标的坐标系中代表一条直线，这条直线被称为证券市场线。

（二）实证法

实证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包括测量在内的观察获得的“真实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现代市政主义的观点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这被称之为逻辑实证主义，并在20世纪初成为居实证主义哲学。

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能够直接观察或测量的事物才应该引起科学的注意，而不能观察或测量的事物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尽管经济学家不赞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对其他哲学的排斥，但它们对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影响。实证主义影响经济学的一个方式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多地强调测量和数量表示，经验分析和估计至少从使其成为更为实证主义的推动下获得部分激励。实证主义影响经济的另一个主要方式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实证性知识的价值知识上，而规则性知识则极为不同。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影响经济学思想的第三种方式是在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强调客观性的重要性。即实证主义哲学在强调提供以支持一个描述性结论的重要性时，认为个人的判断和感觉是模糊不清的。

（三）数学分析法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表明，数学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在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经常需要对经济活动及其数量变动规律作定量的分析。对经济问题的定量分析，需要解决一些共性问题；提出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及度量方式，确定表现研究对象的经济变量（如用GDP的变动度量经济的增长）；分析对研究对象变动有影响的主要因素，选择若干作为影响因素的变量；分析各种影响因素与所研究经济现象相互关系的性质，决定相互联系的数学关系式；运用科学的数量分析方法，确定所研究的经济对象与各种影响因素间具体的数量规律；运用统计方法分析和检验所得数量结论的可靠性；运用数量研究的结果做经济分析和预测。对社会经济问题数量规律的研究具有普遍性，计量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这类问题的经济学科。

三、总结

现代金融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基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学在大量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后，其研究方法的范式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实际上，经济学的发展进步正在为金融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了比较科学的分析工具。因此，我们就需要运用更加精密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运用数学模型帮助我们在更高的程度上将直觉变为理论。我们承认科学的思想很重要，但思想的科学性性必须要靠正确的方法来进行证明。可以这样说，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在更为坚固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并且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益[D].1991（1）.

[2]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D].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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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经济学的建构与创新必须遵循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经济学的精神品格是经济学发展的内在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在当代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必须鲜明地呈现出自己的精神品性,即实践性科学性人文性和本土性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学要在世界经济学领域立足并有所作为,更要融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

经济学的精神品性是经济学发展的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国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融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鲜明地呈现着自己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品格

1.实践性——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与内在追求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与主张,也是哲学的内在灵魂中国经济学所凸显出的这种实践品性是指经济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阐释及构成关系这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属性和合理评价经济学当代社会意义的重要前提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领域具有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

中国经济学从诞生到今天,历史虽短,却始终充溢着浓郁的求实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经济学最初从西方导入之时,就有“经世之学”“富民之学”“强国之学”之称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引发的救亡图存的迫切形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经济强国”“实业救国”等求实致用性色彩不仅如此,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学问获取知识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大量借鉴采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也更强化了经济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步入工厂,步入田野,熔铸了中国经济学求实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在当代,经济学更是不断地及时地渗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和改造着作为经济学之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影响着人们行动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生活和边界,也难以确定经济现实生活经验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链如果说,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础上,它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问题视阈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源点和归宿

2.科学性——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与理性诉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建立在一般经济常识和依靠无确凿根据的经验与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和认识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研究和理性分析所获得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上的实证取向逻辑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的客观规律性,等等经济学这种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体制,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立足于社会实际,以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经验而客观地研究经济的现状,探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径,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学的根本使命

由于经济领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实体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经济学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经验假设”“变量语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来探求经济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解释与实证的方法科学与人文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实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对自然科学规律和模型的简单搬用,也不是机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机能来说明经济历史现实及人的能动行动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对经济现象将这些方法简章照搬,将无法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离现实也会越来越远

3.人文性——中国经济学根本价值的源点和归宿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仅将使经济学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经济学迷失“自我”从经济学的属性来看,“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经济学本身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证性,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问,它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经济现实,而且要从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出发来考察经济活动本身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所涉及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资源与效率投资与就业等每一环节无不蕴涵着人的因素和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归根到底是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文明,而且取决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进步因此,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经济缺乏人文的经济学是残缺的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

4.本土性——中国经济学从依赖性走向主体性的标志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经济现实与问题这是一种“民族意识”“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检验改进完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丰富人类和世界经济的知识体系

由于中国经济学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采用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教材培养学生,并以西方人的思维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生活这样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照搬模仿国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观察中的误差认识上的误导和文本间的误读因此,经济学的本土性取向,也可以说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是经济学从依赖性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标志

应该看到,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占据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处于边缘位置在此种背景下,中西经济学的对话与交流难免不对等,往往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处于中心位置国家的经济学文献总是被广泛讨论和引用,而处于边缘位置国家的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说,这种状况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造成作为这种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处于“强势”,而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则处于“弱势”,并容易造成自主性的丧失和被殖民化倾向这要求我们的经济专家学者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信心,在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比较与剖析中探寻经济的精微与要义,对世界先进经济理念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升发通过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理论开展平等深入的对话,正确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思想和新成就力求通过维护更新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摆脱中国学术的边缘化状态

二、中国经济学价值取向与追求

1.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经济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终究要回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经济学的起点和归宿经济学的这种实践属性表明,理论不再被概念所固化为抽象认识,理论总是在人类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动鲜活的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与丰富实践的本然结合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知识获取的路径中,可以获得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本然联系的重要启示这种探索将依照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性质,在实践领域而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去回答“经济究竟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不是仅仅以知识概念形态作出表述,而是以实践自身为目的,在践行中得以显然,并因此而体现一种基于实践导向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经济的理论与经济实践分离,根源不是在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性质上的本然统一性经济理论应当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实践品格,让经济实践活动完整地表达自身经济理论不应当是对经济实践的抽象反映,经济实践也不应当是对经济理论机械地应用,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总是表现在具体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并在参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成就并实现自身因此,经济理论不仅是理论的,而且还是实践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着什么,其意义也不仅在于得到一个概念认识的结果,还在于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就在参与和实现中表现出本然统一,经济理论亦在这种参与和实现关系中获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经济之作为实践的本性出发,在一个相当根本的层面上,经济理论应当有这样一种探索和建构,它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完成并实现于经济实践活动之中,它并不与经济实践相对立相分离,而是具有一种总是不可分割的本然联系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理解时,经济理论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也就跃然于我们眼前,经济理论与实践也才真正获得了本然的统一

2.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经济学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具有人文特征经济学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的研究过程上的实证性逻辑上的因果分析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客观规律性等表明它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但经济学又不仅仅是科学,由于经济学脱胎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经济学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人”,并且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由创新来实现而创新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它需要科学与人文两者相结合才能获得成效经济中的科学与人文是无法分离,也不应该分离,经济分析必须将人文性品格因素纳入其中

经济学本应是科学与人文相权衡的,二者不可偏废但在科学主义占主流的经济思潮中,道德伦理作为经济学的本身的属性,往往被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的知识,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两极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和经济学的数学化然而,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数学方法等)完全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无视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难免造成研究的表面化简单化,从而脱离经济社会现实对于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既有“看得见的手”,又有“看不见的手”有时,“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往往是“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介于科学工作者与人文之间,或者说介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也不应该分离的

3.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努力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也一再表明,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但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实际状况不同,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也就各具特色因此,这就存在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于借鉴和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以及经济治理的成熟经验,并以此作为创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相关理论的完善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经验在许多层面上都具有共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历经曲折发展至今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总结几经锤炼,因此,这些经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另一方面,在移植西方理论和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目前,与国际接轨已经在我国各界达成共识,但在接纳和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时,切不可忘记本国的传统和特征,要将西方经验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本土化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和移植西方的经济学说时,也必须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能动地将国际经验转换为本国的具体经济实践,而不能完全套用或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是与我国的市场欠发达,还处于完善和提高阶段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的过程也是两者不断寻求契合点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不仅要注意“本土”的要求,更要注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形成及其被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认可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中国经济要想与国际接轨,在走向和完善市场化的进程中就必须考虑开放性国际化的要求“本土性”不等于抱残守缺,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使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走向“现代化”只要是科学的理念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管理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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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二者理论渊源之间的比较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大经济学理论，二者在产生的时间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并且马克思经济学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具有非常深刻的借鉴意义。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和考察，在普遍的经济学者的观念里，以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问世作为西方经济学的起点，这是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契机。而马克思经济学是在19世纪的后期，?Y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逐渐凸显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马克思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被提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并根据当时的社会问题加入了一些具体的理论知识，二者在理论渊源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二、二者科学态度之间的比较

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理论基础，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再权威的经济理论也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但是，时代一直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而且不同的国家多面临的经济形势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应该在借鉴时持有科学的态度。马克思经济学中有一些内容是我国在借鉴过程中不能丢弃的，比如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尽管马克思经济学所处的时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本质上却是一样的。与西方经济学中相比，我国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十分健全，因此，我国在发展社会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合理的运用。

三、二者经济理论之间的比较

（一）经济增长的微观层面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是以价值作为理论的微观基础，以价值的补偿现象以及实物之间的替代作为主要的内容[2]。而西方经济学在微观层面的研究基础是价格，这与马克思经济学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前者将价值和价格作了明显的区分，而后者只强调了效用和均衡价格之间的区别，而对价值和价格却没有明显的区别。

（二）经济增长速率之间的比较

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容中，经济增长的速率的决定因素是工资和消费，其中，这种经济理论认为工资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的为工人提供工作的动力。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速率不仅受到利润率的影响，还受到生产技术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增长速率能通过利润等相关因素的函数进行表示。

四、二者制度理论之间的比较

（一）制度具有的重要意义

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制度的重要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交集，二者的交集部分即认为经济效率的增长，不是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这一个因素，还与制度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制度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二者都对制度的重要性作出了一系列的阐述。

（二）制度的范围和内容重点

从制度的范围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远远大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二者对制度的研究范围包括正规与非正规两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经济学对制度的界定排除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这样的制度定义是相对准确的，因为如果将道德层面的因素也归纳与制度的研究范围，会造成很多的经济问题无法界定。

（三）制度的现象与本质

西方经济学是从企业的性质与交易的费用的等因素作为研究经济活动的着手点，并通过一些理论和假设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相关影响[3]。但是这样对经济活动的研究并没有联系现象的实质。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的性质等相关因素的延吉u，既涉及到了表面的现象，更对现象背后的实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