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意义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族文化的意义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民族 文化 意义

随着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室内设计专业成长起来，并逐渐成为独立的专业，成为新兴的日新月异的行业。国际室内设计界思潮叠起，流派纷呈，涌现出大量设计名流及其杰出的设计作品，把建筑的功能性和艺术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样民族风格的新发展是一件让我国设计师们共同追求的课题 ，要是盲目的发展民族风格，不加创新在现代社会只会让设计走向偏离发展的道路。新风格的出现也是新文化到来的预兆。适当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地域文化特点是为了将来、未来给子孙们留下一些历史的痕迹。运用传统的文化思想的香味，结合今天的科学技术创造出的作品自然会产生新的民族文化和风格，她的世界文化既民族综合创新探索追求。现代世界室内空间设计流行的风格就是民族共存，共追求的新风格。

一个好的设计师是将自己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融入设计之中，材料和技术的大同化并不能代表设计风格和思路的大同化。 对传统的认识价值，包括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科学史、技术史、教育史等等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的历史。现代室内空间设计是一部存在于空间环境之中的大型的、直观的、生动的、全面的史学书。

设计师本人就是一个比例尺。无论在任何环境里必须拿出这个比例尺（原本比例），对所处的空间进行比例、尺度的比较分析，时间长了自然成了一种职业的习惯。设计意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对空间、环境、形态、比例观察而产生的一种职业习惯。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由形式上的层面上升到精神内涵层面的时候，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就代表了中华人民的审美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用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有些是可以直接应用：而有的则进行有理有节选择。这是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应用的两个方面。现代室内设计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扩融了现代设计语言，丰富了文化内涵。包含时代意义的传统文化特性正适时的靠向主流，将会建立起新的现代室内设计，我们将以新的积极的姿态应对外来文化在精神上的漫无边际的倾销。

要改变、引导全社会对传统观念的新认识。在现实的环境里找出一条中国民族风格的新表现方法。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国人的建造物里面肯定有适合今天社会文化的精华，努力去寻找定会找出新的表现形式，寻找它为民族风格的发展发行了一张在空间设计领域中跨进21世纪室内空间设计的门票。

在室内空间设计中要是一味的去抄去搬，这样是设计的一大忌事。只有把传统的和时代的东西合理的融合在一起，它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消化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时代风貌。这就是设计者今天要追求的时尚，它既要强调历史性、文化性，同时还要产生时代性。

认真对每一个细节进行分析，是对一个设计师的设计水平综合评判的唯一标准。把握整体大方的形态，仔细刻划是势态、形态、姿态加强的重要视点。新一代设计师追求的应该是去掉镜框的作品，有新的构思。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 义素分析 民族文化语义 文化特点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它的生成和发展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受文化的制约，而它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对语言符号系统本身的影响，对语言观念、语言思维与表达的影响，以及对语言习得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文化载体功能。它反映、记录、存储民族文化成果，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是一种创造活动，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一个民族的语言创造过程也就是精神创造过程。语言能够反映使用该语言民族的文化特征，这在词汇语义层面上显得尤为突出。两种语言中具有共同概念意义的词汇在民族文化语义上呈现出各自语言的文化特点。

一、义素分析与民族文化语义

义素分析法作为语义学的一种研究手段，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将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词义放在一起对比，提取对立的

语义成分，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的和不同的义素。义素分析的方法可以使语义描写形式化、精密化，有利于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有助于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的研究，是分析词义的科学方法。

语言国情学理论认为任何语言的的词语中都会有一定的民族文化成分。词语由词位和义位两部分构成（如下图），词位是词的形式，义位是词的内容。词的一个能够独立运用的意义所形成的语义单位叫义位，义位由若干义素组成。义素是义位的构成因素，它是从义位中分解出来的最小的语义单位。词的义素分为概念义素和非概念义素，前者构成词语的概念，后者则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联想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表达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感情上的反映，从广义上显示特定语言社团的社会文化特征。非概念义素又分为社会性义素和个人性义素两类。前者在某语言社团内为人所共有，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后者则属于某个人所有，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社会性义素包括跨语言义素和民族文化义素。跨语言义素是不同语言间共有的义素，民族文化义素为某语言及其社团所特有。［1］

民族文化义素构成词汇的民族文化语义。在某种语言的词汇的语义中，除本身意义之外，那些反映该语言使用国的国情和文化的语义被称为民族文化语义。将义素分析的方法引入两种语言词义的对比中，将词汇的义位分解成义素后对比，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揭示出两种语言的民族文化特点。下表中列出的是汉语中“熊”和俄语中“медведь”各自的民族文化义素。

1.兽医用麻醉枪麻倒棕熊，18位饲养员一起用力拉动绳子，终于将这头重300多公斤的笨熊慢慢“吊”了出来。（《新民晚报》2004年2月9日）

［Городинчий:］Экие косолапые медведи стучат сапогами!(Гоголь，Ревизор)［市长:］你们这两个笨手笨脚的家伙，干嘛把皮鞋踩得咯噔咯噔响！

2.宁养一条龙，不养十个熊。(谚语，比喻不收罗为数众多的庸才)

3.Видеть медведя во сне――значит быть свадьбе.梦见熊意味着快要举行婚礼了。

4.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歇后语）

5.虎背熊腰

Медведь неуклюж，да дюж.熊行动笨拙，但力大无比。

6.熊罴入梦（成语，梦见熊是生子之兆）

7.жить，как медведь像熊一样生活（转义：离群索居）

Крюкову уже тридцать пять，а он все еще холост и живет один，как медведь в берлоге.(С.Скиталец，День Черновых)

克留科夫已经35岁了，但依然是单身，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由此可见，通过义素分析的方法可以使每个词汇的民族文化义素一目了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语言中某个词在民族文化语义上的异同。

二、词汇民族文化语义关系的类型

在不同语言中具有相同概念意义的词汇，有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民族文化语义，有的具有相互矛盾的民族文化语义，有的一方没有民族文化语义。这里我们用民族文化语义偶合、民族文化语义冲突、民族文化语义并行、民族文化语义空缺来概括俄汉语词汇民族文化语义关系的四种类型。

（一）民族文化语义偶合

尽管每个民族具有独特的文化，但人类毕竟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人的自然生活条件、人的思维方式具有相似之处，因此会出现两种语言词汇民族文化语义相同、相似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民族文化语义偶合。如：俄汉语中“铁”железо都具有“意志坚强、坚定不屈”这一民族文化语义。

（二）民族文化语义并行

在两种语言中理性意义不同的词汇却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民族文化语义。尽管两种语言的表达形式不同，但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相同。这被称之为民族文化语义并行。如：трусливый，как заяц中的заяц（兔子）和“胆小如鼠”中的“鼠”都具有“胆小”的语义。

（三）民族文化语义空缺

民族文化的差异导致不同语言形成不同的词汇系统，而不同的词汇系统使得两种语言的词语和意义难以一一对应，从而产生词汇或者某一词义空缺现象。

民族文化语义空缺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一种语言独有的词汇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语义，而在另一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这种词汇只能意译或者音译。如：сарафан译作“萨拉凡”，有时还需要加上解释：“俄罗斯民间妇女穿的一种无袖长衫”。

第二，概念意义相同的词汇，在一种语言中具有某种民族文化义素，在另一种语言中不具有这种民族文化义素。俄语中дуб是“力量、豁达”的象征，而汉语的“橡树”则没有这种民族文化语义。如：В сущности，самая богатая невеста во всем уезде，но маленькая такая редька，что никто не захочет связываться.(А.Чехов，Иванов）（实际上，这是全县最富的待嫁小姐，但是任性、凶狠，没有人敢上门。）由于汉语中“萝卜”（редька）没有任性、凶狠的语义。为了让读者明白，此处需将“редька”意译成“任性、凶狠”。

（四）民族文化语义冲突

有时两种语言词汇民族文化语义包含的感彩相反，会引起截然相反的联想，我们称之为民族文化语义冲突。如：俄语中的сорока象征“饶舌者”、“贼”，而汉语中的“喜鹊”则是吉祥、幸福、喜事的象征。

三、结语

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可以使用义素分析的方法对两种语言词汇的民族文化语义进行对比分析。俄汉语词汇的民族文化语义关系存在四种类型：民族文化语义偶合、民族文化语义并行、民族文化语义空缺、民族文化语义冲突。

篇(3)

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生产规模和发展水平，影响着文化的生产方式、发展理论和服务内容。现代高、精、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直接刺激了人们精神消费需求的快速释放;不仅为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表达方式和多样的展现路径———通过电子信息技术、虚拟网络等对具体文化事项进行模拟、呈现、体验、感知等，增强了文化消费过程中的互动性和体验性;通过大众传媒和新媒体的全面覆盖，快速激发大众文化消费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生产———文化体验———文化消费”的贯通。反之，文化的每一次进步与创新，都为科技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智力支持。特定的文化思潮引领特定时代的社会风气，为科技的生成与发展提供环境和土壤，为技术的进步提供资源和文化想象力。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禀赋丰厚，各民族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生活习俗、节日庆典、服装服饰、生产生活方式等，构成了丰硕多彩的民族文化集合，极富地域特色和文化感染力，塑造了和平、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现象。知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民族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蕴含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发展潜力。要实现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积极转变传统发展方式，探索不同发展路径，促进民族文化自主创新。不但要深入挖掘多样性民族文化资源的独特内涵，更要注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服务、营销等手段，提高民族文化发展活力，实现民族文化遗产和资源的有效保护，增强民族文化表现力，扩大民族文化传播范围和辐射力度，满足民族发展的文化诉求，实现民族发展的文化权益。科技发展倡导批判和创新的精神理念，这种精神和理念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极大促进了文化发展过程中对固有传统的突破和摈弃，引发文化在生产、消费、传播等方面发生显著变革。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需要打破传统族群意义的固有边界，通过文化传承、文化交流、文化整合等过程，最终实现民族文化的再生产。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发展趋势，促进了传统民族文化对现代社会环境的不断适应，在文化、科技、信息、经济等要素的互动融合中，改变和丰富着民族地区的群众文化生活，构建出新的民族文化形态，推动着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就民族文化遗产和各类民族文化事项而言，它们不仅是对各民族历史发展、文化脉络的最直观展现，更是民族文化获得创新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科技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的运用，有利于切实增强对民族文化遗产和重要文化事项的保护力度，有利于建立全面、规范的民族文化遗产、信息数据库和资源平台，在正确处理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民族文化传承利用途径。

二、民族节庆对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

民族节庆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为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活动。随着时代的更迭、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节庆也历经演变，逐代传承。在各民族自身及其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聚集了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的各类节庆，成为集中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伴随着近年来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民族节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是各民族地区营销民族文化、发展文化旅游，进而提升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重要途径。民族节庆凝聚了特定族群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规约他们的和伦理道德，是民族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节庆具有强烈的文化功能指向，它集中展现了特定民族的传统生活和习俗规范，作为一种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不断构建属于特定族群的意义体系和文化体系。因此，民族节庆的过程就是民族文化整体系统动态演变发展的具体表现。在节庆中，被相对固定了的、有着特定程序和要求的各种仪式，成为该民族原始禁忌、和社会规范的表达，在成员之间传递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观念、社会秩序和行为范本。通过参加节庆活动并遵守共同的习俗规范，族群成员间构建起了特定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这些具有强烈公共性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成为一个民族生存意义的来源和生活秩序的基础，构成该民族思维和行动的坐标。民族节庆在族群内部和群体之间不断传播和展现，通过在特定事物和具体行为中寄予公共情感和抽象价值，传递和表达属于特定民族的精神信仰和民族品质。于是，民族节庆成为民族精神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有形体现，包括思维观念、行为模式、审美情趣、社会关系等在内的民族文化要素就这样通过节庆活动中的各种仪式、规则、程序等得到充分展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族节庆的发展演变史，就是其所对应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史。民族节庆活动的举办，为个人、群体、社会提供了相互沟通和了解的公共世界，提供了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共有空间，通过在特定时空内对一系列文化事项的呈现、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和文化意义的体验，在民族地区与地方社会之间搭建起对话的语境和交流的平台，为民族文化的自体传承并获得他者的社会认同提供了有效途径;不仅保存和再现了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和精华，更为民族文化、地方文化进入现代、主流社会环境从而进行文化博弈提供了重要机遇。民族节庆的发展变化就是民族文化发展变化的最直接反映。随着西部地区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社会交往范围快速扩大，民族节庆的主题内容日益丰富，表现出传统民族文化中不同文化意义的消融、扩展以及新文化内涵的增加;节庆活动参与和覆盖的范围逐渐扩大，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展现了各个民族群体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互动与交流，体现出文化持有者不断增强的文化自觉力和文化包容度，反映了不同群体、地域、社会间日趋开放、互惠的社会交流与整合态势;而商贸、会展、金融等多重元素的日益凸显，则说明了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功能的突破，它参与着整个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从根本上发挥着文化整合与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西部地区受地理、历史、文化等条件限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科学技术相对落后，人力资本比较匮乏，构成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较大阻碍;而民族地区社会对外开放和交往程度相对狭小，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给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双重困境。如何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平衡，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在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发扬民族文化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促进文化经济优化创新，有效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切实保护和增强民族群体的生存利益和文化权利，成为西部各民族地区亟待解决的发展问题。对文化产业，尤其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的探索，本身就是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一个有效尝试。借助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不断挖掘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与旅游、传媒、出版、演出等产业门类充分融合，塑造了多元的民族文化产业表现形式和产业业态。其间，以民族文化观光、体验、互动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旅游业获得爆发性发展，成为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快速起步和发展的重要平台。以民族节庆为典型代表和重要内容的民族文化产业，极大促进了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与经济的有机互动，通过快速增强和提升民族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培育文化市场快速形成，带动文化消费兴起和繁荣，提升了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发展品质。在现代化经济浪潮和文化浪潮的冲击下，民族地区社会不断变化，民族文化及其载体赖以生存的生态语境、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民族文化发展亟待创新与突破，西部地区文化产业也面临增强内容建设、创新产品生产、推进资源转化、扩大消费市场、改进服务模式、融合先进技术等重大挑战;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生产、重构和整合，又反过来对文化载体和文化发展模式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民族节庆作为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和民族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势必需要在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中实现变革与创新，通过对产品、资源的重组与配置，对表现形式的变化与调整，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的结合与运用，发展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文化经济发展方式和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平台。

三、西部地区民族节庆的科技创新与文化发展

现代社会，科技对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而文化与科技的互动融合，则成为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成为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标志。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就是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过程，文化产品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是当前社会文化系统发展进程的重要反映，不仅定位人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规范其所处的位置，而且传达了特定社会阶段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展现着人们对文化的态度，并表达着他们共有的理想和追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正是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带动了文化意义的传播和转移，借助各种形式的文化消费，使得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取向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是把可利用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相应的文化产品，通过投入产业运行，实现从生产到消费的贯通，最终实现价值交换和效益兑现。就民族节庆而言，它不仅是一种文化传统、文化资源和文化符号，更是一种具有特殊性和差异性的文化产品，有助于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促进民族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节庆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庆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升华，无论是节庆旅游产品的创意设计、文化事项的传播呈现、民俗风情的参与体验、文化消费的引导培育、文化服务的改进提升，都是为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获得话语权做出的积极努力。民族发展是一个整体性问题，与民族文化、民族经济、人的全面进步密切相关。尽管经济水平仍然对文化发展起根本性的制约作用，但文化权利的争取也势必会为民族经济创造宝贵机遇，从而促进民族的整体进步。民族节庆一方面是满足特定群体一系列文化诉求、传承文化传统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民族群体应对主流文化发展冲击，保护和增强民族文化权利，进而维护其生存利益的重要手段。通过在节庆中坚持、展示、宣传一系列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传统行为，增强其在全球同质化发展趋势和主流文化侵蚀中的文化辨识度;通过塑造能动性强、传播力广、特色鲜明的文化形象，打造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节庆品牌，加强民族文化自信度与自觉力，巩固其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从根本上维护和促进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现代科技的全面进步，对文化经济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文化产品的各个环节，在催生出一大批新型文化产业业态和新型文化服务模式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产业和民族文化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数字影像、声光多媒体、LED显示等技术在民族文化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相关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提升了各个领域的发展活力［3］。民族节庆的科技创新，就是以多样性民族文化资源为依托，积极探索和尝试与科技、艺术、管理、营销等要素的有机互动和创新整合，全面提升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和活动力，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机遇。民族节庆的科技创新，是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文化经济的改造过程，是提高创意设计、娱乐休闲、会展商贸等节庆内容科技含量的过程，是为民族文化创新提供强大技术支撑的过程，更是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增强民族文化传播功能，构建有线和无线全覆盖的民族文化现代传播体系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族节庆科技创新的实质，就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革。在各类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营销手段的能动作用下，民族节庆的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各种影像、显示、传播、网络、营销技术的运用，使得民族文化内涵的展现和文化意义的传承突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由最初的“口传心授”、“心领神会”转变为现代的“网络推介”、“远程记录”;由原来的“在场展示”、“在域传承”扩展到现在的“在线营销”、“在网传播”。新兴科学技术的全面介入，催生了文化产品的创新生产，丰富了文化活动的体验方式和表现形式，提升了其艺术表现力和文化附加值，增强了文化参与者获得体验的深刻性与敏锐性，使得民族节庆由传统意义上文化生活的组织者转变为现代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倡导者，使得文化消费成为文化传播的又一全新途径，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展开而快速延展。这些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不仅提升了民族文化的本土影响力，而且增强了其他群体和社会对它的认可度和认同感，为民族文化在更大范围内表达合理权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民族文化传播的崭新格局。对民族节庆科技创新的探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1)信息存储与产品生产创新。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加强对信息、资源的提炼梳理，建设节庆文化资源数据库，构建节庆文化、节庆资源、节庆遗产、节庆档案、节庆经济等各类信息的数字存储体系，提升相关文化产品的创造力;同时，充分利用高清、多媒体、虚拟展示、3D/4D技术、激光显示等高科技，提升民族节庆的艺术表现力和文化感染力，增强民族和节庆文化传播的生动性和有效性。(2)平台搭建模式创新。积极创新和拓展文化传播平台，开展针对数据库、信息中心的版权保护、在线下载、广告营销、在线娱乐、网络交易等内容的建设，实现网络信息与资源的共享利用，促进民族文化传播平台多元化发展。(3)娱乐和体验方式创新。以移动多媒体、手机报、数字出版、网络电视、数字电影、动漫、网游、虚拟演出等技术手段为依托，打造符合现代人审美体验、娱乐参与、休闲互动等需求的多种文化体验方式，削弱群体间的文化隔阂感，增强民族文化传播过程的针对性和互动性。(4)文化消费创新。加快对各类先进通信和网络技术的转化应用，积极开发基于移动、数字等具有不同传播特点的新型节庆文化产品和衍生产品，扩大节庆文化消费的内容和范畴;以移动互联网媒介为核心，推动数字内容体验消费，促进节庆体验、文化娱乐、远程直播、APP平台、微信和微博客户端等多种新型节庆文化服务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4］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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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由三个层次构成,即物质层次、心理层次和体制层次。民族化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自身的文化,那它离最终消亡也将越来越近,只有使民族文化更好的传播和发扬才能使整个民族取得长足发展。体育本身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有其独特的魅力和存在的必然性。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许多民俗活动都受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种由几千年前传承下来的生活节奏的影响。从远古到现在中华民族始终遵循着节令来生活,而伴随着这些节令也出现了很多相应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像春季的郊外踏青、端午龙舟竞渡、重阳登高、春节期间的舞龙舞狮、踩高跷表演、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回族青少年放牧时“打篮子”“赶毛球”活动演变而来的木球、广西河池地区壮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板鞋竞速运动、流行在侗族、壮族、仫佬族等民族中的勇敢者的运动抢花炮,至今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并时常开展这类运动。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仍在潜移默化地指导和促进大众体育的发展,有很多现代很流行的运动方式都是从民族体育文化中所改善和演变过来的,更适宜现代人民的参与和组织。从当前认识上讲,西方体育一般是以奥林匹克运动为核心的一种文化,其所追求的“更快、更高、更强Faster,Higher,Stronger”,是不断挑战人类极限,追寻人类的极限在哪里,而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东方体育运动则要追求的是人来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程度、类型的体育活动是人类所需要的并且对人类自身有益的。东方和西方的体育文化对于人类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起着重要意义的。

2我国民族文化对大众体育的影响

我国56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体育文化,这些文化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就可以使现代社会文化取得长足发展。这个道理对于体育文化同样适用,我国民族文化对大众体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培养不同民族对体育文化的认同度,从而提升大众体育参与度。要使人们自觉自愿地参与到大众体育中去,首先要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对大众体育产生一种认可,了解并认识到大众体育对自身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停留在以前强身健体的层面上,而是从文化的角度使人们的思想层面都得到极大的提升,认识到参与大众体育不仅仅对于自身,更多的是对于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例如对于气功、太极、木兰扇等体育运动项目的学习就可以起到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2)利用大众体育作为媒介,使我国民族文化得到更广的传播,使世界范围内都可以了解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体育的传播是没有国界的,而我们正好可以利用大众体育的这点优势使我国的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如勇敢者的运动抢花炮、彰显力量的运动押加、具有极高健身价值及娱乐性的高脚竞速都可以经过改良,在有极强健身价值和娱乐性上做到统一。而这些也融入到现代人们的生活中,为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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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文化语义基本相同

汉英两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传统，英汉两种语言都是丰富而又发达的语言。英语、汉语都有很多极富民族文化语义的词语。然而，事物本身的属性是一致的，人门对某些事物及其现象的认识能力大同小异，因此，英汉对应词的民族文化语义有共性，其民族文化语义基本相同。例如，汉语中的“狼”和英语中的wolf具有基本相同的民族文化语义，两者均可表示“残忍凶暴”或“贪婪成性”。汉语说某人“狼心狗肺”，则是说他心肠狠毒，忘恩负义;说某人“有狼子野心”，则是指此人如狼一样，毫无良心。此外，汉语中有色狼之说法，英语也有类似说法。又如，“狐狸”和fox，有相同的民族文化意义，两者均表示“狡猾”、“多疑”。例如，英语的cunning as a fox和汉语“像狐狸一样狡猾.，英语an old fox和汉语老狐狸均有“老尖巨滑、诡计多端”的民族文化意义。

同样，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同一词语在构成比喻中具有相同的民族文化语义，如，英语的“stone-hearted”和汉语的“铁石心肠”英语的”meek as a lamb“和汉语的“驯服得像羔羊”英语的“light as a feather”和汉语的“轻如鸿毛” 英语的“pure as the driven snow”和汉语的“洁白如雪”，英语的“sweet as honey”和汉语的“甜如蜜”等等。

二、 民族文化语义部分相同

汉英语言中有些对应词，其民族文化语义只有部分相同或相似，即对应词只在某些方面其民族文化语义相同，而在其它方面则不同。也就是说，在汉、英两个民族的文化中，对应词语在某些方面会引起共同的联想，而在其它方面却会引起不同的联想。就民族文化语义相同的方面而言，它们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相同点;而对于在其它方面所引起的不同联想说明了汉、英两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即不同的民族文化存在着个性的差异。以上这类词语不少，如，英语的“rose”和汉语的“玫瑰”在西方和中国有着相同的文化语义，即都象征着“爱情”。但是，在英语成语under the rose中，rose的民族文化语义却是“秘密、沉默”的象征。再如，owl和“猫头鹰”在英、汉两种言中都有“不吉利、凶兆、死亡”的民族文化语义。在中国文化中，猫头鹰俗称“夜猫子”由于它在夜里发出凄历的叫声，所以被人们将其与“倒霉、厄运、不吉利”等联系起来，并被认为是一种不吉利的鸟。它落到谁家，谁家就要遭殃。民间有忌讳“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其意是指猫头鹰能带来厄运。这就是英语、汉语中对应词语owl和“猫头鹰”的共同的民族文化语义。但是，英语却有汉语没有的“精明、智慧”，“神情严肃的人”等民族文化语义。

三、 民族文化语义不同或截然相反

汉英语言中对应词在各自的文化中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语义，有些语义在不同的文化中大相径庭，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由于英、汉语言是使用这两种语言的社会成员的不同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的产物，而英、汉民族在认识、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与英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差异很大，这就决定了英汉民族文化语义的差异性。除此，英、汉两民族的不同，以及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决定了英、汉语言中的对应词的民族文化语义差异。如:“西风”和west wind在汉英两种语言中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语义。当西风吹起来的候，英国正是春天来临，万物复苏的季节，而中国，则正至深秋或隆冬。

再如，“龙”与dragon在汉英文化中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语义。在汉语中，“龙，，象征吉祥、尊严、权力等，如，“龙凤呈祥”，“龙颜”，“望子成龙”等等。中国人甚至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称“龙年”为大吉大利之年。然而，在英语中，dragon却是“神话中的一种妖怪，口吐火焰，全身长鳞，长有双翼，爪子和长尾”，象征邪恶、灾难、凶狠等。A dragon year就是a disaster year(灾年)。注意到了西方dragon的民族文化语义，在翻译亚洲“四小龙”时，就译成了four tigers，因为英语的tiger有褒义的民族文化语义。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能把自己文化中的某一意义套用到其它文化中。

四、 民族文化语义只在一种语言中存在

篇(6)

（一）关注儿童的人文精神需求人是物质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的共同体，物质性存在使人得以生存，而精神性的存在则使人得以有意义的生活。物质性存在对个体的成长固然重要，但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需求也必须得到满足才能成长为完整人格的人，而这必须依赖于文化，离开了文化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不仅应该关注幼儿作为物质性存在的工具性需求，还必须满足幼儿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文精神需求。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且内容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本民族儿童珍贵的文化资本，节奏丰富的板凳舞、婉转动听的八音坐唱、朗朗上口的敬酒歌以及内容丰富的节日都是布依族、苗族儿童表现自我、增强自信心的重要途径。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丰富的民族艺术只有在民族节日一些特殊的场合儿童才能有所接触和感受，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开展无疑给予了儿童一个展示自我、彰显个性的绝佳机会。因此，在开展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过程中在注意到儿童艺术特长培养，给予儿童生存教育的同时必须凸显民族文化艺术课程对儿童存在的价值，以实现其对儿童个性培养的重要价值。我们知道，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关注维度就是个性彰显，强调人之存在的自由和个性的彰显，因此在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注重对幼儿进行存在教育就在于把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作为目的，激励儿童形成不同的情感体验，启发和鼓励儿童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创造、自我超越，从而实现对儿童人文精神需求的关注。

（二）唤醒儿童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人是文化的人，人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必然把自我塑造成为“文化的人”。可以说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人的唯一本性。由此，个体一旦离开文化，离开塑造自我的文化将会面临着一种文化上的失语，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权，这样的人将会是一个没有精神存在的空壳躯体。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的诉求是强烈的但较为深沉且内隐，从而导致人们对儿童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的忽视。甚至于身处其中的民族个体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自我对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诉求，而这种精神诉求对个体自我精神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很多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本民族的服饰有着一种特殊的、深刻的情感，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情感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忽略了，但我们不能否认在个体内心深处这样一种情感的存在。而这就需要我们创造机会，唤醒儿童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并使个体这样的一种精神诉求在与民族文化不断的接触中得到满足。人类学家兰德曼告诉我们：“由于人有漫长的童年期，所以文化的掌握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在漫长的、必要的时间中，不仅必须及早接触文化，而且需要不断地接触文化。单纯认识文化制度和习惯本身是不够的，可以说，不仅必须熟悉文化的词汇，而且也必须熟悉文化的句法,要花大量努力去看透这个复杂的装置，并且有意义地运用它。如果靠本能而没有自己的贡献，就不能实现文化的移入。因此，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存在教育的开展是非常有必要且有价值的，它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工具层面上，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儿童及早地接触了本民族文化，而且提供机会让儿童不断地接触文化，从而时刻唤醒民族文化中个体的民族文化精神诉求，并给予满足。

（三）塑造儿童完整的精神人格完整的精神人格是教育培养个体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更是具有高包容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基本属性的普惠性学前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完整的精神人格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所需的生理性需求和精神上的满足；二是作为群体的存在所需的被理解、被需要等精神上的追求。普惠性学前教育追求的不仅是群体之间的高包容性与非排他性，其实也包括其培养对象即儿童个性人格中的高包容性与非排他性。而这样完整的人格塑造不是强调工具性的课程所能培育出来的，必须依靠人文课程特别是艺术课程的逐步熏染，而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的存在教育无疑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个体的生命本身，只有在与外界他人的交流对话中，才能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同时，在个体生命的历程中，各个人生阶段的角色及其与之相连的价值担当活动，能够给个体更好地诠释生命意义所在。因此，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的起点更应该努力引导儿童在人生伊始就建构自己的完整的精神人格。幼儿园的民族文化艺术课程把儿童从本民族文化这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中释放出来，既满足了儿童对自我民族文化的一个精神寄托，更促进儿童学会在与他人共同生活中超越自我的存在，从而避免因为片面的、孤独的个体存在而感知不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二、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儿童存在价值构建

正如石中英所言：“现代的教育归根到底就是‘生存的教育’，而不是‘存在的教育’。这种教育给予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意识和能力，却没有给予人们生存的理由和根据。其结果是，在现代教育的作用下，现代人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生存能力，但是却越来越对生存的必要性发生怀疑。这种怀疑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无聊、空虚、寂寞和无意义感，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生的幸福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教育特别是作为人生基石的学前教育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就不能只考虑作为“工具的人”，而更应该关注作为“目的的人”，即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实施不仅要考虑如何提高人的生存能力，而更应该关注如何增加人的存在意义。

（一）重视“人类的儿童”儿童不仅是作为“儿童的儿童”，而且是作为“人类的儿童”，儿童既分享着人类的尊严，又遭遇着人作为人的存在问题。教育儿童不仅意味着要帮助他们提高生存能力，而且要帮助他们提高存在的智慧；教育者不能仅以功利的眼光来看待教育，还应该以存在的眼光来打量教育。在民族文化艺术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把儿童看成是作为“儿童的儿童”，设置课程必须时刻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儿童还是作为“人类的儿童”，即儿童遭遇着其作为人的存在问题，诸如死亡问题、孤独的问题、自我认同的问题、自我归属问题以及自我价值问题等。民族文化对个体的内在价值是无限的，我们只有在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自我民族文化中得到滋养，实现自身文化建构和精神升华，人的心灵才会找到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人的自我存在感才会贮存在我们的生命血液里，伴随着我们走出有意义的生命之路。幼儿园的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于儿童的价值也深刻地蕴含其中，而当我们把极具个体存在价值的民族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渗透在幼儿园的艺术课程中时，这其实是一种捡其皮毛丢其内在的做法，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深刻价值没有更好地体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对象观，不仅把儿童看成是“儿童的儿童”，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与儿童认知方面的知识，我们更要把儿童当成“人类的儿童”，教予儿童关于自我存在的知识。

（二）重构“人类的教师”教师是教育的引领者，其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从来都是无可替代的。而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一方面取决于教师的学生观，即上文提到的对象观，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的自我意识。在现代教育中，整个社会，包括家长、学生以及教师本人在意识中都习惯地把教师进行“神圣化”、“功能化”，比如社会上盛行的一句话是：“为人师表，你应该怎么样”。也就是说因为你是教师，你就必须给其他人做一个良好表率，你就必须是完美无缺的、纯洁的、大公无私的等等。可人们却忘了教师也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着，而人自然是人无完人，有着所有人所具有的自然需求和本真状态。因此，教育要关注人的存在问题，教师本人必须要撕破“教师”这个“面具”，回到他本来的和丰富的人性状态，树立最为“人类的教师”的新意识。在幼儿园民族文化艺术课程中的教师也应该如此，尊重自我与幼儿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需求，敢于承认本民族文化中的糟粕，自信于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勇于接受他族文化的优秀部分。只有这样的教师才会意识到民族文化艺术课程对幼儿存在教育的重要价值，也只有这样的教师才会塑造出具有强烈自我存在感的社会新一代。

篇(7)

关键词：尧舜祭祀；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182-04

The Yao and Shun Sacrificial Offer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Ancient Times

MAX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Yantai University，Yantai，Shandong264005，China)

Abstract： The Yao and Shun sacrificial offering is one kind of way which realizes the nationality identity, contains the blood relationship identity and the national culture identity. The essence of Yao and Shun sacrificial offering was that the ruling class achieved the political identity through the national identity, maintained its political power the validity in the ancient times.

Key words： Yao and Shun sacrificial offering；national identity

尧、舜是五帝中的两位，在中国上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们不仅对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正因如此，后人祭拜尧舜。尧舜祭祀活动可以追溯到先秦，《国语・鲁语上》载：“有虞氏E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E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E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后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祭祀尧舜的活动一直延续。古代祭祀尧舜活动的持续性特点，表明研究尧舜祭祀是有意义的；目前尧舜祭祀研究的薄弱性，表明研究尧舜祭祀的必要性。臻于此，本文从民族认同视角入手，分析古代尧舜祭祀的含义，进而揭示其本质。

一、古代尧舜祭祀的含义

祭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祭祀是国之大事，不可偏废。祭祀尧舜成为后代朝廷庄严的政治活动之一。

历代之所以把尧舜祭祀上升为国家大事来对待，有深刻的内在原因。我们从尧舜祭祀的含义来看，古代尧舜祭祀是实现民族认同的一种方式，民族认同是本民族成员对其族属的认定，祭祀尧舜在民族认同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血缘认同。原始社会，各氏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同一血缘的群体构成一个氏族，若干个氏族构成一个胞族，而许多胞族构成一个族邦。尧、舜分别是陶唐氏和有虞氏两个族邦的首领，后人通过祭祀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其先祖的尊敬和怀念，这是其最基本的含义。二是民族文化认同。笔者首先对尧舜祭祀的第一层含义进行分析。

尧舜祭祀在血缘认同上的含义主要体现在先秦时期。如上文《国语・鲁语上》记载了有虞氏后人以舜为祖，祭祀舜时并郊祭尧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族邦间联系的日益密切和融合的加强，本族之间赖以维持的血缘关系日益疏远，本族名称作为一个族邦符号的意义越来越大，于是对本族的归属和认可变得更加重要。在这种背景下，周武王寻得舜的后代胡公，将他封于陈，对祭拜其祖舜。[1]（P1575 ）

史载两汉建立者刘氏出自尧氏，汉高祖建立政权后，置祠祀官，祭祀尧帝[2]（P81-82 ）；东汉章帝、安帝时，曾遣使祭祀尧帝。[3]（P3183、238 ）

王莽自称虞后，建国后，在明堂祭祀虞帝[2]（P4105 ）。曹氏建立魏政权后，也将其世系追溯到有虞氏，并在洛阳建立圜丘，祀圜丘时以始祖帝舜配。[4]（P583 ）两晋建立者司马氏也以虞舜后代自居[4]（P50-51），并沿袭魏国郊祭的礼仪，祭祀舜帝。[5]（P423 ）

北魏皇族自称出自黄帝，尧、舜作为黄帝之后，帝王祭祀尧舜的活动更加频繁，道武帝天兴三年（400年）、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年）、泰常七年（422年）、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太和二十一年（497年）[6]（P36、55、62、169、181 ），进行祭祀尧、舜活动。

从史料记载来看，先秦时期，尧舜祭祀出于对其祖先的尊敬和怀念，纯属血缘认同。到了后代，尧舜祭祀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血缘认同。两汉、莽新、曹魏、两晋及北魏祭祀尧舜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当政者对其祖宗的尊敬，属于血缘认同，但这是一种比拟的血缘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认同实际上起到了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体现了比拟血缘关系的特殊功效。这种特殊功效可以看作尧舜祭祀由血缘认同向民族文化认同过渡时所起的作用。

北魏以后，尧、舜作为某个族祖先的意义已经淡化，而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加以共同祭拜，这样尧舜祭祀的含义由血缘认同过渡到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是其它民族对某一民族文化的认可，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一般来说，被认可的民族文化在当时社会是主体性文化。祭祀尧舜的民族文化认同含义主要体现在北魏以后的朝代。北魏后，是否与尧舜具有血缘关系已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通过祭祀尧舜以获得其它不同族别的支持，这是祭祀尧舜在民族文化认同政治方面的表现。在思想方面，祭祀尧舜是后代对尧舜道德文化的认可，主要表现为后代帝王对尧舜孝、德等思想的宣传。从祭祀尧舜的目的来看，其在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往往结合在一起。

隋唐时期有了较为固定的尧、舜祭祀仪式。政府规定每三年祭祀一次尧、舜陵寝，该年仲春以太牢之牲祭帝尧於平阳、帝舜於河东。[7]（P609-610 ）宋代将三年一祭先代帝王改为两年一祭。[8]（P62 ）金代恢复为原先的三年一祭。[9]（P818 ）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在平阳建立尧庙、在洪洞建立舜庙,并规定春秋二仲月上丙日祀尧帝祠、舜祠[10]（P1903 ）。明代，除实行三年一祭历代帝王陵寝制外，还实行每年仲春、仲秋祭祀历代帝王庙制度。[11]（P1291-1292 ）清代，在都城西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一年两祭），并制定了帝王陵寝祀典（三年一祭），康熙开创了在传心殿祭祀尧舜的先例。[12]（P2526、2529、25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