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蔺光辉

在学习人文地理时，区位分析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它贯穿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城市建设、交通运输、商业和金融、旅游业等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学好区位分析知识，地理的综合分析能力就会有很大的提升，成绩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提高；反之，若没有学好这部分知识，则会分析不到位，知识张冠李戴，甚至出现越学越糊涂的情况。那么，什么是区位，区位因素有哪些呢？区位是人文地理的一个概念，它既包含该地理事物空间位置的含义，同时也包含该地理事物与其它事物的空间联系，还有被规划布局的含义。区位分析与选择是人文地理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内容，其核心是因地制宜。

对于某个地理事物所产生影响的区位因素是很多的，而且不同的地理事物，其影响的区位因素也不同，但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自然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自然区位因素主要由地形、地质、气候、水文（河流和湖泊）、土壤、生物（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就更多了，但主要的有市场、交通、政策、原料、劳动力、技术、环境等。区位因素众多，这也是不容易学好的原因之一。如果分别归类，注意区别主要区位因素和一般区位因素，掌握区位分析的基本思路，就容易掌握了。

一、各不同地理事物的主要区位因素

1.农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气候（最重要因素）、地形、土壤、水源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市场（最重要因素）、交通、政策、劳动力等。

2.工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土地、水源、气候、地形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原料、燃料、劳动力、市场、交通、社会、环境等。

3.城市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气候、河流、自然资源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交通、政治、军事、宗教、科技、旅游等。

4.交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地质、气候、水文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城市、工业、资源、政治、科技等。

5.商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气候、河流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市场、交通、经济、技术、信息等。

6.旅游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地质、气候、水文（河流和湖泊）生物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游览价值、市场距离、交通位置及通达性、接待能力、环境承载量等。

从上述罗列中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理事物的区位因素是很多的，但相对来说，自然区位因素并不多，主要是地形、气候、河流等，除了对农业、城市的影响较大外，对其它地理事物的影响较小。而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则种类繁多，且不同地理事物影响的主要区位因素也各不相同，因而成为学习中的难点。如何分析一个地理事物的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其中哪些是主要区位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区位分析与选择的基本思路

实际上任何一个地理事物在考虑区位因素时都是从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出发点，因此，如何降低成本的区位因素往往就成为其主要的区位因素。如工业区位选择中的原料、燃料、市场和交通就是主要的区位因素，在这几个因素中必有一个是最重要的，称为主导因素；在分析区位因素时不仅要考虑有利的区位因素，也要考虑不利的区位因素，并对其进行辨证分析；另外，在分析区位因素时，还要考虑其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1.主导因素分析法。在影响区位选择的诸多因素中，常有一种或几种因素处于控制和支配地位，成为影响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在区位分析与评价时要理清各区位因素间的主次关系，找出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做重点分析。例如：不同的工业部门，其生产过程和生产特点不同，生产投入的要素不同，生产成本的构成也就不一样，根据工业区位选择所要考虑的主导因素可分为原料指向型、市场指向型、动力指向型、廉价劳动力指向型和技术指向型等。

2.辨证评价法。根据区域环境特征，分析影响某一人类活动区位形成与发展的优势条件与限制性因素，并对其做出有利和不利的评价。例如：对西双版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进行评价，既要看到“自然风光秀丽、人文风情独特、旅游资源种类多样、旅游资源集群状况好、地域组合合理”的优势，还要根据所处交通位置、经济位置找出“交通不便、通达性差、市场距离远、地区接待能力有限”的限制性因素，并进一步认识到“加快交通运输建设，旅游活动的规模要与环境承载量相适应，避免造成生态破坏”。

3.动态分析法。区位因素的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分析区位选择问题，并抓住倾向性因素做预测性分析。例如：由于运输条件和生产工艺的改进，钢铁工业的区位选择经历了三次变化。19世纪初所需原料中煤的运量最大，其区位选择宜靠近燃料产地（如德国的鲁尔区）；20世纪初由于冶炼技术的提高，需煤量大大减少，其区位选择“移煤就铁”转向靠近铁矿产地（如我国的鞍钢、包钢）；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巨型矿石运输船的出现，钢铁工业受原料产地的制约越来越小，区位选择逐步向市场和交通便利地区靠近（如我国的宝钢）。

三、例举、解析和拓展

例1：假定城镇是唯一市场，城镇周围是条件均一的平原，种植农作物的收益只与市场价格、生产成本和运费有关，其表达式为：收益＝市场价格―生产成本―运费。单位面积甲、乙、丙农作物，其市场价格分别为600元、1000元、1400元，生产成本分别为200元、400元、600元，运费与运距成正比。下图是这三种农作物收益随距城镇（市场）的距离变化示意图。据此回答（1）~（3）题。

（1）X、Y、Z线代表的农作物依次是（）。

A．甲、乙、丙B．乙、丙、甲

C．丙、甲、乙D．丙、乙、甲

（2）在距离城镇OJ范围内，为取得最佳综合经济效益，种植这三种农作物的界限应该是（）。

A．E、FB．F、GC．E、HD．F、H

（3）与其他两种作物相比较，单位面积作物Z（）。

A．单位距离运费最低B．单位距离运费最高

C．随距城镇距离增大收益递减最快

D．总是收益最低

【解析】

（1）由本题提供的材料可得下表：从表中可看出，不考虑运费，丙收益最高，因此支付地租能力最高，距城镇应最近，其次是乙、甲。（2）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农作物收益与城市距离不断变化，在OE范围内，丙农作物收益最高，故应种植丙农作物；在EH范围内乙农作物收益最高，故应种植乙农作物；H以外只有种植甲农作物。（3）单位面积Z收益随城镇距离变化最小，说明单位距离运费最低。

【答案】（1）D，（2）C，（3）A

【拓展】由此题得出：如何进行农业区位选择？

影响农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气候、地形、土壤、水源、市场、交通、政策等。在自然区位因素中，气候因素对农业区位的影响极大。在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中，市场因素影响农业生产的类型和规模，并且是社会经济因素中最富变化的因素；交通运输主要影响商品农业。进行农业区位选择时，首先要根据纬度位置及其他信息确定各地的气候特征，再根据等高线等信息，分析各地的地形特征，并结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习性进行选择。然后从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主要从生产成本、运输便利程度、运输费用和时间等方面分析。

例2：假定工厂选址时只考虑运费，且运费仅与所运货物的重量和运距成正比。某原料的原料指数等于该原料重量与产品重量之比。下图中，O点到原料M1、M2产地和市场N的距离相等。据此回答（1）~（2）题。

（1）如果工厂选址在O点最合理，那么（）。

A．M1的原料指数大于M2的原料指数

B．M1、M2的原料指数都大于1

C．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约需要0.5个单位重量的M1、M2

D．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约需要1个单位重量的M1、M2

（2）若生产2个单位重量的产品需3个单位重量的原料M1、2个单位重量的原料M2，那么工厂区位最好接近以下四点中的（）。

A．NB．PC．QD．R

【解析】

（1）根据题目提供的信息可知：选址在O点，原料运进和产品运出的费用最省，由于O点到原料M1、M2产地和市场N地的距离相等，因此，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需要一个单位重量的M1、M2。

（2）从节约运费角度考虑，由题目可知，原料M1需求量最大，运费高，所以工厂区位应靠近原料地M1。

【答案】（1）D，（2）B

【拓展】由此题得出：如何进行工业区位选择？

篇(2)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差异,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及其差异性随之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1-5]。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不断通过对东西方共同经验的总结与遴选,根据中国国情展开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不少学者把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归纳为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总量、增长速度等方面或是经济在总量、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等所有方面的特征,从而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指标选取上也存在单项与复合性指标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断由省域、三大地带的中观尺度转向县乡区域单元的微观尺度上;中外学者从区域角度来探讨区域政策、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投资规模、区位条件和政府作为等复合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普遍认为1990年以来无论是省份之间还是四大地区之间区域差异都不断趋于拉大,并且经济在几大都市圈地区集聚的趋势加强,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导致中国欠发达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并存的格局[8]。

鉴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内(际)、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国西部省际之间县域单元发展研究较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与内部差异的深层次研究更为不足,本文试图对目前全国经济格局下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问题:理论上,空间极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地区内部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空间极化发展现状如何?增长极与所导致的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何种格局,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怎样及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参考文献:

[1] C. Cindy Fan and Mingjie Su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06[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8,49(1):1-20.

[2]刘荣添,叶民强.中国大陆区域经济差距变动趋势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10):61-63.

[3]梁春阳,吴向华.中国区域发展的竞争性与不平衡性趋势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08,(4):41-47.

[4]伍世代,王强.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差异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08,63(2):123-134.

[5]李小建,乔家君.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地理学报,2001,56(2): 136-145.

[6]韩瑞玲,路紫.论区域经济地理基本特征的描述系统[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1(6):825-829.

[7]徐建华,卢艳,岳文泽等.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排序计算模型研究[J].干旱区地理,2002,15(1):44-49.

[8] 陈惠娟.欠发达地区的科学发展之路[J].领导科学,2008,(11):8-10.

[9]孙姗姗,朱传耿,李志江.淮海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研究[J].地理学报,2008,64(8):924-934.

[10]李敏,杜志伟,李伟等.小城镇经济辐射区定量分析---以重庆大足县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22(4):54-58.

[11]邵波,陈兴鹏.中国西北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现状研究[J].干旱区地理,2005,28(1):136-141.

[12]崔权醴.中国三大区域经济类型及其发展战略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05,14(1):73-80.

[13]崔向阳.中国各地区工业化水平分析[J].经济纵横, 2003,(6):14-17.

[14]刘荣增.我国城镇密集区发展演化阶段的划分与判定[J].城市规划 ,2003,27(9):78-81.

[15]张周光.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现状及对策[J].教育探索,2005,(9):35-36.

[16]陆大道.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提出“点-轴系统”与“T”型结构以来的回顾与再分析[J].地理学报,2001,56(2):127-135.

[17]刘宝玲.区域发展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关系思考[J].经济问题,2007,(4):109-111.

[18]杨荫凯,谢湘明.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与构想[J].宏观经济管理,2008,(2):22-25.

篇(3)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开始上升，至2000年达到7.0%，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老龄化社会，预计2025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14.0%，进入老龄社会，2040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23.3%，进入超老龄社会[1-2]。反观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日本，1920～1955年该指标徘徊在5.0%以下，1970年达到7.1%，1995年达到14.5%，2010年达到23.0%[3]。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F104Y484.jpg

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F104Y485.jpg

F104Y486.jpg

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相对于上述生活方式论和物质资源论，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闲暇活动论从而对上述理论做一定的补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状态下降而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都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下降，外出活动减少致使社会健康恶化。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动的内容与事件，客观地促进了社会健康与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进一步延长了生存时间使得死亡风险降低。

篇(4)

关键词：资本范畴 人力资本 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人力资本自创立以来，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经验最多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被应用到各个应用学科和领域，但由于对人力资本的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于人力资本到底是什么，应该怎样来界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研究上就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所以本文将根据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论原则来探讨人力资本的内涵，指明人力资本的本质，揭示人力资本出现的社会经济条件。

一、理论回顾

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他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资本观》一书，在该书中，他从个人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来教育的经济效益。真正形成理论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1957年，明塞尔的博士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对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存在的必然关系进行了认真研究。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以此为标志，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1964年，贝克尔发表了《人力资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进一步了人力资本理论，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是对人力资本的内涵仍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自从改理论传入我国，兴起了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国内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大致有两派：

一是默认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其中根据不同的研究思路，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沿用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作相关方面的应用研究。另一种是从经典作家那里找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对于第一种思路：比如有的从的契约性质研究人力资本，认为“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里资本的特别合约”，并且认为“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气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离地属于其载体”。 （周其仁，1996）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并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 （方竹兰，1997）有的则认为“我国发挥比较优势的关键是，将更多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王树同，2003）加快人力资源的转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形成的资本。”(李宝元，2000)对于第二种，主要是引用经典作家有关人、教育等方面的论述，作为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以此说明人力资本很早就有了，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最近才发展起来。比如有的认为“斯密敏锐地认识到，人的知识、经验和才能对社会生产有重要作用，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王建民，2002）有的从“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出发探询了马克思关于“人力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产权特征、形成途径、层次性、定价等”。 （焦斌龙，1999）

二是不同意人力资本的提法，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比如有的认为“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提出“人力资本是指在知识、技术、信息同劳动力分离，成为独立的商品参加市场交换，且这种交易在市场交换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由投资而形成的的高级劳动力。”(冯子标，2002)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个错误的概念”。 （张海云，2003）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置疑。有的提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三大悖论：人力资本确认悖论、人力资本激励悖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模式悖论。”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置疑。（张兆国，200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前者并没有去过多思考人力资本本身的内涵，作为既定的含义，搬来就用。后者尽管提出了质疑，但是并没有说清楚人力资本的含义，并且在有些地方的论述也存在。两者都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做出很好的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人力资本的内涵。本文将利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原则，通过资本范畴规定性的来探讨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揭示人力资本产生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二、人力资本范畴内涵的规定性

马克思的基本论原则是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起点，也就是逻辑的起点；思维形式中概念又简单到复杂上升的过程，反映着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过程。根据这一方法论，任何客观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样任何经济范畴的出现都是客观经济关系的反映和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的范畴时，所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借鉴。

下面就从资本范畴的规定性说起，首先澄清人们对资本范畴的误解，进而分析人力资本范畴的规定性。

从资本到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不是概念上的简单扩展，而是生产方式演变的一次质变。这样的认识，只有必须从资本的本质规定性才能得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经济范畴，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从资本这一抽象范畴到人力资本这一具体范畴，从逻辑上来讲，人力资本范畴必须包含资本范畴的规定性。所以要认识人力资本的内涵，必须弄清楚资本的规定性。

对于资本的规定性，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马克思在强调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它必须的载体。”（曾康霖，1990）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其社会形式，又有其物质承担者。所以资本范畴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所体现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的本质规定；另一方面，是资本关系所赖以体现的物质的、客观的和的和形式。这是资本关系的载体，是资本形式、运动和发挥作用的外在形式和物质前提”。（崔学兰，2003）资本的本质规定和资本的外在形式是统一的，是不可分离的。

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所以资本不是作为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即作为进行新的生产手段而积累起来的物化劳动本身并不是资本，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一种社会关系。所以对于资本范畴来讲，尽管有学者做了“资本范畴再认识”的研究，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认为“资本是本质规定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但是把资本的内在规定分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和资本的特殊社会规定”。 并认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物化的剩余劳动不断吸取活的剩余劳动，从而不断增加和扩大自身的关系”。 这是一种“关系”，但是这并不是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样的认识把资本理解为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范畴，资本成为一种永恒。作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首先反映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然后才是体现在一个物或载体上。

所以对人力资本范畴来说，人力资本也应该是一种内在本质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体。冯子标在《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研究》一书中指出“人力资本是其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统一体”。这无疑是正确的、有见地的。然而由于其没有真正理解对于资本来讲，资本的本质内在规定和外在形式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其对人力资本含义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从而利用“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得出“劳动力是其内核和自然基础，投资是外在约束，人力资本正是劳动力成为投资的产物。”混淆了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含义和区别。当然，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高级劳动力”，这种把人力资本归为劳动力的看法无疑是有创建性的和值得肯定的，但对于高级劳动力的说法及对其原因的解释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但这其中已经暗含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一种推动。侯风云在《论人力资本概念》一文中，尝试用 “资本”的概念来说明人力资本，但是其仅仅判断资本的标准定义为“是否有超过投资价值的价值产生，这种超额价值是否为投资者所占有和支配。”只是从静态的表面上看是否有一个增值额的产生，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力资本的含义。

所以对人力资本来讲，它应该是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新的资本形态。马克思说：“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 同样，人力资本体现了一种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在这样的生产中，不是物质资本利用人的活劳动为手段来增大自己，而是人的活劳动利用物质资本来不断的增大自身的过程。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体现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变迁，是比物质资本更高一级的新的资本形式。

对于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也就是人力资本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我们认为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根据马克思“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合。” 的论断，而体力的内涵必然包含健康，智力总是体现在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拥有。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简单劳动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复杂劳动将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主要方式。这时的劳动力已经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的表现，而是蕴含着先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复杂劳动力。所以，我们就把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界定为劳动力，这样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就体现为劳动力，但是劳动力是在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之后才成为人力资本的载体的，是人力资本内在本质规定的基础。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力，跟西方学者及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但是他只是将人力资本纯粹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说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反映其本质的规定。而我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基本照搬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定义的描述，“多数人力资本理论的，也不过是将对（非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原理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而已。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和收入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更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 （李宝元，2000）“资本的概念不仅仅局限在于物质资本，而应该扩展到人力资本，即投资于人的智力、体力、和技能的资本成为人力资本。”（侯风云，2003）他们所说的人力资本不过是花费在人身上的货币（或价值）的另一个不同说法而已。根本没有去仔细研究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仅是把资本概念在名称上加到人身上。

所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知：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它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了以人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更高的资本形式，这是它本质的规定性；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为劳动力，以劳动力为载体。两个方面统一，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 三、孕育着人力资本产生的结构变迁的表现

任何一个经济范畴的出现，必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形式，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社会生产关系的范畴，必然有其丰富的社会经济背景。那么对于人力资本，是否具备了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呢?我们认为当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已经孕育着人力资本的出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经济的到来，根本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真正确立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中心地位。

20世纪70年代，美国提出进入“后化时代”，到了90年代，又提出了“新经济”，引起学界的关注。联合国机构和经和组织的专家提出了“知识经济”，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新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飞速，自动化机器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被牢牢束缚其中，充当“会说话的工具”，而是彻底从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站在一旁，通过遥控指挥工具系统进行生产，并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跟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发生根本的改变。

由于知识越来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地取决于知识的投入，知识可以扩大传统生产要素的能力，还可以提供调整生产要素、改进生产程序、创造革新产品的能力。而这些知识的生产者和携带者不是别的载体，就是人本身。所以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作用——人的智力、创造性成果的作用。所以劳动者在生产中确立了中心地位。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将催生出与其相适应的性的新的更高级资本形态——人力资本。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融合表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预示新的经济发展结构的出现，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和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改变。

在工业、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模式下，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很难的。但是在以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模式下，一方面，这些产业主要依靠智力活动或者个性化的个体劳动，这是传统的机器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深化”逐渐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路径。而以这一切都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变化。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法，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的转移早在20世纪二三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到20世纪中后这种转移表现得更加明显。到了1965年，在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降低到了3%、10%、4%、3%、7%，工业所占比重分别降低到34%、37%、44%、35%、31%，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均已超过50%

伴随知识经济进程，出现了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部门在数字融合基础上的产业融合。这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根本性改变，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革命。

“随着产业融合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它将导致产业发展基础、产业之间关联、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组织形态和产业区域布局等方面的根本变化，最终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面貌。推动人的地位和经济价值的提升 。

第三、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及其治理结构的变化反映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协作体系的日益发达，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理革命”------“专业经理取代公司所有者成为决策者 ”1932年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Means)在他们合著的《公司和私有财产》（《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公司和控制权从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手中，转移到经理手中获得趋势。1941年，伯纳姆（J·Burnham）在《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Manager Revolution: What it Happenning in the World 》一书中，第一次把这种现象称为“经理革命”。“经理革命”的过程，就是“经理式资本主义”取代“家族式的或的资本主义 。此时，“资本是大公司可以自给的东西，老式的“巨头”已经不中用了，于是美国经济领域中的权势便有资本转移到组织才能的方面 。”所以“在这里已经不是‘消极资本’即纯粹的企业财务资本的存在，才是个人、经理等人力所有者‘有碗饭吃’，而是‘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企业的人力所有者——保证了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扩张。这个局面底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市值上升，非人力资本的市值下降，何怪之有？”

第四、分享制公司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逐步演变成一种与传统的支薪制公司相竞争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直接反映了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变化趋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公司，甚至一些传统行业的大公司中，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到利润分享者的行列。分享制有员工持股计划、利润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在分享制发展的广度方面，日本到1998年发展到91%，美国在30%以上。在分享制的深度方面，日本员工分享额占公司利润的比重在42-67%之间，而美国经理人员的报酬结构中，固定工资、年末奖金和股票选择权的比例大体是4：3：左右 。

并且，一些西方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趋势，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设法鼓励利润分享和股权拥有。如英国政府1987年通过的2号财政法不仅批准了以支付现金为形式的利润分享计划，而且职工的利润分享收入可以享受减税待遇。而美国政府也从1974年开始，陆续通过了16项鼓励推行职工股份所有制的法案，利用免税的优惠政策为ESOP打开绿灯。到1986年，美国实行ESOP的公司大约为8000家，约有1000万雇员参加到此项计划中，约占全美雇员总数的8% 。

以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说明了人力资本的产生所必须具备的相应经济基础，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将会随着这种趋势的推进，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形式，地登上舞台，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认识的根本任务就是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和。

所以，对于人力资本我们要从大量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现象中，来认识到人力资本的本质，而不能盲目的照搬别人的东西，仅看到表面现象，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上面的，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的结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在社会范围内出现人力资本的经济基础。孕育人力资本产生的经济结构变迁的种种表现也是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但这也并不是一种很普遍现象。所以在谈人力资本时，我们不能无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大肆鼓吹。

在我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方面存在以下误区，必须加以纠正，否则会产生不良后果。

第一，就人力资本谈人力资本，而不管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有时认为是指劳动者，有时是指劳动力，有时指投资在人身上的资本（价值）。含义混乱，依次作的相应对策必然出现偏差。

第二，人力资本与产权挂钩，以偏概全。在研究上，把人力资本局限在小部分人的范围内，将人力资本等同于职业经理人和技术创新者，排斥了在普通劳动者。提出人力资本入股，也就是经理人和技术创新人员入股，分享企业所有权。而把普通劳动者排除在外，忽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对普通劳动者造成极大的伤害。这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

第三，脱离实际经济条件，谈经济发展时，就讲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实“发展家的社会经济并未过渡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性的生产要素的经济发展阶段”。“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就是因为缺乏人力资本的观点在真正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专家看来也是肤浅的，因为从另一角度看，人力资本缺乏毋宁说正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认清此问题，主要的任务是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的重要性。教育和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也是不同的问题。其实教育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的重视，而不是因为有了“人力资本”才使教育受到重视，才应该重视。 注释：

周其仁. 市场里的：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J]. ， 1996（6）.

他在该文中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论证了市场中的企业是一个特别合约，并且默认了包含企业家和普通劳动者在内的人，甚至奴隶都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但并没有去对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作进一步深入考察，仅仅是借用了西方学者的看法。

方竹兰. 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 [J] . 经济研究， 1997（6）.该文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并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作出说明，这样的判断又能有什么意义？即使是把人力资本所有者认为是劳动者，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从而混淆价值和财富的区别。

焦斌龙. 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 [J]. 当代经济研究， 1999（6）.作者在本文中，把人力资本的名词硬套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上，不加的把劳动力等同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是违背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劳动力的本来意义。

张海云. 人力资本理论质疑 [J]. 当代财经， 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0页

本理论质疑 [J]. 当代财经， 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崔学兰，赵旭亮. 资本范畴在认识 [J]. 经济. 2003（11）.本文对资本的范畴作为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分析资本范畴的基础，并认为资本范畴是资本关系与资本载体的统一，也即资本内在规定和资本外在形式的统一。但是认为资本一般与特殊的区别，把资本看成是超越历史的永恒范畴，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范畴，资本成为一种永恒。

同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93页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195页

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J]. 经济研究，1996（6）.

李宝元. 人力资本与经济 [M]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8页.

张素芬. 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情况变化探微 [J]. 当代经济研究， 1999（4）.文中对知识经济劳动者的地位变化，作了分析。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正为人力资本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条件。

莫志宏. 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分析 [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第30页

周振华. 产业融合: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新动力[J]. 经济， 2003（4）.

美国 托马斯·戴伊著. 谁掌管美国----里根时代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78-581页

美国托马斯·戴伊著. 谁掌管美国----里根时代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J]. 经济研究，1996（6）.

翁君奕. 支薪制与分享制的比较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5）.

韩保江著.西方世界的拯救——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50-252页。

莫志宏.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分析 [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第7和21页

：

[1] T·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 [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4]莫志宏. 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分析 [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5]盖骁敏. 人力资本不同于劳动力 [J]. 中国经济问题，2004（1）.

[6]王树同. 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的选择与思考 [J]. 当代经济研究，2003（2）.

篇(5)

关键词：浅谈；现代民商法文化；先进性；局限性

在当代文明的国家，不论从事何种活动都不应该超出法律限制的规范范围，同时，法律还能对其产生相应的保障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前行，出现了越来越多有关于民商法文化的研究和探讨，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看，民商法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但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民商法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

1 现代民商法文化的作用

（一）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

社会经济随着工业革命时期开始逐渐发生改变，重新分配了与之相关的各项资源，为了使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得以保障，使各类社会活动都能顺利良好的开展，民商法随之诞生。所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民商法，并不断促进其发展，其主要宗旨在于对个人利益有效保证，公平的对市场进行维护，是其先进性的主要表现。随着民商法的不断发展，时至今日称其为现代民商法，它对传统民商法文化中的一些弊端，如契约自由和绝对占有权等有了新的突破，在对个人资产进行维护的同时，也尽量维护个人的人身权益和人格尊严，并产生了一些较为前沿的文化意识，第一是诚信意识；第二是协作意识；第三是责任意识等，使现代民商法更加诚信、权威和公平，并适应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

（二）现代民商法文化的适用性

适用性是现代民商法文化体现先进性的一个主要标准，在民商法文化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必定需要相应的技术方法对它发展的变革加以推进，同时也能更加巩固的完成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民商法在解决和处理各项事务时，应当具有技术含量性的手段加以支撑，以对社会经济的各类复杂关系加以调节，进一步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环境。所以，现代民商法在确认权力归属权、评价权力价值和行使权力等规则时形成的规范制度，是保证其适用性价值存在的关键。

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必将勇往直前，而市场经济体系也将会变得更加莫测和复杂，为了对个人的利益实现最大化，通过竞争手段是商人们为了达到目标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良性的市场竞争能够对其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而恶性的竞争则会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秩序产生不良影响，不仅危害个人利益，还将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为了使市场竞争避免出现恶性卑劣的手段，民商法需要具有针对性和技术性的手段，以对各类群体产生的利益纠纷进行调节，对社会市场产生的冲突矛盾进行妥善解决。而这也充分体现现代民商法的适用性，其严密的规范制定和极强的逻辑性都能满足市场技术性的需求，使现代民商法的先进性得到整体上的表现。

2 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局限性

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发展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双面性的特点，在具有大量优势的前提下，也面临一些局限性问题的存在。所以，在对现代民商法文化进行探讨时，其具有的局限性应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分析现代民商法文化存在的局限性，其表现主要的因素是在维护个人权益和利益的时候，不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维护，使一些不固定的因素所引发的连带问题和后果等欠缺良好的控制，使市场利益在划分时产生不对等的信息，导致民商法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而不匀的分配方案将可能加大市场风险，造成难以控制和管理的局面。

在市场自由竞争中，维护好个人利益是现代民商法的主要目的，对个人的经济有效保护，以开展正常的市场活动，使个人的利益在社会经济市场体系下十分容易被堆积，从而出现社会中出现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过度的将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很可能造成社会垄断的情形。同时，现代民商法的主要责任在于保护个人自由财产，并未出台相关分配社会财产的明确规定，如果在分配社会财富的基础上产生不对等的情况，那民商法在维护财务自由时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对个人财富的维护对于社会阶级中的弱势群体是极为不利的，而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也将变得无法控制，对于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也不能加以保障。

3 现代民商法文化产生局限性的主要因素和改善措施

（一）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产生因素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讲，上层建筑需要依靠经济基础来决定并使其发展，民商法诞生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中，属于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文化产物，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中逐渐适用，但其存在的局限性正是体现社会经济体制的不足，所以，社会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不良因素是导致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关键原因。

使用法律手段是现代民商法用来保护个人利益和维护平等等关系的主要武器，主要是对私人的权益加以维护，是以主导私法自由来作为保护方式，辅助工具为政府的干预。所以，在真正执行的实际过程中，诉求能力是决定个人获得现代民商法保护程度的主要因素，而由于环境、意识和教育等都将直接影响个人的诉求能力，所以出现参差不起的诉求结果。虽然当前我国在制度上允许有诉求的存在，但个人诉求意愿确是决定人诉求高低的主要关键。因此，对于一些弱势群体，其本身具有较弱的诉求能力，并不懂得私法的真正含义，对于他们的利益保护而言，现代民商法的能力是有限的，也相对不够公平。所以，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产生的很大部分原因取决于人的界定。

（二）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有效措施

在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道路中，不仅要重视市场经济的动态发展，还应重视社会和谐的稳健构成，而这则需要充分发挥现代民商法文化先进性的优势作用，同时，还应对其局限性加以解决和突破。

保护个人利益和竞争自由是现代民商法具有先进性的主要表现，但对社会中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牺牲存在的忽视，以及维护社会公共财产出现的不足等都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及时完善现代民商法，对社会化立法不断加强，主要以社会大众利益为主，对管理方法和建设创新社会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应面面俱到，保证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利益都能被维护。另外，对弱势群体个人权益的保护应是现代民商法特别需要注重的内容，其出发点应当以实际需求为主，对私法存在的局限性要彻底瓦解，使现代民商法文化更加公平、公正的为大众服务，使其先进性和适用性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升华。

4 结束语

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仅要使经济市场得到大力发展，使经济保障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还应努力积极创建社会的和谐，使发展环境能够持续稳定。所以，在经济发展的敏感时期，现代民商法文化应当清楚的对自己的先进性和局限性有全面的认识，一方面对其先进性充分发挥和适用，另一方面对局限性不断加以改进和调整，使现代民商法的发展能够取得一定的进展，更加良好的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来。

参考文献

[1]黄清华.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品质与中国梦的实现[J].社会科学论坛，2014，10：175-187.

[2]李璇.刍议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品质与中国梦的实现[J].法制博览，2016，11：139.

篇(6)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全面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我国法制体系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风险。一直以来，依法治国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旧的法律制度将遭到淘汰，新的法律制度将逐步建立起来，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求。每项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实施，都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和市场环境，而在当前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多变条件下，我国的行政法也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变迁，以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行政法制。经济社会的变化推动了我国行政法全方位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是根据社会需要所作出的自我调整，但是，在这种调整过程中，行政法制度的变迁却面临着困难，存在着问题。

 

一、行政法制度变迁

 

(一)行政法制度的概念

 

行政法制度，即行政法律制度，是关于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和制证法律，而行政法制度的变迁是指行政法制的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程[1]。制度变迁理论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之一，其强调制度更替和演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在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对其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行政法变迁所需的因素，将其与所在的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使对行政法制度变迁的认识缺乏全局性和综合性。

 

(二)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类型

 

1.封闭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封闭型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在国家垄断性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政府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权利，独自决定和拟定全国的制度变迁方案，无须采纳公众意见，无须公众参与或知情。这种性质的制度变迁忽视了社会的客观发展，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因此缺乏有效的评判和谨慎的决策，可能会出现违背公众意愿和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

 

2.半封闭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半封闭型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在政府主导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一般是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一方面，经济发展正处于变革期，市场刚刚起步，企业对于社会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没有自我的判断和认识，而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没有自主决策权，长期的惯性运作使企业面临变革时不知所措，在此条件下，需要政府给予帮助和引导。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对于市场变革必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转型时期还需要政府扮演主导角色，推动制度的变迁。

 

3.开放型的行政法制度变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各种利益集团必将相继出现，而政府也在市场经济的变革中获得了更多更理性的认识，所以，相对于封闭型和半封闭型的制度变迁，开放型的制度变迁更注重市场力量的均衡，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广泛参与的博弈过程，变迁的类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需要根据社会状况、市场发展条件、利益集团等各方面情况加以分析。在这过程中，市场主体是第一推动力量，而政府作为第二推动力，公开制度变迁的信息、选择方案、标准和程序等。

 

二、我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

 

从建国到至今，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2]。而行政法制度也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新发展。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法制度，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资料基本上归国家所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和国家指导，必须全面听从于政府的领导，我国经济就像一台由政府操控的大型机器，经济社会的任何发展都由政府决策。在此条件下，行政法律制度只是一种法律表现，没有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第二阶段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时期的行政法制度，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开始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此社会背景下，行政法已实现了由管理模式职能的行政法制模式向控权职能的模式转变，行政法律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完善，也发挥了一定的实质性作用，但是由于国家急于立法，出台了一些内容简单、约束性差、严肃性不足的法律。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法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全面放开，国家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得以改善，依法治国的理念使我国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和发展，而在此条件下的行政法也实现了新的发展，成为具有法律约束性的行政法律制度。总的来说，我国行政法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一定的历史过程，其通过不断地修正社会结构中失衡的集体活动，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均衡。

 

三、转型期我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缺陷

 

(一)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失衡

 

行政法制度在变迁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行政主体缺乏约束，变迁制度缺乏推动的激励机制，社会成员对法律制度的不满，行政知识和技术的落后，经济社会建设缺陷等等，这些负面的因素将会导致市场经济法律失衡，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具体来说，行政规则缺乏透明度，我国的行政工作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透明性差，群众知情权受损，行政公开制度严重滞后。而且，尽管我国已经实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但在实践中收到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少数而已[3]。从中可看出我国整个行政体制建设不完善。另外，行政法文存在漏洞，待新的条文出来已无法适应市场的发展和需求，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差。总的来说，这些都是行政法律体系不健全的表现，也是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中造成的缺陷。(二)行政法制度的变迁缺乏系统性分析，形成恶性循环，增加制度改革的成本

 

制度变迁是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良性的行政法制度变迁需要全面了解当时社会环境，深入分析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系统性、规范性地解决可能面临的问题，才能使行政法制度变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般来说，经济体制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基础，只有在有效的经济体制中行政法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政治体制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行政法制度变迁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手段。而技术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源动力，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才能为制度变迁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技术基础。这些因素都是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约束力量和决定力量。如果没有充分衡量和分析社会经济中相关要素的作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地决策，会形成“消极应变型的变迁”的恶性循环，增大改革成本。

 

(三)公民权益无法得到全面的保障

 

行政法制度变迁中的主题格局涉及到政府、企业、公民等市场主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使公民没有参与和评判的权利，行政法律制度成为政府权利的附属品，在经济社会逐渐的变革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经济主导权利的减弱，公民对于法律体系的建设有了一定的知情和评价。但是如果行政法制度变迁在客观上不具备保护人权、强化人权的机制，一旦这种制度变迁成为惯例和范式，这种对人权的漠视甚至侵害就会无止尽地蔓延和泛滥[4]。公民的权益无法得到全面的保障。行政法制度的变迁产生负面效应，缺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机制。

 

(四)忽视了配套制度的建设，引发相关社会问题

 

消极的行政法制度变迁由于缺乏系统性地分析，不能综合考虑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发展的因素，从而忽视了体制变迁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使得行政法律制度变迁普遍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为社会问题的引发造成了隐患。比如文件审查制度、上访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都需要加以建设和规范，辅助行政法制度的建设，做好相关的政策准备工作，以增强其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作用。如果忽视辅助制度的建设，一旦出现问题，在制度范围内小修小补，为问题的扩大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所以，在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中忽视对配套制度的建设，将不利于社会的体系的完善，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四、总结

 

我国的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行政法制度的变迁需要全面分析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充分考虑公民的权益，完善配套制度的建设，才能使行政立法发挥作用，反应我国实际国情，维护市场和谐统一，保障公民的权益。虽然我国行政法制度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在逐步的改革过程中完善起来，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原因，在当前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仍遗留一些问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进一步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和完善。

 

篇(7)

关键词：安徽省；耕地资源；保护；建议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1)04004404

1 引言

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生态恶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3大热点问题，如何有效地协调人口、资源、环境这3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深深地困扰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土地资源是一切存在与发展的源泉,是万物之本。耕地资源是土地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粮食生产的基本保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粮食安全的关键,耕地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必将影响到粮食生产的波动,从而影响到粮食有效供给及粮食安全水平。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生产资源极其稀缺，而粮食自给的基础是耕地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因此,加强耕地资源的保护、管理和有效利用,维护我们的生命线,已成为中国 21 世纪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2 安徽省土地资源的现状分析

2.1 安徽省现有土地资源的结构分布

安徽省土地总面积14 012 579.20hm2,人均土地0.23hm2,分别居全国第22位和第24位。其中农用地11 053 109.17hm2,占78.88%,建设用地2014504.33hm2,占14.38%。

2.1.1 农用地结构与分布

(1)耕地面积为5 971 720.64hm2,占土地总面积的42.62%,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区,约占43.40%,其次是江淮丘陵区和沿江平原区,分别占28.39%和16.13%,皖南山地丘陵区和皖西大别山区分布较少,仅占8.52%和3.56%。

(2)园地面积为344 875.62hm2,占土地总面积的2.46%,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区,约占45.63%,其次是淮北平原区和皖西大别山区,分别占22.37%和16.63%,江淮丘陵区和沿江平原区仅占8.77%和6.60%。

(3)林地面积为3 378 719.61hm2,占土地总面积的24.11%,其中有林地2 646 259.63hm2,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区和皖西大别山区,分别占52.72%和26.55%。

(4)牧草地面积为43 413.63hm2,占土地总面积的0.31%,其中天然草地42 440.86hm2,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地丘陵区和江淮丘陵区,分别占50.16%和41.19%。

(5)水面面积为1 314 379.67hm2,占土地总面积的9.38%,其中已养殖水面530 198.00hm2，主要分布于江淮丘陵区和沿江平原区,分别占39.43%和29.47%。

2.1.2 建设用地结构与分布

(1)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面积为1 262 970.74hm2,占土地总面积的9.01%,其中城市用地61 246.00hm2,建制镇用地127 271.00hm2,农村居民点用地935 428.49hm2,独立工矿用地85 584.34hm2。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区,占41.20%,其次为江淮丘陵区和沿江平原区,分别占25.77%和19.07%,皖南和皖西山区分布较少。

(2)交通用地面积为261 456.05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87%,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区,占52.47%,其他各地均有一定分布。

(3)水利设施用地面积为490 077.54hm2,占土地总面积的3.50%,主要分布于淮北平原区,占49.52%,其次为沿江平原区和江淮丘陵区,分别占21.96%和19.40%。

2.1.3 未利用地结构与分布

滩地面积为944 965.70hm2,占土地总面积的6.74%。其中田坎416 592.97hm2,荒草地214 605.88hm2,滩涂155 767.82hm2,裸岩、石砾地71 759.10hm2。主要分布于江淮丘陵区,占31.43%,皖南山地丘陵区和沿江平原区次之,分别占24.74%和23.30%。

2.2 安徽省土地资源利用中对于耕地资源使用存在的问题

(1)人口增加耕地减少,耕地后备资源匮乏,人地矛盾日趋紧张。由于各项建设占用、农业内部结构调整、自然灾害损毁和人为的乱占滥用,安徽省的耕地面积从1990年到1996年净减少8.51万hm2,平均每年净减1.42万hm2,人均耕地由1990年的0.077hm2下降到1996年的0.071hm2,低于全国人均0.077hm2的水平。 而安徽省的未利用地中,仅田坎、裸岩、石砾地等难以利用的土地占51.7%,宜开垦为耕地的只有2.79万hm2,仅占未利用地的3.0%。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人均耕地仍呈逐年递减趋势,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

(2)土地利用粗放,生产水平低,经济效益差,浪费较严重。安徽省中低产田占46.5%,低产林、低产园和低产水面分别占7.5%、14.9%和20.5%,粮食单产4 707.9kg/hm2,低于全国4 894.0kg/hm2的平均水平,在华东地区处最低水平。城镇建设用地呈外延式发展,老城区改造仍有很大潜力,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指标过大,城乡居民点建设中的这些问题是造成我省近年来耕地锐减的主要原因之一。

(3)重用轻养,掠夺经营,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安徽省水土流失面积达26 278km2,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8.8%,比建国初期净增加7 888 km2,平均每年增加179.3km2。在城镇,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工业“三废”的大量排放,造成局部土地生态环境恶化。在农村,由于长期的陡坡开荒、乱砍滥伐、重用轻养、广种薄收等掠夺经营方式,造成农业基础脆弱。所有这些严重制约安徽省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3 安徽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变化趋势的实证分析

3.1 影响耕地资源变化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耕地变化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其变化和流向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基本态势。影响耕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很多,在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的过程中,选择的因素应细致全面,但同时指标过多又会增加分析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这些因素不仅与因变量――耕地面积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而且各自变量因素相互之间耦合关联。如果用单纯的相关分析,则必然存在一定的误差冗余。系统分析中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将若干个自变量压缩成几个独立成分,以此来减弱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干扰,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比较适合分析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因素。

3.1.1 指标选择及其标准化

以耕地面积为因变量(Y),自变量(Xi)即驱动力因子主要选择社会经济及技术因素。根据主成分分析法的思路和要求,结合安徽省现有资料情况及相关研究成果,利用1994~2008年序列资料作为基础数据,从中选择以下14个指标作为分析因子：X1为总人口(人)、X2为非农业人口比例(%)、X3为国民生产总值(亿元)、X4为第二产业比重(%)、X5为第三产业比重(%)、X6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X7为农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X8为林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X9为牧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X10为渔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X11为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X12为化肥折纯总用量(t)、X13为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为复种指数(%)。

产值一律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耕地面积单位为hm2,然后对统计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过程由SPSS13.0软件的描述统计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功能来实现。标准化公式为：

X*i=Xi-X1n-1∑[DD(]ni-1[DD)](Xi-┆X)2.

式中X*i为指标标准化值,Xi为指标的初始值,n为指标数。

3.1.2 主成分分析

本文借助SPSS13.0软件包,使用FACTOR过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选取的14个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的结果：耕地变化驱动因子相关系数矩阵、特征根、主成分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表1、表2)。

由表1可以看出影响耕地资源变化的14个驱动因子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这说明它们之间有着因果必然性,从而也说明了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必要性。特征根(Eigenvalue)可以被看成是主成分影响力度的指标,它代表引入该主成分后可以解释平均多少原始变量的信息。如果特征根小于1,说明该主成分的解释力度还不如直接引入一个原变量的平均解释力度大。因此一般把特征根大于1作为纳入标准。如果前k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5%,表明前k个主成分基本包含了全部测量指标所具有的信息。从表2可以看到,前3个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其累计贡献率已达到92.425%,说明前3个主成分已经覆盖了原始数据14个指标中所能表达的足够信息。为了获得简单结构,以帮助解释因子和更清楚地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应用SPSS13.0软件对分析结果进行方差极大法(Varimax)旋转,由此得到了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3)。

由表3可知,在第1主成分中,X5第三产业比重、X1总人口、X2非农业人口比例、X10渔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X3国民生产总值、X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12化肥折纯总用量和X13农业机械总动力荷载的绝对值较大,这8个指标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人口增长和由非农业人口比例、农业科技发展所体现出的社会进步,因此概括为社会经济因子。X9牧业占农林牧渔业比重在第2主成分中居主导作用,它主要反映畜牧业发展情况,可以概括为畜牧业发展因子。第3主成分中,X4第二产业比重荷载绝对值最大,它主要反映工业发展情况,概括为工业发展因子。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安徽省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其中经济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人口增长以及由非农业人口比例、农业科技发展等反映出的社会进步起主导作用,畜牧业以及工业的发展作为第2、3主成分的主导因子也分别对耕地资源的变化产生了重要驱动作用。虽然政策因素无法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在以上指标中也间接地体现出了其对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作用。

3.2.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解释土地利用变化常用的一种系统分析模型。该模型要求在某一地区、某一时段内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因变量)与其驱动因子(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通过对可能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各种驱动因子进行多变量分析而建立的一种数学模型,以便确定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基本原理是设随机变量Y与m个自变量X存在线性关系,其数学模型为:

Y=A+B1X1+B2X2+…+BmXm.

利用n组观测值Yi、X1i、X2i、…、Xmi(i=1、2、…、n),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求出上式中的待定系数B1、B2、…、Bm。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因子得分系数矩阵。通过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将14个指标的标准化数据转化为以3个主成分为指标的安徽省1995~2009年标准化数据（表4）。

依据主成分得分系数计算出安徽省1995~2009年以3个主成分为指标的时间序列新数据,然后与耕地面积的标准化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耕地面积为因变量(Y),3个主成分为自变量(Z1、Z2、Z3),进行强制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为：

Y=-0.74Z1-0.592Z2-0.112Z3.

3.2.2 模型的评价与检验

由表5可知,复相关系数R为0.955,确定系数R2为0.911,表明在本回归方程中,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总变化的91.1%,调整后的确定系数为0.845,说明在考虑自变量的个数以及总的样本量之后,仍可以解释84.5%,由此评价本回归方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很好。

由表6可知,回归方程的斜率的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014,小于0.05,说明通过5%显著性检验；通过查F分布表,F=13.672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耕地面积与第1、2、3主成分都成负相关。第1主成分是社会经济因子,第2主成分是畜牧业发展因子,第3主成分是工业发展因子。这说明在1994~2008年间,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畜牧业以及工业发展都是耕地减少的重要驱动因子。通过分析安徽省的相关统计数据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耕地面积在1994~2008年间持续减少,而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以及工业产值都是持续增加的。

4 结语

通过分析得出,影响安徽省耕地资源变化的主要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政策调整等社会经济因子。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它们仍将起主导作用。通过进一步的主成分分析及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安徽省的耕地变化主要受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社会进步、畜牧业及工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从单个因子看,第三产业比重和总人口是影响耕地变化的重要因子。因此,为了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保障粮食安全,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采取合理的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控制第三产业和人口对耕地的占用和破坏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摆万奇.深圳市土地利用动态趋势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0,15(2)：112~116.

［2］严 岩,赵景柱,王延春,等.中国耕地资源损失驱动力分析［J］.生态学杂志,2005,24(7)：817~822.

［3］朱长根.刍议我国土地规划对土地私权的干预［J］.中国商界,2008(2):123~124.

［4］王 宇,欧名豪.耕地生态价值与保护研究［J］.土地资源科技管理,2006(6):17~18.

［5］ 唐华俊,陈佑启,伊•范朗斯特.中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