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方法论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哲学方法论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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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问题导向；教学设计；增长模式；系统方法；教学设计三维模型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 8097（2013）11—0035—06

前言

教学设计是教育技术学研宄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一门连接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学科。教育技术学以媒体技术为基础，教学设计为核心。教学设计旨在创设一个使教学效果最优化的教学系统。当前教学设计不仅运用于正规学校教育（基础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或是高等教育），而且也广泛运用于事业机关、企业、军事部门和服务等行业的教育培训中。另外，各种现代化教育形式（广播电视教育、网络教育、移动教育、泛在教育、云计算教育、计算机辅助教学、微课堂教学等）的实施也高度依赖于教学设计。

随着教学设计应用需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学设计模式被提出来。1991年，加斯塔夫生在有关教学开发模式的论著中则指出，自60年代出现第一个模式以来，在以教学技术为主的文献中已有数百个模式。虽然教学设计有了很多规范化的程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方式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预计新的教学设计模式还会层出不穷，这也就使得教育教学的从业者对教学设计方法变得越来越难以学习、掌握和应用。我们不禁会有疑问：能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给出教学设计的一般模式呢？这便是本研究所要关心和回答的问题。作者依据“问题”导向的科学技术哲学方法论初步尝试提出一个普适性的基于教学问题导向的教学设计一般模式，期待能达成共识，形成教学设计的新范式，提供给教学设计人员一种设计思路。因为，本研究是对教学设计方法本身的进一步认识和哲学反思，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所以，本研究是关于教学设计的元方法的探索。

一 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技术哲学观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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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然趋势，又是图书馆实践深入和理论提高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认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这为开创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其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正确引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和应用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

二、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三、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

四、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针对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问题研究的特征、设计程序、建立运行机制，发挥其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获取科学认识、建构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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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医学从哲学传统中孕育而来，医学伴随着生命的衍化而产生。在当今医学教育中，要立足现代医学哲学，坚持医学哲学思维对医学生进行“三观”教育，针对现代医学之困境，提出现代医学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开展医学教育的思想“顶层设计”，从而养成医学生关爱生命，医者仁心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适应时展的要求和提高现代医学的价值意义。

[论文关键词]系统医学哲学观　“三观”教育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医学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诞生而产生、丰富与发展。考察人类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同医派无一不是从哲学中孕育而生，在哲学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二者具有鲜明的同源性。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在论述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不足时，提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现代医学新的发展模式，这标志着医学的模式正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种充满了辩证统一思想模式的转变，也更加印证了恩格斯“自然科学向哲学辩证思维复归”的观点。现代医学哲学模式的建立对未来医学人才的思想品德、专业理论、医疗技术、临床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只有知识更加广博，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式、全方位、统一整体辩证的思维能力，才能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求，其本质就是按照系统医学哲学观来培养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随着医学教育内容和标准的全球化、国际化，按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来评价医学院校及医学生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素质，而且应有高尚的医德，只有这样才能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医学是一个需要付出毕生精力的学科，因此要有“笃学精术”的品格，要培养学生刻苦求学的意识，尊重科学知识，踏实钻研的精神，树立修身为本的理念。坚持修身为本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未来职场生涯中能够把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医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思想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医学生具有哲学家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沉着、冷静的判断，具备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用冷静的思想和理性的经验去探索病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相继传入，各种流派的思想也纷至沓来，如何明辨精华与糟粕，不被西方的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对医学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能不能从思想上给学生以“顶层设计”，给学生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在当今医学教育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主张通过哲学方法论指导医学生的教育与实践，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抛弃狭隘的功利目的，培养超脱的心境，塑造追求真理、探讨医理医源、关怀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医学生自身科学研究与坚持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尚情怀与素养。对医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要突出“人文关怀”教育，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只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以维护生命作为医学最高使命和职责，医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才能摆脱“技术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束缚，从而构建起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人文理念，使思想教育成果延伸和渗透到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之中。

二、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人生观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向医学领域持续、全面引入的过程。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对疾病的研究和对患者的治疗更为专业和深入，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高了临床的诊断率和治愈率，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重视技术、物质和人体，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介入，医学的“人文性”正在逐渐地丧失，表现出明显的失人性化倾向。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成为工业流水线式的操作过程，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对被服务者的心理关心，只重视“病”的存在而忽视了“患者”。当前，多数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大都产生于这种失人性化的服务，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医生仅仅是对“病”感兴趣，而忽视“病”的主体——人的心理和社会状态，使其自尊心受到漠视与侵害，从而对医疗过程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对抗。现代医学模式的兴起和发展，使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医学研究更多注意到人的整体性、社会性、自然性等属性，使医学教育趋向综合化、整体化、多元化发展，回归到了人文关怀和人道思想上。因此，现代医学教育必须加强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的培育，使学生树立起宏观与微观、静止与运动、整体与局部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观，不再以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分析生命现象，以应对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 转贴于

基于以上医疗现状，近几年，医学教育把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将来从事医疗工作的“准医生”们，如果没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没有正确的人文理念，很难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要改善医疗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就很难实现。因此，医学教育要着眼于医学生的人生观教育，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以系统医学哲学观来构建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以正确的人生观来构建医学生的职业生涯。我们在医学生教育中挖掘整理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文精神，为医学生人生观教育积累生动活泼的教育素材，发挥医学大师们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激励和教育医学生。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对医学生而说，人生观既是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也是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格示范作用，挖掘他们的精神财富，运用于医学人文教育之中，突显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是对医学生进行人生观培养的一剂良方。医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善待患者，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荣耀，才能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

三、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世界观

医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教育技术有着密切联系，与哲学、伦理、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尤其是在现代医学医疗活动中面临大量道德难题的今天，培养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尤为重要。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学技术的判断，终究无法解决现代医疗活动中的伦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问题，而迫切需要借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行为实践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医学生不仅仅需要仓储充足的知识，还需要善于汲取、更新、应用技能。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看待医学，是当今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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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篇(5)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 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 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篇(6)

关键词文检课；科学道德；人文精神；文理兼容

【中图分类号】G640

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主要是通过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予以培养和提高的，两种教育的融合特别是在课程中的渗透，可以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

1、高等教育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必然和方法

高等教育的终始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的内在需求。人的全面教育发展的根本特征，不仅体现在物质创造与精神文明的结合上，也体现了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的结合上。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一切的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两种教育的融合。人文教育教会学生“做人”，培养其人文精神。两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科学教育使人求真，人文教育使人求善、求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人全面发展的标志。

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可以通过加大人文课程的比例和课程中人文精神的渗透等途径予以实现。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课程，人文学科几乎占了一半。理工类学士学位必须修习的课程中人文学科占了25%，主修人文学科的专业课也仅占40%。由此可见，国外著名大学中人文教育占的比重是相当高的。我们还应该看到，人文教育可以培养人文精神，而科学教育中同样蕴含有人文精神。所以科学教育中，教师应注重课程中人文精神的发掘，弘扬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为学生的主动发展和共同发展创造条件。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认识社会和自然，将有利于他们对课程中蕴含的人文精神的领悟。因此，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同样重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的欲望，同时引导学生主动进行科学探究活动。

2、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文检课中的融合

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简称文检课）作为一门公共课，8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高校普遍开设，是与英语、计算机同等重要的工具性课程。但是，文检课却没有受到学校管理者和学生同等的重视，这既有外部因素，也有课程本身的局限。笔者认为，文检课不应过于强调课程的工具性，应该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结合，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借此凸现课程的价值。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可以在文检课中得以实现。首先，文献检索学是一门科学，则必然有其知识内涵，基本的概念和原理学生必须掌握。其次，文检课是科学方法课，学生可以掌握继续学习、终身学习的方法，以及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方法，即“学会学习”，从而不断地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因此，文检课对大学生进行的主要是科学教育。同时，大学生掌握了学习知识的方法，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更为自觉地从课堂以外的途径，能动地学习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知识，提高人文素养。为成为社会需要的、既全面发展又有个性特点的，富有主体性的人才而努力。

大学生学习知识主要凭借兴趣，他们关心环境保护、计算机网络安全等社会及科技问题，现代著名作家、作品以及古典名著，艺术与美等课题也始终让大学生们着迷。在文检课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以对自己真正有兴趣探究的课题，在遵循认识规律和文献检索与利用规律的基础上，层层深入地自行探究，形成自己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和观点。

3、文理兼容是文检课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主要方法

季羡林教授指出，21世纪文理不分家。近年我国高校非常重视理工科学生的人文教育，以清华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为代表的理工院校纷纷设立了人文学院，开设人文课程。同样，文科学生也需要吸收自然科学的养分，接受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熏陶，借鉴科学思维的方法，实现两者的相通和融合。对于大学生来说，掌握了文献检索与利用的方法，就等于拥有了两者相通的钥匙。文检课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并且反复强调这一点，强化学生的认识。具体应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实现文检课中两种教育的融合。

3.1激发学生利用文献检索技能进性科学探究的动力

大部分学生在学文检课以前，对课程的了解均十分有限，对为什么开课的理解也很模糊。因此，在开课伊始教师应该对课程的全貌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阐明课程在大学生素质教育及信息素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信息素养教育应该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信息素养是信息社会人必备的基本素养，信息意识、信息查找和利用能力是信息素养重要的组成部分。信息评价能力也是信息素养的构成要素，是文检课教学中应该补充的内容。当然，要激发学生学习文献检索知识，掌握文献检索技能，进行科学探究的强烈欲望，仅靠课堂传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由学生亲手进行文献检索和利用的实践，方能够体会其中的艰辛和快乐。引导学生对检索课题自行探究，运用数学和逻辑等科研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归纳和推理，总结课题发展的规律，预见其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据此撰写出课题综述或述评，得到科学探究的结果。检索报告和论文是文检课程考核的主要依据。

3.2进行正确的思维训练

文检课的前期课程，除了计算机基本知识和外语，还应学习哲学。用科学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来指导文献检索与利用方法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念就是实践。所以，学生必须在掌握科学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通过检索实践，掌握文献检索和利用的方法和技能。检索实践既是检索技能的训练，同时也是辩证思维能力的锻炼。需要判断检辩证思维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检索实践过程中有判断过程，需要判断检索类型，根据课题判断适用的光盘型、网络型和印刷型的检索工具，并且加以选择及综合运用。检索实践也存在科学的推理，需要运用演绎、归纳和类比推理的方法，对检索结果进行新颖性、真实性和适用性的评价。鼓励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利用文献检索的结果得出创造性的结论。

3.3教学相长，与学生平等讨论的教学方式

文检课教师需要主动自觉地学习现代高等教育、教学理论，课程教学才不至游离于改革的总体规划之外。建构主义是切合文检课教学的理论指导。该理论认为，教师不是知识的传授者和灌输者，而是学生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和促进者。文检课教师设立的问题情境，可以与科研人员从事研究活动的过程完全相同。同时采用与学生平等对话和协商的方法，帮助学生进行意义建构。由于存在有学科和专业的障碍，文检课教师并不总是万能的。通过协商与绘画进行的思维碰撞，始终存在于文检课的师生之间，从而可以是双方不断的修正错误，接近教与学共同的目标。教师应改成拿高分利用获取信息技能上的优势，在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检索技能的同时，有目的的学习各种学科专业知识，给学生树立一个不断学习的榜样。这样学生可以从课程当中，从教师身上，学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同时学到谦虚谨慎，和而不同，相互尊重的人文精神。

3.4 教师人格的力量

文检课教师同样是高等教育教师队伍的组成部分，同样担负有教书育人的崇高职责。事实证明，教师对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启发学生与之进行思想交流的热情和方法，现代教学理念、方法及手段不断创新的精神，这些都会深深的影响着学生，对其产生综合的影响。不能想象，一个本身即认为文检课可有可无的教师，会教出有活力和有创新精神的学生。从事文检课教学工作的教师，必须有高度的热情，才能强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自己也会从中得到强烈的满足感。

4、 加强哲学教育和德育在文检课中的渗透

4.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文检课中的渗透

如上所述，哲学是文检课的前期课程。与之相应地，文检课的学习也可以促进学生对哲学理论的深入理解和自觉运用。通过文检检索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大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实现人的认识与实践的相互统一。文检课应用“引导-探究”学习法，引导学生自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最后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逻辑思维方法，也离不开形象思维方的运用。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联想、想象等形象思维方式，设计自己的研究课题。然后，运用发散性思维方法对该课题进行纵横比较，宏微兼顾地思考和实践。最后，在合理利用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创新。教师需要与学生保持积极有效的联系，始终参与学生课题调研的全过程，并且给以适时适当的点拨。作为文检课的教师，应该自觉运用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组织教学，妥善处理重点与一般、普通与特殊的关系，以及认识的局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的关系，以利于学生的意义建构。

4.2科学道德教育在文检课中的渗透

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不仅仅是德育课程的任务，高校教师应该以各种方式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包括科学道德教育。科学道德主要表现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对待科技成果利用的严肃态度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体现在文献检索实践过程中，按照教师预先设计的规范的检索报告格式，学生要对检索过程做准确、详细的记录。这样既可以揭示学生对每个知识点的掌握的情况，又利于总体的意义建构。学生会意识到求知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投机取巧也不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在利用文献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合理使用他人成果与创新的关系。鼓励学生，敢于而且善于在总结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通过文献调研，较为全面地掌握前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使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调查结果、观点等）应在论文（及综述）中予以明示。潜移默化的科学道德教育，可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学生可以课题小组的形式进行课题调研，以培养与人协作的精神，这也是科学道德的一项内容。

参考文献

1肖峰.论两种教育的融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报，2000（2）：58～64

篇(7)

[关键词]教育家；杜威；苏霍姆林斯基

[中图分类号]G40-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9-0009-04

约翰・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与教育学家，一生从事教育活动和哲学、心理学与教育理论的著述活动，他被美国人称为“创立美国教育学的首要人物”。正如美国学者罗斯(R.J.Roth)所说：“未来的思想必定会超过杜威……可是很难想象，它在前进中怎么可以不经过杜威而超过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是前苏联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其创新性的教育理念不仅“极大推进了整个苏联教育理论体系的提高与发展，而且对整个世界教育思想的演进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两位教育家可谓是世界史上同一时代伟大的思想家，虽然他们一个代表西方，一个代表东方，但他们的教育思想却存在着许多共识。我们认为东西方所共同追求和思考的正是普适于全人类的教育的真谛，如何融合东西方的各种教育观点将是未来教育研究的一个趋势。追随教育家的足迹，将为我们更好地开展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指明方向，也为未来的教育家们提供宝贵的启示。

一、两位教育家的生平

杜威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杂货商家中，他的家乡在新英格兰的维蒙特州的贝林顿。杜威从小喜欢看书，是大家公认的书虫。中学毕业之后，他进入维蒙特大学就读，大四时他开始更广泛地接触人类智能的领域。1879年，杜威大学毕业，开始了他一直想要从事的教职工作，并且继续研读哲学史。1882年，杜威首次，这三篇论文被刊登在全国唯一哲学学术论文的杂志上。后来，杜威拿到博士学位，也结了婚。1894年，杜威和他的妻子创立了实验小学，后因归并的问题，遂辞职离去。之后他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杜威在87岁的时候再婚，93岁时因肺炎去世。

苏霍姆林斯基诞生在乌克兰奥麦尔尼克村一个贫苦的农家。酷爱书籍的祖父、擅长讲述民间故事的外婆、无限忠于苏维埃政权的父亲和慈爱的母亲，给他创造了一个温馨和睦而又生气勃勃的家庭环境。20世纪30年代，苏霍姆林斯基提前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进入了克列明楚格师范学院的师资培训班学习。1934年，他返回故乡担任小学教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通过进修函授班接受了四年的高等师范教育。卫国战争期间，苏霍姆林斯基以政治指导员的身份上了前线，受伤后主动申请重返教育岗位。最初他在乌发任中学校长，后调往家乡任基洛夫格勒区教育局局长，1947年，他被任命为帕夫雷什中学校长。1970年，苏霍姆林斯基52岁，由于残留在胸部的弹片侵入心脏旁耶根主要的血管而过早地去世了。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40多部专著、600多篇论文、1000多篇童话故事。他的著作被称为“教育百科全书”，书籍的总印数超过300万册。

从两位教育家的生平来看，良好的家庭环境、后天勤奋的学习、亲身参加到一线学校的教育实践以及不断思考与创新、勤于总结的生活和工作作风，成就了两位教育家特有的洞察力和哲人的智慧，也成就了两位教育家硕果累累的一生。

二、两位教育家在教育思想上的共识

(一)教育功能观

杜威的教育本质观，即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杜威的教育价值论，即教育使人获得和增长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教育上实际应用的集中体现。他提出，教育只是一种过程，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过程本身。他明确指出：“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教育本身并无目的，只是人，即家长和教师等才有目的；教育这个抽象概念并无目的。”也就是说，在杜威看来，教育不应当有外界强加的终极目的，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寓于教育过程、教育活动当中。杜威所说的教育过程本身的目的，即指由儿童的本能、冲动、兴趣所决定的具体教育过程就是教育的目的，而把由社会、政治需要所决定的教育总目的看作是“教育过程以外”的目的，并指责这是一种外在的、虚构的目的。

同样回归到对人的关注，培养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精髓，其理念贯通在他整个的理论体系之中。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的功能就是“要把学生培养和造就成真正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此，苏霍姆林斯基将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体系，在这个整体结构中包含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和个性发展三个子系统，并指出三个子系统作为教育整体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呈整体结构的态势和谐发展。

两位教育家在教育功能观上所表现出的对人自身需要和发展的关注、对人的自我表现的关注，说明了这样一个教育真谛，那就是教育必须直视学生的生存方式，在培养学生个性健全、身心健康和创造性思维中发挥作用；教育必须重视学生健康成长和可持续发展，发挥教育的协调功能，缩小人与人的差异；教育的终极关怀是学生的发展和成长，它包括知识、能力、情感和个性品质等全面和谐的发展。在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这一教育功能观启示我们应当深入研究教育的筛选功能与协调功能之间的关系，深刻理解内涵丰富的个体教育功能和社会教育功能的意义，并朝着这个方向来改革教育工作。

(二)学生观

在学生观上，杜威并不是“儿童中心”思想的首创者，但是他赞同“儿童中心”思想。杜威认为，传统教育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教学的计划实质上是来自上面的和外部的灌输。它把成人的标准、教材和方法强加给只是正在逐渐成长而趋于成熟的儿童。差距是如此之大，所规定的教材、学习和行动的方法，对于儿童的现有能力来说，都是没有关联的……尽管优秀的教师想运用艺术的技巧来掩饰这种强制性，以减轻那种显然粗暴的性质，它们还是必须灌输给儿童的。”杜威指出，祛除这种弊病的出路在于实现教育重心的转移，把教育的重心从教师、教材那里转移到儿童身上，这就是杜威倡导的“新教育”(或“进步教育”)，也就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杜威认为，学校生活组织应该以儿童为中心，使得一切主要是为儿童的而不是为教师的。他说：“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

教育的一切措施则须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观可以归结为五个字，即“对儿童的爱”。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中，热爱孩子、相信孩子、熟悉孩子，与孩子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是他一切立论的切入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苏霍姆林斯基对儿童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在他看来，一个孩子是否有自尊自爱的自尊感，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命运。苏霍姆林斯基要求教师从儿童的饮食起居到健康、从游戏到学习、从外部表情到内心活动、从一举一动到一言一行，都必须全面地关心孩子，真正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他告诫我们：“跟孩子没有友谊，跟孩子在思想上没有同一性，这种教育犹如在黑暗中徘徊。”

可见，两位教育家的学生观主要是注重对儿童个性和自由的尊重，注意儿童现在的生活。在我国课程改革全面发展的今天，两位教育家在学生观上的认识无疑为广大的教师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提供了指导。教育要促进学生的生长和发展必须建立在尊重学生的基础之上。教育必须探索儿童的发展特点，关注学生的兴趣、经验、尊严、人格、权利、感情和需求，学校的课程设置、课堂教学以及一切教育活动，都应该服从于儿童兴趣和经验的需要，教育措施都应该为促进儿童的发展服务，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要，使学生具有自信心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教学观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教学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杜威的教学理论是在批判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派的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了课程、思维、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但贯穿和渗透在教学理论各个领域的总原则是“从做中学”。杜威认为，“从做中学”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它使得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过程中的活动联系了起来。杜威进一步提出了活动教学应具备四个条件：兴趣的条件，要使儿童对活动有情感和需求；要表现着生活的价值；要能够提示问题，唤起儿童新的求知欲望和好奇心；要给儿童以充分的活动时间，以求得作业的圆满完成，使之不断地从一个境界达到新的境界。凡具备这些条件的教学，即为活动教学。

在教学观上，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教育与自我教育构成教育的整体，共同实现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人的整体教育目标。他提出：“自我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自我教育就不可能称其为完整的教育。”而在自我教育中如果“没有学生的主动愿望与需求也不可能促进其内在精神力量和精神世界的充实与完善”。他要求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灌输者”。

而对于教师教学的目的，杜威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训练思维，开发理智。杜威设计了“思维五步法”：安排真实的情境；在情境中要有刺激思维的课题；作出解决问题的假设；在活动中验证假设；根据验证的结果得出结论。这是一种“从做中学”的教学步骤，在“做”中思维，通过思维提出和解决问题，在“做”中验证所获经验的有效性。

同样，苏霍姆林斯基在思维课的设计上也指出，当学生需要在课堂上掌握抽象的科学知识时，学生更应当首先“求教知识的直接来源――大自然”。对于思维的训练，他更关注学生的“发现”过程，即从思维的源头――大自然中通过学生对事物的观察、记忆、思维去发现知识的精华。

由此可见，两位教育家都强调一种主动的教学观，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主动性，注重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和发展。两位教育家在教学观上的认识无疑对当前中小学的教育理念，特别是教师角色和教与学方式的转变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课堂教学实践应该加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以儿童主体冲击教师中心，以学生自身经验冲击书本中心，重视学生的兴趣与需要、讲授与探究、课堂与活动、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结合，并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反思，使学生能动地活动，积极地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使其动手操作能力、创新精神和责任感得到增强。

三、两位教育家对我们的启示

(一)在继承中勇于开拓与创新

任何一项重要科学成果的取得总是伴随着理论与方法的突破与创新。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如此深远，首先在于他们对教育整体而全面的思考，在于他们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大胆的创新。作为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的杜威，实际上是在皮尔士(C.S.Pierce)创立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詹姆士(W.James)建立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的基础上，以实用主义哲学和机能主义心理学为理论支柱，从而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而他关于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的教育理论则是他对卢梭、赫尔巴特等教育家思想的继承、批判和发展；关于“从做中学”的教学理论则是他在批判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派的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

同样，苏霍姆林斯基一生的工作也证明，他是一个善于继承和创新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学校工作的33个年头里，努力从实践中探索各种理论，结合所处时代的特点、具体的教育对象，创造性地发展了教育实践家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人称苏霍姆林斯基是“当代的马卡连柯”，但他绝不是不假思索地把马卡连柯的全部论著逐字逐句地移植到生活中去，更不是竭力证明马卡连柯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无误的。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教师工作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及其灵魂，单凭积累引文是无法接近这种精细的“材料”的，因此他坚持认为，别人的思想不管如何明智，也不能取代自己的思考。

除马卡连柯外，苏霍姆林斯基还十分崇敬克鲁普斯卡娅。我们也不难看出乌申斯基，甚至卢梭对他的强烈影响。但他敢于坚持自己经过实践和深思熟虑的信念，不随波逐流。面对包括凯洛夫在内的权威人士批评他的经验中存在着“以生产劳动偷换教育工作的危险性，把学校变成生产单位的危险性”时，苏霍姆林斯基坚持认为孩子应从小养成为社会和人民劳动的习惯。可以说，如果没有一种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开拓创新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

(二)扎根哲学，以人为本

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触及了教育的本质，他们之所以有着这样一种教育家特有的洞察力和哲人的智慧，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扎根于深厚的哲学基础。杜威早期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体系主要基于论文《我的教育信条》、著作《学校与社会》和《儿童与课程》，但后来他扎根到哲学和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他的几本理论著述《我们怎样思维》《明日之学校》和哲学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而又严密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大厦。而翻开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书卷，我们不仅在收获他的教育思想，更为其理论中无所不在的哲学思想所惊叹，为分析论证问题的辩证方法所折服。可以说，苏霍姆林斯基具有创新性的教育理念和科学合理的教育实施途径完美诠释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哲学观和方法论。也可以说，正是

辩证统一的哲学方法论成就了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体系，使他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取得的成果如此丰硕，产生的学术影响如此深远。

无论是杜威还是苏霍姆林斯基，他们所扎根的哲学思想的核心都围绕着一个字――“人”。杜威基于教育在儿童本能生长方面的本质作用的认识，提出著名的“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原则，并成为他的教育理论甚至整个现代派教育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要求。苏霍姆林斯基依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从整体与部分、对立与统一的辩证角度提出了“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可见，两位教育家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正如杜威所说的：

“我们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

(三)关注学校，重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