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主要表现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法治思维主要表现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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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领导干部；法律思维；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07-02

国务院2010年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党的十报告又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在法治时代，领导干部的决策和行为总会直接或间接地与法律发生关系，领导干部只有具备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才能依法履职、依法决策，才能推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而法治思维是建立在法治理念基础上的，“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1]平时不具备法治理念的领导干部，遇到问题时不可能运用法治思维的方法去解决遇到的问题，由此可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的方法来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各级领导干部迫切研究的课题，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法律思维的培养也越来越重要。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

“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而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的一种逻辑推理方式。法治思维首先表现为心中有法，也就是说要养成处理问题时遵循法律至上，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法治原则的法律意识。法治思维还表现为一种行为的选择，也就是当我们面临有多种问题的解决方式时，是否能够选择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具体来说法治思维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合法性思维”，它是法治思维的逻辑前提，即任何行政措施的采取、任何重大决策的做出都要合乎法律，包括：目的合法，即公权力行使者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的目的和宗旨。权限合法，即职权法定、越权无效规则。它是指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为之确定的权限。内容合法，即指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的具体规范以及法律的原则、精神。手段合法，即公权力行使者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运用的方式、采取的措施应符合法律规范以及法律的原则、精神。第二，“程序思维”，它是法治思维的逻辑路径，即要求权力必须在既定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即程序合法。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实体正义的根本保障，因此，程序合法即公权力行使者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过程、步骤、方式、时限等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法治的基本理念。所谓“程序合法”，是指公权力行使者作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过程、步骤、方式、时限等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即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的要求。第三“权利义务思维”，即以权利义务作为设定人与人关系及人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准则。第四“公平正义思维”，即公权力要以追求、维护公平与正义为价值尺度。

二、当前领导干部在法治思维方面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1.缺乏法治思维的意识，存在人治思维

这里具体表现为：有的领导干部对依法治国错误地理解为依法治“民”而不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有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奉行“摆平就是水平，稳定就是搞定”的人治思维，认为“有法（律）无（办）法，无法（律）有（办）法”，采取非法律手段解决现实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追求“稳定”而牺牲“法治”；还有的领导干部认为GDP是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因此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并且只对GDP有动力，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政绩”，不惜侵犯群众权益而大搞形象工程，有的甚至以牺牲“法治”的方式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些人治思维的存在，所以直接影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在做决策时不能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2.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

虽然有的领导干部已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但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能力还很不足，对一些本来可以遵循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做出决策的事情，却只是机械地按法律条文办事；还有的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有选择地适用法律，有利于自己的就执行，不利于自己的就不执行，尤其是在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上，由于法治思维的欠缺，不能正确把握运用法治原则和精神，灵活处置，导致恶性的发生，如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处置中就暴露了当地领导干部驾驭法律解决突发事件能力的欠缺。

3.决策程序不合法

做决策，不仅要做到决策结果合法，而且还要做到决策程序合法。没有程序的正当，就不会有实体的公正。现实工作中还存在着由领导干部几个人或主要领导一个人“说了算”，或者搞所谓的“三拍式”（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决策的现象。例如有的地方违法拆建，任意侵犯公众财产权和人身权，引发自焚、自杀等惨剧或者暴力对抗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还有一些地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大量兴建对自然环境破坏严重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以致造成严重生态灾难事件。导致发生这些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在决策时没有依照法律程序做出决策，导致决策缺乏法律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培养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对策

领导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决策，是建立在良好法治思维理念基础之上的。法治思维理念的养成，是一种“习惯成自然、润物细无声”的陶冶过程，因此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理念。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建立健全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行使者法律素质低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而腐败则必然是违法行为。为了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而监督和问责是促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要注重行政监督和问责，建立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舆论评价机制，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置于社会公众监督之下，使社会评价和社会监督真正成为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推进器”；加强问责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工作，不断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要按照有权就有责、滥权应担责、侵权要赔偿的要求，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对那些不依法办事的领导干部要严肃进行批评教育；对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带来重大损失，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领导干部，要严格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证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力有效。

2.将“法治状况”引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选拔任用标准之中

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考核时要考核领导干部依法履职水平。依法履职水平，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考量一个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的重要因素。要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纳入到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在领导干部的晋升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对他们的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推行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制度、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把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相应的法律素质作为提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和条件，对在规定时间内未获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者不予提名。要提拔和使用法治思维意识强、善于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优秀干部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只有将“法治状况”引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选拔任用标准之中，才能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增强了，自然促进其法律手段的运用；法律手段运用多了和运用有效了，又会反过来影响和促进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的形成。

3.加强行政机关的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是法律思维的重要精神支柱。通过法治文化的建设，强化领导干部主动按照法律的逻辑，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并使这种法律思维演化成一种自觉和习惯，促进领导干部深入学法用法，进一步激发法治建设的活力，从而解决领导干部学法“入耳、入脑、入心”难的问题。加强行政机关法治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如给领导干部配发学法教材、学法笔记本、法制宣传台历和开通手机法治新闻报、办公楼宇法治动漫、电子杂志新型法治文化传播平台，让广大领导干部经常性地受到法治文化的熏陶，使法治思维实实在在内化到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和日常工作中去，从而潜移默化地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

4.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教育的培训

虽然我们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办法，组织不同层次领导干部的法制培训，但效果往往不太理想，领导干部学法的热情和兴趣不高。主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领导干部的培训内容和形式相对比较单一，我们往往偏重于对领导干部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对领导干部进行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的培养。因此，我们要不断研究和创新对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培训的方式与方法。在法治教育培训的形式上，我们可以采取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举办法制讲座、举办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参加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采取案例教学等形式来组织领导干部学习法律；在法治教育培训的内容上，我们既要加强对领导干部学习宪法、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培训力度，又要重视对领导干部法律原则、法治精神等法治思维能力方面的学习培养，使领导干部最终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解决社会问题，法律思维当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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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理性思考能力的体现，也就是在掌握基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能够形成运用法律规定及精神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习惯。医学职业精神培育是医学专业技能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医学职业精神教育引入法治思维是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医学生在培养过程中以医学技能为重点，辅以医学伦理教育，但在法律层面的培育较少，更谈不上培育医学生的法治思维。为了使未来的医疗工作者在实施医疗行为时不仅能贯彻医学伦理道德理念，也能运用法治思维，本文就如何将法治思维引入医学职业精神教育进行探讨。

1医学职业精神教育引入法治思维的必要性

1.1民主法治时代的必然需要

法治思维不可能在人的头脑中自发产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人具有法律知识，并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分析、思考、解决自身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当代医学教育培育的人才势必要融入民主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不仅担负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医疗使命，同样也是实现民主法治的主力军。因此，在医学职业精神培养过程中必须引入法治思维培育。

1.2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需求

医疗卫生事业正走向制度化管理的轨道，而医疗卫生事业制度化中法制完善是必然之势。随着各种新的医疗技术不断应用到医疗领域，每有新技术、新理念的应用，都需要法律做出明文规定，用法制调整、规范它们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应及时更新法律认知，明确自己在医疗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既可以及时运用新技术、新理念，又可以维护自己和患者的权利，从而推动医疗卫生事业有序发展。

1.3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条件

和谐医患关系是医疗领域发展的目标取向。目前，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是医患关系不和谐的主要表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医疗过程中医学技能尚有不足，另一方面是医疗工作者人文医疗的缺失，而人文医疗能力的培养过程不仅是沟通、伦理的培育，也应该包括法治思维的培育。医德与医学法律的功能互补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医疗秩序的必要方式[1]。在医学职业精神的培育过程中，应加强医学生对依法行医的认知，让学生通过学习《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医疗法律法规，既可以保护患者利益,又能维护医疗工作者的权益。在此基础上，学生应学会运用法律法规依法行医。如在诊治过程中明确向患者履行告知义务、规范病例书写、保障患者隐私权等;在遇到医疗冲突时会合理运用法律法规维护医疗工作者和患者双方的权益，及时解决一些矛盾。医学职业精神培育过程中有效强化法治思维可以转变医疗观念，确保医疗工作的安全，预防或减少医患矛盾，防止医疗纠纷的发生，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形成。

2将法治思维引入医学职业精神教育的措施

2.1丰富医学法律理论知识

医学院校对于医学生的教育以培育医学技能为主，辅以医学伦理知识，相关的医学法律知识普及较少。医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在诊疗、护理环节能很好地从医学角度处理、解决问题，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医学法律知识，将可能会在医疗工作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如不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度、章程进行医疗操作，一旦出现问题势必引发医疗纠纷，既无法保证患者利益，更无法维护自身权益。因此，医学院校应开展医学法律理论知识的教育，培育医学生在医疗工作过程中应具有的法治思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出台了各种医疗法律法规，如《医院工作人员守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既能保证患者权利，又可以维护医疗工作者的合法利益。让医学生在校及实习期间学习相关医学法律知识，学习过程中明确从医实践中的权、责、利，让医学生认识到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仅要有高超的医疗技能，还要具备基本的法律理论素质，逐渐培养他们依法行医的思维。培育医学生具备法律知识可采取多种手段，如:传统课堂的理论教学;在临床实习中依据医疗实践进行专题学习，开展案例教学，让学生感触到医学职业不仅是医学知识的承载，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法治思维能力。

2.2培养医学法治思维习惯

法治思维建立在具有法制知识的基础上，能运用法律的价值进行思考、评价、分析，法治思维培育过程的关键是培养医学生养成法治思维的习惯。将法律知识转化为法治思维习惯，就是要让学生在掌握法律知识点的基础上将所学的法律常识应用到医疗行为中，积久成习。法治思维习惯一旦养成，会使医务工作者在医疗过程中能关照各方利益，有效减少医患矛盾冲突。一是法律主体意识的培养。在法律基础知识讲授过程中灵活指导学生的思维行为，让学生从身边的事情出发，自觉与法律知识相结合，运用民主法治的原则表达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二是法律平等价值的深化。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愿望，明确行医过程中患者与医者平等的理念，作为医者不仅要依法捍卫自身权利，更应从患者角度思考问题，依法维护患者的隐私权、知情权等。

2.3提高医学法律实践能力

法治思维包括对已掌握的法律常识、法律意识的实践运用，因此，法治思维的形成在医学生职业精神培养中应该提升实践的能力，这需要在教育及实践中加强。

(1)创建法治环境:培育医务工作者的校园和实习场所应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医学院校的各项活动运转过程中渗透法治理念，使学生融入法治环境氛围，让医学生认识到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在社会实践中切实可行，实践能力必然得以提升。

(2)规范医疗法律行为:培养医学生不仅是让他们熟练掌握和运用医疗技能，也应让医学生依照各项医疗法规来规范医疗行为，强化他们行医规范的培养，并在实习期间让学生按程序、按法规开展实践操作。

(3)开展法治模拟实践:让已完成法律知识学习的医学生就近几年发生的医疗纠纷案件、医患矛盾事件开展模拟法庭，让即将步入医疗职业的学生提前体验医疗工作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并能合理运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将法律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总之，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日臻完善的大环境中，医学院校不仅要培养医学生具备良好的医学知识，也应注重培养他们形成对自己、对患者、对社会负责的法治思维能力，这就要求在培养医学生医学职业精神的过程中引入法治思维，为创建和谐的医患、社会关系奠定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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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的现代性、理性与法治

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参透到各个方面和领域，人们不仅用法律确认、维护、巩固原有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试图用法律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正是法的现代化的一个直接结果。"现代化是基于科学技术革命，整个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从制度到观念的总体变迁，是特定社会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法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法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葛洪义）法的现代性因素，也就是现代法律的特征，主要有：1、公开性。法律的内容、法律制定与实施的过程向社会公开；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独立的并由专门的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加以适用的规则体系，法律活动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3、普遍性。法律调整的是一般人的行为，其价值内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层次性或称道德性。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观念保持一致；5、确定性。法的内容，至少它的中心含义应该尽可能明确、无歧义；6、可诉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加以运用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法律机制必须成为由法律职业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则的秩序机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从而能够增加个人行动的可计算性；8、权威性。现代社会的法律就外在强制的效力而言在社会生活规范体系中应该具有最高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视、不可冒犯的最高权威。"上述八个法的现代性因素，概括起来说，就是理性化，或者说，法的现代性就是指法的理性化……一般认为法治化是现代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实际上也可以肯定，法的现代性就是法治的属性。"（葛洪义）

理性一词现在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它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则源于启蒙时代。狭义的启蒙通常是指从17世纪洛克开始，在18世纪的法国进入，到19世纪的康德黑格尔达到顶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弘扬理性，提倡科学，反对宗教，倡导确立世俗的人的崇高地位。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就是理性主义，而理性也成为现代的核心概念。关于理性，必须提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尔。笛卡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思想家，但他从"笛卡尔式怀疑"出发，在寻找作为哲学研究推理前提的公理的过程中，确立了人的理性思维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提出：绝对确实可靠的公理、原则在传统的经院哲学中找不到，从前辈流传下来的见解中找不到，感觉到的东西也不能提供公理，甚至数学证明也可以怀疑，因为许多人在数学问题上陷入错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无可怀疑的、确实的东西就是我怀疑或者我思维，怀疑的存在意味着怀疑者的存在，思维意味着存在一个思维着的东西，由此，他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人的理性思维的至高性。我们知道，法治作为一种实践，是西方近代社会经济政治革命的产物；作为一种信仰，是西方知识论文化背景的产物；作为一种理论，则主要是理性主义的结晶，因此，法治正是法律意义上的理性统治，正如韦伯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理性化和解除魔咒的过程一样，法的现代性其核心在于理性，而法治正是理性的特定产物。

然而，正是理性的崇高地位导致了现代社会深刻的人文矛盾。用理性解释一切、评价一切、规范一切的结果，是建立起来了一个以理性为中心、科学为基础的权力与知识体系，它在带来工业文明辉煌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思想的严重封闭，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焦虑、分裂，导致了对现代的痛苦反思--学术界称其为"现代性危机"--并催生了以"粉碎理性"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复杂的民族性与自我封闭的偏狭趁此机会也大兴风浪，以对法治情绪的表里不一与为自身利益的投机取巧为实质而繁衍出一系列"畸形"的"法治"现象。

二、后现代思潮对法治的消解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广泛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要不是指一种时代意义上的历史时期，而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后现代思潮仍然是19世纪以来的思想家对工业化所开辟的现代文明的批判的继续。"现代性危机"的发生激发了解决危机的热情。贝克在此基础上把现代化区分为简单的现代化与反省的现代化。简单的现代化肢解了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反省的现代化瞄准的则是传统的现代化所勾勒的工业社会图景，意图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它试图用理性自身的力量克服理性的难题，以解决"现代化性危机"。与此不同，后现代主义的解决方案侧重于解构理性，张扬非理性，以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应对"现代性危机"。后现代思潮迫使我们在对自己以往的确信进行深刻检讨的同时，也在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学术语言和看似轻松的游戏方式解构、消除、反讽理性和一切规范--包括法律规范。显然，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建筑工艺、哲学等领域的新思潮或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甚至可能带来相当富有成效的结果，但它在法学领域的运用，将起着颠覆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法治理念的作用。

关于后现代思潮与法治的对立，是通过后现代思潮倾向于与理性彻底决裂而决定的。哈贝马斯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与现代性的告别，必然表现为与合理性的决裂，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非理性主义。利奥塔等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理性观念的主要转变相适应。有人甚至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至今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理性的死亡却是一项历史工程--现代性的终结的标志。后现代这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就是作为"统一"和"整体"之根源的理性和它的主体"被粉碎的时代"。具体而言，后现代思潮又是如何宣告与理性决裂并消解法治的呢？

后现代思潮与理性的决裂集中表现在后现代思想家所共享着的一种被称为"流浪者的思维"的思维方式。后现代学者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这些特征正好是流浪者"四海为家而永远不在家，对他而言，无家存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称其为家"存在状态的反映，流浪者流浪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摧毁界限的过程，后现代思维正以持续不断的否定、摧毁为特征。现代思维就是我们称之为知识论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强调一种主体性的观念，即人是自然的解释者或宇宙的观察者，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改造和控制世界。现代主义哲学试图成为"科学的"，诉诸于精神的方法而非权威，而这种论说的成立，必然依赖主客体两分的思维范式。按席沃尔曼的概括，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一种抽象的事物观。而对这一切的质疑便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思维特征看，"后现代思维涉及反思--发现差异的地位，考察非决定性的铭文，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的消解"。

消解法治，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潮的逻辑必然。众所周知，根据我们习惯的划分方式，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理论，概括地说，可以分为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和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两大类。在所有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中，法律都已经被价值化，即从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理性与非理性等二元对立结构中，选定前项为立足点和价值根据以设定并努力建构一个理想的法律图式；分析实证主义法律理论则竭力否定价值判断，猛烈批评形而上学的二元结构模式。但是，法律思维中无论是经验归纳的方式还是理性演绎的方法，都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也就是都必须为法律寻求一个合法性根据，因此，法律和法治都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支点，以使法律和司法具有合法性根据。也就是说，现代法治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而后现代思潮所要否定的正是这一点。对于后现代法律理论来说，法律并不存在一套可以被理性所认识的确定的内容和使其正当化的根据，所以，法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本质化的规定性。将法律建立在某种确定的根据基础上以使其正当化，不过是现论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连同作为其知识背景的宏大叙事都是一种神话。

在后现代法律理论中，批判法学对现实法律制度的抨击极具代表性。批判法学又称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兴起于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其基本观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法律推理的非确定性。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都是不确定的，某一案件适用什么法律规则，确认哪些事实，完全是法官和陪审团的主观选择，没有客观性。法律推理并不具有不同于政治的特殊模式，而是穿着不同外衣的政治。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基本矛盾；第二，法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并非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中性的那样，法律使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和观念合法、正当化，把有政治倾向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东西打扮成中性的、有利于全社会的；第三，法不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必然产物，而是阶级统治的偶然产物。法是政治的，是不同社会力量、阶级和个人之间相互斗争的产物，完全没有必然性可言。批判法学重要代表昂格尔认为，现代性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其内在矛盾的体现。法律秩序、法治是现代性的观念反映，是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而这个矛盾是传统政治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无法克服的，显然，昂格尔借此将现代法治从思想根基上瓦解了。

总之，后现代思潮隐含着突破、破坏、解构法律的合法性根据的基本理论倾向，其结果无非就是彻底动摇启蒙时期以来形成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结构。后现代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法治神话的破灭，后现代思潮对法治的颠覆使本来就缺乏法治基础的我国法治建设雪上加霜。我们需要更多更深的理论阐释与文化积淀，以夯实法治基础，却在后现代思维中发现我们寄予厚望的法治理念乃是一个行将破灭的幻想，这岂不令人沮丧？正如蓦然发现正在审理一件复杂案件的法官其实对法律一窍不通一样，那种被审判权威迷惑的心绪将会出奇失落。

三、"现代"情结对法治的阻碍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最贴切的诠释，或许也是对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和愿望的最贴切的诠释。从中国和中国法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发现，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常常是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但是，在葛洪义教授看来，民族性固有的难以避免的偏狭所导致的现代化的普遍诉求，自始就多少是不情愿的、痛苦的、悲剧性的，至少可以说，最初的现代化在民众的潜意识里是从对现代化的敌视开始的。这种夹杂着渴求、无奈和敌视的强烈的、复杂的现代化愿望和情绪，在法律思想领域中就体现为既期待法律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各种困难，重建社会秩序，又在内心里对其持怀疑的、不信任的、不情愿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态度--这种现象即为中国法的"现代情结"。葛洪义教授认为，在这个现代情结的基础上，既可以提供持续的来自前现代的反现代思想资源，又可能成为衍生后现代的反现代精神土壤。所以，中国法的现代化过程和方式中携带着一种反现代的精神力量。这种现代情结集中体现为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以及行为处事的"熟人"意识。

在中国，内与外的差别是思想的前提。内外有别意味着内外界限分明，内是自己的地盘，在"内"的都是自己人；外是别人的地方，外人则是自己之外的人。外人有时候是客人，自然要对其以礼相待；有时候是豺狼，迎接它的当然是猎枪。在判断事物、事件、意见时，这个界限意识也是非常清晰的，判断首先区分的是其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在内，则凡事可容，在外，则本能地抱有警惕性，且美其名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思维模式显然不是理性的，而带有深刻的情绪化倾向，尽管在民族存亡、生死大义上不妨明确区别对待，厚此薄彼，但当这种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上升为习惯并得以泛滥，这却是从一种品德转化为恶习。内外有别的泛滥，必然形成优劣、先后、尊卑之差，形成"熟人好办事"的"熟人"意识。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在法律思想领域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法治化的进程。

在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界限意识不同程度地都存在着，因为这种区分自然也包含着合理性，但是西方国家中没有中国这样根深蒂固的界限意识。西方人不关心，至少现在不很关心地域、血缘的种族界限，更不会竭尽全力地刻意维护自己的家国边界，界限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使用一种合理的方式，界限就可以不再是界限，这显然不同于讲究家族本位的思维模式。西方人崇尚个人本位，西方人最牢固、最顽固的界限是理性，这也是罗马法能够成为欧洲大陆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因。西方的理性主义以及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法律制度一直是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是对界限意识的反抗。虽然现在西方学者也讲要超越界限，但这里要超越的是知识论传统上的理性的界限。中国法的内外界限意识，是一种民族国家伊始迄今尚未真正法治化的反现代情绪。不过，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在前后才经历重大挑战并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国历史在清朝前期以前乃是相对进步的、文明的历史，但却使"东方大国"的尊严荡然无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大思考之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重要的突破口。清末修律正是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尝试之一。

清末修律的出发点在于外在压力给我们带来的巨大伤害。出于对尊严的维护与本能的反抗情绪，清末修律及其后的法律移植都颇具"怪相"：一方面学习他国法律，从法律的表现形式到法律的实质内容表述都接受外来法律及法律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对他国法律和法律理念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念念不忘张扬自身，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土资源。这副"怪相"似乎正符合不盲从的理性思维，但其潜意识却是对西方的抵触乃至敌识，这是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现象，西方试图凭借其先进科技"融合"中国，中国人在心理上却加强了边界意识；现代化本身是普遍主义的，但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强化了自己的精神界限。这种"内""外"的斗争或许将使中国现代化法治独具特色，但内外界限的矛盾却在微观上消解了法治。

在葛洪义教授看来，在前现代和后现代双重压力下，中国法一直处于寻找根据而在现代思想背景下难以找到牢靠根据的无家可归的思想状态。或许，"无家可归"下的"四海为家"将使中国法治更具包容性。而倘如此，消解法治的后现代思潮与民族情结将应验荷尔德林的名言--"危险孕育拯救的力量"。

重庆市长寿区检察院 余上云 4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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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思维 法律谈判 法学教育 诊所式法学教育 案例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1 作为法学教育目标的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是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一方面由于法律思维自身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概括了法律思维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法律思维在法治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功能，大致包括：（1）法律思维方式的研究为社会提供了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观念；（2）当法律思维成为习惯性思维后，会引发人们对行为合法性的日常考究，法律规范作为法律思维方式的规定性预设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标准；（3）法律思维方式蕴含着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等，因而它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会发生很大影响。①另一方面则在于法学教育自身的定位。法学教育“应当培养的是一种法律职业者的独特的批判性和创新性的法律思维，……批判性和创新性的法律思维尤为重要。因为法律条文可以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动，法律院系培养的毕业生不可能在学习期间穷尽所有法律条文，但是只要他们具备了一种综合分析法律和事实、运用法律推理进行思维的能力，他们就能够有能力应付各种复杂和新鲜的问题，成为合格的法律职业者。”②

从国外相关的实践来看，法律思维也是法学教育中的核心目标，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是如此。以两大法系的代表德国和美国的法学教育为例，二者实质上可以统一于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两国法学教育对培养法律思维的重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两国均非常重视，通过法学或法律教育将法治和人权等的基本价值观念内化成法律人的前结构，使其近乎本能地从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和解释法律或法律现象。（2）两国法律教育都重视法律人特定思维方式运用能力的培养。（3）两国都非常重视发现或认识法律以及确认事实能力的培养。（4）就适用法律于具体事实并作出法律决定的能力的培养而言，德国的见习服务制度为此提供了契机，见习服务过程实际上就是结合真实的法律事务进行这种能力培养的过程；美国的案例教学法和问答式教学法则为培养一种能力提供了很好的实战模拟。③对于还比较欠缺相关实践经验的中国法学教育来说，两大法系对培养法律思维的共同强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宏观的指导方向。

但是，这种宏观目标的确定还需要具体的操作方式才能够在教学实践中发挥作用，而我国现在法学教育在培养法律思维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从现状来看，国内当前的法学教育仍然停留在知识的灌输阶段，虽然这种单纯依靠抽象概念和原理的方式可以对法律思维的培养产生间接作用，但是，效果证明并不理想。学界已经对法律思维的重要意义形成了共识，但是，如何具体培养法律思维，特别是如何在法学教育中予以贯彻落实，还没有非常详尽的论述。④面对以上在培养法律思维方面的种种不足，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多是侧重于从整体结构上对法学教育的变革。笔者认为，这些整体方案固然相当重要，但是，从细节入手、在微观层面上提升法科学生的具体法律思维能力，也是同样重要的措施。而且从法学教学的实践来说，具体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所以，下面将重点以法律谈判能力的培养来分析如何提升法科学生法律思维能力。

2 法律谈判能力的价值与意义

谈判能力是法律思维能力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驾驭和操作法律谈判需要具备相当广泛的法律知识储备，并且需要将法律事实的认定与法律规范的规定相结合。法律职业群体包括法官、律师和检察官等群体，由于大多数法科学生将来主要从事律师行业，所以，这里主要以律师为主分析法律谈判能力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总体而言，法律谈判能力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在社会现实需求和律师自身素质两个主要的方面。

一方面，整个社会日趋法治化的背景下，现实需要具有较高谈判能力的律师群体。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法制意识的提升，求助律师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而作为当事人的代表，律师应当具备相关的业务素质，特别是谈判能力。另外，法律谈判方式自身也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纠纷解决方式。从法律谈判的纠纷解决结果上看， 有着较其他诉讼类纠纷解决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对话的过程中，各方会对自己原有的要求做出一些修改或变通，这种对故有关系的巩固和对外来关系的发展的纠纷解决途径，符合了我国当前对于“求和谐、促发展”的要求。⑤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通过非诉讼的谈判方式来解决纠纷已经成为当代法治的发展趋势。在当事人不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与法律思维的情况下，律师就应当代表当事人进行谈判和沟通，这也是促进调解顺利进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具备高超谈判能力的律师在相关的法律实践中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律师在商务谈判方面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知识结构；（2）谈判经验；（3）超脱的地位；（4）灵活的战术；（5）身份影响：⑥其他非诉业务，例如律师见证、出具法律意见书、证券业务和法律顾问等等，也都是律师发挥其法律谈判能力的领域。由此可见，具有谈判能力的律师在诉讼业务和非诉业务中都有着相当的优势，而谈判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律师的业务水平，对其执业能力和经历有着重要影响。

从以上社会需求和自身优势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律师具备相关的法律谈判能力是相当必要和重要的。因此，法学教育也应当顺应这种需求和趋势，提升法科学生在法律谈判方面的能力和水平。这不仅是培养法律思维、提高我国法学教育水平的需要，更是维护法律职业群体的社会形象、进而推进中国法治进程的要求。

3 法律谈判能力的培养与训练

虽然法律谈判能力的价值和意义受到了普遍肯定，但是，在目前的法学教育中，培养法律谈判能力的内容和方式还都比较欠缺。法科学生在接受正规的法学教育之后，大多是在实践中依靠独自摸索或言传身教等非系统方式提升法律谈判能力。因此，大多数法科毕业生至少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法务实践对法律谈判能力的要求。至于商务谈判等非诉业务则需要更长时间的磨练。为了减少与法务实践的磨合期，法学教育应当重视法律谈判能力的培养。谈判能力也是法律思维能力的重要环节。将培养法律思维作为主要目标的法学教育，自然也应当将法律谈判能力视为自身的重要内容，而培养和训练法律谈判能力的具体措施可以从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两个方面得到体现。

从教育形式上来看，培养法律谈判能力的方式与培养法律思维的方式基本类似，应当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之以诊所式法学教育和法务见习等方式。课堂是培养法律思维方式的主战场。课堂教学不仅仅是要传授法律知识，更要着力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课堂教学的方法包括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和课堂讨论法等。其中讲授法以教师讲解为主，课堂讨论法以学生讨论为主，可以采用presentation 的形式，也可以采用辩论的形式。在诊所式法学教育中，学生通过亲自模拟相关案例，获得了某些间接经验，这对于提升其法律谈判的能力也是所有帮助的。另外，与诊所式法学教育不同，法务见习为培养法律谈判能力提供了直接实践的机会。虽然法科见习学生不太可能直接参与相关谈判的全过程，但是，通过对与法律谈判有关活动的观察，也能够积累法律谈判的经验。总之，培养法律谈判能力可以借助于多种方式，我们无需特意为其设计专门的教育形式，而只需要将相关的培养环节和教育内容贯穿于以上各种教学方式之中即可。

具体就教育内容来说，法学教育应当注重训练和提升法科学生在法律谈判的技巧、能力和经验等方面的水平。法律谈判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多种能力的参与，这些能力的训练都应当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例如，法律谈判对沟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要求也很高，作为法律人，应当有一定的生活经验、社会阅历以及对社会现象的感知力、适应力和理解力。因此，首先要学会与社会接触，了解社会、认知社会，实现其最初目标。在此基础上练就良好人际沟通的能力，善于使用社会群体语言与社会成员沟通，帮助其正确认识自己和恰当地展示自己。同时必须具有较强的适应社会能力。适应社会能力是社会对学生的总体期望，也是判断办学效果的基本标准。因此，训练人际交往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是我们实践教学的最基本的目标。⑦此外，法律谈判需要具备的能力还包括信息搜索和获取的能力、表达能力、研究和学习能力、反思能力以及心理素质等等。法学教育无法完全一一列举所有与法律谈判相关的能力，但是，却可以在各种教学形式及其各个具体环节中有所侧重。

总之，法律谈判已经成为目前法律实践中日益普遍的业务范围，法学教育也应当对此有所回应。这种趋势决定了法学教育需要增加自身的实践性内容，从培养法律谈判能力入手提升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水平，从而为构建高素质的法律职业群体作出贡献。

注释

① 陈金钊.法律思维及其对法治的意义[J].法商研究，2003（6）：68-69.

② 王晨光.法学教育的宗旨[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6）：42.

③ 陈骏业.法律思维能力在法律高等教育中的核心定位及培养[J].河北法学，2008（2）：155.

④ 孙光宁.法学教育视野内的法律方法[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8）：114.

⑤ 裴蓓.法律谈判：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纠纷解决途径[J].思想战线，200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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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创新；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119-02

创新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及创新精神，具备一定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等素质的人才，“学生身心和谐发展”是创新教育重点关注的内容。在中职学校中，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治校是指在学校管理、教学及行政等各方面要用法治，从而维护学校、师生的权益，促进学校健康、和谐及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学校实现创新教育的重要保证。

一、中职学校创新教育需要良好的法治化管理环境

依法治校是建立现代学校的基本标志，学校只有认真做好依法治校工作，才能在学校内创设一个文明而且有序、安全又稳定的育人环境，学校的各项工作才能呈现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良好的法治对于创新的环境作用和意义，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体现：

1.法治提供了稳定的秩序环境。学校的创新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创新的发展方向和进步程度受到社会环境状况的直接影响，而法治又是构成创新的社会环境的主要部分之一，法治对创新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在一个有良好法治的学校中，法治涉及到学校的方方面面，也对学校的各方面产生影响，当然也影响学校的创新活动秩序。在社会上，一种良好的秩序可以使人获得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能够使生产得到良好的保障，同样地在学校里，良好的秩序也能使学生产生安全感，混乱的秩序必然会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发挥。对于创新教育的主体之一学生来说，如果内在缺乏安全感觉，外在缺乏安全保障，就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创新教育。

2.法治对创新制度进行了保障。一所学校要有良好运行的规则体系，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制度做保障。离开了制度，学校的管理就会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在学校法治的过程中，制度也是先导，它也是学校法治发展的重要引导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离开了法治，学校发展提供的制度基础和规则保证也会动摇。对于创新更是如此，首先用制度将创新的原则、方针固定下来，使之成为创新的指导思想，然后再用法治将创新的权利确认下来，使之成为创新者的合法权益，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法治对创新制度的保障作用。法治可以通过对学校管理制度、评价制度、创新的奖励与激励的制度等进行设定，强化学校的创新观念，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

二、在法治化环境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创新思维培养

在创新教育中，主要强调的是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注重对个人的潜能的全面开发，对于中等职业学校来说，学生已经不存在什么升学的压力了，为学生创造有利于他们创新能力培养的环境氛围是最主要的任务和使命。在良好的法治化环境中，中职学校应该更加要关注学生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培养。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通过法治教育引导学生创新。由于法治提供了稳定的秩序环境，保障了创新制度，也保护了学生创新的合法权益。对于创新的主体之一学生来说，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他们会感觉到安全，在学校有保障，消除不必要的担心，学生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学校可以在校内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将法制宣传工作与教学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定期举办以“依法治国，执政为民”为主题的法制讲座，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可以通过法治管理制度将创新的权利确认下来，使之成为创新者的合法权益，并有效地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可以通过法治对学生的创新确立一些相关的奖励与激励制度，一方面强化了学校的创新观念，另一方面也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创新积极性。

2.开展有效的第二课堂，注意培养学生的兴趣。学生的某一方面的特长、才能，往往从他们的兴趣开始发现的，而稳定的兴趣又能使人形成某一种能力。按照“以安全稳定为基础，以创新活动为重点，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的总体思路，学校在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督促学生履行法律义务的前提下，多组织一些创新活动，不仅要重视第一课堂中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还需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有效作用，由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与兴趣来选择想上的课程。第二课堂的形式需要多样化，既要有文化基础课，又要有专业技能课，可以办专题讲座，也可以办兴趣班等。同时，在学校开展大型的“学生文化艺术节”、“学生科技创新节”等活动，在整个学校形成一种浓郁的创新氛围。鼓励学生多参加全国各种技能大赛和学生创业设计大赛，使学生有机会发现自己的特长，也有机会锻炼自己的创新能力。

3.重视社会实践与毕业顶岗实习的作用，保障学生权益。在中职学校中，社会实践活动与毕业顶岗实习活动也是一个发现学生才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好时机。目前，全国大力提倡的创新教育已经成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学校通过实施创新教育，可以整合知识型教育、智能型教育，促进非智力因素或个性的培养，使素质教育更加完整。中职学生平时学习生活中的社会实践以及毕业时的顶岗实习活动，既能使学生获得学习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又能使学生在与社会人员接触过程中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学会构建人际关系，塑造自身人格，提高学生的精神素养，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学会创新性地思考、积极地生活，能够培养他们解决问题、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些正是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学生是教育活动最主要的承担者，0是教育最具体的实践者，因此学校必然重视学生学习期间的每一个学习与实践环节，学校要尽可能通过法治保障，制定相关社会实践与顶岗实习的制度，如学生社会实践安全条例、顶岗实习协议书等，在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大胆地进行社会实践与实习，激励学生更好地进行创新活动，为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充满信心、勇于开拓、持续发展，成为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

4.加强创新教育成果展示，增强学生信心。从本质上说，每个学生都是人才，都有极大的潜能，就看教育者如何挖掘和培养。中职学生在前进的过程中更加需要不断鼓励，如果学生的创新活动比较成功，学校可以充分发挥黑板报、广播站、校报和宣传橱窗的主阵地作用，在全校进行大力宣传与报道，激发其他学生强烈的创新意识，从而产生影响力。此外，还要利用多媒体、电视、网络等，加强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宣传报道，多宣传在创新活动中表现优秀的班级和学生，树立榜样，能够帮助中职学生更好地树立自信心，树立学生在社会在家庭中的良好形象，更好地激发他们的潜能。

总之，中职学校需要提供良好的法治化管理环境，才可能使创新教育实现其真正目标，才能培养造就适应未来需要的创新性人才。创新教育强调“个体的潜能”、“个人的差异性和主体性”，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对就业上岗和职业变化的适应力。目前，一种依法治校、创新进取的优良学风和校风已经在各个学校逐渐形成。在保障学生创新的合法权益下，加强创新教育的力度，是每个中职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李春玉.创新教育与创造教育、素质教育、教育创新的关系问题琐谈[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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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法律权威的树立依赖于法律制度化实施，但在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之间，我们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法律权威是公正司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欲要仰赖法律权威推进公正司法，还必须要澄清下述几个问题：（1）公正司法依赖于司法权威，但司法权威并不等同于法律权威。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权威一般来说意味着具有内在和谐同一性的法律文本体系获得普遍的尊重与服从，而司法权威则是法律权威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践领域，司法能否赢得权威，法律权威只是一个基本前提，主要还得看人们对司法主体的信任程度、司法制度建构理性及其实践效果得到认可的程度。司法公正必然以司法权威为基础，得到社会认同的司法主体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建构及其效果，必然意味着公正地司法。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把司法权威等同于法律权威，试图仅通过国家赋予的外在强制力来撑持司法权威的不当做法，若如此公正地司法便无从实现。（2）公正司法不仅是一个制度化问题，也是一个具体实践问题。抽象的法律规范和公正司法理念要落到实处，就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制度安排。好的司法制度安排能使好的司法者更好地公正司法，坏的司法者较少地破坏公正司法；而坏的司法制度安排会使好的司法者无法公正司法，坏的司法者更容易地破坏公正司法。（3）公正司法不仅是一个依法裁判问题，也是一个深层次文化问题。司法是一个以既有法律涵摄案件事实的过程，首先，公正司法要求司法者依法裁判，以公正的方式方法对待和解释法律。在一个追求并遵循法治的国度，法律一般都蕴含“秩序、公平和自由”等基本价值，司法者必须依法裁判才能体现并实践法律中蕴含的这些基本价值。其次，公正司法必须要考虑裁判的实际效果和当代社会真实的规范状况。何谓公正？只有一个社会能够接受的，才能说是真正的公正。站在规范立场上来看，只有符合一个社会基本规范要求的裁判行为才能说是公正的。但是，虽然在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成为主导型规范力量，但并不是所有法律都具有社会规范的获得广泛认可的特征，这就是说，依据法律作出的司法裁判，并不一定符合基本社会规范所要求的公正。因此，公正司法必须要考虑裁判的实际效果和当代社会真实的规范状况。

二、持续地推进司法公正

上述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旨在呈现公正司法不同向度的本质规定性，为持续地推进司法公正提供一个综合考量的语境。但是，结合当代司法实践特点，持续地推进司法公正还必须要进一步合理建构司法制度和采取具体措施，切实将下述几点落到实处：

（1）遵循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司法具有实践具体性的特点，一方面它既是针对具体案件的又总是处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这就要求，司法必须针对具体案件而为裁判行为，并适时适当地回应特定时代对于司法实践的特殊要求。毫无疑问，回应时展特殊要求的司法实践必须大体上符合司法自身发展规律，并遵循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只有如此，特定时代条件下具体的司法实践才既能呼应于特定时代公正司法要求，又能符应于建设法治社会这一长期目标提出地持续推进公正司法，长久实现司法公正的需求。但是，如果过度迎合特定时代特殊的正义性需求，司法实践就可能偏离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及其自身发展规律，不利于长久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

（2）凸显司法者司法实践中的主体。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中国法治发展由立法中心向司法中心的转型。在任何真正司法中心的法治实践中，司法者（法官）无疑都会以某种有效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司法，简单说来，就是法官将规范与事实有效结合产出合法正当而又具有社会说服力的裁决过程，因此，在成文法国家，从制度设计而言，法官不该是立法者而应当是法律解释者和富于创造性的造法者；而从事实阐释角度来看，法官不仅要是事实构成的有力建构者更应该是生活事实的深刻理解者。但是，在长期立法中心的法治发展模式下，司法者在司法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尚未得以足够重视，欲要深入推进法治和提高司法能力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公正司法需求，我们就必须提升其在规范意义和事实建构方面的作用，凸显其主体性。而在笔者看来，法律实证主义固然是法律和法治的意义脉络的构架性理论，其对法治发展的意义始终不可或缺，但法律沟通之纬视野中的社会事实面向的迈向规范接受者的法理学才更可能勾勒和型塑出具有实质性意涵的真正的法律和法治。纵观近年来，无论是立法、司法领域的理论研究还是具体的法律实践，这种法律沟通之纬视野中的社会事实面向的迈向规范接受者的法理学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司法者在司法中心的法治实践中的主体性会逐步得以提升，其也才能以更积极地态度公正司法，司法公正才能切实得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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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了职业化的素养,单纯的规范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质性的贯彻实施;同时,职业化的技能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最终的价值诉求。所以,必须要关注职业素养的问题,必须要强化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这是法律职业化正常发展的必备条件,更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不可或缺的内容。法律职业者的素养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基础层面上的素养,即与法律相关的最基本的素养,并非法律职业者所特有;其二是在更专业层面上的素养,即完全基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而对应的特有的素养,是法律职业与其他职业的区别所在。显然基础层面上的素养是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也是法律职业素养根基性的所在;但特有素养却是法律职业素养的核心所在,也最能体现法律职业素养的价值以及诉求。我们称之为法律职业者双层面的法律职业素养。

一、法律职业者的基础素养

1.法律职业者要有对“法治”的信仰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正如伯尔曼所说,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得到切实的遵守。我们认为法治是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来自于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和对法律的透彻领悟。法律职业者必须信仰法治,必须对“法律至上”“人人平等”“权利本位”“程序正义”等法治的基本理念抱有深刻的甚至是刻骨的信念。信仰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崇尚和追求,更是从法律职业者内心深处发出的对以公平正义为内核的法治精神的敬畏。

2.法律职业者应具有清晰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知识和心理态度。法律意识是一种观念的法律文化,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法律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对法、法律制度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等。法律意识对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一直是我国依法治国理念下的目标之一。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更要在以上方面表现出清晰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还应当比普通人更为强烈。

3.法律职业者应具有不断更新完善的专业知识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对法律的精通都是最起码的职业素养,这不仅仅是法律职业本身的要求,也是现代化国家在法治路上前进的基石之一。例如法官这种职业,“定纷止争”是其工作的核心和实质,那么为了实现这一职业目标就必须对有关争议的实体法了如指掌,同时为了能够真正地平息纷争,其在矛盾和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又必须审慎地履行各种程序法上的要求和限制。

4.法律职业者在行使职责时要掌握“法律方法”所谓“法律方法”一般认为包括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等,另外也包括法律程序技术、证据运用技术、法律文书制作技术等技术性手段。这些方法与技术具有鲜明的专业化特性,不可能通过短时间的接触和了解便能掌握和适用。相反,对于法律方法和技术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且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过程,同时还需要大量的积累与实务性的操作训练。法律职业者正是通过各种法律技术和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才能把成文法和司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才能更进一步和更形象地展示“法”的面目和精神。

二、法律职业者的特有素养

1.法律职业者要具有现代司法理念理念是比意识更加清晰、更加坚定,比信仰更加客观和理性的一种心理状态或者说是思想状态。作为法律职业者,在信仰法治和具有法律意识的基础之上应当再进一步升华为具有现代司法的理念。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实际上是极其丰富的,例如司法的公平、公正、独立、中立、民主、及时、清廉以及程序正义等。可以说,现代司法理念包含了对法治的信仰,实行法治的宗旨和法治的价值追求,因而是法律人的灵魂,是衡量法律职业者够不够格的重要标准。

2.法律职业者需掌握“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是从法律的逻辑和角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法律职业思维有自身特点,比如:借助于法律概念进行观察和思考;通过程序进行思考;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理因素等。法律思维实际上也是一种惯性的思维,但是这种“惯性”来自于“法律之上”“权利保障”“公平正义”“程序正义”等法治理念,同时也来自于法律的逻辑,强调对于社会事务的看待和评价一律以“法”为统一和唯一的标准。更进一步来看,法律思维讲求的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思考问题的基调,以程序正义为衡量的基本标准,以注重合法性和普遍性代替注重客观性和特殊性……概括起来,法律思维就是“重形式正义、重秩序、重形式意义的合法性思维”。

3.法律职业者特定的职业道德是其职业素养的重要组成法律职业道德指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遵守的相应的道德行为规范。其内容主要体现为对法律的恪守、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对自身职业操守的维系等等。当然,在法律职业者内部,由于具体分工不同,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职业道德并非完全一致,但从整体上来说它们仍具有高度的共性。而且随着民主法治的建设进程,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对法律职业者的职业道德要求必然越来越严格。

4.法律职业语言的掌握和适时运用是法律职业者重要的特有素质法律语言是与司法机关、司法活动性质相适应的法言法语,也就是民族共同语在长期的法律科学和法律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服务于一切法律活动并且具有法律专业特色的一种社会方言,是在法制发展过程中,按法律活动的要求逐步磨砺、逐步构建的一种有别于日常语言的“技术语言”,它包括表述各种法律规范的立法用语和为诉讼活动、非诉讼的法律事务服务的司法用语。法律正是通过法律人专用的法言法语向公众语言转化,并成为我们称之为法治的生活方式的规则。正是由于法律职业具有高度的专业化特点,所以以纯粹和精准的法言法语来进行相关活动不仅是职业化素质高低的体现,更能很好地向公众传达法的精神,促使人们形成对法治的信仰。

5.法律职业者与众不同的气质风度是其不可或缺的职业素养之一“气质”一词在《辞海》里的解释为“人的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和风格气度”。我们将这样一个本不带有任何专业化、职业化特点的词用在这里是为了强调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且与其职业特点相匹配的内在个性,并且时刻外化显现的风格气度。这种气质风度并非定型的或者唯一的,但至少应让人感觉到正派、沉稳、细致、严谨、诚信、无私和执著。#p#分页标题#e#

三、法律职业者特有素养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