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法治思维的前提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培育法治思维的前提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人文精神；法学教育；法治法学

关注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法学传递秩序、自由、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人文特质，所以，法学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以人的存在为研究对象，人文科学，不仅仅进行真理性探索，其代表的价值观点和社会利益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其他科学如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则更注重事实和逻辑。所以，科学教育以求真为主题，人文教育应以求善为根本。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法学归根结底是人学，是以人性为根基、自由为基础、权利为核心、正义为统领、发展为目的，集中体现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学问体系。法学教育所培养的法学专业人才不能仅仅满足于依靠法律来谋生，还必须形成法治思维，树立牢固的法律信仰，具备深厚广博的人文素养、尊崇人性的人文精神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道德良心。”[1]以人文为科学导向，法学教育才有灵魂和生命。社会才能得到全面进步和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对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造成了科技能解决一切的认识误区，由此产生“唯科学主义”，在教育领域，表现为对自然科学的培育过分倚重，专注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和习得，人文精神的培育被淡化。现行法学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市场取向、功利思想日趋严重，法学教育被异化为一个机械地传授法律知识、法学理论和司法技能的过程。对人文素养及人文精神的关注不够，即使有所关注，也缺乏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及塑造手段。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能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

1人文精神之涵义

人文，首先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同时，也是一种制度，一种法律。人文思想是人文制度的理论基础，而人文制度又是人文思想的实现，是人文思想的制度化，法律化。人文精神，是一种主张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思想行为。[2]西方的人文主义或者是人文精神是从近代开始提出来的，是针对西方中世纪的以神为本提出来的，在西方的中世纪，神权超过世俗的王权，一切都要以神的意志为根本。凡是不符合上帝的思想的文化都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裁判，甚至于被处死。所以西方在向近代社会迈进的时候，在思想文化上面也进行了一次革命。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也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以人为本，强调对人的尊重。以人为本就是对神本位和君（王）本位的反对，是对现实生活幸福而非来世幸福的追求，也是对专制统治说不。对人的尊重即尊重个人，就是尊重个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等等权利和利益。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等是一个人生存、体面地生活、追求幸福的基础。首先，作为个人，要尊人尊己。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等等权利和利益。每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尊重他人，也只有尊重他人，才能尊重自己。正如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爱惜自己的生命，同情他人的生命”，“保护自己，不损害他人”就形成了社会的力量，社会的道德基础。在中国的哲学家里，最强调同情心的是孟子，用他的话说叫恻隐之心。以人为本，它是道德的源泉。诚实守信的基础是自我尊重，人之所以信任他人的前提和基础就是相信他人亦是自我尊重，可见诚实守信是以双方共有的对于人的尊重之意识为基础的。正因为尊重个人，所以，任何人都应理直气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有权阻止任何他人的侵犯；同样，任何他人也有其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所以，要尊重他人，决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其次，尊重个人指的是有权力的政府及其机构，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等等权利和利益。强者尊重弱者，这是人文思想的基点，由此，人文精神开创了依法治理社会的新理念。总之，人文精神尊重人，不止于生命的存在，更在于人之精神。精神生活是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精神生活可相对区分为智力生活和心灵生活，前者面向世界，探寻世界的奥秘，体现了人的理性，后者面向人生，探寻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的超越性。人文精神表现为三个尊重，就是尊重生命的价值，尊重头脑的价值，尊重灵魂的价值[3]

2人文精神是法治精神的源泉

法治精神就是民主社会中普遍尊崇的法律（良法）至上、保障人权、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社会和谐等价值追求的综合，其内涵丰富。法治精神是法治的前提。法治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众内心自觉地尊重法律、维护法治。民众不能处在旁观者的地位，并因此对法治表现出“被动”和“冷漠”，民众应有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将法律转化为内心的自觉，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精神源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法治精神的源泉。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强调尊重个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等等权利和合法利益。任何人自己都有个人自己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等等权利和合法利益，每个个人都应理直气壮的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不容他人侵犯；同样，他人和自己一样也有自己个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等等权利和合法利益，所以，任何时候，决不违法损害他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如何判断是否损害他人的权利和利益？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制定规则。制定以保护人为宗旨的规则和制度。这就是现代法制的基本观念，规则和制度以保护人为宗旨。作为个人，违背规则和制度也就是损害了他人，需要付出代价，受到惩罚。作为个人，遵守规则和制度就是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于是，规则意识，制度意识就成为国民的基本素养。［4］每个人都应养成规则意识，养成法律至上和守法的意识。作为有权的政府及其各机关，其职责就是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等权利和利益。政府作为有权的机构如何做到不强制、不侵害无权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政府应奉行法律至上的原则，政府应遵守法律，依法行政，政府非依法律不得强制或剥夺任何个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等权利和利益。强者尊重弱者，这就是人文思想的基点。人文精神开创了依法治理社会的新理念：治理社会应该依靠规则，依靠制度，依靠法制而不是依靠口号和清官。法制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制度，是一种人民能真正制约政府的制度。只有法律（良法）至上、保障人权、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社会和谐，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保障人权。所以，人文精神是法治精神的源泉，两者一脉相承。

3我国法学教育应以培育人文精神为先导

我国自清末引入西方法学教育百余年以来，至今还没完全走出法律文化转型的阵痛期。因为移植了西方法律文化，如何实现与本土化法律文化的融合，成为社会真正认可和接受的法律文化，可说是作为继受法国家普遍存在的挑战。西方法律文化的法治理念、始终无法在我国本土茁壮成长，这种现象，自然源于本土传统法律文化的强烈影响，深植于民众心中的儒家文化自然成为影响法律文化的首要因素。儒家思想强调伦理、秩序与责任本位，注重个人对社会应承担的义务，等级观念明显，与自由或正义等法治观念相差甚远。［5］作为继受法国家的中国，法律文化和法治传统不如西方深厚。现代法治建设仍会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牵引，结果依旧无法形塑现代公民应有的法治精神。制度的移植不能缺乏本土法律文化的支撑，而我们传统礼治文化的大量残存阻挠着现代法律文化在我国的生根。我们国家传统上是个“伦理型社会”，法治文化比较淡薄，德治文化比较浓厚，长期以来重人情重人际关系，信人信权不信法，所以，在法学教育中要补上我们的短板，首先要培育法律人的人文精神，培育法治精神，培育浓厚的法治文化。所以，重视法学教育，形塑法治国家内涵的法律文化，培养具备社会形态的公民意识，培育法律至上与基本权利保障的精神，法学教育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法学教育应主动应对新时期的现代法律文化的挑战，在教学理念、方法和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法学教育既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法律专业素养，培育学生的法律知识、法学理论和司法技能。更要注重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和品德修养。法律教育之宗旨及计划是要以严格之方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富有创造精神，善于适应时代需要之法律人才[6]。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现代法律文化发生变迁，法治国家建设和公民法律意识增强，各方面都需要法律人才，法学教育不只以培养法官和律师为目的。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健全运作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他们的职责是传递秩序和自由、维护正义、主持公道。因此，法学教育除传授法律知识，法学理论，宽厚基础知识，培养独特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娴熟的法律运用能力以及法律问题的研究能力外，还应特别注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素质的培养。法学教育是实现依法治国理想的前提，法学教育尤其是大学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建立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尊重人的生命。自由、尊严、财产等等权利和利益。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总之，在今后的法学教育中，应倡导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先导，并提倡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融合，唯此，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法律人才。法学教育只有以人文精神为先导，我们国家的法学教育才有灵魂和生命，依法治国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周叶中.法学归根结底是人学[N].北京日报，2015-11-23.

[2]人文思想,2017-08-02.[3]周国平.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44.

[4]周国平.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65.

[5]陈军.从法律文化视角审视法学教育模式的定位[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5.

篇(2)

【关键词】民营企业；法治；竞争力；转型

什么是法治？《辞源》的定义是：根据法律治理国家。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是：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党的十以来，同志围绕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必须与时俱进，以法治企，在企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中，将法治提升为民营企业重要的竞争力。破除“民营企业只有3-5年寿命”的魔咒。

一、法治是民营企业构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无论从企业自身发展来看，还是新时期外部环境对民营企业的要求来看，民营企业都应当更重视法治管理的价值，并打造自身的法治竞争力。

1.法治是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以法治企能从根本上规范和确保企业管理的实效。既有利于核心竞争力的保护，又能在经营中规避风险、避免管理漏洞、预防和减少损失，是确保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法治又是目前许多民营企业的软肋。许多人将民营企业与“管理不规范”挂钩。如果能够加以改善，必然能在民企中形成人无我有的竞争力。其次，以法治企能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赢得优势。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企业与各方合作和利益关系也更加多变，民营企业如能积极培育法治竞争力，善用法律法规来表达诉求、维护正当权益，就可能在技术、资本、人才等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并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成为企业赢得创新竞争优势的关键，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法治是民营企业服务市场和社会的迫切需要。第一，市场和客户提出的法治化建设要求不断提高。比如，一些国内外知名品牌客户，为保证产品质量及市场信誉，会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审核，检验其供应商在经营活动中是否符合环境安全、职业健康等社会责任。一旦发现不符合要求，就会立即取消其供应商资格。这些责任认证规定许多来源于对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第二，行业及社会对民营企业的法治要求不断提高。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个行业都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执法力度方面也日益严格，比如《食品安全法》《环保法》等都对特定行业的企业经营条件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要求。民营企业只有通过法治管理，不断提升自身的整体管理水平，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并展现出自身竞争力的综合优势。

3.法治是民营企业适应国家法治建设的应有要求。民营企业必须深刻认识到，法治建设有利于民企创业和健康发展，有利于民营企业权益的保护。谁能够尽早顺应这一时代趋势，通过加强以法治企，与国家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更好地接轨，谁就能培育出除了产品、市场等竞争力之外新的法治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中占据新的优势。例如，法律对拟上市的公司作出了明确规定，必须符合多项基本法律要求，这让不少想要通过上市达到融资目的的民营企业停止了前进的脚步。而符合依法治理要求的民营企业，无疑就拥有了新的发展机遇。

二、法治管理作为民营企业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虽然法治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但国家法治化建设是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里着重分析民营企业自身法治管理现状存在的一些问题：

1.法治思维淡薄。据相关资料统计， 科技型中小企业中90%的最大股东是董事长或董事长兼总经理，85%的企业创办人是企业负责人，法人治理制衡机制缺位，企业对创始人依赖性和受制约性强。事实上，不少民营企业在经营中暴露出法治思维的局限性。第一，守法意识淡薄。通常表现为只顾经济利益，缺乏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引导、缺乏法律底线思维，或不讲诚信等，这样的企业迟早会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第二法律知识缺乏。不注意及时学习、理解相关行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导致观念的错误和落后。第三，不善于运用法律。不知在经营中如何运用法律有效防范风险、维护好自身权益。因此，这些企业无论在设立企业之初，还是签订和履行合同中、内部管理、直至诉讼或仲裁过程中，都容易产生不利后果。

2.法治资源有限。第一，非讼事务投入普遍较低。在不少企业，因各种竞争压力，无法或不愿再在自身法治资源上作更多投入，比如法律专业部门或人员配备、律师事务所聘请等。这样不利于经营风险的防范，在商务洽谈中也容易忽视应有的权利。例如某企业在与外商洽谈品牌授权经营合同时，外方提供的几十页的合同中只有简单的两条是外方作为授权方的义务，其他均为该民营企业的义务。但由于该企业资源有限，但又急于求成，不愿聘请法律专业人员协助，导致在执行合约时发生了重大纠纷。第二，诉讼事务维权效果不佳。由于前期投入不足，一旦发生纠纷，在诉讼过程中普遍存在书证、物证、电子证据取证困难，办案成本过高，鉴定困难，执行难等问题，这往往也让民营企业无所适从，即使花费重金也较难维护自己的权益。法治管理的价值更因此而无法体现。

3.法治水平有待提高。法治水平低，不仅不能成为企业的竞争力，还会阻碍企业的健康发展。现在民营企业的法治水平低主要表现在：第一，内部管理未与法律法规的接轨。比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环保法的出台，对企业在节能环保上的要求越来越高。但部分民营企业却没有按新规定进行积极改善，导致能耗、排污指标等严重超标。受到了主管部门的重罚，损失惨重。第二，没有形成规范有效的内部法治管理流程。一些企业即使设置了法律管理岗位，但有些项目未经过科学论证程序和法律人员的参与，导致岗位形同虚设。第三，法治学习和教育普遍缺乏。法治思维在许多民营企业中还没有形成全员化的成果。许多人认为那是管理层或专业部门的事。事实上，法治管理渗透在企业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只有全员的法治思维能力提升，法治水平才会有整体提升。

三、民营企业构建法治竞争力的途径

民营企业的转型实践，必须从顶层设计、价值创造及日常管理等多方面着手，以更好地实现以法治企。

1.法治观念应融入核心价值观。这是企业法治的最高层次。法治，对企业来说，它既指健全的公司运行体系，良好的公司运行状态，更多意味着整个公司成员对制度发自内心的遵守和由此而形成的良好的公司秩序与状态。因此，要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首先，要树立守法合规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民营企业持久良好发展的根本保障。这意味着，不论顺境逆境，诱惑或压力，企业都应当基于长远可持续发展，以合法性为基本前提，与国家、行业的各项法律法规积极接轨，作出科学决策。其次，要将法治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即从企业的战略高度去理解和重视法治的重要性。思考法治与企业的市场定位、产品质量、资本等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逻辑关系。制度、流程建立的终极目标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进而为客户创造价值。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清晰地意识到法治对企业的重要意义，才会更自觉地践行，而不是为治理而治理。

2.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精准发力。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复杂，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应当将法治竞争力发挥最大价值。第一，要注重核心竞争力的法律保护。比如某科技公司通过所在园区的法律协助完成了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登记。这帮助该公司在被一家美国公司指控其侵权的“337调查”中取得胜利，对方最终撤销了针对该公司的所有专利诉讼。这个过程中，企业自身并无法律部门或法务工作人员，但他重视核心竞争力的保护，利用较低的成本高效地解决了国际纠纷，因为它在设立企业时就考虑了具有知识产权等法律服务能力的园区作为办公地点。第二，经营过程中善用法治资源打造核心竞争力。现行的法律、政策是可供利用的宝贵资源，而且是一种人人可运用，无需通过市场“合理配置”的资源。但理解、运用不同，表现出来的价值就截然不同。民营企业大多被认为管理不规范。如果将来自客户、行业、监管部门等的法律规范作为提升法治管理水平的资源，利用政府、行业及客户等对企业的指导、培训和监督，按照法律要求积极完善管理模式，那么企业定会赢得外界的信任和肯定，形成人无我有的法治竞争力。

3.以法治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法人治理结构下的企业，应在坚持“人、事分离，权利制衡，专业管理和创造价值”等原则下，加强以法治为主的制度建设。第一，制定完善企业规章制度。要以符合法律法规的企业章程为最高自治规范，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战略规划、业务流程、投资管理、资金管理、人员管理等内部制度，明确权利义务。比如根据《劳动法》规定，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么企业应当首先完善企业《员工手册》，让员工更好地规范自身行为，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员工，也才能合法解除合同。以此达到规范运营、风险控制的管理效果。第二，加强法律研究，为企业谋取更大的经济效益。企业法律工作者应加强对现行法律政策的研究，并使研究成果被企业尽可能采纳，协助企业决策更好地趋利避害，达到法治的最大效益。第三，全员学法执法。通过微信、网络等新媒体的多种形式和方法，提高企业法治宣传教育的及时性、实效性和普及性，日常管理注重证据的收集和保存，努力使员工都成为法律法规的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具有法治思维的民营企业将在市场激烈角逐中展现出新的核心竞争力。当前民营企业转型发展，以及越来越多中小型创业企业新兴发展，必然使企业面临许多复杂情况和新问题， 形成法治竞争力是民营企业的重要竞争力，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李贵连.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引言.

[2] 彭澎.企业法治建设的时代意义与核心内容[J]. 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3）：107.

[3]原卫平.首席转型官――突破民企转型困局[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1）：38.

篇(3)

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创新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良好的秩序，有着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司法行政机关是必然社会管理工作的直接参与者，职能优势已成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活动的主体力量，并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如何进一步强化司法行政职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粗浅见解：

一、司法行政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1、保证国家稳定繁荣。一个运行良好并能长久稳定的国家都必须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民众有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就会在稳定的国家环境中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如何理解和把握本部门在新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职能部门，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制保障三大职能都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而且参与社会管理面广。如普法依法治理，这是基础和前提，通过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和推进多层次、各领域依法治理，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和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具有直接服务社会作用，能发挥法律服务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专业优势，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更具有独特作用，社区矫正通过行刑社会化，对服刑人员有效监管，促使社区矫正对象掌握生活技能，达到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安置帮教通过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进行引导、扶助、教育和管理，达到预防重新犯罪的目的，使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更加稳定繁荣。

2、合理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近年由于收入差距、腐败、利益而引发社会问题，矛盾逐渐凸显，这对于逐步走向繁荣的国家不相适应，因为不为群众着想，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矛盾就会依然存在，什么样的管理也没有用。只有适应新形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强化社会管理，合理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解决政府职能在社会管理方面“错位”问题，在医疗、就业、养老、教育、低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视并优先解决民生问题，才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司法行政具有法制宣传、政策导向功能，调解社会矛盾化解功能，社区矫正刑释解教帮教功能，公证律师、法律援助服务功能等都能通过服务，宣传、引导、法律解释等方式合理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从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共同营造和谐社会。

3、推进法治化管理进程。加快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就必须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规范执法、公正执法的能力。司法行政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承担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负责依法治理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督促和检查，这一职能决定了司法行政在推动民主与法治，推动依法治国方略贯彻落实的重要功能作用，也充分说明了司法行政在推动依法行政、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司法行政通过发挥职能作用，提高行政部门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并通过执法检查，完善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范围，执法权限，执法程序，执法责任，健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在依法治国的大方略下形成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网络，促使其行政机关不断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推进法治化管理进程。

二、司法行政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承担着重要职责

1、承担着法制引导职责。司法行政在我国司法体系和法制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法制宣传、依法治理等行政事务实行国家管理，在以权利义务统一、权力责任一致观念的培育上具有引导公民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提升公民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培育法治文化、养成公民法律思维习惯的感召力、影响力和示范性，引导公民积极、有序参与政治法律实践等重要作用。司法行政大力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依法治理工作，加大法制宣传的覆盖面，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处于法制引导和法治实践规范作用。

2、担负着社会矛盾化解职责。司法行政在国家赋予的人民调解指导监督职能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己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国家社会管理中成为开展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针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多元化，虽然给预防和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工作造成了一定压力，但司法行政负责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担负着社会矛盾化解职责，利用人民调解组织点多面广、扎根基层、联系群众独特优势，构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制，发展专、兼职人民调解队伍，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在社会管理中及时化解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破解面临的难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发生，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履行着法律保障职责。当今社会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有更多的期待，司法行政具有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公证、律师、法律援助和司法鉴定等重要职能，担负着为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职责，特别是在现在改革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突现，司法行政通过自身法律服务多样性和全方位法律服务工作，构建法律服务衔接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和市场经济秩序，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和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三、如何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巩固不可替代的地位

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是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关键，司法行政如何在大局中找准位置、发挥作用、体现价值，应是司法行政机关在创新社 会管理中思考和探索的话题，因此司法行政应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社会管理创新作为第一要务，认真谋划，勇于实践，以担负社会管理责任为目标，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为平台，创新机制，通过各种渠道倾听群众呼声，找到破解的办法和根治的良方，以此深化司法行政工作。在创新新的新机制上，笔者认为：

1、在立法中找准自身核心地位。司法行政机关是政府对司法工作进行行政管理的专门机关，是我国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司法体系和法制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担负着重要责任。目前在国家对社会管理创新尚未立法，部分地方立法己纳入议事日程，司法行政应加强对社会管理的专题调研，探索社会管理的新途径，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新方法，勇于担负司法行政机关代表政府对行政部门社会管理事项进行管理的职权，在地方法规中争取承担起社会管理组织领导和主导作用。

2、在社会管理中找准自身价值。服务社会是司法行政机关应尽职责，应就参与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强化调研，把握社会管理的规律，提高社会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升司法行政机关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在工作中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保证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行为规范。如普法工作，利用婚礼宴上趣味盎然之歌，丧礼事上粗犷苍凉之歌、农家薅草声情并茂之歌、民间小调抒情优美之歌等村居民易接受的本土文化传播途径，把法律编排成薅草锣鼓歌、花鼓子歌、丧鼓歌等，使法律知识与本土文化相融合，达到宣传面大、形式多样、通俗易懂作用和对不同层次的人群及不同群体的需求效果；再如社区矫正是执行刑法，司法行政依法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把心理康复矫治作为心理健康的有效手段，在思想上多交流、生活上多关心、就业上多帮扶，重心矫，用心去感化温暖他们的心，并通过公益劳动、心理咨询、个案矫正、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等多种教育改造措施和方法，教育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不良心理和行为恶习，防止重新违法犯罪，凸现社会管理价值。

篇(4)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　法学教育　可持续发展　路径 

 

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无论是办学软硬件资源、生源素质，还是办学经验积累等，都存在着“先天不足”。要想寻求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找准自身办学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开发、利用现有的办学资源，形成切合实际、独具特色、以培育法科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这样才能摆脱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需求“两张皮”的现象，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一、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现实困境 

 

1．办学资金的匮乏 

法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办学规划和措施，还需要有足够的办学资金做支撑。然而办学实践中，多数新建本科院校举办法学教育不仅没有与办学规划相匹配的办学资金做支持，而且对法学教师福利待遇的改善也困难重重。无奈之下，为求“发展”，一些学校想尽一切办法创收，且创收的形式和途径与专业发展毫无关联，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这样就势必会分散教师的精力，最终影响育人的效果和质量。 

2．教学基本条件及教学保障建设滞后 

图书资料和网络教学学习资源不足、专业阅览室建设缺失或者功能欠缺、教学经费投入不够、其他教学基本条件和教学保障建设滞后等，是目前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普遍面临的问题。此外，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滞后且单一化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例如：尽管大多新建本科院校也都设有模拟法庭，但无论从场景、服装、道具的逼真程度上，还是从其本身的实践教学功能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模拟”效果不佳，而且其他形式的法学实践教学设施建设也普遍缺失。 

3．师资队伍的“质”“量”均欠佳 

一方面，教师的职称、学历不高，业务素质和能力欠缺，即“质”不佳；另一方面，每个教师往往要上两到三门甚至更多的专业课，一些非法学专业的教师也被拉来上法学专业课，即“量”不足。师资队伍结构严重断层，专业底子较好、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年龄偏大且人数少，而青年教师虽然数量较多，但理论功底和教学经验都尚显稚嫩。此外，由于新建本科院校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较少，教师的专业视阈比较局限，不利于法学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4．培养目标定位的模糊性和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 

在培养目标定位上，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往往不切实际，盲目求高求大且没有一个具体的规格标准，以致办学导向不清晰，制约了专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其中既有新建本科院校之间相互攀比的因素，也有为本校法学专业师生鼓劲的意味。比如，提出“早日建成国内或省内一流法学院校的目标，实现跨越式发展……培养法学高级专门人才”等此类口号，这种脱离自身实际空喊口号、乱定目标的结果只能是“目标归目标，口号归口号”。 

此外，与培养目标定位模糊相对应，新建本科院校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学生专业技能的应用实践类课程开设明显不足，类似于模拟诉讼、法律诊所、律师实务、司法鉴定等课程，即便开设了，课时也很少，不受重视；二是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失调，选修课开设较少，仅起到点缀的作用，而且部分院校要求学生某个学期选修课的学分与开设全部选修课的总学分相同，选修课实际上成了必修课，这不仅使选修课失去了意义，而且也不利于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培养；三是课程设置存在因人设课的现象，即课程设置方案受到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只考虑个别教师一些不合理的主观想法，而放弃了课程设置方案本身科学性的要求，导致该开设的课没有开设、不该开设的课却一直在开设。 

 

二、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措施探寻 

 

1．结合自身办学实际和优势找准办学定位，形成独有的办学特色 

办学定位的核心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新建本科院校只有结合自身的办学实际和优势合理确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凝练，才能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当然，法学教育中对于培养法

律人的一般性、普适性的要求，诸如法律人应具备的法律价值观、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职业道德等都应为新建本科院校开展法学教育所重视。此外，新建本科院校在办学过程中还应将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育作为本科法学教育的重点，并善于借鉴国内外法学教育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经常性地加强与同业同行之间的交流，这样才能尽快完善自身办学条件，形成办学特色，进而实现法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优化课程设置，规范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模式 

新建本科院校应更多地增加法律实务类课程以及与培育法律人应具备的技能素养相关的课程和课时。对于一些偏理论的、在法学课程体系中不十分重要的专业课程以及以往因人而设的、不必要的、与培育法律职业技能和素养关联不大的课程，应当不开设或者即使开设也相应地缩减其课时。法律职业技能训练的内容应主要涵盖案例分析和讨论、法律文书写作、法律实务操作、模拟法庭等，并尽可能多开设与其相对应的技能型法律课程。此外，还应结合本校的优势学科来开设一些相应的课程。 

法学本科教育不是培养理论性人才的，因此应侧重于基本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在教学内容上也应注重与法律职业需求的结合。具体来说，就是应根据国家司法考试所确定的法学各科知识体系来规范和确定具体教学内容，并以司法考试的考核目标作为教学目标来推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需求相衔接。基于此，还应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

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应结合自身实际，采取“2+2”和“通识+模块”的法学教育模式，并将“理论学习”“案例分析”“课内的实践演练”“课外的实训锻炼”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即大一、大二不分专业方向，以16门法学主干课程为主，辅之与法学专业相关的其他人文社科类课程，对学生进行法学专业基础教育，到大三、大四再根据学生的兴趣志向分专业方向，再以这些专业方向为基础来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给予学生更多的实训演练的机会和时间。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重视模拟法庭教学，并积极创造条件引进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中推行的“法律诊所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缩小学校理论教育与职业技能之间的距离。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灵活运用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3．加大教学经费投入，强化教学设施建设 

充足的教学经费和健全的教学设施是法学教学工作卓有成效开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法学教育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因此，新建本科院校应不断加大对教学经费的投入，组织针对自身实际的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项目，力求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实践教学改革等方面形成一批优质的教改成果，以加快教学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为配合教学改革的需要，还应不断强化教学设施建设，诸如专业资料室、阅览室以及网络教学学习资源的建设，尤其是法学实验室的建设，这对提升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和技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除模拟法庭实验室需进一步完善其配置和功能外，还应逐步创造条件探索建立具备其他功能的法学实验室，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训演练的机会，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4．加强法学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1）充实和优化教师队伍，着力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在积极引进高学历、高职称教师的同时还要严把进人质量关，分期分批组织教师进行专业理论知识学习、教育教学技能培训和外出进修学习，并且在“双师型”教师中选拔培养一批职业道德高尚、业务素养深厚、学术思想活跃、勇于开拓创新的骨干教师，将他们作为教学和专业建设的核心力量，让他们肩负起本专业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任务。 

（2）鼓励和支持教师深入法律实务部门实践，促使其熟悉法律实务工作 

可以有计划地安排教师脱产参加法律实务的培训或直接赴法律实务部门实习，还可以鼓励教师到律师事务所兼职或到法院、检察院进行业务调研，使他们了解并探索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这些做法既能提高教师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又能使他们把在办案中取得的经验、职业技能更好地传授给学生，进而促使他们向既是教师，又是律师、法律职业者的“双师型”人才方向发展。 

（3）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业务骨干和专家作为兼职教师或客座教授 

将兼具理论研究能力和法律实务能力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请进来，担任兼职教师或客座教授，形成较为固定的兼职教师队伍，通过专题讲座或短期集中授课的形式丰富和充实法学教育教学内容。这样不仅能够缓解现有教师法律实务能力薄弱的问题，还可逐步建立起一支适应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教学要求的人员充足、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

队伍。 

5．注重法律职业技能培育，构建法学实践教学体系 

（1）加大课内实践教学的比重 

在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即采取课堂案例讨论、观摩审判、模拟法庭、调查参观、演讲、影视教学和实验等多元化的实践课形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穿行，使学生边学边练，教、学、练结合，从而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巩固，进一步改善课堂教学效果。 

（2）注重课外实践教学及实训演练的强化 

组织播放法治栏目的视频，聘请实务部门专家举办法律实务方面的讲座，组织开展各类法律实务技能与知识的比赛、竞赛活动，组织学生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12·4”法制宣传日等特殊日子以及暑假深入农村、社区、校园进行法制宣讲和咨询活动，强化课外实践教学效果。此外，还要加强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建设，不断改善实训实习基地条件，为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于司法实践提供平台。校外实训演练以安排学生到基层法律部门或者企业、社区等法律服务部门进行专业实训实习为主要形式，使学生在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法律实务操作演练，增强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加强网络法律信息平台建设 

利用校园网建立法律信息中心，提供国内优秀法学论坛、法学研究网以及法律实务部门网址的链接，为学生及时了解法学、法律的热点和动态以及获取相应的信息提供便捷的渠道。还可以在校园网设立网络学习答疑模块，使之成为师生交流的窗口，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总之，新建本科院校要科学谋划、精心组织，不断优化、整合现有的办学资源，在突显和体现自身办学特色上多下工夫，并以法科学生的就业为抓手，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提升教学质量，在力争全面达到法学专业本科教学评估各项指标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发展，从而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保障，也为培养高端法学、法律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扶贫法制建设；问题；对策

综述走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是世界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与价值追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规定：“加快扶贫立法。”扶贫具有长期性，与法制的稳定性正好吻合。但长期以来，由于立法缺失，扶贫主要依靠政策来调整，但稍显软性和多变的政策在应对贫困者权利救济、贫困主体监督惩处、扶贫资金管理等方面力度不够。在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大背景下，我国加强扶贫法制建设具有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已成共识，扶贫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对策。我国正加快扶贫立法，有必要借鉴经验，改进不足。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1我国扶贫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国扶贫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问题。

1.1法制意识落后

一些贫困地区存在法律理念缺位现象，如曹务坤指出，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法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居民缺乏话语权，理念缺位。对于金融扶贫法制建设，谭正航指出存在指导理念行政化的问题，黄颂文指出存在尊崇“人治”、轻视法治的思想。如邓元杰通过调研发现，南水北调西线重点水源地及秦巴山区生态涵养地陕西省安康地区从政府到群众，法律意识仍处在最低状态。造成贫困地区法律意识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1）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消极意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主要包括盲目服从上级、宗法家族、畏法与厌诉意识，这些阻碍了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2）农村相对于城市较为贫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限制了农民对法律的认同与感受，农民的收入水平低抑制了农民对法律救济的需求，农业市场化程度低制约了农民对法律的依赖与信仰。（3）较差的基层法律运行环境。当前农村基层司法机关和政府执法的失范行为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破坏了法律在农村中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种较差的法治环境使得法律运行偏轨，让农民对法律认识存在偏差，农民难以体会到法律的有效与亲切，阻碍了农民对法律的感知认同。（4）薄弱的基层普法教育工作。农村基层普法教育较为缺乏。由于法律意识落后，使农民权益保障制度的价值导向模糊、设计出现偏差，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与试探性。

1.2扶贫资金监管的法制不力

关于扶贫资金管理的法制力度不够。国家或地方制定的扶贫资金的管理办法与配套措施规定，只对扶贫开发起指导性作用，没有明确扶贫资金的使用步骤、项目选择办法、具体监督管理制度等，导致了一些不足：一是由于管理办法没有具体确定扶贫资金如何分配，造成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不够公平，分配资金的因素不够合理。二是没有明确资金的管理主体，使得资金与项目多头管理，分工不明确。三是没有具体规定扶贫项目的招投标，难以避免招投标中的不公正现象。四是由于对资金后期管理的规定比较松散，使得检查和监督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我国扶贫资金审计法律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在对扶贫资金的审计监督方面，存在扶贫资金绩效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扶贫资金审计范围不明确等问题；在对扶贫资金审计权的监督方面，存在扶贫资金审计权缺少权力制约机制、扶贫资金审计机关的法律责任不明确等问题。

1.3扶贫立法文本有待改进

国家层面扶贫开发立法尚未出台，在地方层面，已通过10部扶贫开发立法文本，出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黑龙江、重庆市、广东省、陕西省、甘肃省、、贵州省、云南省。这些立法取得了实效，但立法文本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条例》虽然在结构和条款上具有很多亮点，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扶贫目标不明确。对扶贫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没有明确界定，只在《条例》第三条笼统地提出“解决温饱进而脱贫致富”。二是对行政行为的规定缺乏系统性指导。对行政机关参与扶贫开发的具体行为还停留在重视程度、提供优惠政策、专项资金支持等领域，对行政机关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具有的立项权、调节权等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给“暗箱操作”留下了空间。

1.4农村扶贫法制建设存在不足

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剖析了农村扶贫法制存在的不足。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下对农村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而且，农村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农村扶贫整合机制，扶贫责任的落实、监督和考核机制等。从微观层面来看，农村社会救助法制存在的问题包括：社会救助实施中各主体的不足，社会救助考评激励机制不够，社会救助立法上的结构性失衡，社会救助促进自立脱贫的措施不力等；信贷扶贫法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现有相关法律制度缺乏刚性，制度位阶不高且种类庞杂等。金融扶贫法制存在的问题包括：规范体系凌乱分散、规范约束力不够等。

1.5贫困孤残供养法规需要完善

贫困孤残供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缺乏城乡统一供养机制。城乡各异的贫困孤残供养制度与社会公平精神背道而驰，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2）贫困孤残供养法律体系不完备，缺乏全国贫困孤残专项立法，立法层级偏低，使贫困孤残供养具有政策性、临时性特征，难以从法律上给贫困孤残人员以稳定﹑有效的保护。（3）医疗问题突出。因为贫困孤残人员一般身体较差，是疾病的高发群体，一些残疾人员还需要很多康复费。（4）供养对象界定难。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对于贫困孤残人员的界定是以无工作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抚养能力为标准，但实践中难以准确和科学地界定。

1.6非政府组织扶贫遭遇法律困境

非政府组织扶贫的法律困境体现在非政府组织的主体资格仍需法律来确定，非政府组织扶贫仍欠缺相应的法制与社会环境。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扶贫法制建设主要存在三方面的不足：（1）在整体上权力结构失衡。当前国家对社会权力还是统领与控制模式。虽然政府对社会组织扶贫在原则上支持，但在现实运行中具体的实施和落实机制是缺位的。（2）权责不对等。当前我国采用的是行政科层式扶贫，缺乏对扶贫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信息封闭，保护倾向严重。（3）泛行政化的问题。我国现实中的扶贫仍然采用高度自由裁量的理性官僚治理，而非法律治理。这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权力集中趋势，倾向于僵化和官僚化，引起恶性循环。

2加强我国扶贫法制建设的对策

学者们针对我国扶贫法制建设主要存在的以上问题，提出了以下对策，以促进扶贫法制建设。

2.1推动法律意识现代化

推动法律意识现代化是使扶贫走向法制化的基础和前提，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1）提高农民素质，实现观念变革是关键。具体包括加快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文化素质，树立“法律至上观念”和“法治观念”等。（2）推动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一体化是根本。要努力从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业布局和劳动就业等方面实现城乡平等协调发展，不断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农村的经济发展，为培育法律意识创造良好的内在动力。（3）改善农村法律运行环境是保障。具体包括要依法行政，树立农民对法律的信赖感。要公正司法，加强农民对法律的正义感。要优化法律服务，增强农民对法律的亲切感。（4）创新农村普法教育模式是基础。要明确普法教育目标，完善普法教育形式，深化普法教育内容。

2.2加强扶贫资金法制监管

学者们认为完善扶贫资金法律监管制度，可从以下方面入手：（1）明确扶贫资金的管理主体，（2）建立规范、统一的财政扶贫资金传递机制，完善扶贫资金支出拨付机制。[8]（3）健全扶贫项目公告公示等管理制度；（4）拓宽财政扶贫资金法律监管渠道；（5）突出检察机关查处挤占挪用、截留和贪污扶贫资金行为的作用，完善扶贫资金的责任追究机制。（6）强化审计对财政扶贫资金的监督职能。李冰心具体研究了完善扶贫资金审计法律制度的对策，包括明确扶贫资金的审计监督范围，健全扶贫资金绩效责任追究制度，赋予公民对扶贫资金审计的监督权利，明确扶贫资金审计机关的法律责任，构建多层次的扶贫资金审计监督结构。

2.3健全扶贫立

法针对我国尚无国家层面立法的现实，应加快国家立法。如杨宏舟提出，应制定《国家反农村贫困法》，认为其属于经济法。王敏指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立法，可借鉴其它地区的经验，但在传统文化、民俗风情、和地方组织等方面应体现自身特点。很多学者提出了立法的原则，综合起来包括：农村扶贫法律制度建设坚持国家绝对责任、公平和保护弱者等原则。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坚持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政府统一管理与农民自我管理相结合等原则。反贫困立法的指导思想包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元主体选择；还农民以真正的“国民待遇”；突出社会保障功能。贫困孤残供养立法坚持贫困孤残供养水平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坚持城乡贫困孤残人员统一立法、保障贫困孤残人员基本生活、国家主导供养贫困孤残人员，公平、公正、公开、及时供养贫困孤残人员等原则。农村信贷扶贫法律制度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追求效率，扶贫到户，风险可控等原则。

2.4完善农村的扶贫法制建设

学者们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对策。从宏观上来看，赵军指出要构建完善的农村反贫困法律体系。首先应当确认广大贫困农民的基本权利，包括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其次，改革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税费制度。最后，要实现制度创新。一是创新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体制，二是创新农业生产组织制度，三是创新农民利益维护机制。龙玉洪指出要完善农民权益预防制度、政府适度干预制度、替代政府直接干预的制度、农民权益损害后的救济制度。从微观层面来看，马文强指出，要完善农村扶贫进程中的社会救助制度，要调整农村社会救助的法律制度内容，包括明确农村反贫困救助主体；完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法律衔接；建立社会救助的法律责任制度；规范社会救助的程序性制度。谭正航指出，应从创新规制理念，扶贫激励与约束制度，优化立法 保障体系和构建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倾斜配置制度，风险控制及扶贫实施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创新农村金融扶贫法规。

2.5促进贫困孤残供养的法制建设

我国在孤残供养立法时可借鉴其他国家的以下经验：（1）明确贫困孤残供养范围，制定合理标准。目前我国特殊专项供养对象与一般基本生活供养对象交叉进行，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实践中应将二者区分。要制定合理的供养标准。（2）要保证贫困孤残供养资金来源可靠，保障有力。在我国贫困孤残供养实践中，没有充足的资金，导致供养水平低，甚至不能应保尽保。在进行贫困孤残供养专项立法时，应明确中央承担贫困孤残供养资金供养的责任，以保证各地贫困孤残供养资金的长期有效供给。（3）贫困孤残供养管理机构设置合理，职责明晰。我国应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贫困孤残供养工作，此机构为专职社会保障功能的政府部门，也就是国务院民政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则设置相应的机构来专项管理贫困孤残供养工作。偏向由国务院制定《贫困孤残供养条例》，各地方制定贫困孤残供养实施的细则。

2.6推进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法制建设

完善非政府组织的扶贫制度，一是完善相关的法规政策，明确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要健全法规，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地位、职能、作用和组织形式等，尽快修订所得税法，出台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慈善公益事业税收减免政策，并适时开征非公益捐赠税和遗产税等。二是建立和完善自律性与他律性相结合的道德机制。要明确规定其在扶贫过程中的一整套道德行为标准，对违反道德标准的人和组织，加大惩戒力度，大大提高违反道德者的成本。三是完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扶贫，要从合作文化软约束走向理性法制硬保障，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扶贫框架协议》提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刚性，增强合作扶贫督查，落实合作扶贫的司法审查。

3研究述评

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实地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思维方法、理论法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数据分析法、规范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图表分析法等。从研究视角来看，主要从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哲学、发展权和生存权等视角分析问题并提出对策。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研究了农村法治建设、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扶贫开发博弈关系、在线扶贫、区域生态立法、合作社益贫性的引导、贫困助学、能源亲贫规制、贫困人口发展权、贫困地区受教育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扶贫、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民族贫困地区环境与资源法制实践、妇幼卫生、农民权利意识、农地保障功能、贫困生资助权、扶贫资金法律监管、金融扶贫、农民工权利贫困、英国未成年人贫困工作等。已有文献多为政策性、实务性的研究，一般从某个学科去研究，多学科的系统研究成果很少。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主要以定量分析为主，实证分析强于基础理论研究。由于实证性的研究多具有零散和个别的特点，需要努力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比较，归纳整理，并据此提炼出一般的规律性内容，形成新观点或者理论。现有的关于扶贫法制建设的规范理论研究仅涉及一些理性认识，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后续研究可以从多学科综合的视角，加强对实证研究的理论抽象，或者提高理论研究的深度。

参考文献

[1]黄颂文.21世纪初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法制保障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

[2]赵军.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5.

[3]王敏.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法律规制[D].昆明：云南大学，2014.

[4]曹务坤，辛纪元，吴大华.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法律机制完善[J].云南社会科学，2014（6）：130-133.

[5]谭正航.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变迁、检视与创新[J].理论导刊，2016（6）：20-24.

[6]邓元杰.解决安康市“环境—贫困”问题的法律思考[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2.

[7]胡园园.河北省贫困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研究[D].保定：河北农业大学，2010：24-29.

[8]龙玉洪.我国扶贫开发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0.

[9]李冰心.论我国扶贫资金审计法律制度的完善[D].重庆：西南大学，2014.

[10]吴天铁.“湘西地区”扶贫开发立法的思考[D].湘潭：湘潭大学，2013.

[11]孟倩.中国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8.

[12]何炎.我国农村信贷扶贫的法律制度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5.

[13]马文强.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社会救助法律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5.

[14]程芬芳.我国贫困孤残供养立法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2012.

[15]蔡科云.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扶贫及法律治理[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2）：33-37.

[16]胡园园.河北省贫困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研究[D].保定：河北农业大学，2010.

[17]周帮扬，蔡新宇.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财政资金法律监管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6）：27-30.

[18]杨宏舟.反农村贫困法律制度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7.

[19]杨宏.贫困致因及反贫困立法选择研究[J].理论学刊，2004（10）：91-93.

[20]程芬芳.我国贫困孤残供养立法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2012.

[21]隆茂关.关于贫困农户信贷问题的法律思考[D].南宁：广西大学，2013.

[22]孟倩.中国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8.

篇(6)

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走过的十多年历程，并非都是坦途。课程的虚置化、师资的非职业化、案源的贫乏化、资金投入的非常规化等诸多问题的存在，将诊所教育逼入一个困局，直接影响着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法律诊所课程的虚置化

诊所法律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所以采取的是课堂教学和个案指导相结合的模式，课堂的教学应围绕着个案的具体操作展开，使学生获得法律实务经验，锻炼法律思维，强化职业意识，而不单是理论知识的传授。但国内开展诊所教育时，部分院校并不重视法律诊所课程，致使其被虚置化，主要表现为：第一，诊所课堂异化为普通课堂。有的学校将诊所课程视为专业选修课，在师生配比、教学内容与方法上与普通法律课程无异，根本不能体现诊所教育的精髓。第二，诊所课程异化为专业实习。有的学校将诊所课程的课堂教学转移至律师事务所，通过律师带领学生办案来完成，这改变了诊所教育以学生为主体、教学互动的理念。

（二）师资的非职业化

诊所教育作为学徒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教师的言传身教是关键。2009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设立了27个不同主题的诊所，相对应的，有10位专任诊所教师、3位退休但仍然在承担诊所课程的教师，这还不包括若干兼职授课的律师、非政府组织成员、退休检察官和法官等人员。反观我国，高校的诊所教师都有着自己的法学专业，要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任务，诊所课程只是“副业”，指导的热情不高。此外，诊所教师基本没有实践经历，没有能力指导学生。这种法律专业知识结构性失调的问题并不利于诊所教育的发展。

（三）案源的贫乏化

诊所教育设立的初衷，就是让学生接触和真实的案件，像律师一样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充足的案源可供选择，诊所教育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在美国，贫困者无钱聘请律师与学生急需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现实，推动了诊所教育的开展，所以诊所教育的案源大多来自法学院的法律援助中心（诊所）。相比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实践是稀缺资源，社会包括当事人对数量庞大的法学院系参与其中，至今并无强烈要求，所以我国高校引入诊所教育后，虽然也挂牌设立法律援助诊所，但除了华东政法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较多案件外，很多诊所都无案可办，更别说挑选了。

（四）资金投入的非常规化

诊所教育是一种高成本模式，要求在师生比上实现“一对一”的直接指导，这就需要法学院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一方面，学生办案要有办公地点与设备，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支付一定费用，这些都需要经费支持；另一方面，诊所教师的指导也要给予相应报酬，要求教师长期无偿指导并不现实。而我国目前除11所重点院校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外，其他院校的诊所教育经费都是自行解决的，很多院校苦于经费困难无法启动该项目。要想推进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必须解决好资金瓶颈问题。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面临困境的根源

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出现的诸多症状，直接原因在于对其定位不明，但根源问题是对诊所教育的文化背景和理念理解的不透彻。毕竟，我们所模仿的美国诊所教育是其长期发展后的成熟模式，不关注其文化背景的跳跃式模仿，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很可能适得其反。

（一）文化传统的差异法学教育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蕴育、发展，与英美法系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1．英美法系的经验主义理念和遵循先例原则

造就了诊所法律教育美国深受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坚持“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律所体现的乃是一个民族经历的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因此不能认为它只包括数学教科书中的规则和定理”。法律是一种艺术，一种实践理性，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法律的认知，对理论的学习和对原则的分析屈居于辅助的地位。对实践的注重，使得法律更多的关注社会发展。美国的社会学法学认为，应重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而非逻辑分析和抽象内容；法官想要满意地完成其任务，就必须对形成和影响法律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充分的认识。以众多社会学法学家的努力作为铺垫，在20世纪20年代，卢埃林和弗兰克将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推上历史舞台。法律现实主义者们倾向于把法律的规范性因素或规定性成份降到最低限度，认为法律只是一组事实，一种活的制度，而不是一套规范。法官、律师、警察、监狱官员在法律事务中的所做作为，实质上就是法律本身。法律现实主义的思潮逐渐影响教育领域，开始倡导以关注社会现实、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实践型法学教育，从而开创了诊所式法学教育的方法论，法律诊所在这一时期逐渐开始成为一种正式的法学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的确立并逐步取代案例教学法，亦是对遵循先例的司法主旨的回应。遵循先例的规则使得实践中司法判例更具权重，法官和律师都醉心于纷繁的判例研究。前者通过判例总结出一般性的原则和精神，在创制法律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们显赫的名声与地位；后者则是应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司法竞技化趋势的需要。所以，作为法官和律师等精英人士储备力量的法学院学生研读案例就成为主要课程。兰德尔发起的“案例教学法”，由教师指定专题性案例，一般多为最高法院或高级法院的判例，学生在事前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围绕所涉及的法律原则及其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课堂讨论。就像自然科学中通过实验得到数据结果一样，通过对判决的分析，总结和发现法律的原则和规则。案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司法实践，但其核心仍是探寻案例中的逻辑和原则，没有充分的视野来适应职业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和所处的社会，很难让学生像职业的法律人那样正确地预测法官的行为，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与社会正义。诊所式法律教育则是基于真实案件操作，让学生置身于律师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情境，掌握在现实生活中灵活使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和素质，以培养出具备综合素养的合格律师，是对案例教学法的批判式发展，更是对判例的动态研究。诊所教育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社会现实问题相衔接，在现实主义法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0年代，耶鲁法学院达到了巅峰并一直引领美国法学教育到今天，成为连续多年美国法学院排名第一的翘楚。这其中法律诊所教育功不可没。

2．我国大陆法系的文化传统注重概念式教育

我国因历史的原因受大陆法系影响颇深。大陆法系侧重于法律的法典化、逻辑性与先验主义。受1776年开始的西方世界革命和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实行权力严格分立。这就导致一系列后果：首先，不承认法院的司法判例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排斥法官对于法律的解释权。法官对法律的任何解释都意味着“法官立法”，甚至法学家也不应对法典作任何评注。再次，严格维护法的“确定性”，不承认法官有任何衡平权。法官只能在法律设定的框架内审慎活动，为使法官能得心应手地引经据典，必然要求法律的法典化，并且法典要“概念明确，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完整地适用于各种事实状态。这种法典的制定极大地依赖于法学家，因此，法学家醉心于抽象的理论法学，热衷于构建恢宏的概念化的法学架构，力图涵盖各种社会现象，从而为立法及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并渗透到各种教科书来影响法律职业的后继者。大陆法系法学凸显出概念主义、形式主义、抽象化、系统化的特征。因此，我国的法学教育注重概念式教育，侧重于演绎推理，由抽象的概念、原则到规则和具体案件，努力建构精密的理论体系，让学生在理论的学习中塑造信仰和法治理想，其培养目标是法学家或学者型的法律应用人才。法学教育强调法律的系统性、抽象性、理论性、科学性和纯粹性，其内容侧重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而非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法律教育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这种教育模式并不关注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意图让生活中的法律完全逻辑化，容易使法学陷入脱离社会的封闭的理想化状态，所培养的学生理论功底扎实、研究能力强，但缺乏面对真实案件的操作能力，这也是我国法学教育长期面临的困境。我国正是力图克服此缺陷，加强实践性教学，而引入了法律诊所教育。虽然初衷很好，但没有深刻意识到诊所教育移植的供体和受体的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没有厘清诊所教育与概念式教育在我国的关系定位，造成了诊所教育的水土不服。

（二）教育目标的定位不同

1．诊所法律教育的设立服务于职业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将职业技能训练、职业道德训练、促进社会正义作为设立的目的，这恰好契合了美国“小司法”的教育理念。美国的法学教育服务于律师的培养，而律师是既受人尊崇又收入丰厚的优越职业，因此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协同发展，形成职业教育或精英教育的目标定位。精英教育作为小众型教育，要求合格的法律人在精通法律知识之前，必须获得有关政治、社会、经济以及道德等力量的知识，成为具有文化修养和广博知识的人，否则无法把握社会趋势，无法理解法官的判决。因此，法学教育只能是第二学位教育，大学本科后起点的教育。学生在完成本科阶段的人文科学知识学习后，得以进入法学院研习，在毕业后（获得法律博士学位，职业律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学历，笔者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执业律师是其法律人生的第一步，如果执业成功，会成为法官、检察官的后备力量。诊所教育模式在法学院为社会输出精英法律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我国的法学教育偏重人文教育相较于美国，我国法学教育采取的是广泛地为社会各个领域培养法律人才的“大司法”理念。在该理念支配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定位于培养既能从事法律职业又能进行法律理论研究的复合型人才。我国的法学教育主要是本科教育，以高中毕业生为法律人才的培养起点，是一种大众型教育。而高中生受年龄和阅历的限制，加之应试教育仍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所以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更注重宽口径的人文教育，“大学应当是在不考虑知识的直接职业用途的前提下学习知识的地方”，法学院的毕业生不仅仅是执业者，而且是具有真才实学和广阔社会眼界的职业家。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检察官、法官以及理论工作者都是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因此，中国法学教育不仅要着眼于职业技能训练，更重要是承载大学精神对学生进行人文和学术教育，使学生首先成为一个合格的“成年人”，然后才有资格成为“法律人”。正是因为这样的目标定位，课堂教学偏重理论化和学术化，而法律职业所要求的基本素质———社会经验和生活知识，只能通过极少的课外实践活动获取。这势必导致培养的法律人才动手能力薄弱，进而严重影响执法水平与用法能力的提高。正是因为要扭转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局面，中国急需引入诊所教育的方法。但牵涉到我国的权力体制、就业、人事管理、价值观念等复杂因素，完全地引入仍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便诊所教育的引入能增加职业取向的权重，但总体上不能改变目前偏重人文教育的现状。

三、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实现路径

基于诊所法律教育的文化背景与教育目标，考虑到我国法学教育的特色与国情，诊所法律教育在建设过程中应主动寻求与我国法学教育更为契合的路径。正如有学者所言，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好比打开窗户，而进行相应的改进，则如同打扫地上的灰尘。开窗户固然不容易，但只要用力，最终可以打开。扫地就要难得多，因为地上有不少先辈前贤留下的杂尘，有时候是不让扫，有时候是舍不得扫。不过我已经看见有人拿起了扫帚。由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与法律硕士教育的状况和目标不同，培养法律人才的层次性不同，应区别性地适用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一）本科法学教育应适时地引入诊所法律教育

1．准确定位应将诊所法律教育定位于独特的法学教育方法，配合理论课程的学习，使理论与实践不脱节。作为辅助的教学手段，其存在并不是单纯的弥补学生的实践技能，同时要提升学生追求社会正义和职业道德的气质，即致力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为社会培育法治意识。诊所教育应将法律文书、法律谈判和法律实践培养等课程直接包容，与模拟法庭、实习机制形成错位互补，以培养复合型人才。

2．教学理念的转化在教学理念上，淡化理论知识的讲授，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注入职业教育的教学理念。因为过于注重理论讲授，势必导致学生缺乏社会知识，不能掌握基本的法律事务技巧，不具备很好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法律的较强实践性不相适应。

3．课程体系的重新设置在课程体系设置上，应当重新确立人文学科、基本法学科与专业法学科在课时上的分配比例。降低人文学科，如哲学、英语等的课时量；对于基本法学科，如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等所占比例也适当减少，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专业法学科的学习。在专业法学中，适当减少基础理论所占比重，留出一部分课时给予诊所课程。诊所课程围绕着学科特点，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授课，问题可以源自法律诊所办理的案件，也可以是兼职诊所教师的法官、检察官正在处理的案件，让学生对现实问题展开讨论，从不同角度分析案件并得出建设性结论，这种方式使得学生从纯粹的法律视角提升至更加关注现实困境与社会政策，真正理解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法学教育更具有实践性的特点。由于诊所课程是新兴课程，为提高教学效果，应制定完备的教学计划，对学生计算学分，对教师计算工作量，对教学双方都进行认真严格的考核。

4．资源保障制度

诊所教育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上，更多的是关注如何指导学生具体办案。为尽力保证每个学生都能至少参与一个案件的办理，经费、师资、案源等方面的资源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

（1）实现经费的长效供给。要使诊所法律教育能够真正融入我国的法学院系，就要建立长效性的经费供给制度，实现资金投入的常规化。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将诊所法律教育纳入法学教育体制内，所支出的教师报酬、办公费用、案件费用等列入教育经费的序列。此外，要多渠道、多方面拓宽资金来源，包括：呼吁政府出台政策，将诊所教育所需经费纳入国家法律援助基金覆盖范围；获得国外基金的资助、国内企业或者慈善组织的赞助，建立法学实践教育公益基金；号召投资者与法律诊所协会建立友好协助关系等。只有经费充足，诊所教育的高成本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2）加强师资队伍的职业化建设。为充分发挥诊所教师的指导水平与热情，保证其职业化序列才是根本。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从教师编制改革入手，对专职的诊所教师单独定编定岗，与教学、科研岗位平行，并规定评定职称的具体标准，这样才能激发教师承担诊所实践教学活动的热情。其次，构建法律职业良性互动机制：一方面，让诊所教师定期到法院、检察院、仲裁委员会等部门挂职锻炼，鼓励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教师担任兼职律师，促使他们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司法技能，培养其法律实践能力，同时，还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获取新知识，由此保证专职诊所教师有能力对学生进行指导。另一方面，聘请资深律师或法官、检察官担任诊所法律教育的兼职指导教师，以经典案例为课堂素材，多视角分析案情，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并向学生传授课本外的法律经验和法律技能，比如现在的“检校共建”制度就已经出具规模，并取得良好成效。

（3）保证充足的案源。诊所法律教育的案源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不可忽视的问题。要保证案源的充足，应采取多渠道方式。首先，最大限度发挥法律援助中心或诊所的作用。目前，很多法学院的援助中心将正义作为自身的基本诉求之一，定位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例如，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致力于通过诉讼保护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西北政法大学以学生法律服务中心为依托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要求诊所学生每两人必须完成一起案件的实际或辩护工作。这样的经验可为其他院校提供借鉴。其次，设立多元化的诊所教育基地。应与当地的多个部门，如消费者保护协会、劳工组织、妇联、工会、法院、检察院、街道办事处等加强联系和合作，在其办公场所设立校外诊所点，吸引需要援助的当事人来咨询与委托案件。再次，让诊所学生走进社区进行法律宣传，以社区法律咨询等方式与老百姓接触，使法律诊所获得社会认同，从而为案源的取得奠定民意基础。最后，建议立法改革，尽快明确法学院系在法律服务特别是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持支持态度，为高校学生进行法律诊所提供了可能性，但并不明确，特别是学生为刑事案件变化上受限较多。所以赋予学生准律师的身份，让其在诊所教师的陪同下处理案件，有利于诊所教育的发展。伴随着网络的发达，法学院系应借助互联网的平台推介自己的诊所教育，扩大影响力。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站自2003年开通至2007年底，已有43万多人次进行了访问，这就是很好的例证。

5．完善评价体系与规章制度

诊所法律教育注重实践性，其评价标准与理论教学的唯考试成绩论不同，应采取科学合理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包括学生的自我评价、办案小组内的评价、指导教师的评价与当事人的评价，根据综合评价的结果给予学生以考评成绩。学生更关注的是后两种评价。教师的评价能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其办案的思路、方法、技能的不足与优势，易帮助其提高素质与能力；而当事人的评价涉及到对案件结果的满意度以及对诊所学生知识技能、职业操守、社会正义感的认可度，是学生更为在意的，这是诊所学生在未来的法律生涯中要经常面对的。诊所学生虽然是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但这种活动是有诸如败诉等风险的。为避免因法律服务方的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未雨绸缪，必须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如案件受理审批制度、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指导教师责任制度、过错赔偿责任制度、案卷归档制度等，确保诊所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法律硕士教育应全面引入诊所教育模式

目前，我国法律硕士的培养全面引入诊所教育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理由在于：其一，法律硕士教育类似于美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其目的就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以适应日益繁重的司法任务，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导向，这与诊所法律教育的理念、目标有相通之处。其二，法律硕士作为小众型、精英教育，在师资培养、硬件投入、时间消耗和管理成本方面均容易满足。其三，法律诊所教育在法律硕士教育中的实践已有成功典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研究所在法律硕士培养中，率先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与社会效果。该模式培养下的学生司法考试通过率100％，就业率100％。就业单位不仅有中央企事业单位，又有北京等地党政机关和政法机关，也有跨国公司与知名律师事务所。法学研究所在法律硕士的培养方案中，已经将国务院学位办规定的12个必修学分的实践课程（法律文书课含3学分、模拟法庭训练含4学分、法律谈判课含2学分、法律实践课含3学分）全部纳入诊所法律教育中，要求所有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将上述四门课程通过诊所教育的方式来实行，并探索出诊所法律教育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三个层次教育模式，这非常值得借鉴和推广。

考虑到我国进入法律硕士队伍的学生既可能是法律本科学生，也可能是非法律科班出生，且本科的起点层次不一，为了推动诊所教育的开展，强化法律精英的培养，适应我国由学术型人才培养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倾斜的大环境，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的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只要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本科毕业生，就可以向有法律硕士点的高校申请法律硕士的入学资格。接受申请的高校在通过面试后，从中录取优秀的考生。这是借鉴其他国家针对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经过二年半左右的司法研修并经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队伍的做法。

三年的法律硕士学习采取“两年诊所课程＋一年诊所实习”的模式。课堂教学围绕着实用性的专业主干课程，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展开，诊所教师与校外兼职教师以案例为导向进行授课，案例均来自于法律诊所或者检察院、法院正在办理的真实案件。由此引导学生像法官、律师一样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出建设性结论，同时教师要对案件中的理论性问题给予系统的解答，这就对诊所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诊所实习阶段，应像实习医生轮岗一样，参与处理法律职业者可能面临的每一类型的案件，并将法律文书写作、法律谈判与法律实践活动贯穿于其中。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诊所实习，都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硕士毕业论文也应围绕着办理过的具体案件总结出具有理论性与实践价值的内容。在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后，学生进入法律职业队伍，成为精英人士。这样的法律硕士教育增加了法律适用的实效性与必然性，摆脱了盲目的唯法律规则论，让学生以开阔的视野来处理实际问题，以豁然的心态应对法律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