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与学校的法律关系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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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在校权益大学生高校

一、大学生与高校的法律关系梳理

大学生在校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首先是科学界定大学生在校权益的问题。而如何界定大学生在校权益，必须理清大学生与高校间的法律关系。只有明确双方的法律关系，才能够更为科学的探讨大学生在校权益及其特点，进而为大学生在校权益的法律保障提供分析路径。

关于大学生与高校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我国的研究还不够普及和深入，而国外经过长期的研究形成如下几种学说：

关于大学生和高校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最早的学说是“特别权力关系说”。这种学说曾被认为是大陆法系公法学说中关于界定大学生与高校之间法律关系的主导学说。所谓特别权力关系说是指在特定行政领域内国家或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对与其有较强依附性的相对人有概括命令强制的权力,而相对人却只有服从义务的特殊关系。具体到大学生和高校的关系上，学校对学生是一种命令性的权力，而在校学生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凸显出对权力服从的特质，这种理论把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强调为是学校行使强有力的公权力的特别权力关系,不适用一般情况下应遵循的法律保留原则和权利保护原则,高校出于教育目的和学校内部管理的需要,有权自行制定规则行使惩戒权,而无需具体法律依据,学生对学校的权力行使,不得提讼。由于这种学说排斥了法治行政原理的适用而遭到更多的批判。

在特别权力关系说遭到批判和否定而日益瓦解的情况下，国外学者提出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一种是德国学者乌勒主张的，将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并认为涉及到基础关系的决定,如学生身份资格的取得、丧失和降级等决定,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而管理关系如学生的服装、仪表、作息时间等规定则不视为行政行为,而是内部的自律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必遵循严格的法律保留原则；还有一种学说将这一关系区分为重要性关系与非重要性关系,只要涉及大学生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而不能让行政权自行决定。此外，日本最高法院在1977年3月15日有关富山大学学分不认定案的判决中所采纳的“部分社会说”认为大学不管公立还是私立,都属于部分社会关系,为了实现其设置目的,应拥有自律性、概括性权力，因此其与一般市民社会不同,而是形成特殊的“部分社会”,在其中所产生的法律纷争,当然不应列为司法审查的对象。由此看来这种学说只是在解释角度上与特别关系说不同，其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

日本学者室井力在彻底批判特别关系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学契约说”。认为在现代教育法制下,教育应完全摆脱/权力作用,学生之在学关系应当脱离行政法而成立民法上的契约关系，学生与学校双方地位平等,各依教育目的缔结在学契约,如有纠纷由普通法院审理。但是这种理论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因为这种把教育活动比作一般的交易买卖虽然可以解释一些大学生与高校的关系，但是显然不全面。

从上述国外的观点来看，要想通过一种在整体上界定大学生与高校的法律关系是非常困难的。我国学者马怀德教授即指出“高校与受教育者之间存在着多重法律关系”。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我国大学生与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说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行政法律关系。大学生与高校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指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法规对学生进行管理时形成的法律关系。高校享有某些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权力，与在校大学生发生行政法律关系。例如学位授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由此可见，高校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力，与在校大学生之间存在行政法律关系。

第二种为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在大学生与高校的关系中主要表现为合同关系。合同关系主要存在于满足大学生生活需要的领域里。比如住宿、饮食、医疗等方面的关系。在这些合同关系中，在校大学生是服务的购买方，高校、后勤集团是服务的提供方。此外还包括一些因学生校园伤害而引起的赔偿关系。

第三种可以统称为内部管理关系。除了上述两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之外，学生与高校之间还存在着诸如日常生活的管理、课程的设置、学生一般违纪行为的处分、奖学金的评定和发放等法律关系。本文将上述关系称之为内部管理关系，其内涵趋同于前文述及的德国学者乌勒的理论中的管理关系。

二、大学生在校权益的内涵界定

权益是权利人享有的权利和相应可获性现存利益和将来利益的形而上的概括。权利和利益处于深刻的统一之中，权利是利益的有效调整机制，是权益的法律表现形式，利益是隐藏在权利背后的根本物质内容。总之，权益是一种法定的利益，是权利与权利的行使而带来的利益之和。由此来看，在上述大学生与高校法律关系的框架内探讨大学生的权利是界定大学生在校权益的科学路径。

在对大学生与高校的法律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在校大学生主要享有以下权益：

第一，大学生享有受教育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赋予大学生的权利。这种权利涉及在校大学生最基本的权利和利益，是享有其他权利和利益的首要前提。

第二，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权。作为受教育权的延伸，享受高校组织的各项教育教学服务的权利也是作为一名大学生所必需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

第三，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在高校学习期间对学生的评价反映出一个学生在其享受高等教育期间的学习及其他活动情况。这种评价关系到大学生今后的发展。因此学生在平时成绩、考试成绩、论文情况、奖学金的评定及其他活动中享有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

第四，监督、建议学校日常管理活动的权利。高校的日常管理活动不仅是其进行教学研究活动的必要保证，而且关系到学生的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是学生享受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的保障。因此，作为高校日常管理活动的受动者学生应当有监督、建议的权利。

第五，民事权利。在校大学生一般情况下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享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其财产权、人身权、知识产权受民事法律规范的保护。

第六，陈述权、申诉权和诉讼权。作为上述几项权利的保证，在校大学生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具有陈述权、申诉权和诉讼权是必需的。这种权利符合法治的理念，是大学生切实享有上述权利的有效保证。

三、大学生在校权益的特点分析

之所以研究大学生在校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是因为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体而存在，由于身份的特殊以及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他们的权益同样具有特殊性。只有正确认识大学生在校权益的特殊性，才能够对大学生在校权益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从前文对大学生与高校的法律关系的梳理以及大学生在校享有的权利的研究，我们认为大学生在校权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大学生的权益是由其特殊的主体地位以及特殊的行为引起的。根源于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与作为教育主体的高校之间的行为关系中。正是因为大学生在高校中求学的原因，才产生上述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以及日常的管理关系。在这些关系中蕴含并体现着大学生的在校权益。这些权益的取得是与大学生身份取得以及与高校的被教育与教育的关系分不开的。

其次，大学生在校权益以受教育权为核心，以提高自身素质为目的。受教育权是大学生一切权益的核心内容，这一权益的追求在与人的价值的实现，有别于一般权益的目的。对大学生的在校权益的保护体系要以受教育权为根基来建立。这不仅关系到大学生本人素质的提高和人生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再次，大学生在校权益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大学生在校权益包括多种性质的权益，这是由大学生与高校多重性的的关系所决定的。这同时决定了对大学生在校权益的法律保护必须是多重性的法律保护，不能简单依

靠某一种或者某几种法律来进行保护。

最后，大学生的在校权益更容易受到侵

害。一方面由于我国现阶段对大学生与高校

的法律关系本身认识尚未统一，如何适用法

律来保护大学生的权益本身还面临着一定的

问题，即便是在本文梳理的三种关系中有两

种关系并非平权模式，而是大学生作为被管

理的对象存在其中。即便是平权模式下的民

事法律关系，由于高校教学管理得需要也存

在一定的特殊性。加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仍

然处在不断探索前行的阶段，相关法律法规

和管理制度不甚完善，传统教育模式还有存

留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在校权益更具有易损

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在校大学生一般都是

刚刚步入成人阶段，大多从高中直接升入高

校继续深造，社会经验不丰富，权利意识淡

薄，也使得他们的在校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

四、大学生在校权益的法律保护

对大学生在校权益的法律保护应当立足

大学生权益的特点，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具

体情况，从立法、司法、高校自身以及学生

自身等角度出发。只有如此，才能切实的保

护大学生在校的权益，让法律的关怀真正贴

近在校的学生，是依法治校成为可能。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宪法》、《高

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

在校大学生的权益的某些方面有了立法的规

定，但是并不系统也不完善。尤其是在法律

关系的问题上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的层面

上来说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此，我

国立法有必要明确大学生与高校的关系、大

学生享有的权益以及明确法律对高校授予行

政权的界限。只有在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关

系明确的情况下，对大学生的权益的法律保

护才能够更好的实现。

从司法的角度看，笔者认为不应只考虑

在学生权益受到侵害后的诉讼救济手段。而

应当拓宽救济途径。因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

体系中，大学生在校权益的侵害中许多行为

特别是内部管理行为不属于诉讼范围。因此，

应当完善大学生在校权益的救济途径。比如，

教育仲裁制度、申诉制度以及司法审查制度。

通过一系列程序的保证使得大学生在校权益

的法律保护落到实处，并保证这些救济途径

的透明和畅通。

从高校自身的角度看，主要是规范高校

的管理行为。使高校各种管理制度明晰合理，

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并且充分调动学生的

参与积极性，许多涉及学生利益的管理工作

应当为学生提供表达自己意见的民主渠道。

此外，在后勤服务领域中应当提供更多主体，

一方面增加服务领域中的竞争，避免校园内

部的垄断，提高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可以

给在校大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切实保

护学生在民事领域的权益。

从在校大学生自身的角度来看，学生应

当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经验和法律素养。了

解自己的权益所在。对权益的认识即不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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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关系；校企合作；顶岗实习；风险防控

高职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根据高职教育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的特点，校方与企业建立的合作实践教学模式。校企合作下的顶岗实习是高职院校学生在校学习的最后一学年，进入与校方签订合作协议的企业参加生产实践的实习方式。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将校企合作模式下的顶岗实习实践教学模式纳入了高职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以我院物流管理专业专科为例，2009级255名学生中近20%在中集物流有限公司、中海中西部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集中实习。

但是由于校企合作模式下的顶岗实习涉及主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随着校企合作的顶岗实习的进一步推广，顶岗实习中的一些风险也逐渐彰显出来。这些风险主要包括：①实习学生与实习企业的劳资风险②实习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工伤的风险③实习学生意外伤亡的风险④实习学生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风险。因此在组织顶岗实习活动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完善顶岗实习制度，做好风险防控预防，降低顶岗实习的风险。

一、从法律关系角度剖析高职校企合作模式下参与顶岗实习三方主体之间的关系

（一）参加顶岗实习的高职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

以我院物流管理专业专科为例，学生一般在三年级开始到校外参加顶岗实习。一方面，在顶岗实习期间，实习学生虽然离开校园，脱离了学校的直接管理，但仍保留在校学生资格，必须遵守所属学校规章制度，受所属院校管理。因此，实习学生与学校之间仍然是《教育法》中规定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关系。顶岗实习是高职院校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实施的一种实践教学模式，实习学生与学校之间仍然是《教育法》中规定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二）参加顶岗实习学生与合作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顶岗实习中，学生既然是经学校安排到合作企业实习，那么，学生也要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如安全操作制度、考勤制度等。那么在校企的双重管理下，实习学生与实习企业是否构成雇佣劳动法律关系呢？身份的界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适用、归责的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目前学界主流观点是，根据学校的教学计划被安排到企业实习的在校学生与实习企业之间并未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身份隶属关系，其身份仍为学生，劳动法律法规不能适用于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关系。

（三）在顶岗实习中高职院校和合作企业的关系

高职院校通过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按照协议制定顶岗实习实施方案、顶岗实习管理制度、顶岗实习考核标准，共同考核实习学生，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合同的约定建立的民事法律关系。

二、高职校企合作模式下顶岗实习风险防控

要全面保护实习学生权益，加深校企合作的力度，推动顶岗实习制度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以学生、校方、合作企业三方为立足点，解开顶岗实习中的风险“羁绊”，为几乎“裸奔”的顶岗实习罩上防护衣。

（一）加强实习学生安全法治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护能力与法律意识，让学生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遵纪守法的观念

学校在学生离校前应当组织学生对《实习管理制度》、《实习计划》等进行统一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对学生的法治宣传及安全教育，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为此校方可以对学生进行法治专题教育，让学生在思想上树立起依法维权、依法自律的观念，自觉把自己的言行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

学校和企业在《校企合作协议书》中要约定企业应当在实习学生入职的时候，对实习学生进行岗前培训，向学生介绍企业的基本概况、工作特点及安全管理规定、企业规章制度等，这有利于学生快速、安全地投入到实习工作中。

（二）实习学生、校方、合作企业签订顶岗实习合同，明确三方权责

在顶岗实习合同中可以约定工伤处理、实习补助、加班安排等内容，并明确在何种情况之下学生可以主动提出辞职（这种辞职应当是学校允许的，比如拖欠实习补助达到两个月、强迫安排加班超过10次等）；同时，应在合同中增加对企业的限制性约定，比如企业不得安排高空作业、易燃易爆、井下等危险性过大、劳动强度过大的工作给学生等。此合同一式三份，实习学生、校方、企业各一份。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企业与实习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

（三）建立健全顶岗实习学生管理制度

校方与合作企业应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加强对学生的管理，防患于未然，实现顶岗实习的目的。首先、校企联合对实习考核、成绩评定制定一个明确的考评机制，比如缺席一天扣几分、未满实习时间扣几分等，同时可以明确约定在何[]种情况之下视为实习不及格，实习不及格如何处理等。需要注意的是，考核机制以及此处的管理制度一定要与学校的校规及毕业证发放办法等学校规范性文件相统一。其次，应用网络平台，加强实习学生管理。利用QQ、微博等网络工具，及时了解实习学生动态，实现实习学生与学校的良性互动。再次，应挑选优秀教师或辅导员担任带队教师，作为实习学生的朋友，带队教师应做好实习考核和记录，更多地关心学生的工作和生活。最后，发送对家长的告知书，告知家长学生顶岗实习的重要性，同时请求家长配合学校教育实习学生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制度，形成校方企业家长三方监管的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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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学生；法律关系

中国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学术界与教育界研究和争议的一个热点问题。有关于高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理论学说有以下几种：1.民事法律关系说。根据《教育法》的规定，当学校侵犯学生的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时，学校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与学生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2.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说。高等学校在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研活动的开展以及学生社团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均具有自。对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学校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由此，高校对学生、教师等内部人员行使管理权力，从而形成内部行政法律关系。3.综合说。该种观点主张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应包括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的公法关系。公务法人与利用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公务法人的身份和地位。4.特别权力关系说。此观点认为“特别权力关系说构筑了以强者带动弱者的权利义务体系，应合了教育目的一致性和正当性”，“学生与高校之间存在公、私法多种救济，两者关系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于一般行政法关系上的概括”。“高校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从属地位，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地位具有相对不平等性，双方争讼方式特别性”。5.教育法律关系说。教育法律关系说是在否定学校与学生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两者关系是由“教育法律规范对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后的产物”。

笔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当简单的割裂，综合的看其内部关系可以分为三种，即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

1.行政法律关系。法律法规可以授权行政机关以外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高校的行政权力主要表现在授予学生学位证书，对学生学籍进行管理等等。当然，由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全面，高校哪些行为可以定性为行政行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当援引行政法学上的一条规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之，只有当法律法规明确授权时，学校的行为才能认定为行政行为。

2.民事法律关系。当高校以单纯的教育教学组织者的角色出现时，它是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独立民事主体。大学生因教育教学活动与高校发生法律关系时，这种法律关系只能是民事法律关系。在学生没选择高校之前，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毫不相干，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招生期间，高校是一个要约人，大学生按照自己的分数和意愿选择学校，被高校录取后，二者之间便建立了一种带有教育服务性质的合同关系，双方关系的建立过程完全符合民法上平等自愿原则。虽然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有“格式合同”之嫌，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状态，但这并不能否认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所存在的平等的民事关系。

3.特别权力关系。在司法实践中，高校与大学生的纠纷很大一部分是不被人民法院受理的，依据是什么呢？解答这个疑问，还应从高校的法律地位着手，当高校充当集体法人时，它代表集体的利益，有维护集体公共秩序、管理内部事务的职责。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有“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的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处理的“自由裁量权”。当学生不服学校命令时，学校有权对学生做出警告、记过等处分，而高校对大学生做出的这种处分行为属于集体内部的管理行为。此时两者关系就是德国公法上所讲的特别权力关系。对此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都是给与支持和认同的，如规定受教育者应当遵守所在学校或其它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与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申诉”的权利，这都明确地表明了我国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别权力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高等学校获得国家授权，对大学生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时，它们之间建立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即我国行政法学上所讲的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若二者因教育教学活动而缔结法律关系时，则具备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当高等学校作为集体法人利益的代表，以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角色出现时，它与大学生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则构成特别权力关系，这种法律关系不受行政法调整，当事人不得据此诉至法院。

依法治校，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吸收国外有借鉴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明确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才能使高校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研究逐步走向规范化，这也是新体制下高校管理模式应有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马怀德.公务法人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00（4）：40-47.

[2]梁京华，赵平.浅议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中国高教研究，200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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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高校学生在被管理过程中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学生的权利往往被高校管理者所忽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质言之就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核心是学生权利范围及其法律保障问题。

一、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实质上就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针对学校管理学生这一特别管理关系，纵观世界各国，对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以下说法：(一)公立高等学校和私立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区别对待。英国行政法教授韦德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法国的行政法认为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和大专院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属于国立公益机构，他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如果是私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范畴，私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取决于双方的契约。德国行政法传上将学生、公务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特别权力关系”，从而区别于“一般权力关系”。公立学校行为依据行政法可诉或不可诉的代表理论有宪法论和特别权力关系说；对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以契约论的观点为代表。 (二)公立高等学校和私立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同等对待。1970年以后，日本学者们认为将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对学生的法律加以区别并不合理，二者与学生间法律关系均属一种“在学契约关系”。上述的公法与私法之争，其实质在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把学校管理关系视为公法关系、通过相对比较严格的公法规则对学校管理权力加以控制，或者把学校管理关系视为私法关系、在放任自由的基础加以适度限制，哪一种方式更有利于保障学校和学生各自在该享有的正当权益?

在我国，关于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许多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描述和解释教育领域各个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大学生与高等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种：(一)二者是授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们的行政关系。根据《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行使的一系列权利包括：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特征据此断定高校是由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把高校的招生、学历的发放、教师资格、学生退学等纠纷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中也说明学生与学校是行政关系。(二)二者是特殊民事法律关系。学生与学校是一种双向选择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类似于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作为事业单位，学校的法律地位比较特殊，既享有一般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又有区别于民事主体而近似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学校一民学生、教职工的关系之问的关系既有民事法律关系，又存在着民事法律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三)二者是行政合同关系。即行政机关或其委托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为完成某项管理事项而达成的契约关系。其理由是：l、我国《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协议的法律规，高校与学生并不是平等主体，况且学生在高校受教育也不是什么民事权利义务。用一般合同关系来归纳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不妥的。2、高校的招生、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力专属于国家是普通公民和一般社会组织所不能行使的公共权力，即使是民办高校招生、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为也要经过教育行政部门的确认或备案。3、高校行为处分权是单方行为，无需征求相对人(学生)的意见。(四)二者是混合的关系。即，既包括行政关系又包含着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学生缴学费的事实，使高等教育中传统的资金、知识和其他资源的施予——接受关系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不仅仅是接受者，同时还是施予者，因为他(她)缴纳了特定数额的学费，缴费事实使学生与高校之间除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外又多了一层新关系——民事契约关系，学生是知识教育这一公共产品的消费者，高校则为此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界定为混合关系的先进性在于：1、把高校与学生从传统的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中解脱出来，还教育与受教育关系的本来面目，况且随着我国民办高校的不断发展壮大，如再单纯地适用行政关系来界定学生与高校关系也不适应我国的国情。2、在某些方面确认行政关系，可以利用法律控制高校的任意、让高校承担更多的程序性义务，保护弱势群体——学生的权利。3、除法律确定为行政关系之外其他关系应是生产者与消费关系，这有利于保护学生的权利，学生不再是高等管理的附属品，而是一个独立的接受服务的主体。

二、学生的权利

高等学校学生除享有《高等教育法》第54、55、56、57条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权、勤工助学权、获得毕业证书权、结社权外，在学生与高校的民事法律关系中，高校处于生产者的地位，学生处于消费者地位，因此，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学生应享有以下权利“

(一)选择权。即学生享有自主选择专业和课程或者接受其他服务的权利。其主要包括：

1、专业的选择权。这包括转专业和转学的权利。因为现阶段高校不负有包分配的义务，学生就业是就业市场决定，学生不能因为一次填报专业志愿而固定大学期间一个人的必修专业或在一个高校就学。高校学生根据自己的专长或兴趣爱好，有权选择自己喜爱或就业前景良好的专业或学校，学校不能因为招生计划不可变更为由而禁之，否则，就不符合消费者的选择权要求。

2、自由选择就餐点、购物和住宿、娱乐等的权利。高校往往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在校内的学生就餐点、购物、住宿等经营上形成自然性垄断，学生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指定消费而无任何的选择余地。如某大学后勤部门借口统一内务，为每位新生采购生活用品费为300多元，连牙膏、洗衣粉之类的用品都为学生备齐，加上其他生活用品以及电影费，收取每位学生500元，仅此一项学校共可多创造五六万元的“利润”。2004年6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禁止高校生在外租住房的行为，其本意的为了学生的人身安全，但良好的初衷，却无视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大学生的基本人身自由。

(二)知情权。即学生享有知悉接受教育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其主要包括：l、收费知情权。虽然学费是按价格部门核定标准收取，但许多高校要加收收班费、上机费和书本材料费，强制学生保险等，甚至不开正规发票，常常让新生及其家长捉襟见肘。2、课程设计、变更与教师安排知情权。在市场条件下，高校不断扩招，高校教师培养跟不上学生的扩招，许多高校课程计划形同虚设，因教员增减而增删课程屡见不鲜，常导致教师缺席而无法开课或教师任意调停课，让学生无所适从而损害学生权益。3、结果知情权。许多高校由于没有升学压力，对于各专业课程没有统一的标准，特别是专业课的教师只在期终考试一次，而且很少公布考卷答案，这实际上是侵犯了学生对掌握知识程度的知情权。

(三)人身与财产安全权。学生在校学习其问享有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的权利。l、人身健康权、安全权。近年高校学生在校遇害时有发生，如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事件。高校在人身安全保障、和食堂卫生方面往往有疏漏，为此，学生有权要求高校提供的住宿和饮食卫生符合人身健康和安全的要求。2、财产安全权。高校负有保护学生财产不受侵犯的责任。然而，在学生上课期间财产被盗，高校并不承担看管不利的赔偿责任，高校保卫部门的职责权是协助调查取证，却无困管理不善须赔偿的责任。有些高校甚至为了学校的形象不让财产失窃的学生向公安机关报案，致使学生财产失窃案不了了之；有些高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样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这都是侵犯学生财产权的表现。

(四)获取相应知识与公平评价权。其主要包括：l、获得学业相称的知识权。学生缴纳了一定数额的学费，那么，他(她)就有权利要求高校提供起码与学费价值相当的知识、设施和劳务等方面的服务。如教学质量是否达到了应该具有的水平?教学必需的设施是否齐全?各职能部门的服务是否物有所值?在教学上主要有以下情形影响了学生的获得学业相称的知识权：(1)教学内容陈旧是教师上课不认真，让学生感到白费钱，这实际是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缺斤短两”现象；(2)学生多教师少忙于应付，教学质量下降，要求降低；(3)名师难见，更不用说给学生上课，高校名师只给研究上课，普通本科生在校四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4)各学校不断升级，由中专升为职业技术学院，再升为本科院校，常因师资的短缺，而导致学生不能获得与专业相称的知识。2、拒绝高校增设毕业条件、标准的权利。学生修完所业达标既可获得毕业证，高校不得随意加重负但。例如，将本科的毕业资格或学位资格与大学英语四级水平挂钩；对在校期间受记过处分的学生限制其毕业分配方向等，这些规定与1990年原国家教委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比，明显是从重从严，侵犯学生的相应权利。3、获得公平评价权。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然而在多数高校中，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在获得公正评价方面往往存在不平等现象。

(五)人身自由权。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享有其人格尊严尊重和隐私权得到保护的权利。高校在管理工作中，经常会组织卫生评比宿舍检查等活动，特别是对学生的内务卫生的检查，就有可能涉及到侵犯个人生活习惯及个人隐私权；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有的学校在校园阴暗处和教室上设置摄像头将不文明行为公之于众，这些都可能构成了生名誉权或隐私权的侵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司法解释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如《某大学研究生籍管理实施细则》第32条之规定研究生有以下行为者，给予过或留校察看处分：未经批准，擅自结婚者……。这一款与我国《婚姻法》第5条“结婚自由，第三人不得非法干涉”相冲突，虽然此款以教育部1981年的《高校在校学生结婚管理规定》作为细则的依据，但依上位法效力高于下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的原则，此部门规章违反《婚姻法》应视为无效，教育部和该校侵犯了学生的结婚自由。《高等教育法》对高校定位有明确的规定，高校主要管理权限在于学籍管理、实施奖励和处分的权力，同时学生享有人身权及隐私权，在管理过程中这两者之间会出现高校权力侵入学生的人身权及隐私权情形，比如禁止男生进入女生宿舍，在此，我们不妨遵守这样的法理——法律赋予自然人的私权必然优先于公权，尊重学生的私人权利。

(六)救济权。学生在接受教育的服务中，有获得物质帮助或权利受侵犯时获得救济的权利。它主要包括：1、困难救济，即生活困难的学生有权利获得补助、贷款、减免学费、奖学金等物质上的救济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因为公立与私立、普通高校与成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2、受处分时的权利救济。此种救济权利目的在于保证使遭受损害的权利得以纠正，实现受损的权益尽可能地接近或达到法定权利。权利救济主要有两种路径：(1)行政救济；(2)司法救济。对前者而言，主要是申诉权。1990年原因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规定，处分学生的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就后者而论，主要是向法院申请司法裁判权。比较两种救济方法，诉讼救济具有权威性、中立性和终极性，无疑应成为比行政救济实质上是无权益的，将以受教育权为内容之一社会权利置于行政诉讼救济机制之下，无疑是法治国家的要求。

三、高等院校的义务

高校是一类独立的社会组织，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另一类可以以自己名义乃至行使行政职能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行政主体。这类组织的特性在于：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系列，行使特定的行政职权。该行政职权是由具体法律法规予的。”因此，高校除履行法定义务之外，高校还须承担保障学生权利得以实现的义务。“义务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作为权利的相关物发挥作用的，义务的承担者不仅被告知他必须做某事，而且被告知他理应去做某事，它之所以受约束，乃是因为如果他规避义务，所受到的不是他自己的善良动机的挑战，而是另一个人的挑战，因为那个人拥有权利。”

(一)依法制定规章的义务。高校作为从事教学、研究的单位，传统观念使高校拥有比政府或国家机关更多的自主权限，而且经常被人所忽视。其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制定内部规则。我国《高等教育法》第41条规定，高等学校校长行使的职权中第一项就是制定具体规章制度。校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一方面必须遵循法治统一原则，即下位法的制定必须有上位法的依据，不得与之矛盾，所有的规章制度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另一方面必须贯彻平等和公正原则，确保学生应有的法律权利和学生正当的利益。国家教委1990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规章，其第12条规定：“凡接受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被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29条规定应予退学的10条种情形中，并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但不少高校在其学生学籍管理制度上规定，考试作弊一律予以开除学籍，明显加重该行为的处罚力度，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如果学校制定的规则比法律规定的标准更加严格，实际上是作出了对学生‘不利’的规定，增加了学生的义务，限制了学生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高校基于学生管理的便利性，通常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过多地设置了义务性条款，较少去思考和挖掘义务性条款所对应的权利性条款。”高校可遵遁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细化的规则，但此规则不得对抗或超越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这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我国《立法法》的要求。

(二)信赖利益保护的义务。信赖利益保护源于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根据法秩序安定性原则以及民法诚实信用原则推论而确立，后为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借鉴与继受。德国法家耶林主张：“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而生的损害。”在普通法中与之相类似的原则是禁止翻供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作用在于防止行政机关反复无常的行为行政相对人权益造成损害。行政机关一旦做出某种行为，特别是赋予相对人一定权益的行为，即使存在瑕疵，也不得任意改变，以减轻相对人由此带来的不公平。因此，作为授权的事业单位的高校不宜任意改变规章制度，确实因公共利益或者法律规定，撤销原来的规章制度时，必须预先通知，要给予学生适应新规章制度的期限，必须规定的规章不溯及既往的效力，如果学生权益受到损害高校必须采取被救措施予以补救。高校在教学改革或涉及学生权利的管理制度改革时应选择不侵犯或最少侵犯学生权利的方式进行。如有的高校取消补制度改革为重修制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信息公开义务。高校制定的涉及学生权益的制度或措施，必须公开方可实施。高校在制定以上制度或措施的过程应向学生咨询、征求合理化建议、甚至让学生参与，这样制定的校规不仅有利于高校自治，也增强了措施的可执行性、可接受性；在依据处分学生时，高校作出的处分过程应向学生本人公开、处分意见与受处分学生见面；在综合素质测评或评先评优中，其过程、标准以及结果须公示；学生干部的任用、选拔条件、过程与结果须公开；毕业生接收单位、条件、人员名单须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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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小学义务的来源

    依据一般法理,普通法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来源:法律和道德,但某些主体例如行政主体则遵循“法律无规定即为禁止的”原则行使权力,相应地其义务也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学校义务的来源和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在法国,学校是作为公立公益机构存在的;在日本,学校的公务性也有明确规定,《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学校是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外,只有法律所规定的法人才能开办学校。”教育活动的公务性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有关一般公共利益的带根本性的事业,国家应把兴办教育视为一种责任”。在我国,中小学依其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我国法律、法规对教育的公务性也有相应规定: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指出:“实施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主要依靠公办中小学校”。中小学依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使权利应视为是行政主体的活动,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与其他分担政府统治职责的行政主体相比,更多的体现为公益性,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目的是增进公益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即是非权力性公务,这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其他行政主体,法律规定其行使的是“职权”;而教育法中则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享有“权利”。中小学义务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核心包括《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教育法规。其中对中小学义务也有明确规定,这即有利于学校适当履行其义务,更益于受教育者权益的保护。

    二、中小学义务的内容

    义务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部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范围也是大相径庭的,学生与中小学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确定学校义务的基础,学校是行政主体,也是行政相对人和民事主体,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把学校的多重身份一元化为民事主体,而忽视了真正体现学校性质的行政主体的资格;法律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法律调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宪法有关教育的规定及相应教育法的调整形成的教育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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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关系 教育管理 维权

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确认和调整,并以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高等学校的法律关系,指受教育法律、法规所确认和调整的、表现为高等学校与其他各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的社会关系。它是教育法律规范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体现。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对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上尚未作出具体的规定。但是,由于高等学校在实施教育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实际上同时具有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两种不同的法律身份,因而与学生实际上构成了行政和民事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当它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身份出现时,与学生构成从属性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当它以“法人”身份出现时,与学生构成平权性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对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的设定是不同的。

一、高等学校与学生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分析

所谓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法对行政主体在实施国家行政职能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调整而形成的行政主体之间以及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依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同,又可以分为从属性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和非从属性的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可诉的,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不可诉。在我国,高等学校是国家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在校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从属于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基于国家法律、法规授权对在校学生行使教育管理权,表明学校与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从属性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1.高等学校是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学生是行政相对人。

行政主体是行政职权的行使者,是构成行政法律关系的主要一方。从法理学讲,行政主体是依法享有国家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我们认为,高等学校虽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国家行政主体,但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来看,高等学校是国家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高等学校基于国家法律、法规授权对在校学生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因而具有实际上的行政主体资格。在校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从属于高等学校,直接受到高等学校的教育和管理。由此可见,高等学校与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这一关系中,高等学校是构成关系的主要方,起着行政主体的决定性作用,能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依照自己的判断,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对学生决定和命令,并能采取强制措施保障这些命令和决定的实施。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是构成关系的次要方,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学生对学校的各项决定和命令,只能无条件服从,不得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2.学籍管理、纪律处分是高等学校的依法行政。

高等学校的学籍管理权和纪律处分权是高等学校办学自的组成部分之一。《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2条规定:“对犯有错误的学生,学校可以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处分分下列六种: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由此可见,国家法律、法规授予高等学校的学籍管理权和纪律处分权,具有显著的行政权力的特征。高等学校是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对学生的学籍管理和对学生的纪律处分,是为了谋求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高等学校作为国家实施学籍管理、纪律处分的授权组织,拥有对学生的管辖权与决定权,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该项权力是法律、法规授权确定的。该项权力的行使具有单面性、强制性,无须征求学生的意见,也不需要与学生协商。因此,学籍管理、纪律处分是高等学校在实施行政权力时所作出的具体的行政行为,是高等学校作为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

3.颁发学业和学位证书是国家授予高等学校的特许权力。

学业证书是指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在该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正式注册、参加学习并完成规定学业的受教育者颁发的书面凭证。它表明受教育者完成了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和程度的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教育法》第21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20条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其他学业证书。”学位证书是国家或国家授权的教育机构授予受教育者个人,表明其所达到相应的专业学术水平的一种凭证。学位是一种终身的学术称号。《教育法》第21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的颁发及认定,是一种国家制度,是一项国家特许高等学校的权力。高等学校作为国家授权的行政主体,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有权决定是否给学生颁发学业和学位证书。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对高等学校是否给自己颁发学业和学位证书,从现行法律条文规定来看,学生只能处于被动接受和服从地位。

4.高等学校的侵权行为及学生的维权途径。

如前所述,高等学校与学生在教育教学与管理活动中构成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这一关系中,高等学校基于国家法律、法规授权,居行政主体地位,拥有对学生的管理权与决定权。但是,在当前高等学校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学校往往也会滥用行政权力,在学籍管理、纪律处分、证书发放的过程中,对学生的侵权行为也时有发生。由于观念问题及现行法律的不明确性,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界,大都认为高等学校的学籍管理、纪律处分、证书发放是学校自的组成部分之一,属于学校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学生对学校的各项决定和命令,只能无条件服从,不得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笔者认为,在公民基本权利越来越受到尊重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学籍管理、纪律处分、证书发放等行政行为“不可诉”的传统观念,必须予以转变。尤其应当把高等学校对学生“勒令退学、开除学籍”以及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直接关系到学生切身利益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筹。这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符合我国行政法、教育法的立法精神与立法目的。如果作为强势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因滥用行政权力对弱势群体的学生造成侵权,学生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或已毕业却不能依法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并由此丧失了学籍并改变了身份,那么学生相应的法律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学生与学校之间已不存在从属性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因此,学生对学校滥用行政权力所造成的侵权,应当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适当的介入,以监督和制约高等学校行政权力的滥用,从而规范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和行政行为,有效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二、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分析

民事法律关系,指由民法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权利和义务是受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

高等学校在教育教学与管理过程中,充当的另一种角色就是民事主体的角色。按照《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高等学校一经批准成立就享有“法人”的民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例如《教育法》第31条第1款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教育法》第30条第1款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此可见,高等学校一经批准成立就具有“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

高等学校的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与管理活动中,依据法律规定同样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例如《民法通则》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高等学校学生的年龄一般都在18周岁以上,在入校时经过了严格的体检,一般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因此,高等学校的学生作为公民和自然人,同样具备法律上的民事主体资格。

高等学校与在校学生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实施与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同目的,形成某种契约关系,双方在教育教学与管理过程中因经费使用权、财产权、人身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所发生的关系,是平权性的民事法律关系。它是在双方共同意思表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双方都是民事权利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双方的民事权利和义务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双方因财产权、人身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发生的纠纷,适用《民法》进行调整,受侵害方可通过民事诉讼的法律途径,要求致害方依法赔偿自己的损失。也就是说,在教育教学与管理活动中,双方因契约关系依法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债权和知识产权。高等学校与学生任何一方都不得通过作为或不作为来损害对方的利益。否则,行为人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由于高等学校在实施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实际上同时具有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两种不同的法律身份,因而与学生实际上构成了行政和民事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我们只有认清这两种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对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作出明确的界定,才能更好地规范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和行政行为,依法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从而构建和谐文明校园。

参考文献:

[1]杨建生.高等学校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分析[J].高教论谈,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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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由于高校传统管理中权力过大而侵害高校学生正当权利的诉讼案屡见报端。如何使高校明确权责，实行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模式，切实维护学生的正当权利，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今后高校自身改革、自我完善的重点。为此，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必须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完善学生处分申诉制度、严格司法审查制度、保障学生诉讼权利的行使等手段以使矛盾得以解决。

近年来。学生投诉高校的不当处分案不断出现。学生状告学校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社会法制的进步和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学生敢于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学校管理权的强大与学生受教育权保障的软弱无力，两者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

一、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及其原因

(一)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

高等院校在学生管理中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从近几年所产生的高等学校与学生的争议中，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学校对学生具体处罚行为上产生的矛盾

传统管理模式中学校都认为，在校学生应当遵守校规校纪。否则学校就可以按照学校的校规校纪对违纪学生进行相应的处罚，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但随着就业竞争日趋激烈，一旦学生在校期间受到处分会对其个人的职业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关系到学生的重大利益。因而，高校对学生的处罚越来越受到学生群体的高度关注。随之而来的就是学生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对学校的处罚提出种种质疑，包括学校对其处罚的依据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甚至出现学生状告母校的情况。

2．学校对学生管理手段上产生的矛盾

学校在行使对学生的管理权时，运用的方式方法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如发生在上海的“教室接吻被录像曝光学生状告校方侵害个人隐私”案所引发的讨论中，关注的焦点是学校出于管理目的在教室安装监控装置监视学生的行为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

3．政府规章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时产生的矛盾

我国正处于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许多法律进行了重新的修订，而大量的政府规章却没有进行相应的修改，关于教育的许多规章就是属于此类情况，造成了学生管理中学校的被动局面。如婚姻自由是《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婚姻法》对这项基本权利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只要男女双方达到法定婚龄，又符合其他法定结婚条件，要求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予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干预。但是，我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对在校期间学生的结婚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是行政规章，从立法层次上来看它是低于《婚姻法》和《宪法》的。很明显，这种规章与法律上的矛盾，必然会带来学生管理中的矛盾。

(二)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原因

1．法律原因

尽管我国现已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却很不完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1)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章程之间没有形成上下有序的体系，下位法与上位法相互冲突的现象屡见不鲜。(2)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于高校学生的权益仅仅有一个原则性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合法权益包括哪些内容?高校管理人员不得而知，高校学生也不得而知。(3)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章程内容不完备，缺乏程序性规定。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学生法》、《校园法》来规范学生的行为、保护学生的利益。有学者认为在学校、老师和学生三者中，“尤其是学生的责任和权利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大学生享有告知权、申辩权、申诉权等程序性权利，“但符合法制精神的申诉程序、调查程序、执行程序等都没有得到规定”。这就成为学生权利被侵犯的另一重要原因。

2．学生维权意识的提高

随着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学生群体的自身维权意识不断加强，尤其是在学校的具体行为对学生个人的身心及个人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时，学生会判断学校行为的合法性并寻求相应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3．高校在教育市场上的强势地位也是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

教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最后领地，而高校则是教育领域中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最后领域。近几年，我国的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受到极大刺激而膨胀。这种状况下，高等院校的强势地位显而易见。但学校在规章制度的制定中仍然沿用过去计划经济下的一整套思路．以学校为中心而非以学生为中心，导致学校的规章制度重实体、轻程序，缺乏民主性和公正性。学校的校规校纪中大量的原则性条文降低了可操作性，同时以大量的道德判断来代替法律判断，导致学校在学生管理中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二、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关系的定位

(一)高校管理权的权源

1．法律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规章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教育法和学位条例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学校对学生具有的行政管理权。这样，高等学校就属于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高等学校在学籍管理、学位的授予等方面和学生之间就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

2．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

委托性行政主体行使一定行政职权是基于行政机关的委托，而非法律、法规的授权。因此，它只能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行政权，而且最终由委托机关承担行使行政权的法律后果。在我国，学校的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本应由其行使的职权授予给学校行使的情况并不多见，授权管理的事项主要集中在卫生防疫和体质检测等方面。

3．学校基于公益性质而生的固有权

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法律既不能穷尽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情况，也不能将学校的职权一一罗列无遗．因此学校在日常管理中为了实现其教育职能并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必然还享有一些法律规定外的权利或权力，其属学校的固有权，来源于学校作为教育、公益机构的属性。所谓固有权不过是肯定学校在特定情况下具有的一定裁量权。学校的固有权是学校法定职权的补充。

(二)高校学生的权利

高等学校学生除享有《高等教育法》规定的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权、勤工助学权、获得毕业证书权、结社权外．在学生与高校的民事法律关系中，高校处于生产者的地位，学生处于消费者地位，因此，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学生应享有以下权利：(1)选择权；(2)知情权；(3)人身与财产安全权；(4)获取相应知识与公平评价权；(5)人身自由权；(6)救济权。

(三)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间的法律关系定位

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在我国属于事业单位系列。但是由于法律的授权，它承担了某些行政管理的职能。因此，它的某些管理权具有公权力的性质。随着自费求学、自主择业的实行，现在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双重法律关系。一是学校作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与学生形成了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学校和学生是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应该受到民事法律的调整。二是学校根据法律授权对学生管理。履行某些行政管理的职能，因而和学生形成了行政管理的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开除学籍及对学生的其他处罚，虽然个别方面涉及双方合同性质关系的内容。但主要是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围。因而，处罚学生是否合法的问题。主要是从学校行使行政授权的角度来理解的。

三、解决方案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普通高校实行并轨招生以后，学校收取费用并为此提供服务。学生与学校之间便含有了某种契约关系。而不再是以前那样一种纵向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管理者的管理活动不能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行为，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更多的应该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两者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转变，要求我们转变传统的从严管理的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理念，把学生当作独立、平等的人来对待。尊重学生各项权利。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现行法律对学生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而对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学生对校方的处分不服时拥有申诉权的法律条文，在目前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难以实行。相反，学校拥有的权力己经在长期的实践中完善。形成相应并受法律保护的管理措施，却忽视了这些具体管理措施可能侵犯学生正当权利。因此，必须完善现行法律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将学生权利明确写入法律，形成有针对性的条文，这是妥善处理高校学生与校方纠纷的根本性措施。

(三)提高管理者的法律素质

高校管理人员是学生管理工作的实施者，他们的法律素质高低决定着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合法性和规范性的程度。“目前各高校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一般都没有系统学习过管理理论和法律知识。存在着先天不足。因此，提高高校管理人员的法律素质迫在眉睫。”学校应组织学生管理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和学习，使其自身提高认识，加强法律知识，提高自身法律素养和能力，从而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学校的管理工作。

(四)建立正当的管理程序

“正当程序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要求高校建立正当的管理程序，因为没有正当程序，不仅难以在管理工作过程中实现公开和公平，而且事后救济权也得不到保障，从而也就谈不上公正。”有关教育机构在作出不利于学生决定时，应听取相对人的意见，使其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应当按照公开的规则和标准进行，如同法官办案一样其依据的法律必须公之于众，并尽量量化，使之具有操作性和确定性，避免随心所欲的临事议制和暗箱操作。

(五)完善救济机制

1．完善学生申诉制度

现有的申诉制度过于简略、粗要，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对现有法规进行细化，明确受惩戒学生的申诉期限、时效和学校受理申诉的机构、申诉条件及学校行政决定的合理期间。此外，为了确保申诉的公正性，应考虑建立独立的中介机构来处理申诉。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非行政性中介仲裁咨询性组织的做法，对惩戒权行使的有关纠纷通过中介机构予以调解或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