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Kojo等（2009）、牛叔文等（2010）、刘心等（2013）均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不同地区的能源、经济和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安贵鑫等（2010）［9］从系统动力学角度，构建三系统的因果关系图，指出三者的变动关系.郭朝先（2010）［10］构建三者的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并采用SDA分解技术对我国碳排放的增长进行分解，得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不同时段，对不同国家、地区的采用不同方法对三者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采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检验我国能源、经济和碳排放的动态因果关系，进一步提出有利于三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1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关系的实证分析

1.1数据来源及预处理选取1990—2013年我国的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年度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能源消耗状况采用能源消费总量（EC）来反映，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单位为百万吨标准煤.经济的发展状况采用GDP来度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为亿元.碳排放采用CO2排放量（TC）来表示，数据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网站公布的数据，单位为百万吨.为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可比性，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将各年GDP换算成以199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为消除能源消费总量，实际GDP和CO2排放量三个时间序列的不平稳性和异方差现象，对三者取自然对数，并分别记为LEC、LGDP、LTC.通过对三者进行两两回归检验，证实任意两者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1.2稳定性检验采用ADF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即是否存在单位根.ADF法可以通过对3个模型（模型1无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模型2有常数项无趋势项，模型3有常数项和趋势项）进行检验，任意一个检验模型中的ADF值大于临界值，就可以认为该序列没有单位跟，即为平稳序列.若序列不平稳，需要取对数或进行差分处理.对LET、LGDP和LTC及其一阶、二阶差分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LET、LGDP和LTC及其一阶差分序列都不平稳，但二阶差分序列的检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小于其临界值.因此，其二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即LET、LGDP和LTC三个时间序列是I（2）的单位根过程.

1.3协整检验模型含有3个变量，并且均为二阶单整，采用Johansen法进行协整检验，该法在检验前需要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在保证自由度的条件下，根据无约束VAR模型中的AIC、SC和LR等信息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则协整分析的滞后阶数为1.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检验确定最优协整形式为：有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截距.取标准化的协整向量.

1.4Granger因果检验为确定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对LTC、LEC和LGDP三个时间变量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LTC不是LGDP的格兰杰原因假设，拒绝LTC不是LEC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并且拒绝LEC不是LGDP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即说明1990—2013年我国的CO2排放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均具有单向因果关系，并且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单向因果关系.这表明我国能源消费增加可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碳排放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但是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能源消费增加.

1.5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为全面反映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对其进行基于VAR的滞后20期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程分解，结果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脉冲响应分析是考虑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各变量的，刻画了对一个扰动项加上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从CO2脉冲响应图可知，当期对CO2施加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CO2排放有所下降，随后开始上升，第5期达到最大（0.05464），然后开始下降，达到12期最小时开始增长，并逐渐趋于平稳；CO2对来自GDP的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没有初始响应，随后开始逐渐上升，在第4期达到最大（0.01239），然后逐步稳定在0.0098左右；同样对来自能源消费的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没有初始响应，随后开始增强，第3期达到最大（0.01738），随后开始下降并逐步稳定在0.0046左右；这表明，CO2排放对其自身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作用，但波动比较大，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虽有小幅波动，但是总体趋势比较稳定.这与长期形成的碳排放路径有很大关系，也说明我国节能环保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从GDP脉冲响应图可知，GDP对来自碳排放、GDP和能源消费的单位标准差的冲击都具有正效应，响应趋势均为先增长后下降，然后趋于稳定，但是三者并不同步，存在滞后效果.尤其是受到CO2冲击影响最大，能源消费影响相对较小，而对来自自身的冲击响应比较平稳.这三者的促进作用均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

从EC脉冲响应图可知，能源消费对来自碳排放、GDP和自身的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同样具有正效应，响应趋势也相同，均表现为先增长后下降，然后稍有增长并趋于稳定.而短期内对碳排放具有较为明显的同向效应，而经济发展和其自身效应较弱.这说明碳排放的正向冲击对能源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通过低碳政策，可以引导我国能源消费的良性发展.体现了我国关于节约能源、提高利用率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方差分解图反映了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相互影响程度.在碳排放的变动中，碳排放对其自身的贡献率最大，虽然在第一期开始有所下降，但均在80%以上，而GDP和能源消耗对其贡献率较小，虽有所上升，但却稳定在较低的水平；在GDP变动中，碳排放和GDP对其的贡献程度呈现反向趋势，碳排放对其贡献是先上升后趋于稳定，而GDP是先下降后趋于稳定，能源消费对GDP的贡献程度虽然相对较小，但却较为稳定；在能源消费的变动中，碳排放对其贡献程度呈现上升并稳定的趋势，并在第2期及以后贡献程度最高，而能源消费对其自身的贡献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GDP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程度最小.这表明，我国碳排放对其自身依赖性较大，森林碳汇等自然路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控碳系统，尤其是对植树造林等工作的重视.最近几年，国家提倡节能减排，加强低碳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能源消费结构仍存在不合理之处，导致能源消费对其自身影响较弱，在低碳方面也并未起到良好的效果.碳排放对经济增长起到约束作用，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可见，减碳工作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要兼顾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优化，使其影响作用进一步增强.

2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1990—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数据，实证分析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和相互影响.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呈现出趋同增长趋势，并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碳排放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第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短期内我国碳排放量增加对其自身具有较强的同向影响；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受到碳排放冲击影响较大；碳排放、能源消费和GDP的主要贡献因子均为碳排放.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三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如何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重点.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科研投入，引进先进减碳技术.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和推广使用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和不竭动力，虽然成本较高，但长远来看，必将有益于我国碳排放的控制，促进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研究结论显示，我国森林碳汇、碳循环等自然控碳作用发挥了较明显的效果.因此，必须要从内部着手，保证技术资本的投入，加快研发脚步，引进国外的先进减碳技术和设备，降低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碳排放.

第二，稳定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已，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偏大，高排放，高消耗、低利用率的发展模式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新国情的需要.我国经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均呈现上升趋势，如何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脉冲响应分析显示GDP和碳排放存在明显的正效应，对能源消费有一定影响，即表明经济增长促进碳排放量增加，引起能源消耗的增长.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保证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是促进生态环境发展的关键，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三，提高能源利用率，调整能源结构.我国能源消费主要以化石能源为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小，能源禀赋较差，这加大了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通过前文分析可知，能源消费对经济和碳排放都有明显的影响，表现出“趋同”现象.因此，大力开发新能源，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转化率，减少能源浪费，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方面有利于稳定经济发展，防止经济“过热”；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环境污染.

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因素分解；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化石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碳排放增速一直居世界前列。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完成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承诺――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或50%，就必须积极寻求节能减排的途径。而寻求节能减排的前提，是准确的分析和计量促使碳排放增加的影响因素，因此，深入分析碳排放相关因素尤为重要。

二、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对于碳排放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较多，常用的方法有结构分解分析（SDA）与指数分解分析（IDA）。

国内对于碳排放因素分解的研究大部分都采用了IDA方法。笔者从行业、地区、和宏观经济方面对国内碳排放影响因素文献进行综述。

王伟林、黄贤金（2008）以江苏省为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分析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表明江苏省碳排放强度变动由行业碳排放强度和行业产出份额共同作用，其中，行业碳排放强度影响更大。查冬兰，周德群（2007）利用绝对差异法、相对差异法和基尼系数对我国28个省区1995―2005年间利用能源效率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存在趋同现象。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2006）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MDI），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

综上所述，我国对于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没有采用面板数据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通过选取中国29个省的碳排放、经济发展、能源使用等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函数关系，得出结论并做了相应分析。

三、模型建立

建立回归模型之前，我们选取了中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一般认为，在相对而言在不是大样本的情况下初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是较为合适的。

本文假设碳排放量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符合三次多项式简化模型，模型表达式如下：

模型（1）-（2）中，Cit代表第i个省在第t年的碳排放量；Xit Yit Zit分别代表表人均GDP、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ai为特定的截面效应，ai=a0+（i=1，2，…29；t=1，2，…，12），a0为总体均值截距项，为个体对总体均值偏离的个体截距项，而且有，即所有个体截距项偏离值和为0。

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各次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

四、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了1996-2007年12年间全国29个省的能源、经济、人口面板数据。我们以人均GDP作为度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第二产业创造的GDP占总GDP的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以单位GDP能耗作为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其中，人均GDP的数据取1996年的价格水平为基准计算得出，碳排放量是以各省各时期能源消费量为依据折算得出，折算公式为：

（i＝19；j＝1，2，3）（3）

其中Ejit为i省第t年第j种能源消费量；为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石油0.5825t(c)/t，煤炭0.7476t(c)/t，天然气0.4435t(c)/t，天然气密度取0.7174Kg/。

五、实证分析

1.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使用效率的协整分析

为了检验中国碳排放量与能源使用效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之间是否有长期关系，我们先对模型（1）做OLS回归，保留方程的残差面板数据。然后，再对该残差值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如果无单位根，则我们可以断定碳排放量与能源使用效率、产业结构存在协整关系。

2.实证结果

经过豪斯曼检验，我们可确认与Xit相关，故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并且采用截面加权以消除截面异方差。

回归结果表明，拟合优度指标与F统计量结果均令人满意，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1）碳排放量与人均GDP模型

C=+493.769+0.242*X-5.38e-6*(X)^2+4.335e-11*(X)^3+[AR(1)=0.8264837222]

a*为不同截面个体对总体均值偏离的个体截距项。

人均GDP和碳排放量可以表示为“N”型关系，但与典型的先上升再下降的“N”型不同，此曲线并不存在极大值和极小值，而是单调递增的。我们看到当省人均GDP达到41368元时，曲线来到拐点。以2008年的数据来看，全国只有上海、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超过了41368元，其余各省均位于此点的左侧。显然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并没有经历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发展而递减的阶段。

（2）碳排放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模型

Log（C）=+10.572-0.173*Y+0.004*(Y)^2+[AR(1)=0.9350648985]

碳排放量和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的回归曲线为“U”型，存在一个对碳排放量来说最优的产业结构，当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位于22%左右时，这种产业结构对于碳排放，或者扩展来讲对于环境的压力是最小的。从1997年至2008年，各地区之间的数值虽有差别但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都不断下降，国内有些省市已经逐渐接近了最优产业结构临界点，比如海南省和北京市。

六、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

1.最近十余年内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逐年上升，并且碳排放量与人均GDP、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和单位GDP能耗有协整关系。

2.碳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正向关系，碳排放量由缓慢上升转为急剧上升的拐点出现在人均GDP达到41368元之后。中国并没有经历库兹涅茨经验曲线假设的倒U型拐点。

3.碳排放量与第二产业比重呈U型关系，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21.6%时，碳排放量取最小值。中国各省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平均值为46%，远大于22%的最小环境压力值。

4.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量增长趋势存在两方面的力量。首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表现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有利于碳排放量的控制。然而另一方面，人均GDP增长和单位GDP能耗的降低对碳排放量增加起到正面作用，它们是我国进一步控制碳排放的阻力。在GDP或者人均GDP增长成为政府主要政策目标的当代，如果想控制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我们只有通过改变产业结构，认识到产业技术发展对环境资源影响的加速器作用，才能在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减排目标。

参考文献

[1]岳瑞峰,朱永杰.1990―2007年中国能源碳排放的省域聚类分析[J].技术经济,2009(3).

[2]邹秀萍,陈劭锋,宁淼,刘扬.中国省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09(3).

篇(3)

关键词：人均能源碳排放；经济发展；能源强度；能源结构；LMDI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6-0014-06

一、引言

自从18世纪中期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社会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从IPCC的四次气候变化报告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特别是占温室气体主要成分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影响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这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重新审视以能源消耗为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经济增长方式。于是，低碳经济自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40%~45%，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研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动关系，探讨减排二氧化碳的影响因素，对实现减排目标和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K.Lisakas等[1]利用代数分解方法研究了欧盟1973―1993年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可以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Josep G等[2]研究发现与19世纪90年代相比，2000―2006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增长速率从1.3%到3.3%，其中65.16%来自全球经济活动的贡献，17.6%来自全球碳强度的贡献，18.15%来自最近50年来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比例变化的贡献。James B[3]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和经济产出的关系，认为三者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来看，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具有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李艳梅等[4]以1953―2007年的中国一次能源消耗数据估算了碳排放的变动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而产生碳减排效应的因素惟有碳排放强度降低。徐国泉等[5]采用1990年为基期，利用1995―2004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变化，认为经济发展是影响人均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结构的调整作用不大，能源效率有效的抑制了人均碳排放的增长。王迪等[6]利用Laspeyres分解技术，以1996―2007年的6部门终端能源消耗数据研究了江苏省的碳排放变动，认为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解释了江苏省碳排放量变动的大部分原因，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不明显，能源效率的提高对抑制碳排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因素分解法被广泛的应用在研究能源和经济发展相关领域的问题，其有助于找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以及通过理论的指导可以发现哪些因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尽管国内部分学者也应用因素分解技术研究了影响全国或者区域的碳排放因素，但有的分解因素不够完善，或者是数据期较短，研究的结论作为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以1981―2008年中国能源消耗量、人口数和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动状况为研究对象，利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Index method， LMDI）完全分解技术，从经济增长、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三个方面考察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

二、模型构建

（一）能源碳排放计算公式

本文根据IPCC[7]能源碳排放的计算方法，将能源碳排放总量分解为：

Ct=Cit=••Et（1）

=••••P（2）

式中，Ct为t时期能源碳排放总量；Cit为第i种能源t时期能源碳排放量；Et为t时期所消耗的能源总量（折算成标准煤，下同）；Eit为第i种能源t时期所消耗的能源总量；Cit为第i种能源t时期碳排放量；Y为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P为t时期的人口总数。

（二）因素分解模型

由公式（2）可求得，第t时期人均能源碳排放量为：

ACt==•••

=SitFitItRt （3）

公式中，Sit第i种能源第t时期所占总能源的比重，即能源结构；Fit第i种能源第t时期单位能源碳排放量，即能源排放强度，也就是能源的碳排放系数；It第t时期单位GDP消耗的能源量，即能源强度；Rt为第t时期人均GDP量，作为经济发展指标。

相对于基期的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量为：

?驻AC=ACt-AC0=SitFitIitRt-Si0Fi0Ii0R0

=?驻ACS+?驻ACF+?驻ACI+?驻ACR+?驻ACrsd（4）

D==DSDFDIDRDrsd（5）

式中，?驻ACS，DS分别为能源结构变动因素；?驻ACF，DF分别为能源碳排放强度变动因素；?驻ACI，DI分别为能源强度变动因素；?驻ACR，DR分别为经济发展变动因素；?驻ACrsd，Drsd分解余量。

需要注意的是，?驻ACS、?驻ACF、?驻ACI、?驻ACR分别是各因素的变化对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的贡献值，有单位；DS、DF、DI、DR分别是各因素的变化对人均能源碳排放量的贡献率，无单位；

根据Ang等[8]人1998年提出的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Index Method， LMDI），结合式（3），把影响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各因素分解，结果如下：

?驻ACS=L（ACit，ACi0）ln（） （6）

?驻ACF=L（ACit，ACi0）ln（） （7）

?驻ACI=L（ACit，ACi0）ln（）（8）

?驻ACR=L（ACit，ACi0）ln（） （9）

?驻ACrsd=?驻AC-?驻ACS-?驻ACF-?驻ACI-?驻ACR

=ACt-AC0-L（ACit，ACi0）（ln（）

+ln（）ln（）ln（））

=ACt-AC0-L（ACit，ACi0）ln（）

=ACt-AC0-ACit，ACi0）

=0（10）

式中，L（ACit，ACi0）=（ACit-ACi0）/（lnACit-lnACi0）

即这是一个完全分解，不带有残差。

对式（5）两边取对数，可得：

lnD=lnDt-lnD0=lnDS+lnDF+lnDI+lnDR+lnDrsd（11）

由式（5）和式（11），可得：

=====（12）

假设为任意常数，设=

=L（ACit，ACi0）（13）

则有式（12）和式（13）可得：

DS=exp（L（ACit，ACi0）×?驻ACS）（14）

DF=exp（L（ACit，ACi0）×?驻ACF） （15）

DI=exp（L（ACit，ACi0）×?驻ACI）（16）

DR=exp（L（ACit，ACi0）×?驻ACR） （17）

Drsd=1

三、数据来源、处理及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能源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9》；人口数据和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其中GDP数据已经由作者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格；能源碳排放总量数据依据式（1）计算得到；各种能源碳排放系数据见表1，计算结果见表2。

（二）人均能源碳排放因素分解分析

本文依据Ang等[8]人1998年研究中国工业行业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分解因素，把影响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四个变量。文中假设Fit不变，即各能源碳排放强度不变，所以?驻ACF=0，DF=1，也就是说影响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的因素为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的基期为1981年，依据公式（6）―（9）和（14）―（17）计算可得表3的结果。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其中1982―1996年相对于基期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变化较为缓慢，呈逐年较平稳增长，2002―2008年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化显著。特别是2002年以后，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10.03%，略低于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0.69%。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化从1996―1998年有一个下降的阶段，尽管降幅较小；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的变化从2007年以后增幅开始显著收窄，2000―2007年，后一期比前一期的能源碳排放总量增幅都在1 000万吨以上，但2008年仅比2007年多排放约400万吨。

经济发展与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引起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图1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曲线对人均能源碳排放曲线的走势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对人均能源碳排放曲线的向上拉动作用显著，这也符合人们的预期。经济发展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呈现先增大、再减小，最后增大的趋势，这主要与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有关，1990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7.1∶41.3∶31.6，2008年则为10.7∶47.4∶41.8，第二产业占比的增加导致了人均碳排放的快速增长。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影响先呈现正相关，而后呈现负相关，开始起到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增加的作用，其拐点出现在1995年，但是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相对于基期变化的影响有限，贡献很小，主要原因是非化石能源的供给总量较小。值得注意的是，能源结构对于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变化的抑制作用近来年有加大的趋势。能源强度相对于基期的变化呈现出逐步加大的趋势，是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弱于经济发展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增长的贡献，且其贡献有减缓的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的趋势，我们将各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分为拉动因素和抑制因素，拉动因素为经济增长，抑制因素为能源强度的降低。由于能源结构在1995年以前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变化起到了微弱的促进作用，而后开始起到微弱的抑制作用，故能源结构因素贡献率数值在很接近数值1的上下微弱变动。根据经验可知，非化石能源在消耗的总能源中的占比越大，其总能源碳排放量越小，在人口数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能源碳排放也越小。综合以上分析，能源结构的变动也作为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因素考虑。为了方便观察，我们将抑制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取倒数，即为人均能源碳排放降低的贡献率（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拉动因素（经济发展）对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型增长，且各阶段的贡献率明显大于抑制因素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加上能源结构变化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微弱，从而导致人均能源碳排放量呈逐年增加趋势。能源强度在2002年以前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逐步上升，但是在2002―2004年有一个快速下降的趋势，之后贡献率开始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截至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达25.85%，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率更高达26.02%；此时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开始了再次重工业化的趋势，对能源的需求量快速扩大，而能源利用技术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相反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催生出了盲目投资，经济结构调整有走回头路的趋势。2004年以后，能源强度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止跌反弹，逐步开始提高。笔者认为这主要得力于2004年11月国家出台了节能领域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其后国家先后对焦碳、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出台了一系列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政策文件。在此期间，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照明器具等数十类产品的能效标准相继出台，《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一系列与建筑节能设计有关的标准与规范也陆续颁布，这些文件对2004年以后能源强度对人均能源碳排放贡献率的增加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发现能源强度的降低对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量随经济规模的增长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2002年以后，由于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其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显著超越了能源强度降低的贡献，尽管能源强度的贡献在逐步增加，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贡献值由正转负，即由加剧人均能源碳排放到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

四、结论和建议

综上可知，自1982年以来，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主要呈增长趋势，且增幅成指数型增长，其中1996―1999年增幅略有下降，2002―2007年增速显著加快，但2007年以后增速放缓，可能出现下降的趋势。而抑制中国人均能源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的降低，而能源结构的改变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变化先有拉动作用，而后出现抑制作用，但效果不显著。能源强度在抑制人均能源碳排放的作用具有阶段性，开始抑制作用明显，中间有一个调整过程。近年来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有不断放缓的趋势，但是其和能源结构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仍然没有超过经济增长对人均能源碳排放的拉动作用，故人均能源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

减少人均能源碳排放，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工业化发展现状出发，将节约能源，降低能源强度，即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作为减少人均能源碳排放的长远战略方针。一方面要坚决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首要位置”的能源发展方针，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加快实施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节能减排政策，有效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第二，优化能源结构，进一步加大非化石能源总量的供给，逐步提高天然气、核电、水电和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比重。考虑到中国人均水资源紧缺，在水电开发的时候，要注重统筹利用，加大太阳能、风电的开发力度，同时大力发展核电，增大核电能源的供给，有效改变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

第三，应大力发展60万千瓦及以上超（超）临界机组、大型联合循环机组，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加快建设百万千瓦级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建设，推进高温气冷堆、核中子增殖反应堆、核聚变反应堆等技术的研发应用，真正实现零碳排放。

第四，加快技术升级，推广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在高效利用煤发电技术、建筑节能、清洁生产等方面组织科研攻关，攻克消耗能源总量大和高耗能领域中的关键节能技术，重点发展冶金、制造、水泥、化工等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

第五，转变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遏制对人均能源碳排放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的第二产业不合理的增长，坚决淘汰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转变国民经济再次重工业化的不合理趋势。充分利用财政和税收等手段，发挥市场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灵活性和决定性作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有效地引导国民经济走上低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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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Decomposi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pproaches Analysis on China's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Zhu Mingxu, Huang Shaopeng, Sun Na, Xu Guanyu

（R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s & Economics, Bengbu 23304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opulation and GDP data in China for the period of 1981-2008, and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energy intensity and energy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lead increase of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restrains emission increase of per capita carbon; and changes in energy structure play a driving role on increasing carbon emission before 1997, then play an inhibitory action in emission, but the contribution is not significan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ribution trend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篇(4)

摘要：为了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对陕西省碳减排政策设计提供决策依据，选择能源消费、生产链、消费需求视角，基于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采用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和EIO-LCA模型分别测算陕西省2007和2012年30个细分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分析各细分部门的2007和2012年的碳减排变化。结果表明，直接碳排放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基础性能源部门的碳排放量较高；间接碳排放中，建筑业、其他服务业隐含碳排放量较高，而“流出”间接碳排放对最终需求引起的碳排放贡献最大；在碳减排政策设计中，上述部门应该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陕西省；碳减排；EIO-LCA模型；产业结构调整；投入产出分析

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陕西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省，发展绿色环保的低碳经济是必由之路。《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中，陕西省的目标是单位GDP碳排放下降15%。陕西省目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需求持续上升。为了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重要途径之一。因此，系y测算陕西具体产业部门的碳排放量，分析各部门的碳减排潜力，对于有针对性地设计碳减排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测算、碳强度因素分析、碳排放格局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碳排放测算方面：一种是以生产者视角的碳排放清单核算框架为主，此方法主要是利用IPCC核算体系，对各部门的直接碳排放进行测算，但这类方法存在“碳泄漏”及排放公平性问题；另一种是基于需求者视角的隐含碳排放测算，主要利用投入产出法核算整个经济系统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即进行“碳足迹”追踪。国外学者运用碳足迹研究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际贸易的隐含碳问题，Shui等利用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软件计算了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隐含碳排放量；国内学者计军平建立了EIO-LCA模型分析了温室气体排放在部门间的分布结构；唐建荣等对江浙沪地区隐含碳排放进行了估算，石敏俊等应用2002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测算了各省区碳足迹。碳强度因素分析方面，徐国泉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崔佳运用LMDI法将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分解为技术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并结合相关数据对中国碳排放强度驱动效应进行测度；张旺等利用LMDl分解研究了北京能源消费排放增量增长的驱动因素；雷厉通过构建“LMDI分解模型”，认为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促进能源强度的增加，间接推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碳排放格局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张雷等试图通过产业一能源关联和能源一碳排放关联两个基本评价模型，解析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杜婷婷等以库兹涅茨环境曲线（EKC）及衍生曲线为依据，对中国C0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增长时序资料进行统计拟合得出中国经济发展与C02排放的函数关系；赵爱文等选取1953～2008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在分析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碳排放效应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微观的具体行业部门的碳减排问题力有不逮。投入产出模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即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EIO-LCA）是分析计算微观部门生产全过程隐含碳排放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拟运用IPCC碳排放核算办法及EIO-LCA模型，分别从消费、需求等角度对陕西省各细分部门的直接和隐含碳排放情况进行测算，并对比分析2007和2012年各部门碳排放的结构变化，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对各部门的碳减排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碳减排政策及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了决策支持。

篇(5)

关键词 碳排放;经济发展;各省区;脱钩指标;因果链分解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5-008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5.015

中国的碳排放量位于世界前列，特定的发展历程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碳排放量必将大幅度上升。中国从自身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本着对本国和世界人民负责的态度，提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相对于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由于碳排放的变化受到自然资源及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深入研究国内各省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对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和措施，如期完成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减排承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我们认为对相对指标的分解更有意义，这一点从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而非碳排放总量降低40%-45%的承诺中可以看出，这也是本文构建Tapio脱钩弹性指标对1999-2008年十年间我国各省区①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测度，并对脱钩指标进行因果链分解的主要原因弹性指标与恒等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不受计量单位变化的影响，具有完全分解的优点，而且是对相对指标

的分解，在减排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1 关于脱钩理论的文献综述

脱钩(Decoupling)一词最早用于物理学领域，表示两个物理量之间不同的变化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探讨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联性，将其应用到环境方面，“脱钩”也

随即成为测度经济发展与物质消耗或生态环境之间的压力状况、衡量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性的工具。近年来国外学者越来越多的注重将脱钩指标运用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研究。如OECD对其30个成员国39个指标作为其环境与经济脱钩指标进行了脱钩分析；Juknys利用初级与次级脱钩概念，分析立陶宛的脱钩情形；Herry Consult GmbH等对奥地利的经济增长与运输业需求情况做了脱钩分析；David Gray和Jillian Anable对苏格兰地区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量及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情况做了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脱钩研究的文献还较少，大多集中在节能领域，这反映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节能相对于减排显得更为紧迫，而且节能也是减排的主要途径之一。赵一① 由于统计方法不成熟和体制变动等原因，这种情况在时下的中国普遍存在。

平，孙启宏，段宁［1］、王虹，王建强等［2］通过引入脱钩理论，对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量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了测度与分析；邓华，段宁［3］ 介绍西方研究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关系的“脱钩”理论的两种主流评价模式，并对在循环经济中的运用做了研究说明；诸大建，朱远［4］通过引入生态效率这一指标，将脱钩理论运用到循环经济的发展中；李效顺，曲福田等［5］ 对如何在耕地占用与GDP增长之间建立脱钩指标体系并加以运

用进行了研究，并解释了脱钩状态与指数发生变化的具体原因。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脱钩理论的研究大多是将其运用到能源、环境、循环经济测度及农业领域，把脱钩理论应用到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见，台湾地区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较为领先。台湾学者李坚明对台湾的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标进行了研究；大陆目前只有李忠民、庆东瑞［6］利用OECD脱钩指标及Tapio脱钩指标对山西省工业经济的增长与二氧化碳脱钩关系进行了测度；庄贵阳［7］运用Tapio脱钩指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20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不同时期的脱钩特征进行了分析。但上述研究只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总体或部分产业发展产生的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缺乏对不同省区情况的具体研究，因而得出的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鉴于此，本文采用Tapio脱钩弹性指标研究我国各省区1999-2008十年间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并对其进行因果链分解，分析各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弹性与状态变化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不仅不受计量单位变化的影响，具有完全分解的优点，而且是对相对指标的分解，在减排的国际大背景下，对国内各省区开展减排工作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2 脱钩指标构建模式及本文脱钩弹性指标的构建

脱钩指标的构建有两种模式，即OECD脱钩指标构建模式和Tapio脱钩指标构建模式。

OECD脱钩指标：OECD指标构建模式主要是描述环境压力（状态）与驱动力变化的关系，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例，二氧化碳排放为环境压力（Environmen Pressure简称EP）,GDP为经济驱动力（Driving Factors,简称DF），如果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快于GDP增长率，则称两者呈现脱钩关系。脱钩关系分为两种状态，如果两者的增长速度都为正，但经济增长率高于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成为“相对脱钩”；如果经济稳定增长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反而减少则为“绝对脱钩”。OECD为衡量脱钩指标构建变化，首先建立脱钩指数（Decoupling Index）与脱钩因子，见式(1)和式(2)，下标0表示基期，T表示末期。

脱钩指数DI=[SX(B]EPTDFTEP0DF0(1)

脱钩因子=1-脱钩指数(2)

Tapio脱钩指标：Tapio(2005)［8］在研究1970-2001年间欧洲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时引入交通运输量作为中间变量，将脱钩弹性分解为运输量与GDP之间的脱钩弹性和运输量与总体碳排放量之间脱钩弹性（一般称为产业发展弹性和产业排放弹性），将两式相乘，便得到一般的脱钩指标计算公式，见式(1)。

其中e(CO2,GDP)表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弹性指标，V为交通运输量。Tapio根据脱钩弹性值的大小定义了八种脱钩状态，如表1所示。

从以上比较中不难发现，Tapio脱钩指标具有OECD脱钩指标难以比拟的优势。首先，OECD脱钩指标对时间段基期的选择过于敏感，选择不同的时间基期计算出的脱钩指标结果常常差别很大，不利于脱钩状态的判定；其次，Tapio脱钩指标本质上是同一种弹性分析，这种分析方法不受统计量纲变化的影响①，并且可以对脱钩指标进行因果链分解，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因素的变化对脱钩指标变

① 因为工业用能占我国总体能源消费量的绝大部分，故工业领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会导致该弹性小于1。

② 这里的表述不大符合日常的表达习惯（表述为GDP对工业增加值弹性的倒数也许更好），但这纯属是出于构造因果链的需要。该弹性值大于1，表明工业在整体国民经济的比重增大。

③ 可以用某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衡量，这里选用工业总产值对GDP的弹性来度量。

化的作用，这对中国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和措施，完成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减排承诺显然更有意义；另外，Tapio脱钩指标相对于OECD脱钩指标而言对脱钩状态的划分也更为精细，能更精确地反映出不同地区及同一地区不同时段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Tapio脱钩指标并运用恒等式对其进行因果链分解，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弹性分解为三组中间变量弹性的乘积，即碳排放与能源消费量之间的弹性、能源消费量对工业总产值(Gross Industrial Output,简称GIO)之间的弹性①和工业总产值对GDP弹性②，分别称为减排脱钩指标、工业节能脱钩指标和工业发展脱钩指标。其中碳排放与能源消费量之间的弹性表达式如下：

e(CO2,E)=

ΔCO2CO2/ΔEE[JB))](4)

因为不同种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不同，所以该指标主要与能源消费结构有关。由于在主要能源种类中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最大，而我国能源结构中以煤为主，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增大将导致这一指标的上升，后面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能源消费量对工业总产值之间的弹性是衡量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指标，二者的弹性值如下所示：

e(E,GIO)=

ΔEE/ΔGIOGIO[JB))](5)

不同产业单位产值的能耗不同，相对而言，每单位工业产值的能耗要大于农业和服务业，同样，每单位重工业的产值要大于轻工业，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每单位能耗的变化进而影响碳排放量。工业增加值与GDP之间弹性表达式如下：

e(GIO,GDP)=

ΔGIOGIO/ΔGDPGDP[JB))](6)

将以上(4)、(5)、(6)式相乘可得：

e(CO2,GDP)=e(CO2，E)e(E，GIO)e(GIO，GDP)

(7)

通过以上介绍不难发现，利用恒等式构建Tapio脱钩指标的实质就是引入一个或多个与碳排放和经济发展有关的中间变量，例如能源消费量或（和）某一产业的发展状况③，不同变量之间弹性乘积的最终结果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弹性指标，进而构造对脱钩弹性指标进行分解的因果链，从不同中间变量之间弹性与1的大小比较中可以看出其对脱钩指标变化的作用，若大于1，表示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弹性指标的上升起正向作用；反之，则起负向作用。

数据来源：GDP、工业总产值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按2008年不变价格计算，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碳排放量采用IPCC（2006）推荐的方法计算得到。

该方法不仅考虑了不同能源碳排放率的不同，而且还考虑到其在固碳率、氧化率等方面的差异，因而更加准确、合理。

3 实证分析

通过计算各省区1999-2008十年间碳排放量、GDP、

能源消费量和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变化率，我们得到了表2。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对表格以碳排放年均变化率为标准进行了降序排列。

从表2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各省区碳排放量均呈

现出增长的态势，但增长率不尽相同，其中海南、内蒙古和宁夏三省区增长最快，反映了其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和不

可持续，而作为重工业基地的吉林、辽宁和黑龙江三省碳

排放量增长率位于各省的后列，反映了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其经济增长方式的明显好转。为了判断各省区经济发展和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用各省区碳排放量平均变化率除以GDP的平均变化率，我们得到了各省区1999-2008年的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指标，并对脱钩指标进行了因果链分解，见表3。同样为了

便于分析，我们对表格以脱钩弹性指标为标准进行了降序排列。

从表3可以看出，除海南外的大部分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处于弱脱钩状态，说明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碳排放增长的速度，减排工作初见成效；绝大部分省区的工业节能弹性小于0.8，处于弱脱钩状态，说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速度，近十年来工业领域能源利用效率有了显著提高，这一点在作为能源基地的山西和作为重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表现特别明显，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为近十年来全国总体能源和碳排放增长速度的减缓起到了主要作用。但超过一半省区的工业发展弹性和减排弹性都大于1，处于扩张负脱钩或增长连结状态，说明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呈现“重型化”倾向以及在新能源开发领域的不足，导致煤炭等高排放能源品种在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能源消费结构呈现恶化的趋势，所有这些会导致对以后减排工作形成不小的挑战。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与建议：

（1）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与发展低碳经济应因地制宜。

不同省区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贡献率差别很大，说明各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条件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制定各省区碳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政策时应因地制宜：东部发达省区经济技术条件较成熟但资源匮乏，应着力发展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为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做

出主要贡献；中西部省区经济技术条件落后但资源丰富，减排的重点和目标应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为主。

（2）利用科技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是现阶段减排的重点和有效途径。

根据Kaya恒等式［9］，碳排放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即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由于人口增长具有很强的惯性，短时期内不可能出现大的改变，而人均GDP是一国或地区政府努力追求的发展目标。因此，我国要想在短时期内减缓碳排放，只有充分利用技术上的节能减排空间。首先，加大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传统能源清洁化利用技术方面的投资与研发力度；其次，实施能源结构多元化战略，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重点发展如生物质能、太阳能、水能、风能等低碳或无碳能源。此外，对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我国而言，碳捕获和封 存技术（CCS）也是值得关注的领域。

（3）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减排与发展经济的双赢。

适宜的气候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其最大属性就是公共物品属性，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最终导致“公地悲剧”的发生。《京都议定书》所倡导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JI）和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IET）对近年来减缓全球碳排放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我们也可以设计类似的市场减排机制，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省份或区域之间可以开展类似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的合作项目，而企业则可以作为主体加入到碳排放交易的行业中来。只有将减缓碳排放的要求与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企业竞争力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加大对节能减排的宣传力度，使每一个公民都能行动起来，为节能减排作出应有的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元素，节能减排离不开全体国民的参与。建议：第一，政府加大电视、广播等媒体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宣传力度。第二，将温室气体减排的理念、方法和技术纳入到中、小学课程中，使公民从小就树立起节能减排的良好道德风尚。第三，定期组织开展节能减排的社会公益活动，使群众感受到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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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ng on 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SUN Yaohua LI Zhongm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China)

Abstract Pollutants reduction becomes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therefore,analysis of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is of great value. Tapio Decoupling Index is us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each provinces from 1999 to 2008.The conclusion is that, in the last decade,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most provinces is in the state of weak decoupling,reflecting that the much work on energy saving and pollunants reduction had been paid off.After decomposing the decoupling index with the causal chai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energy efficien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crease of the acceleration for carbon emissionss speed .Though many mu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on the road of pollutants reduction.Firstly, in recent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dustrial output in national economy has increased, the“heavy industry trend”of economic structure leads to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energy.Secondly,due to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in China, the main position of coal in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has been strengthened,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ing carbon emissions caused by each unit of energy consumption. The “high carbon”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consumption becomes a big challenge to future emission reduction.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advices on pollutants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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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 碳会计 低碳发展 低碳人才

近年来，“低碳”一直是社会的热点。后经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鉴史观今，我国只能走科学发展之路。这就要求我们改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实现节能环保、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方式。低碳经济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应在碳会计的促进下落实到实践中。

一、低碳经济与低碳会计相关内容

（一）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性不仅指经济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对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发展也要坚持可持续化，应做到三者的协调统一。

目前，低碳经济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完善低碳经济政策，引导企业从事低碳经济活动，逐渐成为各国的共识。经济的发展是会计发展的土壤，低碳经济的发展内生性地要求相应的会计准则或者体系来维护与促进其发展，加之会计学界开始日益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会计问题。由此，碳会计的产生以及受到追捧也将是必然的趋势。

（二）碳会计

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需要选择低碳生产方式，改进企业的生产工艺过程，减少产成品中碳的成分，降低碳排放量。而会计是以经济交易或事项为核算和监督对象的，低碳经济的发展无疑会对会计核算内容、核算方式产生影响。同时，为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有必要把低碳经济活动纳入会计核算的范畴，构建碳会计体系，设置单位利润碳排放、单位产品碳含量等财务指标控制低碳经济行为。企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碳会计的单独反映和监督。有学者指出，基于碳排放或交易的会计事项应突破传统会计框架的局限，应设置一个类似于社会会计中的碳账户对其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处理。

碳会计是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促进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深层融合与协调发展的会计体系。从最新研究进程看， 碳会计被定义为一门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主要是对企业履行低碳责任、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进行确认、计量、报告，其目的是帮助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的会计学科。碳会计主要是对碳排放、碳交易及报告披露等经济活动进行的核算与监督，并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关的决策信息。碳会计主要涉及：碳排放配额的财务会计处理、与碳排放相关的风险（或不确定性）核算与报告、碳会计信息披露和管理以及碳成本管理和战略发展等。

二、低碳经济模式与碳会计的内在关系

低碳经济与碳会计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的精神实质和发展宗旨都是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促进了碳会计的出现，而碳会计又推动着低碳经济，加速健康环保的投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形成。两者有着共同的交点，即环境、资源和人，最终实现三者的协调统一。 本文从哲学角度对二者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碳会计与低碳经济的对立统一性。二者对立性主要表现：低碳经济是描述的一种发展理念，是意识的；碳会计是对一种经济发展形态的管理活动，是物质的。二者的统一性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目标的一致性：低碳经济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碳会计是以自然资源耗费应如何补偿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它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会计反映环境和资源问题，并使环境和资源信息最大限度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所以，碳会计与低碳经济的目标一致，即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同资源、环境及生态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见，低碳经济与碳会计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努力提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统一。

其次，低碳经济为碳会计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低碳经济是将能源、环境、经济三者联系起来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模式。理论上，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理念，而会计作为反映和控制企业经济活动的一种管理活动，需要根据经济的发展来完善并丰富其传统的理论和方法，以便把企业生产活动需要消耗的能源及其所引起的外部环境损害代价进行如实反映并进行控制，使企业会计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经济活动内容，并考核其成效。实践中，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企业的经济活动要考虑到环境与资源因素。这就要求会计核算体系对其进行反映。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确立，为把环境资源以及碳排放纳入会计核算系统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实践依据。

第三，碳会计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必要手段。低碳经济模式要求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要做到能源的可持续、有效利用，又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主体，企业构建并实施完善可行的碳会计体系，将量化的碳会计信息运用于对企业履行环境义务、承担环境责任的评价中，评价企业是否能做到降低能耗、污染、排放和提高效能、效率、效益，这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必要手段。

三、我国低碳经济与碳会计的发展思考

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中国的能源利用情况不仅对全球经济有重大影响，也对全球气候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致使我国的碳排放量较高，但我国的人均资源量很低，所以低碳经济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经之路，碳会计则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手段。

（一）我国低碳经济与碳会计发展现状及分析

理论方面：近年来，中国在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方面进展较快，低碳经济内涵，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机制和政策，碳排放权交易、碳税等方面理论发展较为丰富。相比较下，碳排放会计研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主要集中于碳会计国际发展的经验评价和初步的碳会计重要性介绍，而对于碳会计基本理念澄清以及碳信息披露状况描述，碳排放会计核算与报告理论基础、核心内容的解释，则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相对脱节。简而言之，我国低碳经济与碳会计的核算与披露方面缺乏明确有效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支持。我国当前与环境有关的法律制度在会计领域有《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在环境领域有《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但这些法律法规制度缺乏具有我国特色的碳会计法律理论体系。而且我国碳会计制度和准则的制定才刚刚起步，缺少可执行的国家级相关制度的约束力。在相关制度的执行方面缺乏统一的规范、准则及指南，使碳会计在企业实务中缺乏操作性，导致大部分企业在核算和披露中与监管方的要求及信息相关者的关注点不一致，导致信息失真，损害信息的公信力及可信性。

实践方面：1988年5月29日，我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没有减排责任。此外，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政府及社会方面对此“作为”不够。目前我国现阶段很多企业仅对环境诉讼等特定事项进行披露，对不利于自身影响的环境污染事件闭口不谈。同时加上政府缺乏对于企业污染的监管和社会对企业污染的过于容忍，以及社会中介机构很少提供碳会计相关的服务和咨询，使得企业对于披露相关事项有很大的随意性，严重损害了环境信息真实性。同时，我国的法律目前也并未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做相应的限定，所以碳减排在中国并不构成一种义务。

（二）低碳经济与碳会计发展建议

1.增强低碳观念与低碳信息需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增强大众及企业的低碳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实施低碳经济与低碳会计对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增强他们对于低碳信息的需求，对个人与企业形成舆论压力。

2.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及理论体系。政府部门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低碳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规范指南，规范个人、企业、政府等部门及组织的行为。此外，还应结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修订我国的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为我国低碳会计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3.执行、监督、创新并行。首先，健全的法律制度及理论体系使得低碳经济及低碳会计的发展有据可依，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政府相关执行部门应据此合理规范个人与企业的行为，并采取一定激励措施；其次，社会及各监管部门应尽快制定低碳经济发展与低碳会计信息披露准则体系，对经济行为及相关会计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监督，确保执行效果；此外，低碳经济时代，企业应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加强创新，改变在世界产业链的不利位置。政府应当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整合和利用国际资源，鼓励个人及企业开发新的低碳技术。

4.培养低碳人才。低碳人才即低碳经济基本内涵下所需的综合型人才，是具备集经济、管理、生态、环境、资源等多个领域的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包含低碳会计人才和低碳技术人才。低碳人才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如何使企业的经济活动真正实现低碳经济的“三低”（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 “三高”（高效能、高效益、高效率）目标，这就要求低碳技术人才将低碳经济的理念贯彻到具体的企业经济实践中，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问题，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生态的和谐。二是如何将低碳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纳入会计核算与管理的范畴内而形成较为完善、实用的碳会计理论体系、规则体系和实务体系，以此服务于低碳经济，从而走好低碳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周志方，肖序.国外环境财务会计发展评述[J].会计研究，2010，（1）.

2.王爱国.我的碳会计观[J].会计研究，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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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农业经济增长；关系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133157

最近这些年，因为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各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飞速发展，然而环境的生态破坏现象确越来越严重，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上人们广泛关心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但是从我国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农业经济正在以腾越式的速度在飞速发展，但是这样做随之而来的便是能源浪费现象的加剧，所以什么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如何减少二氧化碳在农业经济增长的排放量成为当今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所以在此种情况下，积极加快加强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1 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方法

碳排放基础上的 EKC 模型，本文在对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探讨的过程中， 对特别简约式的回归方程进行了大量的应用，这是建立在环境质量 - 经济增长之上。在本文的研究中，假设碳排放不受到其他别的因素的影响，那么他受到唯一的影响的因素便是经济发展，其相关方程关系式如下图：lnyi = a+b 1lnxi +b2（lnxi）2 +b3（lnxi）3 +e i [1]。在本文中，设第 i 年， 农业产生的碳排放量即用yi 来表示；那么第 i 年，农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便为 xi；截距这一项为 a，其他主要为技术性以及人口等其他非控制因素； 随即误差项应该可以用ei 来表示；如果当 i 取不同值时，则bi 代表的含义也各不相同。比如，如果当 b3 不为 0 的时候，则说明“N”型或倒“N”型曲线关系与于 xi 同碳排放相关；如果说当 b3 为 0 时，但是 b 1 又不为 0、而b2 为 0，那么说明单调的线性关系也存在于 xi 同碳排放之中。

2 碳排放与r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本文在对碳排放同农业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对技术的效应、经济效益和人口效应进行简单的，详细的分析， 以之来促使发现农业经济增长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显。许多数据，许多实例都在充分告诉了我国家在进行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调整的历程中，我们国家对农业能源的整体结构的调整起到了十分卑微的作用。并且在这么多年中，农业能源消费的整个结构在我国的变化也是十分小的，比如电力、煤炭和柴油仍然是我们国家能源消费中的3个主要类型，其所占比例大约占到9.96%、35.18% 和 39.50%，并且我国在未来非常长的时间段内，我国的这一主要结构不会较大的变化。从这个的能源效应的例子中这充分说明了，二氧化碳排放是无法伴随着能源结构的变动而变化的，甚至反而会产生上升的趋势，从这一现象来开，这从充分证明了在现阶段的我国不但没有十分有效的优化农业能源的结构，甚至反而使之产生了轻度的恶化趋势。并且我们从技术效应的这个角度来看，来观察，我国的能源甚至其呈现出负的年平均值，这种现象说明了在二氧化碳排放过程中农业得以有效缓解，农业生产技术的迸发式的进步发挥了许许多多的重要的功能，这一种现象也较为充分表明，我们国家的农业要在未来的发展中想实现低碳农业的目标，必须加大农业技术的研究力度。然而，最近这些年来，世界上比较大的波动产生在农业技术效应数值当中，其中也没有什么规律可以遵循，这重要的说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受到农业人口规模的影响比较小。可以从几个阶段对人口的效应进行详细的划分，比如当农业人口数量发生较大的变化，或着在社会经济飞速腾跃式发展的过程中，这还会导致能源价格的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在日常生活的低碳意识便会有所提升，所以会在生产和生活的行为中更加注重能源的节约与利用，这一做法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3 结论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几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是同我国国民的经济的建设以及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在此种情况下，这些年来我国已经加大了农业建设的力度，使人们在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更加安居乐业。我国的人们将更加爱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