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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Lejun. Forced Relocation of Enterprises For the Project of Theatre in Heze, Shandong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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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求真文化;本真课程;新常态;生态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G6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43-0057-03
【作者简介】唐玉辉,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江苏淮安,223001)校长。
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区域教育现代化初步实现的背景下,学校办学使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从片面追求升学率向立德树人转变,二是学校的教育场域从相对封闭的校园内部向社会转变,三是教师的教学方式从关注教师的教向关注学生的学转变,四是学校的发展方式从关注学生的成绩向提升师生综合素质转变,五是学校的管理方式从单一的领导管理向师生共同参与的学校治理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正逐步成为许多中小学管理的新常态。
围绕新常态建设,近年来我们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紧扣求真文化,努力构建本真课程教学体系,通过变革教学管理、强化课程建设、改进课堂教学、深化教学研究等一系列措施,提升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实现了学校的生态式发展。
一、构建本真课程体系,奠基学生综合素质
学校课程决定学生素质。我校在传承求真文化的同时,深刻分析教育及社会发展的走向,确立了“以人为本,滋养生命”的办学理念,以及“中国情怀、全球视野、厚德博学、躬身健行、健康向上、勇于担当”的学生发展目标,构建本真课程体系,引领学生主动健康发展。
本真课程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板块:一是本真课程,即以基础、规范、科学为主要特征的基础性课程;二是纯真课程,即以发展、研究、游戏为特征的发展性课程;三是率真课程,即以个性、合作、创造为特征的个性化课程。本真课程主要是国家课程,以开足上好为主要目标,是学校的主干课程。纯真课程是以阅读课程、思维课程、体艺课程、综合课程为主要内容,以促进学生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必修课程。率真课程是以专题研究、兴趣特长、专业技能为主要内容,以培养学生创造力、发展个性为主要目标的选修课程。本真课程、纯真课程以国家教材、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为内容,纳入课表,定时定人,保证教学质量。率真课程主要根据教师的个性特长、专题研究、兴趣爱好等开设,结合学生社团活动,要求每位教师均要承担一定的课时数量。率真课程的实施,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基本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师生共同成长搭建了新的平台。
二、强化本真课堂实践,提升课堂教学品质
常规工作赋予新内涵。教学常规是一所学校基本的教学规范,也是正常教学的基本保证。传统的教学常规大多是“按时上课”“按课表上课”以及“教学六认真”等要求,许多要求或浮于表面,或过于笼统,很难真正触及课堂的灵魂。近年来,我们变革教学常规,把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融入其中,以学生为主体,从学生课堂学习的“听说读思议写”几个方面,提出明确的学习策略、方法和要求,使学生逐步实现从认知到实践再到养成习惯,自觉地学习;把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基本思想融入其中,构建了课堂教学新常规。新常规体现了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年段要求体现能级区分。比如课堂发言,低年级要求是“声音亮,说完整,有条理”,中年级是“先思考,后发言,再补充,有新意”,高年级则是“会质疑,表见解”,要求逐步提升。二是关注学习策略与方法。比如低年级的“上课时,仔细听,用心想,听明白”,“写字时,姿势正,辨字形,笔到位”;中年级的“写话时,现生活,语句顺,表真情”;高年级的课前预习“读课文,理文脉,解新知,做批注,问疑难,试解答”。三是注重习惯养成。比如低年级的“铃声响,进教室,书放好,坐端正”,高年级的“写作业,讲美观,行款齐,速度中”等等。新常规的推行,有效地改变了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课堂面貌。
日常研究创造新节点。为了将日常研究落到实处,我们根据学校同轨班级多的特点,创造性地构建了“1+3”课堂研究范式,聚焦课后重建,着力提升行为转化的能力,保障课堂教学的优质高效。开展专题性研究,将学科所有内容进行梳理分类,编排进一个个专题,分层分类开展研究。每个专题都从文本特点、教学定位、教学策略、难点突破、学力转化、拓展延伸等方面明确要求,进行深入探讨,并以具体事例进行阐述,形成经验以备共享。抓好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研究,充分利用好省市教学平台,集中力量进行重点攻关,力争多出精品力作。分年龄段进行开放式教学竞赛活动,培育精品课、成型课,分层次做好节点式研究。
强化精品提升新品质。我们把打造精品课作为构建本真课堂的重要抓手,通过学习研讨,让全体教师初步明确精品课的主要特征:有较为充裕的自主学习、讨论质疑的时间。努力打造以“五还”“教结构、用结构”等为主要特征的自主课堂,以课程资源的科学合理转化与运用为主要特征的灵动课堂,以三维目标的有效达成为主要目标的高效课堂。通过教研组日常研究、全校性分层次分年段评比、开展“我最满意的一节课”评选活动等,推动本真课堂研究的持续深化,努力实现“科科都有精品课,组组都有精品课,人人都有精品课”的目标。
三、变革学校管理方式,提升管理育人水平
抓教学,核心在于抓管理。没有管理的保证,无法提升教学质量。然而,管理工作如何常抓常新,如何抓在实处,如何提高效益,需要每一位管理者变革思维方式,打破传统观念,出实招,出新招。
从管理走向治理。以“自治与服务、平等与合作、参与与协商”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结构是现代学校办学的必然要求。年级自治:我们根据学校规模大、分校区的特点,采取类学校的行走方式,实行分级部管理,每个级部组建级部管委会,并给予一定的经费、决策权力,自主承担年级事务,自主策划师生活动,较好地解决了层级过多,不易管到边界的问题,提高了管理效益,也提高了广大教师的积极主动性。成立学科专业委员会,由广大教师推荐产生各学科管委会,既有校级分管领导,也有学科第一责任人,还包含部分教研组长、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定期研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真正把学科教学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引领发展”的权利交给了广大师生。引导扶持成立教师读书社,引领教师自我发展、自觉发展;学生岗位建设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全面激活学生社团,促进学生自主成长。
从封闭走向开放。一是课程更加开放。课程不是教材,课程是学生所应接受学习的学科的总和及其进程与安排,如果我们“只叮在一处”,必然就“所得非常有限”。二是师资开放。能者为师。校内的、家长中、社会上的各类专业人员都成了学生们的老师,于是,警察来讲安全课,医生来讲卫生保健,军人来讲兵器,导游来讲“世界各地”……“圣人无常师”,学生走班、教师轮班,让学生们感受到了不同教师的风采,受到了来自不同老师的教诲。王老师是个灯谜爱好者,他开设的专题性学习《谜语猜猜猜》,在全年级掀起了热潮。李老师是个摄影师,他带领的学生社团,足迹遍布周边的山山水水,品尝了光与影的乐趣。三是空间开放,“社会即学校”,广泛建立学生综合实践基地,充分利用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工厂、敬老院、社区等,让学生在体验中成事成人。四是心态开放。少一些限制与控制,多一些引导与鼓励,充分尊重师生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实现师生发展的自主与自觉。
从分数走向素质。我们认为,学校要提供给孩子的不仅仅是知识,而应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学校要让学生在校园过一种有意思的学习生活。我们实施三大行动――教学变革行动、岗位实践行动、节日生活行动,从而保证学生生命质量的提升。所有管理人员及教师从思想到行动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从过分关注学科成绩向关注学生综合素质转变,从过多关注纸质书本的学习向关注实践体验转变,从封闭的校园生活向丰富的社会生活转变,从只关注学生智能发展向关注学生生命成长转变。
四、锤炼教师业务素养,培植教育教学根基
赫尔巴特在阐述教学的境界时说,教学的特权是掠过草地和沼泽,不能总让人在舒适的山谷中游荡,相反却让人练习登山,并使人在获得广阔的视野中获得补偿。为避免教学成为一种重复、单调、原地打转似的枯燥行为,提升研究的品质,我们提出:常规领域要出精品,成熟经验要有新思考,专题研究要有深度,主题研讨要有广度。
重新定义教学基本功。从传统的“三字一话”到“备上研评”,是从技能走向素质,从外部走向内涵,逐步逼近教育教学的核心,真正实现教育专业素养的综合提升。开设名师大讲堂,围绕班主任沟通的技巧、岗位建设辅导、培养小干部、关注后进生、建立班级常规、建设班级文化、班级活动设计、完善活动过程等小专题展开。组织教师读书会,开展主题论文征集、美文荐读、热点讨论、读书论坛等活动,提升教师的专业敏锐度。通过举办说课、上课、评课等专题性培训与比赛,推动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开展选择性调研活动,重点对第三梯队教师进行指导调研,抬高日常性研究基准,整体提升研究水平。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基础性平台,是经理革命的进一步深化,也是解决现代企业两权分离问题的有效措施。公司治理评价是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公司治理实践的深入而逐步得到发展。一般而言,公司治理评价的萌芽起源于1950年杰克逊・马丁德尔提出的董事会业绩分析,而对公司治理的某些方面进行评价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
公司治理评价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公司治理行为的各个方面,主要有董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股权结构、信息披露等多个方面,并且随着公司治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1976年9月,英国学者米勒(Robert K.Muiler)从能力、道德、代表性、独立性、准备程度、实践经验、发展潜力、任职经历、任职时间保证程度、任职资格、特殊服务能力等11个方面对董事人员素质进行评价,根据评分将所评董事分为优秀、合格、不及格三个层次。1978年6月,英国学者迈斯维希(Edward Mcsweency)编制了一套管理人员评价计分卡,用来评价包括CEO在内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业绩。1990年12月,美国学者托马斯(C.C.Thomas)对董事会应具备的技能和素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因此,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完善是一个动态性的优化过程。
自21世纪以来,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在我国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在国外公司治理评价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于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的内外部环境,对我国企业公司治理评价的内容、方式与策略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的实施与改进。
2002年,北京连城国际理财顾问公司推出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考核指标体系,涉及经营效果、独立董事会制度、信息披露、诚信与过失、决策效果五个方面,主要从董事会的有效性的角度对公司治理进行评价。2002年,福建省结合我国现阶段公司治理的现状,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合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所有权、控制权结构及影响、股东权利、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构成及运作、激励约束机制、公司经营状况和关联行为、公开信息披露等方面。
2003年4月,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从股东权益、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六个维度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 在业内被称为南开治理指数。南开治理指数充分考虑了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治理环境特点,侧重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强调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上市公司独立性、董事会独立性以及监事会参与治理等, 从股东权利与控股股东、 董事与董事会、监事与监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以及利益相关者等六个纬度全面评价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状况。
2005年,岳中志、蒲勇健将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度水平指标体系分为四个要素:融资结构、股权结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其中,融资结构要素包括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两个指标,股权结构包括机构持股比例与个人持股比例两个指标,激励机制包括经营者年薪与经营者股票期权比例两个指标,而约束机制包括董事会监督约束度和监事会监督约束度两个指标。
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与国外的相关性研究成果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公司治理的基本特征,与我国公司治理环境相适应,有利于我国公司治理评价的实施与开展。然而,由于公司治理评价是一个动态性的机制,因此,在新的公司治理环境下,新的评价体系的设计同样具有前沿性的应用价值。
二、我国企业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构建
我国企业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基于我国企业公司治理实践的基础性平台,并承接于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研究的既有成果,同时更要充分借鉴于国际著名公司治理评价机构的前沿性评价思想与方法,才能实现我国企业公司治理评价的根本性目标。 近年来, 我国市场机制的发展日臻完善,企业运营环境与国际企业运营环境日渐融合, 因此,国际性公司治理评价机构的成熟性经验也愈益适合我国企业的治理评价行为。目前, 国际著名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主要有标准普尔评价体系、 戴米诺评价体系、里昂评价体系与穆迪公司评价体系,其基本内容与特征如表1所示:
一般而言,公司治理模式的界定也是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设计的前提性条件之一。在国际范围内,公司治理分为两种模式,即外部控制模式和内部控制模式。外部控制模式也称为英美模式,主要特征是,股权分散在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手中,通过富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对公司经理进行监督。内部模式也称为德日模式,主要特征是,股权集中在银行和相互持股的企业手中,通过公司内部的直接控制机制对管理层实施监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国际竞争的加剧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内部控制模式逐渐显露出诸多弊端。由于不能够有效协调许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内部控制型公司很难制定长期的战略发展目标,公司往往片面地追求规模的增长,从而导致竞争力的衰落和盈利能力的下降。
由于我国市场机制的非成熟性、以及我国企业成长路经的特殊性,很难对现阶段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的模式做出准确的界定。我国企业的股权既不是分散在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手中,也没有集中在银行和相互持股的企业手中,而是形成国有股份“一股独大”的局面。同时,管理层的监管既不是来自于市场机制的自发性监督,也非来自于公司内部机制的直接监督,而是来自于行政性的稽核与审查。因此,我国企业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设计要兼顾内部治理模式与外部治理模式的诸多特征。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我国企业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分为四个要素:股权结构、股东权利保护、治理结构与公司业绩。每个要素包括若干个指标,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三、实证检验
本文将我国企业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分解为4个因子(潜变量)和16个指标(观察变量),因此,可以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ertification factor analysis)来验证模型的收敛性,同时验证因子负荷的显著性、因子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指标误差方差的显著性,以及模型的整体拟合性,从而实现对研究模型的检验。
本文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制对16个观察指标进行数据收集,样本单位为我国境内的企业。 本次数据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问卷160份,回收率为80%, 满足数据调查回收率不低于20%的要求。在回收的问卷中, 选择数据质量较高的问卷112份,从而使样本数与指标数之比为7:1, 满足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数据收集自2010年3月1日起, 至2010年4月1日止,共31天。
采用了SPSS11.5和LISREL8.7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因子负荷列表如表3所示:
得模型拟合指数列表如表4所示:
四、结论
根据检验结果可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我国企业公司治理评价的基础。同时,在因子负荷参数列表中,指标X5、X6、X10、X11与X16的因子负荷值缺乏显著性。结合于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的现实性实践,可以发现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如下突出性问题:
第一,股东大会与临时性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对治理机制的促进作用,即股东大会对于股东权利的维护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事实上,在我国企业的股东大会或临时性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很少有首席执行官出席。
第二,董事会缺乏应有的均衡性,从而失去对经理层的有效监控。在我国现阶段公司治理机制中,董事会独立性仍然难以保证,董事会成员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不完善,董事与独立董事在责任履行时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同时,执行董事、控股股东董事、大股东董事与独立董事之间缺乏应有的均衡性,从而进一步约束了董事会职能的发挥。
第三,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从而很难创建良好的社会效应。一般而言,在我国企业的现阶段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即公司员工、供应商、顾客、社区与银行并未对公司治理的实施产生实质性的推进,从而导致大部分企业在公司治理过程中没有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参考文献:
[1]彭成武:《中国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设计》,《新疆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岳中志、蒲勇健:《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度水平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管理世界》2005年第5期。
[3]李维安、程新生:《公司治理评价及其数据库建设》,《中国会计评论》2005年第2期。
[4]蒲勇健、许光超:《竞争条件下基于实物期权的R&D投资决策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09年第6期。
关键词:审计收费;公司治理结构;股东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101-02
审计收费(Audit Fee)也称审计定价(Audit Pricing),是审计服务供需双方就审计服务供求所达成的价格,是客户与注册会计师之间重要的经济联系,是审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1]。我国恢复注册会计师制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审计服务市场的低价竞争一直困扰着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我国特殊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分析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影响,对解决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审计收费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中存在的问题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在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活动与社会公众利益、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资本市场的发育完善等都息息相关。但是,审计市场上的审计收费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发展。综合表现为以下两大问题:
1.审计收费的标准不统一。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第6条规定:“中介服务收费实行在国家价格政策调控、引导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制度”,其中第二款规定:“对评估、、认证、招标服务收费等市场竞争不充分或服务双方达不到平等、公开服务条件的中介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由此,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审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格。由于《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未对收费作出统一的、具体的规定,因此,各省财政部门会同物价管理部门又制定了本省的收费标准。从各省的收费标准来看,都规定有计时收费和计件收费标准,而且标准都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2.真实的审计收费价格为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的协商价格。会计师事务所通常是与被审计单位通过谈判最后达成协议金额。以笔者所在地区为例,审计收费通常由会计师事务所在考虑了收费标准、同行的收费以后,提出报价,最后由双方协商确定报酬。这样,会计师事务所就很难按照标准收费,据笔者所在地区的业内人士告之,实际收到的费用只占标准的50%~60%,收费低廉可见一斑。西方国家的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收费由三部分组成:产品费用(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出具审计报告所需的费用);预期损失(包括诉讼损失和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会计公司正常的利润[2]。在低廉的审计费用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只有通过降低审计证据的质量和减少审计证据的收集数量来降低直接成本。审计证据的不足可能严重降低注册会计师发现会计报表存在错误和舞弊的概率,进而造成审计质量下降。
二、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是股东的缺位。财产所有者无论是大股东还是中小股东都处于缺位状态,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缺位的原因又有所不同。
1大股东的缺位。主要是多层次的委托―关系。以国有控股企业为例,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行业性总公司―国资委―上市公司的管理阶层这三个层次的委托关系中,代表国家利益的中央政府是国有控股企业的实际大股东(最终委托人);地方政府及国资委是名义大股东(中间人);中央政府通过中间人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上市公司管理层(最终人)。由于存在至少三个层次的委托关系,每个层次都会使实际大股东对国有控股企业的监督或多或少的衰减,从而造成大股东的缺位。
2.中小股东缺位。主要是中小股东缺乏法律的授权。以上市公司为例,中小股东一般是通过购买流通股形成的。中小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而有非常强的监督公司财务的意愿。但依据现行法律,中小股东因为持股比例过小难以进入公司的董事会或者监事会,从而造成中小股东的缺位。中小股东投资决策时只能被动依赖上市公司提供给社会的公开财务信息。
三、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扭曲了正常的审计收费模式
理论上,正常的审计收费方式应该是注册会计师接受审计委托人的委托对被审计人进行审计,并向审计委托人报告工作和收取费用。此时,委托人是现实的,审计人员的审计收费独立于被审计人,从而形成正常的审计委托关系。财产所有者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经营管理者进行经营管理,同时委托注册会计师对经营管理者的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因此,正常的审计关系应该是注册会计师接受审计委托人的委托对被审计人进行审计,并向审计委托人报告工作和收取费用。在这三者的关系中,会计师事务所应是独立的,管理层经营者与审计主体的代表注册会计师也理应是相互独立的,二者之间不应存在任何契约利益关系,这样才能保证注册会计师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切实对股东负责[3]。三者之间正常的审计关系图如下(见图1)。
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由于股东缺位,本应由董事会来选择会计师事务所,实际上由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来选择了,而且还有权决定审计收费的支付,这就打破了相互独立的“三位一体”的审计关系,扭曲了作为审计主体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处的位置。会计师事务所首先应对作为委托人的股东、董事会负责,而事实上很难做到。会计师事务所受雇于管理层,作为交换以评价管理层的经营业绩来收取经营管理者支付的审计费,这就难免有看管理层眼色行事,出具欠恰当的审计报告。再深一层看,注册会计师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同样也受到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诱惑和驱使,在受雇于经营管理者而不是董事会的情况下,理性选择也会趋向与经营管理者进行审计合谋,以图“双赢”。“三位一体”的审计格局被破坏(见图2)。
由于股东的缺位和审计市场的恶性竞争,审计市场就出现了“柠檬市场”现象。由于经营管理者拥有选择会计师事务所和支付审计费用的权力,所以,在审计市场上就出现了购买审计意见的现象,高质量的审计被规避,于是就出现了审计收费的高低与审计质量的高低不匹配的现象,也就是出现了柠檬市场,低质量的审计报告反而可以卖个好价钱。
四、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使审计收费模式正常化
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积极地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公司的内在监督机制,才能使会计师事务所摆脱这种尴尬境地,并且能为注册会计师保持独立性提供一个良好的执业环境。本文具体给出以下建议:
1.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在公司内部建立审计委员会制度。1972年,美国证监会第123号会计研究公告,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建立由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组成审计委员会。加拿大等国也有同样要求。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均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建立由非执行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结合我国实际,在董事会下设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的监控机构,上对董事会负责,下对管理层监控,具体负责会计师事务的聘用、续聘和收费等事项。这样做能够割断管理层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
2.大力推进国有股权分置改革。按照我国证监会出台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进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后可以流通上市,实行同股同价同权,这样能够分散股权,增加股东代表的广泛性,有利于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和股权分置的问题,从而改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基础层面上预防由于公司治理不完善可能存在的舞弊行为。
参考文献:
[1] Simunic, 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押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22(3):161-190.
[关键词] 国有股 股权分置 公司治理 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一、 引言
作为转轨经济过程中引入的制度安排,我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人为改制而成,而非古典企业制度发展的自然结果。我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也并非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国企改革和解困服务。同时,为了保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保持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国家在股权安排上分别设置了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目前,在我国1400多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中,64%属于不能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或法人股),其余为能够流通的社会公众股,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股票构成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股权分置态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是我国特殊国情和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但它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股权分置直接导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既不合理,也不规范,进而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股权分置还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机制,使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处于完全不协调甚至对立的状态,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管理行为严重扭曲,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因此,股权分置问题不解决,公司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机制便难以发挥作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也就无法谈起。
二、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一般性分析
通俗地讲,股权结构就是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即股权集中度。而严格的公司治理定义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发生的,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李维安,2001)。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的整个制度安排中,可以被视为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产权基础。股权结构(集中度)不同,公司治理的形式也会不同(费方域,1998)。在股权高度集中(日德模式)的情况下,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因此作为拥有强势地位的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来监督公司管理人员,防止或减少内部人控制,改善公司经营管理(Li,2000),但解决了股权分散条件下的外部公众股东难以治理内部管理层的问题之后,又产生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当大股东股权比例超过某一点、基本上能够充分控制公司决策时,大股东可能更倾向获取外部少数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利益(Shleifer and Vishny,1997);而在股权高度分散(英美模式)时,虽然能较好地解决分散化的投资者控制公司的问题,有效地保护以社会公众为主的小股东的利益,但小股东通常没有主动进行公司治理的动力,或出于成本的考虑而存在“搭便车”行为,因而公司的经营者掌握了实际控制权,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
三、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扫描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属于高度集中的类型,这与日德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却与英美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国上市公司在引进日德模式进行公司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的行为却与日德模式大股东的行为迥然不同,反倒表现出股权分散时的公司经营者行为。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高度集中,公众流通股比重偏低的股权分置状况,违背了现代公司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权分散化的要求,必然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1、 普遍存在大股东是“虚拟所有者”的现象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虚拟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国资委建立了以层级授权经营为特征的国有资产委托体制,但这些出资者代表既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投资者,也不是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因此极易产生“内部人控制”,他们不可能主动去完善公司治理而作茧自缚。再加上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效用函数的差异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往往会为了各种自我目的而违背股东的利益(潘秀丽,2005),因此,大股东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证,遑论中小投资者。
2、 股权集中度过高,呈现出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畸形结构
股权集中度过高主要是指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重过大,上市公司实际上处于第一“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状态。股权大量集中在产权残缺、行政负担严重的国家股股东手中,必然造成大股东监控的无效率,不利于公司经营者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多元化产权主体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约束,且有可能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损,而且也使得国有资产处于一种“游离”状态。此外,这种畸形的股权结构还使得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公司外部市场机制的评价和约束功能被弱化。
3、 大股东“超强控制”,董事会缺乏独立性,监事会形同虚设。
股东大会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形式,是股东行使监督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的重要平台,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使得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缺乏代表性,股东大会成为了实质上的“大股东会”,大股东的“超强控制”使股东大会成了大股东的“一言堂”。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也有悖于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以行政方式任命公司董事,在公司的董事会中更多的是大股东的代表,董事执行决策听命与政府,而不是基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发展事态(岳彦芳,2002)。监事会成员也基本上是从内部产生,其身份和行政关系不能保持独立,加上他们的自身素质低下和专业知识的匮乏,致使监事会基本上无法承担起其应有的职责,外部监事又极少参与监事会,所以导致监事会形同虚设。中小投资者“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失灵,其合法权益被剥夺,从而产生了很多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
4、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
(1)、政府控制呈现两重性。政府持股(即国有股东)是中国股票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国有股东的“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借助国有产权对公司资源配置的政治或行政干预,损害了企业表现,从而造成了企业的价值损失,但经营者会利用政府对企业行政上的“超强控制“而推卸经营责任,转嫁自身的风险。此外,国有股东还可以利用“帮助之手”(helping hand)对企业实行微妙的政策倾斜及特殊的优惠待遇,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田利辉,2005),但这又会加剧不公平竞争,使国企经营者利用垄断优势坐享其成。
(2)、公司治理的法律环境不完善。近年来,LaPorta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一国的法律体系对其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一国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结构和水平,良好的公司治理必定要以有效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肆意侵害行为屡屡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夏立军、方轶强,2005)。现行《公司法》对股东议事规则规定不明,对股东权的规定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弱,也未规定独立董事制度等,因此大股东能轻而易举地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证券法》是在我国的证券市场设立8年后才姗姗来迟,况且其实施结果也未能使投资者得到实质性保护。
(3)、经理人市场未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经理人市场也是一种从外部监督公司经营者的重要治理机制。经理人市场将不断评价公司经营者的业绩,迫使经营者避免因经营不善被替换或被解雇而努力工作。但我国的经理人市场未能得到有效的发展,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4)、银行监督名存实亡。银行对公司行为虽然不能进行直接干预,但可以通过对公司签订约束性条款来实施监督,这种约束性条款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也是非常有效的。债务作为一种担保机制,能够促使经营者努力工作(Grossman and Hart,1982).银行作为国企最大的债权人,应当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内在的还债压力和自我约束动力,因而导致本应成为预算硬约束的银行债务却变成了预算软约束,银行监督名存实亡。
四、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几点思考
由于法律和经济体制上的差异,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现状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结构既不同于日德模式,也不同于英美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国有股“一股独大”但国有大股东是“虚拟所有者”,“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以及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之间的权利和利益不一致。这些特征决定我国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护中小流通股股东的权益(陈晓 王琨,2005)。
关键词:发展 循环经济 对策
资源的稀缺日益影响经济的发展,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出资源枯竭与环境威胁的困境,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现实和亟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甘肃省由于历史等原因,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现象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要走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最佳的选择就是走循环经济的道路。甘肃省只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才能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才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达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才能在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种经济发展模式
从资源流程和对环境影响的角度看,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三种模式,即传统经济模式、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和循环经济模式。
传统经济模式。这是一种由“资源—生产—消费”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生产过程,是一种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三高一低”,即“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在这种经济模式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的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型和一次性的,它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这必然导致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并酿成灾难性环境污染的后果,其严重程度已危及人类的生存。
过程末端治理模式。这是一种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繁荣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特征是先污染、后治理,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就采取这种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进步表现在于,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但由于重在强调生产过程的末端治理污染,导致治理成本太高,技术上难以支撑,无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把大量有用的资源当作废物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在浪费资源的同时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循环经济模式。这是一种“资源—生产—消费—资源再生”的物质循环流动生产过程,它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低污染排放,甚至零污染排放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它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其主要特征是“三低一高”,即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循环经济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的根本变革。循环经济以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的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其和谐纳入自然生态的物质能量循环过程,以达到产品洁净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废物高效回收的目的。这样可最大限度的消除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使资源在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不但要求人们建立“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经济新思维,还要求在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领域倡导新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著名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
甘肃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
甘肃在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伴随着资源的低效率利用。甘肃省是一个人均能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省份。目前省内煤炭探明保有储量86亿吨,人均贮量仅有400吨左右;石油资源贮量人均仅10吨,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金昌、白银、嘉峪关、玉门、窑街等重点资源型城市(矿区),现在都面临着资源日益枯竭的严峻形势。与此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影响着甘肃省经济的全面发展。甘肃省煤炭资源的综合开采回收率仅为30%,而现阶段我国重点煤矿的回采率平均为65%、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也只有37%。而甘肃省内矿产资源开采中,乱挖滥采、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资源的加工利用基本上仍是“资源—产品—废弃物”一次性单向粗放型利用方式。
(二)能源消耗增长速度过快
甘肃省1999年至2003年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分别为3.98%、3.23 %、1.88%、4.36 %、11.82 %;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分别为9.90%、8.70 %、9.40 %、9.40 %、10.10 %。逐年能源消耗呈递增趋势,尤其是2003年能源消耗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1.72%。这种以资源的大量消耗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加重了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而且造成资源严重的浪费以及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实践证明,较低的资源利用水平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障碍。
(三)能源消耗和废物产出量偏高
在长期形成的国内分工格局中,甘肃省“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占很大比重,其中大多数传统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既造成能源的高消耗,还容易造成环境污染。2003年,甘肃省GDP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国的1.11%和0.85%,但甘肃省能源消耗总量是3375.08万吨标准煤、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是2073万吨、工业废水排放总量是20899万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是4033亿标立方米,分别占全国的2.01 %、2.06%、0.98%、和2.03%,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省在资源高消耗的同时,伴随着废弃物高排放。甘肃省万元工业总产值废物产生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省内万元工业总产值排放的污染物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要比东部地区高出1~5倍。资源高消耗和废物的高产出,必然导致资源枯竭、草地退化、水土流失、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使甘肃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
(四)能源的消费结构不合理
甘肃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占相当大的比重。甘肃省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储量比较贫乏,再施以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造成能源的严重短缺,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甘肃的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为主,而且根据甘肃的能源禀赋条件,这种结构今后20年不可能有太大变化。这对甘肃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将造成压力。
甘肃发展循环经济模式的对策
(一)开展循环经济的宣传教育
推进循环经济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通过教育宣传,让全社会懂得什么是循环经济,认清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提高公众的资源环境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为发展循环经济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要特别加强对青少年的环境资源意识教育,使他们树立起循环经济的意识,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垃圾分类回收、绿色生活方式等与循环经济密切相关的活动逐步变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
(二)加快立法工作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社会经济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资源的利用涉及社会、经济、环境各个方面,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进行科学的管理,保障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已经起步,但至今还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框架。为了有效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甘肃省除了认真遵守国家有关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之外,还必须加快地方性循环经济的立法工作,形成和完善有利于循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明确政府、企业、社区和公民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和义务,并建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确保法律的有效性和严肃性,为保障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建立循环型社会提供良好的法规和政策环境。
(三)推广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与传统的末端治理污染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清洁生产体现了预防为主的思想。传统的末端治理污染与生产过程相脱节,即“先污染,后治理”,重在“治”;清洁生产则要求在产品设计、原料选择、工艺流程、废物利用改进等各个环节,不断加强管理和改进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重在“防”。二是清洁生产体现的是集约型增长方式。传统的末端治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建立在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上;清洁生产则是走内涵发展道路,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实行节能、降耗、减污、增效,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企业要积极主动防治工业污染,大力推行清洁生产,使污染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逐步实现零排放,从而达到治理污染和改善环境的目的,收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的效果。
关键词 绿色安全食品;开发;制约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 F76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1-0302-01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我国与国外的交流在不断地增强和频繁。在此大的背景之下,人们的生活理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对于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要求逐步提高。尤其是在食品消费方面,由于国民对健康的关注,对食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地引导人们选择健康、安全的食品进行消费和购买,要求相关部门开发绿色安全食品,这样既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可以给人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另外,开发绿色安全食品也是国际市场的的要求,是实现我国食品生产和开发与世界接轨的重要举措[1]。现将绿色安全食品开发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总结如下,以供参考。
1 绿色食品的概念
人们通常所说的绿色安全食品其本质就是绿色食品,是一种有益身体健康同时也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环保型食品[2]。我国卫生部对其进行了具体的分类,主要包括3种类型:即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的定义对于公众而言比较模糊,其主要特征是生产过程中无污染,无化学添加剂;绿色食品是我国农业部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概念,它的主要特征是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和加工过程中都安全可靠且质量优质的食品;无公害食品是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基础,上述2种食品就是在无公害食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此3种食品总称为绿色食品或者绿色安全食品。
2 开发绿色安全食品的制约因素
2.1 农业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对于绿色安全食品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众所周知,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受到了世界的瞩目。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我国的生态环境在极度的恶化,尤其是在大气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方面的污染更是让人痛心疾首。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于我国开发绿色安全食品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
人们进行任何食品的加工和生产机会都离不开农业方面提供相应的食材,即使针对一些肉类产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业环境。由于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它在源头上切断了人们开发绿色安全食品的可能性,这是我国开发绿色安全食品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之一。
2.2 科技发展水平滞后
现代社会无论是什么事物的进步和发展都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只有先进的科技才能推动事物的不断发展。对于开发绿色安全食品是同样的道理,我国现阶段对于绿色安全食品开发水平尚属于起步阶段,专业的科研团队和科研部门相对较少,没有开发出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或者目标产品。这是制约我国绿色安全食品开发的一大重要因素,没有技术的支撑,就不会获得跨越式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必须重视科技手段在绿色安全食品开放方面的应用,这样才能推动绿色安全食品的发展。
3 对策
3.1 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面对我国日益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人们不能无动于衷,而是应该积极地采取相关的措施进行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应从2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就是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要针对一些污染企业进行综合整治,防止其对于整体环境的污染,对于农业本身而言,也应该尽量不使用或者少使用农药,减少生活污水的直接排放,要进行专业处理之后再排放到自然界中,政府应该建立健全相关的监督政策防止污染的发生,企业也应该提高意识,保证不要污染环境尤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现在已经污染的农业生态环境进行治理,针对目前的污染状况国家和有关部门应该做出相关努力,出台相关方案,对现存的污染进行治理,给人们一片洁净的天空、一个没有污染的农业生态环境,这样才有开发绿色安全食品的机会和可能[3]。
3.2 建立绿色安全食品规模化科研和生产机制
开发绿色安全食品归根结底需要靠科学技术的推动,这就是所谓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在推进绿色安全食品的开发中,政府需要及时组建一些规模化的科研单位,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让这些科研单位开发出更多更好的绿色安全食品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模式,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人们也要适当地改变现有的生产机制,应该设立一些规模化、正规化的绿色安全食品生产基地作为国家推广绿色安全食品生产的试验和示范基地,该种模式既可以更好地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科研,又可以用实际行动引导其他人进行绿色安全食品的生产和开发,这是促进绿色安全食品开发的有效措施之一[4]。
4 结语
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在不断的提高,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于绿色安全食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开发绿色安全食品是时代的需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需要,人们只要正确认识,积极努力,一定可以推进绿色安全食品开发的不断发展。
5 参考文献
[1] 吕亚荣.基于食品链的食品安全、企业自治与政府管制[J].商业时代,2007(35):62-65.
[2] 江东.试论建立、完善和确保食品安全的社会管理体系[J].食品与发酵工业,2003(5):91-95.
[3] 陈玥,李敏,李顺芬.伦理视角下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与应对之道[J].昭通学院学报,2013(3):55-60.
[4] 欧阳凡凡,邓放明.湖南省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3(17):7712-7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