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问题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公共管理问题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人类的管理关系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内,这种管理关系是偶然的，它缺乏对管理伦理的系统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意识到管理与伦理之间的重要关系,并把管理伦理正式形成为一门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后,管理与伦理结合的态势日益突显，有学者开始提出管理伦理这一说法。管理伦理的兴起与发展是适应我国在不断转型跨越发展过程中对管理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引进,管理伦理才被我国的理论界重视,这一结合的趋势是人性发展的要求,是竞争加剧和社会压力增大的结果。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也随之出现,传统的由政府实现单纯的社会治理开始逐渐地为公共管理所取代。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政府职能转变的今天,社会公德的建设、社会公共管理与伦理的有机结合对社会管理起到明显的辅助作用，对促进社会发展、把握公共伦理的时代动向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公共伦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公共伦理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很大难题与挑战,存在现实中的公共伦理缺失问题。我国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思想意识因素方面

我国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伦理观念铸成了公共伦理理念缺失以及意识困境，当前公共伦理的理性正在缺失，给原有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带来较大的冲击。首先一些公共管理主体的“服务”意识逐渐蜕化，对基本公共管理体系形成消极的影响，其次，管理者对公共道德的理解出现偏差，本来管理与伦理融合的最高层次是发自内心地相信管理伦理的存在、内容及其重要价值，而中国传统伦理却偏重于个人的修身养性和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私德关系，而忽视了个人对社会与国家的公德关系，未能凸显人的主体性和以人的个性自由的最高境界。再加上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没有，也无法发展出一种适度合理的公共理性。最后，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的复杂、狭隘顺从的草民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使得他们根本不参与或仅是被动地参与政治性活动，参政意识相当淡漠，更谈不上对公共管理伦理的发展。因此，这些思想意识因素直接影响他们对公共管理的参与度和思想意识的转变。

2.制度建设因素方面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虽然也建立了各种较完备的行政监督机制与制约体系，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我国目前还存在着很多行政监督不力、制度建设相对迟缓的现象。社会对于公共管理伦理这一精神领域的投入也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一是社会上对于伦理问题尤其是公共管理伦理方面重视不够，理论界对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伦理规范缺乏深入、系统、透彻的研究，从而导致精神文化建设所依赖的伦理工具相对缺乏；二是一些公共管理组织对待这些传统伦理体系的态度,往往也是只重视传承而不重视发展。这不仅导致了自身公共管理伦理素质的下降,同时也降低了总体的公共管理服务水平,激化了社会矛盾，伦理内化也就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公平性、普及性。现实生活中公共管理伦理价值的确立与发展需要在“公共善”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避免社会管理混乱不堪。再者，公共管理伦理教育受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驱使的现象较为严重，公共伦理范畴概念也不明确，缺乏对各个主体的导向性和社会实践性，这些原因导致了公共管理伦理发展与制度建设不可能和谐发展。

3.环境刺激因素方面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变革发展时期，社会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物欲膨胀，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不足，使得管理主体的人格发生了严重的异化，伦理意识不断淡化,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时,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公共权力在公共管理领域中被大量地交换和利用，这些管理者进而形成了功利型人格,最终导致了公共管理伦理的缺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对现实利益的过分追求，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依赖和精神的空虚,也折射出了社会价值理想的缺失。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是一个现实世界,更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近年来相继发生一些恶性事件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在一些社会领域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不仅影响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和道德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公共伦理建设的社会公共环境。

三、针对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提出的的策略

笔者认为，要想推进公共管理体系构建，解决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的伦理缺失、道德滑坡问题，就必须多方位、长期有效地加强公共管理伦理建设。

1.加快转变公共管理思维

社会公共管理伦理思维是指以管理学与伦理学相统一为指导思想的思维方式,是执行和评估管理伦理规范的道德评价坐标。公共管理伦理缺失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现阶段我们要明确公共管理伦理的现实作用及其相应的规范标准，转变陈旧的思维方式，实现公共管理伦理思维转变，对公共管理组织的伦理要求与对公共管理者的伦理要求做明确区分，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改进伦理道德激励方法与管理方法，强调管理活动的伦理规范；同时，为了防止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我们也要把法律、行政、经济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结合起来,制订出不同的伦理考核标准与道德规范，强调投入公共组织管理者的道德责任感和对正义事业的投入，明确认识到公共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尽可能地多在公共管理组织的监督上下工夫,努力推进公共管理构建，使管理活动有据可依、行动有序。

2.健全公共管理制度

管理伦理建设必须以政治、法律、制度等的建设和完善为首要条件。因此，在当代社会生活高度分化和社会关系复杂化的情况下,社会公共管理必须把这种特殊的管理方式引申为外在的管理制度的具体建构并不断塑造道德典范，扩大公共管理伦理的社会影响力，健全各项公共管理制度。首先，公共与伦理相结合必须在政府与公民长期互动的关系模式之上，公共管理的社会责任也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多数公民偏好的基础之上，把公民外在的行为规范逐步转化为组织整体和组织成员的内心要求，从而实现管理与伦理的深层融合；其次，在具体公共管理过程中,应当把公共管理伦理放在国家管理创新战略层面上加以思考，通过管理的伦理化和伦理的管理化结合，把对已有公共活动的规范与开展新的公共活动结合起来,明确管理主体的社会责任,不断创新管理制度，并让其在一整套较为完备的体制中充分发挥激励功能，最终实现公共管理制度的人性化、科学化、时代化。

3.重视公共管理伦理氛围建设

篇(2)

一、“大问题”的提出与早期争论

从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菲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的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2］“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

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

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

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

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

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

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

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

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

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五、价值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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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经济管理；公正性偏失

公共管理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以公共性价值作为首要的原则。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从宏观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规划和协调，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公共经济管理的方式不断改革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行使公共经济管理主体职能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公共经济管理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在改革创新的同时，存在着矛盾个体的相对制约，公正性偏失问题比较普遍，需要及时矫正，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一、公共经济管理的公正性偏失

1.公共管理和公共经济管理。公共管理以捍卫公共性价值为第一原则，强调运用管理主义工具，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在新形势下，新公共管理具有新的特点，虽然政府仍然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但开始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重视私人、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引进私营部门管理的经验，以及市场竞争机制，降低管理的成本，同时注重提高管理的效率，对管理主体的职能也开始重新分配，对政府的职能边界开始重新界定。公共经济管理是综合性学科，包括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等，多学科交叉，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框架和体系。公共经济管理主要是管理公共经济的三大关系，公共部门和市场结构与经济体系的关系，公共经济活动各要素间的关系，公共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的关系。2.偏失表现。政府主体的缺陷是公正性偏失的重要表现之一，新公共管理引入市场机制，注重追求经济、效率和效益。但效率或者效益的最大化不是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公共经济管理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性，或者说保证公平性的基础上，兼顾效率。在新的理论主张下，政府主体在决策时就会偏重选择效率、效益，而忽视公正性，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并且在政府主体中，存在着自利性的行为，容易出现腐败问题，加剧了不公平的现象，也违背了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原则。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也会出现失灵的问题，在公共经济管理中，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缺乏成本和利润的约束，容易出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导致政府公共经济管理没有效果。在公共经济管理中，引入民营化是为了刺激竞争，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但是不正当的民营化反而造成公共利益的流失。另外，监督的缺失也加剧了公正性偏失的问题，我国监督体系比较庞大，也比较杂乱，缺乏有机的协调，无法保证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

二、矫正公正性偏失的对策

1.注重多元化公共经济管理主体的培养。在公共经济管理中，要注重多方主体的参与，培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加强各主体的协作性，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有利于矫正公正性偏失的问题。在民营化的过程中，要坚持政府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引导其他的主体能够正确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同时要强化公民的意识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保证公民参与公共经济管理的权利，提高公民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维护公共性。2.规范政府职能。政府主体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持公众利益至上的服务理念，对政府主体的职责范围进行合理的界定。在公共经济管理过程中，政府主体要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将其作为基本的原则，不逾越公共性来进行管理行为的考核。政府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经济管理也是为了追求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政府必须认识到服务公众的重要性，使公众满意。在新形势下，政府职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更应该重视方向性的引导，完善宏观管理的体系，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3.强化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政府主体内部要加强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注重职业道德建设，避免出现腐败的问题，不仅要从道德上约束公职人员的行为，还要利用法律进行约束，督促公职人员合理使用自己的公共权力，依法行政。同时要加强监督，建立完善的评估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使民众参与到公共经济管理中。社会公众的监督，可以及时纠正执行的错误，或者政策的偏差等，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共经济管理的公正性。总之，对于当前出现的公共经济管理的公正性偏失问题，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强规范化管理，培养多元化管理主体，规范政府的职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注重职业道德建设和监督评估，改进公共经济管理。

参考文献：

[1]王琳.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与矫正[J].中外企业家,2014(33):230-230.

[2]崔琬茹.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探讨[J].经济管理:文摘版,2016(9):00203-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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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艺术类大学生就业方面的服务和政策提供不足

艺术类大学生进入社会之后，就业方面的服务要由政府和社会方面来提供，而目前政府和社会在就业服务的提供方面还没有做到人性化，没有充分考虑到艺术类大学生的特殊性和就业诉求。此外，艺术类大学生在就业培训方面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有些艺术类毕业生在求职时，会遭遇制度障碍和政策壁垒，如用人单位用户籍制度卡人，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二）艺术类大学生的就业区域相对集中

一般来说，艺术类专业学习的前期投入比较大，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投入比较多，这也是艺术类专业本身的特殊性所在，高投入下的家长对于自己孩子的未来期望也比较高，而承载着父母高期望的艺术类大学生对于自己就业的期望值也会更高，使得艺术类高校大学生在求职时更愿意选择在国内较发达地区工作，而不愿意去一些欠发达地区或者中小型城市发展，所以像北京、上海、广州、浙江这样的国内一线城市便成为艺术类大学生求职就业的热门去处，竞争也异常激烈。

（三）艺术类大学生就业随意性大

“从社会需求和艺术类专业毕业生的实际选择来看”，根据笔者多年的艺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经验，以及日常和艺术毕业生们的交流中，总结出他们的就业取向大致呈现为：与自身专业相关的用人单位、继续深造（如国内考研、出国留学）、学校（如艺术类高职院校、中小学校）、自主创业（如开工作室、创办培训机构）、自由职业、公务员（完全转行）等。艺术类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取向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相比普通高校大学生而言，其就业显得更加随意，就业稳定性也不高。

（四）艺术类大学生就业率偏低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就业调查结果显示，目前，“艺术类专业是大学生就业率最低的几个专业之一，教育部公布的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部分专业就业率分布显示，以采矿工程、石油工程、地质工程等为主的工学类专业就业率普遍在90%以上，而美术、音乐、表演等23个艺术类专业中，16个专业就业率在75%以下。”这说明艺术类专业大学生的就业率普遍偏低，一些传统的展览馆、文化馆等行业因其业务量萎缩而直接导致用人单位减少招聘人数来节约成本，造成艺术类专业大学生对口工作的供需比例失调。

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形成艺术类大学生就业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服务意识方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相关规定，“政府需要在公平就业、就业服务和管理、职业教育和培训等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现实是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服务意识，政府就业服务机构里面的官僚作风比较盛行，给普通老百姓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按照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也就是说政府没有把大学生当做“顾客”来看待，没有真正去了解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的现实需求以及倾听他们的声音，艺术类大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诉求，政府在采取相应措施时应该考虑到艺术类大学生的特殊性，不能只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应该有所细分。在一些就业手续办理方面，程序复杂，隐形成本较高，种种因素导致艺术类大学生并没有很好地享受到政府方面提供的就业服务。

（二）就业法制和政策方面

艺术类大学生的就业受就业机制、法律法规以及就业政策的极大影响。对于艺术类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来说，就业机制、法律法规以及就业政策对他们起到了很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的就业机制仍不够完善，现有的就业法制和政策不够全面，内容不尽合理，实施力度不够，而且因为我国大学生的就业体制改革还没有全部到位，大学生就业市场还存在比较浓郁的计划经济色彩，艺术类大学生的就业仍存在着体制和政策性壁垒。

（三）就业市场方面

在大学生包分配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大学生就业市场几乎是不存在的，随着国家就业政策的演变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建设，大学生就业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择业，然而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发展仍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比较多，如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生产力使得大学生就业市场不够兴旺和蓬勃，就业机制和政策不完善下的就业市场显得非常不健全，呈现出分散和无序的不规范和不成熟的状态，就业市场缺乏应有的公开性和公平性，艺术类高校所培养的人才与就业市场所需人才不匹配，这种供求矛盾格外突出。大学生就业市场存在的这些问题和矛盾使得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无法得到正常发挥。

（四）艺术类高校教育结构方面

我国目前情况下的艺术类高等教育呈现出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授课内容陈旧，按部就班，对就业市场的需求灵敏度不够等特点，“在现今整体教育体系中，艺术普及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相反，高等教育艺术专业设置过多，艺术类毕业生数量严重过剩。国家教育资源配置本末倒置，整个艺术教育结构呈现出极不健康的‘倒金字塔’状态。”由此看来，这种“倒金字塔”状态的艺术教育结构也是引发艺术类高校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在艺术类高校中，盲目过多的专业设置导致艺术类高校所培养出的学生与市场实际需求相脱节，这也恰恰说明目前我国艺术类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还没有很好地融入到艺术类大学生的就业体系中，因此使其培养出来的艺术类大学生的质量不能适应市场上用人单位对艺术类人才的需求。

（五）艺术类大学生就业网络服务系统方面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沟通方式的深刻变化，如今，艺术类大学生就业时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去找用人单位，但是截至目前，政府还没有搭建形成完善透明的大学生就业网络服务平台，导致大学生毕业后对就业政策不够了解，了解就业信息的渠道不通畅，就业信息的辐射面小，在互联网上找到的用人单位信息可信度不高，真假难以辨别，就业信息质量不高，媒体也时不时会曝出大学生就业求职时被欺骗的现象，造成大学生利益的不必要损失，也给他们带来了心理上的无形压力。

三、新公共管理视角下解决艺术类高校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虽然我国现已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但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管制型政府烙印仍然存在，政府往往管得过多，管理上经常出现“错位”、“越位”现象，管制型政府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新公共管理主张建立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笔者认为政府首先必须树立服务意识，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口号式的宣言，而是应该从“顾客”的内在需求作为切入点，制定相关的制度和一系列配套措施，让服务意识最终可以落地生根，真正落实和体现在实际行动中。

（二）健全法制和制定就业政策，为艺术类大学生就业提供制度性保障

“从国际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就业立法采取在综合性劳动与社会法典中列入促进就业条款，或对促进就业专门立法，同时围绕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反就业歧视、帮助困难群体就业、限制企业解雇工人等就业相关内容另行制定单行法律的模式。”艺术类大学生作为大学生就业群体中的一部分，因为其专业的特殊性，建议政府在制定就业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日益壮大的艺术类大学生就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围绕艺术类大学生就业现状进而细化就业政策，制定适用于促进艺术类大学生就业的一套就业政策。好的就业政策一方面可以起到为艺术类大学生就业减负的作用，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就业障碍；另一方面还可以引导他们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规范就业市场，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针对艺术类大学生的就业，应该形成专门的规范的艺术类大学生就业市场，这个就业市场的成熟和规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艺术类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两方面，还应该有国家制度法规层面、艺术类高校层面、社会层面等等，国家制度法规可以起到规范市场、统一操作、保护就业弱势群体利益和促进就业公平的作用，艺术类高校作为就业群体的输出方，应该加强对市场的灵敏反应度，洞悉艺术类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需求，并根据就业市场需求合理设置艺术相关专业结构和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使输出的艺术类毕业生能和就业市场顺利对接，做好毕业生的推荐工作。以上所有因素相互作用，资源整合，有利于促进艺术类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良性运作。随着就业市场的成熟和规范，就业市场的调节作用也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从而能起到合理配置大学生人力资源的作用。

（四）加快艺术类高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和调整

政府应该运用宏观调节手段，按照就业市场的需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到艺术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上面，从外部层面刺激和促进艺术高等教育的改革，达到推动艺术高等教育结构改革和调整的目的，艺术类高校本身也要充分考虑和结合艺术类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现实需求，打破陈旧的观念，积极进行专业结构的调整以适应转型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的新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从而使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素质和能力方面能够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

（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强电子化政府的建设，打造虚拟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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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管理课程；问题；对策

前言

公共管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置的一门新专业，这门专业设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我国由于公共管理专业是一门比较年轻的专业，教师和学生对于该专业的认识还不够，因此，为了使公共管理教学有效的开展，我们就要在教学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方法，对公共管理课程进行不断的优化和改革，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事业。下面针对于公共管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探讨。

一、公共管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课程体系设置存在问题

从历史角度来看，公共管理课程最初是由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一门学科，但随着公共管理的不断发展和调整，使其变成一门综合性的课程，不仅包含政治学还包括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许多学科。但是在课程体系设置中存在很多问题，各个学科之间都应该存在必要的联系。但是在教学中却忽略了其内在的联系，各个学科之间没有协调性，在现有的课程体系中，教学内容的范围过于广泛，这样会使很多教学内容过于重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影响课程的合理安排，同时也影响到对学生的教学质量，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

2.教学目标不够明确

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培养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知识的综合性人才，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人才。通过以上对目标的描述，可以看出目标的不明确性，这个目标要求是不够清晰的，缺乏准确的定位，这样就会导致在教学过程中的盲目，为了适应这样的目标，会导致在教学过程忽略了该课程的特点，对该课程的价值体现和长期发展十分不利[1]。

3.教学方法单一，教师素质有待提高

教师在教学中大都是围绕着课本教材进行授课，这样单一的教学内容，使教学受到很大的限制，学生只能学习课本的一些基本理论知识，导致学生实践能力较为缺乏，在现代的教学形式中，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方式是利用板书教学，另一种是使用多媒体教学，在板书教学中教师可以主要讲解理论方面的知识，但是对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则没有充分地发挥出其重要的作用，使多媒体教学没有得到合理的应用。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教师的整体素质不高，这对于该课程的教学工作有很大影响，应该合理的分配教师结构，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使教师能够更好地为学生授课[2]。

二、公共管理课程教学中问题的对策

1.完善课程体系，突出优势特点

完善课程体系，将教学资源进行整合，要确保公共管理课程中包含的学科能够得到完美的结合，使各个学科互相渗透。首先，调整课程设置，用以充实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体系，对一些有重复内容的学科进行资源整合，此外，在合理安排教学的同时，还要突出学科的优势和特点，整合优势资源发展特色学科。

2.明确教学目标，适时更新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是一切教学的开端，明确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教学中要明确教学目标，使公共管理课程培养出适合国情发展的人才，充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将课堂内容与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同时在教学过程中适时更新教学内容，顺应社会时事的发展，对教学内容进行及时的更新和调整，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学生长远发展[3]。

3.丰富教学方法，提高整体教师素质

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方法是比较单一的，影响到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在教学工作中，为了使学生能够在公共管理课程中科学有效地学习专业知识，就应该重视教学方法的创新，改变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单一授课方式，教师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开展教学工作，使学生可以更好地学习。因此要采用丰富的教学方法和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中学习，从而不断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实现学生长远发展。此外，在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结构不合理，这对于学生长期的学习是有很大影响的，对于公共管理课程的长期发展有很大的阻碍。因此，要全面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由于师资队伍不均衡，相比于其他的课程，公共管理课程的发展较短，教师对于本课程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方法都十分有限，所以教师要针对性地强化专业教学，发挥教师的主导价值，使学生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快速提高自身的专业学习水平，确保学生专业学习的有效性[4]。

三、结语

为了使公共管理课程教学更好地发展，就要完善课程体系，明确教学目标，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提高师资水平，利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公共管理课程，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实现学生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德运.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问题及对策研究[J].高教学刊,2016(11):97-98.

[2]罗若愚,涂丁文.我国“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5):99-100+122.

[3]周伟.行政管理专业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以海南大学为例[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3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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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公共管理中沟通与互动存在的问题

1.存在的问题。一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理念、体制和运作方式。目前，我国的公共管理是以国家为核心来运作的，即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实施者，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接受者，这种由政府主导而公民被动服从的公共管理局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二是我国社会资本存量多元并存、分布不均的总体状况。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资本分布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制约了公民社会现代公民参与意识的普遍发展，对我国公共管理中的沟通与互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是参与型公共行政文化的缺失。我国是属于服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而参与型公共行政文化十分贫乏。参与型公共行政文化缺失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公民主体意识薄弱，反过来它又造就公民行政文化贫瘩的土壤。

2.问题原因。一是社会环境变动快速，政府机关经常无法配合环境的需求，使社会大众对政府产生不满的响应;二是政府机关不了解民众对服务的期望，相关群体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三是民众期望太高不易达成，或受错误资讯影响其判断;四是公务人员对服务质量的认知及认同程度有所不同;五是服务质量的评估尚不具有客观评量的效标加以衡量。

二、公共管理中沟通与互动的要求与原则

1.要求。有形性：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定期保养与整备、供应适当与充足等。即实体设备定期维修与整备的数据须建文件，适时更新换代。

可靠性：公共行政人员作业应兼具效能与效率、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服务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要有事先预防的观念，执行服务时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

反应性：公共行政人员能立即回答民众的问题、提供快速服务、积极协助民众解决问题等。即要有系统导向的观念，公共行政人员需清楚整个团队的运作，才能立即回答民众问题，不要有一问三不知的情形。

胜任性：公共行政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改善质量的能力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要有质量管理的专业知识，并不断持续改进。

礼貌性：公共行政人员的清洁和整齐仪表、礼貌应对、亲切回答等。即公共行政人员均能以民为尊，对民众体贴、友善。

信用性：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格特质是值得信赖的、积极与民众互动等。即公共行政人员对民众做好质量承诺，以追求更好的服务质量。

安全性：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严防保密资料外流等。即所有公共行政人员均肩负民众资料保密的责任。

接近性：容易电话联络、较短等候时间、便利的服务作业时间等。即民众容易且方便联系到相关的公共行政人员。如落实民众抱怨申诉处理渠道。

沟通性：公共行政人员随时与民众沟通、倾听民众意见等。即公共行政人员秉持民众导向的理念，了解民众意见以持续改进。

了解性：探知民众需求与期望、提供个别服务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运用品质管理的方法探知民众满意程度，以提供良好的服务。

2.实施原则。公共管理中，实施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必须遵守下列五项原则：

以客为尊：以民众满意为核心，民众又分内部民众和外部民众两部分，其中内部民众指参与政府机关各项设计、生产以及服务的相关部门或人员;外部民众指政府机关服务的普通大众。

全员参与：全面质量管理强调组织中的所有部门、所有人员均肩负着服务管理的责任，也享受产生高质量服务所带来的福利，这种伙伴关系(partnership)的建立，是实施全面服务管理的重要策略。

事实管理：组织随时搜集、处理与解读有效信息，以持续改善质量、满足民众需求。该信息包括内部工作表现和外部民众需求。

可持续改进：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政府机关内部的持续性

质量改进， 如设计、制造、服务过程及人员、制度的不断自我改进，第二部分为不断了解外部民众的需求情形，推出新的服务形式。

服务质量承诺：全面服务管理的推动，首重政府机关管理人员的认同、全力推动，营造追求质量气氛，使所有人员齐心一致，共同为提升服务质量努力。

三、我国公共管理中沟通与互动工作促进措施

为了提升行政服务质量及民众满意度，导入全面服务管理理念来消除不同互动所造成的落差，先提出以下几种做法。

1.追求精益求精的服务质量。一是政府机关必须有前瞻思维及动态导向的概念，要能掌握先机，以符应外界环境需求不断创新、求新求变。公共行政人员需秉持以民为尊的理念，适时且定期调查民众满意程度，并能搜集、掌握有效信息，以寻求改善。

二是建立良好的沟通模式，不只扩大参与，更能由上而下全员参与，借助内外部的有效沟通，更能了解民众的期望。建立PDCA“循环圈”等团体服务质量提升的方式，加强公共行政人员、对质量管理的重视，通过团队合作及讨论，不但可找出服务管理主要障碍并加以解决，也可以借此来减少认知上的差距。

三是行政服务质量的提升需要上层人员的认同、全力推动，且所有成员需齐心一致，共同为追求提升行政服务质量而努力。建立客观、公正评估者及被评估者所接受的衡量标准，在制定效标时，相关人员需全员参与。行政服务质量改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过程。服务管理的作法是强调可持续改进的历程，不断精益求精，以求达到最好质量。

2.建立行政服务运作的标准化流程。标准化流程是一项有益的工具，它可帮助公共行政人员思考一步一步的过程，并且提醒公共行政人员正确的步骤。建立行政服务工作标准化也即建立一个完整而周到的工作依据，对有经验者而言，可以做为自我管控的参照点，对新手而言，则可做为开展工作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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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公共管理而对着更为复杂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机理规律，加强分析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具有重人现实意义。本文章重点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管理当中的行政生态问题与公共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前沿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对公共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概括和展望。

【关键词】公共管理 中国 前沿问题 行政生态

人类具备鲜明的群体性特征，而群体的聚集最终产生凌驾于社会人众之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无论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的，或是以代表广大人民执行权力的，都应该纳入到一定的群体性协调当中，这种协调就是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包含了权力的施行模式、影响的范围、政策的拟定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探讨，就面临更多新的前沿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公共管理过程中主导者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广泛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在公共管理方而开展了富有意义的研究以及实践。这些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对于具备特质性的公共管理探究上仍然不够。

就一般状况上分析，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社会公共权力集合者实施管理的过程，因此，公共管理在社会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对象主要还是公共事务。而对不同性质的公共事务，则会产生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方式。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本质是逐渐产生变化的，具备了动态性，所以其呈现出的表现更为无限性。因此，社会公共事务的不断变化的状况对于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概念范畴等会产生更多的变化和影响，而这种共存关系当中，公共管理主体仍然还是整个公共管理理论和行为中的核心要素，也就是由谁来主导公共管理的各种行为，这方而存在三种研究情形。

（一）公共管理者多元并存的问题

如公共管理行为的实施者是政府，或者是公民其参与的层而的差异，或者是第三部门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主导行为当中，非政府性公共管理以及公民参与容易出现忽视政府主导性的状况，虽然在公共管理理论中也有多中心治理的观点，但是这一种研究并不能够忽视或者淡化政府在公共管理的主导性。

（二）公共管理者多元功能化

第二种状况是针对多元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一种结合的研究方向，即政府、民众参与以及非政府性的公共组织这三者的结合，认为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是政府、民众参与以及非政府性的公共组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新颖的公共管理体系。这种研究观点认为公共管理不能够和政府的管理划上等号，也不能够把多元卞体作为整个公共管理行为的绝对主导。这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行为应该是民众、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组织以及政府三者形成三个公共管理行为的卞体进行功能性分析，然后功能性分解之后，由其主导倾向划分出公共管理的模式类型。由政府进行主导的通常有中央集权的公共管理模式，也有民卞化或者社会化的管理模式。而另外一种则是非政府公共组织进行平等合作，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自卞化的方式，产生多个管理中心。

由此可见，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无论是集权式的还是民主式的，都属于一种从上到下的管理，和被管理方相互之间就是一种“父子关系”。而公民参与以及非政府组织则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从这种方向上看，公共管理的整体而貌更加清晰，整个框架也更贴合公共管理实施过程当中彼此的关系，并且梳理了政府管理、社会治理以及公共管理之间的概念范畴，整合了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的力量，整体脉络更为清晰。如果从客观的角度上看，这种研究模式主要还是希望走共同管理的模式，和实际的公共管理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公共管理的三元体系

第三种状况是提出了三元的公共管理体系。第一种就是国家机关对于社会实施的政府主导型的公共管理行为；第二种是非公共性的管理和行政结合之下的公共管理；第三种是非国家机关，也就是公共的社会组织所实施的公共管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行为最终在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当中得到统一，整合之后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公共管理行为。不过，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实际上不能够完全划上等号，更不是一种三等分的结构，其管理领域的边界是十分清晰的。第一种类型的公共管理行为是政府以及国家机关所实施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影响是整个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其具备多样性以及广泛性，在国家的范畴当中具备一定的权威性。第二种类型是从私人组织的公共管理当中放人而来，它本质上就是政府的组织以委托的形式，或者部分公共权力的让渡，让部分人型私人组织拥有部分的公共管理权力。最后一种类型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就是除了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之外的公共管理行为。这种管理有时是一种政府性的公共管理，有时是具备较为明显的私人性质，这两种不同性质互相之间交叠在这一种类型之中。

二、公共管理当中的行政生态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管理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因素，其发展的健康程度是公共管理理论以及实践层而所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如果把政府这个公共管理的主体作为一个完备的系统来看，那么政府自身是具备一定的生态的，这种生态从政府的行政行为当中产生，因此也可以称为一种行政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