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的核心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法治思维的核心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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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领导干部 法治思维 法治话语 能力

【作者单位】 宁波市外经贸委。

【中图分类号】 G7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3-0044-02

党的十报告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笔者认为，既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事的能力，也要提高领导干部多说“法治话语”的能力。让领导干部多说“法治话语”，这既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在领导语言上的具体体现。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法治语言是法治思维的载体，“法治话语”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脉相承。“法治话语”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缺失，凸显的是法治素质的堪忧和法治信仰的危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不少领导干部缺乏“法治思维”，缺乏“法治语言”的训练，自然对法治话语和法律语言有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提出是创新。这个创新，是在总结和发展基础上的创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是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十六大报告中继续强调了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到十八报告中，则提出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并且针对性地运用于“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四个基本方面。

从“法制观念”到“法治思维”，从“依法办事能力”到“运用法治思维能力”，其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由“法制”发展到“法治”，包含了民主、公平正义、权利保护等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是内涵创新。第二方面，由“观念”发展到“思维”，从思想理念进入到工作和能力思维，更具有针对性，更具有引领和指导意义，是工作、能力思维创新。第三方面，由一般性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发展增加了“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四个方面，是应用领域的创新。

所谓法治思维，就是以法治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标准的思维。所谓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就是用法治思维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要搞清楚法治思维，先要搞清楚法治思维对应的概念是什么。我认为，法治思维对应的概念有三：非法律的思维、人治思维和法制思维。

首先，非法律的思维。法治思维的关键词之一是法，是法律思维，而不是非法律的思维。这些非法律的思维，包括经济的思维、政治的思维、管理的思维、文化的思维、道德的思维，等等。这些思维，当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思维，但是，不是也不应当是唯一的或者排他性的思维。除了上述非法律的思维以外，我们还应当重视法的思维，想问题、做判断、行措施，还必须增加法的思维，以法为据，以法为尺。

其次，人治思维。法治，对应的是人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对应的是人治国家和人治政府。法治思维直接对应的就是人治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思维包含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即民主的基础、控权的核心、人权保护的目的、依法办事的规则，等等。

另外，法制思维。法制思维是依法为前提的严格依法办事的思维，而法治思维则有更加全面的内容和深刻的针对性，即法治不仅要“治民”，更要“治官”，规范、约束和监督公权力的运行是法治的核心，当然也是法治思维的核心。

法治思维主要包含了五个方面的思维内容，即合法性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公平正义思维、责任后果思维和治官治权思维等。

第一，合法性思维。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推动发展、深化改革，都应不断审视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包括行为的目的是否合法，行为的权限是否合法，行为的内容是否合法，行为的手段是否合法，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等等。合法性思维，是规则思维，也是制度思维。十报告提出，要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事管人管权，就是这种思维的表现。

第二，权利义务思维。法律是规定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就是权利义务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社会主体彼此之间，都是权利义务关系。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行政执法、人与人交往等，都要尊重保护权利，履行义务，承担法定职责。法治思维，必然包含权利与义务思维的内容。各级领导干部所作决策和所行措施，大多是针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这些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在法律上是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可以随意侵犯的客体。对他们权利的尊重、维护和保护，就是法治思维的表现，漠视、蔑视其权利，任意剥夺侵犯其权利，不是法治思维，而是典型的人治思维。另外，领导干部行使的权力是公权力，公权力的特点就是既是权利也是义务。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履行职责义务，不失职，不辱使命。一些领导干部在当地经济发展缺乏资金时，采用发文件强行让公务员集资的办法，就是在蔑视和践踏公务员的法律权利，是典型的没有法治思维的表现。

第三，公平正义思维。法治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精神和原则，法治思维自然要反映这种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如领导干部在重大决策时，程序性规则的约束往往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公众参与决策、决策的民主化，才是决策中的实质性约束。让公众有序参与决策，决策反映和体现公众利益和各方意见，这是公平正义在决策领域的体现。那种在决策工作中忽视公众意见和利益，刻意袒护个别利益群体的做法，就是缺乏公共行政的公平正义思维的表现。在行政执法中，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都不是法治思维，难以取信于民，也难以真正有效和长效。

第四，责任后果思维。法律不仅是行为规则，还有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法治不仅是行为之治，也是后果之治。法治思维也不仅仅是行为规则思维，不仅仅是判断思维和行为思维，更为重要的还有责任后果思维。因此，行为有后果，行为者要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这是法治思维的应有之义。对领导干部来讲，必须对其权力行使和职责履行行为承担责任后果，违法的行为要及时纠正，侵犯的权利要得到有效救济保护，造成损害损失的要依法给予赔偿，违法犯罪的要予以惩处。正所谓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失职必问责。

第五，治官治权思维。法治以制约和监督公权为核心，法治思维当然是以制约和监督公权为核心内容的思维。十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要求，无不体现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有着深刻的法治思维内涵。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治官治权思维，就是权力受制约和受监督的思维。因此，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有严格、规范行使权力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必须有接受制约和监督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胆大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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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概念与关系

法治思维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过程，是一种理性的思想活动。它可以用来进行情况把握、价值判断和统筹安排，既进行认知，又指导实践。法治思维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主要指运用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治理念分析问题、综合决策的逻辑思维活动，是官员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需要恪守的理性要求和逻辑准则。

思维指导实践，观念塑造行动。方式、方法是行为的类型化处理，法治方式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方式，是指落实法治理念、精神的实践活动和行为定势，特别体现在政治领域，是运用法律规则和法治理念进行政治统治、改革发展、社会治理、纠纷解决的一种特殊的执政行为方式。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本质上是一致和统一的，二者是内在和外在的关系。法治思维是法治方式的内在思想活动过程，进行分析、判断、统筹和决策，进一步外化为具体行为，成为法治方式。因此，法治思维指导法治方式，相对而言，法治思维更为根本。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确立，能使抽象的法治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准则，有助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具体工作中落实法治的要求和精神，有助于推进改革发展、社会稳定这些中心工作更好地开展，有助于法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生根发芽。

法治思维的内涵

法治思维的核心是理解法治的概念和价值。法治是法律的统治，法律规则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具有最高权威。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以权利、义务和责任为主要内容，采取允许、命令或者禁止的方式，以公开、明确、稳定的规则指引人们行为，用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正式准则。法治的目的在于遏制公权力的专断，用明确、稳定的规则加以束缚，进而提供一种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保障公民自主。这些基础性理念给法治思维活动提供了标准和要求。

第一，法治思维是合法性思维。这是法治思维最本质的特征。法治思维的首要标准在于拿到一件事情、处理一个问题、作出一项决定首先要依据合法性标准考量。合法性以形式上是否符合实定法的规定为标准。具体而言，它要求官员在执政施政时，首先考虑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触犯法律，没有犯法不做处理，触犯法律要严肃处理；进一步，官员在采取行为时要看自己的行为是否于法有据，该权力的行使是否有合法性来源，要采取的行为内容和程序是否合法；此外，官员在处理问题、作出决策、进行裁判时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于法有据，依法而行。

第二，法治思维是规则思维。法律由规则构成，法治是规则之治。因此，法治思维是典型的规则思维，要求围绕实存规则进行思维活动，而不是以其他诸如人的意愿、社会风俗、血缘关系等为标准。规则思维以明确的规则作为思维活动的标尺和思维运转的中轴，以公开、明确、普遍、稳定、不溯及既往的规则作为分析判断、筹划决策的依据，凡事讲规则、找出处。

第三，法治思维是以权利、义务、责任为分析框架的思维方式。法律规则以权利义务责任为主要内容，对某些行为进行允许、命令或者禁止。这是法律所特有的内容模式，依照法律判断对错就是将行为纳入这一思维框架进行分析，在判断、筹划和处理问题时，考虑自己和相对人之间，都各自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权利要受到保障和支持；各负担什么样的义务，义务要履行和实现；最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责任要落实。有人只指出了法治思维是权利思维，实际上并不完整。法律中权利、义务、责任不可偏颇：义务也很重要，没有义务的履行，权利无法实现；而没有责任的认定和追究，义务就是空谈，惩罚也没有依据。

第四，法治思维是程序思维。法律有特定的要求，有着比道德、宗教更加严格的机制性设置，特别体现在法律严苛的程序上。法律不仅仅要求实体正义，还要求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往往是由程序正义保障的；如果程序非正义，得到的结果往往也是非正义的。因此，法治思维也是程序思维，要求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根据法定程序的要求按部就班进行，每个步骤都必须避免程序瑕疵。

第五，法治思维是关于公正的思维活动。法律被看作是公平正义之术，历来被当做正义的代名词，法律的价值正在于其公正性。因此，缺乏这一维度，法律就是不完善的，甚至是虚假的恶法。公正思维包括形式上的公平和实质上的正义：一是自然正义，即程序的公平性，比如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官，类似情况类似处理、裁判应当公开等；二是消极的正义要求，比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未经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财产和自由等；三是一种实质的正义观，关乎实质平等，主要考虑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利者，给予一定实质性偏向，尽可能保证起点公平。

如何理解法治方式？

法治方式就是在合法性思维、规则思维、程序思维、权利义务责任思维和公正思维指导下具体的行为方式。法治方式多种多样，本质上是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行为的方式。法治方式一般遵循以下步骤：第一步，看权力的法律来源，有权了做，没有权的不做；其次看法定程序，按照法律程序一步一步履行；第三，看法定权限，有授权则行为，同时考虑授权的程度，能做的做，不能做的不做；第四，看法律风险，考虑行为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如何能合法地施行，或者合理地规避法律风险；第五，看法律后果，考察行为会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带来什么样的法律惩罚。最典型的法治方式包括决策过程中的合法性审查，行政过程中法定权利的保护、法定义务的履行和法定责任的追究，以及司法过程中严格依法进行裁判。

关键是，我们要明确什么不是法治方式。第一，人治的行为方式不是法治方式。人治是专断的、偏私的、有特权的和讲究关系的，而法治是确定的、公正的、刚正不阿的，要求相同情况类似处理，不因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不同，任何人违法都要惩罚，体现一种必然性和刚性。

第二，主要依照政策、批示、文件等进行政治治理的方式不是法治方式。法治主要靠公开、确定的规则作为行事的准则。国家和地方治理过程中的重大事项不能只靠政策、批示、会议纪要来推进，要把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内容依据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和国家意志来推进落实。

第三，单纯追求效率的行为方式不是法治方式。法治方式要求首先进行合法性审查，要于法有据、保障权利，不能因为追求效率和个人权威而忽略了法治背后的公平正义。单纯要求当机立断、立竿见影、彰显权威的运动式推进不是法治方式。将工作的要求固化为明确的规则，用法律的强制力保障其贯彻和效率才是法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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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法治思维是一种规则思维、程序思维，它以严守规则为基本要求，强调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不能触碰，凡事必须在既定的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法治思维的核心是权利义务观念，对于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而言，除了具有公民应有的权利义务观念，还要有法治的权力观，即权力的有限性与程序性，以及守护法律、维护宪法与法律权威的职责意识。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就是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指引下，增强法治观念、弘扬法治精神，带头尊崇和遵守宪法法律，自觉在法治轨道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由党员干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决定的。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的。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担负重要责任，对其他社会群体起着形象塑造和榜样引领作用。只有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具有坚守法治定力，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以上率下，才能形成良好的法治风尚，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这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深远意义。

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对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的展开和人民法治意识的提高，法治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只有适应新形势对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节经济社会关系、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实现改革于法有据，才能更好地规范发展行为、凝聚改革共识、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因此，必须把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意识和能力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直接决定着能否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直接决定着领导工作的有效性，也直接决定着能否建成法治中国。

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具有现实紧迫性。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不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水平不高。有的把法治建设喊在嘴上、贴在墙上，搞形式主义、口号化，就是没有抓在手上；有的存在特权思想和官本位意识，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是约束别人的，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说明，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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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的现代性、理性与法治

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参透到各个方面和领域，人们不仅用法律确认、维护、巩固原有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试图用法律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正是法的现代化的一个直接结果。"现代化是基于科学技术革命，整个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从制度到观念的总体变迁，是特定社会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法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法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葛洪义）法的现代性因素，也就是现代法律的特征，主要有：1、公开性。法律的内容、法律制定与实施的过程向社会公开；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独立的并由专门的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加以适用的规则体系，法律活动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3、普遍性。法律调整的是一般人的行为，其价值内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层次性或称道德性。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观念保持一致；5、确定性。法的内容，至少它的中心含义应该尽可能明确、无歧义；6、可诉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加以运用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法律机制必须成为由法律职业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则的秩序机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从而能够增加个人行动的可计算性；8、权威性。现代社会的法律就外在强制的效力而言在社会生活规范体系中应该具有最高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视、不可冒犯的最高权威。"上述八个法的现代性因素，概括起来说，就是理性化，或者说，法的现代性就是指法的理性化……一般认为法治化是现代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实际上也可以肯定，法的现代性就是法治的属性。"（葛洪义）

理性一词现在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它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则源于启蒙时代。狭义的启蒙通常是指从17世纪洛克开始，在18世纪的法国进入，到19世纪的康德黑格尔达到顶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弘扬理性，提倡科学，反对宗教，倡导确立世俗的人的崇高地位。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就是理性主义，而理性也成为现代的核心概念。关于理性，必须提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尔。笛卡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思想家，但他从"笛卡尔式怀疑"出发，在寻找作为哲学研究推理前提的公理的过程中，确立了人的理性思维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提出：绝对确实可靠的公理、原则在传统的经院哲学中找不到，从前辈流传下来的见解中找不到，感觉到的东西也不能提供公理，甚至数学证明也可以怀疑，因为许多人在数学问题上陷入错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无可怀疑的、确实的东西就是我怀疑或者我思维，怀疑的存在意味着怀疑者的存在，思维意味着存在一个思维着的东西，由此，他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人的理性思维的至高性。我们知道，法治作为一种实践，是西方近代社会经济政治革命的产物；作为一种信仰，是西方知识论文化背景的产物；作为一种理论，则主要是理性主义的结晶，因此，法治正是法律意义上的理性统治，正如韦伯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理性化和解除魔咒的过程一样，法的现代性其核心在于理性，而法治正是理性的特定产物。

然而，正是理性的崇高地位导致了现代社会深刻的人文矛盾。用理性解释一切、评价一切、规范一切的结果，是建立起来了一个以理性为中心、科学为基础的权力与知识体系，它在带来工业文明辉煌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思想的严重封闭，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焦虑、分裂，导致了对现代的痛苦反思--学术界称其为"现代性危机"--并催生了以"粉碎理性"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在

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一种抽象的事物观。而对这一切的质疑便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思维特征看，"后现代思维涉及反思--发现差异的地位，考察非决定性的铭文，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的消解"。

消解法治，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潮的逻辑必然。众所周知，根据我们习惯的划分方式，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理论，概括地说，可以分为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和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两大类。在所有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中，法律都已经被价值化，即从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理性与非理性等二元对立结构中，选定前项为立足点和价值根据以设定并努力建构一个理想的法律图式；分析实证主义法律理论则竭力否定价值判断，猛烈批评形而上学的二元结构模式。但是，法律思维中无论是经验归纳的方式还是理性演绎的方法，都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也就是都必须为法律寻求一个合法性根据，因此，法律和法治都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支点，以使法律和司法具有合法性根据。也就是说，现代法治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而后现代思潮所要否定的正是这一点。对于后现代法律理论来说，法律并不存在一套可以被理性所认识的确定的内容和使其正当化的根据，所以，法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本质化的规定性。将法律建立在某种确定的根据基础上以使其正当化，不过是现论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连同作为其知识背景的宏大叙事都是一种神话。

在后现代法律理论中，批判法学对现实法律制度的抨击极具代表性。批判法学又称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兴起于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其基本观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法律推理的非确定性。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都是不确定的，某一案件适用什么法律规则，确认哪些事实，完全是法官和陪审团的主观选择，没有客观性。法律推理并不具有不同于政治的特殊模式，而是穿着不同外衣的政治。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基本矛盾；第二，法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并非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中性的那样，法律使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和观念合法、正当化，把有政治倾向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东西打扮成中性的、有利于全社会的；第三，法不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必然产物，而是阶级统治的偶然产物。法是政治的，是不同社会力量、阶级和个人之间相互斗争的产物，完全没有必然性可言。批判法学重要代表昂格尔认为，现代性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其内在矛盾的体现。法律秩序、法治是现代性的观念反映，是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而这个矛盾是传统政治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无法克服的，显然，昂格尔借此将现代法治从思想根基上瓦解了。

总之，后现代思潮隐含着突破、破坏、解构法律的合法性根据的基本理论倾向，其结果无非就是彻底动摇启蒙时期以来形成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结构。后现代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法治神话的破灭，后现代思潮对法治的颠覆使本来就缺乏法治基础的我国法治建设雪上加霜。我们需要更多更深的理论阐释与文化积淀，以夯实法治基础，却在后现代思维中发现我们寄予厚望的法治理念乃是一个行将破灭的幻想，这岂不令人沮丧？正如蓦然发现正在审理一件复杂案件的法官其实对法律一窍不通一样，那种被审判权威迷惑的心绪将会出奇失落。

三、"现代"情结对法治的阻碍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对

归"下的"四海为家"将使中国法治更具包容性。而倘如此，消解法治的后现代思潮与民族情结将应验荷尔德林的名言--"危险孕育拯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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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普法教育 公民意识 法律信仰 法律思维

普法教育作为我国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至今已经持续开展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普法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空前提升，各项依法治理工作稳步推进。”但是，普法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管理方式不断变革的新形势，普法教育在各方面亟待创新。未来的普法教育，有必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普法教育的理念，进一步提高普法教育的实效性。

一、普法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公民意识

普法教育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我们普法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让老百姓知道我国有多少部法律，把法律知识灌给老百姓吗？还是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有哪些基本权利？这些以追求表面内容为主的普法教育都是肤浅的，不符合现代法治本质要求的。那么我们的普法教育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普法教育不是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刑事诉讼法》《婚姻法》又一次被修改，而是让人们明白修改这些法律真正意味着什么；也不仅仅是让老百姓了解诉讼法的具体操作程序，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程序优先在法治进程中意味着什么。所以，笔者认为我国未来普法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主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其相应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和社会价值取向。”公民意识涵盖了法治意识，是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我国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依靠完善的法律体系，还需要公民自觉地遵守和维护现有法律。这里所说公民意识，不是泛指公民的意识，而是特指具有宪法理念和法律精神的意识，他既包括公民对自己和他人权利的认知，也包括对尊严和价值的认知，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一个国家要进入法治化状态，不仅要以体现正义的良法为基础，而且要以理解法的精神的公民为社会基础。”在未来普法教育过程中积极培养公民意识，能够积极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实现。

二、普法教育的重点是实现法律的内化，确立法律信仰

英国著名法学家哈特把人们对法律的态度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外在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法律的态度是内心并没有真正接受法律而只是观察法律，他们将法律的要求视为一种外在的强迫，出于无奈而接受；另一种是内在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法律的态度是从内心接受并且以法律为其指导，他们将法律的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并以法律的要求作为评价自己行为的标准。哈特的这种区分给我们研究普法教育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法律信仰是人们基于对法律的认识而形成的对法律深信不疑和确信服从的一种价值取向，是人们在对法律认识和对法律功能评判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对法律规则与法律功能的确信状态。”纵观我们二十多年的普法教育，更多注重普及的是法律的具体内容，局限于使人们知法和懂法的状态。大多数状态下法律并没有被内化，而成为对法律规则持外在观点的人，是出于无奈而接受法律，从内心抵触、规避法律。笔者认为我国的普法教育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让人民群众知道法律、懂法律的第一步任务，下一步普法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实现法律的社会内化，着眼于使人们从对待法律规则的外在观点向内在观点转化。也就是说，使法律规则成为人们“心中的法”，使法律规则被人们从内心真心接受，并且将法律的要求内化为自觉地行动。具体来说我国今后的普法教育要从普及法律知识向弘扬法治理念与法律精神转变，要将法治的理念和法律的精神向国人普及，让人们理解现代法治的真正内涵，进而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

三、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是普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法律思维方式作为思维方式的一种，它与其他思维方式相比有许多独特的特点。“法律思维方式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根本价值取向，重在维护权利、制约权力、契约自由、保障人权，反对义务本位、官本位。”“如果说，政治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利与弊的权衡，经济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道德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善与恶的评价，那么，法律思维方式的重心则在于合法性的分析。”法律思维作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按照法律的逻辑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思维方式必然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普法教育，社会正向法治化迈进，国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人们对法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普法教育的重点也由注重具体知识传授转向宣传法治理念。这种转变恰恰与法律思维的价值取向相吻合，社会中普遍的法律思维方式的养成需要长时间的法制教育，法律思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法治社会的坚实基础，在未来普法教育中注重公民法律思维方式的培育是必然的趋势。

总之，我国的普法教育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未来的普法教育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今后一个时期，普法教育必须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积极开拓新路径，以创新的精神、创新的思维来部署落实，努力开创普法教育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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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连峰. 公民意识——中国法治的保障. 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8）.

[4]纪智媛. 论法律的信仰，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11）.

篇(6)

当前，黔南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实施好开放型后发赶超、创新型驱动、“一圈两翼”区域发展“三大战略”，推动黔南后发赶超、同步小康，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和善作善成的作风，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重要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州，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法治保障。

在牢牢把握正确方向上下功夫。依法治州朝着什么方向推进，是根本原则问题。如果方向错了，就会误入歧途。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不为噪音杂音所扰，不为错误思潮所惑，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牢牢把握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切实做到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在着力完善法制建设上下功夫。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州的立法作用，突出黔南实际，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健全立法程序，创新立法方法，修改完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加强重点领域地方立法，制订修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保障人民生活、推进文化繁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领域的法规规章，杜绝部门利益法制化。

在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上下功夫。各级政府是行政执法主体。以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为着力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行政执法权力清单制度，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推进依法决策，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推进政务公开，推进城市管理、食品卫生等领域综合执法，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在维护社会公正上下功夫。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逐步建立一套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转的司法体制。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牢固树立司法权威，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筑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高度重视涉及教育、医疗、就业、社保、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执法和案件审理，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篇(7)

一、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更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创新。我们要勇于把自己的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但观念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容易停顿、反复甚至逆转，因此，我们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式和有效载体，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来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制度空白、制度缺陷和制度冲突，真正把科学发展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内。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要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对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党的十提出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触点很多、燃点较低、处理不易。一些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意识、能力和责任感不强，容易导致处理失当、矛盾激化，甚至演化成大规模的。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只有把法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把切实保护每个公民的每一项合法权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党，关键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党的意志和路线方针政策规范化、程序化、法律化，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是我们党有效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

二、依法治国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法治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从法治原理来讲，恪守法治与深化改革总体上是统一的、一致的，但在某些方面也会有不统一、不一致的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搞的“先行先试”的试验性改革，一些敢闯法律和政策“”的探索性改革，一些涉及合法性的改革尝试，必然会挑战既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权威，出现所谓“良性违法”等改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凝聚改革共识。一方面，全社会应当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尽可能达成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和怎样改革的共识，从而为深化改革、突破改革难关提供充分的民意支持和合理性前提；另一方面，全社会与立法机关以及立法机关内部应当努力达成改革共识，减少改革“个识”和反对意见，及时通过法定程序推进相关法律的立改废，从而为深化改革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与合法性保障。

更加重视发挥法治的引导功能和教化作用。法律作为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功能。法治包含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秩序、人权、尊严、和谐、文明等基本价值，包含人民、宪法法律至上、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等基本原则，包含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基本要求。融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的上述价值、原则和要求，通过依法治国和法治的全面实施，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人们中国改革的性质、方向、原则、目标、底线、边界、方式等等，提示人们在改革过程中哪些合法权益应当去依法争取，哪些法定义务和责任应当自觉去承担，哪些非法行为和方式应当避免，进而为凝聚改革共识提供指引、提出要求。尤其是，平等、公正、财产、利益、权利等概念，在法律上大都有明确的含义和具体的内容，在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过程中，人们表达或主张这些概念的相关诉求时，可以也应当遵从法治的指引，符合法律的规定，作出法律上的预测和评估，在法治的框架下求大同、存小异，努力达成改革共识，依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更加注重培养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求我们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切实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努力培养并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执政能力，努力掌握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执政本领。尤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培养法治能力，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通过法治程序去凝聚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三、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途径

法治精神是中国梦实现的内在动力。

法治中国梦包含善法之治、良法之治。法治中国梦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必须充分表达民意。全面反映社会公众意志，以人民的共同理想及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律，能使人们认识到法律是“自己的法律”，从而产生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

法治中国梦包含法律至上的观念。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营造良好的法治大环境是实现法治中国梦的基础。只有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严格规范和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力，让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贯穿于法治建设的每个环节，才能让法治观念得以确立，提升人民对法的尊敬与信赖。

法治中国梦包含权利意识的唤醒。法律要被人们信仰，从其规则到其本质都必须契合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人文关怀，科学公正地体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平衡。法治中国梦应当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权利作为一种文化，用权利文化来滋养我们的制度。当规则由外在的影响转化为内心的体验，逐渐形成一种法律意识和法律情感，当法治情怀、权利意识逐渐渗透到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稳定的生活方式，当人们真正认识到法律赋予的权利，认同法律创设的义务，法治便不再是梦想，而切实成为保障“人民共享人生出彩机会”的基石。

法治原则是中国梦实现的坚实基础。

法治中国梦要求法律限制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出现是个人权利实践关系的必然结果。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式因其自身局限，又容易出现利益关系上的异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公共权力成为一种“宪法权力”，保证国家的一切公共权力都源于法律，并最终受制于法律，是人类政治实践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必然结果，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法治中国梦要求法律保护公民权利。西方有一句著名的法谚——对待公民自由领域和权利领域，“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法律的真谛在于保障人权。缺乏对私权的保护会导致权力本身的上位，社会等级的划分，以及人们对于能够攫取利益的权力的追逐。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给国家权力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让公民的权利在法律的充分保护下避免公权力的侵扰，是法治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完善法制是中国梦实现的稳固保障。

法治中国梦追求立法统一。立法统一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要求。我国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法规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有权机关的成文法律解释。如此复杂的法律系统难免会发生不统一的情况。法治社会的法律应当是一个形式科学、结构严谨、和谐统一、完善且完备的体系。构建这一体系的关键在于切实保障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对立法冲突加以制度化地整合，及时进行法律清理工作，切实地发挥宪法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内的最高协调作用，从而实现法律在规范层面的统一。

法治中国梦追求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司法权只能由国家专门司法机关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行使司法权；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能够独立作出判断，既不受诉讼当事人意见的支配，也不受政府权力和公众舆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