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社区治理 治理理论 善治

一、社区治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做出了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概念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治理理论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强调管理是一种有效互动的合作过程，认为公民社会也是合法权力的来源，同时，治理也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形式。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制的解体，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政府主导下的传统社区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社区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社区治理应运而生。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使得国内外学者纷纷将希望寄于治理理论，而建立在国家和市场基础上的有效的治理--善治--是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不足的有效手段。善治是一种最好的治理方式，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因此社区治理的现实意义即是走向善治，实现合作共治。

二、D市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证研究

1.调查方法

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电话采访和走访民政局相关部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社会组织管理科、社区管理办公室）、查阅D市政府信息公开的政策文件和在典型社区（二女桥社区、望海社区、新坝社区）发放调查问卷（对象为社区居民，纸质调查问卷60份，电子调查问卷40份，回收问卷94份，其中有效问卷92份）等形式对D城市社区整体情况和典型社区进行统计分析和实地调查。

2.调查背景及概况

近年来，D市以“组织和谐、文化和谐、利益和谐、人际和谐、环境和谐”为根本出发点，以创建“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为目标，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扎实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截止2013年5月，D市全市辖14个镇，368个村委会（其中含75个农居），42个居委会，总人口115.23万人，总面积234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61.6万亩。目前，市区现有5个街道、22个社区，常住人口21万人，市区建成区面积26平方公里。先后创建省级文明社区2个、和谐社区3个、民主法治示范社区10个、绿色社区3个，地市级社区建设示范社区17个。《D市“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到2013年，D城市社区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社区管理新体制，农村社区达标率达80%；到2015年，农村社区“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达标率达100%。2013年D城市社区已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社区管理新体制，农村社区达标率达82%，已达《办法》规定水平。

3.问题及原因分析

D市城市社区在组织架构、规章制度、人事管理安排、公共服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果，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社区管理的标准，但社区治理还未在这个长江以北县级市中唯一的中等城市里深入人心，与已在全国很多城市得到良好实行的成熟社区治理机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社区治理主体单一。在D市城市社区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区问题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而社区治理的主体仍然停留在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政府全能型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改变，政府部门对于社区方面还没有实质性的放权，只是交给社区居委会来承担社区管理的相关工作，忽视了社区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D目前在民政局登记备案的社区民间组织有30余个，而实际上这些民间组织与社区的联系仍然是停留在书面层面，实际操作意义上能够真正起到社区治理主体作用的社区民间组织少之又少。社区居民也因为“熟人社会”的逐步瓦解而很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不高。缺少了社区居民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团体的力量，便缺少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公共利益不可能在这样的模式中最大化。

篇(2)

>>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伦理功能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治理功能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治理传播 南京地区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中的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治理中的问责研究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与职能 组织战略的财务管理在绩效管理中的功能性研究分析 提升非政府组织公信力的必要性分析 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 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浅析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助中的参与 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的角色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益供给中的弱动力问题分析 非政府组织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角色分析 社会组织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功能及路径分析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社会治理中探究 城市社区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的崛起 研究分析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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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城市社区建设；社会组织；角色定位；国家与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1002-7408（2014）03-0044-03

引言

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参与，逐步实现社区自治，由此拉开了我国社区建设的序幕。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和“万能市场”失灵的背景下提出的，其重要使命就是重新对社会进行整合。2001年7月，民政部下发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示范活动指导纲要》，决定从2001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一些基础比较好的大中城市和市辖区作为示范单位，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区建设示范活动，意味着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开始步入正轨。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变化历程是与社区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认为，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而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却是90年代末的事情。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也开始根据自身需求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各类社区社会组织。[1]在近十年的时间内，城市社区建设从提出到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再到逐渐成为我国城市转型的基础性工程，一直在飞速发展。在这段不长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先后对城市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和模式等等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及如何促进其功能的发挥，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互动与建构：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

美国心理学家雅各布·莫雷诺认为，社会组织也是一种角色。而任何组织之所以能够生成与发展，都因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角色期待。进一步说，社会组织的角色最终是由处于各种不同地位和期望的社会网络所构成。[2]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功能发挥不但在宏观上取决于其在社会大系统中所处的结构关系，也在微观上受到其同属一个系统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的影响，这种关系往往具体体现为其他系统主体对于社会组织的角色认识以及社会组织对于这种认识的角色领悟，这种认识和领悟统称为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说，在社会组织介入转型期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大系统下的其他行为主体（主要为政府以及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在互动关系中，形成了一定的角色定位，通过不同层面对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功能的发挥施加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之所以选择角色定位而不是传统的系统结构作为功能分析的视角，是因为角色定位的视角更有助于把握社会组织的内涵，正如文军所言：“因为这一路径既能够有效地拓展社会组织的研究范畴，深化社会组织的研究内涵，也可以从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和角色实践的关系来深入检讨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及其出路。”[3]

前文谈到，社会组织的发展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在时间上基本同时，是两条相互影响的脉络。而在这个发展的脉络之中，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与同处社会大系统之中的两个最重要主体——国家以及社会（社区）产生互动，这种互动渐渐地促使了社会组织这一新兴事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并且渐渐地形成了国家以及社会（在本文的语境下更多的体现为社区及其居民）对于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作为中国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存在，同时也是在社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4]而社会则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大背景，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存在的“天然土壤”，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主体。

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分析，社会组织在转型期的城市社区建设中，主要担负了三种不同的角色，继而发挥着相应的社区建设功能，而这三种不同的角色则是在与国家及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步演变而成的。首先，社会组织在组织形式上不同于市场上的经济组织以及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机构，其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这一极，是比较典型的“私人领域”，在城市社区的范围之内，社会组织是政府管理乃至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和客体，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目前社会组织已经融入了社区，成为了与社区事务息息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城市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非国家权力性的组织，也是参与国家社区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主体之一，通过参与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的各项进程，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地位主要是管理而不是被管理，其与政府以及社区居民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体，共同构成了多元的社区建设结构；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组织又是独立于国家与社会（本文主要指城市社区）之外的第三方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社会的立场上与政府形成某种制约关系， 同时也发挥协调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的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的角色及政府与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历程，社会组织从政府的完全附属者逐步向相对独立的主体方向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将走向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对立面）。

二、作为城市社区建设客体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首先是社会的一部分，与作为国家的政府相比，是后者的管理对象，从而也是社区建设的客体对象之一。从作为社区建设的客体的角度来讲，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作为社区建设的一个目标而存在，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其不可避免的受到国家的管理以及一定建设行为的施与，同时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功能。这些功能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也是自身成长的某种体现。伴随着转型期的社会发展，我国的社会组织也经历了显著的成长，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比上年增长4.1%，其中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注册个数比2001年分别增长85%、132%；基金会由无到有，2009年底已有1843家。社会组织社会动员能力和自身影响力显著增强，2009年，全国接收各类社会捐赠款物达到332.78亿元，2008年统计志愿者规模接近一亿人。

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客体之一的社会组织，其参与社会建设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自身组织的壮大和发展而实现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一是增强了社区基层的凝聚力；二是扩展了社会的自我动员能力；三是弥补了国家在社区层面权力让渡所造成的空白。这三个功能是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所承担的一些本体，需要注意的是，在发挥这些本体时，社会组织需要接受国家（政府）的管理，才能保证其自身的有序发展和功能的良好发挥。

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增强了社区层面的社会凝聚力，有效地维护了社区的稳定和团结。[5]增强社区凝聚力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对社区公共意识的培育，而社会组织对于实现社区公共意识的培育路径起到了相当大的承载作用。第一，社会组织的壮大，完善了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需要的社区公共意识；第二，社会组织之间交流以及联系的紧密，有助于其分担政府的事务性工作，完善其在社区建设中的各项功能；第三，社会组织之间利益的整合，有助于培育新型的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的社区公共意识，并最终服务于城市社区建设。[6]

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增强了社会资源的自我募集能力，有效地减轻了政府负担，为社区建设的人力物力投入提供了保障。作为区别于政府以及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的存在，社会组织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上述两者不能或者不愿提供的公共服务，而社会组织的壮大则使得支撑公共服务的资源变得常态化和多元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公共服务的有序提供。

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弥补了国家在社区层面权力让渡带来的权力真空状态，行使了一定的政府职能，扩大了社区建设的参与力量。社会学一直有观点认为，在正式组织缺失（国家）的情况下，社会可以自主发展出不同类型的非正式组织（社会组织）来履行正式组织的功能，[7]作为社会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组织形态，社会组织当然也不例外，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社会组织不但能够弥补一些政府的不足，实现一定的民间治理，形成民间秩序，促进公众之间的和谐相处，而且能够充当社区的保护者，通过各种手段有效地缓和因营利性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利益扩张所引发的一些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8]

三、作为城市社区建设主体的社会组织

一般而言，社区建设的两大主要内容分别为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两者联系紧密，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作为城市建设主体之一的社会组织，其参与社会建设的主要形式也无外乎以下两种：一是扩展社区服务，丰富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参与社区管理，推进社区建设。最早提出社区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社区“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9]因此，社区不只是一个区域概念，而且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空间呈现。这种共同生活体现为个人和家庭所必需的但是仅靠个人和家庭无法提供的生活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基础性生活条件，如良好的社会秩序、清洁的周围环境、健全的基础设施等；第二，基本的社会交往和交流，包括聚会、娱乐、表达、商业交往等等；第三，便利的公共服务，包括健康服务、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就业培训和咨询等；第四，社区福利，包括社区救助、邻里互助、社区慈善等；第五，社区归属和认同。[10]而社区建设则意味着上述共同生活需求的合理性满足，这种满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二是提升社区服务水平。这恰恰是对于社区管理以及公共服务的一种回应。

尽管就目前中国的社区发展水平而言，政府还是最主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提供者，但是政府并不是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单一主体，其提供者应该是多元主体性的，[11]其中社会组织就是多元主体中最为重要的一员，无论在提供公共服务还是在参与社会管理领域都贡献出了自身的一份力量。在2012年3月召开的全国第十三次民政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政府事务性管理工作可适当交给社会组织，更是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事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同时，当前在中国，社区服务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面向全体居民的社区服务与面向居民殊群体的服务，[12]而政府的服务范围往往面向的是全体居民，这就为社会组织服务介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逐渐推动形成了一个主体多元化、职能专业化、参与大众化的社区建设框架。它的诞生，改变了社区建设只有社区居委会一个主体的旧面貌。多元化主体间既有分工，也有合作，更重要的是各类社会组织带来了社区建设的专业化。社会组织能够组织专业化的人才提供专业化的社区服务，包括公共服务、社会慈善服务、社会工作服务，而这些专业服务往往通过政府的购买形式得以实现；[10]同时尽管政府的社区建设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也需要专业人才来管理和经营，但是专业化的建设并没有排斥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大量扎根于社区的社会组织更是推动了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

四、作为公共领域①的社会组织

按照哈贝马斯的描述，公共领域是指作为与私人领域（市场经济）以及公共权力领域（政治国家）相对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以及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13]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组织，其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在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崛起，而不仅仅是充当媒介，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从更深层次上践行了社区建设的最终目的。王颖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的重要组织方式，社区层面的公民社会的崛起主要体现为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在这之中，上下结合的两种力量推动了这种表现：一方面，集权力、信息和资源于一身的政府主动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第一推动力”；另一方面，草根社区涌现出一定的追求自治的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现行政治和管理体制形成强有力的冲击。而实际上，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才是承担公民社会崛起任务的最重要组织实体，从这个角色出发，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的更深层次的替代国家（政府）的功能，是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崛起，而不仅仅是前面所描述的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以及承担相应的社会管理。

对于中国公共领域下的社区建设研究，王敬尧采用了“参与式治理”的概念，认为社区建设中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形成了“合作互动”。[14]这种“参与式治理”不但在一定的程度上扩展了社区的自由和权力，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增强了社会自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更多的体现于社会组织，并由之行使。需要指出的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的关系构建中，最根本的是二者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建立有机统一、互动的正和博弈关系。[15]所以，社会组织作为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其填补国家主动让渡的权力空白，为社区建设服务，并且逐步推进公民社会的崛起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与国家分庭抗礼的第三种力量，而是要基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找到自己合适的角色定位，促进两者不断地统一协调、良性发展。[16]

五、总结与讨论

总体而言，角色定位的准确与否对于社会组织的功能影响极为显著，这个问题看似老生常谈，却又真切地触及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问题本质。学界针对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在近十几年的并行发展之中，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中的角色定位日渐清晰和明确，其功能优势也日趋显现，但是该问题却依然存在。例如国家对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往往体现于法定分类管理方式以及相关的政策文件之中；与国家的角色定位不同的是，社区（尤其是社区居民）对于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往往体现于各种新媒体，以及某些特定的社区建设行动逻辑之中，这种正式与非正式定位方式带来的解读困难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一定的定位失准。同时，不尽明晰的角色定位带来了中国社会组织“虽然数量巨大，但是没有构成一个整体的第三部门，它们像一盘散沙，支离破碎地散落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17]因此，如何进一步明晰社会组织在各项社会事务中的角色定位，必将是未来社会组织工作的展开方向。

尽管对于社会组织的未来功能的发挥，我们持肯定以及乐观态度，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无论社会组织的功能如何发挥，都不能脱离上述的三个角色定位而存在，作为社区建设的客体之一，社会组织必须摆正其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即必须处于政府的领导与管理之下，而不是与政府平起平坐甚至谋求高于政府的地位；作为社区建设的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必须扎根于社区，利用政府的“放权”空间，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性优势，以服务社区建设为己任；作为公共领域，社会组织必须明确自身独立于国家以及市场之外的定位，在社区建设领域发挥功能，为公民社会的崛起做出贡献。

在社区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全国各地纷纷开始了各种新式的社会组织创新活动，如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建设等等，这些经验为我们更为明晰地理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有效扩展城市社区建设（乃至整个社会建设事业）中社会组织的功能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注 释：

①尽管公共领域是西方学术语境的一个概念，能否引入中国

开展研究还有争论，但在我国可以借鉴用于作为“公共事

务参与空间”的含义来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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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运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及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基于政府购买视角，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概念及其理念为逻辑起点，阐述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模式，探析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相关路径。研究发现，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健全购买法规制度、重视购买承接方独立性、创建多元化筹资渠道、明晰购买“委托－”方式、构建科学合理的购买绩效评估体系和引入购买与实施问责机制等路径，能切实有效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研究旨在为丰富社区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及数量、创新社区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整体质量而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

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育产品;质量提升;路径

自21世纪初我国公共服务改革序幕拉开以来，历经十几年的建设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回溯研究与改革成果不难发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及其质量提升已成为近年来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及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作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有关其服务质量提升的路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化软实力建设［1］、现代信息化建设［2］和新公共管理［3］等视角。基于政府购买视角来系统探索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提升路径的研究仍较为鲜见。因此，通过政府有效购买，不断丰富社区体育服务内容，增加体育产品数量，革新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及模式，将对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整体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理念

2013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需要政府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元主体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更快捷、更优质、更高效的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应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通过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交由条件成熟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向其支付相关的费用。政府购买服务是为了履行服务公众的职责，满足人民公共利益，通过财政向社会服务机构支付费用，并以合同方式约束政府与社会服务机构的利益实现，建立一种“政府出资、定向购买、契约管理、评估兑现”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4］。不难理解，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来实现简政放权、转变行政职能的同时，政府身份也由此而发生转变，即从原来的生产者转变为现在的决策者和监督者，从而使得政府从繁重的责任中脱离出来。

随着近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城市社区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如何有效地提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满足城市社区居民对体育的需求是如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政府购买体育公共产品来满足国民体育需要，其本身对激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正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的有效方式［5］。有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理念的研究认为，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和邀标等形式，将公共服务供给转交给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机构来完成，而不是政府本身来执行，其最终目的是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及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改善社会治理的结构，满足公众的多元化及个性化需求［6］。鉴于此，本研究以新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结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念，认为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应抓住以下五个关键点:第一，“政府为什么要购买”，即明确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原始初衷和需达成的目标;第二，“政府购买什么”，即通过深刻领会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属性，决定政府应该购买哪些体育公共产品;第三，“政府向谁购买”，即政府应该向什么样的组织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才属于合理合法行为;第四，“政府怎么购买”，即解决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程序机制问题;第五，“政府购买的价值实现”，即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社会价值体现及公众反馈意见。

2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模式

通过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概括为两种方式: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非竞争性购买又包括两种模式:体制内吸模式以及体制外非正式的按需购买模式。鉴于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也应采取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相结合的模式。竞争性购买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与承接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承接方通过设计体育产品生产与供给方案，与同行参与政府购买竞标，实施体育产品供给，并与同行展开竞争，达到共同参与并提高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能的一种行为。因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不仅可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运作效率的提高，而且在较低成本的基础上引入承接方来实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最大化。而非竞争性购买意味着购买是通过、委托等方式完成购买体育公共产品的一种行为。体制内吸模式是指政府因各种因素受限，委托承接方行使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的运作方式，其具体事务主要包括政府出资支持在社区建立各类体育社团与协会，向社区公众广泛公开招聘各类全民健身事业技术人员，该模式的优势在于政府易掌握并控制资金，在社会上进行招聘，政府直接“给”承接方项目而非公开招投标［7］。体制外非正式的按需购买模式在形式上更自由随意，购买的量也较小，并且购买主体双方有着较深的了解以及合作的需要。

3政府购买有效提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的路径分析

3．1建立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法规制度政府应当创建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法规制度，对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计划及实施过程予以规范化，因为健全的法规制度能够为整个购买过程提供制度保障，使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相关活动在一定的法规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地运作［8］。财政制度问题是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需要明确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内容的财政预算范围，规定管理财政制度。实践中，非竞争性购买是当前我国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所采用的常规模式，招投标制度尚未规范化。另外，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行为由财政部门领导，体育管理部门具体操作。鉴于此，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需建立健全严谨的招投标制度，以此来明确竞标的主体资格和竞标流程安排，从而切实提高政府购买社区体育公共产品的效率。除此以外，就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定向购买模式而言，其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与实施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方式易出现暗箱操作、滋生腐败、弄虚作假等负面现象，不利于购买服务过程中的公平竞争，会带来不客观，不公开、不公正等消极影响。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来提升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良好形象。

3．2重视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过程中承接方的独立性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一种合同契约活动，承接方的独立性是契约关系维持的基本条件。承接方的独立性是政府与公共服务购买承接方在法律上拥有平等关系的主要特征，只有承认并保护好这种独立性，承接方在管理和组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时才具有真正的自，政府组织不能干预，不存在所谓的业务指导［9］。在具体购买过程中，承接方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一旦失去独立性，承接方就会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的购买行为仅仅是在表面上把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交给了承接方，而在实际管理与操作上政府依旧主导着权力，政府购买再次演变成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内部行为，进而导致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提高，而且还极可能产生腐败行为。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发达国家，公民社会发展较为成熟，承接方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如在瑞典，体育联合会是体育事务的真正管理领导机构，理事会成员由民主投票选举产生。通过竞选产生理事会的12名执行委员，再由12名执行委员投票选出理事会的主席。体育联合会发挥桥梁作用，在宣传、财政、实施等方面与政府进行沟通合作，有权利决定提供某项公共体育服务［10］。因此，承接方在供给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过程中必须具备独立性，才有利于承接方自身的长远发展，也利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公平有效地提供。

3．3创建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多元化筹资渠道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广泛有效供给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如仅靠政府的全额拨款，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11］。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实践中，承接方长期受体制的束缚，其自身的融资能力非常有限，活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的直接拨款。新时期，如果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全部依靠政府拨款，不仅背离现实发展要求，而且不利于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我国现阶段需要加强公共服务项目收费和慈善捐助收入等建设力度，对公众进行广泛宣传，让公众接受并认同“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部门体育产品可采取合理收费的方式，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并尊重公众享有体育产品的自，满足公众多元化体育需求。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较为缓慢，体育慈善基金更是寥寥无几［12］。针对以上困境，政府和媒体应该大力宣传体育慈善事业的重要性，推动我国体育慈善事业的高速发展，努力创建政府拨款、服务收费和慈善捐赠等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3．4明晰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委托－”方式按照“委托－”理论，委托与之间之所以能产生合同关系，是因为机构拥有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行使委托方的职能。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实践中，政府发现自身生产并供给体育产品的一些专业技能和资源较为缺乏，且培训这些专业技能及获取相关资源的成本远超过通过合同向方购买的成本，因而可通过合同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相应的专业技能和资源。实现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委托－”方式的前提是合同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信誉良好及目标一致等基础之上［13］。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委托－”关系中，政府和承接方都是重要主体，其行为与目标均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承接方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回报呈正相关，而政府只关心供给服务的结果，属于结果导向型。政府的收益直接取决于承接方付出的努力，而承接方的收益就是政府支付相应的报酬。不难看出，由于政府与承接方的价值导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承接方利用政府赋予的决策权来获取其自身单方面利益，随即产生承接方越权、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实施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事务之前，政府与承接方之间应明晰“委托－”方式，建立正当契约关系，并以此来协调两者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公众满意度。

3．5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针对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是评价公共服务效果的有效手段，健全完整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是评估购买费用支出是否合理及购买价值实现情况的重要依据。政府在与承接方签订合同时，应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进行清晰的定性与定量说明，并在服务结束时严格按照合同的考核标准进行评估验收。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必须认真研究并合理设置评价体系的各要素，如评价目标要求清晰明确，评价内容科学合理，评价流程具有可操作性，等等;第二，评价主体的选择不仅要重视政府部门的评价，而且还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注重享受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居民的评价，以确保评价过程及结果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第三，拟定明确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评价标准，评价标准的各项指标权重配比必须经过科学计算;第四，评价结果要向社会公示公开，及时听取社会公众的反馈意见，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反馈，达到以评促改和以评促建的目的。然而，当前我国有关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研究较少。鉴于此，政府应针对此类问题召开多轮研讨会，加强社会调研，充分发挥专家学者智囊团的作用，研制科学有效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评估标准，并进行反复实践、检验和完善，最终形成较为稳定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机制。3．6引入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问责机制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并非表示政府部门可以“不管不问”，将政府承担的责任进行部分选择性地社会化，集中体现了政府角色的成功转型和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政府既是公共服务的明智供给者，也是公共利益坚定不移的维护者。然而，政府在购买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过程中，主观随意决策、较不透明的操作程序和事后绩效评价缺失等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问责制度亟待完善。为防止政府官员肆意决断，使购买过程公开透明、合规合法，有必要引入并不断完善问责机制，确保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按章行事和有序进行。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所产生的实际效益始终与政府、服务承接方和服务享有者存在着千丝万缕而又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完备的问责机制是维系三者良好关系的坚实基础。因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问责机制应对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严谨的梳理，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法规制度［14］。

4结语

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模式，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如今社会体育需求日趋多元化，公众享有体育公共产品的权利诉求日趋复杂化。通过实施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一方面，可适当分担政府繁重的责任，缓解政府能力有限的问题，政府职能的重心由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监督者”;另一方面，可有效提升社会资源整合利用效益，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并满足居民体育需求。因此，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实践中，通过建立相关的购买法规制度，重视承接方的独立性，创建多元化购买筹资渠道，明晰购买“委托－”方式，构建科学合理的购买绩效评价体系，引入购买问责机制，可切实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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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玉宏，郭万超．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分析［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3(1):12－15．

［9］井志侠，高斌，戴俭慧．我国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实证研究———以上海静安区为例［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2):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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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毅然．发达国家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经验及启示［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4，29(4):290－295．

［13］李洪佳．超越委托———以“管家理论”重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行为［J］．理论导刊，2013，27(12):25－27．

篇(5)

论文摘要:城市社区治理是实现和谐社区的基本途径。如何搞好社区治理，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入发展，社区治理主体也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社区业主是构成社区的基本元素，在社区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当今的业主与以往的居民并不相同，对他们的管理、组织等遇到了新问题。所以应根据新情况，给社区业主一个合理的角色定位并使业主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社区治理。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已初具规模。城市社区建设这一概念是在我国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努力促进新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形成，配合人们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进步，重塑‘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1](p2)在新形势下，对社区的管理不能沿袭以往的方法，由此产生了社区治理这一理念。社区治理强调的是治理主体多元化，这就把社区业主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一、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发展趋势

“治理”这一提法有其独立的丰富内涵：“作为社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政策结果不是中央政府行为的产物，中央可以通过一种法律，但是在随后执行的过程中，它要与地方政府、保健机构、自愿部门、私人部门等发生互动关系，相应，后面这些制度间相互间也要发生互动。中央政府的凌驾地位不存在了，政治体系日益分化，我们生活在‘没有中心的社会’，即以多个中心为特征的多中心国家中。政府的任务是使社会——政治活动具有能动性，鼓励出现多种多样的解决问题和分配服务的安排。这种新的互动模式种类众多，例如自我管制和相互管制，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管理以及有企业家精神的合资企业。社会——控制论研究方法强调了处于中心的行动者进行管理时所受的限制，声称不再有单一的主权权威，替代它的是：每个政策领域特有的多种行动者；这些社会——政治——行政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共同的目标；界限模糊的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自愿行动部门；行动、干预以及控制方式的多样化和新出现的方式。治理成了互动式的社会——政治管理方式的结果。[2](p92-94)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要求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不再是单一的政府管理。“公共管理不完全等于‘政府管理’，而意味着一种新治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强调的是政府行政或政府管理（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or government management）。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不一定完全是政府，私人部门、非营利部门、非政府组织等都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的是治理（governance），即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3](p12)治理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念相结合，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的主要特征有：“1.政府理念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2.公共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3.公共治理的研究对象有了巨大的扩展；4.公共治理机制和手段的巨大变革。”[4](p91-92)社区治理的理念来源于公共治理理念，以往是政府作为单一的社区管理主体，而现在由于政府理念的转变，使得治理主体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使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部门和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同主体在对社区事务的管理中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合作，共同为社区建设出力。如果这一套治理体系能够良好运作，必然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这一新治理模式起步晚，在实际操作中还要一边摸索一边前进，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各治理主体之间职责界限模糊，甚至对自身的角色定位认识不清。在这里要重点讨论的，是社区业主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二、社区业主的角色定位

（一）社区业主与以往的社区居民的比较。

我们现在所说的社区业主，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住房商品化之后购买房屋全部产权的购房者。旧城改造是城市建设整体规划的重要部分，拆除旧房屋建造新房屋则是旧城改造的主要内容。新建的住房大都是商品住宅小区，城市里的社区基本上就是以这些商品住宅小区为主。小区业主与以往的社区居民相比，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1.以往的社区居民所居住的房屋大都是单位福利分房性质，居住在一起的居民一般是在同一单位工作，彼此非常熟悉；现在的小区是商品化住房，业主购房都是个体行为，业主之间互相不认识。

2.以往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机构对社区进行管理，而现在这些机构已经淡化，应运而生的业主委员会担负起了管理社区业主的责任。

3.以往社区的公共服务由单位统一提供，现在住宅小区的公共服务由物业公司提供，物业公司根据其工作内容和性质向业主收取物业管理费。

可见，从传统社区向住宅小区的转变，不仅是人们的居住条件、居住环境发生了变化，更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以前实行的以“单位制”为主的管理模式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的社区形式作为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是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的。

（二）存在的问题。

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对社区业主提出了要求。社区业主作为跟社区部门、物业公司具有平等地位的治理主体，理应很好地发挥自己在社区中的作用。但在实际生活中，社区业主与物业公司及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矛盾很大，此类新闻也是屡见不鲜。

从上面总结的社区业主与以往社区居民的不同点中可以看出，现在的社区业主之间没有工作上的联系，加之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人们总是很忙，人情淡漠，对于自己所居住的社区的其他成员更是不会主动去结识交往，这就造成了社区业主之间联系不紧密，缺乏把自己当成社区治理主体的觉悟。业主委员会是指由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代表组成，代表业主的利益，向社会各方反映业主意愿和要求，并监督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运作的一个民间性组织。业主委员会的建立是社区自治发展的标志，但由于起步较晚，发展时间短，很多方面还不成熟，而且业主委员会是民间性组织，号召力似乎不强，许多业主对于委员会的职能性质都不了解，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就更无从谈起了。物业公司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也是社区治理主体之一。目前社区里的矛盾问题，最集中的就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往往是业主认为物业公司在收取了较高的物业管理费之后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于是拒绝缴纳以后的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则认为他们收取的管理费都不足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了，这样一来，后果一般是物业公司不再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社区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业主深受其害。

（三）社区业主的角色定位。

矛盾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了，那么业主在社区治理中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既然前面已经提出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业主是社区治理主体之一，与物业公司及其他社区部门有着平等的地位。但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发挥出业主应有的作用，这促使我们对社区业主的角色定位进行反思。

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是社区治理理论的组成部分，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必然要经历一段磨合期，在此期间可能会产生很多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综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与演变，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模式或三个阶段：1.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2.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结合型的治理模式。3.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的治理模式。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由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5](p136-137)在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社区业主对自身的主体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在以往的社区管理模式中，社区居民是被管理者，是接受政府管理的一群人，人们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对管理者的依赖。现在的社区没有了所谓的上级管理者，更多的是靠自己进行管理。而靠自己进行管理，又没有明确的管理方法和标准，于是更多的人选择不管理，对公共事务不闻不问，至于私人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别人也无权过问。这样一来就导致了社区业主对社区事务的普遍不关心，即使出现了会影响到自身利益的问题，只要他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不会主动去寻求解决方法，从众心理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还有就是单位制解体，尽管凸显了人们的自主性和个性，但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不紧密，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人们缺乏内聚力，对社区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也就不足为奇了。业主委员会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得不到业主们的理解和支持，当然其根源还是前面提到的社区业主之间缺乏内聚力。同时，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职责界限模糊，对自己应负的责任认识不清，责任意识不强，也是导致很多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的原因。

问题的产生也许是在磨合期间无法避免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了过渡的关键。既然现在社区业主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作用，那就应该在实践中将其定位在一个还不能够达到治理主体水平，但正在向着治理主体前进的位置。在实践的过程中努力将业主群体往治理主体的方向引导，并让其认识到社区事务与自身利益有着密切关联性。

三、努力引导社区业主发挥其治理水平

将社区业主放在一个还不能够达到治理主体水平，但正在向着治理主体前进的位置，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操作中采取相应的措施，将业主向治理主体引导。

（一）强化业主委员会在社区中的作用。

我国传统的管理模式是由上级机构管理社区居民，而且人们的思想方式受其影响很深。既然这样，完全可以顺应这一思维方式，提高业主委员会的地位，强化其作用。业主委员会虽然是民间性组织，也不是对社区的业主进行上对下的管理，但它是代表业主利益的组织，所做的工作都是在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强调业主委员会的组织功能，委员会是通过民主程序推选出来的业主代表组成的，跟大家是同样平等的身份，这就不会出现以前管理模式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隔阂。业主们有什么困难，遇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向委员会反映，委员会帮助业主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业主委员会可以填补在没有了传统管理者之后人们心理上的缺失，业主们通过委员会解决了困难与问题，自然会感激业主委员会，在心理上对其产生认同后，要拥护委员会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业主委员会必须强化自身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当业主们还对自己的治理主体地位认识不清时，业主委员会就应该站出来，代表广大业主发挥治理主体的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社区中要选出大家都信赖的、人际关系较好的、热心为大家服务的业主代表来组成业主委员会，组成之后要建立一套业主委员会运作的规章制度，切忌三分钟热情，要切实把每项工作都落到实处，并一直坚持下去。其次要加强业主委员会与广大业主的联系，获得业主的支持。这一点在实际操作上有很大困难，由于前面已经说过的一些原因，很多人都对所居住社区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还是必须依靠业主委员会自身勤做工作，不能只是在产生问题和发生矛盾时，委员会才能证明其是存在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体现出业主委员会的存在。

（二）加强社区业主间的内聚力。

社区业主的内聚力不强，是业主不团结，对社区公共事务不关心的根源。如果在这方面有所强化，许多问题解决起来会更容易。由于工作、生活上的差异，社区业主也许很难在同一时间聚集到一起，这也给他们的沟通造成了一定困难。加强业主之间的联系，可以先从老人和孩子着手。退休在家，平时无事可做的老人们完全可以加强联系和沟通，业主委员会可以组织老人们参加一些有益身体健康的活动，加深对其他人的了解和熟悉，老人之间互相来往多了，会影响整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来往，慢慢地就可以把业主们联系起来。孩子们也是，平时经常在一起玩，家庭之间的联系自然就会越来越紧密。社区业主之间的联系紧密了，内聚力自然就会加强。业主们对社区公共事务就不会再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而是真正感觉到自己是这个社区的一分子，社区的大小事务都与自己息息相关，也乐意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中来，负起自己那份责任，这样，社区业主达到社区治理主体的水平就指日可待了。要加强社区业主的内聚力，要做的还有很多，而且这肯定是一个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二）业主应加强与物业公司的互动。

物业公司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是当前的主流。尽管物业公司是企业，但由于其主要业务是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如垃圾清理、安全保卫、绿化维护、车辆管理等，收取的物业管理费也在业主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所以物业公司是为社区业主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是社区治理主体之一。当前普遍存在的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很大部分还是由于物业公司自身不完善，提供的实际服务与承诺时的标准不相符，收取费用与提供的服务不相符等。由于物业管理的质量与业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上的联系，使得业主与公司之间的问题十分复杂且敏感，一旦出了问题，双方都不愿意承担责任，致使本来也许并不严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原本可以协商解决的矛盾也变得不可能解决了。当前我国的物业公司发展较快，但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很突出。社区要找到一家负责任讲信用的物业公司并不容易。撇开客观因素，业主自己应该做到的，是重视最初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严格按照合同拟订的标准执行，如果物业公司日后提供的服务没有达到合同上规定的标准，业主应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物业公司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业主应时常监督物业公司的运作，及时沟通，出了问题立刻解决，尽量不要拖延，以保证问题能尽早得到解决。业主与物业公司的互动加强了，一些潜在的发生矛盾的可能性就能够被消除，双方都深入了解对方，就可以更好地合作。物业公司与业主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所以就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监督，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出现矛盾问题尽快通过协商解决。当然，企业性质的物业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在经济利益与提供的服务之间找到平衡点也非易事，所以业主们在监督物业公司工作上必须付出更多，而一个有威信和号召力的业主委员会就可以替业主们担负起监督物业公司工作的责任，这也证明了社区里建立一个有威信有号召力、负责任，能真正代表业主的业主委员会的重要性。

（四）政府为社区建设提供外部支持。

政府是传统的社区管理主体，在当今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政府的作用仍然很大，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应该为社区建设提供一些外部支持，“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政府必须协助社区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特别是要解决区内居民的就业问题。为了将社区内党政组织、企事业单位组织、社会团体这三类组织统一调动起来，使之为整个社区的利益和目标而共同努力，需要政府担当起协调者的角色，理顺城市社区各行各业之间的关系”。[6](p135)社区其他治理主体都是通过政府授权才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的，所以政府在社区工作上起到的总领性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政府为社区建设提供外部支持，相当于减轻了业主的负担，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责任。政府还应在政策和法律制定上为社区建设提供良好的大环境。对物业公司的监督管理应该有法可依，一些社区部门目前还没有法律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部门的发展，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利于社区健康发展的政策和法律，这同样也有助于社区业主认清自己的角色定位。

综上所述，社区业主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在当前还不能很好地发挥作为治理主体的作用。因此，应该在实践中逐步采取措施，引导社区业主认清自己的角色定位，明确自己担负的责任，强化其责任意识，使其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促进社区建设快速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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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居委会；社区；社区自治；基层民主

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社区治理、社区服务以及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社区居委会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角色错位，给社区管理和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带来严重的影响。定位好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能促使居委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对加强社区建设、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制度完善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应然视角下社区居委会角色

应然视角下的社区居委会角色就是指在现行法律法规或社会规范下，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和基层民主建设中的所应具有的特征和作用。我国现行的对社区居委会角色及作用做出明确规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宪法》和《城市居委会组织法》。这两部法律从居委会的建立与组成、作用内容与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成为我们了解并定位居委会角色的基本依据。

（一）法律法规规定的社区居委会角色所应具有的特征

我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从以上法律法规条款可以看出，居委会的在社区治理中主要扮演着自我监督者的角色、自治主体角色、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二）法律法规规定的社区居委会角色所应具有的作用

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的任务体现在以下方面：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依法履行义务，开展社会文明建设活动；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行政部门做好各项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如社区环境卫生、社会保障、社区居民教育等；向行政部门汇总并反映社区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对行政部门的行动改进建议等。

二、实然视角下社区居委会角色

实然视角就是将一个事物放在社会历史这一大环境中，根据它在这一大环境下的运作方式、状态表现及其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来定义这个事物的性质，说明其实际状况是怎么样的。实然视角的社区居委会角色，就是考察社区居委会在实际的社区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基层民主建设中所承担的角色。通过对社区工作流程的考察和研究，居委会的实然角色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一）政府行政任务执行者

为充分了解当前社区居委会的实然角色，笔者对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某街道办及其所管辖社区进行了考察。岳阳楼区社区各居委会在职能部门的设置上，与街道办的市政科、卫生科、民政科、治保科等部门相对应，居委会设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卫生工作、居民调解、文体娱乐、老龄工作、社区服务等各个小组，由居委会成员专人负责。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大部分都是受是街道办的命令。每个星期，各个居委会的有关人员都要按时到街道办去开工作例会，向街道办领导汇报工作并接受街道办领导对居委会的工作指示。在接到市、区级工作任务通知时，街道办的各个部门人员还经常通过电话或到居委会直接指导工作或分派任务。同时，街道办也通过评比以及各种创建活动对委会的工作进行考核并分出排名先后，排名靠前的居委会，街道办就会发给一定数额奖金。不难看出，现在的街道办事处基本上已经成了居委会的直属上级部门，居委会也成了街道办的行政任务执行者。街道办通过掌控居委会的财权，对其发号施令，将使之不完全再是自治性的组织而是听令于街道办下属行政机构。同样的现象不只存在于岳阳地区，全国也屡见不鲜。比如，深圳市罗湖区湖景居委会只有6个编制，却挂有45个牌子，大约平均每人要顶8块牌子。据统计，深圳市内各社区居委会实际上承担着计生、治安等至少28项本应归于街道办的政府职能。这些现实都无疑论证了居委会作为政府行政任务执行者的角色。

（二）社区居民非真实意愿的代表人

通过对社区的考察，我们也发现了现今社区居委会的一个更加明显的角色特点：居民会虽然仍然代表社区居民表达意愿，但是更多时候却并不真实，它所表达的意愿通常都是经行政部门“过滤”后的居民意愿。

比如，在街道办进行人大代表选举中，居民委托居委会来选举人大代表。由于受到第一个角色的影响，行政化了的居委会由于受到“上级”街道办事处的制约，在选举的过程中，参与投票的居委会成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投票方案，而不是遵从社区居民真实意愿的投票方案。在这里，居委会虽然形式上还代表着社区居民行使选举权力，但是实质上却并不能真实的表达居民的意愿了。显然，一个不能真实表达居民意愿的居委会，是很难真正为社区居民们表达意愿与诉求的，此时的居委会成了居民非真实意愿的代表人。

（三）社区关系的协调者

社区管理需要一些社会民间组织和政府官方组织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处理好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社会民间组织中，除了社区居委会外，还有如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等组织。但现阶段，社区管理面临的显著问题之一就是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甚至是一些政府组织都未能合理定位自身角色和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各种组织之间的功能作用多少都有重叠交叉。社区居委会在这里就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协调者。社区居委会的成员是由本社区居民组成的，与社区居民联系密切，但是又由于它是已经行政化了的组织，使它与街道办等政府部门也密切相连。这样一种“双面人”的地位无疑能使它在社区各种组织力量之间斡旋，发挥很好的协调作用。

三、居委会角色错位所带来的问题

社区居委会角色的错位虽然为上级行政机关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也省去了不少事情，但是造成的问题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方便”。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阻碍基层民主建设进程

居委会已趋于行政化，与社区居民的联系逐渐拉远，不再是“听令于”社区居民的组织。因而实际上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就失去了表达自身诉求的有力途径，使得居民不再能很好的通过社区居委会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治理，使得社区层次的基层民主建设失去了它最可靠的组织基础，直接阻碍了整体的基层民主建设进程。

（二）社区居委会工作不堪重负

后果就是不可能很好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完不成，上级政府部门又将责任推卸给居委会承担，居委会在此时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工作而且还要面临责罚的困境，极大地打击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因此，时下一些城市社区居委会干部戏称自己为“小巷总理”，意思是什么都管，简单罗列一下他们的工作，大的不下十几项，小项多达百余个。

（三）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人浮于事

基层政府（街道办）将工作交由居委会去执行，导致居委会工作量的膨胀的同时也必然是基层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人浮于事，办事推脱。一般而言，只要有机会，人们都会将自己的任务推给别人去完成，而社区居委会的存在及其与基层政府的渊源（听令于基层政府），使得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没有理由不将工作任务推向居委会这一机构。

（四）居民监督失效

居委会成员是由居民选举产生的，从理论上讲，居委会成员的业绩的考核应该由居民或居民代表来执行，基层政府只能对其考核程序与结果等提出建议或提供帮助。但在现实中，基层政府的考核和监督的效力及执行力远远大于居民。因此，从对居委会的监督的角度看，与广大居民群众对居委会的软弱无力的监督相比，基层政府可以对居委会的监督更加有效力。

四、社区居委会角色的矫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本应作为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居委会蜕变成行政任务的执行者，使得居委会在社区治理和社会基层民主建设上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提出采取如下对策来矫正社区居委会的角色：

（一）正确定位政府和居民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

依据治理理论，在社区治理中应当追求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正确定位政府和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寻求政府、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主体关系的和谐。政府是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它的职能是宏观性的，主要在于制定社区建设规划、培训社区管理人员、帮助社区完善必要的服务配套设施、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和整合社区资源以促进社区发展。政府在对社区事务进行管理时不能将居委会管得过死，应转变管理观念和管理方法，改变惯用的领导、命令、控制等行政化管理手段。街道办事处应回收本应由其承担的却已转移给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工作，下放一部分社会管理权给居民委员会。

（二）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技能

依据治理理论，在社区管理中应当追求社区管理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强化各主体的责任意识。因此，实现居委会角色的矫正，就要在加强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管理技能和责任意识上努力。居委会和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应该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要建立科学高效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责任到人，避免人浮于事和推脱工作的现象，防止他们将工作和责任推给居委会。

（三）培育和完善社区居委会的独立性

治理理论要求平衡主体间权力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为此，政府必须要逐步授权给社区居委会，使之摆脱政府的主导，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要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提高居委会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基层政府与居委会的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将居委会的财源从基层政府剥离开来，使居委会在行事时不再受到基层政府的制约，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

（四）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

基于治理理论关于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的建立和政府作用范围及方式的重新界定的要求，必须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关系，以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社区居委会是公民便利直接地表达自己意愿的有效机构，为恢复居委会这一角色的作用我们还必须重视教育，加强宣传，这是能够有效提高居民积极参与民主治理的意识，实现转变社区居委会角色良性转变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的一条重要途径。

五、结语

实践证明，定位一个正确的居委会角色，能够使居民通过社区居委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来行使自身民力得到保障，从而使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更趋完善。现在，虽然居委会的角色定位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坚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中的角色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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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随着城市社区的变迁，我国出现了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这一变化对于社会管理及带来了机遇也带来挑战，城市社区阶层化将有利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专业化和产业化以及政府社区建设工作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也将带来新社区的建设难题，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这无疑给城市管理提出了新课题，要求在城市管理过程中，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指引和监督、加强对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有效控制、遏制贫民区化，同时，注意调适各阶层的心态以及地位秩序，针对不同阶层社区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

【关键词】社区阶层化； 社会管理

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其变迁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我国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分化和居住空间分离，社区的空间和内部构成要素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城市社区正处在重构的关键时期。在当前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发展趋势下，探讨社区社会管理的新机制对引导社区良性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基本涵义及其表现

说起城市社区阶层化的概念，目前大多数人还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提起今天我国大城市中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富人区”、“白领小区”、“高档社区”现象，相信人们并不陌生。虽然在我国城市中出现这种现象已有多年，但似乎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所以至今还没有统一和确切的定义。为了讨论的方便，先做一个初步界定：所谓城市社区阶层化，指的是由内部异质性高的原生态社区向内部同质性高本文由收集整理的阶层型社区转化，最终城市逐渐分化出一个个空间上相互隔离的地段或单元。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2 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发展趋势

虽然目前还未形成社区阶层化的普遍性事实，但它预示或代表着一种趋势，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这正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

2.1 城市居民的收入分化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极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次的人群将进一步分化成若干层次。收入的阶层化虽然并不必然导致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但它肯定是是前提。

2.2 城市商品房价格进一步分化。未来城市住宅建设肯定会扬弃今天这样千楼一面、百区一面的格局，无论是住房本身还是居住环境，都将实现彻底的分化，以满足对住房的各种层次的需求。尽管目前国家在采取各种政策和办法限制别墅区的开发，鼓励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但住宅品格以及和品格相适应的价格的分化是必然的。

2.3 社区的分化将更加明晰。目前我国城市的居民区之间虽然有差别，但除了一些特殊社区外（比如某些权力单位的家属区、个别的所谓高档居住区），大多数居民区的品格其实并无质的差别。差别更多的是体现在住房的面积和质量上。但未来的社区将会出现质量和品位的高度分化，不仅住宅的品格不同，而且小区的设施、管理、文化氛围将大有差别，真正的社区阶层分化而不是住宅阶层分化将出现。

3 城市社区阶层化对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

城市社区阶层化对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从积极的方面去看：

首先，有利于社区管理。相同阶层的居民必然会有更多的相通之处，相互之间也容易达成共识。这对于社区管理是一件好事。今天的社区，由于大多数处在过渡阶段，给社区管理工作造成一些困难。比如，社区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层次高的人不屑于参加，层次低的人没有能力参加。许多事常常因为众口难调而无法举办。而阶层化的社区就可多少避免这类问题。

其次，有利于社区服务专业化和产业化。今天的社区，由于成员的异质性，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需求，社区服务业很普遍但层次低，专业化程度差，所有的社区服务大同小异，小而全，一些居民的特殊需求无法在社区得到满足，而同时一些有特色的服务因为居民分散、效益低下而无法开展。如果形成阶层化的社区，这类情形就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这种趋势一旦得到快速发展，对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另外我国目前的社区服务主要侧重于无偿和微偿的福利，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孤老残幼等民政对象，服务的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今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民众对物质、精神生活需求还将不断提高，这必然要求社区服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对象和范围、扩展服务形式和内容、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以适应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第三，有利于政府社区建设工作的针对性。近些年政府对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不可谓不尽心，但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一方面经费不得不“撒胡椒面”，一方面对社区的指导缺乏针对性，导致本来应该是高度多样化的社区建设工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上下一般粗，左右一样大。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与社区居民没有分化有关。社区阶层化后，这类问题可以得到缓解，有的社区可以放手使其实现高度自治自管，有的社区则需要重点扶持，大力投入；有的社区重点抓好扶贫济困，有的则鼓励引导社区文化。

然而，城市社区阶层化可能给社会管理带来的困扰也不可轻视。主要包括：

第一，新社区的建设难题。阶层性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似点多但相关性并不强，社区成员是“一盘散沙”，缺乏传统社区建立在业缘、地缘、亲缘基础上的那种有机联系和紧密关系，因此，尽管社区的物质条件和人员素质不低，但社区活动不一定就容易搞。地位越高的阶层越不热心社区活动，这个“规律”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所以，本文前面所说的“有利于社区管理”并不是绝对的，在社区意识的培养、社区活动的参与等方面，阶层性社区将面临新的问题。

第二，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社区的阶层化形成封闭的阶层意识和社区意识，在阶层间发生冲突时，为了阶层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这不仅强化了这种封闭，同时也加大了认同性整合的难度。封闭的阶层及社区意识的形成又给不同阶层成员贴上了该阶层及社区的标签，使阶层间交往难度加大，阶层间的隔离又强化了这种封闭的阶层意识，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阶层内部趋于平等，而阶层间的距离拉大。“在一个普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各个大社会圈的近似平等会抑制阶层之间的社会交往，因此阻碍这些阶层的整合”，“各社会阶层间的空间隔离会增强不平等对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交往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使社会整合愈加困难。

4 应对城市社区阶层化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阶层化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必然趋势，它给社区建设和城市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带来诸多挑战。我们既要认识到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要求社会和政府以政策力量来控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在顺应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发的同时也保证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功能互补，互惠共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指引和监督。这样才能防止住宅市场对弱势群体微妙或公然的歧视，确保根据居民的经济收人层次确定不同模式的住宅生产和消费。对高收入者按市场价供应商品房，不限住房的规格和面积数量；对中上等收人阶层供应微利、无利住房；对中等收人的工薪阶层，供应有一定补贴的解困房；而对根本没有能力购买廉价房的弱势阶层，供应一定数量的住宅，以低于成本的租金租赁居住，真正做到“居者有其屋”。

第二，要加强对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有效控制。防止市场为迎合高收入阶层所谓对品位、环境等方面的追求而对城市稀缺资源的侵占和蚕食，以免引发各阶层间的不满和对立；政府应继续加大对高级住宅区建设的调控力度，防止出现大面积的“富人区”。这样做，不仅仅是从土地利用角度考虑，也是从社会后果考虑。在目前我国城市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风险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放任住宅领域的两极化，存在着引发社会冲突的危险。

第三，遏制贫民区化。所谓贫民区化就是指一些社区由于居民的不断迁出而变得越来越衰败的过程。这个问题目前在我国城市还不是特别严重，但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十分普遍。要强化在老城区和“城中村”改造中的指导作用。充分维护弱势阶层的权益，根据实际情况对弱势阶层进行实地或异地安置，防治弱势阶层被完全过滤出去而导致“贫民窟”的产生。对于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而走下坡路的社区，政府不应任其自生自灭，也不宜简单地用所谓改造的方式一拆了之，拆迁改造换来的是新的建筑，但丢失的是长期积淀下来的社区文化。国外学者主张用非贫民区化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非”不是在物质方面去否定贫民化，而是遏制贫民化趋势，“成功的非贫民化的过程是指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呆在这个地方，表现出对这里的依赖，而且也是指现实条件能够让他们在这里待下去。”[1]这种非贫民区化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城市不能永远处在拆了建、建了拆的循环中，通过设施改造、提高服务等办法解决老社区的问题，应该是城市住宅建设中值得考虑的选择之一。当然对那些新形成的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的贫民区，可采取另外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