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社会经济关系，就是反映社会经济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生产始终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0页），因而人们在生产中必然发生构成这种社会形式的独特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正是这类经济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即生产是为谁的利益进行的，决定了社会的阶级结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固有的与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构成了该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指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由此确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五种社会经济关系，规定了五种社会形态。

2．组织经济关系，就是在具体组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和协作，企业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等。这类经济关系，一方面是适应生产一般的需要，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显示出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产关系（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共性，生产资料所有制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

二、生产关系两层次的区别和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1．二者的区别：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在经济上的质的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根本区别之所在；组织经济关系的许多内容往往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

2．二者的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两者是一种从属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组织经济关系反映的是人们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是从属性的，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形式。

三、正确理解生产关系两层次的意义

1．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统一性。“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经济上来说，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反映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改革）是改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是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非但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是改革开放得以健康顺利发展的保证；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分清生产关系两层次，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篇(2)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与国家经济政策的联系紧密相联，社会性显得极为突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问题上，一个是社会经济主体影响着社会经济，一个是反映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考察，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要素加以集中规范。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内在涵义

经济法从不同的方面具有不同的功能，其中从内容来看，它是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最为紧密，与经济基础有更明显的、更直接的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充当了调整两个主体之间的第三者，起着调整的作用，带有经济性的特点。经济主体作为主要要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失调，实现经济法的社会功能，对整个社会经济带来影响。因此只有通过调整影响经济主体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经济法的根本目的。

二、完善社会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之探析

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从两个层面进行剖析，一个层面是经济法影响社会生活的有机体，反映的是经济法的社会职能，另一个层面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约束，反映的是经济法的规范职能。从社会职能上看，它具有以下的功能特点：

（一）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

权利和义务是贯穿法律和部门之间的纽带，是法律社会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是法的核心内容，其处于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根本利益。社会经济分配有两种，一种是以市场为主的对不同经济活动在社会资源使用的权利，这是直接的促进，是经济法功能的起点。另一种是国家政府以及其他主体对资源和资本的强制干预配置，这是间接的促进。是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查漏补缺，对国民利益再分配。部分人有权力从事资源的支配，同时也要在利益平等的基础上，承担着一定程度的义务和责任。倘若他的活动结果对局部不造成损害，但会间接的对整个经济的破坏，这种利益偏离了公平的筹码，就会有国家政府或其他主体这些市场外的力量进行干预分配，使社会利益分配在经济法的权衡筹码之下，保持相对平衡状况，利益基本维持在一个水平之上，以求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安定。比如食品安全问题，食品企业在赢取利益权利的同时，要保证完成食品的安全责任义务，否则，中国保监会就会采用管理机制，依法进行查处。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作为社会活动的有意识形态的有机体――人来说，在参加任意经济活动之前，都会事先考虑事情的发展顺序和达到的最终结果、影响最终结果达成的多种内外在因素和交流信息，加上法律的可为与不可为行为的规定，当在事情的结果大于成本估计值时，并且这一经济活动能够带来盈利时，经济主体就会决定实施这一计划，做出正确决策。

在整个经济活动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体人都是相互之间发生经济往来活动，没有这种来往，自然也不会形成经济过程。因此在与另一经济主体发生经济活动前，会有意识的探听获取有关他人的一切相关信息，在法律的范畴内，最终实现经济活动所要的结果。经济法的经济信息传递功能，就是有效的将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给串联起来，达成一座桥梁作用。例如产品《龙牡壮骨颗粒》，人们在购买它之前，并不了解产品制造者的具体情况、产品性能及生产过程，而在法律认可的途径，如电视广告、海报等形式，使人们信任这一产品，并进行购买，形成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活动。如果没经济法的保证与存在，人们对产品的信任程度不一定那么高，交易活动不会存在或者成功的概率很低。

（三）激励功能

利润最大化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的最大愿望。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都在追功逐利，出于自利的愿望，借助法律的激励力量，调整行动方向，达到经济目的。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为了引进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增大就业渠道，制定了外资在国内投资五年内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当地的政府也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了最大的赠地等措施，这一法律激励效能，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相反，国家为了抑制环境污染的扩大，对于有重污染的企业进行了叫停和重罚等措施。这都是经济法中对社会的激励作用的体现。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任一个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费用是在所难免的，没有无本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要发生经济交易，必须在行动之前就会有成本的投入，有费用的支出。比如寻找交易伙伴、弄清伙伴地址、产品设计及质量确认成本等都必须有费用的开支。经济法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最好的节约能手作用，提供有效的人际关系，缩减经济主体的经济交易费用，提供有效的传播媒体，减少经济主体的探索费用。比如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电视媒体的广告宣传，都为经济活动和消费活动提供了节约成本的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取决于经济法的本质，它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机制效能，对市场经济起主导和调节作用，在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下，运用国家强制干预，以协调为基础，保证维护市场经济正常有序的运作，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对市场机制矫枉过正，消除或缓解个别交易对整体经济的反弹，实现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全面推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石文龙.论经济法对国家功能与形象的培育与塑造――基于杨紫@《国家协调论》的法理分析[J].金陵法律评论，2010（02）.

篇(3)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篇(4)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社会科技得到进一步发展，汽车制造业在欧美国家迅猛发展，这导致了汽车运输方式开始进入社会，并向铁路运输产生冲击与挑战。同时，航空、管道运输也兴起。各种运输方式得到迅速发展。随着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已经被人们重视。经济学家开始全面讨论包括铁路、水运、公路、航空、管道各种运输方式的经济问题。交通运输业也已经成为独立的新型产业受到人们的关注。二战以后，各种运输业的发展、变化和经济学理论在宏微观理论方面的进步，吸引了更多的经济学家逐渐加入运输经济研究。从二战前夕到50年代，运输经济理论开始形成，并得到一定的发展。

这一时期，交通运输业已经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由于世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发展迅速，虽然受到二战一定影响，但是在二战后欧美国家迅速复苏，推动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必然对作为国民经济的流动载体的交通运输业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保障。各国铁路、公路建设里程大幅提升，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在竞争中开始出现一定合作机制，交通运输业形成了初步运输化模式。

这一时期，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重要基础产业、基础结构、和条件设施之一。随着工业化发展，社会经济体系前进必然需要进行更频繁的人与物的空间位移，交通运输业为这些需求提供支持和保障，从最基础的方向确保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业主导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对运输经济理论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促进了运输经济理论的系统形成与发展。

二、运输经济理论的繁荣期

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各种运输规划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和环境影响研究，吸引很多工程专家参加工作，这使得运输经济学在投资和成本———效益分析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这填补了运输经济理论研究的空白，运输经济理论研究进入繁荣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物流业的产生与发展，一体化运输的重视，城市交通与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进一步凸显。经济学家对运输经济理论的研究更加细致全面，产生了一体化运输、运输化理论、运输成本的阀值理论等。这一时期运输经济理论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国内外经济学家对运输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各种运输经济理论。随着一体化运输、运输化、城市交通与区域经济理论等理论在这一时期产生。

但就我国而言，学者近年来对运输经济问题研究已经不断深入，产生了多种运输经济理论。这些学者对运输经济理论的观点可以从“2007年运输经济理论与政策暨产业经济学发展”学术论坛会议上的报告体现。北京交通大学荣朝和教授《重视基于交通运输资源的运输经济分析》的报告中指出，运输资源理论强调交通运输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对运输业及社会经济运转体系的影响。运输资源理论与运输产品理论及网络经济理论一起，构成了运输经济分析框架的内源性基础内核。国家发改委郭晓培研究员在《综合运输发展政策》中指出，建设综合运输体系有利于减少字眼占用和节约消耗，提高运输效率、降低成本。强调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综合利用，运输技术的综合进步。从运输业的成本消耗及内部协调方面阐述运输经济问题。其他学者分别对运输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区域运输经济等方面进行研究。

三、未来运输经济理论发展方向

篇(5)

港口作为区域物流子系统的进出口岸，其发展取决于区域经济其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引致的运输需求，是区域培育了港口。港口一旦形成，便又成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港口和城市发展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特点，从空间关系到产业结构存在着阶段性互动特征，把握港城间的发展脉络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发展思路。

作为运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港口功能和作用随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逐步扩展。第一代港口的功能局限于货物的装卸和简单堆存上，仅是货物海陆运输的交接地。而第二代港口的功能则有了明显的扩展，除了装卸堆存外，还发展了与运输有关的简单加工、贸易和服务。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港口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港口在传统装卸堆存功能基础上开展货物中转服务，依托其与城市的关系发展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加工、贸易和相关服务，并开始借助现代科技开始涉足第三方物流和信息服务。港口城市的成长及港口带动作用的增强是港城发展的中心环节。与港口与城市之间关系的演变相联系，港口城市的发展一般可以概括为4个阶段。

1、港城初始联系

港城初始联系的发生源于港口的运输中转功能，这是港口最基本的功能。由这一基本功能诱发产生的港务部门和集散部门，称为港口直接产业。它是港城联系的最初媒介，也是港口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仅是这两个部门，在空间上可以游离于城市区域。以这两个部门为城市经济活动主体的港口城市处于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初级商港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对港口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旦由于某种原因使港口衰亡，那么，在没有其它特殊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城市作为“港口城市”的发展过程就会中断。

2、港城相互关联

在全球承运人和综合物流时代，港口功能日益多元化，与港口中转运输相关的海运、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即港口关联产业）成为港口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港口发展到能集聚国内外生产要素和联结国内外市场时，港口陆域便成为利用港口输入原材料、输出产品的临港大工业和出口加工业（合称为临港工业或港口依存产业）的优势区位。临港工业在港口陆域的集聚是港口城市发展的最强劲动力，也是港城关系的最重要媒体。港口工业的发展绝不仅是本身经济总量的增长，广泛的产业关联产生强大带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多元化。如果临港工业能与城市以及区域的相关产业形成一种密切的传递、接收机制，则必将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在港口关联产业和港口依存产业发展成为港口城市主要经济部门的同时，港口与城市在空间形态上也相互连接融合，港口与城市开始走向一体化，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港口工业型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港口工业的形成标志着港口城市完成了从简单地服务于港口到积极地利用港口的转变，港口城市不再是被动地受港口驱动而发展，而是通过港城互动实现共同发展。

3、港城集聚效应

港口直接产业与港口关联产业的发展构成的良好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产生的空间集聚引力，吸引与港口无直接关系的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临港大工业的发展产生协作引力，也不断吸引前、后相关联产业在港口城市集聚。随着产业集聚带来的就业和消费的扩大，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了城市非经济基础部门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商贸中心是发挥集聚效应的重要保证。同时，港口城市也是建设商贸中心的优势区位。这是因为，商贸中心应是物流、信息流的集结地，港口城市完全可以提供这种服务。随着不同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港口城市的产业体系渐趋完善，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

4、城市自增长效应

城市自增长效应是指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其自身的规模通过循环和累积，就能促使城市继续发展。港口城市在进人多元化型经济发展阶段以后，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自增长效应，但这种效应并不能成为港口城市继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还必须求助于新的动力才能实现在原有水平上的飞跃。世界海运业中船舶大型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和港口城市成长后港口附近土地的紧张，迫使港口向外迁移，港口城市也随之向外拓展，城市由此进入新的发展轮回。

港口对城市社会经济的波及和扩散效应

港口对城市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主要通过经港口运输的货物传导，货物在流经过程巾涉及人力、物力和设施等，由此产生各种社会经济效益。从而给城市带来产值、就业机会、税收和资金的增加。从港口对城市发展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来看，可以分为四个方面：①港口自身作为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它自身产生一定的效益；②港口为工业、贸易和其他部门提供装卸、堆存等相关服务，因此与这些部门存在着前向联系效果，产生相应的社会经济效益；③港口自身也消耗本地和外地的工业、贸易等行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港口与其存在后向联系效果，同样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④港口对工业具有诱入、产生和凝聚作用，对人口也具有集聚作用，加速了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因此，港口通过其前向和后向联系效果，将对城市社会经济产生乘数效应，即港口产生的直接社会经济效果将会逐级扩散到城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些扩散效果的累积将远大于港口的直接社会经济效益。进一步来讲，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港口的建设和完善形成一定规模的港口产业，首先对港口直接相关的前向和后向产业产生社会经济影响，再由初级乘数效应对间接相关产业产生影响，从而引起产业扩展产生下一级乘数效应，连续传递使城市和区域经济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在港口规模扩展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作用下产生新生产业，引起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上述港口对城市和地区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港口自身及直接相关产业对城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贡献只占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影响的较小比例，因此港口的发展建设不能只看港口自身的经济效益，更要关注整个波及的社会经济效益。

金球化与国际分工中的港城联动发展

各国港口经过不同阶段的发展，无论在陆域空间还是功能空间上都为港口和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为港口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已从产品发达国家与初级产品生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向该类分工不断深化以及水平分工不断扩大的方向发展。这种分工形态的演变主要由跨国公司为主导，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有利的区位和要素投入组合，通过强大的海陆物流系统选择最佳的原材料和最有效率的技术来进行运作。

从经济全球化的空间表现来看，国际分工强化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更为明显和突出的作用，使之更为直接地参与全球经济的运行与竞争。全球化将根据城市与地区优势重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改变地区性困子的空间分布，形成新的动态空间结构。整个世界经济更加依赖于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发达，贸易港口作为海运转为其他运输方式（陆运、空运或内河航运）的必经过渡点，作用逐渐延伸并被强化作为组织外贸、发展工业和相关产业的战略性作用，也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因此港口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被凸现出来。港口和城市间的关系变化也从仅满足城市经济运转的需要向港口推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方向转移。

因此，全球化趋势下的港口对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在新的经济体系架构下，港口战略要点的转移极其重要，甚至关键性地决定了城市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终构架。

当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通过运输和交通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建立广泛的关系。海洋运输的巨大能力及成本低廉等优势，是港口成为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与外部联系的首选方式和重要节点。港口因生产和经营活动产生了大量的人员、物资、信息、资金的流动，直接产生了港口产业（海运、仓储、集疏运等），引发了依存产业（造船、贸易、钢铁、石化、电力、加工工业等）、派生产业（有关港口的金融、通信、保险、修理、旅游、服务等），从而形成集生产、经营、商贸、旅游、信息甚至服务网等功能为一体的特殊区域。由于城市和港口在人类活动中的紧密关系，依港建城，港城一体，互相依托、促进，形成了世界上许多港口和城市共同发展的现象。

结束语

篇(6)

关键词 循环经济；定量化评价；循环指数

中图分类号 F06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033-05

循环经济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但是循环经济受到广泛关注则是在90年代，这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的直线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物质流动的滞胀。因此，构建以经济系统中物质要素的环状流动为特征的循环经济已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如何建立一套衡量经济系统循环程度的指标体系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实施具有基础性作用。

1 循环经济的评价与物质流分析方法

当前，关于循环经济评价方法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评价循环经济的综合性指标体系，一般包括经济类、资源类、生态环境类等若干类指标，每类指标又包括若干具体指标[1-3]。这些评价指标体系一般包括若干体现3R原则的指标，但是综合性指标体系固有的局限性，导致此类指标体系并没有能很好地体现循环经济的真正内涵。二是基于某些特定的分析方法的评价指标，例如史宝娟等基于能值分析方法构建了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4］，而更多的研究则是尝试运用物质流分析（MFA，Material Flow Analysis）方法来评价循环经济。MFA是测算经济系统中物质消耗量的基本分析工具。继1992年奥地利和日本各自建立整体物质流帐户后，一些发达国家也建立了物质流账户。在国内，一些学者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就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利用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5-9]。

目前，国内的一些学者从物质流的角度对循环经济的定量评价展开了初步研究。陆钟武等针对铁元素、铅元素建立了生命周期分析模型并对其循环程度进行了评价[10-11]。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些元素的循环利用评价上，没有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评价，也没有考虑到与区域外的物质交换和系统中可能的物质沉淀。

2 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流总量模型

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流总量模型是从物质流动角度对一定时空范围内社会经济系统的抽象，这里的物质是对包括自然资源、物资产品、废物、再资源化的资源等具体形态物质的抽象。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模型Ⅰ假定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系统与其他经济系统之间没有物质上的交换。根据物质在社会经济系统内部流动的基本特征，将其流动过程概括为资源开采过程、产品生产过程、产品消费过程和废物处理过程四个阶段[12]，见图1，其中不包括虚线部分。

2.1 资源开采过程与产品生产过程

资源开采过程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物质流动的第一个环节，该过程从自然环境中开采自然资源以供社会经济系统运行需要。设该过程输入产品生产过程的物质流量为F(F0)。图1 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动模型

产品生产过程将输入的资源转化为产品和生产废物输出，假定该过程中没有物质存留，即总输入量等于总输出量。其输入总量包括从资源开采过程输入的F和从废物处理过程输入的R，其输出量中产品和生产废物的流量分别为P和W。由物质质量守恒知：

王 奇等：循环经济的定量化评价方法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 第1期定义再资源比率α为再资源化的资源在总资源流量中的比例，即

2.2 产品消费过程

产品消费过程的输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产品生产过程输入的产品P；另一部分为废物处理过程输入的再利用产品U。其输出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输出到废物处理过程的消费废物V；另一部分为输出到系统沉淀的S。这里的系统沉淀，是指由于产品的使用寿命与对社会经济系统评价的时间范围不一致而导致的暂时退出流动过程存留的部分产品。这就是说，经济系统中的部分物质产品在所考察的时间段内不会变为消费废物而积存到下一时间段；同样，其前的时间阶段留下来的物质产品可能会在该阶段转化为消费废物。这里的S为产品消费过程对系统沉淀的净输出。这些物理量满足：

再利用产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指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消费的产品所包括的再利用部分；另一部分是经废物处理后重新进入产品消费过程的部分。为了表达的方便，模型中这两部分都以经废物处理过程输入的形式来表示。定义产品再利用率β为再利用产品量占产品消费总量的比例：

2.3 废物处理过程

废物处理过程从产品生产过程输入生产废物W，从产品消费过程输入消费废物V；把这些废物再资源化处理或无害化处理后全部输出，一部分以资源形式输入产品生产过程，流量为R，一部分以再利用产品的形式输入产品消费过程，流量为U，最后一部分以环境无害的形式H返回自然生态系统。它们满足：

2.4 开放的社会经济系统

在模型Ⅰ中，假定经济系统与其他的经济系统没有物质上的交换，而实际中的经济系统往往与其它的经济系统有着物质上的交换。鉴于此，将物质流模型扩展为模型Ⅱ。一个经济系统与其他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关系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与物质产品的交换（假定经济系统间无废物交换），定义所考察的社会经济系统与其它经济系统交换的自然资源净输入流量和物质产品的净输出流量分别为M，N（-F＜M＜+∞，-P＜N＜+∞），见图1，其中模型Ⅱ包括了图中虚线的部分。

3 循环经济定量化评价指数

3.1 基于物质流模型Ⅰ的循环指数I1

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参与经济活动的物质要素呈环状流动状态，具体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产品消费过程中产品的再利用，生产废物和消费废物的再资源化等。经济系统中，参与环状流动的物质要素越多，那么其循环程度越高，即循环经济的程度也越高。

循环指数I1的基本思想是：某一时期内参与环状流动的资源流量在总的资源流量中的比例。其中，参与环状流动的资源流量包括R和U1，总的资源流量包括R、U1和F。这里的U1是由再利用产品基于产品生产过程中产品与资源的比例不变这一假定按比例折算成的资源流量，其数学表达式是：

因此，基于物质流模型的循环指数I的数学表达式是：

零的时候，循环指数I1才为零；当二者之一等于1或者都等于1的时候，循环指数I1为1。这表明，如果经济系统满足该模型的基本假定，那么提高废物再资源化的程度、提高产品再利用的程度都有利于循环经济的构建。如果社会经济系统的产品均来自再资源化而来的资源或者这些产品被完全再利用，那么该经济系统既不需要再开采自然资源也不会产生任何废物，实现了理想状况下的循环经济。

3.2 基于物质流模型Ⅱ的循环指数I2

模型Ⅱ考虑了经济系统与其它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动上的交换关系。根据与循环指数I1同样的原则，设计循环指数I2：

容易验证，I2仍然满足对α，β单调递增的性质。3.3 循环指数与3R原则

当前关于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共识，即“3R”原则：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现利用比较静态分析研究循环指数I1与“3R”原则的关系。

减量化，是指在保证社会经济系统物质需求的情况下，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从而减少人类的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荷。在该物质流模型中，减量化意味着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F。易知I1对F的偏导数小于零，循环指数I1是F的单调减函数，随着F的减少，循环指数逐渐增大。

在物质流模型Ⅰ中，再利用意味着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大再利用的产品物质流U。易知I1对U的偏导数大于零，循环指数I1是U的单调增函数，随着U的增大，循环指数逐渐增大。

在物质流模型Ⅰ中，再循环意味着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大再资源化的物质流R。易知I对R的偏导数大于零，循环指数I1是R的单调增函数，随着R的增大，循环指数逐渐增大。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循环指数I1的变化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一致的，“3R”原则的实施可以使得循环指数I的数值增大。

对循环指数I2同样的分析表明，I2的变化与循环经济的“3R”原则也是一致的。但是，与循环指数I1相比，I2考虑了经济系统与其它经济系统的物质交换。易知，I2对M（N）的偏导数均小于零，即随着M（N）的增大，I2会不断降低。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某经济系统提高了从其他经济系统输入的资源流量，那么其循环经济的程度就会降低，因为该经济系统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起运行；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产品的输出流量，这些产品将彻底退出该经济系统的运行，降低了产品再利用的流量，从而也降低了该经济系统循环经济的程度。

4 案例研究：日本社会经济系统1987年和2000年的循环程度评价

运用构建的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流模型和循环指数对日本社会经济系统1987年和2000年的物质流动状况进行了案例分析。图2是日本1987年和2000年的物质总量流动平衡图[13，14]，它描述了1987年和2000年日本的人均资源输入、产品生产、产品消费与废弃物处理或处置状况。

可见，日本的经济系统与其它经济系统有物质上的交换，可以计算循环指数I2；现假定日本1987和2000年的经济系统与其它经济系统没有物质上的交换，而其他数据保持不变，据此计算循环指数I1。计算结果见表1。

可见，1987年和2000年日本经济系统的I2值都比I1值低，这反映了国际贸易对日本经济系统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国际贸易，忽略日本经济系统与外界在资源与产品等方面的联系，而仅仅评价日本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那么其循环指数I1数值高；如果考虑输入资源和输出产品对日本经济系统运行状况的影响，那么循环指数I2数值要低于I1。这就是说，日本经济系统表面上看来较好的循环经济水平（对应于较高的I1值）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其国际贸易中对资源的输入和对产品的输出。

从时间来比较，1987年和2000年的循环指数I1相等，这说明日本经济系统表面的循环程度基本没有改变；而循环指数I2则明显降低，这说明日本经济系统的循环程度实际上有所降低，同时也说明其较高的表面的循环程度的维持依赖于更多地资源输入或产品输出。

5 结论与展望

根据经济系统中物质流动的特征，将物质在系统内的运动分作了资源开采过程、产品生产过程、产品消费过程和废物处理过程，建立了经济系统的物质流模型。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评价经济系统物质运动循环程度的循环指数I1和循环指数I2。I1和I2都是再资源化资源在资源总量中的比例和再利用产品在产品总量中的比例的单调递增函数，二者的取值区间均为［0,1］，而且数值越大，表征所考察系统的物质循环程度越高。分析还表明，循环指数I1和I2的变化都与循环经济的“3[WTBZ]R”原[WTBX]则相一致。特别地，循环指数I2反映了经济系统与其它经济系统物质交换对其循环程度的影响。

对同一个社会经济系统而言，I1值与I2值的差别反映了与外界的物质交换对其发展状况的影响程度。如果某经济系统不受其他经济系统的影响，即不存在物质交换，那么I2＝I1；如果所考察的经济系统需要从其他经济系统输入自然资源或输出物质产品，那么I2＜ I1；如果所考察的经济系统向其他经济系统输出了自然资源或输入物质产品，那么I2＞ I1。

当然，循环指数I1和I2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该评价方法需要有较为系统的物质流数据基础，而实际统计中这方面的数据较为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该方法的应用与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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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n Quantitative Evaluating of Circalar Economy

WANG Qi WANG Hui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to assess the recycling

material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when the strategy of circular economy is emphasis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terial flow in the economic system, two material flow models are built. One of which is for an open system and the other is for a closed one. Then two circular indices (I1 & I2) are designed to evaluate circular economy. At the end, a case study is carried out on the economic system in Japan.

篇(7)

1.广泛性。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很多方面都存在统计信息的运用，应用非常广泛。不但社会经济活动会用到统计方法，而且对各领域以及实质性学科的规律研究也需要统计来反映其变化规律。例如经济市场、居民收入、商品价格的规律需要统计方法来表示。

2.客观性。

统计信息的生成依据是现实思维和归纳推理的统计逻辑，以反映客观和以客观为推理依据的特点。统计信息是信息的一方面，必须满足信息的社会客观性。

3.数量特性。

统计信息从形式上表现为数量特征的特点，统计学研究社会经济活动数量的一般方法论和将其运用到社会经济活动数量方面的规律性决定了数量性的特点，统计信息常常表现为数据的形式，但也不局限于这单一形式，还有图形、表格、文字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定性，统计信息的广泛应用在人类社会认识活动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4.社会标准化。

社会标准统一化一直是统计活动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是由于统计活动的总体性决定的。所以统计信息在形态等方面表现为较好的社会标准统一化，但是统计指标口径、范围不统一的话，我们也就无法认识总体的特征。从信息理论来看信息系统形态上必须做到社会统一化，否则就没办法进行信息加工和处理。

5.认识的多层次性。

统计信息的产生一方面取决于统计认识和手段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受到统计方法和专业理论的共同作用，所以统计信息表现在多个层次，有直接反映社会经济活动数量的信息，也有反映加工处理过的统计信息。多层次性归咎于客观现象内涵的层次性和统计逻辑分析的层次性，统计信息的多层次性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保持高度衔接。

6.总体系统性。

从宏观到微观，结合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层次可以组合成很多相对独立的总体，所以统计信息在整体上表现为总体性衔接的特点。这种衔接联系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社会经济活动客体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反映系统联系和变化规律是统计的根本任务，所以统计信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为良好的总体系统性。

二、社会经济信息、信息和统计信息的关系

随着统计信息广泛应用到生活中，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存在其发展规律，但是揭示这种规律是离不开统计活动所获取的统计信息的。统计信息是信息的一部分，具有自身的特点，又有信息的共性，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发展逐渐完善起来的。1948年美国科学家申农提出了信息的解释，认为信息是减少了的不确定性，这个概念是目前较为公认的狭义的信息概念。有人把信息划分了很多层次，具体分为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申农只是解释了语法信息的含义，但是信息的价值体现在信息的作用。国内钟义信提出信息是事物运动状态和过程以及对于这种状态和过程的知识，作用体现在为人们消除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即广义的信息论。信息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变化和差异的表现，事物的运动状态就是直接的信息，而对于事物运动状态的表述则为间接的信息。信息可以分为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两大类，自然信息是未经过人类加工、处理，没有掺杂任何主观意识作用的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变化和差异的表现；社会信息是经过人类加工处理的客观物质世界各种事物联系、变化和差异的表现。社会经济信息具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社会经济信息也就是社会信息，包括社会的、科技的和经济的信息；狭义的概念是把社会经济信息作为信息的一部分，单纯指社会的经济信息。统计信息是从社会经济信息中所划分出若干类的信息之一，统计信息是人们运用统计方法或者通过统计工作获得的自然和社会事物总体数量的信息。

三、统计信息在社会经济信息中的地位

社会经济活动是人类的活动，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决策、管理要建立在社会经济信息的基础上，只有通过对大量社会经济信息的处理，认识和掌握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性，科学管理、调控、监督、组织和实施社会经济活动，才能获得比较好的社会经济效果。所以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衡量一种信息是否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要看这种信息对社会经济管理、决策的影响。统计信息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其主题的地位。

四、统计信息在社会经济信息中的作用

统计信息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决策和调控发挥主导作用，对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内部经济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统计信息对于企业经济决策的主导作用。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小企业的经营决策越来越依赖于统计信息。从企业内部看，统计信息是指挥生产和生产过程中反馈的统计信息；从企业外部环境看，统计信息是激烈竞争市场环境下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所以企业经营需要低成本、高质量、反馈灵敏的企业统计信息系统，有效利用统计信息可以为企业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统计信息对于行业管理和地区管理决策的作用。

行业和地区管理是国家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业和地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不断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控制的有效性，包括大力发展统计信息。加强国民经济行业的统计核算，发挥统计信息在国民经济行业发展规划的决定作用；积极发挥统计信息在行业调控和管理的作用；加强行业发展的意向调查，积极发挥统计信息在监督国家经济行业发展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3.统计信息对于宏观管理决策的作用。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科学决策，从整体上把握国民经济运行状况，有机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务院决定建立新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加强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的信息统计工作。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将会以科学、合理的结构和指标体系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反映其内在联系和规律，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管理提供重要的依据。新体系的健全完善可以有效提高信息统计工作集成化的水平，增加统计信息量。经过核算体系对于统计数据的验证可以大幅提高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可以为定量分析提供有效的数据和分析结构，促进定量分析和系统分析的有机结合。总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国家统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为国民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4.统计信息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现实生活中，统计信息被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应用普遍，表现活跃，具有代表性。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喜欢用数据表达他们的观点，社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数据的存在，科学理论研究离不开数据的支撑，数据已经无处不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把21世纪称作统计时代非常贴切。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