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性质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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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际税法（InternationalTaxLaw）是一门年轻的法学学科，其基本范畴与基本理论尚处在形成时期，关于国际税法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性质、基本原则、体系与地位等等，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观点。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对国际税法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予以评述与研究，以期能推动中国国际税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形成与成熟。

（一）国际税收的概念

国际税法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国际税收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因此，探讨国际税法的概念就不得不首先从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Taxation）的概念入手。

税收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一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它体现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分配关系。税收属于一国范围内的事，对于他国的人与事无权行使课税权。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发展与各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技术、贸易、投资、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使得税收关系也突破一国领域而形成国际税收关系。

关于国际税收的概念，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国际税收是否包括涉外税收，在这一分歧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凭借政治权力对从事跨国活动的纳税人征税时所形成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关系。该观点严格区分国家税收与国际税收，认为，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论其涉及的纳税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涉及的课税对象位于本国境内还是位于本国境外，都是该国政府同其本国纳税人之间发生的征纳关系，应属于国家税收的范畴而排除在国际税收概念之外，即国际税收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收。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除了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外，还包括一国对涉外纳税人进行征税而形成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即国际税收除狭义的国际税收外，还应当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

关于国际税收概念的第二个分歧是间接税是否应包在国际税收的概念之内，关于这一分歧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只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而不包括关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除所得税和财产税外，还应当包括关税等间接税税种。

通过考察国际税收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国际税收产生的基础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或者说是跨国经济活动；（2）各国政府对跨国经济活动的税收协调，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对“税收利益的分配”，而且在于通过税收协调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并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3）对商品税的国际协调也是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4）国际税收协调最终是通过一国政府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国际税收的概念理应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国际税收不能脱离一国的涉外税收而单独存在，没有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不会出现国家间的税收协调关系。[1]

（二）学界关于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

理论界对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与上述国际税收概念的分歧是直接对应的，即也存在两大分歧，而每种分歧中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关于国际税法是否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法仅仅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而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既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也调整国家与涉外纳税人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关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否应当包括间接税，狭义说认为仅仅包括直接税，广义说认为涉外性质的关税等间接税也包括其中。

纵观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观点，主张纯粹狭义说的学者已经基本没有了，所谓纯粹狭义说，是指既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又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商品税法。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国际税法包括涉外税法，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税法包括商品税法。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但所涉及的税收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商品税领域只要存在国际税收协调，同样属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2]

（三）界定国际税法概念的出发点

我们这里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学观点，认为国际税法既包括涉外税法也包括商品税法。之所以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观点，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国际税法学是研究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学科，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的问题并推动国际税法的发展与完善。而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各国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离开了各国的涉外税法，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同样，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领域也存在国际税收问题，一样需要解决。因此，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中的法律问题，我们主张把所有与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直接相关的法律都划入国际税法的领域。

（2）从部门法划分的观点出发，一般认为，国际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个子部门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税法也属于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而且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特别是国际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划分，其标准很不统一，学界也存在众多分歧，把这些分歧全部拿到国际税法领域中来看，一方面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分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国际税法自身理论问题的发展。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一问题上暂时不争论，而是把这些问题留待国际税法发展的实践去解决。为了不束缚国际税法的发展，我们认为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更符合国际税法发展的自身利益。

（3）关于税法，我们一直主张把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3]同样，我们也主张将国际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而不是把国际税法视为一个严格的、纯而又纯的部门法。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与概念并不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最后解决的问题，即把国际税法的基本问题都研究清楚以后再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首先就给国际税法限定一个概念和范围。应当是概念符合实践的需要，而不是用概念来限定实践的范围。

（四）国际税法的定义

关于国际税法的定义，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种：（1）国际税法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因跨国纳税人的所得而产生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2）国际税法是对国际税收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协调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国际法律原则、规则、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和；[5]（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关系，即各国政府从本国的整体（综合）利益出发，为协调与国际经济活动有关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而产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与跨国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商品）之间形成的征纳关系的国际法和

国内法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6]（4）国际税法是适用于调整在跨国征税对象（即跨国所得和跨国财产）上存在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7]（5）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协调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在协调它们之间的税收关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称）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6）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9]

根据我们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的概念，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能够体现出国际税法的两个调整对象：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与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其次，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体现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局限于直接税，还包括间接税。上述定义有的没有包括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的没有体现商品税关系。因此，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应当是：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相关税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0]

（五）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相互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税法总是同时对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分配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已经很难明显区分出国际税法只调整其中一种关系而不调整另一种关系。尽管从单个的国际税收法律规范来看，其调整对象的单一性仍然存在，但已显得很模糊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具体征收的每一项税收，其中既包括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的征纳关系，也涉及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11]因为无论如何，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必然最终要在国家的涉外税法中体现并依据这些涉外税法才得以实施；而国家在制定或修改本国涉外税法时，也必须考虑到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税收条约和协定以及有关的国际税收惯例，创造本国涉外税收法制与国际税法相衔接的“轨道”，从而使本国的涉外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的烙印。

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二者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但在整体的内部，二者的地位又稍有不同。这在于：从国际税收关系的形成来看，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出现早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的产生，后者是以前者为逻辑前提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在表述上总是把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放在前面。然而从关系的本质来看，尽管国家的涉外税法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但同时也是其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与国内税收征纳关系并无本质不同；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则从根本上促成了国际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独立法律分支的最终形成，并成为其区别于国内税法的本质特征。

二、国际税法的性质

国际税法的性质，是指国际税法区别于其它法律领域的根本属性。关于国际税法的性质问题，学界尚没有学者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国际税法的性质是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直接相关的，国际税法的性质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以及法律渊源在法律规范上的体现。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国际税法的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事物的性质总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在与其他相关事物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研究国际税法的性质也要放在一定的参照系中。根据学界讨论法律规范性质所使用比较多的参照系，我们选取了公法和私法、国际法和国内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三个参照系，分别探讨国际税法在这三个参照系中的性质。

（一）公法兼私法性质

公法与私法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先提出，后来广泛流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乌尔比安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12]当时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对此问题予以系统阐述，只是企图把公共团体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与私人及其家庭方面的法律作出区别。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法律体系一直都是以私法为主，但17、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为公法的发展和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在当代，又出现了公法与私法互相渗透结合的趋势，即所谓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因此，法是否应当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以及划分标准如何确定，这些问题争论颇多，没有定论。[13]纵观这些分类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利益论（目的论），认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目的的法为公法，维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为私法；（2）主体论，认为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为代表公共权力的法为公法，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均为私人的法为私法；（3）服从论（权力论），认为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力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14]现代法学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标准都不足以明确划分公法与私法，因此，一般采用综合标准，即凡涉及到公共权力、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凡属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15]

国际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学界尚没有学者讨论，[16]我们认为这与学界对于国际税法概念的理解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部门，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只能是纯粹的公法。[17]但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法规范的综合领域，那么，国际税法就有可能具有私法的性质。广义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分配税收利益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虽然涉及的主体是国家，涉及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但其中所体现的平等互利的原则与私法关系有诸多类似之处，而且其所涉及的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因此，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虽然在整体上属于公法，但其中蕴含有较多的私法色彩。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纯粹属于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就转化为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税法学界讨论的也比较少，但一般认为由于税法在主体上涉及到国家这一公共权力组织，在保护的利益上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具有强烈的权利服从关系色彩。因此，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税法也体现出较多的私法色彩，如课税依据私法化、税法概念范畴私法化、税收法律关系私法化、税法制度规范私化法等等。[18]综上所述，广义国际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兼具私法的性质。

（二）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根据法律规范的创制主体和适用主体的不同而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国内法是指在一个国家内，由特定国家法律创制机关创制的并在本国所及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国际法则是由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通过协议制订或认可的，并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法律，其形式一般是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等。[19]

关于国际税法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性质与学者对国际税法的界定具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把国际税法严格界定在国际法的范围内，认为国际税法就是包含财政内容的国际公法

，[20]即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纯粹的国际法。如果认为国际税法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兼具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性质。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基本持后一种观点，即国际税法包括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国际法规范源于用以调整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协定；其国内法规范源于各国的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三）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

实体法与程序法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同为标准对法律所作的分类，一般认为，规定和确认权利和义务或职权和职责的法律为实体法，以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或职权职责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的法律为程序法。[21]

关于国际税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税法只能采用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只包含冲突规范；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既可以采用间接调整手段，也可以采用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既包括冲突规范也包括实体规范。[22]目前，后一种观点为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通说，即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实体法规范是指在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程序法规范是指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关于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及其征收管理程序的规定以及用以确定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冲突规范。国际税法中的冲突规范在形式上与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将征税权划归某一方，而不象国际私法那样采用反致或转致的方法，而且，前者也不存在重叠性的冲突规范和选择性的冲突规范两个类别。[23]

「注释

[1]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2]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3]参见刘剑文、熊伟：《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

[4]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6]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7]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9]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0]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是“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而并不是强调最正确或最科学的国际税法定义，也不强调是唯一正确的定义，主张其他国际税法概念的学者，也有最适合于他们的定义。

[11]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12]参见朱景文：《比较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13]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程信和：《公法、私法与经济法》，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15]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6]严格来讲，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不适用于国际法的，但我们所研究的国际税法并不仅仅包括国际法，而且包括国内法，因此，我们对于国际税法性质的讨论准用国内法的讨论模式，并把国际法在整体上归入公法，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法不同于国内法意义上的公法。

[17]其实，国际法也有私法的性质，正如著名法哲学家凯尔森所言，国际法通常归入公法领域，但它几乎毫无例外地符合自治的原则，而自治的原则正是私法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8]参见刘剑文、熊伟：《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趋势》，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19]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0]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1]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篇(2)

[关键词]诚实信用原则税收法定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税法的争议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信守承诺并诚实为之，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赖，不得以已经完成的言行是错误的为由而反悔。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税法，目前学说上有肯定否定二说，分述如下：

1.肯定说。肯定诚信原则适用于税法的主要理由多基于租税法律关系系采租税债务关系说所得的结论。租税债务关系说系主张国家处于租税债权者地位，有请求给付的权利；人民处于租税债务者的地位，有履行给付的义务，租税实体法的租税法律关系，即为公法上的租税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与纳税者处于对等的地位，这与私法上债权债务关系相似。基于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必须服从同一的规律，才能达到公平、公正之法律目的，从而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上得以适用。换言之，租税债权的行使及租税债务的履行，与私法上权力的行使及义务的履行，本质上并无不同，都要合乎公平正义，为谋个人与个人间利益的调和，并求个人与团体间利益的衡平，任何权力的行使及义务的履行，均需适用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应否适用于税法领域，在德国一直是租税法学界的问题，但是大约从1927年左右开始德国联邦财政法院(BFH)，即不断地加以适用，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诚信原则与国库主义(indubioProfisco)、即“有疑则课税”之意相结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库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思想没落，信赖保护原则、权利保护思想抬头，以非国库主义，即民主主义(indubiocontrafiscum)有疑则不课税之意的观点来解释租税法的目的成为了潮流，诚信原则开始为判例学说所肯定，促使租税法目的的进步。

瑞士虽然在联邦税法中并没有加以明文规定，然而在实务上瑞士联邦法院(BG)，很早就承认了诚信原则在税法上的适用。在州税法中已有明文规定，1944年3月14日关于国税及地方税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本法的规定，应依诚实信用而加以适用和遵守。”1945年12月16日的州税法亦设有同一旨趣的规定。1947年瑞士租税基本法草案，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租税法依诚信原则加以适用和遵守，当解释租税法时，应考虑所有瑞士国民的法律平等性。”前述瑞士的州税法及租税基本法草案的规定，比德国的更为优越，因其已明文规定诚信原则，而并非只是法律解释原则而已。

日本多数学者对诚信原则是否适用于租税法多持肯定的态度，如田中二郎在其租税法一书中写道：“当做解释原理的诚信原则和禁反言原则，主要系在私法领域发展而成，是否在租税法领域中加以适用，其又是否与税收法定主义相抵触，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实不能作为否定以诚信原则解释租税法的理由，因为这个原则是作为一种普遍的法理存于所有法律领域中的，因此很难以此做为在租税法上排斥其适用的根据。”

我国台湾行政法院的判例也曾明确诚信原则在公法上应有其类推适用，进而将诚信原则引用于租税法。该法院五十二年判字第三四五号判例称：“公法与私法，虽各具特殊性质，但二者亦有其共通之原理，私法规定之表现一般法理者，应亦可适用于公法关系。依本院最近之见解，私法中诚信公平之原则，在公法上应有其类推适用。”“对于各该法令公布施行前已发生之同样情形之事业，其课税处分尚来确定者，若弃置不顾，任其负担不合理之税捐，不予救济，当非政府制订各该法令之本意，而与各该法令施行以后之同样情形事件相比较，亦显有违税法上公平之原则，原处分未考虑物价上涨幅度，以重估原告三十九年购进之该两轮账面上残余价值，不能不认为有违诚信公平之原则，亦即难谓适法。”这个判例明确表明租税法上也有诚信原则适用的余地。

2.否定说。否定诚信原则适用于租税法之理由者，多基于租税法律关系系采租税权力关系说所得的结论。主张租税权力关系说的认为国家与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为权力服从关系。而且德国租税法学者Longhorst认为诚信原则为民法所规定，仅为直接当事人之间的信赖保护，而租税法却是规范国家与国民间的关系，因而其不能加以适用，同时在租税法上适用诚信原则，特别是在租税程序法上，尚欠缺一种独立的判断标准。

此外，德国学者Geerlng认为对于侵害国民财产的课税处分，从合法性的观点而言，国家是直接由法律而取得权利，无须援用对方的诚实义务，而且也无须援用关于权利内容的信赖，因此在租税法上从法理及法律解释原则的角度来看，实在没有适用诚信原则的余地，如果租税法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领域上藉诚信原则这不明确的标准以决定课税与否，显然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容易因租税法解释而扩大纳税义务的危险，综上所述，Geerlng不愿因诚信原则的适用而引起纳税义务人的不利益。

私法上诚信原则的成立根据是导源于对契约当事人间的信赖保护，其信赖是出于当事人间的约束。规范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的是契约，双方当事人形成契约前必须充分考虑交易上的习惯，而保护对方的信赖；而在租税法上，国家的课税权行使与纳税义务人间并非出于当事人间的契约或协定所成立，仅仅是因为法律规定而形成，依凭租税法来明晰其是否应课税，课税权的行使仅基于法律，纳税义务人不过依法纳税，如果利用诚信原则将租税法的解释扩大，实际上是假借租税法解释之名，行租税立法之实，显然有违税收法定主义，因此，在租税法中并没有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

3.针对以上两种意见的评述。就我国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里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租税法，目前国内外通说皆采肯定的观点。

就我国的租税法律关系而言，依我国通说采二元论，在租税实体法上采租税债务关系说，此说认为租税关系虽然具有公法性质，但并不是非常浓厚，系在对等的关系上，依法律的规定，当然成立公法上之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与纳税者处于对等的地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私法上债权债务关系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因而基于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必须服从同一的规律，因此诚信原则于租税实体法上有其适用的余地。而租税程序法系采租税权力关系说，认为国家与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为权力服从关系，国家是直接由法律取得权利，无须援用对方的诚实义务，而且也无须援用关于权利内容的信赖，若租税程序法依其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将产生不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结论，但须注意在适用诚信原则时，如果这个法律行为符合诚信原则的下位概念，也就是符合依诚信原则而已类型化的“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情更原则”、“禁反言原则”、“附随义务原则”及“诈欺及不正当方法之禁止”等的下位概念，应依据各该下位概念的内容，决定其法律效果，因而如果符合下位概念的内容，应该仍然可以适用诚信原则。国内也有学者大多主张诚实信用适用于租税法，而我国台湾学者也有持相同意见的，如施智谋教授曾说:“诚信原则为公法与私法应行共同遵守之原则，无庸吾人置疑，故租税法之适用，亦同样遵守诚信原则，换言之，无论纳税义务人或税捐稽征机关，均应受诚信原则之拘束。”

远在罗马法时代，诚信原则已露其端倪，后来法国民法扩充它的内涵，以诚信原则为契约上的原则；德国民法更进一步，以诚信原则为解释契约与履行债务的原则；直至瑞士民法承认诚信原则为权利义务的基本原则，其适用的范围也更加得以扩充；各国学说与法例，均承认其为民法上的“帝王原则”。然而诚信原则在私法上较早得到适用，再加上受条文主义的影响，以为成文法没有做出规定的，不能视为法律上的根据，而诚信原则仅在私法上有明文的规定，因而长久以来只认可诚信原则为私法的原则。然而法律的任务在于实现正义，私人与私人间要实现平均正义，固然有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个人与国家间为实现分配正义，同样有适用诚信原则的理由。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平均，预防发生贫富悬殊的现象，以求国计民生的均衡发展，实现分配正义，可见诚信原则在公法上、尤其在税法上是不可或缺的。

二、诚信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间的衡平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可能造成对税法的解释或扩大或缩小，这显然与税收法定主义精神相背，将对税收法定主义产生挑战，因此，租税法适用诚信原则之下，应如何与税收法定原则间取舍与调整亦为重要问题。

税收法定原则，指的是征税与纳税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依法征税和纳税。税收法定原则的建立，系以“无代表不纳税”（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的思想为基础，始于1215年英国所颁布之大，现代各国大多以其作为宪法原理加以承认。其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课税程序合法原则。根据税收法定原则，不仅课税要素的全部内容和税收的课征及其程序等都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且规定的内容要尽量明确不产生歧义，还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这一切都意味着税收法定原则强调和追求的是形式上的法定性。而诚实信用原则追求的是具体的妥当性与实质的合理性，基于这些不同，在协调二者的关系时，可从以下方面努力：

1.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首要原则。税收法定无疑是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其在税法的原则中处于什么地位，与税法其他原则的关系如何，学界上有分歧。笔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首要原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正如上文提及，税收法定原则系以“无代表不纳税”（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的思想为基础，始于1215年英国所颁布之大，这是最早的税收原则，并为现代各国宪法与法律（税法）加以承认，因而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表现，是地位最高的税法原则；第二，形式主义的法是可以预计的。税收法定原则强调严格的程序、形式和制度的确定性，最易于执法和司法。

2.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解释税法时，应把诚实信用原则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补充。税法的对纳税人财产权限制的性质决定了在对税法进行解释适用时，须严格按照法律文本进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进富认为，涉及租税事项之法律，其解释应本于租税法律之精神，依法律之目的，衡酌经济上的意义及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但是，毕竟租税法律主义是一切租税法解释所奉行的第一原则，且不容轻易地以租税公平原则或实质课税原则为由来加以动摇。因此，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对税法进行解释时，应坚持税收法定原则，不能轻易以诚实信用为由加以动摇。

3.以上两点是在一般情况下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维护。然而这并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即可优先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税收行政机关对纳税人表示了构成信赖对象的正式主张；第二，其是值得保护纳税人信赖的情况；第三，纳税人必须信赖税收行政机关的表示并据此已为某种行为。这主要是因为税法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税收法定原则应兼顾的价值目标，而诚信、公平、正义亦是征纳税需要考虑的内容。税法以限制征税权力、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为取向。如果税收行政机关错误地作了减轻纳税或免税义务的决定，而纳税人基于此种决定的正确性和合法性的信赖行事，因此获得了利益，就应得到保障。如果这一信赖结果被纠正，势必影响到法的安定性，进而影响到纳税人因信赖而产生的税收利益，实际上是一种对其税负的加重，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因此，不应坚守机械的形式主义，而应体现实质合理性和公平性，使纳税义务人基于信赖产生的税法地位不至于因溯及既往而动摇，即便在某些方面与法律冲突，亦应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按利益情况在法的安定性和合法性原则两种价值的较量中，即使牺牲了合法性原则也还需要对纳税人信赖加以保护的情况下，适用于个别救济法理的诚信原则是应该被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张晓君:关于税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J].理论探索,2008（1）

[2][台]张则尧:现行税法概要[M].台北:财政部财税训练所，1980，2

[3]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0

[4][台]施智谋:民法之规定如何适用于租税法[J].财税研究，1980（6）

[5]侯作前:论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法[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69）

篇(3)

关键词：交易定性；税法；分析

税法的特质主要体现在构成要件理论中，其独特的构成要件是税法的基本概念，但是税法学之中，仅仅只有税收的构成要件理论是不够的，还要借鉴民法和刑法的理论构造，并且在实质的内容上，我们不难发现税收学之中的税收要素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总而言之税法学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分析理论或是工具，并没有进入深层的研究之中。

1 交易定性的理论前景

在税收实务之中，要想合理合法的解决纳税主体的认定或是税收客体的有无、定性及量化，都离不开法律分析的技术，还要将综合法学考虑到税收实务当中，与其他的法学门类相比，我们不难发现税法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所以税法具有挑战性和独特性，在商事之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在实质课税主义之中，我们可以在简单的合约交易场所进行实质课税主义的贯彻，也可以在复合交易、交易定性和法律关系相违背的时候呈现出来，这样就能够体现出税法的公平和正义，将税法的精神彰显出来。现如今的中国税法学，需要面对的是进行学术破局，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我们不能将中国税法学停留在介绍域外税法学术观点之中，我们还需要在中国进行本土的实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检验知识的累积是否存在误差，税法存在多学科和跨部门的特性，因此税法一定是在民商法和行政法及刑法之后形成的，但是随着税务问题的不断出现，其法律属性的不完整也就导致了税法学在掌握交易定性理论之后，必然会成为一项强实践性的活动，在逻辑方面能够自给自足，不断的完善自身。

2 交易定性对税法分析的意义

在交易定性的理论之中，若是一旦发生了民商事交易，那么就一定存在客观的交易性质。交易定性主要就是对税法的原理和原则进行借助，认定的交易性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说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过程。在交易定性理论之中，我们主要是讲税收构成要件作为一切的出发点，所以税收构成要件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贯穿交易定性理论，我们通过立法来确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因此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交易定性与税收法的定义是紧密相连的，不可进行分割。然而在税收中的各个构成要件之中，不可能自动的对税收实务进行呈现，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交易类型的时候，税法和企业双方都要对经济交易的具体形态来进行磨合，有利于在税法之中达到共识，寻求和解。当我们在面对税法实务的核心环节、疑难环节之中，税法中的交易定性理论从静态演变成动态，具有实践的形态，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力。交易的形式和实质在整体上并非一直处于一致状态，在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也要遵守税法的实质正义，主要就是指税法实质课税原则，从该原则出发把握交易定性，因此需要在税法分析之中渗入交易定性理论，与税法的实质相连，并且为研究实质课税原则提供分析的范畴，为税法理论奠定基础。

在税法的评价和处理之中，我们将纳税主体和客体、客体的量化和税收管辖权等等认定为税收的构成要件，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因此在面对不同的交易类型的时候，税企双方都要对具体形态的经济交易进行工具的分析，利用交易定性来对具体税案进行分析，以此来达到共识。所以我们在进行税法事实认定和税法解释的时候，利用税法评价。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通过规范性的文件呈现的，而在某些时刻是通过税企争议双方的论争呈现的。不伴税法规则是针对竞技活动之中比较复杂且比较具体的交易类型进行税法的评价和处理的，而不是对法定构成要件进行突破。所以我们要将具体的交易类型进行交易定性和处理的具体规则称为部颁税法。在交易定性的理论意义上，将创制税法规则的作用发挥出来。而绝大多数未进行改变的税收构成要件的法定属性都称之为未突破税收法定注意。部颁税法的规则是一件事一种争议，所以在部颁税法之中，具有判例法的形式和功能，在交易定性之中提供具体的交易类型判定规则，将中国税法的内在结构和判例属性以及未来的格局揭示出来。

从中国税法的经验中我们发现，商事的交易在逐渐的复杂化和深刻化，税收在法律层级之中，是无法对商业交易的类型和环节进行预知和前瞻的，所以商事交易的税法规制只可能存在挂一漏万的情况，所以若是税法出现不严密或者出现漏洞的情况，随着时间的增加将会凸显出来，所以将长期的存在税法缺欠。部颁税法的规则之所以存在，其合理性就在于制定法的有限性，所以无法对复杂的交易类型进行有效应对，面对多种多样的交易类型，难免出现整齐划一的法规制的制定落空。商人之所以成为商人，就是因为他们走在法律的前面，所以税法规制也一直的处于商务交易类型的后面，尤其是在反避税领域之中，这种现象尤其严重。因此我们应该将税法研究的重点放在复杂的交易类型之中，面对比较复杂的交易类型，我们需要深入的阐释交易定性和税法处理，以此来积累税法法理。由于现如今的税法学理还未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我们不应该将重点放在提升税收的立法层级上，也不要在一般学理或是原理之中对税收法定主义进行强调。根据税法实务经验中我们发现，大量的税企争议的展开，都是围绕着纳税主体和税收客体的，而在某些时候也围绕着税收管辖权的争议展开的。所以在实务之中，我们不应将税企争议局限在程序法的层面之中，而更多的是要围绕税收实体法的适用和解释来展开争议。

3 结束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交易定性在税法分析中的地位，探讨了交易定性的理论前景极其意义，以此来奠定交易定性的地位，不仅凸显了税收活动之中的法律属性、交易定性和法律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还体现出了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精神气质。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税法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篇(4)

摘 要 本文就固定资产折旧对纳税产生的影响作了阐述，通过会计与税法对固定资产折旧范围、折旧年限、折旧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指出了纳税调整方法。

关键词 折旧范围 折旧年限 折旧方法 差异 纳税调整

在固定资产的折旧方面，会计与税法之间存在一系列差异，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一、折旧范围不同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但是，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按照规定单独估价入账的土地除外。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准予扣除。下列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

（1）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3）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4）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4）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6）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7）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以上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对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按照规定单独估价入账的土地外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而税法规定，纳税人的部分固定资产不得提取折旧。

二、计提折旧的总额不同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固定资产应计折旧的总额，为应当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原价扣除其预计净残值后的金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还应当扣除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投资资产、存货等，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增值或者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损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

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应计折旧总额是应当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后的金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还应当扣除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而税法规定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总额为固定资产的计税成本。

三、折旧年限不同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虽然会计准则没有规定具体的折旧年限，但是，企业确定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应当考虑下列因素：（1）预计生产能力或实物产量；（2）预计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3）法律或类似规定对资产使用的限制。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1）房屋、建筑物，为20年；（2）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3）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4）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4年；（5）电子设备，为3年。

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折旧是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分摊。而税法对不同类型固定资产的最短折旧年限有原则性规定。

四、折旧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可选用的折旧方法包括平均年限法（直线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企业所得税法又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可以在规定范围内自行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而税法规定，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原则上采用直线法。

五、预计净残值

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径确定，不得随意变更。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对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进行复核。预计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预计净残值。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径确定，不得变更。

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预计净残值一径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如果年度终了复核预计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预计净残值。税法规定预计净残值一径确定，不得变更。

参考文献：

[1]企业会计准则.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篇(5)

关键词:纳税筹划;内涵;应用;误区;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086-02

纳税筹划常常被称为“合理避税”或“节税”, 纳税筹划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合法性。表示纳税筹划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违反法律规定,逃避税收业务,属逃税行为。征纳关系是税收的基本关系,税收法律是处理征纳关系的共同准绳,纳税义务人要依法缴税,税务机关也要依法征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现实中,企业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常常有多种税收负担高低不一的纳税方案可以选择,企业可以通过决策选择来降低税收负担、增加利润,纳税筹划便成为可能。

二是筹划性。表示事先的规划、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义务通常具有滞后性,即企业交易行为发生后,才缴纳流转税;收益实现后,才缴纳所得税;财产取得之后,才交纳财产税。这就在客观上为纳税前做出筹划提供了可能性。如果经营活动已经发生,应纳税额已经确定,再去图谋少缴税,就不是纳税筹划,而是偷逃税收了。

三是目的性。表示要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选择低税负,低税负意味着低税收成本,意味着高资本回收率;另一层意思是滞延纳税时间(有别于违反税法规定的欠税行为),纳税期限的推后,也许可以减轻税收负担(如避免高边际税率),也许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如减少利息支出)。不管采用哪一种,其结果都是税收支付的节约,即节税。

从纳税筹划的起源和定义可以看出,纳税筹划不仅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一种方式,更是企业领导决策的重要内容。这也正是纳税筹划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发展、普及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我国企业开展纳税筹划的必然性及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筹划是纳税人的必然选择

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竞争。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运筹,其中纳税筹划也应是企业筹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原因在于:(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自的日益扩大,企业在逐渐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主体利益观念日益强烈。经营实体如何在不违反税法而又充分利用税收的各种优惠政策条件下,预先调整企业的经营行为,以达到合法地节约税负支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影响举足轻重,亦成为现代财务管理面临的紧迫课题。(2)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大量外资涌入。涉外企业的增加不仅引发一系列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需要国家宏观调控,而且由于外资企业大都有着强烈的纳税筹划意识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企业为维护自身权益、增强竞争力而进行纳税筹划的需求。(3)税收强制性特点使纳税活动受到法律约束,企业必须依法纳税。随着税收征管制度的不断完善,国家对偷漏税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强。如果采用偷、骗、欠等违法手段来减少应纳税款,纳税人不但要承担税法制裁的风险,而且还将影响企业的声誉,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企业不得不转而用合法又合理的手段来追求其财务目的,即只有在不触犯税法又不违背税法立法意图前提下实现的税负最小化才是有效的。所以,纳税筹划成为纳税人的必然选择。

(二)现行税制为企业纳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纳税筹划作为企业经济利益保护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筹划的实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环境和配套措施作为前提。从理论上讲,只有一部完善而又全面的税法细则并认真地加以实施,才有可能避免或消除纳税人的避税行为。然而,事实上,现代经济条件下,由于税法除了组织稳定的财政收入职能外,还拥有宏观调控等效应,各国政府为了鼓励纳税者按自己的意图行事,无不把实施税收差别政策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机会、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加以利用,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税收政策,使得无论多么健全严密的税制,税负在不同纳税人、不同纳税期、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总是存在差别。对某一应税活动往往有多个纳税方案,这就给纳税人寻找降低税收成本、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和众多的机会。

(三)开展纳税筹划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的一项合法权益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自主化、利益独立化,权利意识得到空前强化。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为己的特征,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十分正常的。对企业来说,在税款缴纳过程中,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义务,而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纳税筹划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维护自身的资产、收益,亦是其应当享有的最重要、最正当的权利。

二、纳税筹划在企业中的具体应用

虽然国家千方百计营造公平竞争的纳税环境,但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条件不同、发展不平衡,各地政府往往把税收作为调节经济运行和经济结构的手段。因此,税法中各种特殊条款、优惠措施及相关差别规定大量存在,从而在客观上造成相同性质征税对象的纳税人的税负存在高低差异。因而,纳税人也就可以采取各种合法手段避重就轻,经过运作,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税收规定纳税,从而使自己得以节约税收成本。下面具体分析国内企业纳税筹划的新思路。

(一)利用本国税法规定的差异实施纳税筹划

利用本国税法规定的差异实施纳税筹划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利用不同经济性质企业税负的差异实施纳税筹划

比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差异,对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生产企业实行“先征后退”增值税的规定等,这些以企业性质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为纳税筹划提供了机会。其典型的例子是,许多内资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国外办企业,然后将国外企业资金以外资的名义转手投入自己在国内的企业,通过这种曲线的形式来获得“合资”企业的资格,从而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随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二为一,这种思路将会被放弃。

2.利用行业税负差异实施纳税筹划

从事不同经营行业的纳税人的税负存在一定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缴纳营业税的不同劳务行业税率不同;(2)从事货物销售与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企业缴纳增值税,而提供其他劳务的企业则缴纳营业税,税负存在差异;(3)不同行业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同,企业所得税税基的确定没有完全脱离企业财务制度造成企业间税基确定标准不一致,从而导致税负不同;(4)行业性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税负差异。由于存在行业部门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别,利润转移、转让定价已成为一种常规性的避税手段。而且纳税人还可以利用从事行业的交义、重叠来选择对其有利的行业申报缴税。

3.利用地区税负差异实施纳税筹划

我国对设在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等区域内的纳税人规定较多的税收优惠。众多的地方优惠区内企业也较优惠区外企业的税负轻。但是并非只有完全是在“优惠区”内经营的企业才享有优惠税率,对于在特定地区内注册的企业,只要投资方向和经营项目符合一定要求也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样,一些企业通过在特区虚设机构,利用“避税地”方式来进行避税。

4.利用纳税环节的不同规定来进行纳税筹划

由于消费税仅在生产环节征收,商业企业销售应税消费品不用纳税。所以一些消费税的纳税人就利用消费税实行单环节征税的法律规定,通过设立关联销售机构,利用转让定价尽可能多地减少生产企业的销售收入,从而达到少缴消费税的目的。

(二)利用税法缺陷实施纳税筹划

即利用税法条文过于具体实施纳税筹划。因为任何具体的东西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很可能是越具体的法律规定越隐含着缺陷。比如,个人所得税采用列举法列举了应税所得的各个项目,但是这些项目不可能把所有形式都概括进去,而且各个项目有时难以区分得特别清楚,所以纳税人就可利用不同项目、不同的税率的规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纳税项目,降低实际税负。

1.利用税法中存在的选择性条文实施筹划

税法对同一征税对象同时作了几项单列而又不同的规定,纳税人选择任一项规定都不违法。企业利用其选择性,通过分析测算选择低税率的方式,就可达到避税的目的。例如,现行税法中规定,房产税的纳税方法有两种:一是按房屋的折余价值以1.2%的税率计征房产税,另一种是按房屋的租金收入依12%计征房产税,但因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限定条件,再加上审批和管理制度中的漏洞,遂使纳税人通过选择性方案实现纳税筹划成为可能.

2.利用税法条文的不严密进行纳税筹划

许多优惠条款对给予优惠的课税对象在时间、数量、用途及性质方面限定的定性不严,也产生了利用这些限定条件进行避税的方法。例如,现行税法规定对部分新办企业实行减税或免税,但对“新办企业”这一概念没有明确规定其性质,致使许多企业通过开关的循环方法,达到长期享受减免税的待遇。

3.利用税法条文的不确定实施纳税筹划

篇(6)

现在，距离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只剩下半个多月时间。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除了优化自身的产品之外，做好纳税筹划也可提高企业竞争力。“任何国家都在做纳税筹划工作，中国更应该将其重视起来。”

“偷税、漏税、骗税、抗税并不在纳税筹划的范围之内，纳税筹划的前提必须是合法。”在新的税制下纳税筹划的重点和新思路较旧税制有很多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面筹划，即利用我国税法规定的差异来筹划；另一类则是反面筹划，就是合理利用税法的缺陷。

从四个方面做好正面筹划

一、利用不同经济性质企业税负的差异。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对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制订不同的税法，例如生产性企业，在2008年新税制下，还是外商投资企业较优惠。

二、利用行业税负差异。从“九五”计划开始，我国行业之间的税负差异就已拉大。新税制下，体现得更明显。从2008年起，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以产业优惠为主，在任何地方，只要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都可享受15%的优惠税率。

三、利用地区之间的税负差异。如果要新设立企业，不妨可以利用这一差异。按新税制规定，我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新税制实施后还可以享受五年的税收优惠过渡期，五年内将逐渐过渡到25%，特区企业所得税率为15%。

四、利用纳税环节的不同规定。新税制下还是可以利用，因为有的税目未作更改，像消费税。由于消费税仅在生产环节征收，商业企业销售应税消费品不用纳税。

合理利用税法

任何具体的东西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很可能是越具体的法律规定越有缺陷。比如，个人所得税采用列举法列举了应税所得的各个项目，但是这些项目不可能把所有形式都概括进去，而且各个项目有时难以区分得特别清楚，所以纳税人就可利用不同项目，不同的税率的规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纳税项目，降低实际纳税税负。

一、利用税法中存在的选择性条文。税法对同一征税对象同时作了几项单列而又不同的规定；纳税人选择任一项规定都不违法。

二、利用税法条文不严密进行纳税筹划。许多优惠条款对给予优惠的课税对象在时间、数量、用途及性质方面限定的定性不严，也产生了利用这些限定条件进行税务筹划的方法。

三、利用税法条文不明确实施纳税筹划。我国税法会出现一些相关规定不是特别具体的情况，这时纳税人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纳税筹划方案，同时也能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从而实现合理节税。

价格转移法――最有效的纳税筹划技术

价格转移的纳税筹划方法由来已久，现被企业广泛应用，而且是最经典、效果最好的筹划技术。“这同时也是税局查得最严格的筹划技术”。不论在现行税制下还是即将开始的新税制下，都可以利用它合理节税。

由国家统计局“利用外资与外商投资企业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一份关于外资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所调查的亏损外商投资企业中，约2/3为非正常亏损，这些企业都是通过转让定价避税，即价格转移的方法，每年少缴税款300亿元以上。据了解，企业主要利用有关联关系的公司，通过把产品、劳务的转让价格定得比市场公平价格高一点或低一点的方法，来达到少纳税、不纳税或推迟纳税的目的。

利用关联企业避税必须是税务机关对这一企业认同的条件下才行。对于关联企业，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如对关联企业不认可，税务机关查账后将会对企业进行处罚。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罚款将按同期同类的银行利息收取。

同时，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转让定价方法也有不同，一定要在运用价格转移避税基本方法时，仔细结合税法的有关规定，以免筹划失败。

税务筹划让社会与个人达到双赢

一个人一生要缴多少个税？对于个税的缴纳，人们是只能听之任之，还是该主动筹划？企业又应该如何去筹划？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某人25岁参加工作，月收入1万元，每年年终奖为3万元。如果不调整税制，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到60岁退休时，他要缴纳的个税合计为701225元。从个人理财的角度来看，这显然很有必要进行合理规划。而对于企业而言，一个活生生的课题同样摆在面前：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竞相追逐的目标，税务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的地位愈发突出。在合法的前提下，企业可通过税收筹划降低成本、扩大效益。

2008年要实施新的税制，那么在2007年的12月，企业就应该有意识地做好一些工作，以适应新的税制的实施。也许有听众认为，合理的税务筹划意味着税收流失，这不是逃税吗？余文声教授认为，合理避税是少交税的合法手段，它与恶意逃税有本质的区别。合理的税务筹划实际上是纳税人纳税意识提高的一种表现。在严格执行税法的前提下，企业为减轻税收负担，自然会通过税收筹划的方式合理的进行税务筹划。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实现财务利益的最大化，随着企业规模扩大、效益提高，增加的利润部分，从整体上看其实也为财政收入提供了新的税源。

精彩问答

问：某企业为一家个人独资企业，登记注册时没有实收资本。现在要将一部分股份转让出去，转让费25万元。该如何缴税？

答：个人独资合法企业登记时没有实收资本，但当时有投资额，可以以投资额为缴税基础。例如，当时投资额为25万，不需缴税。如当时投资额为20万元，这部分可视同为注册资金税前扣除。余下的5万元算作是企业的清算所得或转让所得，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税率按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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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税法 第三人责任 法理分析

所谓税法上的第三人责任，就是当满足法定的条件时，让税收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其财产为税收债务人的税收债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税法上可以承担责任的第三人的范围主要有：担保人的责任、第二次纳税人的责任、连带纳税义务人的责任、第三人代缴责任、扣缴义务人的责任等。

税法中增加第三人责任，扩大了税收义务人的范围，同时扩充了清偿税收债务的财产的范围，使税收债权实现获得了更多的保障。但是，让税收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承担税法责任，是否与税收法定主义相违背，如何从法理上分析这一问题，本文先从对私法债务与责任关系的分析入手，对税收法律关系、税收债务及其与税法责任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税法上第三人责任的法理依据。

一、私法债务的含义及其与责任的关系

王泽鉴先生在其《债法原理》（一）“债之发生基本理论”中给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债者，指特定当事人间得请求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事实上，所谓债就是一种法律关系，在债的法律关系中，可以请求给付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债权，被称为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被称为债务人。其中的给付则为债的标的，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债的关系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是特定人对特定人请求给付的关系，债只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具有拘束力，债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并不受债的拘束，此所谓债的关系的相对性。

责任指强制实现债务的手段即履行债务的担保。当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依强制执行程序使其履行。债权人为何有这样的请求权，是基于债务人的责任。责任可以分为人的责任和物的责任。人的责任即债务人以其人身作为债务的担保，物的责任是债务人以其财产作为自己履行债务的担保。依据债之关系的相对性原则，债法上奉行自己责任的原则，即债务人应该以自己的财产作为履行自己债务的担保。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究竟能不能加入债的关系，为债务人的债务以其财产承担责任呢？如果能，此第三人即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第三人责任。下面，笔者将对此问题予以分析。

从私法上设立债权债务关系的目的来看，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达到一定法律目的的手段。其目的在于将债权转变为物权或与物权具有相等价值的权利。所以，债权债务关系的目的，并不在于债务人约定给付的履行，而在于债务人约定给付的履行使债权人获得满足，使债权得以消灭。所以，债的本质在于消灭债是符合债的目的的。那么，债务人履行其约定给付，债权人获得满足，使债权得以消灭，才是债之要义。从这一角度来看，为了达到此目的，是由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或者由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其财产提供担保，承担责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满足债权。基于此，债法上设计了由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的制度，这就是私法上的第三人责任。此时，债的关系的相对性被打破，债的关系产生了延伸的拘束，使第三人受到了债的拘束，债的主体产生了变更，债务与责任的主体分离存在。私法中的保证，主债务人的负担与保证人的负担就不一致，主债务人仅负债务，保证人负责任，就是这样的情况。除此之外，在债务加入、连带债务、继承人概括继承、营业的合并和分离等情况下，都涉及到第三人责任问题。私法上的债的关系延伸的拘束，第三人责任制度的设计，为税法中的第三人责任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

二、税法上的债务与责任的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存在着“租税权力关系说”和“租税债务关系说”之争。“租税权力关系说”认为“在租税法律关系中，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在租税实体法关系或租税程序法关系中，以全权人地位兼有自力执行特权，因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在租税法律关系中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地位”；“租税债务关系说”“把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对应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

税收债务的性质究竟为何？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当某一法律事实符合税法所规定的纳税构成要件时，该法律事实中的特定当事人就依法负有给付一定数额财产的义务，同时，作为税收债权人的国家或地方政府相应享有请求该纳税人给付特定财产的权利。纳税人的税收债务关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特定的税收债务人对于特定的税收债权人负有为一定金钱或财产上的给付义务。

此种税收债务与私法之债的某些基本属性至少有以下几点相一致:（1）都属于具备法定给付构成要件时成立给付义务。（2）此种给付都具有财产性质。（3）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转移财产的一种关系。因此，税法学者多借用私法上的债务概念，将“纳税义务”理解为“税收债务”，并认为税收实体法所规范的纳税义务关系性质上为债权债务关系，为“公法上的债务关系”之一种。在税法中导入“税收债务”的概念，可以直接借用债法的规范结构，更恰当地处理纳税义务关系，提供税法学上的说理工具，也为现代税法规范结构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债法制度中关于债权行使、给付受领、债权变更、债权保全制度在税收法律关系均可有所适用。

将税收理解为债，使得税收之债与私法之债具有了融合的可能性。税收之债可以借鉴私法上关于债的一般规定，以补充税法某些方面规定的不足。“除法令有明文规定或者虽无明文规定却能构成需要另行解释的合理理由外，纳税义务准用私法中有关金钱债务的有关规定。”税法也可以移用私法上的债务与责任关系的理论。当纳税人不履行其支付义务时，债权人（国家）可以对于其财产以强制的方法予以执行，即纳税人应以自己财产作为其税收债务的担保，就其应负担的税收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这就是税收债务人的责任。税法上突出税收债务人自己的责任，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贯彻结果，一般情况下，承担税收债务与承担税收债务责任的主体应该合一存在，即谁负有税收债务，谁就应该承担税收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税收债务人会通过转移财产等方式，故意使自己用于担保税收债务的财产减少，减轻自己的税收责任，逃避税收债务。结果直接导致税收债权落空，造成国家公共财政的损失。为了使税收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满足，防止税收债务人通过转移财产等方式逃避税收债务，私法上的关于第三人责任的制度也同样可以在税法上适用。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同样也可以存在税收债务主体与税收责任主体不同的情况。私法上的关于债权债务关系目的理论与第三人责任制度，为税法上的第三人责任制度提供了法理依据，从而有效地避免国家税款的流失。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把税收看作是国家凭借政权的力量，强制地、无偿地向企业和个人征收货币和实物的一种活动。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体现为一种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从这样的理念出发，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就不能协议由第三人代替债务人承担责任，也不会有纳税担保人、第三人代缴的问题。所以，税法上之所以会存在第三人责任问题，其根本的法理依据在于将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债的关系。国家是债权人，纳税人是债务人。有了税收是一种债的理念，国家与纳税人的债权债务关系要求纳税人从欠缴应纳税款时起，即负有向税务机关偿付欠税的义务，税务机关即享有向纳税人请求偿付欠税的权利。既然税收被理解为债，那么私法上的有关债的原理同样可以适用。为保障税收债务的安全性，税法上的第三人责任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税收债务关系理论的产生，是税法上第三人责任产生的理论基础。

虽然可以将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债务关系，但是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私法上的债务关系，因为税收之债是以国家的政治权力而不是以财产权利为权利基础的，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它与私法上的债又有显著的区别。 税收之债与私法之债的区别，主要有：

第一，税收之债具有高度的公益性。税收之债相对于私法之债享有一般优先权。税收的目的在于服务社会，造福民众，因此，税收之债比私法上的债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更大，造福的范围也更广。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法律有严格规定的情况下，私法上的债应有条件地让位于税收之债。从税法的法理和相关的国家立法来看，由于税收关系到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它至少要优于私法上的普通债权或无担保债权，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还要优于有担保的债权。美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税法都规定了税收优先权的制度。我国《税收征管法》按照债权发生的先后顺序和保护优先权的原则也作出了税收优先权的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优于抵押权、质押权或者留置权执行”。

作为税收债权人的国家，享有私法债权人所没有的种种优越权：税收之债以公权力直接保障其实现，在税收债务人不履行税收债务或者有不履行税收债务的现实危险时，税收债权人可以依法采取冻结、查封、扣押等税收保全措施或者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来保障其权利实现。在税收征纳关系中，税务机关不断以权力介入税收债权的实现过程中。私法上的债权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请求国家权力机关予以救济。

第二，税法是一种强制性法律，对税收债务不承认和解。税收债务的成立与否只与法律的明文规定有关。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应由法律明确予以规定，税收债务的成立不以行政权力的介入为前提。税收之债只有当税法中明文规定的税收构成要件成立时，国家的税收债权才成立。征税机关核定税额的行政处分，只是在于确认已成立的税收债务的具体金额。征税机关与税收债务人税收合意应被禁止。台湾学者葛克昌认为在税法中应确立“不容和解原则”，即租税之额度不容税捐机关与纳税义务人私下妥协，让步达成协议，而应完全依法定之课税要件课征。税收上的协议或契约原则上应该被禁止。税法要求税捐之核定应依法律的标准，而排除公法契约尤其是和解契约。在税收征收中，双方的意思表示对于租税债务都是没有意义的。在租税程序中，完全依法定标准确定及征收捐税，不容便宜形式，随机应变，而为合目的性之裁量。它无权随意创设税收之债，亦无权随意减免税收。征税机关仅有如何实现税捐债权的自由，而无变更税捐债权的权利。

正因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上述不同之处，所以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适用私法之债的规定时，不能完全照搬私法上的规定，不能违背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公平主义这些税收法律的基本原则。

税法上的第三人责任与私法上的第三人责任，也必然有所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私法上的第三人更多的是通过约定的方式，通过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合意，使第三人加入到债的关系，承担责任。而税法上的第三人责任，通过法定的方式，应以税法明文规定，才符合税收法律主义。其次，私法上第三人承担责任的情况，除免责的债务承担外，一般不须要债权人同意。但是税法上第三人承担责任，不但需经过税收债权人的同意，而且还需要有特定的形式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