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利益原则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保险利益原则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保险利益；射幸性；立法意义

保险合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完全履行，因为它不仅是当事人满足自己需要的重要手段，也是全体投保人精诚合作、分担危险之必要途径。依照各国保险法的规定，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必须是受到实际损害的人，因为补偿是保险的基本职能。那么，保险上的损害是以什么形式表现的呢?又如何来量化呢?这涉及到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保险利益原则。

所谓保险利益（Insurableinterest）,又称可保利益，立法上首见于英国《1774年人寿保险法案》。该《法案》第一条要求被保险人对被投保的生命具有可投保利益，也即保险利益。[1]但英美成文法上对保险利益的含义并无界定。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均没有保险利益这一用语，但在理论上却对保险利益制度有系统研究。就我国研究现状来说，理论上将保险利益描述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一种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损，或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受益的损益关系；同时将保险标的根据其性质不同分为财产及人的寿命和身体，并相应地把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明确指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以此涵盖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保险利益，但并未就两者做出进一步详尽规定。

一、保险利益制度的起源

保险制度发端于贸易发达、风险巨大的海上运输。在13世纪末意大利的海上保险中，保险人假装称已从被保险人处受领一定金额之贷款或以信用方式赊购被保险人之货物，约定若船舶未安全抵达时，将该款项返还给被保险人或支付价金。实际上是使被保险人在货物损失时可从保险人处获得一定金额之价款。这种约定中，未来船舶是否发生危险事故无法安全抵达或危险事故何时发生不确定，保险人是否给付保险金取决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因此具有射幸性。射幸性使得这种所谓的保险和赌博有着相似的机理。两者都决定于偶然事件的发生。显然，赌博是为社会公益所排斥的。它变一定（原有之赌本）为无定（输或赢），[2]是一种参加者创造风险的活动，鼓励利己主义、贪婪和不劳而获，使偶然性成为人们行为的主宰者，破坏生活道德秩序。[3]因此产生这样的问题：被保险人是否必须是船舶未安全抵达会受损之人？被保险人获得的价款是否应不超过其货物损失？据此，有学者提出，因保险行为而请求保险金额的，被保险人应证明保险利益之存在，强调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损害者才能获得价款且价款不得超出损害金额，以区别于赌博。从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即填补损害制度。[4]保险利益理论也由此开始发展。

二、保险法上对保险利益的概念定位

财产上的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特定财产所具有的实际和法律上的利益，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对于投保人本人为其主观价值，对于第三人则为投保人和该第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将法律上权利稍稍扩大至法律承认的权利和利益，对保险利益并没有给予充分说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保险利益给予分析。

理论上，学者众说纷纭，可概括为以下两种学说：

第一种是价值说，或称经济利益说。此学说认为，保险的本质乃在于补偿经济损失。换言之，即在于填补所灭失或所减损物上之价值。因而认为有利益才有损害，有损害才需要补偿，故认为保险合同之对象为保险利益，即保险利益就是保险标的物上的价值，或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物不安全而受损，或者因为保险标的物不发生损害而受益。[5]依价值说，构成保险利益需具备三个要件：(1)须为经济利益。保险是以补偿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目的，保险利益须属于经济上的利益或以与经济上利益有密切关系且可以货币量化为限。(2)须为确定的利益，即指其利益已确定或可确定。(3)须为合法利益，即其利益合乎法律的规定。价值说对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能进行科学的解释，国内学者多持此学说。[6]价值说比较重视保险标的物的价值因素，突出了保险合同的经济补偿功能。第二种是关系说。在人身保险中，由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人格权的内容，无法以金钱价值对其加以衡量，故价值说无法解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于是关系说乃应运而生。该说认为，保险利益乃是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此种利害关系，包含有经济上之利害关系及精神上之利害关系两种。德国及我国台湾学者一般持此学说。[7]关系说与价值说相比，其独到之处是不拘泥于经济价值上的解释，而是从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为人身保险获得了一席之地。

笔者认为无论赞同哪种学说，有几点我们是必须认可的，也是各国对保险利益内容界定一致的地方。第一,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利益。不合法的利益不能作为保险利益为保险合同或保险法所保障。如对盗窃、抢劫之财物的占有利益,走私、贩毒的经济利益,劫匪对劫持的飞机或者人质的期待利益等,均不能构成保险利益。第二,保险利益应为经济上的利益。所谓“经济上的利益”,是指可以体现为货币形式的利益或称为“金钱利益”,保险是以补偿损失为目的,以支付货币为补偿方式的制度,若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就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则损失无法补偿。第三,保险利益是可以确定的利益。惟有保险利益这种经济利益是确定的利益,在实践上才具有可操作性,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保险人才可以据此进行补偿。所谓“可以确定的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现有利益或者因现有利益而产生的将来预期利益可以确定。对于人身保险而言,可以确定的利益也可以称为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利益。回过头来看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界定，概念定位上并不是很清楚，逻辑不够严谨，不利于实务操作。这些缺陷对于保险法的实践以及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这可能也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因此，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明确相关概念的任务任重道远。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立法意义

保险制度因其“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的职能而具有积极意义,并得以存续和发展,任何人均不应通过保险而获得无损失的利益或者超过损失的利益。确立保险利益原则的价值亦在于能有效地防止将保险作为赌博的工具。保险利益的存在，能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道德危险与保险相伴而生，似乎从保险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让人们头痛不已。如以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他人财产、身体、生命或健康为保险标的，则实为赌博。就财产保险而言，如以无保险利益之他人财产投保，因为他人财产即使发生危险，投保人并无损失发生，如能获得赔偿，则与赌博何异。其更甚者，投保人为图早日实现其不当利益，必不会等待被保危险之自然发生，而将设法造成被保财产的损失，其所诱发的道德危险，实不言而喻。例如，保险标的物价值100万，所有者的保险利益即为100万，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发生事故保险人的赔偿额最多100万，身心正常者，不会为以100万的投入换取100万的赔偿而铤而走险，这纯粹是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就人寿保险而言，若无保险利益规定，后果更无法设想。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没有保险利益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以他人的生命或身体作为保险标的而订立合同，则投保人可能采取各种手段伤害被保险人，以谋取保险金的给付。17世纪英国保险法因没有保险利益的规定，就出现过杀害被保险人的情况，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定，立法机关遂在《1774年人寿保险法》中首次确立人身保险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原则，明确规定：人寿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有保险利益，否则合同无效。旨在消除以他人生命、健康为赌注，博取非法利益的寿险保险单，该法因而被誉为“禁止赌博法案”。可见保险和赌博在目的、效果、及社会评价(包括道德和法律等角度)方面均存有差异,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保险中有保险利益的存在。保险利益原则不许可随便以他人的财产或人身作为保险标的投保,便有效地防止了不受损失而获利,从而保证了保险的损失补偿职能,遏制了赌博。

保险利益原则之创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发生道德危险，道德危险是保险术语,是指投保方为获保险赔偿而故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或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放任损失扩大。坚持保险利益原则,无损失则不赔偿,损失多少赔偿多少,有效地防止了为获得不当利益而发生道德危险。在保险实务中,保险赔偿的最高额以保险金额为限,保险金额是以保险利益为基础的。这体现了保险的“补偿”性，从而更好地实现保险“分散危险，补偿损失”的职能道通过保险利益原则来设置屏障防止发生道德危险，并限制保险赔偿的额度，从而保障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Malcolm·A·Clerke.何美欢，吴志攀等译.保险合同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尹田.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篇(2)

论文关键词：重复保险，法律构成，通知义务，效力

 

一、重复保险的概念界定

重复保险，也称复保险，其具体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重复保险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的行为，且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出保险标的价额。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均采纳此观点。广义的重复保险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而该数个保险契约，均须于同一保险期间内发生效力而言。[1]48意大利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认同此种定义。两者主要区别在于总的保险金额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

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与旧《保险法》相比，新规定由广义说转而采用狭义说，严格限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应该超出保险标的价值。事实上，由于重复保险的目的在于合理分担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没有过多考虑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之和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将重复保险限定于超额的重复保险，并没有多少实益。[2]188-189因此，台湾地区在2007年对《保险法》进行修订时，仍然坚持广义说。从这个方面讲，大陆地区关于重复保险的新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生活的需要，使一部分正当投保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当然，从民法角度思考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不难发现法律论文，旧《保险法》存在同时使用广义和狭义概念的体系冲突，造成该条文理解和适用上的困难。因此，新《保险法》虽然导致重复保险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巨大隔阂，但仍有益于法律概念的精确和适用的便利，应予肯定。

二、重复保险的法律构成

根据新《保险法》对重复保险的界定，其构成要件如下：

（一）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特定性。现代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并不重要，关键是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在财产保险中，只有被保险人有权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3]31因此，重复保险的要件之一是被保险人相同。投保人针对同一保险标的的不同保险利益投保，通常情况下，不构成重复保险，但是，若该保险利益存在权利混同或者吸收，构成重复保险。[4]103因此，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同一保险标的，而非同一保险利益。但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未明确指出重复保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为同一人，因此难以避免投保人同一或不同一的情形下被保险人的不当得利，而若仅以投保人同一为构成要件，不论被保险人同一或者非同一，保险人都需要对同一保险事故进行两次以上的赔偿，造成不当得利的机率远大于以同一被保险人为构成要件的情况。

（二）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重复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包括全部重叠和部分重叠。全部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完全相同，亦称同时复保险。部分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非完全相同，但存在部分相同，亦称异时复保险。“不过保险期间之始期及终期， 并不以绝对相同为必要，只期间有一段重复，则在其重复期间内，仍为复保险契约。”[5]48所谓同一期间法律论文，不必数个保险契约之始期与终期，完全相同，只须其一部分的期间，立于交叉关系，而发生共利之利害者，即成为复保险。[6]115此外，有教材认为这里的“期间”是指数个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7]256事实上，由于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并不一定与保险责任期间完全一致，有时保险合同已生效，但保险责任期间未开始，因此，该这里的“期间，应指保险“责任期间”，而非保险合同“生效期间”。新《保险法》第56条未明确对此构成要件作出规定，实为不足。

（三）保险危险或保险事故的同一性。新《保险法》规定，同一保险事故是重复保险的必备要件。重复保险中，保险合同承保的保险危险或者保险事故并不要求完全一致，只需存在共性即可。一方面要求数个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有重合处，唯此种重合之保险事故方为同一保险事故；另一方面要求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发生的是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同一保险事故。只有各个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是同一保险事故，且其与实际发生的保险事故亦均为同一事故，方构成重复保险的同一保险事故。若各个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是同一的，但其约定的保险事故各不相同，则不能构成重复保险。

（四）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复数性。各国保险法均规定，重复保险投保人是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即保险人应当多数且不同，并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如果对同一保险利益与同一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即使保险期间相同、保险事故相同、被保险人相同，也可能不成立重复保险，仅是单保险的一种特殊。但是新《保险法》仅规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人需为复数，这一规定未尽完善。在保险人为复数的情况下，并不能想当然的推理出多份保险合同，也可能会产生一份保险合同，所以，必须强调重复保险合同的复数性。

三、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新《保险法》第56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新规定对投保人课以主动向各保险人告知重复保险具体情况的法定义务，有进步意义法律论文，但却在通知义务所涉及的通知事项、方式以及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都缺乏具体规定，使通知义务难以发挥真正作用。

（一）投保人的具体通知事项。韩国《商法》第672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应当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8条第2款规定：通知中应包括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和具体的保险金额。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6条规定：复保险，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将他保险人之名称及保险金额通知各保险人。由此得知，投保人的重复保险通知事项不仅应当包括与之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还应当包括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和保险期间等事项。但新《保险法》关于投保人应予通知的“有关情况”显得过于抽象和宽泛，令投保人难以明确具体内涵，不利于保险人“知情权”的保护。

（二）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法律原则上允许投保人采取口头方式或书面方式为之。新《保险法》亦取同样要求。但应当注意，重复保险的通知属于保险人主动询问的内容，如果保险人不加以询问，投保人不为通知义务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信息不对称，保险人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保险经验，投保人只是偶尔为之，对保险本身及其相关规则了解甚少。可见，投保人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方式取决于保险人的询问方式，保险人以书面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书面方式为之；保险人以口头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口头方式为之。但是投保人在以下情形应享有免除通知义务：一是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的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重复保险；二是经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三是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担保条款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8]40

（三）通知义务履行的证明。各国保险法虽对重复保险的通知方式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但以各国保险法所规定的对未履行通知义务的重复保险的严苛的法律后果而言，它要求投保人对于重复保险的通知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我国新《保险法》中，关于重复保险中是否履行通知义务，没有关于法律后果的规定，因此也就缺少举证责任存在的意义，这是我国保险立法上的不足。

（四）通知义务的后果。其一，投保人故意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重复保险的，其合同无效；其二，善意之重复保险，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之全部价值，仅就其所保金额负比例分担之责。但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其三，善意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在危险发生前法律论文，投保人得依超过部分，要求比例返还保险费。保险合同因恶意重复保险而无效时，保险人如不知情，应取得保险费。虽然新法规定了投保人须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但却没有规定任何有关违反该义务后的法律后果。此种立法规定会导致以下不正常情形：一是使法律对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形同具文，因为不论投保人通知与否，法律后果均相同，而且投保人不履行通知义务，还可能造成保险人不知晓重复保险的存在，而使投保人有获得不当得利的潜在机会；二是不区分恶意与善意的投保人，使有恶意的被保险人，在企图以不正当手段诈领保险金，损害保险制度的诚实信用原则时，仍有取得保险金的可能。因此，缺少违反通知义务的责任内容规定，也是新《保险法》的缺失之处。

四、重复保险的效力

基于新《保险法》在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保险实务中难以对保险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予以明确，进而产生许多的矛盾和纠纷。而这一立法缺失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国保险法在立法理念上，对于重复保险的法律效果未能从当事人主观心态的立场加以划分。[9]72解决这一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用各国保险法通例，针对投保人的主观心态，在我国《保险法》中明确区分投保人的善意与恶意，给予不同的法律评价，通过增加重复保险强制通知义务规则，从而赋予重复保险通知以不同的法律后果，使重复保险的利益保护机制发挥应有的功效。

（一）恶意复保险的效力。对于恶意重复保险，由于投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破坏保险制度分散危险、填补损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各国和地区立法例多规定重复保险中恶意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我国新《保险法》虽没有对恶意复保险做出规定，但第56条第1款关于“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的规定，在立法上已经实质上确认投保人在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时，具有恶意的存在。因此，对有重复保险而未尽通知义务的投保人法律论文，仍可以适用保险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即“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据此，在我国保险法上，将恶意的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投保人与履行通知义务的善意投保人相比较，其法律上的后果是相同的。这一立法目的，虽然是为了在保险司法实务中起到简化规则、防止法官滥用司法裁量权的作用，但是因其不区别恶意投保人与善意投保人而使其承担同等后果，显然有失公正。

（二）善意重复保险的效力。对于善意重复保险，各国和地区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日本的优先承包主义。将重复保险分为同时重复保险与异时重复保险。同时重复保险时采用的是比例分担主义；而异时重复保险，则按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在保险价值额度内，前保险人先负担保险金，对负担不足以填补全部损害时，由后保险人继续承担填补损失的责任。[10]341二是法国和瑞士采用的比例分担主义。不论构成重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按照其所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负分担赔偿责任。三是连带赔偿主义。在重复保险中，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对被保险人负连带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可向全体保险人或其中一人主张求偿。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超过其应付的保险金额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但投保人的全部请求不得逾损害之总额。[11]3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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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林群弼.保险法论[M]. 台北：三民书局，2003．

篇(3)

论文关键词：保险市场信用体系行为规范

论文摘要：保险市场的信用体系存在着影响诚信建设的一些问题。相应的对策是：构筑保险市场的信用体系，加强保险市场管理，加快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促进民族保险业的健康成长。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保险作为一种经济补偿手段和社会产品再分配的特殊方式，与银行业、证券业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的三大支柱，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信用作为经济主体间交往行为的自律性规则，既是道德规范的选择，又是一种经济利益的选择。在保险业的发展中，诚信处于道德规范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摩擦中，信用建设问题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必须认真思考且积极面对的严峻挑战。

一、当前保险市场信用体系存在的问题

纵观目前保险市场发生的各种问题，多与保险信用机制的不完善有关。这些影响诚信建设的问题主要有：

1．竞争主体行为不够规范，主要表现为违规经营，支付过高的手续费、回扣，采用过低费率等恶性竞争行为，损害了保险公司的社会声誉；

2．内部管理、险种设计、精算水平、营销手段、风险防范、成本核算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

3．没有统一的有关信用度的认定机制，缺乏对失信者进行全社会惩罚的措施，对市场参与者的信用状况难以实施全面有效的评价与监管；

4．在保险业内部，有关信用的信息处于严重的不对称状态。由于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缺乏而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又强，使保险消费者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难以了解保险公司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如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偿付能力及发展状况、参加保险后能够获得的保障程度等，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保险人的介绍作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公司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信用信息也未能得到综合使用；

5．从业人员素质还有待提高。尤其对保险人的选择、培训及管理不严，有一些保险公一J误导甚至授意保险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严重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形象。

二、信用体系建设的具体对策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主要对策是构筑保险市场的信用体系。完善的信用体系和规范的信用制度是建立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是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作为具有市场风险、以诚信作为经营基本原则的特殊行业，保险公司更应将恪守信用、履行合同作为发展之源，立身之本。具体对策：

1．建立完备、规范的公司内部管理机制，实行集约化经营。要从组织管理、财务核算、责任累积、风险控制等方面全面提高保险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要创新管理理念，广泛运用当今先进的技术成果来提高管理效率，加速产品开发、数据处理、资金划拨、成本核算、业务和办公自动化、网上营销等业务内容的电子化进程，提高资金管理、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经营风险管理的集约化经营水平

2．规范人从业行为，加强对公司全体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素质是提升保险信用制度的重要环节。我们目前仍以保险人展业为主，所以推进人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强化依法经营意识、使现代人了解职业道德和诚信原则的关键所在，并将职业道德教育融人常规的职业培训之中就显得成为重要。另外，也应加强对公司全体员的教育和培训。培训员工的道德自律，提高员工诚信道德的选择与评价能力。要创建道德环境，使员工在实践中体验和升华道德情感，理解并认识诚信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从而自觉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

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管理者要以高尚的诚信人格影响员工，率先垂范，做好表率。要利用自身良好的形象，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感染并带领一大批具有诚实人格的高素质员工队伍，各级工作人员之间要建立起相互信任、团结协作的工作关系。要强化“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观念，形成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

4．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是建立保险信用体系的根本途径。保险是一种无形商品，它作为商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事后的保障上，客户往往通过理赔、到期偿付、回访等判断公司及产品的优劣。因此可以说，企业信誉和服务质量是公司的两大命脉，诚信服务更是维护客户权益的重要体现，整个营销的全过程公司都必须提供始终如一的、全面的、及时的、周到的服务。首先，在客户买保险时，通过耐心细致、详细全面、客观真实的服务，使客户能明明白白买保险。其次，公司应在保单维持阶段为客户提供长期的优质保险服务。当客户申请被接受后，通过电话回访、面见被保险人等方式与客户联系。确认保险利益是否存在，客户的陈述与投保单是否一致等重要事实，以便发现问题能迅速处理。切实维护和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塑造专业、真诚、守信的良好企业形象。当客户发生事故前来索赔时，应尽量合理简化手续，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通过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量化服务标准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用真诚、优质的服务赢得客户和社会大众对整个保险行业的信任和支持。

5．规范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信用行为是保险信用的重要保证，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是诫信原则在保险合同中的具体运用，是保险人估计和判断风险的一个重要依据。鉴于中国目前的状况，可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根治个人信用缺失的顽症，让诚信真正成为一种公认的财富。

篇(4)

    论文摘要：保险受益权是否适用于财产保险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分肯定说和否定说。否定说虽是主流观点但却存在漏洞。无论从法理还是实务、从立法例还是有关司法解释分析，都有证明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且新修订的《保险法》在此问题上已有所松动，已有肯定保险受益权也适用于财产保险的立法倾向。保险受益权制度引入财产保险中已成为大势所趋。 

一、对有关学说的评述 

依据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第18条、39条的规定，保险受益人仅仅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受益权是否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一直以来存在较多争议，分否定说和肯定说，且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支持否定说的学者很多，其理由如江朝国先生认为：人身保险包括人寿死亡保险、健康保险及伤害保险，一般都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保险事故发生的要件，因此除要保人、被保险人之外，仍然需要有受益人存在，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合同的利益即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这是受益人制度产生的由来。［1］另一学者杨仁寿之解释：财产保险合同的性质是“禁止得利”，即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因保险事故而受损害的人不得因为保险人的理赔而获得额外的利益，除被保险人外，就没有所谓的受益人。被保险人即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除被保险人自己之外，并没有所谓的受益人。［2］ 

但是细细分析可以看出前述列举的否定说观点存在漏洞： 

对于江朝国的观点，其解释并不能必然得出财产保险中没有受益人的结论。他的论述只是得出人身保险中受益人制度的由来，并没有阐述财产保险中无受益人的原因。他的观点说明了人身保险尤其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中，必须要有受益人的存在才能解决保险金由谁受领的问题，并没有就此排除生存保险以及财产保险中可以有受益人制度。只是在生存保险以及财产保险中对受益人制度需求的紧迫性没有在死亡保险保险中那样强烈。前者可以选择指定受益人也可以选择不指定受益人而自己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后者就必须指定受益人，才能解决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的受领问题。 

杨仁寿的理由也存在漏洞：第一，“禁止得利”原则在财产保险中的适用并不必然得出财产保险中不能存在除被保险之外的第三人受益人。所谓“禁止得利”是指保险合同生效以后因发生保险事故而使被保险人遭受损失，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的范围以弥补其所受损失为限，不能使被保险人因保险理赔而获利。在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并不构成对这一原则的违反。第二，杨先生对保险受益人的概念理解有所偏差。他认为，“被保险人即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险人”，而被保险人一般是因发生保险事故而受损的人，依杨先生的理解，受益人即被保险人，那受益人也是因为发生保险事故而受损的人。很显然，他混淆了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概念。 

因此否定说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应当肯定财产保险中保险受益权的存在。有关学者如台湾学者郑玉波也支持肯定说，他认为：财产保险中也可以有受益人，例如甲以自己的货物订立水险保险，但指定丙为受益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3］ 

二、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一）从法理和实务上分析 

首先，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具有法理依据即意思自治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自愿原则即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然适用于下位概念的财产保险合同。因为财产保险合同也是一种合同。财产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约定受益人，是对自己财产权利的自由处分，只要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未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律就不应该干涉。尽管我国《保险法》是公法与私法的统一，但保险合同属于私法范畴，据私法原理“法律未禁止的即为许可”，我国《保险法》并未明文规定不得在财产保险中指定受益人，即为允许。其次，从实务上看，存在许多以自己的财产投保而指定其债权人为受益人的实例。在“车贷险”“房贷险”中，保险备注中常有“某某银行为受益人”的情况，此时若否定财产保险中存在受益人，保险金仍将保险金给付给他人，就违背了被保险人的初衷。另外，若被保险人没有继承人，就会产生两种情况：一是，保险人因没有给付保险金的对象而不给付，会有保险人不当得利之嫌；一是，将保险金作为无主物而收归国有，仍有悖被保险人的意愿。因此在财产保险中吸收保险受益人制度有其必要性。 

（二）从立法例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来分析 

首先，2002年我国最高人法院的《最高人法院关于审理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条规定：“保证保险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保险人，权利人（债权人或受益人）、投保人（合同的债务人、被保证保险人）。”该规定将原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作为了保证保险的受益人来对待。［4］其次，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条对受益人的定义的规定“本法所称受益人指被保险人或要保人约定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均得为受益人。”中并没有“人身保险”这样的限制。而且从法律逻辑上来看，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也是采纳了财产保险中可以引入受益人制度的立法倾向。因为前述第5条的规定放在总则部分，总则的规定应该贯穿始终，也就是说该第5条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后面的分则，因此在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中也可以使用受益人的概念。再如台湾《动产担保法》第16、26、33条等的规定，也可以确知财产保险中也可有受益人。国外也有类似的立法例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其第930条至932条中也规定了财产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制度，如第930条第1款规定：“为依据法律、其他法律文件或者合同对投保财产享有利益的人（投保人或受益人）之利益按照保险合同可对该财产投保。” 

三、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人制度的立法展望 

虽新修订的《保险法》仍将受益人局限于人身保险中，但该法对财产保险中引入受益权制度已有所松动，已有肯定财产保险中的受益权制度的立法倾向。如该法第50条第1款规定，责任保险的第三人可以直接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金，也就承认了责任保险中可以有直接获益的第三人即受益人。责任保险为财产保险的一种，承认责任保险中的受益人，也就承认了财产保险中可以有受益人。该条文隐含的立法精神已经完全体现了受益人制度的设置目的。另外，该法第65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人造成损害，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第三人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人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此条文肯定了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肯定了第三人为受益人时的保险金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受益权。 

因此，从立法趋势上来看，肯定财产保险中的受益权制度将是大势所趋。 

 

参考文献： 

［1］ 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3） 

［2］ 杨仁寿：《从财产保险契约之本质论为他人利益合同》［j］，载《法学月刊》，16（9） 

篇(5)

论文摘要：由于保险人的特殊地位，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保险合同，除非投保人有违法行为或重大的、特别规定的违约行为，从而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国 法律 虽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认定和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保险合同基本法理，准确把握财产保险合同解除事由的内容和范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无裨益。 

 

作为保险业务的经营者、格式合同的拟定者，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十分明确，故其一旦订立合同后，就应该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规定。本文主要讨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1.如实告知义务的含义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险人正确估计危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险人不必对每一笔保险业务都亲自调查，降低了其签约成本，也使保险活动的普及和 发展 成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关保险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就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应视其所未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认为是对“重要事项”的具体描述。 现代 保险法理论和实务已广泛认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隐匿非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如投保人所投保车辆的颜色为紫色，但其误告为蓝色，此事项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无关，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告知义务的违反，有的国家适用“无效主义”，而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均采用“解约主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除有权解除合同外，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3.未告知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合同的解除的规定 

未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对此问题，各国立法大体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非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投保人只要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其理论基础“显然侧重于投保人的诚实信用原则而忽略对价平衡性。保险人一概免除赔偿责任，对被保险人并不公平。” [ ]另一种是因果关系说，即只有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因果关系说克服了非因果关系说有时显失公平的缺陷，但其对保险人限制过严，又会造成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利益关系新的不平衡。依笔者之见，若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属于投保人拒绝承保的事项，或者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无论投保人是故意还是过失未如实告知，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若无上述两种情况，则投保人系故意不如实告知方可解除合同。这种做法既考虑了诚实信用原则，又兼顾了对价平衡原则，也有助于对实践中保险纠纷的公平解决。 

 

二、违反安全维护义务 

 

1.义务主体 

按照我国保险法规定，该义务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这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场合并无问题，但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为何一个合同关系人不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会使保险人获得合同解除权呢？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始终被两大法系所承认的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承担合同上的责任。然而随着近代商业活动范畴的日益扩大和内容的错综复杂，合同的相对性受到了冲击和突破，越来越多的第三人被法律直接纳入到合同的保护和规制范围之内，体现出国家基于契约正义、社会政策等的考虑，对契约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故被保险人虽非合同当事人，但其行为与合同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有密切关系时，法律直接规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某些行为视为投保人的行为，从而使保险人取得合同解除权。 

2.义务实质 

是否被保险人只要有不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规定的行为，未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保险人就可以解除保险合同？笔者的意见是否定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的规定非常之多，如果这些规定没有订入合同，被保险人很可能难以了解这些规定，让合同当事人履行他所不知的义务，于理不通；原因之二是这些规定既有实质性的规定，也有程序性的规定，对某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根本不可能导致危险发生，不区分情况，就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是不符合对价平衡原则的。 

 

三、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1.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在此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但并没有欺诈保险金目的，此时保险人能否解除合同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保险立法中除了要充分考虑到如何规制与防范道德危险外，还必须考虑到该条款适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如果行为人能从一个非法行为里获得法律承认的利益，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要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不论其主观上是否为骗取保险金，保险人都可解除合同。 

(2)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是否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的发生为必要？笔者认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是意欲人为地促成保险赔偿责任的发生，严重背离了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不符合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其责任的承担取决于偶然事件的要求。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使得合同失去了履行的基础，故不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保险人均可解除合同。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中的一部分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对其他享有受益权的人是否公平？在此以一人身保险合同为例，但其理同样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如某女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某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受益人栏填配偶、父母。合同签订后不久，该女被其夫杀死。在此案中，如果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徐某父母的受益权也就被无端剥夺，这无疑是极不合理的。依笔者之见，当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让其丧失受益权远比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更为合理。 

2.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有学者认为，“被保险人等谎称发生保险事故，主观恶意明显，违反了诚信原则，但对价平衡原则并未遭到破坏，不应赋予保险人解除权。”[ ]笔者认为，对价平衡原则只是某些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但非所有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而最大诚信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确立法定解除原因的最根本依据。因为“保险业从根本上讲就是以诚信为本的行业，诚信是保险业的基石。背离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制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谎称发生保险事故的行为虽未破坏对价平衡原则，但严重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此时赋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妥当的。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一样，对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也应作一定的限制，即当受益人为此行为时， 法律 不能赋予保险人解除权，而应规定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四、违反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1.危险增加的内涵和特征 

危险程度的大小，是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保险费率是根据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的状态确定的，若在合同成立后危险增加就使“保险合同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或动摇，原合同下的权利享有和义务的负担失去了平衡，继续按原合同的约定维持合同效力，将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 ]。因此，当出现了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双方所无法预见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因素及危险程度的增加情况时，投保人应将此事实及时告知保险人，使之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补救。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实际上是基于情势变更原则而适用的，增加的危险应具备重要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如果增加的危险在合同订立时已为保险人预见或估计在内，那么增加的危险就在原合同风险范畴之内，无需通知。 

2.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投保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如未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损失系由属于“危险增加”范围内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对之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损失系由上述范围之外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仍需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险人履行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人增加保险费，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也可以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关系。该条立法的缺陷在于“对保险人利益保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保大众的风险保障功能。”[ ]因为增加的危险分为主观危险和客观危险，在客观危险增加的场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样，都对增加的危险不可预见，但法律赋予保险人解除权，却让投保人独自承担危险增加的不利后果，有违保险保障的初衷。因此要对客观危险增加的合同解除权作必要限制，在客观危险增加的情况下，首先应加收保费，不得解除合同，除非该增加的危险是保险人不予承保的事项。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 文献 ： 

篇(6)

论文关键词 新《保险法》　保险合同　条款

论文摘 要 《保险法》作为规制保险经营活动，规范保险人，保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在现代国家经济生活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新《保险法》总结了以往司法实践的有益成果并借鉴了国外先进立法模式，对规范与保障保险关系各主体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而作为保险关系各方主体权利义务的集中体现——保险合同，表现的尤为突出。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保险合同订立的不同阶段中产生的问题，旨在为进一步完善新《保险法》相关规则提供理论借鉴。

保险合同的成立与一般合同成立的构成要件相同。保险合同双方即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一致，保险合同即告成立。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做出邀约，通常为投保人，内容具体确定，保险人在做保险宣传时若宣传内容具体确定的话也可认定为邀约，另一方当事人做出意思真实，内容形式有效的承诺，保险合同以有效承诺做出时即告成立，基本过程与普通合同并无二致。但是，对于保险合同订立的形式我们需要稍加讨论。根据我国传统《保险法》学说，保险合同是一种诺成性非要式合同，即可以以口头形式订立保险合同。对此笔者提出，应严格排除口头形式保险合同，其原因有二：一方面，保险合同通常时间持续较长，权利义务较为复杂，口头形式不足以将上述权利义务准确的表述及记录下来；另一方面，保险合同自成立到生效，直到保险人保险责任的确定中间间隔时间较长，要式保险合同可以有效排除双方对于合同的矛盾分歧。虽然我国《保险法》和《合同法》对此并未加以规定，依然秉承意思自由的原则，但诚如上文所言，行政法规和保监会制定的规章应严格排除口头形式保险合同。

保险人保险责任的起算是整个投保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因为其关系到投保人何时转移了自身风险，保险人何时具有危险承担义务，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投保人能否获得赔偿。根据新《保险法》第十三条，十四条的规定可推知：对于大多数保险合同而言，保险合同生效，保险人保险责任随之开始，保险合同的生效时即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但是，合同另有约定除外，也就是说，合同生效与保险人保险责任承担的时间未必同步，而实践中，这种情况占多数。保险人保险责任的承担往往都是附条件的，如投保人交付首期保险费，保险人承保并签发保险单等。保险责任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以现有的法律条文，不足以充分保障投保人的权利，若保险合同上规定以“保险公司同意承保时为承保责任开始时”而保险公司又迟迟不承保，在这段时间投保人的权益将如何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保险责任起算时间应更加明确，方案有三：一是将此类不明确或故意模糊保险责任起算时间的条款划为无效条款，这在下面会论述到；二是对该条文进行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三是尽快出台《保险法实施细则》确定一个必要时间，如规定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的十到十五个工作日内做出承保与否等条文，对保险人的承保时间加以确定性限制。

新《保险法》中的保险人说明义务既是本法的核心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本文对于该义务本身不做过多分析，只对说明义务的对象进行简要分析。新《保险法》对于说明义务有了三处变动，一是仅对于格式条文进行说明；二是在订约时需交付格式条文；三是对于责任免除条款的提示义务的确定。此次修改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对于其操作性笔者却持有保留态度。对于说明义务的核心无非有两点，说明对象与说明程度。根据新《保险法》规定，说明对象是格式条文，当下保险业使用的保险合同绝大多数都是格式合同，保险人是否要逐条为投保人进行解释？对于说明程度法律上沿用了“明确说明”这一模糊的概念，究竟怎么样才算明确？而对于保险人进行的说明，在事后投保人又如何举证？这一系列问题在新《保险法》中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反观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倒容易操作。

正如上文所言，保险合同条款绝大多数是格式条款。因此，必须在立法上予以限制，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保险法》及《合同法》对此有专门规定。（一）保险合同中非格式条款的效力优于格式条款。《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一般是保险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非格式条款往往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合意的结果，是在格式条款外另行商定的条款，或对原格式条款重新协商修改的条款。因此，保险合同非格式条款的效力应当优于格式条款①。（二）如何正确理解《保险法》第三十条确立的“有利于投保人和受益人解释”原则。该规定被称为“有利解释”原则。但实践中，人们往往片面理解《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将这种“有利解释”原则扩大化加重保险人的责任。笔者认为，要正确适用《保险法》的这一原则，必须结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解释。《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这里所说的“通常理解”，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解释。“通常理解”还包括这样一层意思，即应当按可能订立该合同的一般人的理解来解释合同条款，这里所讲的“一般人的理解”，是指不特定的群体对有关条款的理解，不能认为是具体某个人的理解。

注释：

①韩秀丽.在保险合同中的适用浅析.大众商务.2010.7.

参考文献：

[1]杨华柏.保险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09.5.

[2]奚晓明.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3]韩秀丽.在保险合同中的适用浅析.大众商务.2010.7.

[4]张玉.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的认定问题研究.兰州商学院学报.2009.8.

[5]吴定富.释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4.

篇(7)

关键词：医患沟通 问题 对策

医患沟通是指在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保健领域中，坚持以医生为主导，以病人为中心的观念，医患双方围绕着疾病、健康、心理、服务、诊疗等社会心理因素，将人文与医学紧密结合，通过多种有效途径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促使医患双方达成共识并建立一种良好的互信合作关系，最终以维护健康、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医学发展为目标。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及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医患沟通逐渐成了医疗服务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临床实践中，不再只是单单注重知识、注重医技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关注人文情怀、关注态度的问题，要弘扬和继承人文精神，讲究人文关怀。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医学教育方面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尤其是在医学的人文教育方面尤为突出，就我国目前状况来说，要想真正实现有效的医患沟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医患沟通不畅的原因分析

1.法律制度分析

站在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医患沟通不畅的成因，主要概括为以下的方面：

一是医患沟通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不到位。目前，我国对医患沟通适用和调整的法律尚未建立，临床过程中所面临的履行告知的标准、要求、界定及范围，医疗特权的免责及范围，具有知情同意权的主体地位的排序等问题，都还缺乏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是明确的法律条款，以至于造成医患双方在临床实践的司法过程中常遭遇到困惑及尴尬的场景。

二是医患双方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不平等。目前，虽然我国法律已经对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所享有的知情同意权及主体地位平等权有所规定，但是，就作为医疗主体的医院及医务人员来说，他们对患者的主体意识依旧落后，缺乏对现行法律中有关医患沟通问题规定条款的清晰认识，缺乏主动沟通的意识，仍以“家长式”、“权威式”的行事方式为主，为医患沟通不畅埋下了隐患。

2.医疗体制分析

目前我国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经费投入难以保证医疗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医疗机构为了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行，必须依靠医疗收入来弥补政府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以“利”为主的观念，即医务人员的收入增加，患者的费用就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减少，患者的费用就降低。除此，现阶段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国家不能分担患者的过多负担，在医疗费用中个人支出占的比重较大，患者的经济负担沉重，这种医疗制度导致医患双方在涉及到经济利益时往往处于对立面，以至于患者可能将矛头指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将其作为自身发泄的对象，成了当前医患沟通的主要障碍。

二、研究促进医患沟通的对策或可行性建议

1.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快医患沟通的立法，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是完善医患沟通的立法和行政工作。通过立法或法规的形式来完善现有制度的缺陷，建立“患者安全和医师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机制，确立有关患者诊疗中安全的原则以及医生发生重大医疗事故必须马上报告的原则等。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患者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制度，培养患者的医学知识，缩小医患间的认知差距。吸收借鉴国际上通用的“监察人”制度，在现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加入医疗机构的“监察人”制度的设立，即由法律指定的第三方中立者，依法收集信息，定期通告给全社会，对医疗机构的日常管理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是改革司法诉讼制度。首先要控制诉讼频率，初期可将医疗案件交给专门设立的医疗仲裁委员会来处理，最后再通过设立诉讼前检查机制或法院立案机制，对医疗事件进行审查，避免患者滥用诉讼权，遏制案件的数量。其次要控制诉讼赔偿额，取消法律中关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及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确立实际损失赔偿额及限额赔偿的原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次必须修改法律中关于知情同意权的部分规定，对医疗义务的标准进行修改，以减轻医务人员的压力；通过立法保障仲裁机构或司法部门决定患者或受害人需要多少必要的信息的相关权利的行使。最后O立简易审判程序，由专门审理案件的法官组成医疗事故法庭，通过其积累的经验、技巧、知识等，加快案件的处理；另外经被告、原告的同意，可遵循简易审判程序，双方采取和解或协商的方式解决。

三是通过法律设立替代性医疗事故解决机制。目前解决医疗事故的司法诉讼方式具有效率低下、费时费力等缺陷，为弥补这一缺憾，有必要通过法律设立关于医疗仲裁及和解等非诉讼解决方式，即引入第三方---替代性医疗事故解决机制（ADR）。除此，还有一种综合性ADR方法，虽然ADR的方式多样化，但主要的还是以仲裁和调解的方式为主，综合性ADR方法即多种ADR方法的混合使用，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例如在“调解仲裁中”，必须先采取调解的方式，调解不成功才可以采取仲裁的方式。

2.完善医疗体制

一是全面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和保险法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消除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全面的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以商业保险为模式，规定医务人员必须与赔偿责任挂钩，医疗执业责任保险费由医务人员个人风险储蓄金和医疗机构固定保险费两部分组成。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增加了医保药品品种，优化了药品的结构，医生给药更加的方便，有利于解决患者“看病贵”的问题，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减轻其经济负担，为医患沟通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积极扩大新农合和医保的覆盖面，大力发展城市和农村的社区卫生服务，增加卫生服务的供给量，平衡医患之间的供求矛盾，尽力解决患者“看病难”的问题，提升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感。

参考文献

[1]吕惠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期刊论文]，医学信息（下旬刊），2010年10期

[2]胡春燕，中国医疗服务市场规制体系构建：理论与路径选择，[期刊论文]，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4期

[3]李沛然，刘永忠，刍议当前医患沟通中的困境与对策，[期刊论文]，中国卫生产业，2015年2期

[4]朱国蓉.贾雨晨，影响医患沟通的因素及改善对策探究，[期刊论文]，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

[5]洪明，医患关系中红包现象的医学伦理学再探讨，[期刊论文]，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年2期

[6]张立军，徐存，浅析当前医患沟通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期刊论文]，理论观察，2015年6期

[7]蒋步锦，医患沟通现状分析及探讨，[期刊论文]，中国医药导报，2010年34期

[8]李海云，张建华，姜良美，影响医患沟通的障碍分析及对策探讨，[期刊论文]，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年6期.

[9]焦峰，王晓燕，张建，梁立智，关丽征，宋晓霞，医患沟通障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B市5家三甲医院的实地调查，[期刊论文]，中国医院，2011年6期.

作者简介

徐昆利，1993，汉，云南省曲靖市，硕士，就读于云南大学专业：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