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动力精品(七篇)

时间：2023-09-25 11:40:13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城市发展动力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城市发展动力

篇(1)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城市发展动力，城市发展史

1前言

1.1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国内外生态学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及科学内涵有不同的描述和表达。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类是强调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过程，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一般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物种支撑和维持人类生存的条件和过程（Dally, 1997）；另一类是以人为本，强调生态系统服务代表着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Costanza，1997）[]。虽然两种概念对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术语的文字表达不尽相同，但其内容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生态系统服务支撑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物质基础。

1.2城市发展与城市发展动力

考察城市科学史，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众多学科都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城市作出过定义。

发展是城市固有的一种不可逆的长期动态过程，是一个城市不断进行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及观念意识变化或变革的持续的成长过程。广义的城市发展动力是指城市经济发展动力、人口与社会发展动力、环境发展动力的综合和统一。其中，产业、环境和政府不仅是城市发展动力的主体因素，还是城市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它们不断彼此适应、相互促进（图1）。

根据动力的运行主体，城市发展动力可相应地细分为产业推动力、环境支撑力和管理调控力三大类。考查这三大类下的城市发展动力，得出其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宏观关系（图2）。。

2城市发展历史维度下的生态系统服务

基于不同时期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将城市发展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讨论每个阶段中生态系统服务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

2.1天然赐予：生态系统服务与古代城市发展

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城市。随后在印度河流域、地中海沿岸，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相继出现城市。

这个时代的城市发展，宗教仪式、文化发展成为根本动力。由于劳动力水平的极端低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城市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达到最大程度。这种依赖，可以视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天然赐予”，这个时期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性最强，但攫取性最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成为城市发展动力中最重要的一环之一。

2.2良性循环：生态系统服务与中世纪城市

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先后进入封建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充分发展，贸易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货币开始流行，城市成为商业活动的中心，人口逐渐集中到城市。同时，城市建设也得到较大发展，出现了专门的交易市场和专职的市政建设管理、文化教育等机构。城市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开始显现，内部分工日益深化，经济职能成为城市的主要职能，城市从此步入自主发展的阶段。

经济职能使得城市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直接需求大幅降低。这也是城市发展历史上城市发展动力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关系最疏远的时期。城市的迅速稳定发展，城市与乡村职能愈发明晰。

2.3被动侵略：生态系统服务与近代城市发展

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出现了大片工业区、交通运输区、仓库码头区、工人居住区、高级住宅区，商业金融机构占据了城市中心或有利区位，城市空间随之扩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各种城市问题开始出现。

工业革命促使了当代城市体系的形成。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但最终这种促进落到了资源上。随着资源存量的减少、枯竭或是当特色资源遭到破坏时，城市大都面临再次定位、转型的选择，否则只能走向衰退。

资源正是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最大功能。这个时候的生态系统服务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城市的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演变为一种恶意的被动侵略。在这种情况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被肆意地掠夺与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将对城市发展带了负面的影响。也将城市发展带入一个新时代。

2.4混沌竞争：生态系统服务与当代城市发展

远程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带来了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城市（城市区域）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都市圈、都市带等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开始出现。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等新经济门类日渐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

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疯狂掠夺资源，另一方面大谈保护生态，城市发展陷入前所未有的混沌状态。由于对科技的盲目依赖与滥用，一方面，城市化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绝对面积的减少，在很大区域内导致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人类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抑制了绿色植物、动物和其他微生物的生存。城市为了发展，过度开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同时，城市为了发展，也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是在这种混沌竞争中，当代城市不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继续演进。

3互动选择：生态系统服务与未来城市发展

3.1可持续发展：未来城市发展方向

现代城市在生态过程上是耗竭性的，其最大特点就是人口的高度密集，城市生态系统是不完全的和开放式的，需要人为输入大量的能源与物质；同时，城市中人类生产和生活中排泄的大量废物，也不能完全在本系统内分解，还需要其他生态系统如农田、海洋等中处理消化。城市在自然界占有很小的一部分空间，却集中了大量的人流、物流、交通流和信息流，建立了大量的人工设施，并不断释放破坏城市环境的污染物质，改变了原来的生态平衡，造成城市物理环境的变化。根据城市的这些特点，可持续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方向。

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其定义来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于1987年4月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中国学者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可持续发展就是综合控制经济、社会和自然三维结构的复合系统，以期实现世世代代的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和生态安全[]。

3.2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支撑

据有关专家统计，世界各地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不下100种之多。从众多的不同定义中，人们可以得出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五个基本要素：第一，环境与经济是紧密联系的；第二，代际公平的原则；第三，实现代内公平的社会平等；第四，一方面要提高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要维护生态环境；第五，提倡公众参与的民主原则。

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各领域专家学者从资源、生态、经济、空间结构、社会学等不同维度深入研究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动力。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仅仅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面。但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支撑体系。现代研究证明生态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础，科学技术能影响生态服务功能，但不能替代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生态服务功能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渗透自城市可持续建设策略的方方面面。未来城市发展，将遵循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与发展轨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既是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动力，又是可持续城市发展的体现；同时，城市可持续发展又必将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完善与自更新。这种相互选择相互促进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朴素自然观的最终表达。

4结论

从城市发展史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城市发展动力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城市发展历史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从古代的“天然赐予”，到中世纪“良性循环”，到近代“被动侵略”，再到现代城市“混沌竞争”，城市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依赖由强到弱，再变强直至及至；城市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则是逐渐增强。

篇(2)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托大罗模型粮食安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工业总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50%以上，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0%以上，农业部门的比重降到15%左右，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但是产业结构是否完善还需要度量劳动力的就业比重。我国仍有近60%的农村人口，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仍有待改善。在这一点上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但若据此评论说“我国经济结构的最大矛盾就在于劳动力转移严重滞后”（薛敬孝、刘拥军，2002），甚至提出我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本质是人口的向城市集中，农村人口的转移滞后了，建议加快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笔者以为有待考量。首先，农村人口不等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后者仅占前者的一部分。其次，劳动力转移是否滞后，需要关注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生产中去的数量问题以及转移到工业生产中去的农村人口结构问题。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占13亿总人口的60%，就目前而言，从农村转移出每一个百分点的人口对于工业和城市的吸纳能力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协调农业和和城市的共同发展。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程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历程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6年），大批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所谓“离土不离乡”；第二阶段（1997-2000年），随着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农业生产停滞，大批农村劳动力“东南飞”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随着城市化发展和房地产市场升温，“失地农民”强制性转移到城镇。因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的波动，出现“民工荒”和“失业潮”并存。2004东南沿海开始出现“民工荒”，广东省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率为10%，浙江省仅2004年第三季度的缺工率就高达34.5%，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业难”于此局面并存。2008年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民工荒”变为“失业潮”。

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为2008年22542万人；2009年22978万人；2010年24223万人；2011年25278万人。其中对2011年农民工统计，性别上，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年龄上，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21-50岁占79.4%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的影响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他们普遍学到了技术，开阔了视野，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多对城市生活流连忘返，不打算再回农村。那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生产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我国一直以保持95%的粮食自给率为骄傲，但是目前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2010年，我国进口玉米157万吨，是2009年的19倍；小麦进口120万吨，大豆累计进口5480万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豆进口国，食用植物油对外进口依存度迅速提高到60%以上。我国粮食净进口量从1997年的416万吨增加到2010年近千万吨，预计2020年将高达2000万吨以上，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面对如此庞大的粮食进口规模，我国政府提出了多种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但是保证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农业劳动力是保证农业稳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

作者随机抽取湖北省鄂州市燕矶镇的84家农户作了一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调查，调查结果印证了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具有普遍适用性。结果显示100%的农户家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转移到第二或第三产业中去，而且普遍反映转移出去的是家庭中的精英分子。他们或者身强力壮勤奋耐劳，或者相对学历较高，聪颖善学。留在农村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从事农业生产力不从心，21.7%的农户反映粮食明显减产，虽然还有78.3%的表示没有太大变化，但妇女和老人特别是老人作为耕种主力对于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是值得怀疑的。有17.9%的农户由于外出打工，举家放弃了责任田的耕种，产生“抛荒”。

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业耕种主力遭受严重打击，但如果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够带来更多农业资金和技术支持，未尝不能弥补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损失。然而据调查，33.3%的选择减少农业投入，其中包括17.9%的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另外有50%的并没有因为外出打工获得一定收入而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也就是说88.3%的外出打工并没有对农业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在一些经济较发达或农村劳动力流动量大的地区，粮食生产又由精细种植倒退为粗放种植。这种趋势的发展一方面会直接导致粮食生产能力的减弱，另一方面也会使农业从业者的科技素质降低，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到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成为粮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仅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损失，而且大量留守家庭的出现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安全问题等等。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市的影响

1.我国劳动力市场已然出现较为严峻的就业问题，大量人口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必定使原本紧张的就业岗位更加紧张。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失业潮”暗流涌动。

2.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城市住房提出新的问题。在城市住房的供给上如何满足农民工需求成为对地方政府的一大考验。在房地产市场化的今天，房价居高难下，城市农民工家庭年收入普遍较低，使得二者之间的供需鸿沟越来越大。

3.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般居无定所，一方面他们的公民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给城市的城市治安管理带来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就容易出现乱收费、乱处罚的情况。

4.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带来了子女入学问题。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到城市儿童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他们要想在城市入学不仅要上交额外的费用，而且还因办理各种手续而支付的额外成本。这些不仅是我国教育制度存在问题，更折射出城市硬件和软件的不合格。

依据托达罗模型，缓解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城市就业压力依靠城市工业化是无法完成的。托达罗认为，资本积累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必然低于工业产出的增长，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劳动力就业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即使城市工业部门扩张与劳动需求扩张保持同步，通过扩张城市现代部门来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城市现代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农村人口进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将引诱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而且流入的人口数目远大于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数目。也就是说，单靠城市的发展，或者说，城市的发展快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只会加剧城市就业的压力。当然这里排除了人为的控制人员流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控制越来越难以实施，也越来越不得人心，更是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2004年我国首次出现“民工荒”，这不能说明我国大举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临呢？“民工荒”只不过说明了我国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这一事实在当前终于以农民工以“用脚投票”的方式作出了回应。2004年我国仍有过亿农民流向城市，加上原先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农民工普遍认为工资低，待遇差，他们认为城市并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或者说作为与城市非民工具有同等公民地位所应该获得的金钱、文化、技能、生命与财产保障、发展和创造环境，而这一切正好是城市化的内容。2004年随着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新一轮扩张导致民工荒的出现，此轮民工荒并非我国经济特别是城市发展内在自发生成，主要还是源于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后，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接受国际市场的订单迅速增加，企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同时，由于政府推行惠农政策，2005-2007年农村人均收入累计增长了24.9%，增速比2002-2004年高出50%，对于技术水平较低的普通农民工来说留在农村务农的吸引力增加，进城农民工增速放缓。

2008年出现的“失业潮”再次用事实证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经济基础是如此薄弱。当大洋彼岸出现经济危机，我国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农民工们迅速地饭碗难保，失业成为一种趋势。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城市还没有容纳如此规模农民工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不理性转移必定加剧城市的就业压力，从而引发一系列生存和发展问题。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我国整体的务农收入太低。钟甫宁、何军（2004）指出：“农业劳动力的数据取决于农民作为整体的务农收入”。一亩地从播种到收割大概需要80个小时，产量大约为500公斤，这样即使按照3块钱1公斤稻谷计算，一亩地的毛收入为1500块钱，即使加上农业补贴，在除去灌溉、农药、种子、肥料等农业投入后，收入仍然微薄，以小时工资计算也在10元以下。农业生产周期长，农民不得不在“农忙”与“农民工”间奔波，农民家庭年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金额后，他们会选择放弃粮食生产。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非农业生产收入较高。根据调查，向农业外转移人均月收入可达千元以上，一些热门工种，农民工的收入甚至高达万元之上。虽然农民外出工作一般以劳务为主，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饮食服务业三个领域，外出农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和就业观念的限制，多从事脏、累、重、苦、险等性质的工作，只有极少数有一技之长或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才能涉足技术和管理等高级就业领域。但这些都不足以阻止农民外出。不怕脏不怕累、够强的忍耐力、非农业生产所取得的较高收入大大降低了他们对于恶劣工作的感知度。

农村人口深受城市生活的吸引。农村人口主要是指农村新成长起来的新青年离开乡村，来到城市谋求发展。这些新青年通过书本、网络等媒介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迫不及待的追逐城市生活，脱离农业生产。他们主观上的向往在客观条件上得打满足，也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农业生产收入低廉，生产手段和作业方式十分传统，他们完全可以在城市谋得更高收入，其投入到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比老人、妇女等投入到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大得多。但是相对于整个农村人口素质，新青年具有较高文化素质，他们的学习能力相对较高，较容易掌握新的农业技术，他们的转移莫不是对农业长足发展的一大损失。农业的发展方向毕竟是现代化，新青年的转移只能是使得农业现代化越来越遥远。而他们非农业生产所得用于农业生产的极其有限。农业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优秀劳动力流失的同时并没有得到资金和技术上的补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改变逐渐凸显，农村会有越来越高比率的新青年向城市转移。

篇(3)

关键词：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动力系统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02-03-0007-02

皖江城市带，包含安徽“八百里皖江”地带的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滁州、池州、铜陵、宣城8个地级市全境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安徽沿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我国经济运行处在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和短周期弱复苏的交织阶段，结构性矛盾突出，运行风险增加，经济进入新常态。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也矛盾重重，经济快速增长的不确定因素还依然存在。进入新常态之后，皖江城市带该如何寻找新动力，构建县域经济发展新动力的机制，促进经济结构的持续发展，是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1 皖江城市带县域发展动力机制构建

1.1 内在驱动力

1.1.1 资源驱动（1）矿产资源。感谢皖江城市带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拥有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铜陵是中国铜都，丰富的矿产资源，能蛭皖江城市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支撑；（2）生态资源。皖江城市带生态资源良好，安庆、池州等地是国家级森林城市，境内拥有九华山、天柱山、花亭湖等一大批名山秀水，良好的生态资源，可以为皖江城市带现代农业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发展奠定支撑；（3）旅游资源。皖江城市带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一大批风景秀丽的自然资源，包括天柱山、九华山等风光旖旎的5A名胜风景区。与此同时，皖江城市带还有一大批文化遗产，如黄梅戏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遗产资源，能够使皖江城市带发展旅游产业，壮大县域经济发展。

1.1.2 要素驱动皖江城市带内在发展具有一定的要素驱动潜力，合芜蚌自主改革试验区的芜湖、合肥创新实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合肥成为国家综合科技中心，技术创新能力强。境内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一大批国内知名高等学府，人才聚集。另外土地资源也十分丰富，奠定了要素基础。

1.1.3 改革驱动经济进入新常态皖江城市带各地级市政府不断下放行政审批权力，为各地区政府拥有更多的审批权力，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与此同时，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简化登记程序，并且优化外贸发展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在金融创新体制改革方面，创新林业金融产品的风险防控，支持企业上市融资，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难题。

1.2 投资动力皖江城市带不断加大投资，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效益。机器人、智能语音、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聚基地的发展投资，京东方10.5代线、康宁玻璃、晶合30.5cm（12英寸）晶圆等投资聚集等，使得皖江城市带经济迅速发展。2015年，皖江示范区生产总值达14 639.3亿元，增长9.6%；引进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到位资金5 891.5亿元，增长14.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5.3亿美元，增长12.3%，大大超过2010年皖江城市带获批时确立的目标。

1.3 市场动力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在实体经济发展不振的情况之下，消费萎靡实体经济发展困难，所以必须要充分的挖掘市场潜力，通过市场动力和市场开拓，为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皖江城市带人口2 000余万，经济总量接近1.5万亿，市场潜力巨大。从目前来说，皖江城市带市场动力的挖掘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改造传统的流通业态，对目前的物流设施和物流中心进行整体改造，建设区域性中心的物流城市，将皖江城市带的主要产品通过物流中心，储存发放。与此同时，加强对重点项目的推荐，尤其是皖江城市带旅游产品和技术产品的推荐，可以通过主持召开相关的会议推介皖江城市带的主要产品，与此同时，打造皖江城市带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强化对旅游产品的营销，打通旅游产品的市场。另外，皖江城市带还可以通过网络途径加强对皖江城市带产品的营销，可以通过培育各类电商主体、网络渠道，打通皖江城市带企业主要产品的营销渠道。

1.4 人才动力人才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只有拥有高素质的人才，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才有良好的智力支撑，才能为皖江城市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建言献策，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推进制度创新，为皖江城市带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撑。到2015年，皖江示范区的人力资源总量由2010年的2 127万人增长到2 500万人，人才资源总量增长到335万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超过11a，人才素质大幅提升。

1.5 创新动力近年来皖江城市带已经形成了装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黑色冶金及有色金属业、汽车及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生物医药等一批有规模和特色的产业。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合肥综合国家科技中心、中国科技大学等一大批创新实验在皖江城市带具备良好创新潜力。

2 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新动力机制的运作模式

在立足内在驱动力的基础之上，通过投资刺激，市场牵引，创新驱动，人才牵动，资源拉动五个动力系统，全面推进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图1）。

在投资刺激上，立足于目前皖江城市带重点工程项目，加大对重点工程项目的投资，同时在市政工程，交通投资等方面下功夫为皖江城市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通过发展投资刺激相关产业，带动经济的发展。

在市场牵引上，充分地发挥市场对于经济刺激的作用，通过加大对皖江城市带旅游产品和市场产品的宣传和推荐，促进产品的营销。与此同时，通过网络渠道，鼓励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通过网络渠道，拓宽企业产品的营销。另外，皖江城市带还需要建立物流中心，通过区域性物流中心，将皖江城市带企业的产品运送到全国各地，促进产品营销，开拓产品市场。

在创新驱动上，鼓励企业全方位的进行技术改造，加强企业的创新力量。鼓励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和院士工作站，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为企业的创新添砖加瓦。另外对于新兴的创新创业项目，皖江城市带政府应该要给予全力支持，通过企业创新孵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在人才牵动上，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通过财政资金支持，鼓励技术创新，与此同时，强化人才服务和人才的吸引，并在职称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给予支持。

在资源拉动上，就是充分的发挥目前皖江城市带的土地资源和生态资源，在立足于现有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合理征地拆迁，为工业的发展，腾出更多的工业用地。并且立足于现在的生态资源加快发展现代旅游业，为皖江城市带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支撑。

3 结语

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皖江城市带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安徽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经济步入新常态之下，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动力，以促进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苗苗，韩玉刚，毕学成.皖江城市带县域经济竞争力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论析[J].宿州学院学报，2015（02）：27-31.

[2]胡庆十，毕学成，毕学进.皖江城市带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定位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8）：83-85.

[3]毕学成，毕学进，唐泽天.皖江城市带城市居民幸福感评价研究[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35-41.

[4]毕学成，胡庆十，毕学进.皖江城市带现代物流网络体系的构建研究[J].皖西学院学报，2012（06）：74-79.

[5]沈惊宏，孟德友，陆玉麒.皖江城市带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空间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2（03）：43-49.

篇(4)

关键词：城市化动力对策

1.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各阶段动力

我国的城市化路径表现出了和西方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对我国之前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考察不应太多参照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范式，我国城市化各阶段的动力应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过程的一般划分

城市化阶段城市化主要特征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初期阶段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量”上的扩张，即外延扩大。工业化与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增加；经济与技术等资源匮乏，制约城市化发展。

中期阶段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涵的进展。工业化、制度仍是重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转移推动力开始显露；经济与技术等资源约束机制得到缓解。

后期阶段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的扩大，即质量上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转移已经成为主要的后续动力；制度的变迁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大动力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城市化进城的动力有很多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力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力量，城市化作为动态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三种基本动力，属于城市化动力的核心表现。 1 制度变迁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区域城市化的影响巨大。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具有明显的政治运动特征，而不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驱动而引起的流动。国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加上在农村不让农民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制度安排，使农村无法内生发展小城镇，致使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一定时段上的停滞和倒退。 2 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加速经济增长。

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源动力。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人口向城市转移。 3 产业结构的转换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所以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则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中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随着工业化步入现代化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成为大城市的后续动力。 4 三者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城市化进程，但其各自推动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体现在城市效率与城市竞争力上，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主要是从整体上、总量上体现的；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影响往往还要体现在结构上、形态上，比如对城市的规模结构的影响。

对策

1 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

我国在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方针已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应顺应潮流，适应形势，及时调整方针。目前应确立“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着城市化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2 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及时改变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有重点的选择和扶持一批县城和主要建制镇，促使其成为农村地区现代经济新的生长点，推动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这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之一。小城镇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大中城市发展的基地，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选择，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小城镇的优势。目前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规模偏小，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土地浪费严重，户籍制度管理滞后等问题，国家应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加以引导，重点要搞好小城镇规划，配套建设各项基础设施，并逐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城乡经济的最终顺利接轨。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而小城镇的大力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3 加强政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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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一、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它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城市化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扩张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在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走过了一条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化道路。然而,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服从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动而成。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拉开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来的“三线建设”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中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这种依托国家投资建立起的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以及军工制造业,属于一种移植和嵌入模式,工业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联系,违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最终形成了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镶嵌着“孤岛”状分布的几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第二阶段:多元力量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也发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政府“自上”的动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动与区域内市场力量“自下”推动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动力仍然在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在赶超的压力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各地区都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对本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大。尽管由于区位限制,西部地区不可能像东部地区一样靠引进外资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部省份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向西部投资、提供先进技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开发。这些,都相应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第三,推动城市化“自下”力量开始形成,两支新兴市场力量逐渐显示出对城市化的驱动力:一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迅速兴起,成为拉动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二是农民在市场力量诱导下自发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进城打工、兴办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培育与重构

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不是由单个或几个因素推动的,其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微观、中观,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内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区位条件受限制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构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外部力量是打破区域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内生力量比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动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国家的投资和优惠政策的倾斜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开发过程中国家级大型工程项目的刺激辐射作用,由点及面,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同时,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扩大开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与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形成本地区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动力。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非农产业发展,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这一中观动力在城市化动力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通过产业转换来实现;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质上是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为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发展特色农业。农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甚至外汇贡献的任务。但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因此,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调整现有农业布局,结合生态环境特点,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增加农业剩余,是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发展工业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状况,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实现资源开发和产品深加工并举,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发展中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改造传统工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吸收西部地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

3、合理发展乡镇企业,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微观动力。推进城市化光靠政府还不够,还要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投资理性、独立承担市场的收益和风险的企业。因此,为推动地区城市化,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应该注意合理规划,杜绝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病”。

4、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

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今后的城市化过程,必须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的创新力度。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取消对外来落户人口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和规定,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改革城镇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创新,使农民真正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和医疗为主体,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覆盖城乡的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应重视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减少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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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经济生活影响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影响

（一）增加了农民收入

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

农村劳动力外出直接推动了农民收入增长。中国农业资源严重不足，相对于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人们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较小，农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因此，中国农民从农业经营得到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希望就寄托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上。

（二）缓解贫困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家统计局2012 年城乡住户调查资料表明，迁移与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近年来，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为了摆脱贫困，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发达地区，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三）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

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60 %左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消极影响

（一）增大就业压力，影响收入分配

工资收入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下岗失业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现有大约1.6～1.7 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了谋生而向城市流动。而劳动力供给数量庞大，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又相对有限，使得我国城市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同时随着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维持生计，城镇失业人员必然要与外来劳动力争夺有限的低端劳动岗位，从而造成这类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工资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就业状况的变化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使得劳动力市场分化，工资差距加大

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户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城市福利体制的存在，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社会保障状况差。一般来说，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着与城镇职工迥然不同的工作，他们占据了许多非熟练工种：建筑工人和维修工、餐馆服务员和办公楼的保洁员、家庭里的保姆等，并且平均来说，挣得低得多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化和巨大的工资差距，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农村流动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而且使整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农村流动人口尽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其受到现行政策与社会制度的歧视，难以获得同城市居民同样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资源，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被边缘化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难以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边缘化的生活状态容易激发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加大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三、对策建议

（一）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政府发挥职能，充分利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抑制两极分化

将城市公共福利和安全水平作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确保政府公共行为和政策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相一致。同时，利用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在有效调节高收入的同时为低收入者创造发展的机会和平台。比如充分发挥收入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允许子女的抚养费、教育费等进入税前扣除项目，对退休金的一定比例给予免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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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

一、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提出

从美国和西欧的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推进城乡生产分工，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托达罗在对战后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就业进行分析后指出，在战后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的同时，城市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也在不断加剧。这一矛盾现象用已有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无法进行合理解释。因而他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失业现象，新的迁移者很难马上找到他所期望的高收入职业。迁移者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初期或者完全失业，或者在“传统的”或“非正规部门”找到一些临时性工作。所以，当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在做出迁移决策的时候，必须在获得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失业或就业不足之间进行权衡。

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这种关系可以表示如下：M=f（d），f’>0。其中，M表示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目，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按照托达罗的观点，现代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这样，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可以表示如下：d=w*π-r。在这里，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r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π表示就业概率。在这个前提下，如果w*π>r，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城市迁移。当w*π=r时，对农村劳动者来说，到城市去和留在农村预期收入没有差别，这就意味着城乡劳动力达到了均衡状态，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将停止。不过这只是对尚未迁移的劳动者而言的事前均衡，对于已经迁移到城市的劳动者而言，还有在正规部门就业与在非正规部门谋生的区别。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有可能抱着将来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的希望继续留在城市，也有可能失望地回到农村。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城市失业率将降低，上面的均衡将被打破，从而引起新的劳动力迁移，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wf远远高于农村收入水平r，所以，即使失业率u很高，即使在正规部门找不到工作，城市的预期收入w*π仍有可能高于r，吸引着农村劳动者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所在。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的根源，给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与中国城市化的矛盾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政策含义就是如何阻止城乡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针对发展中国家城乡就业的实际状况，托达罗认为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与以往人口流动理论不同的政策建议：一是取消一切人为地造成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措施；二是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把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同农村的发展结合起来，缩小城乡差别，减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三是通过增大劳动流动成本，减少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等手段增加劳动力转移的困难程度。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几十年中，曾经采取了诸如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的户籍制度等措施来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不自觉地符合了托达罗模型的建议。但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却导致中国城市化进展缓慢，197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17.92%，而三十多年后的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51.27%。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严重滞后，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相对耕地资源减少；农业的活劳动成本日益上升，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田的整合程度很低，农业生产规模太小而不经济；乡村工业化带来分散和大面积的“三废”污染，并且不能得到集中有效地治理；乡镇企业由于基础设施、市场、交通等制约因素，外部不经济，而且达不到规模经济；日益增长和分散居住的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和破坏等。

近些年来，我国逐步放开户籍制度，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失业更加普遍。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城镇二、三产业，还是农村乡镇企业，在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大多都走上了密集使用资金和技术的道路，劳动力的使用更多地被资金和技术所替代，从而使就业岗位的提供相对下降。按照托达罗的理论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规模应该要减缓才对，但是在我国，这一步伐却并未有所停滞。这一状况只能从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这一特殊的事实做出解释。一般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的过程，它往往与工业化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关系。然而中国这几十年来城镇工业化的步伐并没有使城市化的发展做相应的跟进，而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慢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乃至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二是城镇人口的比重并未随着工业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而上升。这样的一种格局，只能意味着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与城镇人口的生活水平差距在拉大，农村人口必然会向往城镇良好的公共设施，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当束缚乡村人口的一些条条框框去除以后，农村人口仅仅本着一种追求更美好更幸福生活的愿望，也会在机会适宜的时候向城镇涌去。在这样的“民工潮”的涌动下，“城市病”和“农村病”也相继发生，这也是中国人口由农村向城镇流动的特色所在。

三、我国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对策

托达罗模型作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依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既要妥善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又不阻碍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结合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可以考虑如下建议。

（一）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异

目前巨大的城乡收入差异，是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动力。国家应将乡村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到与城镇工业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倾斜，采取各种措施尽快消除人为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取消各种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负担，从而使农民收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此外，应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大农业综合开发的力度，主要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改变过去单纯发展种植业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立体农业”和“绿色农业”，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扩大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容量。此外，还可通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把大批过剩劳动力组织去修公路、修水库、水渠、河堤、江堤，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子孙后代造福。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吸收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稳定农业生产，更好地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

劳动力素质越高，就业的选择就越多，机会就越大。对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当提高其综合素质，帮助其更好的就业。应当完善农村教育政策，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保证农村教育的经费来源。继续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从整体上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完善国家资助贫困学生的政策和制度，确保广大农村适龄青少年尤其是贫困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此外，还要从农村教育的实际出发，加快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各级各类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高等教育，扩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提高农村新生劳动者和现实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农技应用能力，以适应市场对各种类型的劳动力需求。制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的总体规划，组建职业培训基地，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调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的积极性，结合市场需求和输入地企业的要求，重点加强对农民工对口职业技能培训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层次、领域，将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三）加大兴建小城镇的力度

小城镇的建设，对于扩大城乡交流、带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具有深远的影响。从所有制方面来看，小城镇一般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这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既可以是小城镇各行各业的业主，也可以是各行各业的打工者，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从产业结构来看，由于小城镇一般地处交通要道，是当地经济中心、当地和邻近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因此小城镇具备了发展工、商、服务等行业的良好条件，而这些行业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便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较好场所。如果小城镇得以良好地发展，既能帮助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又可以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可谓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