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动力精品(七篇)
时间：2023-09-24 15:12:58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发展的动力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建设；铁岭经济；健康发展；动力机制
铁岭市属于辽宁省的省辖市之一，直到1984年，铁岭市才正式成立，成立之初该市共辖银州等9个县（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出台，铁岭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铁岭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1]，因此，必须加大对其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推动铁岭优化生产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
1.铁岭经济发展动力
分析铁岭经济的发展动力，主要可以从产业结构动力、消费需求动力和固定资产动力三方面进行，其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1.1产业结构动力―工业发展迅速
自改革开放以来，铁岭生产结构大致经历了两个演变阶段，一是以农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以第一产业为主导，根据铁岭市政府门户网站数据资料记载，第一产业领导该市经济发展长达25年了；二是工业产业飞速发展，非农产业逐渐兴起，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发生了重要转变[2]，即由传统的“一、二、三产业”转变为“二、三、一产业”模式，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1.2消费需求动力―综合实力增强
铁岭市依靠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自建市以来，其经济发展较为迅速，根据相关数据资料记载，2015年底铁岭市的GDP总量达到957.8亿元，与上年比较，年增长约为7.87%，该市人均生产总值也由最初的783元，提高到2015年的36842元。同时，铁岭市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2015年底达到103.82亿元[3]，使得铁岭市的消费需求动力更为增长。
1.3固定资产动力―投资规模扩大
铁岭市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其固定资产数额庞大，扩大了投资的规模，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2.合理运用动力机制，实现铁岭经济健康发展
2.1积极拉动铁岭经济内需，协调出口、投资、进口关系
从铁岭市经济发展动力分析中可知，其消费内需的发展空间较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必须结合铁岭市居民实际情况，积极拉动铁岭经济内需，协调出口、投资和进口之间的关系。首先，提升铁岭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区域间城乡差距，加大对现代化新农村的建设力度，合理运用政府的宏观职能，进一步促进铁岭经济的发展。
2.2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协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关系
服务业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潮流，因此，为实现铁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加大对服务业的重视力度，突出新型服务业和工业的主体地位，重对人才的培养，从而增加铁岭市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铁岭市应利用其丰富的人文资源，大力建设现代服务产区，协调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
2.3重点支持中小型企业，形成独特企业优势
铁岭市应重视科技创新，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重点支持中小型企业，形成区域间独特的企业优势，增强区域中投资力量，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的规模。相关政府必须积极发挥其自身宏观调节职能，通过开展培训等方式，科学引导中小型企业进行创业，实现铁岭经济和谐发展。
3.结束语
综上所述，铁岭作为我国东部城市中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良好的自然资源优势，其小品等人文资源更为丰富、独特。基于此，相关政府机构和企业应抓住发展的机遇，不断优化铁岭经济发展动力，推动其工业结构改革，大力支持服务业的发展，让服务业为工业发展创造动力。同时，应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到经济建设过程，将其风土人情等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协调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实现铁岭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钱博，王新平，宗凯，李一，张雪.论新能源产业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联合共赢”之市场攻略[J].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15，21：97-99.
篇(2)
关键词：新常态；西安市；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对策
据西安市统计局资料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4166.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数据表明，当前西安市经济发展积极因素增多，发展活力较强，将继续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但也要看到，当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尚需时日，市场需求总体依然较弱，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
一、新常态下西安市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具体表现
1.社会投资拉动乏力。表现为：①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较低。2016年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足全陕西省的30％，在全国省会城市当中无论总额还是人均水平都是偏低的。②农村投资水平低，这是降低经济增长动力的因素之一。近年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逐年下降，导致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增长、农业增效乏力，使得农村内需不足，从而导致西安市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③投资结构不平衡。以2016年产业结构为例，全市投资额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四大行业，占全社会投资额的“76.2％；对农林牧业投资、科教文卫等基础、公共设施的投资比例较低，如2016年1-9月，全市文化产业投资161.00亿元，占全社会投资额比例4.4%。投资主体多元化进展缓慢，企业投资力量不足，民间投融资困难重重，专业投资公司运作也较经济发达沿海地区滞后许多。大项目个数和投资规模减少、工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依然不足，投资增速持续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较低。①居民消费水平与沿海及东部城市存在较大差距。2016年前三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3个百分点。2015年，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8810.2元，农村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9517.7元，在全国排名均20名之后。②农民消费增长乏力，城乡消费差距扩大。2015年，全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2.35∶1，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42.45％。③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不高，消费潜力有待挖掘。④居民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不足。消费率持续下降说明西安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内需明显不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
二、制约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主要因素
1.投资环境较差，投资体制不健全。投资环境不良。经济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目前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民间投资意愿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另一方面，投资体制不健全。一是投资主体单一。2016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所占份额高达33％；再以全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数据为例，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7.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6%；外商投资企业占1.7%。投资管理制度存在问题。全市投资经济体制不健全，从而制约了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的拓展。社会的大批闲置资金很难及时有效地转变为投资资金；全社会投资规模偏小约束了经济增长空间。2.企业成长状况及竞争力不足。全市市场化程度指数远低于东部沿海城市水平，从而导致全市企业成长状况及竞争力较差。由于市场复苏信号传递滞后，以原料生产为主的农业复苏能力较弱，金融危机对西安市的影响程度较，而西安市经济回升则较慢。此外，培育市场主体不到位，造成了当前一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贷款难，主要原因是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企业高负债经营，银行从风险考虑，不愿意贷款，银行存款过多，从而形成存差问题。3.粗放型发展经营，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西安市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连年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积累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使过剩产能的调整成为一个异常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三、新常态下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对策
1.优化投资结构，调整城乡投资比例。加大对本市农业的投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不断地推进工业化，从而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抓好培育壮大本地特色食品、旅游商品等产业作为发展轻工业的现实路径；积极推动工业企业向工业园区聚集；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加大对旅游业、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投入。协调城乡投资比例。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强农村教育、农业科技培训投入，提高农民和农村劳动力素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加大乡镇企业的投资力度，吸引农村劳动力就业，并允许农民参股分红，推进由向农村输血至农村造血的转变。2.搭建以市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一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与政策引导力度，以担保基金鼓励商业银行向其进行贷款；设立风险投资损失补偿基金。二是整合投融资平台力量，放大其效应。盘活存量资源，以存量资产带动增量投入。通过财政投融资平台，全面统筹可盘活的各项政府性资源，并通过资本化运作切实充实平台公司资本金，以增强融资能力，满足重大基础设施、民生项目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切实放大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集中财政投资，统一将财政投资注入融资公司，充分实现以财政资金规模带动银行贷款规模，并由财政投融资公司融资后再拨付各专业投资公司作为资本金，在财政投融资平台和各专业投资公司两个层面上都起到放大投资的作用，由目前的一级放大递进为二级放大。实现滚动发展，增强政策性投资的可持续性。在确保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及时退出，建立“投资—退出一再投资”的资金滚动和持续放大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财政资金的滚动投入，不断支持新的项目建设。三是促进金融市场建设。引导银行资金市场介入公用事业项目领域，实现其强有力的融资支撑作用。四是发挥企业投融资的主体作用。五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3.推进科技进步，建立健全创新机制。完善全市区域创新能力体系，有效实施对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宏观调控和引导，并通过政策性的资金投入，促进风险投资的形成，引导社会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教育、高科技产业实施优惠和扶持政策，加大对教育的扶持力度，增加对公共教育的支出，积极推进职业技术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尤其是电子技术产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建立科技创新机制和服务平台，建立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建立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加快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4.改善民生，刺激城乡消费。一是改善民生。实现教育资源整合，不断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从政策、税收、金融等方面扶持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使其发展壮大并吸纳更多劳动力；从市情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发挥其就业岗位多的优势；加强就业引导和职业培训；提高毕业生就业率，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加强政策扶持。建立健全城乡社保制度，在已有的低标准、广覆盖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乡社保标准，实现城乡社保的全覆盖；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稳定群众的消费预期。二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切实提高中低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消费，为扩内需奠定基础，保持消费增长。三是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逐步与城市接轨，切实提高消费意愿，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一方面，促进农村消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另—方面，不断提高消费信贷服务水平，加大对住房、汽车消费的支持力度，积极配合做好“家电下乡”和工业品促销等优惠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拉动和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及时满足城镇居民和企业的合理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徐舒,左萌,姜凌.技术扩散、内生技术转化与中国经济波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J].管理世界,2011(03)
[2]姜兴,赵涛.企业内生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11)
篇(3)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农村劳动力转移 人才流失 甘肃经济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给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很大的自由空间。据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达2.1亿左右。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使得中西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大量涌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有的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劳动力流动可以缩小地区间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消除要素禀赋差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异。
针对甘肃省劳动力流动现状，仅根据净迁移量分析其对甘肃经济的影响并不全面，因为甘肃省劳动力特别是流动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差别交大，其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不可一概而论。甘肃省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人口流动除了具有内陆流向沿海，落后流向发达等特征以外，还存在明显的农村流向城镇、人才迁出、农村劳动力省内迁移的特点。最终的流动结果是人才大量流失，经济增长缓慢。本文针对甘肃省劳动力流动现状，对现象、原因进行分析，以保证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合理的甘肃人口流动政策。
二 劳动力流动现状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农村劳动力“显性化”阶段、高速流动阶段、停滞阶段、跨区域大规模流动阶段。与全国趋势相同，甘肃省每年就业人数也在递增（见下表1）。
甘肃省是一个人口大省，2010年年末总人口为2560万人。同时也是一个农业人口居多的省份，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0%以上。全省就业人员总数为1431.9万人，城镇就业人数仅为317.9万人，而农村就业人员多达1114万人。其中，从事乡镇企业工作的有233.5万人，从事乡镇私营企业工作的有22万人，其余31.9万人从事乡镇个体工作。全省大部分劳动力都集中于第一产业，占全省就业人数51.1%，而第一产业的生产总值却只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4.5%，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过多的农村劳动力滞留于第一产业不仅会降低农村生产率，同时也会影响整个甘肃省的经济发展。
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来分析。甘肃省劳动力整体文化程度不高[4]，全部从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所占的比例最高为37.1%，高中文化程度占10.9%，大专及以上仅占8.2%，而文盲率却高达10%。数据表明，甘肃省劳动力素质总体偏低，较高文化程度比率均低于全国水平，人力资本含量不高。见下表2.
通过观察历年来甘肃省机动人口变动情况发现，每年迁入及迁出人口大致相同，而省内迁入及迁往省内的人数几乎占据了大部分流动人口数量。省内间流动大多都是农村劳动力，而省外流动多是专业技术人才――人才流失，每年人才流失数量几乎是人才流入数量的两倍。见下表3.
三 劳动力流动特点及原因分析
1．农村劳动力流动特点分析
目前，甘肃省农村富裕劳动力达400多万。由于农村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导致人口基数不断加大；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对纯农业劳动的需求越来越小，导致剩余劳动力增多；加之农村教育水平、思想观念、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教育经费短缺、专业技能培训机构严重缺乏，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偏低。大量劳动力滞留于农村，不仅会降低劳动效率，也会降低农民纯收入，同时造成农村较高的失业率。所以，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其必要性，只有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才能完成甘肃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
然而，不能因为需要就盲目地鼓励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城镇，如此缺乏竞争力的劳动力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低层次的工作，而且甘肃省农村劳动力多选择在省内迁移。加之农民外出务工本身成本就高，这样低效率的劳动力流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不会太高。
2．人才流失原因分析
人才流动是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佳方式，但是所谓的流动是双向的，既有人才的流出也有人才的引进。而甘肃省每年的迁入人口数几乎是迁出人口数的三分之一，2010年省外迁入人口仅69508人，迁往省外人口多达182702人。人才外流的主要途径有高考、毕业工作、工作调离、出国等，这些年来特别是高校人才、科研机构人才流失极为严重。甘肃省人才外流对于人才来说利大于弊，毕竟可以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但是对于流入地来说也会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而作为人才流出地的甘肃省来说则是损失重大。甘肃省教育条件、规模、环境落后，教育资源缺乏，培养一个专业人才、高学历人才的相对成本要远远大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大量的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纷纷离开甘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兰州大学每年失去几十名教授、副教授和青年教师，更有人曾称[5]“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高校的人才流失问题严重阻碍当地的教育及高校的发展。
人才外流的原因有很多：自然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森林覆盖率低，海拔高，降水少，风沙大，紫外线辐射强，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工资待遇低，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资36539元，而甘肃省只有29096元，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则更大；发展空间小，甘肃省农业工业占主导，国有单位、事业单位比例高，而大量需要创新人才的私企、外企进驻率低，仅有的企业产品、服务涉及领域窄。除此以外，用人机制死板、收入分配不公、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低也是造成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四 劳动力流动对经济的影响
1．农村劳动力流入对甘肃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一直成较大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确实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甘肃省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其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商贸以及社会服务等行业，为甘肃省的建设、发展、GDP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劳动者的普遍文化水平及素质较低，贡献及收入有限，所谓的城镇化也只是表面现象，居民素质远未达到城镇化的标准。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势必会带来就业、居住、户口、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压力。
2．人才流失对甘肃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才流失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甘肃同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样存在人才密度低、高级职称少、学历层次低、行业分布失衡、高级人才老化、人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6]。大量人才特别是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流失严重削弱甘肃省的竞争力。每年高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高层次管理人才、科研人员、医生等人才密集行业人才流失极为严重，高校毕业生外省就业率高达60%以上，加之不少科研单位都举家迁移至外省。种种现象都极大降低了甘肃省的科研能力、科技 发展、创新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与其他地区越来越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差距越大，人才从该地区流出的动力就越大，长此以往，在经济发展与人才流失之间出现恶性循环，形成“马太效应”。
五 政策与建议
1．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必须重视问题
第一，提高农村劳动力个人素质，加强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竞争力。增加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鼓励农民自觉提升文化水平、专业技术水平；加大农村教育程度，普及义务教育，降低文盲率；开设实用性强、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机构。这样才有能力有机会从事更多种类的职业，创造更多价值。
第二，改革户籍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城乡劳动力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待遇等方面有不平等。大力改革户籍制度，放宽农民进城限制，增加农民工待遇，提高农民工生活保障。
第三，加大政府组织力度，引导农村劳动力全方位转移。由于农民对整个经济形势、就业方向难以把握，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宣传，结合甘肃省自身劳动力现状及经济发展状况，引导农民转移至真正有需求的领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培育当地特色产业，实现就地转移，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
第四，鼓励人才回流农村。农村经济发展同样需要人才，农业作为工业、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同样需要科学发展的动力。甘肃农村人才来源长期枯竭，致使农田种植方法落后、生产率增长缓慢，农民收入来源稀少。因此，急需大量增加农村专业人才以及科技研发人才，如何吸引人才回流则需政府在人才政策方面下大力气。农村自然环境、公共环境、人文环境都落后于城市，要吸引人才除了不遗余力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要提供给人才更高的福利待遇，从思想观念到政策制度都要真正做到重视人才。
2．针对人才流失的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人才，提供合理的福利待遇，构建良好的工作环境，留住人才。以往甘肃省大量人才外流，并没有真正落实留住人才这项工作，意识不到人才流失的危机感，削弱人才的重要性。如今必须转变人才观念，充分认识人才是关乎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重视人才、尊重人才、关心人才，给予人才一定的社会地位，增加其自身的价值感和社会责任感。提供合理、优厚的福利待遇，保证人才的贡献与报酬成正比，建立地区附加津贴，促进不同区域相同人员享受大体相当的工资福利待遇。构建灵活的用人机制，无论是职位晋升还是薪金待遇都需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特别针对科研机构，需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给予充足的科研经费的支持，搭建现代化的试验平台，在硬件设施方面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
第二，制定人才保护政策，吸引人才。只有通过未来的发展空间、优厚的福利待遇、稳定的工作保障才有可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才。甘肃靠其自身的发展魅力和环境条件吸引人才基本难以实现，所以要借用西部大开发、兰州新区建设的契机，通过各种渠道宣传甘肃的发展空间和商机，针对创业人才更要放宽政策，大力支持并给予政策、法律保护。给他们提供足够广阔的平台让人才施展个人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最终得到社会的认可。
第三，大力宣扬“建设家乡”，鼓励人才“走出去，更要走回来”。甘肃省当务之急是如何用好本土人才。首先是人文宣传，加强对人才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人才的思想觉悟，将“建设家乡”作为每个甘肃人的使命和责任，将甘肃未来发展的重担落实到每个人的肩上，甘肃以其稀缺的教育资源培育出的人才，毕业首先应当是回报家乡，大力提倡奉献精神。其次是制定相关的本土人才保护政策，一定程度的“定向”政策。本土高校保证较高的本省学生的招生比例，对于录取分数线以下且差距不多的学生可放宽政策录取，条件是毕业后需留在甘肃工作；鼓励学生去发达地区求学，但要保证人才回流数量，适当限制高层次人才户口迁移，对于国外、省外求学归来且优秀大学毕业的本省户口的人才，提供广阔的就业面、优厚的待遇。让走出去的人才也要走回来。
参考文献
［1］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10年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1
［2］杨敏.劳动力流动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9.6
［3］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4］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5］甘肃西部高校人才流失严重，待遇低还是机制“死”［N］.中工网，2012.6.29
［6］傅为忠、凌芳、侯静怡.经济欠发达地区吸引人才的对策探讨［J］.华东经济管理，2006（2）
篇(4)
关键词：又好又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农产品加工业
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农业与工业连接的纽带，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指针。其快速高效发展将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实现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将农业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扩展到加工和销售，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了农业效益。据统计，目前我国粮油、水果、肉类、蛋类、水产品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但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30％左右，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加工率相比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一般为农业产值的2－3倍，而我国只有85％。发达国家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劳动力远多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而我国正好相反。据专家测算，价值1元的初级农产品，经加工处理后，在美国可增值3.72元，日本为2.20元，而中国只有0.38元。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多在3.7：1以上，而我国只有0.43：1。发达国家的加工食品约占饮食消费总值的90％，而我国仅占25％左右。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约是农业产值的1.5－2倍，而我国还不及农业产值的1／3。可见，农产品加工业可大幅度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使农产品生产实现多层次增值，使农业发展方式由粗放转为高效。
(二)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现代农业建设主要由现代种养业、现代加工业和现代物流业构成。农产品加工业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促进农业的标准化和市场化，打通一二三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效益链和就业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用工业化搭载传统农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载体。将传统农业打造成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销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三)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由于我国农村经营单元较分散，结构调整的步伐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目前，我国有规模农产品加工企业7.1万个，这些企业向前延伸，就可能把2.4亿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基地；向后延伸，建立市场营销网络，可打通一二三产业，把构成农业产业的各要素和各环节整合在一起，推进产销一体化经营，逐步把小规模集合成大产业，把小生产连接到大市场。围绕市场需求组织加工生产，围绕加工需要再安排专用农产品的种养，形成需求什么——加工什么——种养什么的“反弹琵琶”新格局。这一新格局的形成与完善将有效引领农产品的生产品种、区域、规模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见，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结构调整的“转化器”。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连接城乡、沟通工农，有利于形成城乡经济利益传导机制，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离不开产业支撑，农产品加工业是拉动农业与农村发展的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将农业、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转化为新农村建设的经济优势，促进和谐农村的构建。
二、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面临的机遇
(一)农业的阶段性变化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带来机遇。近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快速提高，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良好局面。从总量上看，我国主要农产品如粮食、水果、肉类、奶类等已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目前，已具备年生产5亿吨粮食、5亿吨蔬菜、7000万吨水果、7000万吨肉类、3500万吨水产品、2500万吨禽蛋、2000万吨油料、1800万吨奶的能力，加工原料的日益丰富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
(二)有利的政策环境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带来机遇。我国农业已进人以调整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和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为主的新阶段。中央及时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两个基本判断，并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农业发展宏观政策。要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必须坚持农业内部挖潜与扩大外延并重，要跳出传统农业抓农业的思想，用发展现代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将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有机结合。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内涵，是用工业化搭载传统农业的不可替代的载体，中央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其中“放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大力发展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努力延长农业产业链、效益链和就业链。有利的政策环境为农产品加工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三)国内市场需求变化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带来机遇。目前，我国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供求总量大体平衡，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正从温饱向小康迈进，这正是食品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阶段，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已形成。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全国农民人均收入达2960元。经济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膳食结构得到明显改善。改善的突出特征是在粮食消费直接减少的同时，对加工制品提出了数量和质量上的强大需求。 转贴于
(四)国际农产品加工业大型化、跨国化的迅速发展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带来机遇。据有关部门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高达27000亿美元，其中，美国5000亿美元，欧洲3000亿－4000亿美元，日本2500亿美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目前，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已位居世界工业各行业的前列。国际农产品加工业的加速发展，为我国发展起点高、科技含量高的精深加工业及为这些国际知名企业进行配套生产，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国际贸易环境改善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带来机遇。首先，降低农产品关税水平有利于我国利用国外资源，提高加工品的质量和档次，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助于增强国内农产品加工业的竞争力。其次，2006年已结束“人世”过渡期并全面进人履行承诺阶段，我国农产品能够正式享受WTO成员国提供的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享受WTO成员的一切权利，享受无歧视的贸易待遇，使中国农产品出口可免受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方面的种种限制，从而降低贸易成本，为我国扩大农产品出口提供广阔的空间。最后，有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对外开放，加快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引进和吸收。
三、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方向
(一)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的比重。农产品加工应以精深加工为主导，加强对循环经济技术与综合利用技术的研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综合加工能力，注重下游产品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延长产业链条，提高资源利用层次。逐步实现由以初级加工为主向以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为主转变，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重点发展清洁生产，开发清洁技术与工艺，尽量做到生产过程实现“零”排放。
(二)建设稳定的加工专用品种和优质原料示范基地。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及加工品质的要求，引进、筛选、选育适宜的加工品种；另一方面要对我国目前的农业种植结构进行调整，改变传统的“二元种植结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建立适应不同层次市场和加工要求的“多元种植结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加工作物、饲用作物等)，建立专门的加工专用优质原料种植基地，并实现基地的标准化与规模化。
(三)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产品加工产业。粗略统计，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体科技水平较发达国家落后10－20年，设备总体水平落后20－30年。因此，要使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并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方面应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科技水平；另一方面应积极引进、推广、应用高新技术(如生物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超细微粉碎技术、质构重组技术、新型杀菌技术、真空冷冻干燥技术等)，并加强国外先进设备的消化、吸收和国产设备的自主开发。同时，要把能否产业化，以及产生效益的大小作为衡量高新技术应用的重要依据。
(四)建立标准化体系和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目前，我国大部分行业标准都是上世纪80年代前制定的，与国际通用标准有较大差距。同时，我国大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管理水平低，没有采用发达国家现已普遍实行的GMP、HACCP及IS09000管理规范，致使我国的农产品加工产品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应尽快建立并施行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和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对提高我国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竞争力，全面迎接人世后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五)加快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面对洋快餐的冲击，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我国居民饮食习惯的传统食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发展传统方便的食品是人民快节奏生活方式的需要，有利于人们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真正从“一日三餐”中解放出来。全国居民每年的饮食消费约为1.6万亿元，农产品加工应围绕以传统食品为主的“餐桌经济”大做文章。传统食品工业化发展的重点是传统主食工业化、传统肉食工业化和传统豆制品工业化。
篇(5)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劳动者素质
农村经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任务,如果农村经济没有得到迅速的发展,就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已经突出了几大问题,如果不将这些问题及时的解决,就会阻碍小康社会的建设。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生活在农村的,我国农村劳动力较多,但是耕地却是较少的,出现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按照现在的科技水平,农村仅仅需要1.7亿的劳动力就可以满足农村生产的需要,这是现在的人口现状决定的。由于人口众多,可利用的耕地较少,从整体上来看,农业生产的效率是不会得到提高的,只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发展下去,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生活水平较低,让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得更加艰难。现在的这一阶段,国家对人民越来越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可以提高人民的收入,这三个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减少城乡差距,让农民内部保持稳定。正是基于这种发展水平,农民为了追求利益,就会转移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现象是十分的严重,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现象,以下对这些地区出现的劳动力转移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劳动力的转移是大规模的,主要是受到交通、经济、文化和信息等因素的影响,让农民盲目的到经济发达的地区来发展,但是没有实地的考察和了解,仅仅是在亲友的帮助下,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工作,流动性是非常大的,对农民工的长期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导致了供求关系不容易衔接,有着很大的盲目性。其次,农村的劳动力发生转移,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是非常低的,素质程度的地下,造就了农村人口的转移是都十分的严重的,这些素质较低的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县级或者是县级以下的地区,县级以下地区的人们大多是高中毕业或者是初中毕业,有些甚至都没有学历,仅仅学习了技术,但是技术的学习并不是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仅仅是向老一辈会技术的人那里学习的,这样没有经过文化熏陶的技术人员是很难找到工作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素质要求是非常大的,素质低下的人们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很难在城市中生存。最后,机会成本的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城镇与乡村在就业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待遇上,城镇是用具职务和职称等来领取工资,在工资和报酬上是标准化的,与农村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村劳动力都涌向城镇,但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例如道德风险,这些是农村劳动力无法应对的问题。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户口问题,户口问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农村劳动力没有城镇户口是很难生存的,这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农业是国之根本,人民要想生存是离不开农业的,如果没有将农业经济发展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社会动荡,流离失所,一定要重视农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对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就业机会,让农业转型升级,适应劳动力减少的需要,发展规模化经营,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导致了人们对种植业的重视程度在逐渐的降低,人们都退出了责任田的种植,认为外出打工的收入就能够满足生存需要,有些甚至在城镇生活,这样就导致了人们对责任田的需要减少,乡镇的发展就会减弱。这是由于这种现象,农民就行了产业升级,进行了规模化的种植,减少了劳动力的使用,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促进的作用。在规模化种植的过程中,可以减少劳动力的剩余,根据市场需要发展农业经济,对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对农民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工作是比较重要的,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技术性人才,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二次创业,让农民也能够发家致富,走这样的道路,以让整个经济的发展变得富有生机和活力,也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创作了一个新的发展道路。农民进城可以开阔眼界,则那几人民的收入,在周围环境的熏陶下,增加农民的阅历,学习新的知识,参与社会活动,为国家下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且一些培训班的出现,也提高了农民的职业素质,让农村劳动力结构在整体上改善。
(三)对农村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劳动力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转移的劳动力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将城镇的思想与素质带到了农村,让农村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基本观念。提高了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同时还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生产能力。(四)对社会的影响随着非农转移的加速发展,承包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越来越突出,成为农民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最后防线。但是由于有偿、合理、灵活、有序的土地流转制度流转机制建设没有及时跟上,迫使大量劳务输出人员城乡两栖兼业,无法解决后顾之忧。在近年来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一些人甚至弃田抛荒。抛荒现象尤其是常年抛荒呈逐年加重之势。
三、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考
(一)强化农民智力投资意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素质与转移的速度和层次成正比关系,因此,应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各部门的作用,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多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逐步形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社会多主体参与的农村教育培训体系,为非农产业输送合适的高素质劳动力。
(二)完善与加强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法律保障体系
各级地方政府应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劳务信息服务,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和整理劳务信息,建立就业信息服务网络等,解决农民的信息闭塞问题;提供法律跟踪服务,聘请劳务律师对劳务输出的全过程进行法律咨询服务,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制定劳务输出优惠政策,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等,以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完善与农民工其它权益相关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工会法律制度、户籍法律制度等,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以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三)积极提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全方位服务
就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来看,与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以及中小企业仅占受阻等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此种情况下,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载体受到明显的约束。通常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以城镇化及中小企业作为可靠的载体支持,从而推进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此种情况下,应当结合地区农村发展实际,积极开拓劳动力市场,并结合当前农村人口问题加以全面分析,在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的同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国际劳动力市场进行优化利用,促进农民问题的妥善解决,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顺利实现。若地区条件允许,可以对全球性资源进行深入开发和妥善利用,结合农村劳动力现状,有目的且有组织的开发国际劳务输出市场,将组织开发与农民自谋出路进行有机结合,给予农村劳动力政策上的支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优良的途经,为农村经济发展奠定可靠的基础。
四、结论
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对人力资源缺口的助力是很大的,但是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对我国农村经济整体的发展环境也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要重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让农业经济快速发展,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作者:司玉波 单位:吉林省洮南市万宝乡农村经济管理站
参考文献:
[1]张伯平,刘冰,石佳,于艳洁,肖霞.浅析天津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天津农林科技.2014(06)
篇(6)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经济；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12-0009-1
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农业发展机制，为发展经济提供保障，把农业经济发展问题转化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相关部门的重新配置问题。在这一重新配置的整个过程中，传统农业经济左右生产力已经被市场经济的劳动力配置法则所取代。
1 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特征
一个国家的工业劳动吸收率如果比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高的话，则工业部门的优劣势及商业化的转折点问题推向给予重合性强的农业技术的进步率，这也是一个国家确立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发展趋同的条件。同时，农业劳动对应的边际产出如果和平均产出持平，则农业的优劣势及商业化聚合成为转折点，也可以成为农业实现现代化改造的必要前提。这就是刘易斯、费景汉及拉尼斯模型，它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的指导。
我国农业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呈现如下特征：一是以青年和壮年为主，如四川及安徽两省劳动力的均龄分别为26.9岁与27.4 岁，比起当地的未外出劳动力的年龄，分别小了7.6岁与4.9岁。我国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变化如下，21～25岁及26～30岁的两大人群的非农就业率增长一倍，16～20岁则提升两倍多；二是男性比女性多。现今，我国外出的农民工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其比例约为64%，而女性的占比约为36%；三是因为我国教育的日益普及，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程度也开始随着年龄呈相反的变化；同时，我国传统教育尚未完全消除教育机会的相关分配中对女性的歧视，通常来说，农村男性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女性。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上述特征，使得农业劳动力就业可能发生倾斜。
2 我国劳动力迁移和农业人力资本深化
我国农村的高素质劳动力若发生选择性迁移，则必须对于迁出地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导致农业人力资本的深化。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力资本相应的积累会出现相反方向的反馈。但要注意，因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相对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的迁出自然会影响所在地农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关于劳动力转移选择性对于农业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开始受到重视，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这种选择转移造成本就薄弱的农村人力资本进一步损失，是城市剥夺农村的具体表现，也是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并着力探求构建农村人力资本的补偿机制；另一观点则认为，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对农村家庭的教育及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正向效应。
3 基于劳动力选择性迁移的农业人力资本深化的深层解释
如果我国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表现出更适合农业人力资本深化的特征时，则在实际中，劳动力的转移率会比一个临界的转移率低，这当然适合于农业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深化。这时，吸引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开展农业方面的生产经营，则必须由农业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农民经济发展机制作为基础，以确定得到更高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在农业内部则必然会产生有利于农业从业者提升投资质量，获取更高投资利益的机会。这种机会来自于：
首先，农村土地的经营规模随之不断扩大。在相应的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当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连续、大量地从农业部门开始迁移时，必然导致农业部门的人均土地占有率有所提升，农业生产劳动的经营空间也会随之增大，还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生产能力也随之提高。在土地不断稀缺的今天，这样会使得土地约束不断减少，则人力资本深化也是农业劳动效率提高的必然表现。其次，现代农业科技成果不断推广，必然导致技术得到广泛采用。当现代农业技术慢慢转化为物质资本形态时，并得到普遍性的应用时，则会造成物质资本和劳动者能力二者间产生巨大的失衡。这时提高劳动者素质成为必须，其投资不仅能够提升高技术含量的物质资本，同时也可以大幅度提升农业从业者的劳动生产率。换言之，就是普遍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农业人力资本深化才变得更经济、更合理。最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必然产生农业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效应，则为实现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向企业化转变提供了可能，其生产目的也由产量最大化转向为利润最大化，从生产导向转向为市场导向。
4 结语
如果可以满足相应的条件，则我国的农业劳动就业及人力资本深化则必然成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而引发农业经济成功发展的首要条件，并且可以确保这些转移的劳动力在城市的人力资本市场中得到优化配置。换句话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则农业经济发展机制一定会面对发展的新思潮和实践的新条件。
参考文献
[1] 李志俊，郭剑雄.选择性转移与人力资本深化——理论及实证[J].思想战线，2010，（04）.
篇(7)
关 键 词：劳动力素质；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产业结构；产业升级。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面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当劳动力素质提高到某个特定阶段时，会为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本文考查了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希望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以第 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劳动力素质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情景分析，推算了 2010—2030年中国劳动力素质发展的情况①，发现 2010年中国 2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年，接近于美国 1945年的水平，约相当于日本 1968年的水平；到 2020年，中国的这一指标为 93，大约与美国 1951年的水平、日本 1975年的水平相当；到 203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年，大约与美国 1965年的水平、日本 1983年的水平相当。因此，本文重点考查了美国和日本在上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并归纳出其主要特点，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引。
一、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特点。
考察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出现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2）工业技术研究得到快速发展；（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4）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到了 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联邦政府的管理和社会保障都得到了加强；（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美国经济社会的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一）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
进入 20世纪后，美国的人力资本都处于加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划分为 2个阶段：1910—1940年由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初步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第二个阶段始于 1970年，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进一步大大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
（1）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20世纪初，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财富同时也体现在它的人民身上，只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才有可能掌握和应用新技术。1910—1940年，美国中等教育开始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高中的学校数量以及规模都大幅提高。这段时期，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开始激增。1870年，美国 17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每 100人中仅有 2人为高中毕业，1940年则达到了 508人。从 每 10年 的 增 长 速 度 来 看，1910—1920年为初步加速阶段，增长了 8％；1920—1030年的增长速度仍然不断提高，10年间增长了 122％；1930—1940年达到了发展速度的顶峰，10年 间 增 长 了 215％ （SnyderT D，1993）［1］。到1940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95％①。正是由于高中教育的发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在 1886—1890年和 1926—1930年这两个阶段的人群中，男性平均在校学习时间由 756年上升至 1146年（EngermanSL，GalfmanRE，2008）［2］15，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出现了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进步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增长贡献巨大。中学教育普及能够解释 40～44岁的男性 1930—1970年总教育进步的 70％。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大学教育在 19世纪末的美国仍然比较稀罕。1869—1870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仅有 1人，1879—1880年增加到 54人，1889—1890年也还不到 150人（SnyderTD，1993）［1］。1910年，美国 23岁的居民中只有 2％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的专业资格学位）（EngermanSL，GalfmanRE，2008）［2］。在中等教育发展加速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是在 1929年之后。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增加明显，从1870年的563家增加到1930年的1409家（见图 1）。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也出现较大增长：1929—1930年，获得本科学士学位的人数达 122万人，是 1870年的 13倍；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达 15万人，是 1880年的 17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 2299人，是 1880年的 43倍（见图 2）。
（2）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美国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第二个始于 1970年，这与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相对应。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大量人口进入大学，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1970年，博士学位获得者急增至约3万人，是 1940年的 9倍；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了约 21万人，是 1940年的 8倍；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约 79万人，是 1940年的 4倍（见图 2）。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美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也随之出现大幅增长。1970年，在 2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受到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约有 232万，占同龄总人口的比重达21％；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从 1940年的86年增加到 1970年的 122年（见图 3）。
2工业技术研究快速发展。
美国 20世纪 4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技术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工业的竞争优势。
（1）政策组合对工业研究的促进。工业研究的发展是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制造业重建计划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大型公司内部都建立起工业研究机构，它们既重视新技术的发明，同时也很关注来自公司外部的技术研究成果。
工业研究兴起得益于美国一系列政策的组合。
首先，20世纪早期出台的反托拉斯政策对工业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些政策的本意并非主要在此。反托拉斯政策反对公司横向兼并，反对大型公司对单个产业的控制，从而迫使大企业只能向其他产业延伸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重视工业的研究，或者是进行自主的工艺创新、或者是通过向外购买新技术才能获得优势。例如，柯达公司、杜邦公司等都采用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因此，1921—1946年间，美国从事研究开发职业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提升了专利局的地位，增加了专利检查的人数；修改了专利权法，扩大了专利保护的范围，同时对专利权的有效期进行了限制。这些措施成为促进企业加强工业研究的动力：一方面，企业能够放心地进行技术创新研究而不用担心其成果会被其他企业盗用从而减少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研究以应对关键专利到期后产生的竞争。
（2）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加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工业研究得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助力。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这主要是得益于以下 2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州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使得公立大学愿意加强与工业组织之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为本地区创造经济利益。20世纪 30年代，州政府对大学的研究资助超过了联邦政府，这与二战后的情况有较大区别。这也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得到快速扩张，而教育活动的扩张也使得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的联系更为密切。在 1940年以前，就有许多美国的大学成立研究中心来跟踪工业实验室的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大型工业企业也开始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资助，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注意工业企业的研究需求并开展与其相吻合的研究。例如，杜邦公司在 20世纪 20～30年代向美国多所大学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相应地也得到了这些大学对其研究的帮助和建议。20世纪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多家公司开始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长期的资助，该学院在1913成立了电子工程研究专业，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与欧洲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和研究项目也更贴近工业和商业实践的需要。
可以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才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工业技术研究的能力。
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
作为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的应对政策，为了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美国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34年，罗斯福政府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提出《社会保险法令》，经 1939年和后来的修正案后提出推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最终在 1942年正式实行，开始支付退休金。
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 3大方面：一是失业保险，保险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并强制要求企业交纳失业保险税。二是养老保险，要求除了政府、教育等机构外，收入在 6000美元以下的雇员都必须参加，资金由雇员和雇主双方共同支付，年满 65周岁的居民就可以领取社会养老金。三是失业救济、医疗补助、住宅保险、教育保险以及特别针对黑人和退役军人的教育支持等社会福利。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网不仅对促进美国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美国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其自身而言意义重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仍然可以从美国的社会保障建设中吸取经验：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因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投资来完成，而是需要投资与最终消费的相互均衡促进。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部分居民的消费便会由于预防动机、收入增长相对较慢或失业带来的收入停滞而受到较大限制，并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而只能通过危机的形式来寻找解决。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目前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建设形势更为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都亟待解决。美国在 20世纪 4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给予中国的启示并不是如何建设这一体系，而是应该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
4工人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
20世纪 30～40年代，美国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一系列政策的促进和工人运动的努力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提高，劳动工时缩短。为了促进美国尽快走出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其别引人关注的一项是1933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在该法案中，首次要求雇员与雇主一起就劳动时间、工资等问题进行协商，加强了雇佣合同对雇主的约束，并要求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同时，该法案还允许工资急速上涨。《工业复兴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提高了美国工人的权利，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关注自身的权利并通过罢工和组织工会等形式来维护权利。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美国又颁布了《国家劳工关系法》，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并将集体谈判放在了中心地位。1938年，美国又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进行了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工人的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以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为例，1900—1929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143％，而 1948—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235％。以制造业雇员的平均周总收入为例，美国工人在 20世纪 40年代初至 50年代初期的工资增长是非常快的，尤其是 1941—1944年，年增长率都达到了 17％以上（见表 1）。工资的提高最终促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美国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工资的提高，一方面当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识到，人数巨大的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美国的消费能力、实现美国的经济繁荣，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扩大社会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这一点，即便对现在的中国也很有警示意义。
（二）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出现衰退的趋势。在美国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却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稳定的出口增长。有研究表明，这种竞争力的来源主要在于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在对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培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教育经费投入和入学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在 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在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和大学等领域的教育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 1960年，美国成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依然比西北欧国家的高（DenisonE，1967）［28］。人均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美国获得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在 20世纪 8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美国 1980年的教育水平比 1967年下滑了 125个年级（BishopJH，1989），因而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联邦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障的加强。
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肯尼迪政府（1961—1963）希望通过进一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为老年人口提供医疗救助、增加对内陆城市的支持、增加教育投资等。虽然许多提议在当时未得到通过，但却在下一届政府执政时期得到 实 现。约 翰 逊 政 府 （1963—1969）提出要建设“大社会”（greatsociety），让更多的居民分享美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政府成功实施了许多新项目，如医疗救助、给贫民发放食物券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倡议（如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补助等）。
这些项目也使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例如，医疗保险的财政支出从 1966年的 10万美元不断快速增长，1970年就达到 62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从 007％ 增长到314％。1980年，医疗保险的支出增加至 321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543％。除了医疗保险外，美国其他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快速增加。1950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仅8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 188％。到1960年，社会保障支出已达到 116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至 1258％；1970年，该项支出达 303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 1549％（见图 4）。由于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并不断扩大，从 1960年的结余 30万美元，变成 1970年的赤字 280万美元，198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 738万美元（见图 5）。财政赤字的扩大也说明联邦政府的干预在不断加强。
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
20世纪 60年代，联邦政府管理的加强还体现在对美国大学的作用与影响上，促使美国大学的研究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度增长，大学的研究经费巨幅激增。1935—1936年，大学研究经费仅有约 5亿美元，1960年则超过了 24亿美元，从而支持了许多项目的研究，使美国的主要大学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大学公共经费的来源结构在 20世纪 60年代出现了较大改变。不同于 20世纪 40年代以州政府为主的经费来源结构，战后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增加，成为大学公共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联邦政府的投入增加，使企业对大学的研究资助相对下降。
1953年，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中有 11％来自私人企业，1960年则只有 55％。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还通过其他手段来促进大学研究的发展。例如，要求学校加强研究与教学之间的结合，提高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在欧洲和日本，很多研究是由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来完成的，而在美国许多项目的研究都在大学中开展。
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得到极大加强，对工业的作用更加明显，使美国的许多产业如商用机器、计算机、飞机、化工产品、医药制造等获得了以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强大竞争力。
该阶段美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加强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第一，美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已经非常突出。作为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机构，加之美国大学一贯注重与企业的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使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十分注重创新性。第二，美国的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加强了原有工业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强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贝尔实验室等都建立起了大学式的研究体系。这使美国企业的创新变得更为容易。
除了研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外，工艺创新（processinnovation）在这个阶段也显得十分重要。如杜邦公司、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工艺创新获得了产品上的新突破，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和强大的竞争优势。
在这个阶段，研究与工艺创新的相互结合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美国工业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的扩张，而工艺创新则使得对经济规模的追求成为动态的长期过程［2］。
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由于制造业的集聚而形成了许多大都市。然而，到了 20世纪 30～40年代，随着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交通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开始出现在都市周边地带分散化发展的趋势。例如，由机制造公司在洛杉矶的集中，吸引了大量的辅企业在洛杉矶县投资设厂。另外，还有船舶公司在郊区里士满设立的造船厂等。此后，制造业在大都市郊区分散的趋势不断加快。1940年，美国的郊区工业园区只有 35个，到了 20世纪70年 代 初，则 达 到 了 2500多 个。（孙 群 郎，2005）［4］45。
随着工业迁移，郊区的就业人数快速增加。
1947—1972年，人口超过 100万的都市地区流失了 88万个制造业岗位，与此同时，其郊区则增加了 250万个岗位。1958—1967年，大都市区的就业年增长率为 18％，中心城区仅为 07％，而郊区的增长率却高达31％（BirchDL，1975）［5］。
早在 1963年，在中等规模的标准都市统计地区（SMSAs）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与零售业就业是位于郊区的［2］26。制造业的分散也带来了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幅超过了中心城区和大都市。1940—195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347％，比中心城区高出 208％，比大都市高出 129％。1950—196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486％，比中心城区高出 379％，比大都市高出 222％。
美国工业分散和郊区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都市的土地等各种资源总是有限的，当工业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城市越来越拥挤等因素的影响，集中所产生的成本就会高于集聚带来的收益，制造业就会向大城市的周边郊区地带分散。第二，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有效地缩短了郊区与大都市之间的距离，减少了生产和生活外迁的成本。二战后，美国对公路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1944年，联邦政府开始资助城市道路的建设。在此带动下，各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公路的建设，使美国的公路里程迅速增长，从 1930年的69万英里增加到 1960年的 256万英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公路交错纵横，大量的环城公路和辐射公路改善了城郊间的交通状况。第三，郊区的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而且美国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居民在郊区置业，越来越多的居民趋向于在郊区定居。例如，通过设置住房抵押贷款的条件等鼓励居民在郊区购买住房。由于政府的鼓励，1950—1970年大都市新增住宅 2100万套，只有约 33％位于中心城区，余下将近 1400万套都建设在郊区①。
二、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时，日本的社会经济特点。
根据劳动力的平均素质水平来看，中国从现在到 2030年这一阶段，基本对应于日本 1968—1983年的阶段。这一阶段对日本经济而言意义重大，是日本在二战后进入高速增长并随之进入稳定增长的时期。日本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初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机和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经历了短暂的经济下滑，随后又再次迅速恢复稳定增长，甚至在 1981—198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也不大。这与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形成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劳动力素质提升是密不可分的。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职业培训作用巨大。
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是日本的人力资本高速积累的阶段。从 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的新增劳动力中仅中学毕业的人数持续大幅度减少，从 1955年的 63万人下降至1975年的 6万人，中学毕业生占新增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 600％下降至仅 61％。取而代之的是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持续增长。高中毕业生从 1955年的 33万人增加至 1970年的80万人，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也从 314％上升至620％。1970年，高中毕业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顶峰。大学及以上毕业生从 1955年的 9万人持续增长至 1975年的 35万人，其在新增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从 86％提升至 354％。观察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大学教育效果提升最快的阶段是在 20世纪 70年代，1955—1960年，大学毕业生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仅提高了 05％，而 1965—1970年 则 提 高 了 96％，1970—1975年更是提高了 137％。因此，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劳动力学历加速提高的阶段（见表 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出现了劳动力快速高学历化的现象，但其国内有研究认为，学校教育本身并未对提高实际劳动生产率有较大促进作用，而是在甄别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安场保吉、猪木武德，1997）［6］12。而此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日本的职业培训对提升生产率的作用更明显。
日本的职业培训具有较扎实的法律基础。日本政府曾多次制定和修改法律来保证劳动者能够得到较好的职业培训。日本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通过《劳动基本法》、《职业安定法》等法律保证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的权利，并规定了失业人员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才能再就业。20世纪 50年代，日本又制定了《技能养成规定》和《职业训练法》，对公共职业训练和民间企业的职业培训都作出了规定。20世纪 60年代，日本在劳动省下设立职业能力开发局，对职业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日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内部的在岗培训等方式。日本从 20世纪 5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多种培训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职业培训体系。日本的培训机构大致可以根据管理部门的不同划分为 3大类：
第一类是由各个都、道、府、县等各级政府设置的职业培训机构，一般是对求职者进行基础的技能训练。第二类是由雇佣事业促进团直接管理的职业培训机构，包括针对各培训所培训师的中央培训大学，针对高级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短期大学，针对初中毕业生的综合高等职业训练学校，针对在职劳动者的以短期培训为主的技术开发中心。
培训机构主要是对劳动者进行脱岗培训，除此以外，日本的大型企业通常会对劳动者实施根据具体岗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在岗培训方式（ontheJobtraining）。一般来说，当企业招聘了大学毕业生作为新员工之后，由学校教育产生的大学毕业生与企业自身需要的员工之间不会存在完全的技能吻合，两者之间的差距需要通过企业的在岗培训来消除。企业中会有指定的上级或者老员工对新员工在工作现场中进行有计划的、持续性的指导，从而使新员工能够快速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缩短变成一名熟练员工的时间。
日本的在岗培训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会持续好几年，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设计、实施、检查等各个环节都有监督。在岗培训实质上是由企业承担了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的成本，从而解决了由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需求的问题。当然，日本企业能够普遍推广在岗培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雇佣方式以终生雇佣制为主，企业不用担心培养的员工会大量流失从而无法弥补培训成本。
2走上技术立国之路。
（1）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日本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20世纪 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美欧相比还比较落后，这一阶段日本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追赶。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在技术引进方面获得了很多便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意让各大企业都有接近外国技术的均等的机会，从而在企业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另外，日本在技术引进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主要依靠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而不是通过购买机器来实现技术的引进（冯昭奎，1996）［7］，从而能够对技术有更好的掌握。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日本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和相对较低的成本就缩短了与欧美的技术差距。1949—1970年，日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只有 57亿美元，而这些技术在原产国的研发费用则高达 1800～2000亿美元，而且研究时间至少为日本引进消化时间的5倍（李健民，2009）［8］。
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日本不仅重视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同时还强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开发的结合，对引进的技术不断进行改良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特色技术。例如，在钢铁产业中，日本就从美国、苏联、德国等多个国家同时引进不同的先进技术并对之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开发出新的技术并超过了原技术引进国的水平。
到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欧美日益接近，而且由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了，因此，日本在这一阶段更加强调培养科技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1980年日本通产省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提出，要走“技术立国”之路。日本开始从以技术引进和模仿为主转向技术的独立研发。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首先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其研究费总额在 20世纪 70年代超过欧洲各国，1984年超过苏联，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翟薇，2012）［9］。1980年，日本的研究经费投入增长至少46838亿日元，是1960年的254倍，研究经费投入占 GNP的比重接近 2％（许艳华，2011）［10］。
（2）政府及其所属研究机构的推进作用。在技术创新和研究上，日本政府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也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通产省在 1965年设立了“大型工业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产业构造的高度化，强化国际竞争力，合理开发天然资源，防止工业公害，紧急且必要的先导型、扩散型大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通产省又设立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也是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对 10年后产业发展必要的、涉及效果大、应用范围广的基础性技术”的研究以及包括“新材料、生物技术、新技能因子”等领域的研究（刘海波，1997）［11］。另外，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还承担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包括新技术的理论研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提、产业的基础性和共用性技术开发、产业的技术计量标准等。
3政府积极参与对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引导。
在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积极引导和多方面大力扶持的作用。在日本的历次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都非常明确，这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日本政府一般是每 10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的产业政策进行一次调整。
在 20世纪 6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缩小与欧美的经济差距。
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学工业化上，如钢铁、炼油、石化、机械、电力、煤炭等，主导产业的特征是以出口为导向且具有技术先导地位。这一阶段日本颁布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产业扶持政策，以此为基础推进了机械工业的专业化、批量化生产。
在这个阶段，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并，以此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
20世纪 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显现，政府与民众都越来越关注能源、工业公害等问题，而且，由于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被纳入日程。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导便转向了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1971年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1976年的《产业结构长期构想》也明确提出降低重工业的增速、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这一阶段，日本选择了电子计算机、产业机器人、通信机械、集成电路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 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项意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例如，1971年颁布了《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并随后制定了“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日光计划）”、“医疗福利机械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省能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月光计划）”等一系列产业技术政策，以促进日本的产业向技术高端推进。
20世纪 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目标，把发展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技术的自主开发上，强调加快发展包括电子、生物工程、产业机器人、新材料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和《产业结构长期设想》还特别提出要从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向省能型产业转变。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重要地区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制度”、“完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研究开发体制”、“国际共同研究合作制度”
等一系列的产业技术政策。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向高尖技术的转移，日本政府还针对受扶持的高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制度和特别折旧制度，并要求日本的金融机构向基础产业和高新产业提供重点贷款，如日本开发银行为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和完善加强研究设施的民间企业提供 15年以内的长期低息贷款。
4工人经济斗争的加强。
二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以“春季斗争”为表现形式，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春季斗争”是指全日本各行业的工会联合起来，在每年的 2月份或者 3月份进行要求提高新年度工资水平的工人运动。进入 20世纪 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日本的工人对于提高工资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63年，“春斗委员会”提出日本工人也要享有与欧洲相同的工资水平的目标，并通过罢工的形式要求工资增长必须以上一年的实际工资作为基础。至此，不断蓬勃发展的工人经济斗争得到了加强，至1972年参加“春季斗争”的工人超过了 900万人。
“春季斗争”给日本工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1964—1975年，“春季斗争”使工人的名义工资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即便是从实际工资的增长来看，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也大多数都在 8％左右，1972年还达到了 11％（见表 3）［12］。工人经济斗争强化的客观结果是导致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从而使消费需求一直保持一个较为旺盛的状态，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结 语。
结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与中国当前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当的阶段，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劳动报酬增加的情况，这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当劳动力素质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劳动力价值也必然相应地提高。这个阶段正是美国与日本经济增长较快的阶段，其中劳动力收入提高带来消费需求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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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许艳华。战后日本科技政策的三次转向及对中国的启示 ［J］。山东经济，2011（11）：8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