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摘要：新疆具有发展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条件，是我国西北开放的窗口，也是我国开展与中亚区域合作的窗口。本文就是通过对新疆的战略地位的研究，就我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些现状和问题，并以此来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来推进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关键词：新疆 中亚 经济特征 外向度特征 亚欧陆大桥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各个组

成部分已经成为一个相互依存、难以分割的有机的组成体。因此，新疆和中亚五国区域的经济合作即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又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

同时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和向西部逐渐的开放，新疆作为中国西北的开放门户，地位是越来越重要。新疆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中亚经济的全面的复苏和国内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给新疆带来了全新的机遇。重新审视新疆，科学的给新疆的发展进行定位，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新疆。

一、新疆与中亚的概况

1、新疆的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西北边陲，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处于亚欧大陆的腹地，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分别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蒙古、阿富汗等国家，是中国向西开放门户。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在是“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2007年底，新疆人口是2095万人，人数民族人口是1237.85万人，大概占人口的60.4%，有47个民族成分，世居民族有13个。见表一：

民族类别 人口数（万人） 百分比（%）

维吾尔族 941.38 45.9

汉族 780.25 39.6

哈萨克族 143.5 7

回族 90.96 4.44

柯尔克孜族 17.59 0.86

蒙古族 17.46 0.85

塔吉克族 4.47 0.21

锡伯族 4.19 0.2

满族 2.52 0.12

乌孜别克族 1.6 0.07

俄罗斯族 1.14 0.05

达斡尔族 0.66 0.03

塔塔尔族 0.47 0.02

其他少数民族 11.91 0.56

资料来源：新疆统计年鉴，2008年

新疆资源丰富，矿场种类多、全，储量大，开发前景广阔。比如：石油、天然气、煤、金、铜、稀有金属、盐类矿产等蕴藏丰富。其中有的储量还位居全国首位。见表二：

资源类别 资源量 占全国比例%

石 油 208.6亿吨 30

天然气 10.3万亿立方米 34

煤 炭 2.19万亿吨 40

钾 盐 2亿吨 67

2、中亚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矿产资源

中亚国家的经济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1995年）是衰退时期；第二阶段（1996―1998年）经济逐渐复苏阶段；第三阶段（1999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新时期以来，对于中亚五国来讲，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形势都普遍好转。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定增长时期，从1999起，国民经济已经开始连续回升，获得稳定的增长。从经济规模、人均产值、增长率来讲，哈萨克斯坦一路领先。

中亚国家矿藏丰富，尤其是哈萨克斯坦比较齐全。煤储量为1624亿吨，集中分布于埃基巴、马斯图兹、图尔盖、日兰奇克、楚河等区域。此外，还有铁矿、锰矿、铜矿、钾盐等等矿藏。其中铬铁矿探明有2亿吨。

二、新疆经济增长与发展

1、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性研究

（一）新疆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地位

新疆处于中国的西北边陲，面积是166万平方公里，他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新疆在历史上是沟通东西方、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的要冲。新疆还是能演和资源合作的大通道和加工区。新疆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加快，各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能源和矿产资源配置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国人多资源多，但是人均资源量少，因此必须加快与境外的资源合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通过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构建中国与中亚之间的资源通道。中亚的资源富集，但是却没有大量的开发。中国和中亚国家在能源禀赋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互补性，这正是双方合作的机会。而新疆作为我国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因为他独特的资源优势以及新疆与周边国家经济的互补性，加大了他在中亚合作中的战略地位。总之，从历史与现实、从政治到经济的各个角度，新疆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现在的新疆是“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

新疆位于第二亚欧大陆桥的主要要道，连接连云港和鹿特丹，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新疆在我国沿边开放战略中是对西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站，是我国与中亚和西亚、南亚的重要的通道。亚欧大陆桥横跨亚欧两洲、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旧的欧亚大陆桥有三个分支，90年代初，中亚国家独立后，由于地处内陆，没有出海口，这对于中亚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于是中亚国家为了摆脱交通上的困境，经济开辟新的交通路线。于是在1990年12月，开辟了一条新的路线，即第二条亚欧大陆桥。新的亚欧大陆桥是从俄罗斯的莫斯科折向东南，穿过中亚进入中国新疆。这条新的亚欧大陆桥的捷径与连接点就是在新疆。新疆是我国沿边开放战略对西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站，是我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重要的通道。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进展，新疆已形成“沿边依桥、外引内联、东进西出、逐步向西倾斜”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自从20世纪90年代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以来，新疆的外貌发展非常的迅速，新疆在中亚的贸易地位有是不断的上升。总之，中亚国家谋求新的交通线的一系列行为，加强了新时期新疆的战略地位，是他成为新的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

2、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

新疆是我国资源大省，他在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方面与中亚国家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和互补性，这样就为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双方可以在科研领域、产业领域、应用技术领域、资源开发等领域进行互补性的经济合作。

（一）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中亚五国是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战略伙伴。虽然存在着很多困难，但是几年以来彼此之间经济合作的内容却不断的增多，彼此合作的领域也逐渐的扩大，程度逐渐的加深。近几年以来新疆和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1、彼此合作的基础不断的增强。90年代以来，新疆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愿望是不断的增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主要是以商品贸易为主，而且在劳务合作、相互投资方面都有了积极的尝试。随着双方的贸易额的上升，商品结构不断的改善，合作的项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吉建交以来，双方的贸易发展很快，合作的方式也是进一步多样化，在贸易为主的基础上开展了生产型项目的合作，达成了在经济贸易、投资等多项协议，为彼此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2、合作的水平得到了提高。至今10余年，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范围迅速得到了扩展。中方扩展到了内地各个省区，包括港、奥、台地区；中亚国家迅速的扩展到了俄罗斯、东欧和西都等国家。双方的合作逐渐形成了多成分、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合作的格局。

（二）新疆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面临的问题

中亚五国与新疆合作以来，双方的经贸合作处于健康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合作方面的不平衡以及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但是我们看到同时也有着很大的问题。就目前来讲，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处于“三低一小”（即起点低、水平低、效益低、规模小）的阶段。存在着两少一多”（即大客户少、拳头产品少、短期行为多）的现象。总之，新疆与中亚的合作目前还处于松散的阶段，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有：

A、人才的缺乏，尤其是高级复合型的人才。在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高级复合型的人才严重缺乏。尤其是即懂得中亚国家的语言，又懂经济、法律、技术的人才十分的稀少，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双方的经贸发展。

B、信息沟通不顺畅，创新严重不足。在双方合作中，市场经济变化莫测，双方的政府部门和企业观念没有随着改变，意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自己本身又没有主动性和创新的精神。在者由于彼此的信息沟通不顺畅，一些有合作意念的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政府部门和中介也找不到合适的服务对象。这就使得很多的信息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使企业和政府失去了很多机会。

C、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措施不合拍。新疆与中亚国家的交通通道非常的少，只有唯一的一条国际铁路通道与哈萨克斯坦相连接，而与中亚其他国家的相连接的交通很少。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缺陷是制约新疆与中亚国家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瓶颈之一。

3、进一步加强新疆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建议

A、改善双方投资的环境。

新疆很多企业不愿意到中亚投资，多半的原因是因为中亚的环境太差。中亚五国应该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到本地投资，同时也要建立一些自由经济区和经济特区，加强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本地的环境，提高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B、加强交通建设，尤其是“中亚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

目前中亚五国和新疆之间的连接主要是TAE光缆系统，他贯穿中国的新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但是，由于沟通的不顺畅，各个国家只管自己本地的网络并且传输的宽带的规格还不一样，很难实现全网的统一的管理和调度，导致了效率低下。所以中方提出建议希望能够修建从中国喀什到塔吉克斯坦以及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阿亚古兹到中国博乐这两条线路，这样的话中国到欧洲的通信就形成了三个环网，以确保通信的质量和安全。

建议在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建立更多的公路，建成中亚与新疆之间的立体运输网络，签订覆盖整个区域的运输协定。新疆与中亚五国虽然很近，但是运输线路却只有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吉斯斯坦，与其他三个国家却没有交通线路，与整个中亚来讲，运输网络就更加的差劲。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于中亚国家的交通运输网络，提高彼此之间铁路、公路和航空的综合运输能力。

总的来讲，解决新疆问题，关键在于发展新疆的经济，同时在经济发展中关注并且优先解决民生问题，才能确保新疆的稳定、发展和和谐。

参考文献：

[1]丁珊，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分析[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10年05期

[2]高志刚，中国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技术对接[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03期

[3]钱勇，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广阔[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年09期

[4]刘浪琴，新疆与中亚各国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09年

[5]李豪，提升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层次的战略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08年

篇(2)

关键词:中俄区域合作;技术贸易;产业集群

中图分类号:F15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1-0023-03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推动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规模､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高，这使双方原有合作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于是，郭力教授提出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伞”型区域合作的新模式。它以双方产业合作的合力形成优势为伞柄，并以此为制高点向整个东北亚地区辐射，通过伞骨――能源合作､科技合作､物流合作､人才等领域的合作，将区域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合作联结起来[1]。该模式的理论内涵与形成机理打破了以往区域合作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模式，倡导以技术贸易引领的地区国际化产业合作，通过中俄双方跨越国境的次区域产业合作形成的合力，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一､区域合作新模式的内涵机理

中俄区域合作新模式的理论内涵是以技术贸易为主导，通过技术贸易的扩散､外溢､创新等效应不断实现双方技术水平的提升，并且在技术进步作用的带动下，区域关联产业不断出现空间､地理上的集聚现象，区域产业的分工合作不断细化，这无疑为双方特色产业集群的构建形成了有效的助推作用(如图1所示)。该产业集群的构建打破了国界的限制，具有地方国际化的产业合作特色，在新一轮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该产业集群将首先通过产业合作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并通过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形成与东北亚各国良好的互动合作发展态势，从而带动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二､区域合作新模式的机理解析

(一)技术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内在联系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开发的种类与内容不断丰富，开发和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大，这些变化因素不仅改变了技术本身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进程，使得国际技术贸易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现。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具有开展技术贸易的众多有利条件，如双方地理区位临近，贸易口岸发达，交通便利，贸易往来历史悠久。此外，双方科技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俄罗斯东部地区的重化工业､高新技术等产业的科技实力雄厚､潜力巨大，第三产业的技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而中国东北地区的高新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但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较俄罗斯东部地区先进。双方这种科技互补性的存在，无疑为技术贸易的开展产生极大的助推作用。

国际技术贸易的方式主要包括:工业产权或非工业产权转让及许可贸易､直接投资､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式､国际设计领域合作开发等[2]。其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方式既弥补了一般技术贸易方式外汇资金短缺的缺陷，同时通过与技术贸易的结合，可以有效提高引进资金的利用效率。因此，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对跨国公司的引资力度，提出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技术贸易发展战略。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将通过技术扩散､技术外溢､技术创新等一系列效应对资金引入地的技术进步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技术扩散效应可以直接带动资金引入地生产力的增强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技术外溢效应可以间接地提高资金引入地相关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该地区人才的培养;技术创新效应通过对创新环境的培养，将不断带动资金引入地相关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创造与开发，从而实现该地区整体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

(二)技术进步与产业集群的关联机理

从宏观范围来看，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生产工具､设备的改善，生产工艺原理的创新以及生产技术流程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实现以内生增长为主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从技术进步的效果来看，它一方面要求创新的技术实现充分扩散和充分社会化，从而有效地降低企业之间的技术壁垒，为企业间共享同源技术(具有相同的运行原理，生产的产品具有替代性的技术)提供条件。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直接效果使得技术效率不断提高，技术内容日趋丰富，逐步淘汰落后技术，这必然会引发同质企业(指在技术谱系的某一环节上具有同源技术的企业，这些同质企业在技术上具有相通性)对新技术的模仿及二次创新，从而吸引同质企业向技术极点的集聚[3]。

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其效率的提高与分工的细化密切相关。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产业分工推动着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产业分工的细化。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生产过程的不断专业化，而专业化的生产部门则对生产需求､生产过程的要求更为细致和精确，这必然使得生产过程中的分工程度不断细化。细化的分工部门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一方面不断加强相关企业之间紧密的合作联系，另一方面也不断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这必然导致相互关联企业在空间､地理上集聚状态的出现。

这些同源技术企业以及产业关联企业通过在特定区域内的不断聚集，相互之间支撑与合作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产品生产完整的技术链条，众多类似产业技术链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产业集群。从理论上说，以一条产业技术链为基础，就可以形成产业集群，但现实中更多的产业集群则是以众多相关联的产业技术链条相互交织形成的产业技术网络为基础构建的。集群内部相互关联的企业通过产业链中横向或纵向的专业化分工，在共享区域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条件的同时，不断实现区域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竞争能力的提高。

(三)产业集群与区域合作的互动效应

区域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不论是以市场机制形成的产业集群，还是由政府力量推动形成的产业集群，都会对区域内的生产､分工､就业､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产生一系列深层次影响，最终对有效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加深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其优势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区域产业集群与区域合作的互动效应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区域产业集群的构建可以对区域间经济合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区域企业通过产业集群内产业链的联结作用，其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得到了极大加深，其相互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得到了一定的拓展;其次，区域产业集群的构建，能够有效地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区域合作的档次与质量;再次，区域产业集群的构建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正的外部经济效应，促进区域间合作的健康发展;最后，区域产业集群还会通过增长极的辐射､极化效应，进一步扩大区域合作的领域和范围。

另一方面，区域合作的开展也将对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构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区域的垂直分工合作，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的专业化水平，是产业集群自下而上形成的直接动力;其次，区域合作有利于区域之间人才的流动，能够有效地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再次，区域合作有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提高产业集群的生产效率;最后，区域合作有利于产品市场的开拓，扩大产业集群的产销范围。

从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的区域效应来看，该模式主要强调中俄双方通过构建跨越国界的地方国际化产业集群，以特色产业集群形成的增长极优势为“伞柄”，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充分实现“伞骨”――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科技合作､物流合作､人才等领域的合作，进而将东北亚区域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合作联结起来，进一步加深东北亚区域的合作与交流，形成产业集群与区域合作良好的互动效应。

三､区域合作新模式的构建难点

中俄区域合作新模式为中俄双方区域合作与交流的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广阔的空间。通过以上对新模式构建机理的分析，结合目前中俄区域合作的现状，在使新模式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难点问题有待解决。

(一)打破国家行政界限，统一制定区域发展规划

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打破了以往国际区域合作以整个国家为单位的传统经验和模式，提出了跨越国境的区域整体合作发展思想，强调了中国东北三省和俄罗斯东部地区作为整体在中俄区域合作中的重要地位。这要求中俄双方政府首先应在思想上突破国界的限制，在构建合作新模式的过程中，对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产业布局等问题，应成立专门的部门对其进行统一的筹划与安排，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等扰乱正常区域市场经济秩序等问题的出现，实现双方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差别较大，总体产业互补性较强，但在个别产业的规划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缺乏统一规划､重复建设的问题。这不仅造成了区域现有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加剧了相关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扰乱了区域内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利于区域规模经济的形成。因此，在新模式的具体构建过程中，中俄双方政府还应不断加强宏观的统筹合作与协调联系，积极制定既符合双方当前实际发展状况，又能不断推动双方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统一发展规划。这样，中俄双方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区域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同时通过双方区域统一的分工与合作安排，区域内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区域整体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极大提高，区域整体竞争能力也将得到不断增强。

(二)提升科技合作水平，扩大技术贸易规模

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的主旨内涵强调了科技合作的重要性，将技术贸易作为引导双方经贸合作的新的动力来源。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科技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俄罗斯东部地区重工业技术､高新技术等科研实力雄厚，开发潜力巨大;而中国东北地区轻工业技术水平相对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较快。凭借双方技术发展的互补性以及区位､地缘优势，中俄科技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科技合作质量不高，合作水平较低，科技合作规模较小，合作深度较浅，合作方式不够灵活，合作缺乏持久性等问题。这使双方科技合作始终处于主体分散的状态，无法形成科技合作的强大凝聚力;双方技术贸易的现状与区域经济实力相去甚远，无法发挥技术贸易对经济合作的牵引作用。

因此，中俄双方在区域合作新模式的构建过程中，中国东北地区应重点积极引进俄方具有世界前沿性的技术和项目，引进俄方优秀的科技人才;俄罗斯东部地区应重点加强对中方轻工､纺织､日用品等方面技术的引进，从而使双方技术贸易合作往来的规模不断扩大，科技合作的质量与档次不断提升。此外，中俄地方政府还应加大对双方科技合作的支持力度，通过新增资金､政策扶持等方式，积极推动双方技术贸易的开展，在实现双方技术水平提升的同时，实现以双方合作共赢的合力带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最终目的。

(三)加快区域产业融合，实现产业集群合理布局

从以上对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构建机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该模式还突出强调了构建地方国际化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和凝聚作用。纵所周知，产业集群凭借其企业关联度高､交易成本低､配套能力强等优势，现已成为各国､各地区产业发展的有效形式，是快速提升国家､地区经济实力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目前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双方一直以来良好的产业合作关系来看，双方已具备了构建跨越国境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国际化产业集群的基础。但根据该新模式的理论内涵，双方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国际化产业集群的构建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新产业集群与各自原有产业以及与各自周边地区的资源､产业如何统筹发展;如何实现区域内不同地区间的产业融合，防止相同产业的重复建设与低水平扩张;如何快速实现区域产业的集群式发展以及产业集群跨越国境的合理布局等诸多直接影响新模式效应与作用发挥的关键问题。

由此，中俄双方在构建跨越国境的地方国际化产业集群的过程中，首先要找准定位，在产业集群布局上提前做好区域整体统筹规划，打破地域界限，按照区域市场整体需求进行布局。其次，在产业集群的构建过程中，双方应依托已有的核心企业､支柱企业或依托双方的优势资源，严格按照产业链的关联､配套要求，对相关企业进行引进，并要求区域双方各产业部门严格按照新模式产业集群的规划布局实施，不能迫于追求短期效应，而使新模式的构建与发展偏离最初的规划目标。

综上所述，中俄“伞”型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的构建规划，不仅结合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区域合作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理论内涵与形成机理上，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区域合作理念的约束;另一方面，从全新角度探索了如何以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两个相对落后区域，通过产业合作形成的后发优势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这不仅为未来东北亚区域经济的发展选择了新的起点，同时也为东北亚区域经济的互动合作开辟了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郭力.中俄区域合作的“伞”型模式[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3).

篇(3)

新区域主义强调，小国在与大国的合作中处于弱势，小国只有给予大国单方支付，区域贸易协定才有可能实现。但它却忽略了区域经济合作中另一个重要事实：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小国有时会成为两个或更多大国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对象。作为大国竞争的对象，此时小国可以获得特殊的收益。这种收益具体表现为“轮轴—辐条”（Hub-and-Spoke ）效应（Hufbauer，Schott ，1994）。当一国与多个国家分别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时，该国就像一个“轮轴”，而与此缔结协定的国家就像“辐条”，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相应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处于“轮轴”地位的国家可以获得特殊的优惠。轮轴国的产品可以通过区域贸易协定进入所有辐条国市场，而辐条国的产品因受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协定通常包括的一种规则）限制则无法相互进入。在投资方面，轮轴国的特殊地位会吸引外部资本（甚至包括辐条国的资本）进入。

当然，每个国家都希望成为轮轴国。但是，小国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它们难以成为轮轴国。

只有成为其它国家竞争的对象时，一国才有可能成为轮轴国。而一国一旦成为轮轴国，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s）会进一步巩固这种地位。目前，至少有三个小国已经或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轮轴国，它们是墨西哥、智利和新加坡。墨西哥1992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已经缔结了10个区域贸易协定，包括NAFTA 、智利、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G3）、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欧盟、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以色列、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Northern Triangle ）。智利是另一个轮轴国的典范。与其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包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南方共同市场、欧盟、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刚刚完成谈判的美国。与前两个国家相比，新加坡正在力图成为亚洲的轮轴国。除了其本身属于东盟成员国之外，它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日本已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欧盟、印度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此外，像南非、以色列也在努力之中。

与小国相比，大国也追求成为轮轴国的目标（像欧盟），但它们更追求成为区域内和全球主导者的目标。例如，美国有能力与西半球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但它更希望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诱导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动因是争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是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者，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是被美国修改后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都服从美国的意志。但伴随其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美国的主导者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国际金融领域，这种挑战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而在国际贸易领域，挑战始于乌拉圭回合。在此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首次无法控制谈判的进程，美欧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上的分歧而使谈判多次延期。由此改变了美国对待区域主义的立场。

对美国而言，欧盟之所以能够对它的主导权地位提出挑战是因为，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意味着欧盟的市场规模首次超过了美国。只有对欧盟继续保持市场规模优势美国才有可能拥有对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因而，当1986年欧盟决定建立统一大市场时，美国迅速做出了反应，当年就开始与加拿大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当1992年欧盟正式签署《欧洲联盟条约》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宣告结束。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并非偶然。

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标志着美欧之间新一轮竞争的开始。大国之间的竞争由此开始演变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李向阳，2002）。欧盟在积极开展“东扩”的同时，美国也在致力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执政后进一步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确立为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头等任务，并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为了推动WTO 的“世纪回合”谈判，政府曾经多次申请“快车道”授权，但均未得到国会的批准。而布什政府之所以能在2002年获得“快车道”授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推动建设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考虑。如果2003年底能够如期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届时也正是欧盟“东扩”完成接纳首批10个新成员国之时。

除了各自完成上述扩张外，美欧在世界其它地区的争夺也不断加剧。欧盟已经与土耳其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与地中海国家、中东欧国家、南非、墨西哥、智利缔结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南方共同市场、新加坡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通过2000年的科托努协定（CotonouAgreement ），欧盟将用自由贸易区协定替代原有的“洛美协定”。而美国与以色列、约旦、新加坡、澳大利亚、巴林、新西兰、东盟、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已经或正在商谈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

相比之下，世界另一个大国——日本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较慢。近年来，日本也充分认识到了区域经济合作与大国竞争能力之间的关系。除了与新加坡已经缔结协议外，它正在与东盟、韩国、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商讨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可能性。尽管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日韩之间缔结自由贸易区的潜在收益巨大，但日本却一直对此持消极态度。

一个重要的担忧就是未来区域内与中国的主导权之争。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即使日本能够与一部分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最多也只是成为一个轮轴国，无法成为一个区域内的主导国。因此，它在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争夺中也难以和美欧抗衡。

综观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目前只有东亚地区基本上还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未来大国将会把竞争的重点转向这一地区。在大国激烈争夺的过程中，该地区小国会从中获益。现在，这种结果已经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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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

新区域主义对国家规模的区分和非经济目标的引入大大丰富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以新区域主义为基础，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非经济目标，自由贸易区协定是如何服务于大国的非经济目标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如何使小国获益的。从而，我们可以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和发展方向做出较全面的判断。

其一，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扩大。由于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是多元的，其中非经济目标的权重上升，即使纯贸易收益不大，没有地理毗邻优势，区域经济合作也可能发生。

其二，自由贸易区协定对大国有着特殊的功能。小国寄希望于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成为轮轴国，而大国则希望缔结多边自由贸易区协定成为区域内的主导者。同时自由贸易区协定又避免了大国让渡独立贸易政策（乃至整个经济政策）制定权的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自由贸易区协定将是最普遍的一种区域贸易协定形式，尤其是在大国与小国之间。

其三，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变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美欧各自的区域组织已经或将要形成，日本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能否形成新的三足鼎立格局要看未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其四，大国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小国获益。但如果以大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组织一旦形成，小国能否继续获益还是一个未知数。

本文只限于探讨大国与小国的区域贸易协定，没有专门涉及小国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因此，我们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判断不可能是完整的。

注释：

[1]这里所说的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区分仅仅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采纳联合国对小国的界定标准。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相对于美国而言都是小国。

[2]统计显示，小国的贸易依存度普遍要高于大国。

[3]该项统计把全球划分为五个地区：美洲、亚太、东欧与中亚、欧洲与地中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五个地区之间的国家所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归入此类。

[4]与国际经济学中的多数问题不同的是，即使只考虑成员国的经济动机，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通常也没有明确的结论（DeRosa，1998）。

[5]这类协定也可归入自由贸易区协定，只是它们所覆盖的领域有限，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

[6]如果用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FTAs/Cus）比率来衡量，截止到1998年，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的这一比率是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这一比率的11~25倍（具体取决于如何界定南―北型与南―南型协定）（Schiff，2000）。

[7]2003年6月美国与智利正式达成了自由贸易区协定。

参考文献：

1.李向阳：《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合作》，载《世界经济》，2002年第5期。

2.Andriamananjara，S.M.Schiff ，"Regional Groupings among Microstates，"World Bank，1998.

3.Balze，D.，Felipe A.M.，"Finding Allies in the Back Yard ：NAFTA andthe Southern Cone ，"Foreign Affairs ，7-12，2001.

4.DeRosa ，D.A.，“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Statistic EconomicTheory，Quantitative Findings ，and Policy Guidelines，"Background Paper for th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roject Regionalism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 ，D.C.，1998.

5.Economist，"Clouds Over Quito ，"Oct.31，2002.

6.Fernandez，R.J.Portes ，"Returns to Regionalism：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No.2，1998，pp.197-220.

7.Madani ，D.H.，"South-South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The Case of the Andean Pact，"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614，WorldBank.，2000.

8.Perroni，C.，John Whalley ，"The New Regionalism ：Trade Liberalizationor Insurance？"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3，No.1，2000，pp.1-24.

9.Schiff ，M.，L.A.Wint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s Diplomacy ，"The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No.2，1998，pp.271-295.

篇(4)

关键词：中国；中亚国家；投资；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2—0001—05

一、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现状及特点

（一）中亚国家51资（FDI）概况

中亚国家独立后都经历了痛苦的“转轨”过程，经济大规模衰退，迫切需要资本投入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国内资本极度短缺；同时，中亚国家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能源资源是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资源禀赋决定了中亚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强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中亚地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已探明可采石油储量4.8亿吨（世界排名第10位），占中亚地区总储量的80%，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储量占中亚地区储量的56%。据哈央行统计，1993—2009年哈萨克斯坦累计引进外资（FDI）1080.46亿美元，17年来年平均引进外资63.5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32.73%。2005—2008年为哈引进外资的高峰，平均年增幅为112.5%，2009年哈吸引外资126.49亿美元，获得内陆发展中国家直接外资流入量的58%（2009年内陆发展中国家直接外资流入量220亿美元）；1996—2009年土库曼斯坦平均每年吸引外资4.0629亿美元，2009年吸引外资13.55亿美元。相比之下，自然资源有限、高昂的运输成本、远离市场、潜在的政治风险导致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明显较弱。总体来看，中亚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日渐增强。

（二）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现状及特点

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始于20世纪，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石油勘探与开采、交通及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钻井机械设备维修、化工、轻工、食品加工、农业等诸多领域；投资形式有合资或独资建厂、工程承包等；投资主体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由于缺入，我国对土库曼斯坦投资大幅提高，2009年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直接投资流量也超过1亿美元，达1.1968亿美元。

但总体来说，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总额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很小，约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2%。

二是投资企业增多，投资领域多元化：投资领域主要涉及石油勘探开发、加油站网络、农副产品加工、电信、皮革加工、餐饮服务、贸易等领域。

从中哈来看，目前，中哈之间投资合作项目最多，在哈萨克斯坦的中资企业有1500多家，哈萨克斯坦在华投资项目有70多个。目前中国在哈萨克斯坦较大型企业有：中国控股阿克纠宾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哈萨克斯坦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阿拉木图分行、中国一汽集团与哈萨克斯坦“纳伊扎”公司合办汽车组装厂、新疆轻工集团的“新康番茄制品厂”等。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主要投向油气开采领域，据哈萨克斯坦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一季度末，中国累计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40.825亿美元，中国为哈萨克斯坦第9大投资来源国。

从中吉来看，目前在吉尔斯斯坦注册的中国企业有500余家，正常经营的158家，中国企业（独资和合资）约占吉尔吉斯斯坦外国企业的10%。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的中国企业以非国有企业为主，投资规模较小，多在100万美元以下，新疆企业占到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企业的一半以上。其投资领域涉及轻工、农产品与食品加工、农业种植与养殖、矿产资源开采与冶炼、工程承包、通讯服务、运输、旅游等多个领域和行业。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较大的中国企业有：中吉合资的造纸厂、萨尔肯一乌苏啤酒厂、楚河禽业生产股份公司、新疆德斯果汁厂、新疆大成亚欧投资公司等。

从中乌来看，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领域涉及农业灌溉、水电站建设、机电产品供应、化工厂建设、煤气表生产、油田作业开发、缫丝、小型拖拉机组装、电信等。在乌兹别克斯坦较有影响的中国企业有：中信国际合作公司（化工、电力、农业水利、交通领域等），华为、中兴、上海贝尔公司（电信领域），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机械、化工、农田灌溉水利修复等）等；同时，借助土库曼斯坦一乌兹别克斯坦一哈萨克斯坦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实施（2009年竣工），乌兹别克斯坦利用中方贷款实施了昆格勒纯碱厂、德赫坎纳巴德钾肥厂以及在油气、土壤改良、电力、电信领域的大项目。2011年4月中国央行与乌兹别克斯坦央行签署一项金额为人民币7亿元（合1.06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促进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从中塔来看，截止2007年1月，中国在塔吉克斯坦各经济领域共实施近50个合作项目，有40多家中资企业在塔吉克斯坦开展业务。中国在塔吉克斯坦的投资以项目合作为主，中塔在通讯、农业、公路改造、输变电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成果显著。

从中土来看，土库曼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非上合组织成员国。我国对土库曼斯坦的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较快，双方近年来在能源领域（天然气）的合作尤为突出。截止2008年8月，我国在土库曼斯坦注册的中资企业数量已达30家，正在落实的中方参与的投资项目49个，合同总金额12.849亿美元和14.783亿元人民币（约2亿美元），项目主要涉及油气、化工、交通、电信、纺织、建筑等领域。

（三）中亚国家对我国投资现状及特点

1.中亚国家对我国投资现状。哈萨克斯坦：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具备了一定对外投资的能力。如2005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投资项目21个，合同金额2 405万美元，实际使用金额233万美元；2006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投资项目28个，合同金额649万美元，实际使用金额333万美元；2009年哈萨克斯坦对中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2240万美元。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主要以贸易企业为主，投资规模大多在百万美元以下。

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有合资、独资企业或代表处10余家，涉及皮革加工、商贸和汽车维修等，2005年实际投资50多万美元，2007年660万美元，2008年464万美元，2009年325万美元。其他中亚国家对我国投资相对较少。

2.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投资特点。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投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整体来看，中亚国家仍然是外资的需求国，吸引外资的能力远大于投资能力。中亚国家油气资源及其他矿产资源非常丰富，但加工工业严重滞后，产业结构比例失衡，这一特征揭示了为什么中亚国家对外投资仅集中于商贸、物流领域；中亚国家对外出口能源、矿产资源等原材料，进口轻工业品和食品等消费品，其他投资领域基本是空白。中亚国家对外投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不足。

二是中亚国家中哈对我国投资最连续、投资最多，规模也较大。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对我国有连续的投资，但规模较小，起伏波动较大；乌兹别克斯坦对我国的投资不连续、规模非常小；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对我国则仅有1—2笔小规模投资。

三是我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表现出明显的单边性，即以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为主，中亚国家目前主要还属于资金需求国，多数国家不具备对外投资的能力。

除了中亚国家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我国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

二、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因素

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截止2010年底，在哈直接投资占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荷兰（275亿美元，占哈引资总额的21.7%）；美国（204亿美元，16.1%）；英国（104亿美元，8.2%）；法国（74亿美元，5.8%），意大利（53亿美元，4.2%）。2010年中国（50.3亿美元，3.9%）对哈萨克斯坦累计直接投资排名从上年的第九位上升至第七位。对比部分国家（中国、荷兰、俄罗斯、日本和美国）对哈萨克斯坦国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这五个国家对哈萨克斯坦FDI与哈萨克斯坦所获得FDI总量占比，2001——2010年五个国家对哈萨克斯坦FDI与哈萨克斯坦所获得FDI总量占比平均值为49.54%，表明哈萨克斯坦进行本国的经济建设中对主要经济体的依赖程度很高，尤其是对欧盟国家和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哈萨克斯坦FDI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仍占较大比重；欧盟国家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稳步上升，中国和俄罗斯在平均占比为4.0%，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较低。

对比中亚国家所获得FDI总量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后者仍处在较低水平，究其原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思考：第一，为了保障中国的能源战略安全，应强化中美、中俄、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的战略部署，以符合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第二，中亚国家区域内宏观层面政策体制多变，服务监管与保障体系不规范或者缺失，导致其引资能力降低。与中亚国家合作过程中，应加强对其当地法律架构、行业规范、投资企业的当地社会责任的深入研究；第三，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应高度重视对中亚国家投资总体战略的研究以及区位、行业选择、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从微观层面看，投资企业实体的资产总量规模，经营管理水平，风险防范能力较弱。为此应加强对东道国与投资相关的政策、法规深入了解，从而尽可能地规避投资风险。

具体来看，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主要因素如下：

（一）大国在中亚的博弈，增加了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

中亚国家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世界大国博弈的焦点。从俄罗斯来看，由于历史原因中亚国家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从政治、安全、军事到经济，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俄罗斯开始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强化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同时，俄罗斯对我国在中亚的投资尤其是能源领域的投资非常敏感。俄罗斯力图从生产、输出等环节控制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开建使得俄罗斯担心失去对中亚国家的控制。俄罗斯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不仅仅看做是经济问题，还是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

从美国来看，苏联解体后，美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对中亚进行了全面渗透。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非常明确，一是对中俄实施战略包围，更牢固地控制住欧亚大陆；二是争夺中亚的油气资源，确保美国能源安全；三是遏制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中亚国家在经济上也有赖于美国，希望得到其更多的投资和贷款以帮助本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在加强对中亚国家的经济渗透，美国目前是中亚国家最大的投资者。美国在中亚的投资主要流向了哈萨克斯坦，用于资源开发。如据哈萨克斯坦央行公布的数据，1993年至2010年美国累计对哈萨克斯坦投资204.46亿美元，位居第二（哈萨克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是荷兰，累计对哈萨克斯坦投资275.53亿美元）。美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关键投资国，是乌兹别克斯坦采矿、石油天然气、农业机器制造、食品和运输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投资者。

此外，欧盟、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国也积极向中亚国家投资。可见，大国在中亚国家的博弈，增加了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

（二）中亚国家投资环境欠佳，影响了其投资的安全性

投资安全是保障投资回报的必要条件。中亚国家的投资环境欠佳，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在中亚国家的投资安全，投资回报难以保障。一方面中亚地区是“”和恐怖活动猖獗的地区，虽然9·11事件后，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环境总体趋于稳定，但恐怖活动并未根除，在该地区投资仍然较高的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中亚各国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善，政策制定和执行都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如，哈萨克斯坦对外籍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规定就是阻碍外国投资的主要困难之一。自2001年起，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外籍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数量限制系统，该系统每年根据全国总劳动力数量限定发放许可的配额。据许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经营的企业反映，哈政府经常毫无理由地拒绝给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放签证，或者只提供短暂的居留期限。这一规定给外国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

（三）中亚国家加大对本国资源的控制，增加了投资难度

近年来，中亚国家加大了对本国资源的控制，提高了外资的进入门槛，哈萨克斯坦是典型的案例。2005年，哈萨克斯坦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规定：注册地不在哈萨克斯坦但资产在哈国境内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在转让股份时，必须获得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批准。同时规定，国家不仅可以优先购买矿产开发企业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还可以优先购买能对该企业直接或间接做出决策影响的企业所转让的开发权或股份。哈萨克斯坦的做法不仅对企业利益造成损害，对外国投资者进入和退出哈萨克斯坦矿业，尤其是收购哈萨克斯坦国内矿产企业构成了实质。

（四）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复杂心态，影响双边投资合作

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怀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中亚国家希望从中国得到经济、安全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崛起给自己带来伤害。这种复杂的心态已经影响了我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深入。中亚国家对我国的担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在中亚国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哈萨克斯坦的流行程度胜于中亚其他国家，我国对中亚国家能源和资源投资的集中化，更助长了“中国资源”的气焰；担心中国“经济扩张”，使得中亚国家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中亚国家少数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对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劳务输出持偏激观点，使得中亚国家对中国心怀戒备。

三、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投资合作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我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的分析来看，目前双边的投资合作水平明显落后于贸易合作水平。因此，要提高我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就必须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发挥投资“助推器”的作用。

（一）明确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思路，确定投资战略

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尚缺乏明晰的思路和总体战略。1994年4月26日，当时的总理在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阿拉木图就发展中国和中亚国家经济合作问题提出了六点主张，其中第三条内容是：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经济合作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原材料优势，使产品有竞争力。要充分发挥信誉好、有实力的大企业的作用。这表明了中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去中亚投资的态度，确定了中国到中亚国家的投资原则。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采取合资、独资、联营等形式开展跨国经营，积极扩大海外投资。这可以看做是中国企业走向中亚市场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但这些原则和战略过于笼统宏观，较之西方等国家对中亚国家从经济、安全到人文方面，从宏观到微观，渗透式合作方式，我国有明显的差距。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展态势均存在众多不稳定因素，发展方向不明朗。我国在发展本国经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要深入认识中亚地区在我国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战略地位，做到海陆并举（海基以东部沿海地区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为主，陆基可以包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以及中国向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延伸）；在国家层面上，面对多极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应主动进行多极化、多层次的战略目标体系构建。

（二）增强政治互信，加大生产型投资

中国以能源开发为主的投资助长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流行，对我国与中亚国家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增强双边政治互信，今后应进一步扩大与中亚国家在非能源领域的合作，加大对中亚国家的生产型投资，密切双边在产业领域的合作。中亚国家也希望得到中国对其生产领域的投资，如哈萨克斯坦总体纳扎尔巴耶夫2006年访华时，就曾正式要求中国向哈萨克斯坦能源和原材料以外的工业部门投资。

中亚诸国在经济发展目标上，并不仅仅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定位于资源与原材料输出国地位，也寄希望于发展结构完整的民族经济。因此，我国与中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过程中，需认真分析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思路，寻找更多的经济、技术合作的契合点，扩大合作领域。

（三）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区域投资机制

依托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平台，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的作用，为区域投资合作提供金融支持。如建立中亚区域投资合作基金，建立投资银行，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建立投资鼓励机制，改善投资引进国的环境；建立投资保障机制，保障投资安全。

近年来上合组织把进一步开展合作的优先方向确定为“安全、经济、社会和人文合作”，在发展组织内部经济领域合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经济和金融成为当前以及今后的主要合作议题。

（四）贯彻和体现“双赢”和“多赢”原则

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要贯彻和体现“双赢”和“多赢”的合作原则，实现经济互利，与中亚国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经济关系。

国家层面双边经济合作过程中，深入分析双方的资源、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相对竞争优势，以务实的态度，认识双方经济合作的互补特性，切实推动双方的经济稳健发展。地区层面多边组织间，尤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发展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积极发展与俄罗斯为首的多个地区性合作组织（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统一经济空间、俄白哈关税同盟）间的联系与沟通，关注中亚经济联盟（当前由“俄白哈关税同盟”形式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的发展态势，做好相应的战略分析，把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纳入到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思维中予以重视。世界经济系统战略层面，发展中亚作为连接东西方、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和纽带作用，深刻认识今后一个时期中亚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平衡各方力量，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一个稳定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

基金项目：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应对研究——基于金融合作与能源合作视角”（09BJL006）；2011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

篇(5)

过去30年，中国东部沿海开放走在前面，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如今，沿海地区作为第一梯队，将专注于高端产业，而中西部作为第二和第三梯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热点。

陕西是承接东部乃至全球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沟通内陆与亚欧大陆桥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物流中转中心，融汇亚欧丰富多元文化的重要平台。陕西打造“丝绸之路新起点”有助于西部大开发和关天经济区规划的推进，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促进中亚区域与中国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打造丝绸之路新起点，就是要把陕西建设成为推进向西开放的新起点、深化区域合作的新起点、加速中西文化交流的新起点。陕西打造“丝绸之路新起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打造文化支点，发挥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蝴蝶效应”

文化交流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起到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陕西以“华夏源脉，东方古都”为文化定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国家和相关省市对“一带一路”战略尚处于探索、试验阶段，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等经济领域，深度涉及创意产业和文化旅游等重要文化领域的实践举措尚不多见。陕西应抢抓先机，率先研究、制定好实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支点的政策和措施。这不仅将占据“文化引领发展”的制高点，还将避免与乌鲁木齐、重庆、成都、武汉等区域周边城市展开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必将大大提升陕西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内辐射力。

随着文化与城市融合、产业融合、科技融合、旅游融合、金融融合的加快，陕西文化产业将获得强大势能和动能，在数字内容、智能娱乐、新媒体传播等方面延长产业链条、拓宽发展领域，实现经济发展的蝶变。这不仅能提升陕西区域战略地位，还能通过优质文化平台促进陕西区域经济发展。

巩固和扩大陕西同中亚国家社会和民意基础。“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民间交往同样必要。打造“丝绸之路新起点”，在合作内容上，以经贸为主、多维度并进，促进“民心相通”。在合作步骤上，注意经贸发展、公共外交、安全合作的依次推进和相互支撑。推进陕西与中亚各国互设境外产业园。

鉴于中亚国家地区稳定复杂情况，加强地区安全与反恐合作，推动睦邻友好关系。因此，在经贸与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必须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实现经贸发展、安全合作、公共外交全方位的合作交流。完善商贸投资、旅游探亲落地签证管理办法，积极推动双方相互逐步实现客商、旅游等入境“落地签证”政策。

专门设立项目培训中亚地区高级政府官员，既包括短期专题培训，也包括公共管理硕士（MPA）项目的学位培训。设立中亚留学生陕西政府奖学金项目。支持中亚地区学生来陕西学习，培养中亚地区懂汉语、了解中国的青年力量。在陕西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研究基金会或者中亚发展研究基金会，给予中亚地区高校、科研机构研究人员进行课题研究资助、访问学者等合作研究机会。

园区整合，扩围自创区政策红利，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

以西安陆港为依托，使陕西成为内陆型开发开放新高地。打造陕西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物流节点城市。大力推进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方针，合理布局物流园区、配送中心、末端配送网点等物流节点；合理规划物流基础设施、综合运输通道和交通枢纽节点布局，构建便捷、高效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做好公、铁、空多式联运交汇点的建设，使多种运输方式高效中转、顺畅衔接，做到“物畅其流”。

通过西安港打通中国西部与中亚、欧洲贸易、产业通道，促进向西开放升级。西安国际港务区紧密依托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西安公路码头三大支撑项目，打造国内最大的国际陆港基础平台。通过与东部沿海港口的紧密合作，实现“港口后移、就地办单、海铁联运、无缝对接”。促进陕西出口产品结构从资源型产品向加工型产品转变，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变，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使陕西成为内陆型开发开放战略高地。

园区的功能性整合是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关键路径。园区设置出于不同的发展目的，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功能。园区作为经济发展平台，基于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开放发展的需要设置了不同类型的开发区。陕西现已形成西安高新区、经开区、西咸新区、曲江新区、航天开发区等园区同城竞争、同业竞争、同质竞争越来越激烈。园区布局不够合理、规划定位不够准确，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园区建设规划缺乏长期性，园区产业链缺乏统筹协调。各园区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发展诉求差异很大。

北京中关村自创区形成了“一区十六园”，陕西也可以通过“托管模式”，形成“一区多园”，克服目前创新资源分散的局面。在更大区域内整合创新资源，在更高层次上创新聚集。利用“负面清单”模式实施创新驱动。重点实施资源共享、产业联动、协同招商，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呈‘链’发展，向高端聚集。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各分园以产业为纽带招商，有效整合园区资源。充分发挥自创区的创新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土地、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的协调发展，使自创区成为陕西创新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

统筹资源，发挥市场化平台的“共生效应”

陕西国有资本的产业化投资和创业投资不足，政府和市场需要协同，合力推进丝绸之路新起点建设。

统筹各大园区建设资源，由陕西国资委发起，谋划成立陕西丝路发展集团。成员单位由五大园区现有开发建设单位组成，通过国有资本投资，市场化手段运营，使国有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活力。发展集团受省政府委托，负责园区从土地一级开发到园区建设再到招商引资全链条工作。各园区差异化竞争，建立合作共赢的新规则。受托管理政府重大项目股权投资，支持重大产业化项目和高成长创新型企业。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利用多种金融手段缓解企业融资难。主要为园区企业提供包括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境内外上市等服务。负责引进重大项目和统筹产业布局，完善和优化产业规划，加快推动丝绸之路新起点建设，促进高端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和谐共生发展。陕西丝路发展集团的设立将为陕西打造丝绸之路新起点建设提供平台。

大力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重视与中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环境、方式等制度安排。针对亚欧大陆国家不同情况，鼓励省内企业有重点地开发俄罗斯、中亚、中东欧市场。大力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持。深化与区域各国的合作交流，推进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钢铁、水泥、装备制造等行业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篇(6)

[关键词]东亚；最优货币区；层次分析法；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F8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1－008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国产业安全链重构：突破跨国“链主”纵向控制的理论和对策研究》（08BJY08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地区R&D的行为模式和技术转移问题研究》（06JJ790018）。

一、引言

区域性货币一体化，指的是某一区域内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货币金融领域中实行协调与联合，形成一个统一体，最终实现统一货币体系的过程。它是以欧元之父蒙代尔等人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指导而进行的一场货币体制革命。该理论认为，最优货币区是指由一些彼此间经济比较开放，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自由，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较为接近，经济政策比较协调的地区所组成的独立的货币区[1]。这种最优货币区的主要特点是，在该货币区内，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区内各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比较协调，各成员国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并保证区内各种货币的充分可兑换性[2]。目前，将区域货币一体化变为现实的是欧洲，1999年欧盟的建立和2002年欧元的正式流通，标志着欧洲大陆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货币联盟。

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亚洲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几乎为零，亚洲各国也正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惨痛的后果中认识到了亚洲进行货币合作的必要性。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3的财政部长通过了日本提出的东亚货币互换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在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下相互提供干预基金，建立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清迈协议”是一个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按照这个协议，亚洲地区已经缔结了多个货币互换协定，其中，2002年3月日本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缔结的日圆与人民币之间的互换协定意义最为重大。在2002年7月召开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提出一项提案，为未来以单一货币为目标的亚洲货币体系描绘出大体的轮廓，这项提案认为大约到2030前后出现单一亚元、亚洲央行和货币同盟。2008年5月，第十一届东盟＋中日韩（10＋3）会议集中讨论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资金总规模，东盟和中日韩的出资比例，并于会后发表了《第十一届10＋3财长会议联合声明》。拟构建“东亚外汇储备基金”，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地区金融危机。

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动荡正在逐步蔓延，亚洲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因此，研究利用区域货币一体化和经济政策协调来遏制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的冲击，保护区域内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尝试引入经济特征指数，并采用层次赋权方法（AHP）计算经济一体化指数，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定量评价。通过与欧洲共同体建立之初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比较，结论表明，尽管亚洲最优货币区的建立尚存在大量障碍需要克服，但东亚地区已经初步具备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分析

1.最优货币区理论

分析一个区域经济能否实现货币一体化，首先必须了解该地区的经济同一化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加入最优货币区，必须对加入后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权衡，这是因为，统一货币区的形成，一方面能给参与者带来汇率稳定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也会使参与者失去一定的经济自[3]。我们以某国加入最优货币区的决策过程为例，来说明经济一体化程度对加入货币区决策的重要性。如果某国与一个已经建立的货币区中各成员国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资金流动十分畅通，那么，某国加入这个货币区后，通过稳定汇率和统一货币的发行，可以使某国与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减少不确定性，这将为某国带来极大的收益。也就是说，某国与货币区内成员国的经济贸易一体化程度越高，加入统一货币区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也越大。

另一方面，某国加入货币区后，必须让渡一部分经济自。假设出现一个未预期的供给冲击，使某国国内出现失业率上升和消费萎缩的局面，但某国又不能够自主调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就是加入货币区所导致的损失。但是，如果某国和货币区内其它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比较大，那么，国内的通货紧缩可以通过出口商品价格的下降而成为拉动区域内贸易的有利因素，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使资本流出，在货币区内其它国家找到投资机会，失业的状况也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而得到缓解。因此，某国与货币区内成员国的经济贸易一体化程度越高，加入统一货币区的损失也就越小。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图形表示这个结论。

图1、经济和贸易一体化程度与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和损失

如图1所示，收益曲线的斜率随着经济和贸易一体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大，而损失曲线的斜率随着经济贸易一体化程度增加而减小，两条曲线相交处（G点）就是收益与损失相等处，一国从此处开始可以做出加入货币区的决策。因此，G点也是形成最优货币区的临界点。

2.东亚建立最优货币区的现实可行性

在亚洲，东亚、南亚、西亚和中亚地理上相对独立，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上都有明显差异，经济发展也各有特色[4]。既有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也有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既有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经济支柱的东盟国家，也有以出口石油资源为主的西亚“欧配克”。从经济合作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来看，东亚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亚洲来说是最高的，因此，亚洲的货币一体化，应当从东亚的货币合作出发，走次区域一体化向区域一体化过渡的道路，而不可能像西欧那样一次性地全盘一体化。

考察东亚经济一体化程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宏观经济基本面，这包括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其次应当考察各国产业结构的差异，最后是分析东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状况。

（1）宏观经济基本面

东亚共有10个经济体，既中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国土总面积13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9亿。从人均GDP来看，在东亚地区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当然，韩国作为“四小龙”之一，其经济实力也不容小视。除以上几个经济体外其他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比较大，其中，日本的人均GDP是人均GDP最低的印尼的40倍。从经济发展态势来看，近十年来，经济增长率比较高的国家有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且这几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控制的也比较好。从总体上来说，除日本外，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比较一致，但在通货膨胀方面，各国差异比较大，印尼和菲律宾的通货膨胀明显过高。通货膨胀率的不一致，表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存在较大差异，这给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协调方面增加了难度。

（2）产业结构趋同程度

除了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指标，各国的产业结构也是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一国产业结构会极大地影响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实施，如果各国的产业结构相差太大，相同的政策措施会对各国产业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那么各国进行宏观政策协调就会遇到很多障碍，也就相应加大了政策联动的成本。

20多年以来，东亚各国的产业结构变迁都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传统农业大国如中国、印尼、菲律宾都基本了工业化进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急剧下降。其次，除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以外，东亚各国基本形成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最后，服务业在东亚各国中所占比重日益加大，在一些国家已经超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总之，产业结构趋同化是东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东亚实现货币一体化最为有利的一个先决条件。

（3）国际贸易依存度

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最直接的动因是实现各国货币之间汇率的稳定，以促进各成员国之间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因此，成员国之间贸易依存度的高低，是衡量建立统一货币区是否必要的根本标准。同时，成员国之间贸易依存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问题，因此，任何区域共同体的设立都必须考察区域内贸易在本国贸易中所占比重。东亚各国的区域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进口和出口的区域内贸易已经达到了贸易总额的45%以上[5]，而且，在贸易依存度指标上，东亚各国体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各国数据都达到了很高的趋同度。与西欧1979年时的状况相比，东亚区域内贸易依存度已经基本达到了当时西欧的水平[6][7]，不仅在贸易比重上相差无及，在占GDP比重上也仅是稍微落后。

三、东亚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定量测度

为了进一步定量测度东亚经济一体化程度，我们采取层次分析方法计算综合反映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一体化指数”，并将其与1965年欧共体成立时经济一体化水平相比较。

在经济一体化程度测度方面，由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特征是多维度和多层次的，因此，要得出综合性的经济一体化指数，必须对选定的经济特征变量设定权重。在这方面，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是一个较好的工具。层次分析法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A. L. 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在能源政策分析、产业结构研究、科技成果评价、经济发展规划、人才考核评价以及发展目标分析等许多方面，AHP应用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我们利用AHP设定指标权重的思路是:首先建立地区经济特征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各个经济特征变量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最后，计算综合经济特征评价指数。

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前面对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定性分析，我们宏观经济基本面、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依存度三方面来描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特征，而三大一级指标内部又包括一些二级指标（见表1）。

2.确定各指标权重

设定各指标权重的方法是，在判断矩阵中对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根据设定的标度为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打分，通过得分加总就可以得到指标权重。首先给出判断矩阵标度的含义（见表2）。

接下来,我们分别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打分（见表3、表4、表5、表6）。

通过打分，可以计算得到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见表7）。

3.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的计算和比较

通过计算各经济特征指标的权重，可以得出区域内各国家的经济特征指数值，进一步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可以由区域内各国家经济特征指数值的差异来确定，因此，经济特征指数的方差就成为度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可行指标。该数值越小，表明各国之间的经济特征差异越小，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具体方法是，首先计算各国家的经济特征指数值Ei：

然后再计算Ei的方差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

结合东亚的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数据，我们计算得出其2006年经济特征指数值分别为27.14、34.55、26.44、32.19、35.20、20.59、22.28、17.89、34.17、23.89，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为39.52。应用同样的方法，我们计算出1965年欧共体成立时，其成员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为34.93。由此可以发现，目前东亚（包括东南亚地区主要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经接近欧洲共同体成立时的水平，可以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在时机成熟时考虑发行仅在东亚内部流通的共同货币。

四、结 语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区域经济政策协调的讨论，这不仅需要我们对衍生品金融创新的风险重新进行认识和评价，同时，也对各国在危机爆发时的区域政策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一轮的金融危机风险，作为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东亚地区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金融风暴之后，更有理由着手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进程。我们认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大致应有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例如东亚货币基金EAMF（East Asia Monetary Fund），用以应对类似目前的全球金融风暴和流动性紧缩危机；二是建立起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MR的东亚汇率联动机制EAERM(East Asia Rate Mechanism)，初步实现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三是最终过渡到东亚单一货币区EACA(East Asia Currency Area)[8]。

总之，虽然现阶段建立起完善的单一货币区的条件还不具备，但东亚各国可以循序渐进地构建区域货币体系，通过区域层次的货币合作，确保稳定的外部金融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最终实现货币合作的目标。尽管东亚地区的相互贸易依存度还处于起步阶段，资本、劳动等要素自由流动尚需进一步的发展,经济货币政策有待进一步协调，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东亚正在成为本世纪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区域内各国的经济联系正逐步加强，尤其是贸易自由化进展迅速，这些都为货币合作以及建立货币区提供了经济基础。货币合作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互动作用也已经被欧盟一体化的经验所证明，因此，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前景值得我们期待。

[参考文献]

[1]徐明棋.最优货币区理论:能否解释东亚货币合作?[J].世界经 济研究,2003,(10).

[2]Tamim, Bayoumi. A Formal Model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1994, 41:537-554.

[3]Mundell, Robert.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 51：509-17.

[4]颜华国,蔡宏波,林舒.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基于Frankel-Rose内生性假说的新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08,(3).

[5]林桦.从成本与收益看东亚货币合作的前景[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6]Goodhart, Charles.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J]. EuropeanEconomic Review, 1996, 40 ：1083-1090.

[7]Martin Feldste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and Monetary Union: Political Sources of an Economic Liabi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23-42.

[8]陈淼鑫.最优货币理论及东亚单一货币区的构想[J].财经研究, 2002,(2).

Feasibility Study of East Asia Monetary Integration: Based on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Xu Bin1，Zhou Shaodong2

(1.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210046,China; 2.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210093,China)

篇(7)

关键词：一带一路;自贸区战略;障碍;对策

自贸区的全称为自由贸易区，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中，首次提出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加以落实，且在党的十会议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分别提出：加快落实自由贸易区战略及以全球为背景搭建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我国自贸区所涉及的合作领域随“一带一路”的提出而逐步扩张，除此之外，我国自贸区的质量也在稳步提高、布局也进一步完善，其成就异常惊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与障碍。

一、我国自贸区建设中存在的障碍

我国的自贸区战略开展并非顺利，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国的自贸区战略发展时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的紧张时刻，先实践，后理论是存在于其中的重要问题。在“一带一路”的倡议未出现之时，国家在自贸区建设方面的发展屡遭失败，其原因不外乎缺乏对自贸区建设的清晰设计及惨遭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这些影响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自贸区的顺利发展。1.中日韩三方自贸区建设进展缓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达程度上不如日本及韩国，而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并未发展完善，也不如日本与韩国中已成熟的市场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三方在自贸区建设方面的谈判增加了难度。除此之外，目前中国的优势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为主，而日本与韩国的产业却以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为主，产业结构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不发达产业带来压力。这些原因都成为了阻碍自贸区建设进展的重要因素。2.中国与海合会自贸区的谈判的发展趋势不明朗。自2004年开始，中国已与海合会开展了五轮以自由贸易为中心的谈判，每年为一轮，至2009年后暂停。直至2014年，中方与海合会都有恢复谈判的意愿，并在之后达成一致意见，于2015年3月进行第六轮谈判，这是谈判中止多年后的第一轮谈判。在谈判中双方提出尽快达成中海自贸协定的愿望，但从目前发展局势来看，中国与海合会自贸区的谈判的发展前景不明。其原因有：中海两方对关税减免问题的分歧较大、海合会内部出现意见不一的现象、RCEP谈判遇到多重障碍无法如期收官等。3.我国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不完善我国目前的自贸区原产地规则发展并不完善，与欧美地区的原产地规则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的自由贸易区的标准类型较为单一，通常以区域价值成分为标准，其他标准很少运用其中；再者，就我国自贸区原产地规则采用的标准而言，其标准细化程度较低，标准细化程度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会对自贸区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对策

即使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自贸区目前的战略发展仍受许多新障碍的影响，推进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国家需要针对目前中国自贸区战略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推进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发展。1.制定合适的战略目标。首先，应制定一个合适的近期目标。该目标以加快自贸区谈判进程、提升自贸区自由化水平、扩大自贸区合作领域为主，通过该目标实现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增长。再者，要制定一个中长期目标，该目标旨在搭建一个系统的全球自贸区网络，其中包含周边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五大洲重要国家，推动我国的贸易投资实现自由与便利。2.遵循发展原则。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实，我国在与外界经济合作中始终以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为合作理念，推动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但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下，国家要将合作伙伴的双赢视为重中之重，这种思想不仅坚持了我国所贯彻落实的发展理念，也能够让合作伙伴对我国自贸区战略的疑虑解除，除此之外，还足以确保全球自贸区网络成功搭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3.选择合适的自贸伙伴。自贸伙伴的选择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自贸区而言，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应当选择最合适的自贸伙伴，选择与自身条件均衡的国家进行合作。首先，所选择的自贸伙伴应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因为只有成员国的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韩国，就属于总体经济规模较大的合作伙伴，与其进行贸易合作，能够促进双方共同繁荣。除此之外，国家的资源禀赋也是重要标准，所选择的自贸伙伴应有充足的资源，能够确保我国的资源供给。最后，双方国家要有一定的产业互补性，若缺乏产业之间的互补性，国家间将无法进行高效的国际贸易。因此，应选择最合适的自贸伙伴，促进“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自贸区战略的建设发展。

三、总结

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给予了我国自贸区战略全新的意义。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自贸区战略是能够推动贸易畅通的实现。随着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增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自贸区战略需承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自贸区战略还需面对各种新障碍，将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最为基本原则，努力推动中国自贸区的实现。

作者:于欣欣 单位:辽宁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郭惠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韩经贸合作前景展望[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11):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