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建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并且依靠经济的飞速发展来带动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然而，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就必须在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方面加大投入。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诸如生产要素的投入、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本的投入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知识和科技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就知识和科技而言，又都属于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就必须加大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投入。然而，生产要素以及其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和制约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现在的经济增长而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或其他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必须依赖各种要素的共同作用。

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而言，必须要摆脱以前那种单纯的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就能促进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观念。传统而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定义理解为：所谓生产要素指的是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是维系一个经济体国民经济运行以及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基本要素。就学理意义而言，生产要素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按照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企业家。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推荐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进行估算研究，并且着重分析研究生产要素投入、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进而分析前面两个方面与后者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估算要素对其的贡献，就必须有一个可以比对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就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言，最为知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经济增长原因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森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丹尼尔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就业人数及其性别年龄结构、劳动时间、教育年限及教育水平、资本存量、资源配置状态、规模经济以及知识进展。在这七种因素中，他进一步认为知识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而劳动力教育水平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为基本的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也会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公布其成员国的各种生产率数据。因此，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这一国际通用的方法来对我国的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与比较就会更具科学性，并且也在与其他国家相互比较中也更具可比性。在本文所采用的估算方法中，笔者主要采用的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方法。

具体方法是：

假设经济增长的总量生产函数为H，那么就可以将经济增长的增加值表示为各类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运用公式表示，即为Q=H（k1，k2，L kn；l1，l2，L lm；T）（1），在这一公式中，Q表示经济增长的增加值，k1，k2以及L kn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而l1，l2和L lm则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用来表示时间。

假设经济增长中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并且用A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Q=AF（K，L，T）（2）。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以上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中，采用了各方面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科学、准确、客观的分析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做出的贡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衡量过程中也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而是极为复杂和繁琐的，并且对这种衡量在不同的学者看来还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意见。因此，从这层面上讲，对以上估算所采用的数据进行说明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而言，衡量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最为理想的标准就是标准劳动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测算方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与之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此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和系统化。目前我国在资本投入此类数据的核算和使用上，多采用的是资本存量总额或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

综合考虑到国内在此类核算方面数据的限制，笔者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收录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资本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其的贡献。在所有的要素以及数据衡量中，笔者更多地采用方便使用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录的各个年份的各类数据，以此来作为比对衡量的指标。这些数据包括1995-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中的GDP指数、劳动投入指数、资本投入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的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当然，在对各类数据的核算方法的选择上，笔者还借鉴和吸收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在对资本投入的相关核算上，就主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生产率测算手册》中推荐使用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来估算和衡量我国资本投入方面的情况。在资本投入方面，主要是界定好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与资本服务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提供劳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分析资本存量在资本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依此来核算和衡量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对其所起到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投入要素的核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目前对投入要素中估计要素产出弹性的核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回归方法，一种则是收入份额法。两种相比较，各有其优劣之处。回归方法是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同时也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投入要素核算中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讲运用起来极为简便直接，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需要在进行数据核算分析中假设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然而，经济的增长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变量，因此在设定要素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的时候，就已经对准确核算这些数据产生了极大的局限。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回归分析方法在要素核算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而影响到准确核算数据的得出。同样，虽然收入份额法不用将要素的产出弹性假定为一个常数，但是这种方法却仍要在核算中存在完全的竞争市场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变的规模收益。这些同样会影响到最终核算数据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所以我们要进行系统全面的统计核算。

通过对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估计与核算，我们会发现单靠要素的大量投入已经无法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因此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同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还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以往的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在实现当前发展的同时为今后更为持久的发展积攒后劲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李京文，D.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J].经济研究，1999，（5）.

篇(2)

1.生产总值构成变动分析。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时是计算支出法生产总值的三要素,其中最终消费一直在我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最大，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最大。1978年甘肃省生产总值为64.73亿元， 2007年为2702.40亿元;消费率1978年为66.62％，2007年为59.78％,说明最终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因此实证分析甘肃省居民消费变动及其对经济影响作用有一定实际意义。

2．最终消费情况分析。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甘肃省最终消费支出1978年为43.12亿元，2007年为1615.37亿元。根据《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占据最终消费支出大部分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

3.甘肃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消费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计算甘肃省最终消费贡献率在2002年至2007年间分别为63.99%、55.38%、63.81%、69.24%、49.67%、53.44%，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稳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更容易受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策要素影响。

二、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消费结构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消费结构能够反应出居民的生活水平，甘肃农村居民从1993年到1999年将支出主要用于食品消费，说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和温饱状态;从2000年开始消费支出比例小于0.5，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医疗、交通通讯、教育、居住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关数据变动说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优化，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0.51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到2007年的0.36，食品消费支出已不在占据消费支出的一半比例。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到达小康阶段，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都相应有所增加，表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消费结构变动度，是分析消费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在1996年～2000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9.00％，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6.26％。在2001年～2006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2.2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3.27％。

在1996年～2000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非常显著，其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2001年～2006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经过剧烈变动后，明显趋于缓和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具体模型:Ct=α0+α1Yp+α2Yz+ε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p和Yz表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系数α1和α2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甘肃年鉴》统计资料，对模型进行回归拟和，分别得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1）、（2）。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Ct=0.258+0.721Yp+1.737Yz （1）

（0.002）（8.237）（2.469）

R2=0.873 D.W.=1.212 F=34.46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Ct=87.934+0.789Yp+0.873Yz （2）

（1.095）（40.793）（3.908）

R2=0.997 D.W.=1.91F=1878.984

从方程中可看出，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2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1.74元用于消费。既增加了暂时收入，不仅要将暂时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同时还要拿出储蓄来消费。城镇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9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0.87元用于消费。

四、简要结论

1．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有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增加越高，消费也会随着增加。但是，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等三要素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一般都在70%左右,说明拉动消费仍然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出现重要变动倾向。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当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特别是自从2001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剧烈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另外，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3.为了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发展城乡经济，保证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使投资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二是进一步开发农民能够稳定增加收入的就业渠道和途径，如非农产业收入、转移性就业收入、农业产业化收入等；三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要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作为重点，用扩大就业保证收入，用收入增加保证消费；四是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一定的引导，努力改善城乡居民住房、医疗、教育、保障等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彭劲松:重庆市经济增长中消费与投资贡献度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7～10

篇(3)

关键词：FDI；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经济增长需要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大量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获取这些要素的重要方式，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基础

传统的关于FDI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是基于Chenery和Adelman提出的通过外国资本弥补国内资金短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弥补资金短缺来发展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东道国存在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则FDI的流入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FDI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在经济学界虽然有多种思考方法，但归结起来无非沿袭两种理论：一是Solow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二是Harrod、Kaldor、Thirlwall等人所代表的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强调，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率来源于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经济增长的途径只有通过外生的技术冲击。

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以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考察一个国家的收入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增长的经济增长问题。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指出投资的增长将导致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需要投资品，这种投资品既可以出自国内又可以来自国外，其中FDI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通过进口外国的投资品，实现经济增长，加速本国资本的形成。Pwrris和Schmitz提出，FDI可以提高东道国出口产品的效率，带动本国出口，刺激本国进口，对国际贸易有促进作用。一方面它作为私人投资的一部分，将推动社会总投资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虽然其与贸易有着显著的替代效应，但是它同样也具有贸易创造和市场扩张效应，影响东道国的出口绩效。因此，FDI通过投资乘数和贸易乘数的作用，可以引起收入和消费的成倍增加，拉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在1962年发表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也是一种要素投入。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罗默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想，用技术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把知识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术变革或创新是知识积累的产物，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罗默的贡献在于从知识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来说明为什么以知识作为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他认为，一国知识存量越大，各专业知识之间交流与沟通越便利；而新知识、新技术出现越快，知识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先发国家所以形成“先发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形成“后发优势”。

“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观念的引入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巴格瓦迪认为，FDI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它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有着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技术。因此，FDI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它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认为是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好处。然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经济增长的很小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发展中国家R&D投资受发达国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为后者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前者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差异可以通过FDI消除。发达国家通过R&D，不断创新并积累、应用并扩散知识与技术，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先发利益；而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可以通过FDI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可以迫使本国企业投资于学习和创新，以保持其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反过来，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迫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FDI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本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二、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我国国内的很多学者也就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理论与实证分析。

贺红波、屠新曙首先采用ADF方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运用MWALD方法进行非平稳变量的Granger因果检验，接着运用两变量的EG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发现GDP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二者的研究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国直接投资量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增长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平均一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拉动大约48个单位的GDP的增加；另一方面GDP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FDI进入中国最看重的是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矿产资源，而非我国的高经济增长率。

张国红认为，FDI对经济增长具有良性传导机制。针对中国内地的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海南、重庆、除外）1984～2002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计量方法方面，采用Panel Data模型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在回归过程中主要采用不相关回归方法（SUR），证明了FDI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

吴超根据1978～2002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的方法，得出以下几个结论：虽然我国的GDP和FDI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两者之间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也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对GDP和FDI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长期互相影响的关系。FDI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又反过来促进FDI流入中国。但两者影响程度不同，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大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GDP是FDI增长的原因，而FDI却不是GDP增长的原因。这也说明，我国在引进外资的政策上应该采用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才能够保证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持久的效果。

叶莉、郭继鸣从内生技术进步层面来探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同时选取了改革开放后几个典型年份中国利用外资的数据，分析得出FDI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即它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该研究认为，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以及各种其他途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将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尽快缩小差距，我国现阶段不仅应注意吸引外资，更应注重对外技术交流和发展对外技术合作。

王志鹏、李子奈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知识与技术的外溢性等特征，构建了一个新的考虑FDI外溢效应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外资本与国内资本的比例，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同时，FDI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弹性大于国际贸易的贡献弹性。

冯跃应用投资依存度国际比较及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FDI与一国经济总体规模的内在联系及其与一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世界主要投资国的对外投资与其GNP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推动其经济增长。

王成岐、张建华、安辉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引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诸种因素。他们发现，无论在全国还是各省区分组的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企业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时，FDI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地方政府应该且有能力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市场化改革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政策优化了经济增长的环境；FDI作为这种政策的一种体现，在发达地区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评价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关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来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成为了众多学者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由于该理论将技术作为内生变量，强调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作用，这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也得到了验证。当今国际上发达的国家，大多都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他们依赖其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以及该类产品的高附加值等特点，在世界市场中正占有越来越多的利益份额。我国倡导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正是由于看到了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性。我们一直说我国的经济结构要调整，所谓的更优化的经济结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引进外资这种途径，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超越资本本身的高等要素，从而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使我国更早地进入依靠技术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外，以上学者的研究中都认为FDI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关于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则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与鉴定结果。笔者更同意的是吴超学者的观点，即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大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应当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政策来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持久的作用效果。而对于贺红波、屠新曙所认为的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是中国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而非高经济增长率的观点笔者则持质疑的观点。世界上有很多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有着低廉劳动力的优势，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并没有实现国内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资本具有趋利性，外商选择目标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所选择投资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状况如何，未来的发展潜力多大，低廉劳动力仅仅是吸引外资在成本方面的优势之一，却不能成为决定或是重要原因。仅以中国国内地区间吸引外资来看，西部相比东部有着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是外商直接投资却一直集中在东部等经济增长快速的地区，并且这种趋势正越来越明显。东部吸引的外资越来越多，而中西部等落后地区却相反。虽然这不能仅仅归结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的影响，但它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四、结论

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健康快速，它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反过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不应只注重引进的外资数目的多少，更要注重其质量，充分利用引资过程中知识的外溢性特征，使得我们能获得超越资本以外的更多要素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吴涌超.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5.

[2]叶莉，郭继鸣.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研究[J].现代财经，2004.3.

[3]张国红.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J].学术交流，2005.7.

[4]王志鹏，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文汇，2004.3.

[5]杜江.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2.8.

篇(4)

关键词：经济增长；投资规模；投资效率；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45-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王玉华，2011）[1]。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需拉动和投资高速增长。深入剖析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发现高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十分明显；而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需要国外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1978—2011年，中国以年均9.8%的GDP实际增长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与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投资的迅猛增长，1978—2011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8.2%上升至48.3%，年均投资率超过38%，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7.2%（图1）。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投资水平维持在19%～25%，中国的投资率处于世界的最高水平之列。即便是20世纪60、70年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日本，其平均投资率也仅为35%。

然而，高投资率并没有带来投资效率的提高。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是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ICOR指资本存量的变动与产出增量的比率，该指标越小，表明资本生产率越高，资本运用也就越有效率。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投资率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效率则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图1、图2所示，随着投资率和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的上升，增量资本产出率在1990年代后逐渐呈上升趋势，虽然在进入新世纪后有所下降，但2007年之后又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总体而言，投资效率在1990年代后未有显著提高。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在投资效率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还能够持续吗？本文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而分析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中国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高投资—高增长”特征，许多学者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高投资的推动。王小鲁（2001）指出，改革20年来，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资本形成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改革开放前上升2.5%，但投资效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巨大潜力[2]。武剑（1999）认为，资本形成是推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这一趋势会逐渐加强，到2010—2020年，资本贡献度将超过60%[3]。等（2006）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得出结论，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包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在内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较强，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4]。

中国经济“高投资—高增长”是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结构转变的深层次反映，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2004a，2004b，2005a，2005b）指出，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是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需要较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5-9]。李扬、殷剑峰（2005）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10]。

与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相伴随的是低效率的高投资，投资过程中存在极大的浪费。在过去的20多年，这一模式是以宏观成本的积累为代价的。政府公共资本的拥挤效应推动高投资和高增长，并带来了诸如高能耗、高污染以及形成不良债务等宏观成本（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b；2005b）[7][9]，还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平新乔，1998）[11]。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中，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容易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这种“大起大落”引起的剧烈周期性波动一直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损害了经济的稳定性（庞明川，2005；2006）[12][13]。

长期的投资增长能够扩大生产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投资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依赖于投资的“效率”和投资推动的技术进步及其性质（张军，2005）[14]。由此可见，投资效率的提升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认为，投资增长是早期经济腾飞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此时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新增长理论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重大区别，投资效率的提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即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驱动[15]。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阶段，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整体水平及资源禀赋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此时对我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于适时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十分必要。

（一）模型及分析方法

为了研究投资、投资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构建了包括投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三个变量的VAR模型。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高铁梅，2006）[16]。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能够较方便地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系统中随机扰动项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VAR（p）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形式为：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为滞后除数，T为样本个数。k×k维矩阵A1，…，Ap和k×d维矩阵B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着t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假设∑是？着t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k×k的正定矩阵。构造VAR模型的关键是确保其稳定性，这也是确定VAR模型最优滞后期的重要评判标准。对于稳定的VAR模型，其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均要求小于1。

（二）实证检验

1. 数据说明与变量设定。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为1980—2011年，根据各期《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模型中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投资效率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用GDP和FINV分别代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单位均为亿元；用ICOR代表投资效率。GDP、FINV和ICOR的对数分别用LNGDP、LNFINV和LNICOR表示，LNGDP、LNFINVT和LNICOR的一阶差分分别用DLNGDP、DLNFINV和DLNICOR表示。

2. 变量平稳性检验。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方法对相关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LNGDP、LNFINV和LNICOR进行ADF（Augment Dick-Fuller）检验，发现LNGDP和LNICOR在1%和5%的水平值是平稳序列，LNFINV是非平稳序列。对它们的一阶差分DLNGDP、DLNFINV和DLNICOR进行ADF检验，分别在5%、10%和10%的水平上是平稳的（检验结果见表1）。

3. 协整关系分析。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二阶段协整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法。本文对时间序列的检验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通过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来判别变量LNGDP、LNFINV和LNICOR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中，r=0表示三者之间无协整关系，r≠0表示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原假设r=0时，迹统计检验统计量的值41.341 12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9.797 07，最大特征根检验统计量的值33.158 914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1.131 62，故拒绝原假设，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4. 因果关系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是否可信，取决于变量是否都是平稳的或者虽不平稳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前文可知，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对这些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检验结果（表3）可知，固定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固定资本投资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也是引起固定资本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也会吸引更多的固定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之间也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投资效率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也是引起投资效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长也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之间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固定资本投资是投资效率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过快增长，使投资效率下降；而投资效率不是固定资本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引起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

5. 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来自另一内生变量的一个单位变动冲击所产生的响应，提供系统受冲击所产生响应的正负方向、调整时滞和稳定过程等信息。接下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如下图，图3、图4分别描述了经济增长分别对投资、投资效率一个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

图3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FINV（固定资本投资）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的冲击当期就有显著正向反应，这种正向反应之后逐渐增强，到第3期达到最大值后缓慢减小，在第7期达到最小值后，又呈缓慢增强趋势。

图4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ICOR（投资效率）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投资效率的冲击在当期就有显著的负向反应，这种负向反应在迅速增强，到第2期达到峰值后，这种负向反应呈缓慢减小趋势，至第7期达到最小，之后又呈缓慢扩大趋势。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增量冲击的反应为正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当前增加固定资本投资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对来自ICOR增量冲击的反应为负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投资效率的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反之提高投资效率则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6.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高铁梅，2006）[16]。即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差分解成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为了进一步分析投资、投资效率的结构冲击对经济增长变化的贡献程度，接下来借助方差分解对投资、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进行考察，定量把握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图5所示。

从图5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来看，经济增长的变动绝大部分源于其自身惯性导致，且自身冲击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呈上升趋势，但固定资本投资的贡献率要显著大于投资效率的贡献程度，到第10期，经济增长变动中73%来自于其自身的冲击，24%来自于固定资本投资冲击的影响，而投资效率冲击的贡献度仅约为3%。

方差分解结果说明，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GDP自身发展速度，在没有受到外界冲击情况下，中国经济系统将按着自身规律向前发展，所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至关重要。此外，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要远高于依赖投资效率的提高，即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仍是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应该实行渐进性的转变，维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以及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当前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的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两者相比较，中国经济仍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来驱动，而投资效率的提高则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较微弱的作用。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增长而非效率的提高将引发许多经济问题，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初步形成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其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而不是效率的提高。过度依赖于投资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形成了投资过热或过度投资问题，造成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降低。

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情况下，严重过剩的产能需要寻找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以及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摩擦接连不断的情况表明，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另外，中国经济增长不但受到资源和能源的约束，而且也因能源和矿产品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增加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以及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贯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经济发展方针，实现从依赖投资增长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第一，调整投资思路，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通过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鼓励自主创新，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降低交易成本；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广泛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定位。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政府应该避免“越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则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如完善法治环境、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维护社会公平等等。

第三，完善制度建设，建立适应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改善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环境条件，调整城市化战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努力发展金融市场和健全金融市场规则，加强信用环境，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提高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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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04b，（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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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5b，（10）：4-16.

[10]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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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庞明川.转轨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2006，（2）：11-19.

[14]张军.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篇(5)

关键词:农村;高等教育;劳动力;农业经济增长率;动态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259-03

引言

农业人力资本是农业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研究。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途径当中,教育通常都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第一产业,其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从理论上讲,教育对农业的发展也应当有较大的贡献,然而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于工业等其他行业发展却有着明显的滞后。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关于教育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孙士海、宋华明(2008)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的模型,测算出1995―2005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 0.905%。杨向辉、陈通(2009)以C-D生产函数为分析框架,测算了中国农村教育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郑会军(2007)对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增长之间进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两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教育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受理论不成熟影响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证,研究方法也不很全面,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安徽省也应该加大对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和安徽农业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从而为解决一直困扰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在制定措施时提供理论依据。

二、农村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与农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动态响应分析

1.变量和数据

本文按照刘厚俊和刘正良(2006),郭清和杨栋(2007),高素英、赵曙明和王雅洁的研究思路,根据所搜集到的可获得性数据将安徽省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的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X),以“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受教育年限在十二年以上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近似代表;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以农业经济增长率衡量,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CPI将农业经济当年总收益折算成实际值,以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然后利用1990―2007年安徽省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数据如下表:

2.模型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由于该模型所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产生伪回归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X为I(1)过程,Y为I(1)过程,所以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对两变量进行协整分析。e为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的取值,用基本的DF模型回归得到T统计量数值为- 4.833243,而对应模型样本容量的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τ2分别为-2.7158,-1.9627和-1.6262,在所有显著性水平上τ

(2)VAR模型。Tt=A1Tt-1+A2Tt-2+…+AqTt-q+εt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T=(Y,X),A1、A2为待估参数。εt是随机扰动项。根据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

VAR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实验,在滞后阶数为5时AIC和SC均达到最小值,建立VAR(5)模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Y= 1.416148Y(-1)+ 3.268962Y(-2) -3.420586Y(-3) -

1.118811Y(-4) -1.043534Y(-5) -0.751625X(-1)+ 0.692756X(-2)+ 0.013170X(-3) -0.166014X(-4)+ 0.009126X(-5)+ 0.649610 (1)

X= 9.195316Y(-1)+ 6.322653Y(-2) -11.72573Y(-3) -4.467634Y(-4) -3.138890Y(-5) -1.463307X(-1) +2.219566X

(-2) -0.179778X(-3) -0.427044X(-4)+ 0.134213X(-5)+ 2.337635 (2)

其中,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1= 0.878926,R22= 0.995208。

从以上(1)式的VAR估计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农业经济增长受自身影响较为显著,前第一,第二期农业经济增长对当期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明显且为正向影响,说明经济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稳定性,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可以提高未来农业经济收入增长。前第三、四、五期的影响为负,并且影响具有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当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是在前第一、第二期,前第一期影响为负,前第二期影响为正向的,这是由于知识转化成经济需要一定时期的滞后。

(2)式中农业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较大,前一、二期影响为正向的,前三、四和五期为负向,说明了农业经济增长能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壮大,并且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前期的影响趋势不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前第二期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为正向,但前第一期的影响转入负向影响,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影响力逐渐减弱。

(3)动态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1)Y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1得出结论:安

图1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反应曲线

徽农业经济增长(Y)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农业经济增长率约增长了0.018,但影响时间不长,到第2期之后就已经回到了原水平,之后到第8期的影响均是负向的,尽管不是特别明显但持续时间较长,第8期之后又转入正向影响阶段。图1还显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在前8期波动较大,前两期的影响为负,到第3期的时候达到最大0.016,随后上下波动且有所下降,到第8期开始逐渐开始稳定。

上页图1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率冲击影响在第3期开始才出现明显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加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内才能有所凸显。因此要着眼未来,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来更快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X)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第一期影响是正向的但影响不大,之后在2、3期很快进入负向影响阶段,到第4期之后才比较明显,第6期达到最大0.057,9期之后新息的影响基本消失。这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将会促进其发展,且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波动没有显著方向性,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图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曲线

图2还显示:农业经济增长率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第一期影响为正但不大,到第二期达到最大约0.15。第3期之后进入负向影响阶段,第6期达到最小之后影响幅度渐弱,9期之后又转为正向影响。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影响较为敏感且具有持久性,农业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能够引起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快速增加,但这种促进作用较为短暂且在中长期波动明显不具有持续稳定性。

结论与建议

1.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以促进知识成果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转化。虽然从现有的数据显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一方面受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与经济成果之间转化的时滞性造成的。因此,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将其才能运用于农业上的积极性。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扩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规模,促进其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的壮大。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农业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发展,加快促进安徽省农业经济的增长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优化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构成,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之间的沟通交流,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以上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人才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安徽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也离不开安徽省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和结构的改善。只有加大对安徽省劳动力教育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徽省农民的增收问题,才能使得安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质的跨越式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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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The Dynamic Correlation is Studied Between Anhui Agricultural Manpower

and the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

―Regard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Workfor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UANG Qun-quna,ZHU Jingb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a.Graduate College;b.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Hefei 230000,China)

篇(6)

［关键词］消费优势；自然资源；经济增长

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天使”还是“陷阱”？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些资源丰富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倒退？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以至于对这一称作“资源诅咒”问题的研究如火如荼。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Matsuyama［1］建立的标准模型，该模型考察了资源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制造业比采掘业更具有“干中学”的特征，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制造业的学习效应被削弱了。其实采掘业的技术含量不能说是不高的，并且还具有较强的比较和垄断优势，制造业比采掘业更具有学习效应这一假设是有待继续考证的。即使制造业比采掘业多一些学习效应，是否能足以解释“资源诅咒”的根本原因，也存有很大疑虑，看来要想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还需要另辟蹊径。

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呢？针对这种负相关的现象，研究者们一致在找寻各种合理的解释。Prebisch［2］等人提出中心论，认为在国际分工中，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将被沦为“”，一些初级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增长必然落后于制造业国家。这些观点形成了作为“中心-”论。Hirshman［3］通过研究大量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史指出，初级资源部门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该资源部门与其它产业间的关联度，产业与其它产业关联度越强，则将该产业作为出口产业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主要产品陷阱”。也有文献从制度弱化的角度探讨问题的根源，Baland和Francois［4］(527-542)以及Torvik［5］(455-470)的研究指出，资源丰裕国家的寻租行为是导致其经济增长负效应的元凶。另外，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6］的实证研究显示石油和矿物等自然资源诱发贪婪的寻租行为，弱化了一国的制度质量，从而滋生政府腐败，进而对一国的增长施加负的非线性影响。Stijns［7］(107-130)研究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自然资源产业的优势，导致了采掘业挤占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从而失去了制造业“干中学”的学习效用，［1］从而致使经济下滑。

是否就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资源诅咒”的发生？在行为金融领域，早在19世纪90年代Willims James就提出了注意力异常的现象，即投资者更关注于其所熟知和了解的产业和消费，这使得资本和资源更多的流向了这一领域。将其植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我们可否进行大胆假设，即由于大众更多的将人力物力集中于熟知的下游消费产业之中，而往往忽视了上游的自然资源产业领域，这就使得自然资源占优势但对下游产业无暇顾及的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从而产生了“资源诅咒”现象，在本文中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消费优势”假说。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是否成立，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运用解析和计量模型对这一假说进行检验，利用截面数据实证检验“消费优势”假说在我国的存在性，希望从全新视角为“资源诅咒”进行诠释。

二、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机理

（一）经济增长与资源的关系

人类拥有两类物质财富：禀赋资源财富与有效劳动财富。有效劳动财富是劳动者通过有效劳动创造的财富，总体说来禀赋资源财富会逐渐减少，有效劳动财富会不断增加。经济增长被定义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这其中既包含禀赋资源财富的增长，又包括有效劳动财富的增加，所谓禀赋资源财富增长是指转移到产出中的那部分的增长。禀赋资源丰裕，转移到产出中的那部分就可能多，以现有的计量口径，经济增长就快，因此，禀赋资源的充裕程度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一优势在经济发展初期尤为明显。然而，世界上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非洲，经济增长缓慢，再如荷兰自然资源部门扩张但制造业却变得萎缩，是什么原因导致“天使”变成了 “魔鬼”？这是因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资源优势仅是财富增长的因素之一，由于其它因素的不作为，削弱了资源优势的发挥，完全可能造成经济状况发展初期强劲，后来逐渐居于劣势的情况。

（二）经济增长与其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付出的有效劳动，有效劳动受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人的素质、资本工具效率和影响因素(见图1)，三者的累积是构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为了说明有效劳动的变化过程，本文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基础因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等，这些因素的增加可以直接形成经济增长，称为投入要素；二是影响因素，如制度、政治等，以投入要素为载体，通过投入要素效率提高推动经济增长，称为影响因素。在投入要素中，劳动者又是资本工具作用的“载体”，资本工具和影响因素作用于劳动者，通过劳动者形成有效劳动，有效劳动是财富增长的源泉。

在一定的影响因素环境中，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时间地域变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时效性，有时对增长产生正面影响，有时可能形成负面影响，投入要素和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异很大。投入要素和影响因素是互相影响的，投入要素左右影响因素的形成，影响因素制约投入要素的发挥。有效劳动是劳动者素质的直接体现，劳动者素质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因素；资本工具质量是劳动付出成为有效劳动的杠杆，通过资本工具可以节省单位产出中的劳动付出；制度等健康的影响因素则是形成更多劳动付出及其转化为更多有效劳动的加速器，影响因素可以缩短单位产出中的劳动时间。

（三）“消费优势”假说的作用特征

既然禀赋资源财富的增加不足以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何在？市场存在“消费优势”假说，即产业链靠近消费的那一端（下游端）经济体更具有增长优势，“生产的动力不是来自生产本身，而是来自消费，即消费创造着生产的动力”，消费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不断更新扭转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消费优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促成了产出――投入循环的转换，促成了财富的重新匹配。产业链附加值在从资源产品到消费产品中的不同分配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大众消费者对产品的依赖程度是均衡点落在何处的重要筹码，大众越迫切需要的消费品生产在财富分配中拥有越大的权重，激烈的竞争迫使消费品产业变成了“有效劳动密集”产业，越迫切需要的消费品，其产业占用越多的有效劳动。有效劳动是财富增长的根本，是博弈的主要依据，正是由于有效劳动的作用，禀赋资源在转移中才会增值，也正是由于有效劳动，劳动者才创造出人们迫切需要的消费品。有效劳动付出有追逐财富的功能，要求得到“体面”的回报，“多劳多得”。财富的匹配青睐于人类的劳动付出，按有效劳动的大小实行“按劳分配”，有效劳动的多少是财富分配大小的标尺，虽然有效劳动的多少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但市场因素不会改变决定财富分配的根本依据。发明专利、加工工艺等人类智慧与上苍恩赐的自然资源作用是一样的，都具有实用性、排它性，人类在创造有利于生活产品方面的智慧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主要依靠自然资源优势国家禀赋资源的先天优势。这应验了“资源是世界的人类的”这样一句常理，如果经济增长仅依赖资源优势竞争力是难以维持久远的。资源丰富的中小国家，难以兼顾自然资源优势和“消费优势”，仅靠资源优势，就可能出现经济增速缓慢或下滑的局面。

（四）“消费优势”假说的博弈解析

假若把初级产品的生产国称作企业1，高级产品的生产国称作企业2，最终产品是两个企业分阶段生产的结果，那么两个企业的利润分配就是一个典型的寡头竞争模型。在这里，每个企业的战略是选择价格，支付利润，它是两个企业价格的函数。价格因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利润因价格的降低而减少。为分析方便，假设利润对产量的一阶导数大于零，二阶导数小于零。

我们用pi∈［0,∞)代表第i个企业的价格，ci(1)代表成本函数，q=q(p1+p2)代表逆价格函数，价格受产量影响。第i个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fi(p1,p2)=piq(p1+p2)-ci(q)，i=1，2(1)

（p1,p2)是博弈均衡价格，意味着：

p1∈argmaxf1(p1,p2)=p1q(p1+p2)-c1(q)(2)

p2∈argmaxf1(p1,p2)=p2q(p1+p2)-c2(q)(3)

找出博弈均衡点的方法就是对每个利润函数求一阶导数，并令其为零求解。

f1p1=p1q′(p1+p2)+q(p1+p2)-c′1(q)(4)

f2p2=p2q′(p1+p2)+q(p1+p2)-c′2(q)(5)

求解得到反应函数：p1=g1(p2)(6)

p2=g2(p1)(7)

反应函数意味着每个企业的最优价格是另一个企业价格的函数。两个反应函数的博弈均衡点为：P=(P*1,P*2)。博弈均衡点形成过程如图2。

由于两个企业的产品是不同质，不可替代的，消费者对产量已不再感兴趣，质量已没有可比性，对不同企业产品的偏好或依赖程度以及生产这些产品所付出的有效劳动，决定了两个企业产品价格大小的分配策略，人们对下游产品的偏好及投入更多的有效劳动决定了财富向产业链末端倾斜。

图2 价格的过程博弈

图3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消费率位置变动过程

(据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指数数据整理)

（五）“消费优势”假说的统计经验分析

财富增长向纯消费产出倾斜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变化统计规律也可以得到佐证。表1中的数据分投资性消费和纯消费，投资一般是上游产业的产出，消费一般是下游产业的产出，投资和消费都是产出财富，财富总量是增加的，消费部分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而投资部分增加的速度相对较慢，也就是说上游产业产出财富不如下游产业产出财富快。如果两个国家各对应着一个方面的优势，那么就出现财富此消彼长的局面，一些资源供给型国家依赖初级产品生产的增长，财富对应着投资类产品生产，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一些资源贫瘠国家依赖消费类产品生产的增长，增长速度较快。

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分类，分为低收入国家LIC、中低收入国家LMC、中高收入国家UMC、高收入国家HIC，发现消费曲线是一条动态的“U”型曲线，并且低收入国家一端消费比例随经济发展下移，高收入国家一端上移（图3）。世界消费财富进一步增大，不发达但有资源优势的国家对应份额不断减少，而这些国家资源财富是有所增长的，这说明低收入国家消费财富份额加速下降，禀赋资源优势被其它国家分享了。

三、实证检验

为了证明 “消费优势”的存在性，本文采用了中国1987―2003年期间有关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实证。中国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各省经济具有一定的垄断自，但不至于阻碍各省间劳动力和商品流动，含有市场经济的特征又兼有世界上一些不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因此，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走势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全球的走势。本文数据来源于安格斯•麦迪森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选取的指标是GDP、农业、矿业、制造业、非物质服务业、交通与通讯业、建筑业。直观判断建筑业和矿业远离消费端，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制造业、非物质服务业和交通与

通讯业关联度应该较大。为了给予验证，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N代表农业，Z代表制造业，K代表矿业，JT代表交通与通讯业，J代表建筑业，F代表非物质服务业。为了防止得出的回归结果出现虚假回归现象，有必要对所选样本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没有通过检验，说明所选数据不平稳，那么就不能直接用数据去建模，需要对数据进行差分，直到其平稳为止。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

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因变量GDP和6个自变量全都没有通过检验，那么，必须对所选数据进行一阶差分，结果见表3。

自相关检验结果如下：

表6一阶、二阶统计检验结果一阶Obs×R-squared0.0498二阶Obs×R-squared0.0764

从检验结果看出，自相关检验通过检验，说明不存在自相关，回归方程是具有解释力的。检验结果表明，近消费近端产业，如制造业、交通与通讯业对经济更具有增长优势，远离消费端的矿业和建筑业（上游端）对经济增长缺乏优势，与理论分析和直观判断非常吻合。非物质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直观判断有出入，那是因为中国在本文数据采集的时间段，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处在小康初期，生活消费还以物质消费为主，可以预见未来非物质服务业应该是一个增长优势产业。由此也可以说明消费是一个时尚性概念，受时代与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

四、结 论

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表明，“消费优势”是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作用减弱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自然资源优势会发挥主导作用，在经济步入较高水平的大众消费时期，“消费优势”会发挥主导作用，大众生活必需品生产的日新月异是这一优势的典型体现。经济发展初期，一般拥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优势，这些优势会使得生产成本降低，资源主导产业会优先发展；在快速发展期，一般拥有人力、资本工具和影响因素等优势，这些优势会使得生产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消费主导型产品会取得优势，并且人力、资本和影响因素作用越有效，增长越持久。从“消费优势”的特点看，把握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点，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消费优势”对一些新兴经济区具有指导作用，如天津滨海新区和中西部一些地区在发展初期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这是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优势，而要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还应该迅速建立起人力资源、资本和影响因素等第二阶段优势。经济增长的根源是人类有效劳动付出的增加，因此要注意完善机制，挖掘人类的潜能和智慧，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还与产业优势密切相关，应大力研发适销对路产品，抢先确立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1］Matsuyama,K .Intercultural Productivity , Comparative Advantage ,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92, Vol.58.

［2］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J］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50).

［3］Hirs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J］,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300-00559-8.

［4］Baland, J. M., & Francois, P. Rent seeking and resource boom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Vol.61.

［5］Torvik, R. 2002. Natural resources, rent seeking and welfa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7.

［6］Sala-i-Martin and Subramanian, "Addressing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n Illustration from Nigeria " ［J］,IMF Working Paper, 2003,WP-03-139.

［7］Stijns, J.-P. C.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J］. Resources Policy, 2005. Vol.3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Consumption Advantage

Li Fasheng1 Zhang Wei2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on economic growth from a new perspective, which is fortune match depends on“consumer advantage", and proves it by game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causes of “curse of resources", and they are critically useful for guiding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keep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篇(7)

关键词：无锡 消费 经济增长 拉动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誉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改革开放以来，无锡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但近年来随着投资、净出口对经济拉动力下降，消费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中的枢纽和动力作用日益突出，消费已成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关键，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条件，对新常态下促进无锡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无锡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2000年以来，无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处于稳步增长态势，由430.05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2847.61亿元，增长了6倍多。但近年来，增速下降明显，2015年降为9.2%，见图1。

（一）影响经济增长三大因素的贡献分析

在支出方面国内生产总值中，可以计算出影响GDP增长的三大因素（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力[1]，以此来分析最终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水平。

贡献率分析。“十五”以来，无锡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净出口占GDP比重波动明显， 2002年之前资本形成率在40%以下，2003年开始回升到50%以上；2002年之前，净出口贡献率达到30%以上，此后开始逐步走低，到2015年降为10.9%；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波动较小且呈现出缓慢上升态势，2003年最终消费率超过净出口率，“十五”期间平均消费率为28%，“十一五”期间平均消费率为28.5%，2010年开始超过30%，“十二五”以来平均消费率升至34.8%，见图2。

目前，资本形成率始终超过50%，说明无锡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拉动，属于投资型经济，但近些年来，最终消费率已经在逐步提升，2015年已经较2009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这个趋势表明消费对无锡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稳步上升。

拉动力分析。资本形成对各年份GDP增长率拉动力最大，而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率的拉动力比较平稳，净出口拉动最弱。但从2010年以后，这三部分对GDP增速拉动都开始走弱，到2015年资本投资下降最快，降了3.4个百分点，消费降了1.4个百分点，净出口降了1.1个百分点。表明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稳定作用相对较好，见图3。

（二）各消费群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按消费群体分类，最终消费由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三部分构成。下面分析这三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便确定哪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多，哪部分贡献最少，为今后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提出针对性措施。

自2000年以来，城市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2000年差距最小，为2.2个百分点，2006年以后城市居民消费持续走强，对 GDP 的贡献达40%以上，到2015年两者差距扩大到16.5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消费购买力增强的原因，见图4。

无锡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最高贡献率是2000年的10.9%，最低的是2009年，仅为4.6%，此后缓慢上升，2015年升到5.9%；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部分年份都低于政府消费。

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比较稳定，呈缓慢上升趋势，2012年贡献率达到最高，为9.3%，近几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十以来，中央出台厉行节约、减少开支政策，政府消费明显下降。

总体而言，2000年以来，城市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6.9%，农村居民为 6.3%，政府消费为 7.2%。无锡城市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近几年来有所上升，但幅度较小；而政府消费贡献率近两年来有所下降，但总体平稳。

二、无锡市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收入增长趋缓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无锡居民收入增长也趋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14%下降到2015年8.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17.4%下降到2015年的8.5%，收入的下降率自然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意愿、购买力，近几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下降最具说服力。

此外，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12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155元，两者之间的差距由2000年的3347元，扩大到2015年20974元。农民收入一直偏低，加上医疗、教育、住房等花费居高不下，对钱袋子产生“挤压”效应，农民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见图5。

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一是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加快出台无锡市关于信用体系建设的规章制度，营造促进消费金融蓬勃发展的良好信用环境。二是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继续完善金融消费者投诉中心建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创新消费业态，助推消费新增长

促进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业态发展。大力促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培育和打造各类商品销售和服务交易电商平台，在大力吸引知名电子商务企业入驻的同时，积极引导现有企业开展电子商务。

利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专业市场。一是运用信息和物流技术改造、整合、开拓金属材料、不锈钢、机电五金等大型生产资料市场。加快市场组织形式和营销模式创新，向加工和物流配送两端延伸产业链服务功能。二是积极培育有本地产业支撑的新兴特色专业批发市场，形成“专、精、特、新、强”优势。

（六）发展新兴消费，支撑经济增长

积极扩大信息消费。一是全面推进“三网融合”，落实相应的业务和信息服务国家标准。深入推进智慧城市试点、国家信息惠民试点城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等国家级信息化试点示范。二是多渠道扩大信息投资和消费。组织实施信息惠民重大应用示范发展工程，加快“一中心、四平台”的建设，构建方便、公平、高效的公共服务信息体系。

升级旅游休闲消费。一是加快旅游休闲设施建设。推进重点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工程、生态旅游发展工程、乡村旅游富民工程的建设。二是打造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完善体验式旅游休闲设施功能。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以阖闾古城遗址为核心，构建特色吴文化品牌，打造世界级古运河旅游产品。大力建设“不夜城”。三是出台促进旅游休闲措施。大力实施互联网+旅游的定制式旅游消费模式[4]。

大力发展养老消费。一是倡导老年人注重提高生活品质，引导老年人群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二是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养老机构和医疗保健服务。加快国家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推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卫生事业融合式发展。三是开发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四是鼓励和引导市场开发适应老年人消费的产品。

促进文体消费。鼓励各类文化市场主体提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构建吴文化内容产业生产体系。倡导全民健身，基本实现市区“十分钟体育圈”。继续办好“锡马”等大型体育赛事，积极争取重大赛事举办权，扩大城市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刘莹雪.四川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实证分析[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3.

[2] 李平芝.四川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