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第一原则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的第一原则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学；数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014-04

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经济学。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的发展。直到今天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在时代和实践的变革进程中，它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匈牙利的思想家卢卡奇也持这样的观点,“……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因此，我们在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就显得十分重要。

方法论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非是现代经济学家对其研究范式的重新构建。这当然有个基本原则坚持的问题：一是要以马克思基本方法为基础，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为借鉴，构建现代的经济学综合范式；三是要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构建现代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上的三原则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对其批判性的继承，保证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以西方经济学优势方法为借鉴，构建经济学综合范式，这是横向式兼收并蓄所带来的范式转变。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为导向，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研究方法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又是构建与发展现代经济学所必须。在这三原则指导下，中国化进程中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有以下三种路向。

一、批判式的继承：从基本方法到五个命题的提出

托马斯·库恩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家，他于20世纪60年下的被誉为新时代科技哲学“圣经”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书，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技哲学的新时期。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认为范式是“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他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在库恩看来，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便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因为，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遵守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这样的范式不仅能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它竞争模式，而且能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再者，还因其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能够使实践者免于长时间思考和认知存在的问题。

“范式”概念是库恩科学哲学观的核心，在不同著作中他对“范式”概念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解释。概念的不明确使库恩受到别人的批评。为了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清楚，库恩接受了“范式”需要更加精炼的建议，他把所有范式的不同方面整合在“原理矩阵”的概念之中。这个矩阵不仅包含了科学家群体所使用的一系列方法与模型，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的世界观。

经济学要发展，首先应该坚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方面，应该坚持的是马克恩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这一学科发展的根本保证。当然坚持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应该批判式的继承。批判式的继承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线索。马克思正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与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批判式继承也具有深刻的马克思哲学基础。列宁曾说过，“在辨证唯物主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他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他面前，除了生存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首先应该坚持它“原理矩阵”里面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阶段，对以往的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批判和总结，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主张。《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基本形成，而《资本论》的方法则主要体现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作为一个体系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作是用于“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总结果”，是《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过如下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种唯物史观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是经济学方法论区别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所在。

第二层次是辩证方法。马克主义经济学的辩证分析方法是继承在黑格尔的基础之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辩证逻辑和认识论”的内核剥离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惟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认为自己研究《资本论》所使用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是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截然相反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还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

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评的和革命的。”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就运用这一辩证法的分析范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史过程”,把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当做过渡的形态，当做运动变化的方式，阐明了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以及必然灭亡、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同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种种前景的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任何的结论都不足取。

第三个层次还包括一些具体研究的方法。包括科学抽象法、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等。抽象法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所依据的方法。研究方法是在具体事实或材料中发现一般规律，这种方法的运用需要抽象力发挥作用：叙述方法是一种按照逻辑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作为研究结果的抽象的、一般的范畴。而它的逻辑进程是一个矛盾发展、解决的演进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动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嘲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把思想逻辑的进程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因为，历史的起点就是思想进程的开始，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实际上，逻辑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是一种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对历史发展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的方法。

张宇、林岗批判式的继承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他发展了以下五个方面：(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这五个命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构成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命题1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是经济学说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发生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根本依据。命题2主张在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下分析个体经济行为，是一种制度分析的方法。命题3要求把握生产关系中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从产权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4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产生的经济原因，也是从制度起源的角度分析问题。命题5主张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强调经济学的实践性。上述第一个命题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而其他四个命题，则是这首要原则在经济分析进程中合乎逻辑的展开。

二、对比来的借鉴：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的纳入

库恩的范式理论在方法论上主张采用多元对话,认可多元现实,认为任何方法在解释人类行为时都不优于另外的理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同样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劣，我们不能想当然的下结论。两者互有优劣，经济学由于其偏重于哲学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在定性研究，跨时期研究，经济本质的研究上，有其天然的优势。同样，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其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两面。在深化与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借鉴、参考后者,通过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因素，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纳入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实现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比下的借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一方面要求研究形式的科学化，这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实证研究中越来越数学化与模型化，在分析人们之间经济关系时博弈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我们在创新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

数学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明显的一大趋势，波普把经济学数学化看成经济学中的一场“牛顿革命”。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数学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也由此派生了数理方法与计量方法。借助数学的分析范式，数学方法不断被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之中。严格定量、可计算、可模型化、可计量、可逻辑证明'这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也表明了现代经济学日趋成熟和完善的特征。同时借助于数学的分析范式。可以准确地估算不同变量之间的精确的规律性关系,也可以对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力作出合理的检验。数学方法的运用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这一点在发展经济学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经济学由于革命经济学的阶级任务，重视“抽象分析法”揭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虽然也用到数量分析和实证方法，但基本的方法还是规范分析。而马克思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在《资本论》中只使用了简单的数学。但他并不排斥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他曾说过，“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后来苏联与东欧的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过程中，也表现出引进数学方法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比如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就曾说过：“边际计算、线性规划、数学等都是合理活动效果学的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辅助科学。”mJ另一位波兰经济学家明兹虽然在此问题上保守一点，但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数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至少他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当数学形式比语言—逻辑形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依从关系时，才使用数学形式。”

在和平建设时期，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应当让位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比规范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而这离开数学的运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作为数量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在这方面正是经济学的借鉴之所在，也是经济学完善发展自己所必需。

严格来讲，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还有犯罪学都涉及到博弈论。只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上运用最广泛最成功。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特别是动态博弈理论的发展贡献最大，大家才把博弈论的方法归结在主流经济研

究方法的范围内。博弈论又名对策论，顾名思义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及其决策的均衡问题。因为在主流经济学中，个人主义原则规定的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但是，在博弈的分析框架下，每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行为，而且取决于他人的行为，个人的最优策略也取决于他对其他人所采取的策略的预期。博弈论进入经济学，并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它最核心部分毕竟还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保持着高度一致，也就是理性经济人基于个人本位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博弈论却也深刻反映了关系论的某些特点。博弈论的演化、动态、重复过程，更加贴近了经济现实，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主体在相互接触中不断学习进而达到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人类智慧正是在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这其中孕育的博弈规则趋势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独立的个人研究转向重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而且这种转向标志着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

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把博弈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博弈分析大有用武之地。把人的本质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物质内涵就表现为物质利益。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其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阶级之间的博弈是围绕利益展开的。如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包含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些博弈关系。现阶段我们研究分配问题，中央与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系问题，干群关系问题，都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我们要创新经济学，实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体系的革新，必须把博弈理论也纳入进去，以实现经济学方法体系的更大的适应性。

三、实践中的发展：实验与制度方法的“拿来”

库恩认为范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来看，它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历史的可变性。范式的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所涉及的世界的看法不同了，正是范式的这种发展性和变革性，别无选择地影响了并影响着在这个领域内实践着的团体的结构，亦即当某一个个人或某一个团体第一次产生出一种综合，并能吸引大多数后来者的实践时，较旧的学派就逐渐消失了。“范式”转变的过程一般都是带来科学发展的过程。为此，随着剧变，新老自由主义泛滥，社会主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艰难转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范式转变也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实践中发展创新出来两种研究的方法也应该纳入到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阵”里。

一种是“实验的方法”。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突出抽象法，原因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科学实验条件下可能是准确的。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是要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验。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曾经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复杂的、自然存在的市场系统的学科，所以实验对经济学家来说几乎毫无用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到：“一种发现经济法则的可能方法就是通过被控制的实验。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不容易控制其他的重要因素。因而无法进行类似于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所做的实验。他们一般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一样借助观察的手段。”然而当今，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仿真和实验,经济学实验已经发展成为经济研究的一种相当成熟的工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史密斯因为在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实验经济学方法虽然首先由西方经济学家首创，但由于产生的环境，实验的过程，实验的目的的不同，也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首先，西方实验经济学的实验一般在大学课堂上，或者经济实验室进行，在一定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让参与者针对某一问题进行选择。而我国的经济实验，是为了消除改革的盲目性，在局部的地区或者针对特定的经济主体进行的试验。例如当年国有企业扩大自在四川的试验，改革开放在经济特区的试验等等。其次，实验过程上来看，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一般都要经过五个步骤。从选择课题一实验设计—选择参与者一实验控制一实验结果及分析。而我国的经济实验可以看成渐进性改革的试验，先是国家从宏观大方向上把握全局，然后各地方各经济主体结合自己的实际，推出具体的改革政策措施,最后通过成本收入的比较评价政策绩效。比如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各地创造出来的不同模式。如山东平度的“两田制”；北京顺义的“反租到包”；广东南海的“土地入股”；陕北“四荒的拍卖”等等。再次。西方的实验经济学从目的上看，主要用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检验。如“阿莱悖论”实验对个人选择理论的检验；“囚徒困境”实验对博弈理论的建议；“拍卖理论”对市场理论的检验。我国进行的经济实验主要用于构建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服务。如经济特区在深圳的设立的实验，首先中央拍板在濒临港澳的深圳实行优费的政策，招商引资。通过几年的发展经验，国家给予成本收益的评估。最后下结论，上升为理论与政策，把开放的格局由点到面的推行下去。

另一种是制度分析的方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就是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在西方经济学界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更有发展的最好土壤。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看成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范式创新。制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偏重于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出发，个人行为决定于社会制度,强调解释，这种方法将制度作为变量，并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经济学方法论。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独创，其实马克思也是一位大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其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本质上进行制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这种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方法，具有客观的实用性，能够解决传统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比如说，我国经济学家盛洪博士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提出一种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看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也可以看成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运用。周其仁撰写的《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典范。

四、结论

库恩理论的“范式”概念里，方法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库恩的“范式”与“范式转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演进。基于库恩理论的分析表明。中国化进程中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无外非以下三种路向：一是批判式的继承,坚持经济学基本“内核”；二是对比来的借鉴，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纳入到经济学的方法群里：三是实践中的发展,用实验与制度的方法分析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充实经济学的方法群。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卢卡奇_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g,1996.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列宁论(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张宇，孟捷等,高级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0]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1]兰格,政治经济学(第1卷)[M],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35期,

[12]明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三联书店，1963(泽本).

篇(2)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篇(3)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篇(4)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篇(5)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规范个人主义；方法论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同汇，说明必然还有与新制度经济学者们想要清楚区分的其它一些种类的制度经济学。事实确实如此。这些形形的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上半期曾卜分流行，随后这些旧制度经济学被视为非理论和描述性经济学而为人们所摈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多地运用规范分析相比，旧制度主义者却偏爱于与德国历史学派类似的实证分析而受到排斥。

1.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思路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两种主要的研究思路径渭分明：第一种研究思路侧重于在假设特定的制度下私人部门的治理结构的不同选择。这一研究思路回答以下问题：在通常情况下，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的交易成本在什么情况下最小化？在何种条件下交易在组织内部进行。由此，制度安排由简单的企业和市场的二分法转变为通常称为混合体的一个连续体系也就是选择更加细分的公司治理结构（例如长期契约），对此我们通常采用所谓“混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第二种研究思路不再认为制度是既定的。这一研究思路感兴趣的是确定在各种不同制度条件下制度安排对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产生的效果，以及解释随着时间的变化制度环境发生的变化。这一思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比对制度环境的研究更深人，特别是企业理论。在众多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种研究思路的代表作中，留下了一个公开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是基本地保留了新古典主义研究范式和仅仅只分析研究了许多迄今仍为主流经济理论所忽视的问题，还是它确实是一个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兼容的完全新的研究范式。

2.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规范个人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假设的，这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相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当然， 这并不是说所有社会层面的可观测的经济绩效是个人行为的预期结果。许多经济绩效是人的行动而非人的设计的结果。那么，揭示导致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的规律性是社会科学家的中心任务。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进行实证分析， 而新制度经济学涉及一套社会的根本规则—宪法—的那部分主要要进行规范分析。大多数规范分析的宪法经济学的支持者认为：不仅经济绩效的产生不仅来源于个人行为，而且来源于那些人们行为之间的相互互动所形成的共识（ 假设存在） 并被合法化的制度。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假设被称为规范个人主义。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假设，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都试图实现其效用最大化。他们被处于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的状况，知道他们能采用的各种理性选择，并能实时和无成本地估计到所有可能的后果。KrePs（1990）曾经写道：“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预测将会发生的每件事和有选择最优行动方式的能力。所有的这些都在他们一眨眼的工夫中完成并且是没有任何成本的。”这一假定与现实生活是不相符的。随着将不确定性引人了经济学：“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不能预测世界可能呈现的所有状态，行为者不能准确判断自己行为期望大小的一种状态。”他区别了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种不确定性是指事件可能发生几种的可能性的概率。因此他认为在有风险的状况下计算期望值和应用传统决策理论是可能的。

交易成本最初是由 引人经济学的。它的基本定义为市场交换的成本。它们的引人为企业的生存给出了一个基本原理。如果市场像通常假设的那样是有效率地（和无成本地）运行，那么根本就没有企业生存的任何理由。稍后把交易成本描述为“搜寻与信息成本、议价与决策成本、检验与执行成本”。交易成本的概念是与有限理性紧密相关的，这是因为如果从传统的完全理性概念出发，交易成本只会是大于零的。这样，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交易成本越高，市场交易行为就越少。这不仅可应用在消费品的交换上，而且可以应用在许多投资决策上。进而，交易成本的概念也被引人了政治市场的交易分析中。这表明政治市场是比普通的商品市场更易于出现无效率的状况，因为在政治市场上人们相互的交易对象与个人对自己的承诺保持诚信相比更难测度。

3.实证研究方法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首先，识别性相关性和一致性问题。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问题可以大致划分为：

（1）假设制度是既定的并寻求制度的绩效。

（2）试图解释制度的出现以及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更， 并确定那些引起制度变迁的因素。

对这两者而言，具有识别制度和确定其相关性的能力是关键。一般认为，制度定义为由规则（内部制度）及其执行（外部制度）两部分组成， 那么这两部分都必须能够识别。表面L 看来， 对外部制度的识别似乎相对容易：规则和违规制裁的内容常常会成为正式法律的一部分，因而是可以确定的。然而，这种方法在许多情形下，对于识别制度的实际功能是相当有限的。例如，尽管制度形式相同，但违规制裁（假设是公法） 的各种可能性也会有相当大的不同。在私法领域，形式相同的制度应用不同，接受赔偿的办法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我们先假设尚未存在可用来规范诸如商品交换等相互影响的内部制度，再进一步假设参与者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尚未察觉，那么他们会做出以一下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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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东派生诉讼；法律经济分析；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

一、引言

1960年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奠定了法经济学的基础，“科斯定理”同时也被认为是法经济学产生的直接理论基础。1973年波斯纳出版《法律的经济分析》，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几乎全部法律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标志着法经济学的形成。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是在经济学假设的前提下，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分析法律制度形成、运用是否能有效配置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福利。

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解释。分析解释需满足经济学的两点假设：(1)理性行为人假设，即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即都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2)资源是稀缺的，相对于个体的需求来说资源是有限的，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是为了追求效率，有效配置资源。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为此法律制度的设立与运用是在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下追求某种程度上的效率。诺思认为，设立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创造交易秩序和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所以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分析方法对法律制度规范和法律运行过程中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考查法律制度的影响或结果是否满足“帕累托最优”或“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是否能够替代市场降低交易费用，从而验证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并在法律制度在取得预期目标无效率时，制定更有效率的规则来实现效率和目标价值。

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进行法律经济学分析，目的就在于研究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构建和应用是否能提高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更有利于股东权益之间实现均衡。所谓股东派生诉讼(又称股东代表诉讼、衍生诉讼、传来诉讼)，是指当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员等主体侵害了公司权益，而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究其责任时，由具备法定条件的一个或多个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代表股东提起的诉讼。该诉讼制度首创于英国，1843年福斯诉哈波特尔(Foss V.Harbottle)案和1864年东潘多铅矿公司诉麦瑞威泽案中的Foss V.Harbottle规则及其“例外规则”标志着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初步形成。之后各国纷纷效仿，日本20世纪40年代末引入，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其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了该诉讼制度，而美国的该诉讼制度最为完善，股东发动派生诉讼追究责任者不单单限于公司董事，更是扩及到公司所有各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外部人。2005年我国修订的新《公司法》152条正式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在特定情况下，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东派生诉讼在法律上的意义以及公司治理实践中的作用，国内外已多有研究，普遍认为股东派生诉讼的应用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制衡优势股权地位的控股股东，调动中小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最终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但就其经济分析甚少，而用“经济分析法学不是传统法学所讲的寻求法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或正确答案，而是一个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相互竞争的理论体系，通过比较、评价和选择意识形态界定法和经济学的对话过程，从而导致法的结构和内容方面的真正变化。”，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试图从股东派生诉讼的有效利用程度与由此制度产生的最终保护程度出发，分析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所能达到的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

二、股东派生诉讼的法律经济分析

股东派生诉讼的目的一是以法律的公平正义为前提，通过维护公司的利益，间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对侵害公司利益的人进行制裁，提高小股东的地位和影响，有效制约和监督大股东和公司管理人员，从而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经济效率标准非严格的帕累托最优，而是更为宽泛的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主要原因在于，“帕累托最优”往往只能适用于市场中的自愿交易场合，而在许多社会活动中，法律规定的权利是无法在市场上交易的，或者是无法通过市场自愿交易来转换的。

所谓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是一种非自愿的财富转移的具体结果，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只要在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必须实际补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卡尔多一希克斯有效性标准是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按照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个人之间的谈判可以保证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变成现实的帕累托效率。现实中交易成本为正，就可能使得潜在的帕累托改善无法成为现实的帕累托改善。所以实际上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即总财富最大化标准来思考现实问题。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设立与应用正是以此效率为标准，诉讼过程中原告前期担保、收集信息、诉讼以及公司自身资源的消耗所产生的花费交易费用小于派生诉讼为公司长期带来的利益，经过合理诉讼后，将惩罚有碍公司利益方的行为，最终公司治理结构得到改善，公司相关利益方的境况都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为了充分说明该制度的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本文将股东派生诉讼以诉讼有效程度和保护有效程度作为主因素展开分析，以股东使用派生诉讼制度的有效程度为横轴，股东派生诉讼最终起到保护作用的有效程度为纵轴构造直线坐标系，将该制度所达到的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强有效、强无效、弱有效、弱无效，分布于直线坐标系的四个象限，如图1所示。

坐标横轴表示派生诉讼合理使用的有效程度，正方向表示合理诉讼的状态，即意味着股东具备提起资格(持股时间与数量满足条件)，提起派生诉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遵从派生诉讼提起前置程序原则、善意公正原则、董事经营判断原则等原则。负方向表示派生诉讼制度被滥用的情形，具体有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形：(1)投机诉讼，原告股东与律师与董事串谋获取个人利益而提起； (2)骚扰性诉讼，股东提起诉讼非以维护公司利益为目的，而是为了争夺公司控制权而提起；(3)勒索诉讼，违背诉讼制度宗旨，利用此制度谋取非法利益而提起诉讼提起。

纵轴正方向表示有效保护，即因对公司实施不正当行为而负有民事责任的当事人受到惩罚并为其不正当行为做出补救的情况。负方向表示无效保护。即派生诉讼未得到应得补救成果或滥诉未得逞的情况。

如图1所示，本文认为处于第一象限的情形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强有效，派生诉讼合理实施，诉讼结果得到应得救济，整体福利增进；而相对第二象限定义为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强无效，滥诉却保护得逞，保护了不正当的诉讼请求利益，最终造成资源浪费；第三象限则为弱有效状态，也可定义为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的假象，虽然最终结果滥诉未得逞，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滥诉本身浪费了资源，福利并未改进。而第四象限则意味着法律制度对合理诉讼的限制过分严格，导致诉讼符合基本要件，但最终利益未能得到保护，造成弱无效状态，相对强无效状态未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处于第一象限是股东派生诉讼法律原则与经济效率均达到最优的状态。其他各象限在改进的情况下可最终转化到第一象限。虚箭头代表在诉讼有效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转化；实箭头代表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的优化方向。

三、股东派生诉讼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的改进

如上分析，得知只有在第一象限克尔多—希克斯效率强有效，法律的公平正义与经济学的理性效率均满足。而其他象限则未达到同时满足，强无效失去公平正义，最终激励滥诉，造成整体利益的损失。弱有效则维护公平正义，前期交易费用未得补偿，经济效率未达到。而弱无效合理的公平正义要求未满足，达到经济效率的范围缩小。所以要达到强有效状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改进经济效率；二是在有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公平正义，拓展经济效率的范围。总结国内学者对防止滥诉所提措施主要有对原股东资格做出适当限制、诉讼提起前“竭尽内部救济”、对原告诉讼设置合理的担保费用、以及被告责任的约束等，而在保护有效性方面也多从法律制度规范方面提出对策。

为了改进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除了从法律层面完善制度设定外，还应从节约交易费用，激励或惩罚角度采取措施。为此要从派生诉讼提起的原因即公司利益受到侵害这一状态采取措施，对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主体，如监事会、董事会以及公司外部人员或机构采取事前预防提高其做出不当行为的交易成本、做出不当行为后有效惩戒防范类型状态的再度发生。

参考文献

[1] 章晓洪，股东派生诉讼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6：12—19。91-93

[2]2005年修订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z]

[3] 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评判[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3)：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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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是一门运用回归模型分析数据的方法论学科，本科阶段的初级层次计量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涵盖计量经济学数据、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估计量的理论，异方差、序列相关等。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将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具体可归结为以下3组概念：第一，回归假设。回归假设是为分析回归结果引入的合情合理的假设，在不同数量的假设下能够得到回归系数估计量的不同性质。回归假设是整个回归方法的基础，一切回归有关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都和回归假设紧密相关，同时违反回归假设的情形也是计量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点，因此回归假设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一。第二，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评价估计量的基本标准，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回归理论的核心，整个初级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最终都归结为回归系数估计量的这3个性质，同时，这3个性质又与回归假设紧密相关，故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二。第三，异方差。异方差是违背回归同方差假设时的回归结果表现，无论对于横截面数据还是时间序列数据，异方差的出现是回归分析的常态，因此对于异方差的检验和修正是初级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金融实证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故异方差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三。以上三个阈限概念是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关键，同时在概念上具有紧密的联系，下文将基于此探讨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式。

2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注意事项

由于独立学院的教学方式主要强调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和实践，因此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总体原则仍立足于阈限概念的理解与实际运用，具体地，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为了突出3大阈限概念，在首节导论课即向大家提出3大阈限概念，在介绍回归分析的原理和方法时，详细的说明每个假设的用途，使学生理解每个假设的目的和本质，进而在回归估计量三个性质的教学中把握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具体条件，并明确理解异方差这一违反假设的情况。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充分的时间介绍三大阈限概念及其联系，从而建构整个计量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体系。第二，运用软件展示阈限概念的具体应用。独立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应完全从应用性角度出发，运用软件展示计量经济学概念、原理和方法。对于3大阈限概念，可用40%左右的时间解释概念产生的原因与本质，而60%左右的时间结合典型例题讲解如何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如Eviews解决具体的回归分析建模和假设检验问题。第三，通过尝试撰写学术论文强化阈限概念的综合运用。撰写实证性的学术论文是进行计量经济学方法综合训练的较好途径之一，可以通过让学生从选择题目开始，通过收集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参数估计，假设检验以及进行可能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检验和修正等等来感受计量经济学解决综合问题的方法和程序，通过写作论文的方式加以体现，然后交流讨论，以深化对计量经济学阈限概念的理解。计量经济学教学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具体设计，帮助学生牢固掌握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

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为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是一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的独立学院，也是我国建立最早、最有名的独立学院之一。计量经济学课程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金融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在大三上学期开设。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以提高学生建立回归模型能力为教学目标，基于Eviews软件进行教学，每周教学学时为理论（教师讲授）与上级实验（学生练习）各2学时，特别注重学生对计量经济学阈限概念的理解与掌握。因此，研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对研究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具有借鉴意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为传统的初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师在讲授回归假设时着重解释回归假设的设立目的与合理性，并通过软件讲解回归假设的验证，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回归假设。在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教学中，通过详细分析三个性质所依据的不同假设，使学生理解三个性质所应具备的条件从而掌握线性回归估计量理论。特别地，专门安排约10学时左右的实验课进行计量经济学论文撰写与分析的交流，要求学生自选题目，收集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并检验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模型设定问题，写作小论文并在课堂上展示交流。为评价教学效果，选取2010级学生1个教学班共24人进行满分为5分的教学满意度打分，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全部项目的满意度均达到97%以上，总体平均满意度超过99%。由此可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应用统计课程的教学效果非常成功。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