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类思想文化和语言进行探寻和分析的有效措施是采用二元对立思想。法国知名哲学家德里达率先突破这种思维禁锢，将这一观念形式打破，随后迅速兴起大量后现代学派，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固定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揭示。通过对父权社会正当性以及人类社会优胜于非人类社会的批驳，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逐步发展，重现调整和修复了本应属于女性和自然的地位。但由于积重难返的二元对立思想，一些研究人员未经认真思考就迈入了这一观点。五、后现代是一种勇气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理论，特别是男权把持的各种理论的争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历程中获取自身的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和其他理论之间的交织和争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审判以及批判，将二者结合统一，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性别平等、众生友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这一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据一门先锋理论必须具备的勇气，对自己的理论缺陷要进行客观的看待，对自身要敢于剖析和重组，进而实现自我完善以及自我发展。对此，面对由不合理的人类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人与自然逐渐疏远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要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并勇敢地指出问题。

篇(2)

关键词：莫里森，《爱》，苏珊·S·兰瑟，女性主义叙事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近年来对莫里森的研究已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中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文学理论对其作品进行了分析。其中《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爵士乐》以及《宠儿》受到的关注和评论是最多的，同时也为莫里森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而对于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在国外一直处于零星状态，在国内的研究者也寥寥无几。本文将结合苏珊·S·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对莫里森2003年发表的作品《爱》中女性主义叙事特色进行探讨，研究黑人女性话语权威的建立。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

1．“虚构的权威”——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构建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和叙述声音》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建构者——苏珊·兰瑟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兰瑟系统地阐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将社会身份和叙事形式联系起来了。由此假定：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的结合是产生某一声音或文本作者权威的源泉”(兰瑟 2002：5)，并定义了“话语权威”——“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兰瑟 2002:5)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作家写小说并寻求出版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这是一种为了获得听众，赢得尊敬和赞同，并建立影响的企求。兰瑟认为，“每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争取过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威”(兰瑟2002：6)。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作者试图在作品中实现的这种叙述声音的权威，即是苏珊所称的“虚构的权威”。为了实现“虚构的权威”，作者通常采用三种叙事模式：作者的(authorial)、个人的(personal)和集体的(communal)叙述声音模式。每一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规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莫里森在其小说《爱》中，不仅娴熟地使用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作者型声音和个人型声音，还大胆引入了较为现代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各种叙事模式相对独立，同时其他模式又与之兼收并蓄，使莫里森成功地为非裔女性建立起了“话语权威”。

2．作者型叙述声音(authorial voice)

作者型叙述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heterodiegetic)、集体的并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兰瑟，2002：17)。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它取代了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的提法。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与虚构人物分属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作者型的叙述因其全知角度而往往被理解为虚构，但其叙述声音又显得更具有可信度。而莫里森在她的小说中也运用了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在《爱》中，叙述人L(也是故事的参与者)是一个具有自传性特征的人物。她曾是科西酒店的厨娘，在柯西家族工作了几十年，见证了这个家族的兴衰荣辱。通过不断化解柯西家族中女人们的冲突，L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了整个家族。所以，在小说的故事情节方面，由于L与科西家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她具有了连接各个故事片断的作用。其理性的声音不仅出现在文本的开头和结尾，形成一个叙述框架，而且还在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结尾部分直接插入故事的叙述之中，控制着整个叙述及其叙述行为的发展。通过作者型声音，莫里森树立了一个无所不知的现实而客观地讲述者的形象，而这位讲述者正是一名非裔女作家。因而，莫里森不仅为她自己实现了“话语权威”，也为非裔女性作家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3．个人型叙述声音(personal voice)

个人型叙述声音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这个术语仅仅指热奈特所谓的“自身故事”(autodiegetic)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I”)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兰瑟，2002：20)。因为个人型叙述无法采取无性别的中性掩饰手段，也无法躲避在可伪装成男性的某种文类的声音之中，从而使得女性权威的确立异常艰难。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但个人型叙述声音里的虚构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从而使得其叙述声音的权威又往往名正言顺。所以，虽然女性的个人型声音直到19世纪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但到近代，个人型叙述声音已为女性作家们广泛采用。而莫里森更是在其小说《爱》中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个人型声音。在小说最后两章，随着时态由过去时变为现在时，希德和克里斯蒂自我叙述的声音变得更加明晰。两位老人回忆起童年时的友情和多年来二人之间冷酷的战争，彼此间的仇恨和误会也逐渐消融。此时她们才明白，真正给她们的一生造成伤害的不是彼此，而是如同幻影般存在的柯西。由于他造成的荒唐婚姻，导致两位亲密伙伴在童年时就成为憎恨对方一生的敌人。“我们原本应该携手共度我们的人生，而不应该四处寻找大人物的保护”(Morrison 2003:189)。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通过对男性权威的瓦解，个人型叙述声音让小说中的女性建立起了“话语权威”。

4．集体型叙述声音(communal voice)

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或某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兰瑟将集体型声音分为三种可能：某叙述者代表群体发言的“单言”(singular)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sequential)形式(兰瑟，2002：23)。集体型声音被边缘群体和被压制的群体所用，从而实现了整个群体的“话语权威”。通过集体型的叙述，莫里森一方面成功地达到了结构上的平衡和统一，另一方面通过对黑人群体中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探讨，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广大的黑人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莫里森的小说《爱》，我们不难发现：莫里森通过多种叙述方式--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集体型声音--只为了实现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得女性、尤其是美国黑人女性获得叙述话语的权威，让她们建构自己的故事，讲述自己的历史，从而焕发出黑人女性主体性精神的光彩。

参 考 书 目

[1] Toni Morrison.Love [M].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3.

[2] 陈妍. 实现叙述声音的权威—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解读谭恩美的作品[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6),12-13.

[4] 苏珊·S·兰瑟.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26.

[5] 唐红梅. 论托尼·莫里森《爱》中的历史反思与黑人女性主体意识[J]. 当代外国文学，2007 (1), 37-38.

[6] 言捷智.解读莫里森小说《爱》中的意象[J].华章, 2010 (16), 35.

篇(3)

关键词：女权主义；批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伍尔芙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65-01

一、引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并且引入了新的文学研究维度――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探讨女性审美的存在及其特征，尝试建立女性的符号、话语，体现了女性主义特有的思想创造性。20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女作家、男女平等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弗吉尼亚・伍尔芙围绕着妇女与文学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随笔，作为女权运动的先驱，1929年她发表了长篇论文《一间自己的屋子》。文中作者揭示了长期以来处于男权中心社会中的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要求女性“成为自己”，并为女性争取独立自主和文学创作的权利。

二、女性作家的写作条件

（一）物质条件

伍尔芙指出，18世纪以前欧洲妇女要想成为一名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英国女作家被迫使用男性笔名来减轻社会压力。女性作家在在其成长道路上有着数不清的障碍。她指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也就是说妇女写作应该具备与男人相同的创作条件。这间“屋子”指的是女作家的居住空间，同时也象征着妇女的创作空间。

（二）生活经验

生活经验对于作家，无论男性女性，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经验等同于没有灵感。女性社会生活空间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女性社会经验的缺乏，给他们从事写作活动带来了重重障碍。伍尔芙指出，哪怕是托尔斯泰，如果没有作为士兵时所了解的战争，作为一名富有的年轻人所了解的社会和生活，以及他的教育给他带来的各种经历的话，《战争与和平》一书将会变得难以置信地乏味无趣。

（三）社会地位

没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女性连与男性进行对话的平等权利都没有。伍尔芙感叹“奴仆一般的社会地位，使得女性几乎与写作绝缘”。“在十六世纪，任何一位具有伟大天才的女性必定会发狂、自杀，或者在村外孤寂的茅舍中了此余生，半巫半魔，被人惧怕又被人嘲笑”。因此，她认为女性要想写作，必去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

三、关于《一间自己的屋子》

（一）暗喻与象征

在小说《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芙假设莎士比亚有个妹妹，虽然与其兄长一样天资聪慧，却因遭受父权制的压制而沦落，继而自暴自弃，庸碌无为，最后自杀身亡。作者还虚构了一个叫“牛桥”的大学，是对牛津、剑桥之类最高学府的虐称，隐射了父权文化统治下的学术机构，代表着权威的价值观和标准。第二章中，大英博物馆书架上陈设的有关女性的书籍，特别是某教授关于妇女在德智体等诸方面都比男性略逊一筹的声明，都暗示着传统的文学观对女性创作的排斥。

（二）双性同体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最后一章，伍尔芙提出诗人与小说家的创作心灵应该是雌雄同体的。雌雄同体即指同一个主题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即兼有强悍和温柔、果断与细致等性格。“如此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两种势力主宰，一个男性，一个女性；在男人的脑袋里，男人统御女人，而在女人的脑袋里，女人统御男人。最正常、最适宜的情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的时候”。 但雌雄同体不意味着双性一定要完全相等、平衡。只有两性和谐，创作者才能轻松、愉悦，才会才华横溢，才能写出最优秀的作品，即“双性写作”的理想。

四、结论

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毫无疑问，这屋子便是女性独立的标志。这 “自己的屋子”存在有其必要性：“如果没有这间屋子，我们就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视窗，我们会寻寻觅觅，无所依傍，我们的目光会散乱无序”。伍尔芙以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视野和胸怀，积极探索女性文学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创作出《一间自己的屋子》，对意识流文学形态进行了人本主义阐释，对女性文学的批评和文学女性的评介鞭辟入里，尤其是提出了双性同体这一女性创作的最佳状态。其思想对当时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有着指导作用，而且也奠定了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

篇(4)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 《明智的孩子》 私生

一、绪论

1.安吉拉・卡特。1966年安吉拉・卡特第一部小说《舞影》（Shadow Dance） 出版，随后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魔法玩具店》（The Magic Toyshop）为她赢得了1967年的约翰・勒维林・里斯奖（John Llewellyn Rhy Prize）。卡特独特的写作风格，特别是其天马行空似的对经典童话的颠覆性改写，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追捧。

2.国内外研究现状。1994年，研究安吉拉・卡特作品的第一部专著《身体与镜：卡特作品论文集》“Flesh and the Mirror： Essays on the Work of Angela Carter”正式出版，同年，约克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安吉拉・卡特学术会议。20世纪90年代，国外关于卡特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涵盖了其所有的作品，并涉及到了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狂欢理论，哥特，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等多个方面。

与国外的卡特研究相比，安吉拉・卡特研究在国内还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厦门大学刘凯芳是在国内文学批评刊物上公开发表安吉拉・卡特评论的第一人。她于1997年在《外国文学市评论》上发表的《安吉拉・卡特作品论》第一次把卡特作品介绍到国内。国内卡特的研究，主要也是承袭国外相关研究主题。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卡特魔幻――现实主义（Magic-Realism）写作风格。（2）卡特作品的主题特色，特别是其对经典的颠覆性改写。相比卡特中期创作的小说，《明智的孩子》在国内外还并未成为卡特研究的重点作品。本论文致力于将《明智的孩子》中的“私生” （ illegitimacy）主题与卡特的女性主义立场相结合进行解读。通过此论文，一方面加强国内对安吉拉・卡特作品的认识和解读；另一方面，加深对作者女性主义立场的剖析。

二、《明智的孩子》“私生”主题所体现的女性主义立场

1.合法方权的“不在场”。卡特在《明智的孩子》里明显地创造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以朵拉和诺拉姐妹为代表的“私生子女的世界”，以及以梅齐尔・罕择为代表的“合法婚生世界”。而巧合是，故事中，男性角色都是在婚生这一方的，而女性大都是在私生的世界。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卡特擅于用情节人物的巧妙设置来表现其女性主义立场。在此作品中也不例外。表面上看到的婚生方与私生方的对立，折射了男权与女性的对立。

男权的不在场，首先就是对男权主导社会规则的抨击和讽刺。作为子女的欠思姐妹与梅齐尔所象征的男权群体存在着必然生理和伦理联系，而这种联系却一直被梅齐尔所压制，甚至被切断。父亲刻意的忽视和冷落完全表现了男权对女性的漠然和藐视，如过说这是男权所与生俱来的冷漠，那这个由于男权所主导社会也没有任何的感情可言。

父亲的缺失，正是对女性在压抑环境中自我奋斗、自我成长的歌颂。卡特笔下的女性角色都带有一种坚韧的品格。不论是其改写童话故事里的母性角色，还是创造出的女性形象，她们一直都在从依赖、被动中寻找自由和解放。父权的刻意回避也正给了女性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让被男权所定义的“她 Women”回归到自身所创造的“她women”。

2.女性的觉醒与成长。《明智的孩子》中的女性，都有一种近乎“凤凰涅磐”的成长过程。这种成长，一方面表现了卡特一如既往的主题：女性在男权压抑下的完好无损；另一方面，是进行一种建构性的探索，两性间的可能性和最终走向。

父亲的刻意躲避让姐妹俩体会到来自男权的忽视，意识到了“私生女”的意义―被雪藏，被歧视，被忽略。来自男权的打击让姐妹俩一度有过迷茫甚至放纵的日子。从十六岁开始的激情年少，至三十五岁的从容淡定，十五年的青春岁月中，俩姐妹接触到了形形的异性，对父亲也逐渐由狂热的迷恋到清醒地认识。经历了歌O的历练，成为父亲戏剧的龙套角色，跟着父亲一起闯荡好莱坞，最终在寻找自我定位的过程中，坚定地找到了自我救赎的回归之路：回到布理斯顿，在自己的地带枝繁叶茂。由此看来，卡特并不主张对抗和冲突，而是歌颂在被男权所限定的世界里女性的自足、乐观和积极向上，这是来自异性的压制的最好的嘲讽和报复。

不幸的欠思姐妹一直未被所谓的正统家族所承认，却有幸地在这个机构之外坚强、勇敢地保存了自己。这是卡特对女性在父权压制环境中保持独立的赞美，也是卡特所期望看到的女性的未来。

3.两性的对抗与妥协。卡特在三十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一直在寻找女性获得自由的自我救赎之路。从早期作品中对经典童话中纯洁、神圣的女性形象的颠覆和改写，至中后期卡特创造出的诸如《马戏团之夜》中长着翅膀的弗维斯（Fevvers），仿佛作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的卡特的确有彻底解构再重新建构的信心：先消解那些被男权所定义的女人形象，再自建一个挣脱男权牢笼的“新夏娃”。可是在最后一部小说里，我们明显地体会到了一种回归的气息：在小说结尾，一直未被认可的欠思姐妹在自己七十岁生日当天，也是梅齐尔百年诞辰这天被父亲所正式接纳。

这种“大团圆”结局，展现了卡特创作的“折衷主义”立场。不论是她在创作手法上一直刻意模糊现实与虚幻，还是她小说中一直在寻找的两性间的平衡，这种折衷都使得卡特坚持让结局更倾向于“大团圆”。首先，这种折衷主义不是女性主义对男权的妥协，这种折衷是相互的理解和透彻的领悟。正如小说的结局，两姐妹历经七十五年，终于名正言顺地钻进了他们一直想归属的家庭中心，卡特的“折衷女性主义”首先是充分理解和尊重女人天生对男性、对家庭的渴望，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找女性解放的出路。其次，卡特的折衷主义是一种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男女建构。女性的乌托邦不是海市蜃楼，是更具现实意义的两性关系。小说中尽管双方相认，但最终，欠思姐妹仍然是独立自主的。

三、结论

总结来讲，《明智的孩子》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现了男权与女性的对立。一方面，男权的“不在场”充分证明了男性的冷漠、无为和无责任感。借以嘲讽和暗示男权在社会关系中的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在父亲缺失的情况下，朵拉、诺拉姐妹的健康成长正是对男权不在场的有力报复，也赞扬了女性在父权集中制的社会关系中独立、进取、乐观的生活态度。卡特的女性主义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折衷主义。女性的成长和崛起，并不是要以消解另一性为目标的，更不是以两败俱伤为代价的。卡特所期待的两性关系，是经过磨合后的相互理解却又相互独立的平等与和谐。

参考文献：

[1]Angela Carter，.Wise Children，Vintage[M].1991.

[2]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 Writing From the Front Lin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M].1997.

[3]刘凯芳.安吉拉・卡特作品论[J].外国文学评论.1997（3）.

[4]安吉拉・卡特著.王育平译.“镜与身体”[J].当代外国文学. 2003（4）.

篇(5)

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双性同体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出身于伦敦一个书香名门，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培养家中的男孩上牛津、剑桥等一流名校，可女儿却只能留守在家接受来自父母的教育。儿时的不平等遭遇为伍尔夫日后投身女权运动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她不仅成为西方女性文学评论的理论先锋，也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她娴熟运用手中笔墨，为女性的独立解放摇旗呐喊，为推动女性文学和女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伍尔夫的早期代表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提出女性要写作，必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间房既是女性潜心创作的物质空间，也是女性心灵归属的精神空间。然而，伍尔夫感慨道，这样一间独立的书房对于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而言，无疑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简·奥斯丁终其一生都只能在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一种藏藏掖掖、时断时续的状态下完成。

伍尔夫认为，要使女性自由创作，充分展露其才华，除 了自己的一间房，还得拥有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只有这样双性同体，女性才有可能四处行走，置身于广阔的生活天地中，获取更丰富的写作素材和人生阅历。而不是像简·奥斯丁那样足不出户，因此她的生活阅历和活动空间决定了她的小说只能写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故事。让伍尔夫倍觉惋惜的还有夏洛蒂·勃朗特，她之所以“傻得以一千五百英镑售出了她的几本小说的版权”，【1】 除了缺少人际交往和人生经验，生活拮据也是她不得以廉价出让的原因之一。所以伍尔夫设想，如果夏洛蒂拥有三百英镑的年金，如果她对这个纷繁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她将会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同样不幸的还有乔治·艾略特，她用一个男性的笔名遮掩自己女性的身份以免遭人耻笑和攻击。因为女性写书在当时被认为精神错乱，非疯即傻。不仅如此，乔治·艾略特由于爱上了有妇之夫而必须得隐居乡间“自绝于尘世”。【1】 可想而知，这将对她的创作产生多大的伤害！而在欧洲的另一端，出身名门的托尔斯泰却能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各种场合，与各阶层的女子自由交往，后又投身战场，记下生活与战争的点点滴滴，这才有了传世巨作《战争与和平》。假如托尔斯泰携一位有夫之妇“自绝于尘世”，是断然写不出大气磅礴的《战争与和平》的。

在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父权社会，很多女性不战而败，心甘情愿地成为“房间里的天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该与写作绝缘，浑然不觉地充当着男性的的女佣和附庸。自我牺牲、纯洁优雅是这些“天使”最重要的美德，她们丧失了自我，一味地臣服于男性。伍尔夫除了哀其不幸，还怒其不争。为此，她大声疾呼：女性要独立，要成为自己，必须杀死“房间里的天使”，打破男性强加于她们的道德桎梏，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获得思想的解放和行动自由。

然而，在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被边缘化的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想要通过当时的一些妇女组织和女权运动与男性分庭抗礼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伍尔夫不同于那些激烈声讨的激进女权运动者，而是另辟蹊径试图缓解两性冲突。她认为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是存在了几千年的父权文化制度，而不仅仅是当下的某一些男性。在男性文化霸权的长期统治下，女性不仅是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执迷不悟的参与者。所以她劝诫女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双性同体，先要认识自我，重建自我，“建立一种自主又开放的女性自我，既独立于男性，又与男性、与整个世界有着生生不息的相互依赖、相互促使的关系。”【2】 既然男权文化在两性头脑中根深蒂固，男女完全平等很难实现，不妨忘却幽怨与愤怒，承认两性的差异，将两性中美好的部分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两性和谐共存。

二．“双性同体”的理想境界

在伍尔夫看来，两性的和谐首先是“头脑的和谐”。【1】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的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正如柯勒律治所言，睿智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双性同体”这一概念最早由柏拉图提出，指人类最初身兼两性、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荣格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人的情感和心理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即男性的强悍果断和女性的温柔体贴。伍尔夫沿袭“双性同体”这一意象，将它引入自己的多部文学作品，《奥兰多》就是其中一部最具夸张特色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自传体小说，对“双性同体”有着充分而精彩的诠释，是伍尔夫最具魅力的作品之一。

奥兰多在三十岁时由男变女，“性别的改变，改变了他的前途，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特性。”【3】 三十岁前的男性奥兰多“年轻、富有、英俊，他所得到的喝彩声，无人可比。”【3】 而三十岁后的女性奥兰多虽然在男性的眼中“一直是而且永远是女性的典范、佼佼者，完美无缺”，【3】 但此时的她却处于迷茫混乱的状态，对自己的人生心有余悸。在男权社会，无论多么完美的女性都是社会的“第二性”，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优雅高贵如奥兰多者也概莫能外。根据当时的法律，身为女人就不应拥有任何财产双性同体，因此奥兰多被剥夺了对祖传豪宅的继承权。回想曾经作为男性所拥有的特权，奥兰多百思不得其解。在她看来，除了性别，所有其他方面都与过去别无二致。为何曾经由他统治的世界仅仅因为性别的改变使她步履艰难？伍尔夫的一段男女有别的言论恰到好处地回答了奥兰多的疑问：

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剑，而女子的手必须扶住缎子衣衫，免得它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男子可以直面世界，仿佛世界为他所用，由他随意塑造。女子则小心翼翼，甚至疑虑重重地斜视这个世界。【3】

伍尔夫并未让奥兰多在性别转变之后即刻进入两性和谐的理想状态，而是让她在两性间摇摆不定，轮番发现两性的弱点，一次次陷入彷徨困惑，一步步通过不断磨合逐渐走向双性融合的理想境界。奥兰多先男后女的人生经历不仅使其收获了双重的人格，也促成了其诗作的成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奥兰多既是伍尔夫“双性同体”观的形象化表现，也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理想化产物。在这个身兼两性的人物身上，寄托了伍尔夫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她认为男女两性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必须从根本是消除两性之间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消除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意识、思维模式、伦理价值标准。”【4】 只有这样，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才能与男性和谐相处，与整个世界和谐共生。

三．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三重意义

首先，“伍尔夫作为把女性思想全面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她不仅把批判父权文化的意识、情感和思想注入了文学批评，她还改变了批评话语惯有的表述方式，从而使女性主义思想以截然不同于父权理论的声音在文学批评中脱颖而出。”【5】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不仅仅停留在为女性争取独立的物质环境和自由的文化空间上，她还呼吁女性应敢于冲破男性文化霸权为女性设定的缄默温顺的话语模式，要大胆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让男性、也让整个世界听到女性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独到见解。伍尔夫身先士卒，不断挑战男性文学规范的统治地位，大力倡导从女性立场出发，用女性话语进行女性写作。因此，一位西方研究者在评价伍尔夫时说，“她以自己的力量、失败及困惑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建筑师与设计者。”【6】

其次，伍尔夫作为把重建女性主体引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人，她不仅仅致力于改善女性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还将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指向重建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伍尔夫之前的女权先驱们倾向于向男性社会争取各种平等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劳动就业权等，而自伍尔夫之后，女权运动就增加了一个新目标：在女性主体内部重建女性的精神世界。”【7】 伍尔夫强调女性在重建自我的同时双性同体，也应与男性建立一种互相扶持、互相合作、开放包容的两性关系。女性应走出“自己的一间房”，与男性、与整个社会融合在一起。“尽管伍尔夫对‘女权主义’这一称谓十分反感”【8】，但纵观西方整部女权主义运动史，伍尔夫以其开阔的胸襟和宽广的视野成为当之无愧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

最后，伍尔夫作为把“双性同体”理论引入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一人，她既不屈服于男权文化的权威，又不局限于女权意识的单一，而是倡导男女两性同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伍尔夫反对无限夸大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强调两性和谐并存，男人与女人不再是对立的二元，这是当代女性主义文论的积极方向。”【9】 “未来的女性解放，肯定不只是男女平等那么简单，而是如何建立一种尊重性别差异的平等。它意味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有更多的对异性的了解和尊重，也要有更多的对自身性别的内省。”【10】 由此可见，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不仅体现了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对两性关系在未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结语

总之，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为后世女性文学批评开启了理论先河，也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所主张的在女性独立基础上的两性融合更为两性和谐共存开拓了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 贾辉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1、62、84、85.

2.王建香.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立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4）:28-32.

3.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 林燕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9、12、102、107.

4.张昕.完美和谐人格的追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6(12)：221-225．

5.马睿.从伍尔夫到西苏的女性主义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1999(3)：1-7.

6.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53

7.王建香.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形态[J].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11)：66-70.

8.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

9.蔡岚岚.伍尔夫文学创作的“双性同体”观[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6)：12-13.

10.叶匡政.我看中国女性解放60年[OL]. 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9/29/188269.html, 2009.

篇(6)

【关键词】文学批评；女性批评；《花园里的独角兽》

0 引言

文学批评方法本身是历史时间中的存在―它们属于历史造就的，也受历史的制约，因此，理解把握它们就需要考虑历史的因素。我们看待任何方法，都必然了解它存在的历史时间。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当制约这一文学批评方法存在的具体历史时间消失了的时候，方法本身就失去了言说的功能；不，它依然活着。[1]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在欧美文学批评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此之前，人们对《花园里的独角兽》做了大量的研究，比如从衔接和连贯的角度对其分析或者从《花园里的独角兽》和詹姆斯・瑟伯其他的文章进行对比的研究等等，但是从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的研究还不是很多。

本论文通过对詹姆斯・瑟伯《花园里的独角兽》一文的女性批评视角的分析，旨在揭示在当代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的微妙以及婚姻关系的复杂，从而进一步反映女性主义的妇女解放的观点，以此来引起人类对当今家庭关系的反思，从而建立和谐的男女、夫妻、家庭和社会关系。

1 论述部分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的欧美，至今仍在深入发展之中。它是西方女权主义高涨并渗透到文化和文学领域的结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十分关注性别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重要意义，他们以女性经验为视角重新审视文学史和文化现象，向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以及建基于此的文学史和美学概念发起颠覆性的挑战，由此而显示出了鲜明的政治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主要课题包括：以女性视角重新解读文学作品，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整理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作品，寻觅女性文学传统，要求重构文学史；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方式，阐发妇女文学区别于男性创作的主题、意象、文体风格和语言特点等；在广泛吸收新、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力图建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其鲜明的性别意识介入到文学批评之中，并以解构和颠覆的姿态逐渐由边缘步入中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流行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2]

女性主义与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涨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西方妇女解放的第一次浪潮出现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1920年到1928年英美妇女获得选举权为达到的标志。60年代后第二次女权运动逐渐深入到对女性再就业、教育和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权利的争取，并上升到对女性本质和文化的探讨。在妇女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益，寻求自身彻底解放的思想背景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它以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致力于揭示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及其产生的根源，它提倡用独特的女性视角重新审视父权制社会的一切现象及一切价值判断，不愿承认和服从父权社会强加给它的既定的价值体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向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学史和美学观念提出挑战，她们发现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存在，如男性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男性中心话语对女作家的控制等，力图达到重评妇女形象、寻找女性文学史、发掘女性语言、重建文学研究理论的目标。[3]

詹姆斯・瑟伯笔下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战争以丈夫的胜利告终，在小说中警察和精神病医生选择不相信妻子说的话，而对丈夫说的话深信不疑，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男权主义的社会中女性的角色，这一点也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抨击。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来说，这是女性批评的一个典型例子。小说中妻子充当了夫妻“战争”中的牺牲品，女权主义者站在女性的角度认为这是对女性主义的不公，明明是丈夫用计谋设计了一个“圈套”，到最后却是男性的胜利，她们认为这显然是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其实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之中，男性真正获得了胜利么。答案是否定的。表面上看来丈夫过上了快活的生活，但是婚姻也已失败而结束，所以在这一场“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者。当然从社会性别的观点来看，这篇小小说确实是对女性主义的挑战，受到女权主义的批评在所难免。

一部作品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一部作品的创作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詹姆斯・瑟伯被公认为是继马克・吐温之后美国最著名的幽默作家之一。詹姆斯・瑟伯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被他称为“天才的喜剧大师”的幽默的母亲和懦弱的父亲为其作品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在他的许多反映家庭生活的故事中都能看到他父亲的影子。《花园里的独角兽》是詹姆斯・瑟伯的很著名的寓言式的小小说。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描写了一对关系紧张的夫妻之间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丈夫做好饭后坐在厨房的角落里。丈夫对妻子说他在花园里看见了一只独角兽，丈夫出门后，妻子想把丈夫关进疯人院，就立即打电话给警察和精神病医生。警察和精神病医生不相信妻子的话，反而把她当做精神病人，于是把她关进了疯人院，从此以后，丈夫过上了快活的生活。

小说的创作和作者本身以及当时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詹姆斯・瑟伯童年时代的意外导致了左眼的失明，视力的模糊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35年，瑟伯结束了他长达11年的第一次婚姻，婚姻的不幸使作者更多地看到生活当中的阴暗面，并把它表现在作品中。但正是这场意外使瑟伯躲过了“一战”的兵役，“一战”期间，未能服役的瑟伯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身体的残疾给他的生活带来不便，但可能也因此成就了他，使他能以常人难比的敏感观察社会。在他的作品中，读者看不到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常见的战场的硝烟给社会及大众生活所带来的身心创伤的直接描写，但是，战争以及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对人们的家庭生活、工作甚至思想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的。作者用自己敏锐的目光捕捉到战争及经济萧条在普通小人物生活中投下的影子。他通过对那个特殊年代普通人生活琐事的描写，反映社会的变化对小人物命运的巨大影响。

《花园里的独角兽》中，丈夫刚开始胆小懦弱，一直受到脾气暴躁的妻子的责骂，但 “我们走着瞧吧”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是这篇小小说的转折点，丈夫由此变得沉稳冷静，一直到后来警察和精神病医生费了很大力气把妻子制服，给她穿上了疯子穿的紧身衣，这是丈夫才再次出现，当警察问丈夫是否说过看见一只独角兽时，丈夫矢口否认，重复了妻子说过的话，“独角兽可是神兽”。从这个情节可以看出作者对他们进行了裸的讽刺，也明显的反映出了夫妻关系的不和谐，为了摆脱对方，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是当时千千万万家庭中的夫妻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很容易就会影响到夫妻的家庭生活，从而是很多的家庭走向了破裂。

2 结语

《花园里独角兽》虽然篇幅短小，但是短小精炼，寓意深刻，深深的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家庭关系。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如果站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说，这篇小小说必然会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因为在这一场夫妻“战争”中，女性又充当了牺牲品，为女性批评主义提供了很有力的例证。但是放在整个的大环境和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来看，不难看出，这篇文章是对当时的社会情况的真实的反映，作者通过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平淡的故事，让人们从中感受到表面平静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心中无法回避的情感冲突，从而产生心灵的震撼，引发 人们对人情，人性，夫妻关系，家庭生活和社会的深深思考。

【参考文献】

[1]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篇(7)

关键词　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翻译；解构主义，女性主义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女性，印度裔美国学者，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建立起她的理论。斯皮瓦克并不是将其研究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学科，相反，她的研究延伸到很多不同学科，把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和研究相结合，这些思想都贯穿斯皮瓦克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斯皮瓦克一直在转换她的研究，来改变西方文化和文学批评的主流。斯皮瓦克一直致力于后殖民理论研究和批评。

一、斯皮瓦克的简要介绍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1942年2月24日出生在孟加拉国的加尔各答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所以斯皮瓦克是在孟加拉独立以后，第一代印度知识分子。1959年，她在加尔各答大学完成大学教育，主修英语，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20世纪60年代初，斯皮瓦克借钱去美国进修，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完成她的研究生的学习。斯皮瓦克在后来解释说，她选择康奈尔大学是因为她知道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名字，认为这些大学对于她来说都是非常难得。斯皮瓦克从康奈尔大学得到硕士学位，然后在博士研究阶段，还在爱荷华大学任教。斯皮瓦克的博士毕业论文题为《重造自我：叶芝的生活与诗歌》，指导老师是保罗・德曼。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哥伦比亚大学阿瓦隆基金人文学科教授，1959年在加尔各答获得学士学位，1962年和1967年在康奈尔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斯皮瓦克曾经在多个大学执教，1991年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斯皮瓦克曾经是国家人文学科学院的研究员，澳大利亚国家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等等。斯皮瓦克也是贱民研究组织成员之一。

二、斯皮瓦克的主要作品

《德里达文字学的译本及译者序言》 《在另一个世界：文化政治学论文集》 《在教学机器之外》 《贱民能够说话吗?》 《斯皮瓦克读者》 《翻译的政治》

三、斯皮瓦克的主要研究领域

1　斯皮瓦克和解构主义。

(1)背景。1976年，斯皮瓦克出版了《文字学》――德里达著作的英文版本，并且撰写了长达80页的“译者序言”，奠定了她作为解构主义最杰出阐释者的地位。斯皮瓦克不仅是德里达著作的主要翻译者，同时也是当今的批评家和学者中对德里达的思想把握最准确、解释得最透彻的一个人。

(2)关于解构主义的一些重要概念。解构主义：试图解构一些二元的对立面，解构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一种解构的阅读方式鉴别文本的罗各斯中心设想，以及文本所包含的二元关系和等级关系；解构论证一个罗各斯中心文本总是怎样的削减其自身的设想、自身的逻辑系统。解构通过对文本的踪迹、补充、内嵌的考查来达到这些目的。延异：任何一个所指因为其本质都要延异其能指的意义，意义符号代表了一种缺席的在场(an absent presence)。我们无需呈现椅子实物，只需使用声音或chair文字即可，这样就推迟或延后了实物的在场。“当我们使用符号时，实物和所指的在场仅仅是一种假象、错觉，真正在场的只是代替它们的语言符号。”这种通过一系列符号链条，来推迟延缓意义或实物在场的现象，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延迟”(to defer)。

(3)斯皮瓦克对于解构主义的理解。斯皮瓦克在仔细阅读德里达著述后指出，德里达“对在场并不抱怀旧的态度，他在传统的符号概念中窥见了一种多样性特征。对于在场来说，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怀旧才使这种多样性得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其实现的方式就是宣布符号引出了所指的出场”。而能指的不确定和所指的多重取向以及这二者之间的相互滑动便导致了终极意义的不可能获得，这就是解构批评家对文本阅读阐释所抱的态度。

2　斯皮瓦克和女性主义。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女性挑战意识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对女权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她既不像肖瓦尔特那样致力于建构一种女权主义诗学，也不像法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那样深深受惠于拉康式精神分析理论。应该说，斯皮瓦克的女权主义批评既包含了从女性本身的视角出发进行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同时也包含对女权主义理论本身的批评。

一方面，她曾在20世纪70、80年代致力于北美的女权主义理论话语的建构和女性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她又对女权主义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斯皮瓦克曾经指出，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术语一样，“女人”这个词在一系列复杂的差异中找到起其意义，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就是和“男人”的差异。斯皮瓦克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批判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她指出，霸权国家的女性主义者应该通过学习后殖民国家女性所说所写的语言来达到与这些女性的真正的团结。在这里，斯皮瓦克的论断包含了她的后殖民的观点。

3　斯皮瓦克和后殖民。

(1)关于后殖民。“后殖民”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早期，作为一个术语进入批评话语圈，然而后殖民反抗的实践和理论都可以追溯更久远。很多人都把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作为后殖民的奠基之作。

(2)斯皮瓦克对于后殖民的贡献。第一，关于贱民研究。葛兰西在其著作《狱中札记》里把贱民阶层描述成隶属于霸权的阶层，被排除在权力政体的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之外。“贱民”这个概念，就殖民地民族而言，它无疑是附属于殖民地宗主国的非主流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