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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六西格玛管理 统计学
现代质量管理制度从其形成之日起即与统计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质量检验还是过程控制,统计学在其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质量管理制度的形成应当由工业化时代算起。在初期的质量检验阶段,人们所熟知的质量管理手段仅限于质量检验,这时的质量检验并没有引入统计学中“抽样”的思想,因此,大部分产品都是进行逐个检验。这种检验的弊端很多,限于科技条件,所暴露出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但是在检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数据,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利用的思考,再加上当时统计学中各种统计方法的发展,导致了质量管理与统计学的彻底结合,从而出现了统计质量控制(sPc)这种在当今质量管理界仍有决定性影响的技术。这之后质量管理的发展始终与统计学密切相关。
统计质量控制作为质量检验的发展,其主要作用除进行检验之外,还进行过程控制。这一阶段的检验已不再是单纯的对产品逐个进行检验,而是引入了统计中“抽样”的思想,对产品进行科学的抽样检验。其做法是:在初步考察产品特性的前提下,采取相应的抽样方法抽取一定量的产品,通过对该批抽取产品(统计中称为样本)特性的检验从而推断整批产品的质量特性此即统计学中最基本的方法:根据样本特性推断总体特性。而统计质量控制中的核心理论—过程控制,其核心即是上文中所提到的3口理论。3J理论来源于统计学中的正态分布,它是统计学与质量管理的完美结合的体现,控制图中中心线的确定,控制限的制定等一些准则和方法直接来源于统计学中的相关理论。反过来,质量管理的不断发展也为统计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课题,尤其是对于控制图的研究,迄今己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
六西格玛管理作为质量管理的延伸,不可能完全脱离质量管理。在生产和质量部门,六西格玛管理仍包含质量检验和质量控制的功能。但是,作为整个企业运作的基石,六西格玛管理的作用又不仅限于此,六西格玛管理与统计学的结合也要比质量管理与统计学的结合要紧密的多。
六西格玛管理作为一种追求卓越的管理理念,在企业的运作中不仅对生产和质量部门起着指导作用,同时也决定着企业的其它部门乃至整个企业的运作形式。六西格玛管理所倡导的流程式管理,虽然不是首创,但其不遗余力的推行,并将“工作流程化”作为进行六西格玛管理的前提。在主张“重视人在工作中的因素”的同时,将工作流程化,流程量化,尽量减少工作中人的失误,量化的流程式管理使得六西格玛管理与统计学的结合更加紧密。六西格玛管理在长时间的实践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模式,下面将结合六西格玛管理的DMAIC模型简单介绍六西格玛管理的实施过程,及其各实施阶段中的统计工具。
六西格玛管理实施的是流程式管理,强调“以顾客为中心”,这里的顾客可以是企业的外部客户,也可以是公司的内部客户。其做法是将各种业务或者工作过程分解成大小不一的流程,流程末端即为客户,即流程的成果—产品或服务的接受者。这样,六西格玛管理的实施就转化成为各种大小不一的例子如下:
上面的图示是进行试验的一个简单流程,其中试验人员即为工作的实际操作者;输入变量为影响关键质量特性的各种因素(一般是主要因素);试验的过程是进行各种业务操作的过程;工作的面向对象或称为流程成果的接受者即为顾客;顾客需求产品或服务的关键质量特性为流程的输出变量。
六西格玛管理的核心是以客户为中心,以使客户满意为其宗旨;而在内部管理中则是以影响客户满意度的关键质量特性(CQT,即Critiaclotqualiyt)为其核心,六西格玛流程管理的各个阶段始终围绕CTQ进行。其主要任务是找出影响关键质量特性的主要因素的最优值,并对其进行控制,以使流程一直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其实施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步骤,如下:
一、定义阶段,即D阶段
主要任务是确定影响顾客满意度的CTQ。在这一阶段中,首先要了解顾客对产品的要求,并以函数的形式将这些要求对应于质量特性,通过顾客对产品要求的重要程度对质量特性进行打分,从而确定关键的质量特性,即CTQ。从对客户进行调查到确定CQT这一过程中,常用到如下工具:品质成本分析法、流程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头脑风暴法等四种。
二、测量阶段(即M阶段)
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产品或流程现状的数据。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收集数据之前,测量系统分析和合理的分组计划是必需的。
进行测量系统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影响测量结果的变异来源及其基本信息,并确定相对于产品规格或过程误差,系统的侧量误差是否可以接受。在进行测量系统分析时常用的统计工具有两种,一种是不考虑因子交互作用的戈一R分析,通过计算得到%R&R(衡量系统误差的标准),一般情况下,如果%R&R<10%才会认为系统的误差可以接受;另一种是考虑因子交互作用的方差分析法,通过方差分析可以得到一个数值F(F统计量),然后把F与另一个固定的数值F1-α(可以查表)比较,如果F
三、分析阶段(即A阶段)
数据收集完成之后的一项很自然的工作即是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该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分析在测量阶段收集到的数据来确定一组按重要程度排列的影响质量的变量(流程的输入变量),即寻找质量特性与影响质量变化输入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判断输入变量的重要程度。分析过程中根据需要的不同常用到如下两类工具:图形分析工具和通用分析工具。其中通用分析工具主要包括:参数估计和置信区间分析、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试验设计分析(DOE)等。
四、改进阶段(即I阶段)
分析阶段确定了一组按重要程度排列的影响质量特性的输入变量之后,改进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对质量特性的需求来确定这些输入变量的最优值,并将这组最优值与现有流程的实施值进行比较,如果现有实施值与最优值差别很大,则说明现有流程需要改进。而确定这些输入变量最优值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试验。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和结果更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的角度出发,统计中的试验设计(DOE)成为了必须选择。与传统的试验方式相比,试验设计的优势非常明显,传统的试验分析方法是在输入变量为多个时,即为多个单因子试验,也就是众多输入变量在同一时间只允许有一个变量变化,如下图所示:
五、控制阶段(C阶段)
改善阶段确定了变量的最优值,流程只需在最优状况下进行即可。为了使这种流程能稳定的持续下去,就需要对整个流程实施分析、监控,这是质量管理中统计质量控制的主要工作,因此其在生产和质检部门的实施己比较成熟。常用如下的统计工具:控制图和过程能力分析。
六、六西格玛管理中的工具限制
随着六西格玛管理的广泛应用,其实施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实施的范围越来越广,随之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工具的限制即为其问题之一。
六西格玛管理是一种追求卓越的管理方式,对于每一个流程都要求达到最高的标准。在实施改进之后,流程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这之后对流程实施制的方法仍然是传统的SPC技术,其中的休哈特控制图是实施控制的主要手段。目前在六西格玛管理的控制阶段也都是采用这种技术。
休哈特控制图对监测流程的运行情况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尤其是在流程出现较大波动的情况下,休哈特控制图的报警准确度和及时率都非常高,因此在统计过程控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休哈特控制图对流程的较小波动并不敏感,在流程出现小波动时的报警准确度较低。在六西格玛管理中,由于流程改进之后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远低于出现较小波动的可能性。此时用休哈特控制图对流程实施控制的效果就不能尽如人意。在统计学中,己经出现了CUSUM控制图和EWMA控制图等理论解决类似问题。
参考文献:
[1]彼得·潘德莱瑞·荷普着工金德等译:《六西格玛是什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
[2]贾俊平何晓群金勇进:《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关键词】 前牙;残根残冠;玻璃纤维桩核;铸造金属桩核
DOI:10.14163/ki.11-5547/r.2015.34.053
口腔修复技术的进步以及新材料的出现使得残根残冠通过修复得以保存, 避免失牙[1]。传统方式应用铸造金属桩核进行修复, 但存在较多的临床问题, 玻璃纤维桩核凭借其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和柔韧性, 治疗过程简单等优势在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本科2013年1月~2014年1月对前牙残根残冠应用玻璃纤维桩核与铸造金属桩核修复进行了比较, 现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2014年1月本科收治的前牙残根残冠患者248例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124例。对照组中男69例, 女55例, 年龄20~56岁, 平均年龄(35.8±9.3)岁;病变类型:残根58例, 残冠66例;观察组中男65例, 女59例, 年龄22~62岁, 平均年龄(36.4±9.7)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经X线检查明确病变情况, 做好完善的根管预备及根管治疗。对照组患者应用铸造金属桩核进行修复, 使用硅橡胶制作根管印模, 制作镍t合金桩核, 患者试戴舒适后, 使用聚羧酸水门汀粘固, 再进行牙体预备、排龈、取模以及全冠修复。观察组患者应用玻璃纤维桩核进行修复, 根据根管预备情况选择适宜的玻璃纤维桩, 根管内壁处理完成后将双重固化树脂注入根管, 插入根管桩并固定, 应用高强度双重固化树脂桩核材料制作树脂核, 再进行牙体预备、排龈、取模以及全冠修复。
1. 3 疗效判定标准[2] 成功:修复体恢复满意的外形、恢复正常的咀嚼功能;修复体无松动、边缘密合、无牙龈水肿;根尖区X线检查提示未见阴影或者原阴影面积未见增大。患者修复体外形差、咀嚼功能差或者咀嚼时出现基牙的疼痛;修复体出现松动, 牙龈水肿, 患牙叩击疼痛, 牙根出现劈裂、桩核发生折断, 桩核出现松动或者脱落;根尖区X线检查可见新阴影出现或者原阴影面积发生扩大, 具备上述≥1条为失败。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对照组患者修复成功101例, 失败23例, 修复成功率为81.45%;观察组患者修复成功117例, 失败7例, 修复成功率为94.35%,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应用桩核系统进行残根残冠的修复在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桩核体的修复, 既能够预防修复体的脱位和基牙发生折断, 又能够显著的增强牙齿的固位性和抗力性。不同的桩核材料具有不同的特性, 理想的桩核材料应当具有强度高、耐腐蚀性好、抗疲劳特性、良好的透光性、接近于牙体组织的弹性模量、便于操作等特性[3]。
多年的临床实践认为, 铸造金属桩核的光滑表面使其固位性下降;在口腔唾液的长期腐蚀下, 金属离子被不断的释放引起龈缘的变色反应影响美容, 重者其细胞毒性反应将影响人体的健康;由于其应用材料的弹性模量大于牙本质, 应力将主要集中在牙根尖部引起牙根折裂, 导致修复的失败[4]。而玻璃纤维桩核具有优良的物理特性。相关的研究表明[5], 玻璃纤维桩化学性质稳定、组织相容性优良, 不会引起金属腐蚀性和生物毒性;玻璃纤维桩核材料半透明, 与人体牙齿颜色相近, 美学效果较好;其与牙本质的弹性模量十分接近, 对应力的传导十分合理, 避免应力过度集中造成根折;玻璃纤维桩的内核支撑力强, 使其和烤瓷全冠能够保持稳固的粘连接合效果;树脂材料的应用不会延误进行牙体的预备以及暂时修复体的制作, 操作过程简单, 有效的节省患者的就诊次数和时间, 降低患者的治疗费用。本组研究中, 应用玻璃纤维桩核修复的观察组修复成功率高于应用铸造金属桩核修复的对照组, 同时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 前牙残根残冠应用玻璃纤维桩核修复较铸造金属桩核修复具有更好的临床疗效, 操作简单, 不良反应少, 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参考文献
[1] 宋辉, 王景文, 邓旭亮, 等.两种纤维桩短期修复效果的临床观察.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2014, 32(4):390-393.
[2] 杨岚, 周莉.两种桩核修复上颌前牙残根残冠的临床比较.中国美容医学, 2012, 21(5):835-836.
[3] 马东湘, 马东燕, 赵世俊.玻璃纤维桩在下颌前磨牙残根残冠修复中的应用效果观察.山西医药杂志, 2015, 44(4):422-424.
[4] 武庆华, 张晓东, 朱坤.玻璃纤维桩修复前牙残根残冠的临床疗效观察与分析.中华全科医学, 2014, 12(7):1047-1049.
[5] 李萍, 朱智敏.不同桩核修复方式对牙体抗折强度和折裂形式影响.现代医药卫生, 2014, 30(23):3543-3544.
【关键词】 低位直肠癌 TNM分期 手术方式 生存率
最近,O’Connell等对美国NIH-NCI检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EER)数据库中119 363例结、直肠癌患者的生存率进行了比较,发现第6版结直肠癌TNM分期系统可以对患者预后进行更准确的评估,但国内尚少见根据第6版TNM分期来指导各期低位直肠癌如何选择术式的报道。因此,本文通过收集吉林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手术治疗的低位直肠癌患者196例资料和随访结果,探讨低位直肠癌外科治疗的术式选择及应用吻合器保肛术的适应证。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03年3月—2005年3月期间在吉林大学第三临床医院手术治疗的196例直肠癌患者中应用吻合器保肛术89例,其中男48例,女41例,男女比例为1.17∶1;Miles术107例,其中男57例,女50例,男女比例1.14∶1。
1.2临床病理类型
196例低位直肠癌按照中国抗癌协会制定的大肠癌大体分型进行分类,其中溃疡型128例,肿块型52例,浸润型16例。肿瘤分化程度:高、中、低分化腺癌分别为77、93、26例。
1.3低位直肠癌临床病理TNM分期与术式的选择
术前根据指诊、纤维结肠镜和病理活检,盆腔CT、MRI检查、全腹部彩超等综合检查结果来判断有无肝脏转移、肿瘤的大小和位置、侵犯肠管周径、浸润深度、盆腔淋巴结转移状况及肿瘤生物学特性,在确保根治的前提下选择术式。临床病理由病理科医生评估,且入选的196例患者按2002年AJCC TNM分期标准予以分期[1]。
1.4治疗方法
Miles术组和应用吻合器保肛术组的腹部手术方式相同,均采用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
1.5随访
低位直肠癌应用吻合器保肛术组和Miles术组共221例,其中因失访和临床数据欠缺而数据不全者25例,随访率88.7%,术后随访3~76个月。
1.6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χ2检验;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差异比较用 Log-rank检验。
2结果
2.1一般情况两组病例性别、年龄、有无肝转移、病理类型、原发肿瘤大小、浸润深度、癌肿部位、组织学分化程度、侵犯肠管周径、有无区域淋巴结转移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表1两种术式临床资料
2.2生存率应用吻合器保肛术组和Miles术组按第6版TNMⅠ、Ⅱ、Ⅲ期中的各期及各亚期,2、5年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单因素分析显示,Ⅳ期患者切除原发肿瘤后平均生存时间Miles手术组(20.10±1.52)个月,优于应用吻合器保肛手术组的(13.33±0.81)个月,两术式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2。表2两种术式术后2、5年生存率在TNM各分期中的分布
对肿瘤下缘距肛缘5~6cm和6~7cm低位直肠癌者Miles手术与吻合器保肛手术术后2、5年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表3肿瘤下缘与肛缘各距离段下选择两种术式随访5年生存率比较
3讨论
临床对距肛缘7cm以下肿瘤多采用Miles术,该术式范围广,创伤大,切除,并行永久性人造,给患者带来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和心理障碍。但随着对直肠癌生物学特性以及肿瘤浸润转移规律研究的深入,术前判断准确性的提高、各种吻合器械的推广使用,以及手术技术的日益完善,低位直肠癌患者保肛手术的比例明显增多,并可使至少2/3的直肠癌患者避免做永久性人工。
本研究发现,应用吻合器保肛术和Miles术在TNMⅠ、Ⅱ、Ⅲ期中的各期及各亚期,2、5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与Moore等[2]报道基本一致。国外的文献表明,低位直肠前切除(LAR)和腹会阴联合直肠切除(APR)两组手术的长期生存率差异并不明显,特别是Zaheer等[3]认为针对Ⅲ期的直肠癌,准确精细的外科手术中所得出由此看来,Miles手术和应用吻合器保肛手术虽然在肠道重建方式和术后生活质量上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大范围的腹会阴联合切除并未能表现出在根治手术中的彻底性和优越性。该结果也正说明,直肠癌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它转移和局部浸润通常局限在肠系膜内,完整的全直肠系膜切除(TME)可以使肿瘤的局部复发率降低,是直肠癌根治的关键所在。两组患者手术中严格遵循此原则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而单因素分析显示,Ⅳ期患者切除原发肿瘤后平均生存时间Miles手术优于应用吻合器保肛手术(P
在实际操作中采用何种手术应根据肿瘤大小、浸润程度、患者胖瘦、骨盆宽度及术者经验等因素而定。手术仍以根治性切除为目的,对于一些晚期恶性肿瘤、有盆腔浸润转移、位置较低的直肠癌患者,仍应以作Miles手术为主,绝不能片面追求保肛而忽视切除的彻底性。从上述病例统计结果和国内外相关文献来看,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的临床效果是好的。但也有些临床专家对LAR治疗中低位直肠癌持谨慎的态度[6]。他们不认为直肠癌保肛手术所占比例是衡量治疗直肠癌水平标准,而强调彻底根治手术,延长患者生存期限。
参考文献
\[1\]毛伟征,主译.AJCC癌症分期手册.第6版.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13-119.
\[2\]Moore HG,Riedel E,Minsky BD,et al Adequacy of1-cm distal margim after restorativeRectal cancer resection with sharp mesorectal excision and preoperative ombinedModality the rapy\[J\].Ann Surg Oncol ,2003,10(1):80-85.
\[3\]Zaheer S,Pemberton JH,Farouk R,et al.Surgical treatment of adenocarc-inoma of the rectum\[J\].Ann Surg,1998,227:800-811.
\[4\]Chu QD,Davidson R,Rodriguez-Bigas M,et al.Is abdominoperineal resection a good option for stage IV adenocarcinoma of the distal rectum?\[J\].J Surg Onc,2002,81(5):3-7.
【关键词】 前列舒通胶囊;左氧氟沙星;Ⅲ型前列腺炎
Ⅲ型前列腺炎是慢性前列腺炎最常见的类型, 其发病机制尚未清楚。之前已经有研究证明, 前列舒通胶囊可用于治疗Ⅲ型前列腺炎,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作者采用前列舒通胶囊联合左氧氟沙星治疗Ⅲ型前列腺炎,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泌尿外科2010年6月~2012年6月收治的Ⅲ型前列腺炎患者80例,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各40例。年龄16~70岁, 平均年龄40岁, 病程1~20年, 平均病程10年。排除标准:一个月内服用过前列舒通胶囊或左氧氟沙星;有神经源性膀胱、泌尿系统结核、泌尿系统肿瘤等影响实验效果的疾病;严重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实验组口服前列舒通胶囊(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Z20027140)3片/次, 3次/d, 口服左氧氟沙星片(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4291) 0.2 g/次, 2次/d;对照组单纯口服前列舒通胶囊, 方法同上, 均以30 d为1个疗程, 比较1个疗程后两组患者的有效率。
1. 3 护理
1. 3. 1 热水坐浴 热水坐浴操作简单, 因此是值得推广的家庭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具体操作为:将40℃左右的水倒入盆内, 每次坐10~30 min, 水温降低时再添加适量的热水, 使水保持有效的温度, 1~2次/d, 10 d为1个疗程。
1. 3. 2 心理护理 由于前列腺患者常存在思想顾虑, 尤其是慢性前列腺患者, 常反复治疗, 效果不显著, 心里负担重, 对治疗失去信心, 因此应该多与患者交谈, 满足患者的心理需要, 使其放松身心, 消除其不良情绪, 积极与医护人员合作, 尽快达到治愈目的。
1. 3. 3 饮食指导 嘱患者避免饮酒, 禁食辛辣刺激食物, 消除熬夜、劳累等不良习惯,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1. 4 疗效判定标准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的临床疗效判定标准。痊愈:临床症状、前列腺压痛完全消失。显效:临床症状缓解60%以上, 前列腺的压痛消失。有效:中医证候、前列腺液及体征检查较治疗前评分减少40%以上。无效: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变, 前列腺液中白细胞检查无变化或加重, 细菌培养不变。并分别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进行评分。总有效率=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1个疗程后, 实验组、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90.23%、74.34%, 实验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实验组患者治疗后中医症候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3 讨论
前列腺炎的临床表现主要有尿频、尿急、尿不尽感, 偶尔会有尿痛感觉, 或有尿后尿道不适、灼热感等。或可见终末尿, 尿散不成条线, 或大便时(以大便秘结时明显)尿道口前列腺液溢出(俗称滴白)等排尿不适症状。局部不适常表现为小腹、少腹、会阴、、精索、、腰骶等部酸、胀、坠。中医学认为慢性前列腺炎应属“淋证、精浊、尿浊、淋浊”的范畴, 对其辨证分为湿热下注、气滞血瘀、肝肾阴虚和肾阳不足四种类型[2]。根据病程长短, 在发病机制上表现出一定的变迁规律性, 发病早期以湿热下注为主以实证多见, 但在中期则转为湿热挟瘀, 到后期则出现肝肾阴虚和肾阳不足[3]。左氧氟沙星为广谱喹诺酮类药物, 口服吸收迅速而完全;前列舒通胶囊具有清热利湿, 化瘀散结的作用, 而前列腺炎属湿热瘀阻证[4]。
综上所述, 前列腺炎作为世界性难题, 被称为“不危及生命的癌症”, 通过观察前列腺炎的临床症状, 针对各种症状的特性采用前列舒通胶囊联合左氧氟沙星治疗Ⅲ型前列腺炎, 并结合突出的临床症状提出相应的护理措施, 说服患者积极配合临床治疗,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
[1] 周文彬, 陈德宁, 黄忠旺, 等. 前列舒畅汤治疗Ⅲ型前列腺炎的临床研究.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7, 2(2):111-113.
[2] 郭彤.前列腺封闭结合中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258例体会.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4, 26(4):78-79.
【关键词】 双生子;屈光状态;遗传
本文对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在视光门诊就诊的24对双生子进行屈光检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视光门诊就诊的24对双生子48人96眼,年龄最大15岁,最小5岁,平均年龄(10.13±3.37)岁。其中男26人,女22人,男性双生子12对、女性双生子10对,异性双生子2对。
1.2 屈光检查 首先进行眼科常规检查;采用日本TOPCONKR-8800电脑验光仪验光数据作为参考,散瞳检影验光数据作为结果。6岁以下者用1%阿托品凝胶滴眼每天三次,连续3 d,第4天检影验光;6岁以上者用托吡胺滴眼三次,1 h后检影验光,由资深验光师完成验光。将柱镜的一半加入球镜度数作为总屈光度。采用对数视力表检测视力。
1.3 统计学方法 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采用配对t检验、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对球镜、柱镜、总屈光度及矫正视力进行分析,P
2 结果
2.1 视力与屈光度情况 24对双生子48人96眼的裸眼视力在0.1~1.0之间,通过屈光矫正,近视散光患者视力均能矫至正常1.0,而远视散光和混合散光患者视力矫正不佳,伴有不同程度的弱视。屈光状态:48人96眼中,单纯近视21眼、复性近视散光22眼、单纯远视5眼、单纯远视散光1眼、复性远视散光41眼、混合散光6眼。2人内斜视并伴有高度远视散光,1人外斜。
2.2 双生子等位眼屈光度和矫正视力的比较 双生子等位眼屈光度和矫正视力的比较见表1,经配对t检验表明:24对双生子左右眼的球镜、柱镜、总屈光度和视力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双生子等位眼屈光度和矫正视力的关联性 双生子等位眼屈光度和矫正视力的关联性见表2,经相关性分析表明:24对双生子等位眼的球镜、柱镜、总屈光度和视力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96(
3 讨论
本文探讨广西区域的双生子的屈光状态,通过对24对双生子等位左右眼的球镜、柱镜、总屈光度和矫正视力的配对t检验和相关性分析,说明双生子的屈光度有相似特性,表明遗传是影响双生子屈光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表1看出,经配对t检验,24对双生子等位左右眼的球镜、柱镜、总屈光度和矫正视力的P值分别为0.94、0.18、0.47和0.20,均大于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有遗传特性。从表2中看出,24对双生子的屈光度和矫正视力的相关系数相近,其中以球镜及总屈光度的相关性最高,分别为0.96、0.96,说明双生子的屈光度有相似特性,表明遗传是影响双生子屈光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胡诞宁报道的双生子单纯性近视眼的遗传度为0.60,并认为遗传与环境因素各起一半作用,遗传的作用略大于环境的作用。诸仁远等报道的双生子近视眼的遗传度为0.65[1];王蓉芳报道的双生子远视眼的遗传度为0.61[2];王志强等报道的总屈光度的遗传度为0.61[3]。由于病例有限和条件限制,本文未能进行同卵和异卵双生子屈光状态的比对,也就无法进行遗传度的测算,其他数据的比对有待于今后收集研究。
综上所述,双生子的屈光状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有针对性的开展防治工作,将有屈光不正家族史的儿童作为防治的重点对象。胡诞宁认为用多因子遗传解释单纯近视眼的发生比较合理。遗传为内因,环境为外因,两者相加超过一定的阈值即会发病[4]。我们不能改变遗传基因,但可以通过改变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基因的表现,从而改变表现型[5]。对于近视患儿应注意用眼卫生,改善采光照明及寻找切实可行的治疗近视的方法,以控制近视度数的加深。对于远视散光引起的弱视患儿应及早发现,及早进行有效的弱视治疗,尽快恢复视功能。
参 考 文 献
[1] 李凤鸣.中华眼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2] 王蓉芳,诸仁远,王国民,等.双生子远视眼的研究.上海医学,1984,7:586-588.
[3] 王志强,王冬妹,欧阳镇,等.中国学校卫生,1992,4:206-208.
关键词:超声造影检查;增强CT;肝肿瘤;研究对比
【中图分类号】R73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3-0433-02
超声造影(CEUS)是一种诊断肝肿瘤的新技术,能够清晰的观测到病灶的血流灌注特点,是目前临床上具有较高价值的诊断技术。国内外许多文献都对此做出了报道[1~2]。笔者就CEUS对于肝肿瘤患者的检查结果和增强CT进行了对比分析,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摘取我院自2008年1月至2011年1月之间所收治的76例肝占位患者进行CEUS和增强CT检查。其中男性患者49例,女性患者27例,平均年龄58.4±4.9岁。
1.2 方法。CEUS检查:采用Philips HDI 5000型超声诊断仪进行检查,造影剂为SonoVue,在使用时先注入生理盐水5ml,混匀后再以团注的方式进行肘前静脉注射。在注射造影剂后的0~40s内为动脉相;40~120s内为门脉相;120s之后则未延迟相。对整个造影的观察时间为5~8min。将整个造影过程的全部图像进行储存,分别由三位以上经验丰富的超声科医师进行观察和分析,最后提供报告;增强CT检查:采用西门子多层螺旋CT扫描仪进行检查,在全肝平扫后进行增强扫描,造影剂为90ml的碘海醇,调整单相注射速率为3ml/s,在肘静脉注射后的30s进行第1期全肝扫描,70s开始第2期扫描,4min以后则进行第3期扫描。病灶增强类型包括有完全增强、不均匀增强、环状增强、向心性增强以及无增强,完全增强:病灶区均出现增强;不均匀增强:病灶区呈现出斑块样增强反应;环状增强:病灶中心无增强,周围出现增强反应;向心性增强:从病灶周围向心开始逐渐增强加深;无增强:病灶区域无增强反应出现。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统计学处理软件SPSS 15.0进行相关数据的处理,组间对比采用t进行检验,方差值P<0.05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CEUS表现特征:22例原发性肝癌患者均出现早期的动脉强化,其中19例在门脉相迅速消退,其余3例则消退较为缓慢;21例转移癌则呈现出不同的强化程度和强化方式,消退的速度也不尽相同;33例血管瘤患者则明显表现出向心性增强,消退速度较为缓慢。
2.2 增强CT表现特征:22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动脉期呈现出高密度,其中17例在门脉期呈低密度,其余5例则至延迟期呈现出低密度;21例转移癌患者可见环状增强,仅少数出现不均匀增强;33例血管瘤患者中11例可见不均匀增强,其余呈现出向心性增强特性。
2.3 两种方法对比:对于原发性肝癌、血管瘤的检查,CEUS和增强CT对比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肝转移癌患者的检查CEUS则明显优于增强CT,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数据见表1。
3 讨论
CEUS和增强CT在对于肝肿瘤的检查上均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可以通过不同时相的增强情况来对于肿瘤血流灌注的特征做出分析,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由于原发性的肝癌的主要血流供给来自于门静脉,所以在动脉早期便可呈现出强化的特性,这也是CEUS和增强CT对于原发性肝癌诊断上无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3]。
CEUS是近几年来才开始逐渐在临床上应用的技术,相较增强CT起步较晚,但是从众多报道和文献中来看,其对于肝肿瘤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都是相当优异的。超声造影在继承增强CT对于原发性肝癌检出率高这一优点的同时,也弥补了增强CT的不足,它能够有效的对于造影剂在进入肝实质后的开始时间和消退时间。因此对于一些微小的病灶的诊断价值较增强CT更加具有优势,但是CEUS的对比性较差,每次的检查只能显示出局部病灶以及周围组织中的情况,并不能够全面的做出观察和判断。
综上所述,CEUS和增强CT均能够有效的显示肝肿瘤的血供特点,但是CEUS对于肝转移癌的灌注情况较增强CT更加有利,能够为肝癌早期的诊断提供更加精确的信息。
参考文献
[1] Strobel D, Krodel U, Martus P, et al. Clinical evaluation of contrast-enhanced color Doppler sonography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liver tumors.Journal of Clinical Ultrasound, 2010, 28(1):1-13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基本概况
邛海盆地地处川西高原,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7.2℃,日照充足,雨量充沛;该区以红壤、黄红壤为主,局部地区的红壤达海拔2100m以上。
1.2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数据源于西昌2006年测土配方施肥国家补贴项目土样化验分析汇总表,共提取392个采样点。基于Arc-GIS9.3生成样点分布图如图1所示。
1.3常规统计分析
利用ArcGIS9.3中地统计模块,统计出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基本特征性数据。
1.4地统计学基本理论
传统统计学理论是纯随机变量,但许多土壤性质在空间上并不完全独立,而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空间相关性。地统计学方法以半方差函数和Kriging插值为基本工具,能对既具有随机性又具有结构性的各种变量在空间上的分布进行研究[5]。半方差函数能较好地描述区域化变量的空间分布结构性和随机性,其中一些重要参数,可反映区域化变量在一定尺度上的空间变异和相关程度,是研究土壤特性空间变异性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行精确Krigking插值的基础[6],式中,r(h)为半方差函数;h为样点空间间隔间距,即步长;N(h)为间隔距离为h时的所有观察样点的成对数;Z(xi)和Z(xi+h)分别是区域化变量Z(x)在空间位置xi和xi+h的实测值。若h为横坐标,r(h)为纵坐标绘制函数曲线图,称为半方差函数曲线图,它可直接展示Z(x)的空间变异特点。克里格插值,是地统计学的主要内容,它是通过对已知样本点赋权重来求得未知点的值。式中,Z(x0)为未知采样点的值;Z(xi)为未知样点周围的已知样本点的值;i为第i个已知样本点对位置样点的权重;n为已知样本点的个数。
1.5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缓冲区分析是通过生成相关空间实体的缓冲区,以判断空间实体影响范围的过程[8]。本研究以土壤质地、城镇、邛海和河流为影响源,建立不同距离的缓冲区,以分析有机碳含量的变化情况。
2结果与分析
2.1常规统计分析
基于ArcGIS9.3的地统计模块,对采样数据进行常规描述性统计(见表1)。从偏度上看,呈右偏态分布。变异系数反映空间变异性程度,通常认为变异系数CV≤10%为弱变异性,10%<CV<100%为中等变异性,CV≥100%为强变异性[9]。表1可知,其分布属中等变异性。
2.2空间变异分析
2.2.1半方差分析
上述分析只能反映采样点中有机碳含量特征,难以完全反映整个研究区的空间分布信息,即空间结构性、随机性、相关性和独立性等。运用地统计学方法可以较好地弥补上述缺陷[10]。根据球状理论模型得出相应参数如表2所示。土壤养分分布由结构性因素和随机性因素决定。结构性因素,如气候、母质、地形、土壤类型、自然因素等;随机性因素,如施肥、耕作措施、种植制度等各种人为活动,使得土壤养分的空间相关性减弱,朝均一化方向发展。从结构性因素的角度来看,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例可以表明系统变量的空间相关性程度,比例<25%时,系统具有强烈空间的相关性;比例在25%~75%时,系统具有中等空间相关性;比例>75%时,系统空间相关性很弱[11]。由表2可知,块金值与基台值之比为0.552,由此可见,邛海盆地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体现为中等强度的空间相关性,且以随机变异为主。
2.2.2空间分布特征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采用Kriging法进行最优内插,得到土壤有机碳分级图(见图2)。高值区位于西昌市主城区东南部和邛海海域东南部,且以斑块形式存在。低值区位于邛海海域东北部,并由该低值中心向西北方向递增。
2.3土壤有机碳影响因素分析
2.3.1土壤质地
由表3可知,土壤有机碳含量表现为中壤>重壤>轻壤>砂>砂土,经方差检验其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F=8.213,P=0.000)。其中重壤、轻壤、中壤中有机碳含量明显高于砂土和砂壤,重壤、轻壤、中壤中有机碳含量差异未达明显水平,砂土和砂壤中有机碳含量差异也均未达显著水平(见表3)。不同质地的土壤,肥力特性不同,因此有机碳含量也不相同。
2.3.2土壤pH值
土壤pH值常通过影响微生物的活动显著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含量及空间分布,微生物最适宜中性环境下活动,强酸或强碱条件下其活动受到抑制。从研究区不同pH的土壤有机碳含量来看,中性土壤>微酸性土壤>微碱性土壤>酸性土壤。经方差检验,其差异达极显著水平(F=4.216,P=0.006)(见表4)。其中,中性条件下土壤有机碳含量明显高于其他范围pH值的有机碳含量。主要是由于土壤pH值在7.0左右,微生物较活跃,有利于分解有机质,促进了土壤碳素的释放。土壤pH值过高或过低,都限制了微生物分解有机质的能力,从而土壤中有机碳含量偏低。
2.3.3西昌市影响分析
为分析西昌市城市化进程对其城乡交错带土壤碳素含量的影响,选取最具典型的西昌市主城区为例,采用GIS空间分析中的缓冲区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其具体做法是以西昌市主城区作为面实体影响源,分别建立0.4km、0.8km、1.2km、1.6km和2.0km的缓冲区,探讨主城区对城乡交错带土壤碳素含量的影响。通常,相关系数在0.8-1.0为极强相关,0.6-0.8为强相关,0.4-0.6为中等程度相关,0.2-0.4为弱相关,0.0-0.2为极弱相关或无相关。分析显示城镇对土壤有机碳含量影响属于强相关性(见图3)。这主要是由于在城市周边人为因素造成的,如生活垃圾、工矿业废渣、污泥、塑料废弃物等,对土壤资源侵占、污染,而使土壤养分遭到破坏。
2.3.4邛海影响分析
作为四川第二大淡水湖的邛海对西昌市的降雨、气温、土地利用等也有较大的影响。以邛海作为面实体影响源,分别建立0.3km、0.6km、0.9km、1.2km和1.5km的缓冲区,分析显示呈现极强的相关性(见图4)。总体水平上随着缓冲区距离的增加,其含量也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侵蚀、搬运、沉积作用使得较大的土壤颗粒堆积在湖岸,一般来说土壤颗粒越大保肥性越弱,从而土壤有机碳含量低。2.3.5河流影响分析该区水系相对密集,为反映河流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以河流作为线实体影响源,分别建立0.1km、0.2km、0.3km、0.4km和0.5km的缓冲区,分析显示其呈极强的正相关(见图5)。随着缓冲区距离的增加,其含量也明显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河流流水搬运、沉积作用使得土壤表现近河岸粗远河岸细。一般来说颗粒大的土壤保水性差,吸附、保持养分能力差,且土中有机养分分解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