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废物处理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畜牧业废物处理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 存在问题

1.1 环保意识不强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养殖业迅猛发展，但部分养殖户只注重养殖增收，不重视环境保护；部分地方政府存在重发展、轻环境的意识，致使畜禽养殖污染日趋严重，“畜产公害”已成为农村三大面源污染之一， 对农村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2 治污设施落后

目前，我国畜禽养殖还没有实行规范的、刚性的环境准入制，大部分养殖场都是因陋就简，缺乏统一规划，也没有建设必要的污染处理设施；同时，养殖户缺乏专业的养殖污染防治知识和科学的治理方法，达不到良好的污染治理效果； 治污资金困难， 也致使养殖户直接将养殖废弃物外排，造成环境污染。

1.3 食品安全隐患

当前， 随着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 兽药、 饲料添加剂、 消毒剂等畜牧业投入品也被大量使用， 由此引起的抗生素、 激素等兽药残留问题， 导致畜产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 特别是近几年， “三聚氰胺”、 “瘦肉精” 等一系列畜产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发展畜牧业发展敲响了警钟。

2 对策与建议

2.1 树立低碳养殖理念

低碳养殖是一种低能、 低排、 生态、 有机 、 绿色及具有良好社会生态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 低碳养殖通过技术创新、 制度改革 、 产业转型等多种手段， 减少养殖生产中各环节的碳排放，达到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的目的， 引导畜牧业向集约化、 规模化、标准化的生态模式发展，最终实现畜牧生产与环境保护双赢。

2.2 推广标准化养殖

发展标准化养殖，是提高畜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养殖业健康快速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要按照“统一规划、适度规模、规范饲养、 生态平衡” 的原则， 科学选址、合理布局、规范建设，做到养殖设施化、 品种良种化、 生产规范化、 防疫制度化和粪污无害化， 提升畜牧业的短期生产效益和长远社会效益。

2.3 加大新技术应用力度

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应用，有利于养殖过程中物质循环、能量转化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减少废弃物、 污染物的产生， 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一是大力推广“畜-沼-菜”、 “畜-沼-果”、 “畜-沼-草 ” 等循环养殖模式 ，节能减排， 防止污染 ； 二是加大发酵床、 微生态制剂、 秸秆青贮氨化等新技术、 新方法应用力度 ， 构建畜禽体内外微生态环境的和谐、 优化和健康；三是控制抗生素的使用， 减少抗生素残留和代谢； 四是推广节水技术， 改进饮水设备， 减少水的浪费， 并对污水实行净化处理， 防止水污染。

2.4 加强养殖污染治理

提升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的科技水平， 引导和鼓励种植农户使用畜禽有机肥； 加强养殖场废水 、 废物处理 ，实施 “一池三改” （即一户一个沼气池， 改厨 、 改厕 、 改圈 ）， 使沼气成为能源、 沼液代替农药、 沼渣用作肥料，使畜禽养殖形成“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的良性循环。

3 意义

3.1 发展低碳养殖 ， 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通过大力发展 低碳养殖，应用、推广各种绿色、生态养殖技术，减少农业品的投入量，最大限度地增加碳储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达到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3.2 发展低碳养殖 ， 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当前，片面追求产量效益已不适应现代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从转变资源利用、生产方式入手，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低碳养殖技术，努力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篇(2)

一、＝＝县畜牧业现状

近年来，我县坚持把畜牧业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富民强县的重要工作来抓，通过龙头带动，机制创新，科技升级，产业循环、优化环境，使畜牧业渐渐步入了集约化、产业化、工业化、生态化的发展快车道，使全县畜牧业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可喜局面。回顾近几年来畜牧业发展，一是畜牧产值不断攀升。十四年来全县畜牧产值以年均递增25%的增幅持续增长，20*年畜牧业产值达到14.3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5%，畜牧加工产值达到17.5亿元，人均牧业产值5748元，按人均牧业产值、肉、蛋产量三项指标综合评定排序，已连续14年位居全省第一位。二是畜禽饲养量成倍增长。20*年全县规模化猪场42个，出栏生猪41.1万头，30万只肉鸡饲养厂达到165个，出栏肉鸡达到5339万只，名列全省第一。三是食品加工总量不断膨胀。20*年全县拥有肉鸡生产线3条，时宰肉鸡达到1.8万只，班宰1千头猪肉生产加工线1条，时宰600只羊肉加工生产线1条，年肉类总产量达到11.*万吨，年产2.5万吨及1.2万吨熟食生产线各1条，年产熟食3.6万吨，出口熟食5800吨，创汇1500万美元，位居全国前十强。四是疫病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先后投资300万元，建成了省级动物检测中心和龙头企业化验室，配备了酶标仪、PCR等化验监测设施，完善了疫情测报站的建设，强化了重大动物疫病的预警机制，使全县动物免疫密度达到100%，严防了重大疫病的发生，做到了“有疫不爆发，有病不流行”，从而保障了畜牧业安全。五是投入品监管程序更加规范。对生产投入品建立了源头追溯制度，采取了定期抽检方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及使用瘦肉精等违法行为，净化了全县畜牧生产资料市场。20*年，全国“瘦肉精”大检查中，淇县抽检380份尿样中，未发现一例违禁药物使用情况，受到农业部的表扬。几年来，淇县先后被农业部、省委、省政府授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先进单位”、“全国农业结构调整示范县”、“畜牧强县”“全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回顾二十年来发展历程，我县明确提出了要紧紧围绕建设生态型畜牧业这一宏伟目标，以经济、社会效益的持续高速发展为背景，以创建我县循环经济示范企业为主线，以建设生态良好、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小区为工作思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产业发展为环境管理服务，合理规划，科学决策，在推动畜牧环境建设和循环经济工作快速发展。

二、我县循环经济发展概况

从生态学方面讲，我县经济是一种传统经济，这种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单向物质流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自然资源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这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对我县经济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特别是在畜牧业发展方面，畜牧生产所导致环境污染的影响是不言而寓的。例如：鸡粪对环境的污染和细菌、病毒的传播，生产废水的浪费和污染等。在这种形式下，我县迫切需要发展畜牧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及防治动物疫病和保证畜产品安全的先进经济模式。为此，我县畜牧业必须走新型产业化新思路，提高企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水平，加大技术创新，推行清洁生产和保护环境，在政策上多多给予扶持，促进我县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而我县发展畜牧循环经济已有一定基础，这种发展是由自发到自觉而成的。具体做法是：

（一）我县把畜牧业发展同环境质量改善的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支持，利用成本和价格等市场规律来影响企业的行为；以公司为依托，搞自动化饲养、清洁化生产，食品标准化加工、安全化生产，形成了生态产业化综合经营模式。养殖户利用粮食作物秸秆来饲养，实现过腹增值，生猪粪可综合利用，生产沼气，经过集中发酵、消菌，形成优良的有机肥返回农田，消除污染，利用了资源，形成了生产的生态良性循环。依靠科技进步，变废为宝，生产生活废水含有机物较多，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附近农田，为农民节约了每年的化肥支出；鸡、猪粪加工有机肥料向市场出售；生产用的废旧塑料袋、包装箱由包装厂进行回收再利用；鸡、猪无大的利用价值的副产品卖给养殖场喂鱼、喂雕。

废物处理处置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拉动环保产业、促进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为最终不能被有效利用的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保障环境安全，畜产品安全，维护群众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大力倡导园区生态型生产，让环境保护贴紧经济，围绕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开展工作使上游生产的“废料”成为下游生产的原材料，尽可能减少污染排放，争取做到“零排放”；大力发展环境产业，加强“三废”综合利用，充分开发利用再生资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延伸产业链，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增加就业岗位，同时担负起分解者的职能，对无法再次循环利用的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1、把鸡血“变废为宝”，进行了深化加工。以前，屠宰毛鸡的鸡血，没有充分利用。目前建设了鸡血车间，这个车间通过对鸡血的过滤净化、高温杀菌等一系列生产工艺，使鸡血得到有效利用。

2、充分利用鸡羽毛，建设了羽粉加工车间。以前，屠宰毛鸡的鸡毛，没有充分利用。后来，建设了羽粉车间，通过对羽粉的等系列生产工艺，使羽粉变成了饲料添加剂。

3、将鸡肠转为其它水产和动物的饲料，把次生品得以有效利用。

鸡肠实用于养鲶鱼、狐狸、养貂，根据市场情况作为副产品进行销售，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

4、把鸡粪进行进行深加工销售，变成了果农瓜农的有机肥料。

鸡粪改善土壤结构，增加产量，提高品质，深受果农瓜农喜爱。为此，企业对养殖场的鸡粪，都销售给果农瓜农，增加了企业收入。

5、利用猪粪生产沼气。充分利用全县规模化猪场多的优势，在场区建设沼气池，以解决规模化猪场的供电、供暖等生产、生活费用高的矛盾，并把经过集中发酵、消菌，形成优良的有机肥返回农田，即消除污染，又利用了资源，形成了生产的生态良性循环。

6、建立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建立经济发展高增长、资源消耗低增长、环境污染负增长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与循环经济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即利用畜产品生产高档服装革、医用肠衣等，利用家畜内脏、头血进行生化制品加工，特别是以“原料——产品——废物”为特征的动脉产业和以“废物——再生——产品”为特征的静脉产业相结合形成循环发展的畜产品加工企业群。

近年来，我县把把发展畜牧循环经济作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重要举措，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全面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结构，着力解决结构性环境问题，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着力解决结构性污染，从淘汰高能耗、低产出、重污染的生产工艺入手，立足于产业优化升级，全面提高畜牧产业化的水平和效益。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技术，筹划和建设了包括生产废水处理厂、有机肥加工厂、废旧物处理加工厂等一批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增加企业效益，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企业发展的后劲。

（三）、坚持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科技创新、知识创新，推动畜牧业生态建设。依托国内高等院校和有关科研机构，建设生态产业孵化基地，优先安排环保科技示范工程，推广最佳实用污染防治技术。加强对环保产业的扶持、引导和管理，逐步形成规模，使之成为我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在资源综合利用中发展循环产业。

目前我县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还未转到体现以全过程控制、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和削减污染物排放的清洁生产上来，与循环经济的理念相差甚远。二是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三是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四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不完善；五是技术落后，尚未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六是全民资源意识、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不强。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努力，通过在理论思维、实现途径、操作方式等问题上的借鉴与创新，推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今后发展循环经济计划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实践可持续发展观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围绕“三步走”目标和畜牧大县战略举措，按照既定的方针，着眼于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实现全县畜牧业生态环境要年年有变化，力争通过努力，实现新跨越。按照“发展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实施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思路，增强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企业效益，让企业也稳步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要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初步建立循环经济体系，构筑初级生态企业基础，初步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格局。生态环境整体改善，为畜牧长远发展和生态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发展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实施循环经济，提高经济效益

二要组织重大示范项目。要以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共性和关键技术为重点，选择具有标志性目标和有广泛推广前景的先进适用技术，在重点企业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示范工程。

三要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不要仅仅搞示范，还要使示范的技术开花结果，发挥效益。技术推广这个环节很重要，特别要做好推广技术的筛选、信息传播和技术服务工作。

篇(3)

畜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畜牧业产业地位不断提升，供给变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

畜牧业产业地位不断提升，供给变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2012年全国畜牧业总产值达到27189.4亿元，占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30.4%。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畜产品消费不断增长，并已由副食品变为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消费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实现畜产品均衡供给的要求更加严苛，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对畜产品供给更加敏感，供给不足和过剩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当前畜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牛羊肉价格不断攀升，猪肉鸡肉价格持续低迷。

（二）产量持续增加，生产波动明显加剧

畜牧业生产和价格也出现过若干次较大的波动，生猪生产先后出现了6次较大波动。受近年来禽流感疫情的影响，家禽生产也出现了大幅波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价格在一定幅度范围内的正常波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也有助于产业调整。但如果超出了正常的市场可控范围，就会对产业发展和市场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我国生猪价格在2007年5月和8月，出现了急剧上升的势头，当前生猪和家禽价格又持续低迷，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严重困扰了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畜产品质量不断改善，动物疫病危害仍然复杂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推动下，饲料及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2007年，“瘦肉精”拉网检测的检出率为0.51%，饲料中违禁药品抽样检测合格率达98.9%;2012年，全国畜禽产品的兽药残留检测合格率为99.91%。2006年下半年，在部分生猪主产省暴发的猪蓝耳病疫情和仔猪流行性腹泻，直接导致这些地区仔猪供应紧张、育肥猪出栏量大幅降低，饲养户恐慌的影响远胜于猪死亡影响。据测算，2013和2014年的H7N9流感疫情给国内家禽业造成的损失高达1200亿元。

（四）生产效率明显提升，生产粗放、环境恶化的局面仍未遏制

我国平均每头生猪胴体由1985年的69.31公斤增加到2013年的76.76公斤，出栏率由78%提高到150%。我国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八五”时期（1991-1995年）为45.5%，“九五”期末稳定在45%，目前已达到55%左右。但品种低产低效、饲养方式落后、养殖规模狭小、粗放管理，依然是制约我国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的重大制约因素。畜牧业产生的粪便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草原退化没有根本改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尽快加以解决。

（五）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受外部因素的制约有所加强

近年来，规模化养殖、养殖小区等现代养殖方式已成为生猪业发展的一个亮点，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但受外部因素的制约有所加强，如石油等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攀升，推动了畜牧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刘易斯拐点到来，散养户不断退出。农民就业结构多元化，务工工资普遍提高，而养殖行业比较效益低，养猪不如打工，造成散养户空栏或转产。外国饲料、品种、产品和资本不断进入。2013年，我国大豆进口6340万吨，进口DDGS 400多万吨，进口牧草79.84万吨，奶粉、牛羊肉和猪肉进口不断增加。

加快我国现代畜牧业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一）发展思路

我国现代畜牧业建设要全面兼顾数量安全、质量安全、产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主要畜产品基本自给为目标，大力实施“调整、转变、升级、创新”四大战略，加快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进程。

1.实施畜牧业结构调整战略。一要调整品种结构。建设现代良种繁育和推广体系，加大良种补贴力度，不断提高畜禽良种比重，尽快形成品种和质量优势，增强畜牧业的生产能力。二要调整畜种结构。尽快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经济、社会状况，选择有比较优势和市场潜力的畜种作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专业化生产，逐步形成特色鲜明、规模适度、优势突出、效益良好的畜种结构。当前要重点加大草食家畜奶牛、肉牛和肉羊的发展，强力遏制牛羊肉价格不断上升的趋势。三要调整畜群结构。要根据不同畜种的繁育特性，合理确定畜群内部基础母畜、后备母畜和种公畜比例，尽快形成母畜比重高、出栏扩大、周转快速、持续发展的畜群结构。

2.实施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战略。一要转变养殖方式。尽快转变将传统的散混养殖方式转变为现代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方式，加快畜牧业规模化、专业化建设步伐。二要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尽快转变传统耗粮耗草型畜牧业，积极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畜牧业，实现畜牧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三要转变驱动方式。尽快使传统数量型畜牧业增长方式向数量、质量和效益并重的方向转变，最终形成以科技进步为主的内涵式增长模式。

3.实施畜牧业产业升级战略。一要促进产业规模升级。不断提高畜牧业生产能力，有效解决国家食物安全问题。二要促进产业水平升级。积极推进畜牧业适度规模化生产，提高畜禽疫病防控能力和畜产品质量水平，提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三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强化加工、流通环节为重点，强化畜产品加工业，完善流通业和服务业，延长产业链条。四要促进产业技术升级。要加大畜牧业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力度，尽快建立优质高产高效的现代养殖体系，提高重大动物疫病控制能力，促进畜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

4.实施畜牧业全面创新战略。一要进行观念创新。要转变畜牧业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畜牧业工作全局，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畜牧业发展，用市场化的理念促进畜产品流通。二要加强科技创新。加强自主创新，重点突出现代畜牧业和高新技术在畜牧业中的应用。三要进行管理创新。积极推进畜牧行政管理创新，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注重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四要进行组织创新。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探索企业与农牧民之间更加紧密、合理的利益联结方式，帮助农牧民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增强畜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争取到2020年，畜牧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和畜产品加工业发展到更高水平，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实现一体化发展，规模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畜产品加工业比较发达，畜产品产后加工增值比重明显提高;畜牧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畜禽良种繁育体系、饲料生产体系、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畜产品市场组织体系、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等现代畜牧业支持体系不断完善;现代化畜牧业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二）主要对策

1.大力发展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加快推进畜牧业养殖方式转变。为广大散养户提供优质的社会化服务，积极引导散养户向规模化方向发展。规范畜牧小区，提升标准化水平，鼓励养殖小区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引导规模养殖场户创新经营管理制度，用先进技术和现代设施装备畜禽养殖业，提升畜牧业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生产水平。对专业户和大型养殖场“强制”推行畜禽标准化生产，把专业户的标准化生产作为畜牧业生产标准化的工作重点，强化畜禽粪便污染治理，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规程，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尽量减少规模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着力培育适应市场的新型主体，加快推进畜牧业经营方式转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突破口，以品牌建设为核心，重点扶持一批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生产经营水平高的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继续发展和规范以大型批发市场为龙头以现代的营销体系提升畜牧业的产业化水平。通过合同签约或股份制方式，把分散的养殖场户、营销体系和龙头企业有机衔接，依靠龙头，带动和科技进步，将产前、产中、产后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引导企业建立现代经营管理机制，立足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提升综合竞争能力。

3.引导和规范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加快推进畜牧业组织方式转变。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通过依托畜禽专业大户、经营能人、基层畜牧兽医站、龙头加工企业、批发市场等优势，大力发展服务型、流通性专业合作组织，鼓励畜牧专业合作社进入加工领域，不断拓展和规范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功能。明确专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规范专业合作组织运作模式，不断增强行业自律作用，提升产业服务水平。建立健全专业合作社内部民主管理和利益联结机制。

4.构建完善公共监管体系和机制，加快推进畜牧业管理方式转变。加快畜牧业质量监管机构改革，构建一体化质量监管体制。不断完善畜禽品种选育和改良，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监督，动物卫生与疫情防治，废物处理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标准和法律。坚持全程化监管的原则，突出机制完善和设施建设，完善畜产品质量监控和追溯机制。加强畜种、饲料、畜产品进出口贸易以及外资进入畜牧业监管，强化畜牧业产业安全管理。引导建立“安全、营养、健康”消费新观念，促进安全、健康畜产品的流通和销售。

篇(4)

1规模化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浑源县开展规模化畜牧养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对当地土壤与水资源的影响、对当地城镇用地的影响、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影响三方面，具体分析如下。1.1对土壤与水资源的影响传统畜牧养殖主要是以散户经营为主，当地养殖户大多都属于农户家庭，其所养殖的牛羊数量都比较少，所产生的粪便或废弃物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处理[3]。在科学进步的推动下，浑源县分散型畜牧养殖已逐渐转变为规模化养殖，而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其牛羊养殖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牛羊的粪便、污水以及养殖所产生的废弃物也急剧增加。而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养殖户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以及相关知识较缺乏，在对这些粪便、污水等进行处理时，并没有采取科学的处理方法，而是随机地进行简单处理，这就对浑源县规模养殖场附近的土壤造成了较大污染；而污水的直接排放，则对当地地下水质量造成了破坏，进而导致土壤与水源等生态污染。

1.2对城镇用地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在生活质量上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就促进了城镇居民对畜牧产品需求量的增长。而大部分规模化养殖管理人员为了提高畜牧产品运送的效率，促进经济效益的快速增长，就开始将规模化养殖场从农区或者是牧区逐渐向县城郊区转移。养殖场的转移确实能够为养殖户减少运输成本，但这样的转移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将养殖场向县城郊区转移后，首先就降低了种植产业用地面积的缩减；其次，最关键的影响是在规模化畜牧场经营的过程中，其养殖所产生的粪便与尿液缺乏农田或菜地的利用，使其得不到有效利用，只能在某处堆积，久而久之，堆积越多，促使生态环境污染加剧，严重破坏了浑源县的生态平衡。

1.3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影响

在现阶段的农业生产中，传统的农家肥已逐渐被化学肥料替代。化学肥料具有效果显著、使用便捷以及成本较低等优势，而畜牧养殖所产生的粪便、尿液等农家有机肥并不具备这些优势。因此，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中，很少将养殖场产生的有机肥运用到实际的生产当中，这就更加剧了规模化养殖产生的大量粪便、尿液等无法得到处理，只能随意堆放。再加上规模化畜牧养殖多数为个体经营，其在养殖成本的投入上，除了基本的养殖饲料资金的投入与疫情防范资金的投入以外，并没有富余的资金购买相应的养殖污水或粪便等处理设施，造成养殖场产生的废物等不能有效的回收利用，甚至部分养殖场直接将废物与污水等随意堆放和流淌，这不仅不利于规模化畜牧养殖的长期健康发展，对人们生存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安全。

2解决规模化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措施

2.1提高规模化畜牧养殖人员的管理水平

畜牧业的规模化养殖，管理人员的协调管理最为关键，要想在不影响浑源县生态环境或将生态环境的损害降到最小的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畜牧养殖，就需要相关的养殖管理人员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规模化畜牧养殖之所以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污染，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相关管理人员对环境污染不够重视造成的。为了解决养殖粪便、污水和废弃物随意处置、排放，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的现象，首先就需要提高规模化畜牧养殖人员的管理水平，增强其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这就需要浑源县相关的环保部门针对规模化养殖人员管理水平与环保意识较差的情况，加强对环保的宣传力度，不断增强管理人员环保意识，在提高其环保意识的基础上，提升养殖人员在环境保护上的管理水平，从而降低规模养殖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2.2环境检测部门需加强对环境的检测力度

随着规模化畜牧养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其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4]。因此，相关的环保部门针对目前存在的这种情况，加强对当地规模化畜牧养殖周边环境的检测力度与管理力度，以实现从污染源头进行环境整治。为此，浑源县环保管理部门，首先需要对当地实行规模化畜牧养殖的养殖户进行走访调查，掌握其具体信息；其次对规模养殖场建设、投入使用以及使用过程中对其周边以及养殖场内的环境进行检测，严格排查畜牧养殖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针对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行为进行调查分析，并勒令相关负责人对这一行为进行整改。通过增强环境检测部门的检测力度，能够全面、细致、科学地了解规模化畜牧养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进而采取相应的解决或整改措施。

2.3合理规划畜牧养殖的排泄物与废弃物

规模化畜牧养殖相对于传统的散户养殖来说，工作较为繁琐且工作量大。因此，在大量排泄物与废弃物的处理上，首先需要加强管理，合理地对这些环境污染源进行规划，通过在现有的养殖场排泄物处理的沼气池上进行容积的扩大，建立与规模化养殖场废物处理需求相符的沼气池；并且需要对相关的污染处理设施进行修建或整改，以完善污水等处理系统；同时尽量减少规模化养殖过程中废弃物与相关污染物的排放，尽量做到废物的循环利用。为了能够减少排泄物的堆积、杜绝污水随意排放的现象，规模化畜牧养殖场可以和浑源县当地的一些肥料制造厂家合作，通过协议合作的形式，将养殖场中的大量排泄物供应给肥料制造厂进行肥料的生产。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大量养殖排泄物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促进废物的回收利用，而且还能开发另一条产业链，增加规模化养殖的额外收益，实现既保护环境又提升经济效益的双赢局面。

3小结

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畜牧养殖业从传统的分散型养殖转变为规模化养殖，已成为养殖业发展的主流[5]。而如何在实现规模化养殖的过程中减少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这就需要各养殖管理人员不断提高规模化养殖的管理水平，增强环境保护的意识，同时需要各地方相关部门做好相应的环境检测工作，最后就是合理对规模化养殖所产生的大量排泄物与废弃物进行规划，从而降低规模化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作者:张广萍 单位:浑源县畜牧局

参考文献

[1]冉启洋.规模化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J].生物技术世界,2012(6):270-270.

[2]夏伟.规模化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J].农民致富之友,2014(4):270-270.

[3]赵武恒.规模化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J].农技服务,2015,32(9):160-160.

篇(5)

关键词：生命周期评价；水足迹；气候变化；土地利用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of Meat and Meat Products

Jo?l AUBIN

（Rennes Center， Frenc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Rennes 35042， France）

Abstract： Animal products are at the heart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agriculture. Their global impacts on land use， biodiversity， water use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re singled out. The application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for th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specially meat products has changed the perception of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s， providing a broader view of the production system and a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 While the impacts of livestock are better known， the assessment methods remain to be stabilized. A common approach and data bases for the entire meat product chain remain to be developed， to better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umption of meat products.

Key words： life cycle analysis； water footprint； climate change； land use

中图分类号：S98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23（2015）02-0010-05

doi： 10.7506/rlyj1001-8123-201502003

通常认为肉类产品生产对环境有较大影响。这些影响具体指哪些方面？如何来评价其对环境的影响呢？针对世界人口（在21世纪中叶）将增加到90亿 人这个预测，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被多次提起：地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承载这么多人口，并提供足够的食物养活他们？Rockstr?m等[1]指出，地球再也无法承受如此大的环境压力，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破坏和氮循环等问题。它们影响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机能，并加剧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以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得到广泛关注。然而，这些概括性的了解还是忽略了地区的差异性，因为各不同地区间无论是人口的发展程度，还是环境受影响的类型和程度，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个差异性要求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并且要考虑社会因素和经济学因素，而不只是环境因素。食物生产活动是影响人类环境足迹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人口的增长会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饮食结构的改变和对肉类消费需求的增长[2]。就全球范围来说，不同畜牧业在肉类产业中的比重各不相同。2010年，反刍动物产肉量占总产肉量的29%[3]、猪肉占37%、禽肉占24%[4]。各个产业的发展情况也不平衡：牛和小反刍动物在2006―2050年间产肉量增长幅度不大，预计每年为1.2%和1.5%[3]；而猪肉和禽肉在2005―2030年间产量的预计增长幅度很大，分别为32%和61%[4]。因此，在讨论环境问题时，很有必要讨论一下食物产业，尤其是畜牧养殖和肉产品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并了解如何评价这些产品的环境足迹。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的要点以及最近的研究观点；第二部分讨论了畜牧生产活动对环境的重要性。

1 方 法

1.1 定义研究（农业生产体系）的目标和范围

生命周期评价法的应用，使畜牧生产体系范围的定义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分析过程加入了区域生产活动对全球范围的影响（如气候变化）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例如，南美洲的大豆生产对其他地区带来的影响。这一对生产体系的新定义使参与环境评价的评估人员的观点发生了巨大改变，它将一个全球性体系的不同组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多个生态系统相互关联[5]。这个概念对于一些地域性从业人员来说较难理解，因为他们只关注其所在地区现阶段的问题，而很少关注其他地域或未来将面对的问题。

食物生产体系的另一个边界是农业生产的下游产业。许多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止于产品从农场运出时，即只计算1 kg活体动物在离开农场时对环境的影响。而之后的运输、屠宰、分割、加工等环节很少被计入评价体系，因为与之相关的信息较难获得，特别是加工阶段的信息常作为加工业的机密而受到保护。另外，副产品的价值利用以及产品出厂后的配送、销售、备餐和食用等环节，也都构成影响环境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在备餐和食用等环节中对包装和保质期的选择，以及其他后勤相关因素和废物处理环节，也都影响产品的环境足迹。整个食品产业链通常会产生30%的资源浪费[6]。肉类产品的浪费对环境的影响到底如何？它们对法国畜牧业环境足迹的影响具体有多大呢？

环境影响评价也涉及一个功能单位的定义，即要确定环境影响的计算是基于什么样的基础。这个功能单位与生产体系的定义相关，如1t出栏的活体家畜、屠宰后的胴体或者是售出的成品肉。这个概念相当重要，因为它为研究对象的功能评估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农业领域，对土地的规划和管理是生产活动的关键，所以按农场面积（hm2）来计算环境影响就很有意义。比如，把传统农业体系和粗放或有机农业体系的环境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时，如果选取不同的功能单位，比较结果也会不同。由于肉类产品是高营养物质，以蛋白质（kg）或能量（kJ）为单位来计算环境影响，也是可能的选择，只是目前还没有推广的方法。这是因为，肉类产品营养功能较为复杂，对其功能单位的定义才刚刚起步。尽管如此，已经有少量研究开始尝试往这个方向发展[7]。另外，产品的“享受功能”对于食品来说也是至关重要，但它也同样难以量化，不易转化为功能单位。

弄清楚环境影响评价的目标非常重要，因为目标不同，评价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时还很含糊）。本文将目标分为以下几类：1）认知产品，对具体情况作一个清点；2）用于制定决策，即要指导实践技术的改进；3）用于交流，即对（产业内）狭义或广义的对象进行宣传（如法国食品包装方面对该食品环境足迹的标注）。

通过确定分析目标，可以引出对研究步骤和初始数据质量的具体要求，并决定评价结果是否可以经适度调整后应用到其他情况。

1.2 建立生产体系各项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清单

评价环境影响需要掌握大量信息，这涉及到清单分析这个步骤。首先，在产地和加工地收集的信息（实景数据）可以确定生产体系的功能、产品的性质和产量以及投入品和排放物。这些信息随后被转换为各种对环境有潜在影响的物质（通常为化学分子）清单。考虑到数据库的数量、被研究体系的复杂性以及地理分支等因素，数据库一定要提供符合该生产体系背景的相关信息，如运输、能量和原料生产的环境影响数据（背景数据）。对于农业生产排污来说，直接在产地测量各组分对土壤、空气和水的污染物质排放量难度太大。因此，需要利用可靠的数据或数学模型来评估畜牧生产排污的去向和终产物。在如何确立数据和数学模型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农业生产环境影响的评价非常关键[8]。因此，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建立数据库，特别是饲料投入数据库的建立，以确定数据的质量（如数据的不确定性）和其有效应用的范围（包括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

科学家和农业环境工作者在一些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9]。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肉类加工产生的副产品的环境影响评价。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将总的环境影响份额分配给各个产品。例如，在一个农场中生产的乳或肉，或屠宰分割环节的其他中间产品（如瘦肉、肥肉、内脏、骨头、皮等），由于其销售和价值转换路径各不相同，它们对总体环境的影响贡献程度也各不相同。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建议将分配规则进行一下分级排序[10]。第1级是构建生产体系并明确功能单位，以便尽量避免使用分配规则（如生产体系的扩展）；第2级是基于物理规律决定相似副产品间的关联；第3级是利用其他规律，如经济规律来决定分配。鉴于农业体系的复杂性和副产品的多样性，Cederberg等[11]提出的体系扩展方法很难在实际生产中应用。表1总结了分配环境影响的各种方法。

根据经济规律或基于产品质量及其组成（如干物质量）来分配不同类型的环境影响，其结果往往会出现巨大偏差。当利用经济规律时，经济价值高的产品所负担的环境影响也更大。然而，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在乳品行业中，尽管国际奶业协会[14]的指导标准和法国环境与能源控制署的ARIBALYSE项目[16]都提倡采用生物物理学分配方法，但大部分研究工作和国际生产规范[17-18]还是主要应用经济学分配方法。

1.3 评价环境的影响

这一步骤主要是将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有潜在影响的排放物（即清单分析）转换为与特定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相关的指标。人们通常引入一个特征化因子，将不同排放物的影响和特定的参考指标联系起来（如使用二氧化碳度量对应气候变化的排放物）。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分析方法确定一个环境指标，如利用碳足迹表示气候变化的影响，或者确定多个环境指标如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或者将多个指标综合为一个指标，如生态足迹。生命周期评价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可以整合多个环境指标。这个多重指标可以展现研究对象更广泛的环境影响，并体现潜在的环境影响的转移：如在改善一个问题的同时恶化另一个问题，例如处理粪便以减少水体富营养化的过程，但却增加了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等。生命周期评价中的指标可以划分为两类：与问题相关的指标（如水体富营养化）和与危害程度相关的指标，如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而后者通常是前者的综合结果。与问题相关的指标在农业环境问题上的运用比较普遍。数量众多的指标可以涵盖多样的环境问题。de Vries等[9]指出，畜牧业所导致的环境问题主要涉及气候变化、水体富营养化、酸化、土地和能源利用等方面。关于畜牧环境问题的研究也涵盖了水资源利用、水和土地污染、土地利用变化等方面，但其评价方式并不一致。另外，生物多样性也是畜牧生产环境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但这方面的相关理论还不够一致。

2 畜牧生产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关于肉类产品环境影响数据的收集难度还比较大。但越来越多畜牧产品的环境影响已经得到认识，如AGRIBALYSE 项目的研究结果（表2）[16]。《畜牧业的长期阴影（Livestock’s long shadow）》一书[19]引起了对畜牧业环境问题的广泛讨论。报告指出畜牧生产越来越集约化，其中对4个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即气候、水、土地资源利用和生物多样性。

2.1 气候

畜牧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曾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最近的数据显示，来源于畜牧生产排放的温室气体相当于71亿 t二氧化碳当量，占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4.5%[20]。其中排放量最高的是反刍动物，特别是肉牛和奶牛，分别占41%和20%，而猪和禽类（肉和蛋）只占9%和8%。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报告将全球范围温室气体的排放归纳为两大类（表3）：第1类是牛肉生产，主要是胃肠道甲烷的排放（42.6%）、饲料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施肥（35.5%）、土地利用情况的变化（主要是毁林放牧和毁林种植大豆，占15.5%）[3]；第2类是猪和禽类生产，主要是在饲料生产环节（分别占60.3%和74.4%），然后是大豆的生产和动物粪便排放（分别占27.4%和11.3%）[4]。

牛的胃肠道甲烷排放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精饲料生产（针对所有动物）。但这个概括的结论忽略了畜牧体系的多样化，包括气候条件和饲料资源利用的多样化。因此，要通过分析两个关键因素来细化结果：即分析动物对饲料的转化效率和影响饲料转化效率的饲料品质。这两个因素同样对牛胃肠道甲烷的排放量产生影响。例如，传统粗放型的放牧生产体系生产每千克肉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较高。但是这种类型的生产体系包含草场的维护，即涉及了牧草对碳的储存。由于没有统一的评价方法，放牧管理引起土壤对碳的储存和排放并未被考虑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报告中。据Gerber等[20]估计，全世界草场的碳储存相当于6亿 t碳当量。这一研究在西欧国家的模拟得出草场碳储存可以抵消反刍动物温室气体排放的5%。但该报告同时也指出其结论的不确定性很高。

2.2 水

在地球上，水资源的保护至关重要。畜牧生产活动对水资源的利用问题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讨论。Hoekstra[21]提出了表达水资源利用的指标和水足迹的概念。她将水分为3 类：1）蓝水：地表水和地下水；2）绿水：雨水和土壤中可蒸发的结合水；3）灰水：用于将污染物稀释至无害程度所需的虚拟水量。生命周期分析法主要考虑了蓝水的消耗量，已不能再当作同一级别水作为其他用途为准来计算。最近的研究也将水的稀缺程度纳入考虑，这样可以结合水的稀缺度和水资源的利用情况。生命周期评价法对水质的评价主要基于富营养化或水污染程度等影响指标。对于量的评价主要是对饮用水的直接影响，其次是与种植用水相关的间接影响，如灌溉、蒸发等因素。另外还要计算屠宰和加工环节的水消耗量。针对这个问题，文献中的数据差异较大，而分析方法往往不够系统和清晰。Corson等[22]认为，每生产1 kg牛肉在畜牧养殖阶段的水消耗量为12 000～43 000 L之间，而Pimentel等[23]则认为是 200 000 L；生产1 kg猪肉是4 856～6 000 L，鸡肉是3 500～4 325L。由此可见，水足迹的评价方法还不完善，同时，各种新的方法不断被提出（如ISO 14046、UNEP/SETAC Life Cycle Initiative、Water Footprint Network等）。畜牧生产区域的水质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首先是营养物的排放，特别是氮和磷的排放。通过质量平衡方法得出的结果显示，陆生动物对氮和磷的吸收有限（仅22%～40%）。因此，即便在施用农家肥时做了很大努力，很大一部分污染物质还是排放到了生态系统（特别是水）中[19]。根据养殖场密度、养殖管理方法、粪便处理和土地的接纳能力不同，污染物进入水中的量也有差异。排污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能是暂时和短暂的，也可能是循环往复的（如绿藻泛滥）。这些现象可导致急性污染（如氨污染）或慢性污染（如富营养化）。另外，水污染问题还包括滥用抗生素产生的抗药性风险、兽药（特别是抗寄生虫药）、重金属元素（铜、锌等）的迁移，甚至是将病原体传播到野生动物以及人类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目前只有分散的评估方法，而没有完整和有效的评价指标。总的来说，畜牧业对水的污染是一个直接或间接的重要环境问题，但其评价方法还有待改善。

2.3 生物多样性和土地利用

测定畜牧生产体系的生物多样性和制定土地应用的综合评价指标，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而且对科学界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于生物多样性本身涵盖的领域很广，小到基因，大到生态系统，都包括在内，使评价的难度倍增。目前有一些用于评价草场放牧的植物和动物多样性的指标[24-25]，但也只限于草场这个特定的生态环境。有学者也尝试过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来评估生物的多样性[26-27]，但这些方法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并且除了物种减少以外的其他指标都没有纳入考虑外，在系统范围内的应用难度也很大。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畜牧生产活动对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很严重[19]。这是各种排污所导致的综合结果：即气候变化、酸化、富营养化、水体和土壤遭有毒和病原物质的污染，以及由空间或环境管理不善导致的破坏等。另一份研究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在草场上放牧对草场的维护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起会积极作用[28]。畜牧生产是农业生产各领域中占用土地面积最广的产业，78%的土地都被用于畜牧生产，其中33%的土地用于集约化种植[19]。由此可见，畜牧产品消费需求的增长是影响土地利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开发，如将热带森林开垦为草原或农田，特别是用于种植大豆用以生产饲料。直接生产食物和生物能源的土地资源不足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要求，都使得畜牧生产用地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对于畜牧生产模式的选择也没有统一观点，即到底应该提倡粗放型生产来保持生物多样性，还是应该发展集约型生产模式以腾出更多的受保护自然空间[29]？这些生产模式对地区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又是怎样？

3 结 语

人们对畜牧环境足迹的了解越来越多，其相关的认知和评价方法还有待发展和完善。学术界和产业界在畜牧生产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的选择和数据库的建立等方面，还需进一步达成共识，并共享相关信息，特别是肉类加工环节的信息还未公开。AGRIBALYSE项目丰富了人们对环境影响数据和评价方法的了解和掌握[16]。这都是技术和科研单位的集体工作的结晶。因此，要建立共享的评价测试和继续在整个生产链上改进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就应该继续倡导这种类型的合作。本文所做的总结，多数来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基于全球背景研究得出的结果。这里提出的各种问题不容忽视。然而，畜牧产品生产的两个基本角色仍需重新审视：即畜牧产品的营养价值以及它们对农业用地机能的影响。一味地强调畜牧生产对环境的消极影响显然是不全面的。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30]曾估算了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的贡献。如果把类似研究成果移植到农业生态系统，特别是与畜牧生产相关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将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ROCKSTR?M J， STEFFEN W， NOONE K， et al.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J]. Nature， 2009， 461： 472-475.

[2] COMBRIS P， MAIRE B， REQUILLARD V. Consommation et consommateurs， pour une alimentation durable， réflexion stratégique dualine[M]. Paris： QuaeEds， 2011： 37-59.

[3] OPIO C， GERBER P J， MOTTET A， et 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ruminant supply chains： a global life cycle assessment[R]. United Nations， FAO， Rome， 2013： 214.

[4] MACLEOD M， GERBER P J， MOTTET A， et 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pig and chicken supply chains： a global life cycle assessment[R]. United Nations， FAO， Rome， 2013： 196.

[5] MATHEVET R， THOMPSON J， DELANOE O， et al. La solidarité écologique： un nouveau concept pour la gestion intégrée des parcs nationaux et des territoires[J]. Natures Sciences Sociétés， 2010， 18（4）： 424-433.

[6] REDLINGSH?FER B， SOYEUX A. Pertes et gaspillages. Pour une alimentation durable， réflexion stratégique duaLIne[M]. Paris： QuaeEds， 2011： 143-163.

[7] GAC A， TRIBOT-LASPIERE P， SCISLOWSKI V， et al. Recherche de méthodes d’évaluation de l’expression de l’empreinte carbone desproduits viande. Collection Résultats[R]. Institut de l’Elevage， 2012： 130.

[8] CEDERBERG C， HENRIKSSON M， BERGLUND M. An LCA researcher’s wish list -data and emission models needed to improve LCA studies of animal production[J]. Animal， 2013， 7： 212-219.

[9] de VRIES M， DE BOER I J M. Comparing environmental impacts for livestock products： a review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s[J]. Livestock Science， 2010， 128： 1-11.

[10] ISO.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Life cycle assessment， european commitee for standardization[S]. 2006： 20.

[11] CEDERBERG C， STADIG M. System expansion and allocation in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milk and beef production[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2003， 8： 350-356.

[12] AYER N W， TYEDMERS P H， PELLETIER N L， et al. Co-product allocation in life cycle assessments of seafood production systems： review of problems and strateg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2007， 12： 480-487.

[13] NGUYEN T T H， DOREAU M， CORSON M S， et al. Effect of dairy production system， breed and co-product handling methods on environmental impacts at farm level[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3， 120： 127-137.

[14] FIL. A common carbon footprint approach for dairy[M]. Bulletin IDF， 2010： 46.

[15] BASSET-MENS C， van der WERF H M G. Scenario-base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farming systems： the case of pig production in France[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5， 105： 127-144.

[16] KOCH P， SALOU T. AGRIBALYSE： rapport méthodologique - version 1.1[R]. Angers， France， 2014： 386.

[17] PAS 2050， Guide to PAS 2050. How to assess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goods and services[M]. London： British Standards Organisation， 2008.

[18] 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 （EPD）. Product category rules： meat of mammals-Version 1.0[S]. Sweden， 2012： 27.

[19] FAO. Livestock’s long shadow，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options[R]. Roma， 2006： 390.

[20] GERBER P J， STEINFELD H， HENDERSON B， et al.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livestock： a global assessment of emissions and mitigation opportunities[R]. United Nations， FAO， Rome， 2013： 139.

[21] HOEKSTRA A Y. Human appropriation of natural capital： a comparison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water footprint analysis.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 1963-1974.

[22] CORSON M S， DOREAU M. ?valuation de l’utilisation de l’eau en élevage[J]. Inra Productions Animales， 2013， 26： 239-248.

[23] PIMENTEL D， PIMENTEL M. Sustainability of meat-based and plant-based diets and the environment[J].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03， 78： 660S-663S.

[24] DUMONT B， ROSSIGNOL N， LOUCOUGARAY G， et al. When does grazing generate stable vegetation patterns in temperate pastures？[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12， 153： 50-56.

[25] SCOHIER A， OUIN A， FARRUGGIA A， et al. Is there a benefit of excluding sheep from pastures at flowering peak on flower-visiting insect diversity[J]. Journal of Insect Conservation， 2013， 17： 287-294.

[26] SCHMIDT J H. Development of LCIA characterisation factors for land use impacts on biodiversity[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8， 16： 1929-1942.

[27] CURRAN M， de BAAN L， de SCHRYVER A M， et al. Toward meaningful end points of biodiversity in life cycle assessment[J].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2010， 45： 70-79.

[28] DUMONT B， FARRUGIA A， GAREL J， et al. How does grazing intensity influences the diversity of plants and insects in a species rich upland grassland on basalt soil？[J]. Grass and Forage Science， 2009， 64： 92-105.

[29] TSCHARNTKE T， CLOUGH Y， WANGER T C， et al. Global food securit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12， 151： 53-59.

篇(6)

一、加强价格宏观调控，保持了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甘肃省物价局加强对市场价格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价格监管的力度，健全了甘肃省物价局价格监测报告制度，完善价格监测体系，密切关注价格走势，适时通报各地价格运行情况，及时向政府和上级部门提出调控意见和建议。

二、紧紧围绕经济发展第一要务，运用价格措施促进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深化价格改革，解决突出价格矛盾，理顺了基础产品价格，改善了公用事业价格长期偏低的状况。充分运用价费“承诺”政策，为甘肃省公路、电力、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吸引社会资金500多亿元。利用国债资金完成了甘肃省农村电网改造，实现了甘肃省物价局省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每年可减轻农民负担2.3亿元。

三、积极清费治乱减负，营造良好的价格环境。清理规范涉及机动车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社会负担7429.85万元。清理各类建设收费239项，取消和降低建筑收费项目165项，年可减轻建设单位负担23亿多元，清理农民建房收费，可减轻农民建房负担2400元/户。落实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各项优惠政策措施，年可减负2亿元左右。取消了城市暂住人口管理费、劳动力跨省流动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等收费项目。

四、加大价格监督检查力度，维护群众利益。开通了甘肃省物价局全国统一的价格举报电话12358，受理群众价格投诉。“十五”期间，甘肃省物价局共查处价格违法案件9339件，查处违法金额17,461万元，实现经济制裁总金额11,615万元，有效遏制了乱涨价、乱收费行为，维护了群众合法利益。

五、逐步完善价格法律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价。加强建章立制，甘肃省物价局全面规范政府价格行政行为。依据《价格法》、《甘肃省价格管理条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制定《甘肃省定价目录》，《甘肃省价格决策听证实施办法》和《甘肃省价格听证目录》，逐步建立起政府定价集体审议、专家论证等制度，完善了政府定价机制。对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实施成本监审，保证了定价成本真实性。制定《甘肃省物价局价格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规定》和《甘肃省物价局法制工作程序规定》，将各项价格行政工作置于法制监督之下，使价格行政管理体制逐步走上“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六）价格服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价格工作领域进一步拓展。紧紧围绕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做好成本调查监审服务工作，完成了农民种植意向和主要种养殖、畜牧业生产成本调查，为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翔实的成本资料。

回顾“十五”期间价格工作，甘肃省物价局有以下几条基本经验和体会：一是始终把促进发展作为价格工作的第一要务；二是始终把执政为民作为价格工作的根本宗旨；三是始终把依法行政、按经济规律办事作为价格工作的基本原则；四是始终把加强价格调控监管能力作为价格工作的长期任务;五是始终把队伍建设作为价格工作的根本保证。

今后几年的工作设想

未来五年，是甘肃省物价局全面实施“十一五”规划的五年，甘肃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价格主管部门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和困难，充分认识价格改革和价格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树立信心，明确任务。在迎接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对接和贯彻落实甘肃省委“发展抓项目、改革抓企业”重大举措中，不断开拓创新，确立明确的工作目标和清晰的工作思路，创造性地开展价格工作，依法强化价格监管，继续整顿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努力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为促进甘肃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服务。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密切监测市场动态，把握价格走势，对可能引起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要及时做出预警预报，提出应对的意见和调控措施，适时适度地进行调控，努力完成甘肃省价格总水平调控任务，确保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

二是运用积极的价格政策，促进项目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继续完善收费承诺政策，运用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确保建设资金需求，加快公路、危险废弃物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完善水资源费和各类水价改革政策，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水价体系，促进水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利用。进一步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政策，促进电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继续对限制发展和淘汰类的行业和产品实行差别电价政策，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认真制定和完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固体废物处理收费制度，建立排污者交费、治污者受益的机制。进一步完善土地出让价格管理制度，促进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

三是强化价格监管，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继续深化价格改革，坚持市场导向，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清理整顿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收费。着力治理向非公有制经济的乱收费，坚决取消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性收费政策。规范中介服务价格和收费，清理流通领域中的监督检验、检测、鉴定等收费项目和标准，解决社会反映比较强烈的重复收费和标准过高的问题，取消与发展大流通、建设大市场不相符的价格和收费政策，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和公平竞争。

篇(7)

关键词：“3S”技术；生态补偿标准；天峻县

1引言

生态补偿作为联系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的桥梁，已成为地理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之一[1～5]。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的核心，关系到补偿的可行性和效果 [6，7]。确定补偿标准应用较多的方法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意愿调查法[8]。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李晓光等[9]以海南中部山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为例，应用机会成本法探讨生态补偿标准。戴其文等[10]以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例，构建以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实施成本为参数的参与成本模型确定生态补偿标准。陈传明[11]依据发展权限制的损失（包括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野生动物破坏造成的损失） 社区居民受偿意愿和受益者的支付意愿，制定了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标准。庞爱萍等[12]以保障黄河口生态需水引起的山东引黄灌区农业损失补偿标准分析为实例，计算了冬小麦和夏玉米种植户不同等级的生态补偿标准。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关于生态补偿研究多集中在我国中东部地区，较少涉及西部，特别是青藏高原地区，尺度大多涉及国家和流域，缺乏对县域生态补偿问题探讨和研究。因此，在大范围环境背景下确定的补偿标准不能准确反映农户的实际损失，易造成补偿力度不够，难以充分利用有限资金实现环境共同保护。县域尺度作为生态补偿的主要行政区单位，确定其生态补偿标准更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天峻县是布哈河、大通河、疏勒河三条河的发源地，也是青海省西北部重要的湿地生态涵养区和生态屏障。高海拔、土地肥力低下致使天峻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生态环境一遭破坏便很难恢复。本文利用青海湖流域天峻县的多次科考调查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借助“3S”技术，试图运用不同的方法确定出天峻县生态补偿的上下限标准。本研究结果在理论层面上可为我国县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提供借鉴，现实层面上也可为政府部门对天峻县生态补偿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2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区域概况

天峻县位于青海湖西北侧，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管辖，是海西州主要的牧业县之一。地理位置介于N36°54′～39°12′，E96°49′～99°42′，之间，研究区总面积约0.14万km2，最高海拔5826.8m，最低海拔2850m，相对高差近3000m；地势中间高，西北和东南低；属高原寒带气候，年均温-1.5℃，极端最高气温25.6℃，极端最低气温-35.8℃，年降水量303mm，全年无绝对无霜期，农作物不宜成熟，畜牧业是全县的主导产业。2010年末总人口3万人，以藏族为主，占总人口的80%，还有汉、蒙古、回等民族。

2.2研究方法

2.2.1数据获取

遥感影像数据，采用2007年7月Landsat卫星轨道号为p132 r35、p133 r34、p133 r35、p134 r34的Landsat-5 TM（30 m×30 m）的遥感影像数据。利用ENVI4.5软件将5、4、3三个波段叠加合成假彩色图像，根据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植被类型可判读性、前人研究成果、结合野外实地调察和相关资料等，建立青海湖流域植被类型遥感图像解译标志。根据建立的解译标志，在ArcGIS9.0的Arcedit中进行人机交互式判读解译；运用GPS进行外业精度调查验证；将所得数据在ArcInfo Workstation环境下进行编辑和修改，划分出青海湖流域天峻县各景观类型并计算出各景观面积（见图1知表1）。

数字高程模型：来源于NASA的SRTM数据，分辨率为90m×90m，使用ArcGIS9.3的Solar Radiation模块进行太阳辐射（MJ・m2）计算。气象站点数据：2007年青海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12个气象站点的月均温（C°），使用ArcGIS9.3中的IDW（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进行插值。

以资源平衡理论为基础的CASA（Carnegie Ames Stanford Approach，CASA）模型是一个充分考虑环境条件和植被本身特征的光能利用率模型[13]。其与“3S”技术相结合成为NPP估算模型研究的一个新方向[14，15]。运用CASA模型与“3S”技术模拟出研究区不同植被类型年净初级生产力。

2.2.2方法

根据“庇古税”理论，补偿金额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额，即边际外部成本；从环境经济的角度来说，当边际外部成本等于边际外部收益时实现环境效益的最大化，因此理论上最佳补偿额应该以提供的生态服务的价值为补偿标准[16]。韩艳莉[17]等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和区域景观价值的基础上，确定出青海湖流域区域生态补偿的上下限标准。本文结合青海湖流域天峻县的实际情况，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所产生的气体调节、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形成与保护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综合评估与核算，确定出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总服务价值，以此作为研究区生态系统补偿理论上限值；以研究区NPP为基础，将生态系统固定的生物质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相等能量的标煤能量，由标煤价格间接估算生态系统景观单元所能够提供的生物资源NPP的价值，并以此作为研究区景观价值，这些景观价值可体现当地牧民在不同植被景观类型中所能获取的本年度最低物质生产量和可转化的最低经济利益，因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可将植被景观价值作为区域生态补偿的下限以弥补每个牧户的直接经济损失。

（1）补偿上限计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法是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本身具有的价值或修正后的价值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一种方法[8]。该方法的核心是：运用市场价值法、置换成本法、机会成本法等计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并将估算的价值作为生态补偿的标准。计算公式如下：

VES=∑61i=1Ai×CVi（1）

其中，VES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元），Ai为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面积（hm2），CVi为生态价值系数 （元/hm2・年）（表2）。

（2）补偿下限计算。补偿下限计算采用景观价值法，本文先利用CASA模型模拟出研究区不同类型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然后采用市场价格法[18]、能量替代法[19]估算出青海湖流域天峻县区域景观价值（Vj），公式如下：

Vj=∑91j=1Wnppj×19.24110×P（2）

式中，10为标煤的热值（kJ/g），19.24为生物量热值（kJ/g），高寒地区植重生物量的热值为16.54～21.94kJ/g[20]，取其平均值19.24kJ/g，P为标煤的市场价格（354元/t）（1990年不变价）[21]。Wnppj为研究区不同植被类型年净初级生产力（g/cm2・年），借助CASA模型获取（表3），CASA模型中NPP估算是植被所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与光能转化率（ε）的函数。

NPP=APAR（x，t）×ε（x，t）（3）

式中，APAR（x，t）为像元x在t月所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gC/m2・m），ε（x，t）表示像元x在t月实际光能利用率（gC/MJ）。

3结果与分析

3.1青海湖流域天峻县景观特征

从图1和表1中可以看出青海湖流域天峻县2007年Landsat-ETM遥感影像解译结果的景观类型看，青海湖流域天峻县高寒草甸面积达71757216hm2，占县域面积的5241%。其次是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和裸岩，分别为34436199hm2、21560855hm2，所占比例分别为2515%和1575%。高寒沼泽和温性草原面积较小，其面积分别为4233872hm2、2158770hm2，分别占青海湖流域天峻县总面积的309%和158%，其余景观类型分别占不到1%。其中沼泽（高寒，湖滨，河谷）面积为4839174hm2，占整个青海湖流域天峻县面积的353%；不可利用土地（包括裸岩、裸土地、石砾地和沙地）面积为21787209hm2，占整个青海湖流域天峻县面积的1591%。

表1天峻县各种景观类型面积

景观类型1面积/hm21斑块数/个1比例/%裸岩1215608.5513145115.75裸土地12057.61158810.15石砾地1205.931110.02河流112904.071410.94湖泊1929.2012910.07高寒草甸1717572.161227152.41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1344361.991200125.15温性草原121587.7012311.58河谷灌丛13839.24110310.28山地灌丛11527.8418510.11高寒沼泽142338.721226613.09湖滨沼泽10.001010.00河谷沼泽16053.0218010.44耕地10.001010.00居民区与工矿用地1252.4114210.02沙地10.001010.00

3.2补偿上线的确定

根据对天峻县不同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分析，由公式（1）计算得到青海湖流域天峻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可作为对研究区生态系统进行补偿的理论上限值，故2007年青海湖流域天峻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即补偿上限为101.42×108元。

结果显示，在不同景观类型中，草地的生态服务价值最为显著，为66.97×108元，占总价值的67%；其次为湿地，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6.82×108元，占总价值的27%；第三为水体，其价值为29.80×108元，所占比例为16.18%；水体的价值为5.63×108元，所占比例为6%；价值最小的为灌丛，其价值为1.19×108元，所占比例仅为1%。从生态系统类型来看，废物处理价值最为显著，为22.29×108元，占总价值的29%；其次，土壤形成与保护价值为19.61×108元，所占比例为20%；水源涵养价值为16.95×108 元，占总价值的17%；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12.59×108元，占总价值的13%；气体调节价值为8.54×108元，占总价值的9%；气候调节为7.51 ×108 元，所占比例为8%；此外，娱乐文化和食物生产价值分别为3.34×108、3.05×108元，均占总价值的3%，原材料价值仅为0.55×108元，占总价值的1%。

2014年11月绿色科技第11期表2天峻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生态服务功能1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单价/元灌丛1草地1农田1湿地1水体1荒漠1总计/（108元/年）1比例/%气体调节11902.51707.91442.411592.70101018.5410.09气候调节11592.81796.41787.5115130.901407.01017.5110.08水源涵养11769.71707.91530.9113715.20118033.2126.5116.9510.17土壤形成与保护12588.211725.511291.911513.1018.8117.7119.6110.20废物处理11159.211159.211454.2116086.60116086.618.8129.2910.29生物多样性保护11924.61964.51628.212212.2012203.31300.8112.5910.13食物生产11771265.51884.91265.50188.518.813.0510.03原材料11172.4144.2188.5161.9018.81010.5510.01娱乐文化1584135.418.814910.9013840.218.813.3410.03总计（×108元/年）11.19166.9710.00126.8215.6310.811101.42占总价值比例/%10.0110.6710.0010.2710.0610.01

3.3补偿下限确定

通过对天峻县不同类型植被景观价值的分析，利用公式（2）计算得到青海湖流域天峻县各类型植被景观价值及总景观价值。研究区总景观价值即补偿下限为47.61×108元/年。

由表3可知，青海湖流域天峻县山地灌木林的单位面积NPP最大，为802.69g/m2/年，其次为耕地，为778.67g/m2/年，最低的为高山流石坡植被，为378.11g/m2/年。青海湖流域天峻县高寒草甸面积分布最广，NPP总量为5.19×106t；其次为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为1.30×106t；其余类型景观面积较小，相应的NPP总量也较小。高寒草甸、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高寒沼泽、温性草原对青海湖流域天峻县景观价值贡献较为显著。由表3可知，高寒草甸对青海湖流域天峻县景观价值的贡献最大，为35.33×108元，占总价值的74%，足以说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在青海湖流域天峻县具有重要的生态安全地位，其次为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景观价值8.87×108元，占总价值的19%，该类植被景观价值较大原因是该类景观为研究区的主要景观斑块，即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单位面积景观价值虽小，但其总面积占县域总面积的25.15%，因此在景观价值贡献上较大。

表3天峻县不同类型植被景观价值

类型1面积/km21NPP/（g/m2/年）1标准偏差1总NPP/104tc1景观价值/（104元/km2/年）1总景观价值/（108元/年）山地灌木林115.281802.69172.7511.23154.6710.08耕地101778.67171.9310.00153.0310.00河谷灌木林138.391738.24167.8812.83150.2810.19高寒草甸17175.721722.871100.31518.71149.23135.33湖滨沼泽101719.07180.3310.00148.9810.00高寒沼泽1423.391664.31174.25128.13145.2811.92温性草原1215.881661.801107.68114.29145.0710.97河谷沼泽160.531595.801206.5113.61140.5810.25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13443.621378.11178.651130.21125.7518.87

4结语

（1）青海湖流域天峻县景观类型共有9类，青海湖流域天峻县主要是高寒草甸，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和裸岩景观分布格局下的其他景观类型的镶嵌。高寒草甸的面积达717572.16hm2，占县域面积的52.41%；其次是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和裸岩的面积分别为344361.99hm2、215608.55hm2，比例为25.15%和15.75%。山地灌木林面积最小，为1527.84hm2，只占0.11%。

（2）通过对天峻县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和不同类型植被景观价值的计算，确定了青海湖流域天峻县的生态补偿标准区间为：101.42×108元～47.61×108元。其中，草地的补偿上限最大，为66.97×108元，其次是湿地，为26.82×108元；在补偿下限中，高寒草甸对青海湖流域天峻县景观价值的贡献最大，为35.33×108元，占总价值的74%，足以说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在青海湖流域天峻县具有重要的生态安全地位，其次为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景观价值8.87×108元，占总价值的19%，高寒草甸与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景观价值占本县总景观价值的93%。可见，这两类景观对确定天峻县生态补偿标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傅伯杰，刘世梁，马克明.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的内容与方法[J].生态学报，2001，21（11）：1885～1892.

[2] 毛显强，钟瑜，张胜.生态补偿的理论探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4）：38～41.

[3] 杜万平.完善西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3）：119～120.

[4] 李文华，李世东，李芬，等.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若干重点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2）：14～19.

[5] Pagiola Stefano.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Costa Rica.Ecological Economics，2008，65（4）：712～724.

[6] 赖力，黄贤金，刘伟良.生态补偿理论、方法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08，28（6）：2870～2877.

[7] 杨光梅，闵庆文，李文华，等.我国生态补偿研究中的科学问题[J].生态学报，2007，27（10）：4289～4300.

[8] 赵翠薇，王世杰.生态补偿效益、标准――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地理研究，2010，29（4）：597～606.

[9] 李晓光，苗鸿.机会成本法在确定生态补偿标准中的应用-以海南中部山区为例[J].生态学报，2009，29（9）：4876～4883.

[10] 戴其文，赵雪雁.生态补偿机制中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以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系统为例[J].地理学报，2010，65（4）：494～506.

[11] 陈传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J].地理科学，2011，31（5）：595～599.

[12] 庞爱萍，孙涛.基于生态需水保障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J].生态学报，2012，32（8）：2551～2560.

[13] 刘勇洪，权维俊，高燕虎.华北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研究及其时空格局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10，25（4）：564～573.

[14] 陈正华，麻清源，王建，等.利用CASA模型估算黑河流域净第一性生产力[J].自然资源学报，2008，23（2）：263～273.

[15] 朴世龙，方精云，郭庆华.利用CASA模型估算我国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J].植物生态学报，2001，25（5）：603～608.

[16] 吴水荣，马天乐，赵伟.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进展与经济分析[J].林业经济，2001（4）：20～24

[17] 韩艳莉.青海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J].生态科学，28（5）：460～464.

[18] 李晓光，苗鸿，郑华，等.生态补偿标准确定的主要方法及其应用[J].生态学报，2009，29（8）：4431～4440.

[19] 任志远，李晶.陕西秦巴山区植被生态功能的价值测评[J].地理学报，2003，58（6）：503～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