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09: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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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转贴于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摘 要】:针对中医病名的现状,从历史和临床实践的角度论证了病证结合是中医诊断学的精髓,从认识论和方法学上比较了中西医病名的异同,阐述必须坚持中医病名,继承和发展中医理论,规范中医病名学术体系,推动中医走向世界。
【关键词】:中医病名;诊断;标准;病证结合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3(上)-0141-02
病名是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重要概念,是中医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辨病是中医临床不可缺少的内容[1]。任何疾病都有原因可查、病机可究、规律可循、证候可辨、治法可用、预后可测,临床治疗的目标主要也是针对病。但目前中医病名几乎处于被取消的状态,临床诊断、论文著作、科研课题等,大部分都使用西医病名,中医病名被弃而不用,或仅称属中医“××范畴”。因此,必须制定中医标准病名,作为国家标准加以颁布实施,以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维持中医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1 病证结合是中医诊断学的精髓
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最早即是确定病种,并赋予病名。《黄帝内经》所记述的病名逾200种,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无论是《伤寒论》论外感病,还是《金匮要略》论内伤杂病,都是以病为纲,病脉证治并重。此后历代医著如《诸病源候论》、《景岳全书》、《医宗金鉴》、《证治准绳》等,以及近代临床各科的中医教材,基本上都是以病(症)为纲,进行辨证论治。因此,继承中医学的病名及诊断十分必要。
病证结合是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基本方法,诊断疾病可以有效地把握疾病全过程的根本矛盾,而辨析证候又能准确地把握疾病某一阶段的病位与病性等主要矛盾。对病和证的分层认识,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二者的关系犹如经纬纵横交错,使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在病位的表里上下与脏腑经络,病性的阴阳寒热虚实,以及病势的进退深浅3方面达到3维统一。中医病名融于中医理论体系,能正确引导临床辨证与施治。与证诊断一样,病名诊断是中医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内容,病证结合诊断是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特色。
2 中医临床必须使用中医病名
就临床诊疗的目标来说,中医与西医所针对的都是疾病,在这一点上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由于认识论和方法学的不同,所导出的病名体系必然不同。中、西医的病名,一般都是由病因、病性(病理)、病位和病状相互组合而构成。由于中、西医对各组织器官的生理、病理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因而对疾病的命名诊断,西医有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功能诊断、临床综合征诊断等不同形式,并注意几个方面的结合而作出完整诊断,因而其病名限定清楚,但较冗长而复杂。与之不同,中医学病名极为精当简炼,每个病名实际用词一般只有2~4个字,不一定将每个病的病因、病性、病位等本质属性概括无遗,而可通过辨证诊断使之得到补充。正是由于病名诊断与辨证诊断之间的这种互补性,使中医学的病证诊断完整地融入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具有中医之特色。可见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既有关联但又不等同。
中医临床必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使用准确而规范的中医病名。中、西医病名只能并存和相互对照,而不能并用,更不能以西医病名取代中医病名。只有规范中医病名,坚持并强化中医病名诊断,才有益于中医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发挥中医学的优势。
3 中医病名诊断的必要性
中医的许多病名,如破伤风、托盘疔、胬肉攀睛、鹅口疮、舌菌、痄腮、阴吹等,精炼简捷,见名知义,易于掌握。中医有不少好的病名,如历节风、破伤风、感冒、红丝疔、缠腰火丹、蛇头疔、乳岩、天行赤[、蟹睛、骨槽风、鼻渊等,其命名科学确切,名实相符,正如宋・张杲《医说・疾症》所谓"古之论疾,多取象比类,使人易晓"。因此,这些中医病名一直沿用至今,为人共晓,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有些病名如痢疾、霍乱、伤寒、破伤风、风湿热、感冒、麻疹、癫痫、子痫、白喉、痔、痈、痛风、风疹、云翳、脚气病、牛皮癣、梅毒等,在西医传入中国时,便为西医所引用。
中医强调辨证,并多以症为病。但辨证毕竟只是反映疾病某一阶段的情况,症则只是疾病本质的外在表现,而通过诊断所确定的病名,代表着对疾病最本质的认识。病名诊断在中医医疗实践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把握疾病的全局和全过程的一般规律,有利于临床施治,这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4 规范中医病名体系
任何学科都是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病名学术也不例外。中医病名规范化的研究,首要而根本的原则,必然也只能是继承性原则,要从蕴藏前人丰富经验和理论的历代医籍中整理、挖掘中医病名,切合临床实际者用之,不符合临床实际者改造之。在此基础上本着特色性、实用性、创新性、准确性等原则,全面系统地开展病名体系研究,形成完整而规范的中医病名学术体系。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3]疾病部分即是本着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理论的宗旨,采用继承、挖掘、引申、创新、引进等方法对病名进行分化定义,从而使中医病名学术在相对完整的意义上形成体系。
落叶知秋,病名的取消就是中医学术消亡的前兆,面对日渐远离传统文化的中医,如何恢复昔日中医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何使中医能够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良性发展,这或许是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人们所应当迫切思考和解决的问题[4,5]。
现代医学制定有国际疾病分类(1CD)等国际标准和国内的《疾病分类与代码》。但中医学是具有独特理论和丰富经验的传统医学,中医学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与西医学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可能用ICD等外来名词规范中医疾病名称。现在临床上中医的病名被弃用,没有中医的病名体系,因而必须加紧中医病名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中医学者开展中医标准病名的研究,建立中医标准病名体系,一方面充分吸取、反映以往研究的合理内容,另一方面弥补前段标准化研究的不足。中医标准病名研究应按照中医理论体系,严格区分病、证、症概念,在继承原有病名的基础上,参考西医病名,按中医学的理论创新、分化、扩展中医的病名。该研究可为中医学术提供全面标准的"原件",不断完善中医疾病体系,并能对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起到指导作用,也有利于保护中医学的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朱文锋,贺泽龙.论坚持中医病名诊断的必要性[J].辽宁中医杂志,2000,27(2):50-52.
[2]苏玉仑.中医病名应改革[J].中国中医药报,2000,5:31.
[3]朱文锋,王永炎,王 沛,等.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S].北京:国家标准出版社,1997
[4]刘理想,张其成.近现代文化举措对中医的影响[J].中国中医药报,2006,10(13):
【关键词】整体医学;基因组;中医心理学;中医基因组学
1整体医学
整体医学是现代社会正在兴起的一种医学体系,将医学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从整体上来认识医学的性质、对象和目的。整体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外表近似,但是本质有所不同。整体医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系统论。整体医学就是用整体观认识医学的各个要素。而整体医学的整体观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所认识的所有联系的基础上,从科学的长远发展上来说,这是一种弱整体观,一种综合论,理论基础是还原科学观。
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即经验医学时代、实验医学时代和当前的整体医学时代。经验医学时代为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实验医学时代为生物医学模式,而整体医学时代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当今医学的特点是处在实验医学时代向整体医学时代的过渡时期,整体医学的理论体系尚未正式形成,但已具雏形。现代的整体医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科学发展的结果,但是生命科学——基因组学正在走向完善的基因组联系,将来的发展必然在基因组的普遍联系上证明中医的基本理论,所以随着基因组学的整体化发展,以及中医学的跨越式发展,现代整体医学必然走向更完备的、以中医学为核心的整体医学。
2中医学现代化
整体医学的崛起给中医药学国际化带来了机遇,整体医学与中医药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从理论体系看,整体医学的理论与中医药学的学说实际上是相通的。如《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
中医药学其实就是一门完整的整体医学。中医学有着对人体自身整体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统一的认识。但是中医学又是一门模糊的整体科学。《黄帝内经》建立于二千多年前,是古人观察人体与自然所建立的整体医学,其本质就是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整体观,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极端落后的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个时候形成的整体只能是粗略与模糊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封建礼教的限制,加之受中国哲学观重用轻体、重道轻器价值取向的影响,人们开始疏于人体具体的形态和结构,歧视人体解剖,对人体的细节和局部方面未做较深入的剖析研究,随之《内经》的结构功能统一的整体观逐渐演变为单纯的功能性的整体观。由于缺乏了结构和形态的支持,不能得到有效的可见的物质证据来说明自己的科学性,本身也缺乏创新发展,所以随着以结构为主的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学屡次受到打击和排斥。
中医药学的发展必须从《黄帝内经》的整体思想开始做起,真正认识整体的本质,结合现达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新时代的完整的结构与功能统一的整体观。所谓中医现代化就是用现代语言和科学技术重新描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平衡条件下的人整体的运动规律。
当代分子生物学在迅猛发展,借助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大量数据,基因组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足够的时间内,基因组学很可能走向整体,最后可能在基因的相互联系中发现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所存在的基因证据,这时候中医就会被分子生物学所吸收,现代的整体医学就可能吸收了中医药学的优势发展成为完善的结构与功能统一的整体医学,中医不再是中国的中医了。这是好事,但是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中医学的发源地,我们将失去一次崛起的机会。
3整体的含义
中医学是整体科学,西医学是还原科学。中医现代化首先必须是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而基础理论的现代化又以整体为前提,整体观的现代化为首要。以前中医现代化的失败在于从传统的功能整体观方法论上而不是从整体的根本意义上看待现代化。而西医也是从自身的方法论上看待中医,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根本的中西医结合是不可能的。
整体是物质的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两者互相依存、不能分离,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展现。整体是局部的整体,局部是整体的局部。整体是物质形、气、能的统一,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是一种客观实在。
任何个体都是由两种以上的物质要素混化而成的。这一混化物可以呈质地均匀无别的气态,也可以呈实体存在的实体态。前者固然是一体,后者,尽管它的实体组成部分可以形形,各部分的功能也可千差万别,但该实体物的气却遍布全体、贯穿内外,使组元形成有机联系的和谐整体。这里所说的整体,指形成气的时空结构而言,它是维系气独立性、特殊性的根本,也可把整体理解为气的结构模式。譬如,设某模式为特殊的比附,这种特定的形状结构的性质是不受其所占位置的大小影响的。因而时空结构模式一旦形成,不仅可以使全部事物的各个部分都处在同一结构上,而且这一整体特以渗透到所属各个局部中去,使在这一整体中的局部组元可以体现整体,这是与组元作为独立存在物的根本区别:①整体的实在性。②整体的联系性:任何整体都在和其他整体处在密切的联系当中,联系是这个整体存在的必然条件,没有联系便没有这个整体存在的必然性了。③整体的层次性:任何整体都是大的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个整体有包含了小的层次的整体,小的局部组成。④整体规律的类似性:一物生来有一身,一物自有一乾坤。每个整体都是从类似规律演化而来,从无极演化,有太极,从这太极演化阴阳,以至这一整体全部。⑤整体的进化性:宇宙从无极逐渐演化太极,以至现在的万物,在发展至人这个宇宙最高级的生命个体,便是整体演化的最好的证明。
气是中医学的核心。现代医学是从有形的结构上研究,形是气所聚,形散为气,气是形的场,形气是统一的。气是整体的体现。那么从形气理论的两种医学也是可以统一的。
整体性是贯穿人体宏观和微观的根本。从宏观逐渐微观,每一层次都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每一层次都服从统一的整体性,而整体性是每一层次运动联系的根本。这个的整体规律就是中医基础理论,这个规律指导着每一层次的运动和相互作用。
4建立中医基因组学
基因组是现代生物学还原到分子的体现,由此生命科学开始转向整体科学。现在的功能基因组学就是这一转向的体现。基因组是整体科学与还原科学的交汇点。
基因组是人体的微观信息调控中心,更体现了人体的整体性。它是人的精气的凝聚态,含有生命的全部信息。宏观人体整体和微观的人体基因组整体性是统一的和同源的,基因组整体是由五脏功能模块组成,这五脏又有亚细的模块组成,这亚细的模块又有更微小的基因模块组成,各个大模块亚细模块之间存在协调的相互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微观经络系统。基因功能模块由相应的基因组成,基因组整体是结构和功能统一的整体。建立中医特色的基因组学是为了完善中医药学理论,发展整体医学。建立微观基因组整体辨证论治,并没有否定传统意义上的辨证论治观,而是将其发展一步,深入到基因组整体内部,将整体观深入到基因组整体中,将宏观整体辨证和微观基因组整体辨证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从外至里、从里至外的整体的辨证论治观,建立宏观和微观统一的整体的辨证体系。这才是科学的完整的辨证论治观。
建立中医基因组学是为了在基因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证候研究,证明中医证候理论的正确性;进而在分子基础上证明中医脏腑经络理论的正确性,最后深入基因组研究,深入了解基因组所蕴含的生命本质以及生命的发展。
中医基因组学的建立是中医现代化走向未来的一个关键点,整体科学与还原科学都在这一尖端领域进行着研究,而中医学进入这一领域,一可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译基因组所包含的全部生命信息,促进人类的健康事业;二则可以引导还原科学的整体化演变。
5中医心理学的发展
这是中医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结合的关键点。也是中医现代化的另一个关键点。
中医心理学原来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以心理的整体功能为本体论述人的心理的,讲的是人的先天功能。传统中医学建立在远古极端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看不出人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发展,而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心理与健康都受到了社会的极大影响,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医心理学也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现代心理学是以人的大脑的具体结构为生理基础,论述人在社会中的各种行为性格等,这是人的后天功能,对人们的各种行为意识均有科学的描述。但是现代心理学没有与人的整体功能结合在一起,没有指出人的根本的社会本质,所以其发展也是有局限的。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而人的心理是整体的,所以它本身具有很大的缺陷。
人的各种语言、行为以及意识思维等都是在人的元神的支配下进行的,元神是最根本的自我。而心理的进行是在社会背景条件下的,一切心理行为都有社会背景的,社会背景形成了人的心理模块、人格模式,人格模式下的元神系统构成了人的社会自我,心理的行为是在元神的支配下通过心理模块进行的,以此结合这两个心理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心理问题。佛学对人的心性理论有深刻认识,但是借鉴之前必须彻底抛弃佛学所具有的唯心思想,心性理论中性与元神相关,而心与元神、元神支配下形成的人格模式有关。
元神可以接受信息,加工、储存、提取信息,发放信息三个方面。人出生时意识是白净的,但是在人从出生开始,人就在不断接受信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不断学习,不断加深信息,积累信息,使元神中的信息不断强化与激活而得到强化,最终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人格参照模式。这个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新进入信息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人各种意识、行为的模板,形成了特定的性格模式。人的性格模式是在元神支配下形成的,但是性格模式一旦形成就对人的元神人的生理发生作用,形成了人的后天行为的文化背景和模式。人的性格模式与人的后天社会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中医心理学和现代心理学是功能与应用的结合。元神是人的整体功能,人的五脏情志、七情等都是人的元神功能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些情志的发生必然受到人的性格模式的影响,性格模式又决定了情志的发生模式。中医心理学和现代心理学都是不完整的,各讲述了人心理的一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人的心理整体过程。
人的心理在当今社会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佛学、现代心理学、中医心理学都有各自的认识,但是它们又不是完全的,正确的认识是将它们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辨证唯物主义的整体的心理学体系。现代中医心理学的建立不但解决了人的意识的根本问题,促进人类的心理健康发展,而是还对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在的作用。
6结论
【摘要】作为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自古以来,中医与西医就各有长短,难以包容。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自然科学发展规律为依据,以新的教学理念为契机,在总结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历程中,探讨新的西医院校中医教学改革的方式,提出改革意见:明确中医教学的目的、改革教学方法与模式、教材编写与教学安排、以促进中医学教学的改革。
【关键词】西医院校;中医教学;教学改革
自16世纪中叶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来,就有了中医与西医的矛盾。作为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他们各有短长,难以相互包容,共同发展。中医界不少前辈的融会贯通,改进、科学化,现代化等理论方法,均未解决这一矛盾。解放后,我党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自然科学发展规律为依据,提出了中西医结合创立新医药学派的方针,提倡中西医结合,促进了中西医学两大体系相互渗透和吸收,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西医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渊源,思辩与实践方式,哲学依据,发展模式均不相同,西医院校学生在接受了大量现代医学教育以后,再接受中医学教育,其学习态度、认同程度、思维方式等均明显影响中医学教学效果。如何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探讨新时期中医学的教学改革已势在必行[1]。为此,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1明确中医学教学的目的
高等西医院校的中医学教学目的已争论多年,但一直未完全明确。[2]目前西医院校的中医教学任务重,教学时数少,讲解快,学生理解难,中西医结合贯通差,最终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在短短50学时左右的时间内,要从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辩证论治到中药方剂,一字不漏地讲解,要求学生学习掌握,确实很困难,即使勉强死记硬背下来以应付考试,之后也都全忘了,别说运用和发展,这样就毫无效果可言。因此,应该明确我们的教学要达到什么目标水平?我们教学培养的目的是什么?与高等中医药院校不同,它不是培养中医药专门人才,而是让西医院校学生在学习现代医学的同时,了解祖国医学的渊源、历史传统与成绩,熟悉祖国医学的特点,基本理论,发展状况以及目前中西医结合成就,为今后从事医学事业打下基础。因此重在了解,要求学生熟悉简单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病治疗方法,了解中药的作用及组方原则和常见病的中医治疗,将学生引入中医学的门槛。并结合目前中西医结合的成就作一些启发式讲授,适当作两种理论的对照讲解,提出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以提起学生的兴趣。目的明确了才能据此安排教学大纲,编写实用教材,合理安排教学课时和见习实习时数,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2改革教学方法与模式
几十年来,西医院校的中医学教学一直沿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模式。从概论、阴阳五行、脏腑 辩证到治则治法、中药方剂等,引经据典,以经解经,一字不漏地全部讲授,内容多,要求多,而学时少,学生学习困难,很难消化掌握,教学效果差。为此,应根据社会发展和教学目的,结合实际情况,彻底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对其进行改革。要根据教学目的制订明确的教学改革目标,确定改革的步骤和方法,分步实施,并进行必要的试点,以期取得成功。具体改革方法:
2.1上好第一课堂。中医学第一堂课是讲中医学绪论,也就是介绍中医学的发展历史,中医学的基本观点。以往认为绪论中要求掌握的知识少,故不太重视,只作简单介绍。实际上,上好第一堂课十分关键。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在第一堂课上能激发同学的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在以后的教学中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应安排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充分准备,在第一堂课上就抓住同学们的心,将他们引入中医学的殿堂。
2.2以系统器官为纲目,以中医脏腑学说为核心,对中医学相应的基础理论、诊断、方剂中药、辩证和治法进行一站式教学。以前中医教学中将藏象、辩证、治法、方药等分别讲授,各章节之间相互独立,基础知识与临床诊断、治疗相分离,学生难以融会贯通。
实际上,中医学的藏象、辩证、治疗、方药是紧密联系的。辩证是在对脏腑生理功能,病理表现的充分认识上作出的,而治法是以辩证为基础,同时指导方药的拟定。因此以脏腑为纲,即以肝、心、脾、肺、肾五脏为中心,分别讲解其生理、病理、临床症候及辨证方法,并讲授该脏腑最常见的一两个疾病,介绍治法,方药,可使学生融会贯通,既掌握中医的基础知识,又运用于临床实践,还可以举一反三。例如讲解脾胃,从脾主运化水谷和水液、主升清、主统血,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主通降,以降为和的生理功能能到脾胃升降失常而出现脾胃气血阴阳失调,诸如脾气虚损,脾阳虚损,水湿中阻,脾胃湿热,中焦实热,腑气不通等病变,结合临床实际着重讲解中焦实热,即阴阳腑实证的病理机制,病情演变,可能的转归和预后,以及以大承气汤为代表的通里攻下药“急下存阴”的治疗原则与方法,再在临床见习和实习时结合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表现予以讲解,使学生对该系统主要疾病的生理病理和临床表现,治疗与转归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了解与掌握。以此类推,让学生逐步适应,自己去认识辩证方法的全过程,从而掌握中医理、法、方、药的具体运用,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3中西医结合。以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和成就为主,既以中医学为基础,又以现代医学为说理工具,同时用中医整体观和方法论来阐述,使学生容易理解。[3]首先讲述中医学的历史渊源和成绩,中医基础理论,简要介绍中药方剂和常见病的辩证论治方法,在此基础上着重向学生介绍目前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的成就和进展以及还有待解决的问题,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如在全国取得了较好成绩的针刺针麻技术研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上海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关于肾本质的研究,初步阐明了肾阴虚和肾阳虚本质上与机体皮质醇量的高低相关,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找到了一种可靠的方法和途径;青蒿素的研究开发成功,不仅是中药开发的突破和新途径,也是我国第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关中医血淤与现代医学循环和微循环障碍关系的研究;证本质的研究,舌诊的研究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中药的有效成分提取及其疗效与西药的关系和差别;中药复方的作用机制;尤其是国家攀登计划中的经络实质研究,至今仍无明显进展,都需要我们投身其中,为实现中医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样既有生动具体的成绩和实例,也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极大地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 积极认真学习。
2.4结合实际,以事实为依据。结合我国和我科的临床实际情况,介绍目前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较好疗效的疾病。例如介绍我科中西医结合急性胰腺炎,使急性胰腺炎的病死率降低到10%以内,比单纯西医治疗或外科手术治疗效果更佳,且目前全国急性胰泉炎的治疗大多数都用中西医结合方法;不全性肠梗阻的中西医结合保守治疗,效果确切;脑卒中及其后遗症的中医针灸治疗;康复科的中医理疗按摩等都有很好的疗效。安排临床见习,使学生看到确切的疗效。通过这些成就与事实的介绍,使学生有中医能治病,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实体验,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中医,认真学习中医,并可能投身于中西医结合事业。
3教材编写于教学安排
为了达到彻底改革的目的,就有必要据此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大纲应该简洁明晰,紧紧围绕教学目的;教材应该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既要有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方法的讲解与介绍,又有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成就和相应的新理论与观点方法,同时毫不忌讳的提出当前存在的问题以供探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4]因此,在教学时数安排上,应多讲中西医结合的成就,少讲经典中医理论;多讲临床实际能解决的问题,少讲悬而神秘的空洞理论;多结合临床实践,结合病人讲中医理论,少课堂讲授,少给学生讲“天书”;进一步加强临床见习和实习的带教工作,在实际运用中讲理论。同时应针对不同专业编写教材。例如:针对预防专业,着重介绍中医未病先防的思想和中医养生学;针对妇幼专业,重点讲授中医妇科学和儿课学。
总之,为适应时展的要求,为搞好中医学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应总结经验,借鉴他人的成就,大胆改革,锐意进取,以促进我校中医学教学的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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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对传统医学的需要和中医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中医学发展的基础之一是中医事业的参与者能正确理解中医的理论和方法。这不仅涉及当前的专业工作者,还包括:潜在的和将来的学习、研究者;服务的对象;对中医进行管理的公务员和其他可以影响中医发展的人群等。弥补现代人群对中国传统知识的薄弱需要巨大的经济、时间成本,因此,在传统基础上构建符合现代人习惯的科学体系有利于中医事业的发展。
1传统中医学的科学性及其理论基础
1.1传统中医学是有限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 西风东渐以来,对传统中医科学性的怀疑一直存在,也存在着科学标准不适于中医药评价的论点。1888年,达尔文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辞海》1999年版认为: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简言之,科学就是发现事实并研究其规律。传统中医理论以人体、环境等客观事实及其相互规律为研究对象。脏象、经络、病因、证和中药学等是对客观事实的发现、总结;阴阳的对立、互根,五行的生克制化,辨证施治,方剂的君臣佐使,中药的七情等是对客观事实间规律的研究;司外揣内、四诊合参是依据可辨识的客观现象,探究当时不可见的生理、病理变化规律。尽管形成、发展过程中解剖学、微生物学等基础科学还处于萌芽甚至空白阶段,但传统中医学以客观事物及其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性无可置疑。
1.2必须坚持的传统中医学科学理论基础
1.2.1依据独特标准的分类学 分类学是按一定的特征将对象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类别,是现代科学的重要基础之一。基于长期的观察和临床实践,传统中医学提出了对客观事物独特的分类标准,并以比喻、指代等古汉语常用表达方式予以命名。例如:阴阳、五行学说是按人为标准,对整体事物中相对区分又相互影响部分进行的分类学研究,由简单的两类到比较复杂的五类,是对事物由整体到结构的研究。张景岳说:“阴由者,一分为二也”,说明了其分类的实质。
1.2.2以客观实践为基础对事物间相互关系规律的阐述 传统中医学建立了独特的分类学以后,通过大量实践总结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比如在脏腑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了脏腑间关系,并以此指导对疾病的诊疗,取得了确切、独特的效果。
1.2.3分阶段、多靶点的治疗模式 辨证施治是中医学诊治疾病的核心方法。机体状况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根据病程的演变以一定的频率进行观察,调整治疗方案,即进行分阶段治疗。另一方面,传统中医学建立的“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等治疗模式,是当相互联系的两个部分中的一个发生病变时,通过影响另一个的对靶点方式来调整病变部分的功能状态。
2现代中医学的理论构建
2.1以现代语言阐述中医理论基础 传统中医学以古汉语为表述方式,具有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的特点。由于文化环境的变迁,现代汉语中文字的含 义发生了许多变化,容易出现郢书燕悦式的曲解、误解。另一方面,文字常常影响到人们的思维习惯,独特的理论体系是现代中医学的基础,但语言表达方式并不是表现独立性的标准。过于强调表达方式的“原汁原味”易于造成舍本逐末。如将“阴阳学说”改称“α-β学说”似乎可以增强其科学性的感觉。不同表达方式本质上的一致性和现代人对其理解的差异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中医学中还存在着经络这样尚不能用实验来证实其本质的基础理论。同样尚不能用实验直接验证的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却成为现代经典力学基本定律,而根本不存在的“经济人”概念则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这说明符合当代人思维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更能强化人们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如将经络初步地解释为“人体内相互影响的组织、器官之间的连线”有可能提高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认知度(“连线”这个词语就比较符合现代人“既非物质性存在,又能显示各点之间相互联系客观存在”的思维习惯〉。以现代汉语表达方式阐述的中医理论和进而形成的现代中医学体系,将更易于被当代人接受和应用,降低人们的学习成本,为中医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条件。
2.2保持传统中医学分类标准的情况下,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纳入现代中医学的疾病分类体系,提高诊断水平 传统中医学以临床表现和病理生理变化为研究对象,形成了自身的病、证分类体系,具有指导疾病诊治的独特优势。源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四诊合参”和《灵枢·外揣》的“司外揣内”是中医诊断的基本原则。在有限条件下,传统中医学将医师可以运用的诊断手段和可以观察的对象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收集全面的信息,探求机体的内在变化。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应充分理解和坚持这一根本目的。
当代基础学科的发展使医学收集人体信息的能力大大提高,对疾病演变的规律有了更多的了解。现代中医学不必将基础科学的成就视作其他学科的专利、自身的禁地,而应充分利用一切科学成果,特别是吸收西医学诊断疾病的成果,以达到收集全面信息,探求内在变化的目的。
中、西医诊断疾病时面对的对象是唯一的,方法和结果则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现代中医学体系的构建,可在保持传统疾病分类的基础上,将西医诊断作为细分诊断,纳人自身的疾病分类体系,成为中医诊断的组成部分之一,即不再采用目前常用的单独中医诊断或中西医诊断并列,而是将西医诊断纳人入中医疾病的诊断分类体系,如诊断为“眩晕(高血压)”或“眩晕(内耳眩晕症)”。其中的“眩晕”为一级诊断,高血压、内耳眩晕症等为二级诊断。纳入西医学诊断可使中医学取得明显优势:①适应现代人的习惯。现代人群接受西医服务的仍然占有较大比例,对于西医的诊断方法、结果更为熟悉,易于理解和接受。②因条件限制,传统中医诊断方法对某些病、证内在病变的认识存在不足,如症状不典型的急性心肌梗死。吸收西医诊断体系后则可以充分运用现代方法,大大提高现代中医学的诊断水平,避免临床的失误,使患者获得有效治疗。③保持中医自身的疾病分类体系,促进中医诊断水平的提高。由于将西医诊断作为二级诊断,既充实了中医诊断体系,又能保持中医理论的完整性、独特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级诊断下的不同疾病,其病因、病机到诊治方法、演变规律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可根据不同的细分疾病,开展深入、细致的辨证研究,掌握不同疾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诊治方案。例如,不仅仅对“眩晕”进行辨证施治研究,而且根据诊断结果分别研究“眩晕(高血压)”或“眩晕(内耳眩晕症)”的病因、病机、发生和发展规律,加以辨证,其结果必将提高中医诊断水平。
2.3将现代治疗手段纳入中医学的治疗理论体系,在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临床效果,确定各种治疗方法的适应证 传统中医学不缺乏治疗方法的创新,新的方药不断出现。其原则都是在基础理论指导下,运用新的手段提高治疗效果。现代中医学可在分析现代治疗手段后将其纳入自身的治疗理论体系。比如:输血、维生素K等止血药物、手术结扎、缝合断裂的血管可以纳人“血虚则补,血脱则固,出血则止”的治疗体系之中,而纤溶酶等溶栓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则符合“血瘀则行”的治疗原则。另一方面,纳入新的治疗手段后,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掌握方药等传统手段和现代治疗方法,服务对象身心状况的演变规律,特别是对预后的判断,确定各种治疗方法的适应证和不同病证的诊治方案。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是近20余年来国际临床医学界所倡导的学科发展方向之一,被誉为21世纪的临床医学。著名临床流行病学家David Sacket教授将EBM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依据,同时结合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意愿,将三者完美地结合制定出病人的治疗措施”[1,2]。
作为反映新世纪国际医学发展趋势的新生事物,循证医学在国内一经引入便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与中医学的内在联系一直都是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3,4]。但抛开争论,循证医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模式或者说一种科学的方法学引入中医临床,为中医现代化服务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共识[5]。另一方面,在西医作为主流医学的当今社会,中医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尚难以用客观、准确、可重复的实验数据说明其疗效,长期被拒于科学体系之外[6]。而循证医学作为一种新的临床思维理念淡化了基本原理的研究,仅对临床疗效作出客观的评价。这对于以疗效著称的中医无疑是一次被世人认可的机遇。
1 临床中医师的循证医学实践
循证医学实践的目的是解决临床问题,包括认识和预防疾病,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应用有效的措施改善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这些都与临床医生紧密相关。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中医师在临床实践中仍是依靠经验和推论来进行临床决策的。而各个医生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不尽相同,各自师承和自己形成的经验不尽相同,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存在不少弊病[4]。我们在临床常可见到对同一个病人,不同医生的辨证或方药也不尽相同,治疗的效果也就不一样。这样既不利于患者疾病的诊疗,也不利于医生治疗水平的提高。循证医学实践为临床中医师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手段。
1.1 掌握循证医学知识,接受循证医学指导 循证医学要求临床医师在工作中不断提出问题并通过严格的检索挑选和评价文献来回答这些问题。因此,中医临床要实践循证医学,首要的条件是作为实践循证医学主体的临床中医师必须摒弃循证医学是西医的事,与中医无关的思想,自觉接受循证医学指导。一是认识循证医学的本质、意义、价值,提高实践循证医学的自觉性;二是熟悉循证医学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和主要步骤;三是掌握实践循证医学的各种知识、技巧,特别是快速、有效地查询相关文献资料,正确阅读、评价医学文献的基本技能,提高实践循证医学的能力[7] 。
1.2 借助循证医学方法,寻找最佳中医证据 按循证医学的定义,临床循证实践应有科学依据,强调按证据办事,而证据是已有的研究结果。目前,中医学的证据有三类[8]。第一类是四大经典,尤其是《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基本上是现在中医学证据当中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证据。第二类是四大经典之外的医学著作。这部分证据内容广博,数量繁多,其证据水平也参差不齐。第三类证据是按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所得到的临床证据。这些文献所报道的证据,从古至今一直指导着中医临床工作,尤其是具有中医特色的病案医话,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指导着中医临床。临床中医师在循证医学实践中应重视第三类证据的质量和运用,但不能否定和排斥前两种证据。随着中医循证医学体系的建立和研究方法学的改进,今后势必对于已有的中医古籍文献进行评价,以加入到更高级别证据当中去运用。
1.3 尊重患者自我意愿,完善临床诊疗决策 查询文献所获得的结果是所有研究对象的“平均效益”,而我们主管的患者并未在研究中,其特点可能不同于文献中的研究对象。因此,在将临床研究证据应用于具体患者时应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和相应调整[9]。
证据是循证医学的基石。遵循证据是循证医学的本质所在。循证医学在疾病的诊疗过程中主张,将现有最好的研究证据与医生的临床实践和患者的选择三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为每个具体的患者服务[10]。其核心思想就是谨慎、明确、明智地应用目前最佳医学证据对每个不同健康状况的人作出正确的医疗保健决策,进而对每个不同患者的健康问题提出更为完善合理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体现中医的特点,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2 结 语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论及精湛的医疗技术,在世界医学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医来源于实践,具有确实可靠的临床疗效。临床中医师在工作中引入循证医学方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医特色的中医诊断、疗效、治疗方案评价体系,必将为中医临床实践注入新的活力。正如陈可冀院士所断言:“循证医学在中医药研究中广泛应用的时候,也是中医药真正走向世界的时候” [3]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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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镜清,谢雁鸣,刘保延,等.循证医学在中医药界及其临床应用认识的初步调查.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04,4(10):737
6 徐厚谦.从循证医学观点思考中医药的发展.甘肃中医学院学报,2004,21(1):47
7 朱方争.临床医学生学习循证医学的作用.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3,20(1):6162
8 顾锡冬,张 勤.浅谈中医循证医学.江苏中医药,2008,40(2):7173